https://www.unz.com/article/are-modern-jews-khazars/
By Keith W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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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已經流傳了超過一個世紀的理論認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其實是中世紀皈依猶太教的可薩汗國子民，這是一個位於高加索地區的突厥國家。儘管現代遺傳學一度已經推翻了該理論，但自從10月7日的襲擊事件發生與反猶太復國主義再次抬頭後，這種觀點卻又突然重新流行了起來。
這種觀點在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中很受歡迎，因為如果它是真的，就能有力地反駁猶太人聲稱他們與《聖經》中的以色列有著血濃於水的淵源的說法，同時這個理論也被許多人利用來巧妙地規避“反猶主義”的指控。切斷《聖經》中的以色列人與現代猶太人之間的聯繫，也是該理論之所以會受到一些基督徒反猶太復國主義者親睞的原因——坎迪絲・歐文斯（Candace Owens）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她現在幾乎可以說是可薩人理論最具影響力的鼓吹者。坎迪絲認為，一個人“甚至不需要懂得識字”就能夠知道可薩人理論一定是正確的，因為“‘上帝的選民’才不會犯下大規模屠殺、偷盜、放高利貸甚至是在神秘儀式中強姦兒童等罪行。”
儘管在今天最常談論這個理論的往往是網路上的陰謀論者，但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濫觴自對中世紀可薩汗國歷史的學術研究成果。1932年，列寧格勒的俄羅斯科學院整理出版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希伯來文史料，它們成為了亞伯拉罕・胡納姆・波拉克（Abraham Nahum Polak）的《歐洲猶太王國史》（History of a Jewish Kingdom，1944）的直接參考來源，這本書將可薩汗國描繪成了一個以猶太人為主體的政權，並探討了其在東歐可能留下了多少人口遺產，波拉克將可薩汗國的崩潰與蒙古西征所引發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聯繫了起來——事實上，可薩汗國早在蒙古鐵蹄到來的數個世紀以前就已經衰落，這是波拉克犯下的一個致命學術錯誤（註1）。又過了幾十年後，隨著亞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第十三支派》（The Thirteenth Tribe）在1976年出版後，可薩人理論才真正引發了公眾的興趣，並逐漸演變出一種更極端的版本，認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就是可薩人的後代。
庫斯勒本人是一位匈牙利猶太人，他一生受到過多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影響——包括猶太復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但他最終成為了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和種族政治思想的堅定批評者。據柯斯勒的傳記作者寫道，他曾在與一位法國生物學家的對話中承認自己：
“堅信如果他能證明大多數的東歐猶太人（即今日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其實是可薩人的後裔，那麼反猶主義的種族依據就會不攻自破，反猶主義本身也會從此煙消雲散。”（註2）
在《第十三支派》一書的序言中，柯斯勒概述了他對自己的理論的期許——即徹底終結反猶主義這個“最殘酷的騙局”：
“在我撰寫這段話的時候，大屠殺的真相尚未被全部公諸於世，但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如今世界上絕大多數猶太人的祖先都來自東歐——因此他們很可能是可薩人的後裔。如果這是真的，這就意味著他們的祖先不是來自約旦河，而是來自伏爾加河；不是來自迦南，而是來自高加索，而後者曾被認為是雅利安民族的搖籃；而且，從基因的角度來看，他們與匈奴人、維吾爾人和馬扎爾人的親緣關係實際上比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還要更近。如此一來，‘反猶主義’就將徹底失去意義，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兇手與受害者的共同誤解之上。隨著它逐漸從歷史長河中重新湧現，可薩汗國的歷史正在變得越來越像是一場有史以來最殘酷的騙局。”（註3）
柯斯勒的理論帶有很強的推測性。他沒有借助現代遺傳學，而是純粹根據史料中的一些線索來建構自己的理論：
- 可薩汗國的統治精英在大約公元8世紀時集體皈依了猶太教。
- 可薩汗國在10世紀時因為基輔羅斯的入侵而崩潰。
- 中世紀晚期的東歐出現了大量猶太人口，尤其是在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
柯斯勒於是推斷，當時可能有大批皈依猶太教的可薩人遷徙到了東歐，進而成為今天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
近年來，隨著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的《虛構的猶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在2009年出版後，人們對可薩假說又再次燃起了興趣，坎迪絲經常引用這本書，並表示這是她開始接觸可薩假說的契機。桑德和柯斯勒一樣都是左派立場的猶太人，也是民族主義的堅定反對者，他們兩人都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對猶太人是有害的。
桑德既否定猶太人是起源於《聖經》中的以色列人，也否定第二聖殿被毀後猶太人從此開始漫長的流亡的傳統敘事。相反地，桑德主張黎凡特地區以外的猶太人幾乎都是當地的本土居民改宗後的結果——可薩人只是其中一個最廣為人知的例子——而不是因為猶太人真的作為一個生物學上的共同體從古延續至今。儘管桑德的理論引用了遺傳學，但他似乎不是很願意接納正經的遺傳學，有時他甚至暗示整個遺傳學領域都受到了種族主義思想的荼毒。例如，當遺傳學家哈里・奧斯特勒（Harry Ostrer）宣布自己的一項DNA研究成果證明了“猶太人的生物學基礎”時，桑德的回應卻是“希特勒一定會非常高興聽見這個消息。”桑德還說，遺傳學家之所以一直迴避可薩假說，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會動搖猶太民族長久以來的身份認同。
撇開遺傳學不談，桑德的歷史論證本身並無新意，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複了柯斯勒在《第十三支派》中的觀點。為了提供更多歷史依據，他主要引用了兩個來源——一可疑的劍橋文獻（Cambridge Document）以及約瑟王的書信，我們會在稍後詳細談論它們。
桑德寫道：“可薩人的神聖語言和書面文字都是希伯來語，”他引用了伊本・納迪姆（Ibn al-Nadim）的記載（註4）。事實上，納迪姆僅僅記載了可薩人懂得書寫“希伯來字母”，而且也只限於精英階層，畢竟那是一個大多數人幾乎都是文盲的草原社會。
桑德還聲稱希伯來字母透過可薩人早年對羅斯人的統治而影響了西里爾字母。然而，這一說法在歷史語言學中沒有任何證據，並且似乎只是桑德的一家之言；一般認為西里爾字母是起源於拜占庭傳教士發明的希臘字母和格拉哥里字母。
即使忽略這些錯誤，也先不管遺傳學上的證據，單純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桑德和斯科勒的理論仍然存在問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遷徙過程在歷史上留下了相對較詳盡的紀錄，這些史料顯示他們最初是來自西歐和南歐。
大流散發生後，猶太人便四散到了羅馬帝國各地，尤其是古典時代晚期的義大利。他們接著在中世紀的時候開始向北遷徙至蘭茵蘭和法國北部，這條“義大利−萊茵蘭猶太移民路線”在歷史學家之間早已沒有爭議（註5）。卡洛尼莫斯（Kalonymos）家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顯赫的拉比世家當年就是從義大利的盧卡遷徙至美因茨，其家族成員有不少人後來更成為了阿什肯納茲猶太社群中的傑出學者（註6）。
這些阿什肯納茲猶太社群接著又在12−15世紀間陸續向東遷徙到了波蘭和立陶宛。我們知道波蘭的統治者們對此是十分歡迎的，他們給予了猶太人法律庇護和經濟特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264年的《卡利什法令》（Statute of Kalisz）。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可薩猶太人曾經大規模西遷。可薩汗國崩潰後，高加索地區確實可能仍殘留著可薩遺民，但中世紀的文獻從未提到他們曾大規模遷徙至東歐。當時的編年史的確紀錄了波蘭和德意志地區的猶太社群興起，但它們並沒有說這些社群是來自歐亞草原的移民。如果可薩假說是真的，那麼如此大規模的移民必然會在史料中留下紀錄：編年史中對遷徙民族的記載、猶太社群傳統中對自身的可薩或突厥人起源的追憶、阿什肯納茲文化中的突厥語系成分語言學證據，這些通通都沒有。無論是柯斯勒、桑德或其他任何當代的可薩假說支持者，都無法在這方面提出令人信服地證據。
我們目前可以確定的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傳統語言−意第緒語主要是從受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影響的高地德語方言發展而來，這從側面證明了它誕生自中世紀說德語的歐洲猶太社群，而不是源於突厥語。意第緒語源自於中世紀高地德語，並吸收了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的元素（註7）。同樣地，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宗教和法律傳統也明顯是一脈相承自地中海和西歐猶太社群中的拉比文化，而非可薩人的草原文化。
可薩人真的皈依了猶太教嗎？
甚至連可薩人大規模地皈依了猶太教的說法也缺乏確切證據。一篇發表於2013年的論文《可薩人真的皈依猶太教了嗎？》（Did the Khazars Convert to Judaism?）就指出，那些經常被援引來證明可薩人曾大規模皈依猶太教的史料其實都存在不小的問題。
其中一個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是可薩國王約瑟寫給一位名叫哈斯代・伊本・沙普魯特（Hasdai ibn Shaprut）的猶太學者的信。約瑟在信中談到了可薩精英階層的集體皈依以及猶太宗教團體在王國的建立，這封信本身是用“優美的文學希伯來語”撰寫，沒有任何本土可薩語言的痕跡。這封信的作者顯然對該地區的實際地理情況一無所知。儘管國王介紹了他的王國，但他卻沒有提到王國中的任何一座主要城市，甚至他對“（王國的）東部地區明顯缺乏了解”，也沒有提到住在那裡的族群、貿易路線或其它任何商業活動。撰寫這封信的作者似乎只認識克里米亞，可是他對克里米亞的描述也有不少錯誤之處，這使得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這名作者應該是某個從君士坦丁堡來到克里米亞的旅行者。
這位猶太國王在信中提到了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型猶太會堂、經學院及其它學術中心，其中聚集了許多知名的猶太學者，但是：
“信中卻沒有提及任何一位學者的名字，其它史料也沒有提到這些猶太會堂或猶太經學院的存在，這方面的考古活動同樣一無所獲。在當時耶路撒冷或巴比倫的猶太經學院，以及開羅革尼匝（Geniza）保存的大量文獻中均未提到有任何來自可薩地區的學者，或是有哪個學者曾去過可薩地區。”（註8）
可薩人皈依猶太教的另一個重要史料來源是所謂的劍橋文獻或謝克特書信（Schechter Letter），這是一份中世紀的希伯來文獻，其據稱紀錄了可薩精英皈依猶太教的過程。這份文獻的作者和成書時間均不詳，其中記載的內容更是無法獲得其它史料的佐證。
這份文獻描述的事件與其說是真實的歷史，倒不如說更接近傳說，它講述了一群可薩貴族宛如奇蹟般地在一座山洞裡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希伯來經卷。雖然這些可薩人目不識丁，更從未學習過希伯來文，但他們卻立刻就能讀懂經卷上的文字，後來他們都皈依了猶太教。希伯來學者已經注意到，這個故事與猶太偽經編年史《約瑟夫斯之書》（Josippon）的內容有很多相似之處。
按照這份文獻的描述，可薩社會後來產生了發達的猶太學術文化，並建立了各種學院和傳統，問題是在其它任何猶太思想史中都找不到這方面的史料。史坦普弗（Stampfer）就指出：
“在當時耶路撒冷或巴比倫的猶太經學院所保存的大量文獻中...沒有一處提到過可薩地區的學者。”
外部觀察者的沉默同樣意義重大。拜占庭、穆斯林和羅斯公國的作家留下了很多關於可薩人的記述，並經常提及他們的政治結構和宗教多樣性。這些記述無一例外都表示可薩精英會信奉各種不同的宗教——而在汗國境內也確實存在猶太教——但沒有任何人說過可薩汗國是一個猶太王國或這裡有很多猶太學術中心。
此外，考古證據的缺乏也是一個問題。如果一個歐亞大陸大帝國的精英們突然集體皈依猶太教，並開始大興土木建造猶太會堂、學院和其它各種設施，那麼歷史學家就應該要能夠在考古活動中找到相應的痕跡才對。然而，儘管在可薩汗國的核心區域進行的考古活動確實發現了大量定居點、防禦工事和葬墓遺址，但中世紀文獻所謠傳的那些猶太教建築卻是根本連個影子也沒有。
“考古學家在可薩地區進行了挖掘活動，卻始終從未發現任何帶有猶太教符號的文物或葬墓。”（註9）
一項關於可薩人喪葬習俗的歷史研究亦指出，即使在據稱已皈依猶太教後，他們仍保留了一些明顯違反猶太教規的異教習俗，例如環鋸術，即在顱骨上鑽孔（註10）。
一位研究可薩文化的考古學家這麼總結了迄今為止的發現：
“幾乎沒有考古證據能夠證明猶太教曾經在可薩汗國中廣泛傳播。與猶太教有關的文物基本上只會出現在沿海的大型古代城市，因為這些城市往往人口混雜，擁有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們。但在草原和山區的葬墓中，卻幾乎找不到任何猶太文物的存在。它們的稀罕程度實在不足以使我們相信，猶太教曾在可薩人中盛行過。”（註11）
因此，關於猶太可薩王國的故事其實遠不像人們通常所以為的那麼堅實，反而它幾乎只是建立在一些道聽途說的故事上。但就算這種皈依真的發生過，它也無法證明可薩猶太人曾向西遷徙並成為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現代遺傳學對這個問題則給出了更清楚的定論。
可薩理論的新證據？
2013年，一位以色列遺傳學家語出驚人地宣布自己已經證實了可薩假說。艾蘭・埃爾海克（Eran Elhaik）在他的《歐洲猶太人祖先的缺失環節：重新審視萊茵蘭假說與可薩假說（The Missing Link of Jewish European Ancestry: Contrasting the Rhineland and the Khazarian Hypotheses）一書中指出，以高加索作為中心，其實比更傳統的從中東途經西歐遷徙的說法更能解釋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起源。他透過對現代民族的基因研究發現，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高加索族群的基因親緣性要比出現在他的模型中的其他中東族群都還要更近。埃爾海克——他曾在受訪時透露自己小時候就讀過柯斯勒的《第十三支派》——總結說：“我們的研究結果印證了可薩假說，證明歐洲猶太人實際上是高加索、歐洲與閃族血統的混血兒。”（註12）
鑒於埃爾海克確實有遺傳學背景，他的言論顯然值得認真看待。然而，他的主張卻與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可薩假說一樣存在諸多相同的問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文化中缺少突厥語的語言影響痕跡、沒有證據能證明歐亞草原發生過大規模西遷、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自己的歷史傳統也沒有提到他們來自東歐，更不用說考古證據並未發現可薩汗國境內有任何成規模的猶太社區。
然而，埃爾海克的論證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他認為只有可薩假說才能夠解釋東歐猶太人口的急劇增長——從15世紀的大約五萬人到20世紀時已膨脹至大約八百萬人——而不是自然的人口增長。他認為，這一點在猶太人身上尤其如此，因為他們“自古以來就飽受經濟打壓、奴役、同化、黑死病及其它瘟疫、強制與非自願的改宗、迫害、綁架、侵犯、流放、戰爭、屠殺和種族清洗之苦。”（註13）埃爾海克也引用了柯斯勒的《第十三支派》和桑德的《虛構的猶太民族》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但這種人口增長其實並不真的那麼難以解釋，特別是對一個自我封閉、高生育率且異族通婚率極低的宗教群體而言。20世紀初的阿米什人在北美洲只有大約五千人左右，如今他們的人數卻已經超過了三十五萬人。預計到了本世紀末，他們的人口將達到三百甚至七百萬人，相當於20世紀東歐猶太人的規模，只不過阿什米人最初的人口基數還要更小得多。南非的阿非利卡人一開始只是在17世紀初來到開普敦定居的數千名荷蘭移民，結果他們卻靠著自然的人口增長到今天已經有了三百萬人。
研究早期現代猶太史的葛森・漢德特（Gershon Hundert）記錄了波蘭猶太人的出生率明顯高於其波蘭鄰居，死亡率也比他們更低，而且猶太人通常更早結婚，雖然漢德特認為他們的人口增長主要還是要歸功於較低的嬰兒死亡率（註14）。當時的觀察家也注意到了猶太人的人口增長，漢德特引用了一位克拉科夫大學教授的話，後者寫道：“他們很少有人死於戰爭或瘟疫，而且他們大多在十二歲時就會結婚...所以他們的人口飛速增長也是理所當然了。”（註15）
埃爾海克同時還過分誇大了猶太人在那段時期所遭受的迫害。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真的存在大規模強迫猶太人改宗或屠殺他們的行為，現代歷史學家普遍同意相比起在西歐，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猶太人的生活其實相對要更安全且自治。
一位教宗使節就在16世紀考察波蘭猶太人的聚居區時寫道：
“他們在這裡的生活並不悲慘，也並非只能從事低賤的工作...相反地，他們擁有土地，能夠經商，並且對知識十分重視，尤其是醫學和占星學方面的知識...他們擁有相當可觀的財富，不僅僅是受人們景仰的公民，有時甚至還高過大多數人一等。”（註16）
類似地，猶太歷史學家以色列・巴塔爾（Israel Bartal）也指出這些經濟富裕且相當融入當地社會的猶太人，他們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會從事手工業、經商和租賃農莊，還有不少人會成為地方仕紳和參與國際貿易：
“在18世紀末，有將近30%的猶太人會積極參與莊園租賃的經濟活動，他們負責替貴族管理生產資料，例如釀酒廠、啤酒廠、磨坊、木材廠等等。”（註17）
此時的猶太人早已不再是低位地下、宛如過街老鼠般的少數族群，反而是主導貿易、協調農民與市場的重要中間商。
這一切都說明了，埃爾海克認為有必要用可薩假說來解釋的歷史異常現象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異常的。但他的遺傳模型又該如何解釋呢？
埃爾海克的論證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將現代民族直接當成古代民族的延續所建構的祖先模型為前提。說得更具體點，他認為生活在南高加索地區的族群——尤其是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就是可薩人的後代，問題是可薩人是一個中世紀的突厥聯盟，他們的確切基因構成至今仍是一個謎團。
埃爾海克寫道：“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可以被視為原始可薩人（proto-Khazars），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他們與可薩人屬於同一基因群體。”埃爾海克在這裡引述了三篇參考文獻，分別是Polak（1951）、Dvornik（1962）、Brook（2006）。前兩篇文獻是距今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可薩汗國研究，它們在今天一般被認為已經過時，至於最後一篇文獻則是出自一位“對中亞研究一無所知的業餘可薩歷史愛好者。”（註18）
其他遺傳學家也對埃爾海克的這一假設作出了嚴厲批評，他們指出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是高加索地區的原住民，不應該被拿來當成中世紀突厥聯盟的基因類比，畢竟突厥聯盟的統治精英很可能是起源於歐亞草原。
埃爾海克引用了巴拉諾夫斯基（Balanovsky）與其他人合作完成的一項研究，但他卻沒有提到該研究的結論是在黑海地區的所有民族中，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是最不可能曾經吸收過大量外來族群的。換句話說，埃爾海克在他的研究中分析了八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男性的DNA，但他卻根本無法證明自己用來進行對照的就是可薩人的DNA。在這種情況下要說兩者之間存在聯繫實在有些強人所難（註19）。
因此，埃爾海克的模型實際上只能被用來檢驗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高加索人是否有共同的祖先，而無法證明他們起源於可薩人。然而，根據傳統的歷史模型，東地中海和高加索族群之間存在基因相似性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因為這兩個地區自古以來就一直有著頻繁的遷徙與貿易往來。
第二個主要的批評在於埃爾海克用來代表中東血統的參照對象。一篇由二十位作者共同撰寫的回應論文就批評了埃爾海克的研究方法，因為他直接將現代民族當成了古代民族的替代品。光是他斷定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就是現代的可薩人這一點就已經極具誤導性，而且他還選擇用現代巴勒斯坦人來代表古代猶太人。如果使用其他中東民族來作為參照對象，整個結果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註20）。
綜上所述，這些方法論上的問題意味著埃爾海克的論證仍然並不比他過去的幾位前輩要更有說服力。相形之下，現代的遺傳學研究已經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起源提出了非常清楚且符合邏輯的解釋。
基因圖譜
在多項各自獨立的全基因組研究中，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已經被不止一次證明在基因上與黎凡特和南歐族群更為親近，而不是高加索或歐亞草原族群；如果他們真的是可薩人後裔的話，照理說結果應該要相反才對。僅僅憑這一項發現，就足以否定最極端的可薩假說了。
現代族群遺傳學已大致確定，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族群共享著一個明顯的近東祖源成分，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黎凡特。全基因組分析顯示，阿什肯納茲、塞法迪與米茲拉希猶太人雖然在地理上已分離數百年，卻仍然屬於同一個遺傳集群，這說明他們曾經有一個共通的起源，後來又在不同程度上互相混合。
這種模式在單親遺傳標記中也可以看見。父系譜系（Y-DNA）往往顯示出與中東族群的強烈親緣性，母系譜系（mtDNA）則與歐洲族群更為接近——這說明猶太男性與歐洲女性在歷史上有過頻繁的通婚。
早期的Y染色體研究——其常被用來追蹤父系譜系以及不同族群之間共通的男性祖先——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2000年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更發現，來自歐洲、北非與中東的猶太族群共享了一組相當比例的父系譜系，而它們又是源自於一個共通的中東祖先族群（註21）。
關於猶太人起源最具影響力的全基因組研究，是貝哈爾（Behar）等人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這群研究人員使用了數十萬個基因標記，將多個猶太族群與來自歐洲、中東及北非的數十個非猶太族群進行比較。結果證明，這些猶太族群形成了一個緊密關聯的遺傳群集，代表他們確實有共通的祖先，這不會因為數百年的地理分隔而改變。大多數猶太族群在遺傳上更接近中東與南歐族群，說明其祖源的確與古代黎凡特有聯繫，同時與周圍地區其他族群有過不同程度的混合（註22）。2010年的一項針對猶太流散群體的平行分析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結論（註23）。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起源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是因為他們雖然是形成於中世紀的歐洲，卻仍然保有明顯的中東遺傳連結。對於這些基因混合究竟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又是發生在哪裡的研究顯示，這些混合主要是發生在地中海世界。據2017年的一項非常重要的遺傳學研究指出，阿什肯納茲祖源中的歐洲成分極可能來自南歐，而義大利是一個最為合理的地點（註24）。
古代DNA研究更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點。2022年一項針對德國一座墓地出土的中世紀猶太人遺骸進行的大型分析研究又再次確認了阿什肯納茲人的起源，以及其祖先融合了黎凡特和歐洲的血統；雖然不同子群之間的比例有所差異，但整體上仍呈現出與古代猶太族群之間的遺傳連續性。
遺傳證據還表明，在中世紀時曾經出現過某種人口瓶頸。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起初是源自於一個相對較小的祖先群體，其之後在中歐與東歐迅速擴張，這一過程有助於解釋現代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遺傳同質性。
據一些更近期的分析指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祖源中的歐洲成分——尤其是南歐——可能比早期模型所認為的還要更早出現。部分研究者認為，早期的遺傳研究在建構“義大利祖源”時使用的並不是最理想的參照對象，因為它們通常是以北義大利人來作為參考，但實際上南義大利人與西西里人在遺傳上要更接近東地中海族群。由於北義大利人在遺傳上更接近北歐人，這些模型可能放大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與南歐族群之間的遺傳距離。
採用更具代表性的南義大利族群來作為參照對象後，一些近期研究估計，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源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來自南歐——特別是義大利。一項近期模型估計南歐祖源約佔68%，其餘大多則來自黎凡特與中東（註25）。
這促使遺傳歷史學家提出了一種解釋：“在公元1−2世紀的時候可能發生過某種一次性的事件...當時大量的猶太人湧入了義大利並與當地人通婚，後來這種異族通婚的現象就開始急劇下降。”猶太族群在這之後的數百年間一直保持著相對封閉的狀態，並先後遷移到了北歐與東歐，他們的遺傳組成則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顯著的變化。
迄今為止對猶太人的基因研究結果與可薩假說是完全不相容的。儘管對於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祖源中的黎凡特與南歐成分的精確比例仍存在討論空間，但遺傳研究已多次證明，他們在基因上更接近地中海與中東族群，而非高加索地區的族群。
更重要的是，遺傳研究顯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源在中世紀始終具有連續性。對中世紀猶太人遺骸進行的分析表明，其與現代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非常相似，並未出現如果一個族群曾被可薩改宗者大規模重塑後照理應該發生的、高加索祖源大量湧入的跡象。
綜合歷史、語言、考古與遺傳證據，我們基本已能夠得出結論：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一個在歐洲逐漸形成的群體，他們從地中海世界進入萊茵蘭，然後又繼續來到東歐。雖然就像所有流散的猶太族群，確實可能會發生改宗或地方性的基因混合，但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歷史上有過可薩改宗者大規模西遷，或可薩人曾經集體皈依猶太教之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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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B. Golden, Khazar Studies: An Historico-Phil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Khazars, 2 vol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0).
2
Michael Scammell, Koestler: The Literary and Political Odyssey of a Twentieth-Century Skeptic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546.
3
Arthur Koestler, The Thirteenth Tribe: The Khazar Empire and Its Herit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6). 1.
4
Shlomo S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trans. Yael Lot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9). 218.
5
Robert Chazan, European Jewry and the First Crus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21–22.
6
IBID, 22.
7
Max Weinreich, History of the Yiddish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03.
8
Stampfer, Shaul. “Did the Khazars Convert to Juda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 no. 3 (2013): 1–72. https://doi.org/10.2979/jewisocistud.19.3.1. 8.
9
IBID. 30.
10
Alex M. Feldman, The Monotheisation of Pontic-Caspian Eurasia: From the 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 53-54.
11
IBID. 54.
12
Eran Elhaik, “The Missing Link of Jewish European Ancestry: Contrasting the Rhineland and the Khazarian Hypotheses,”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5, no. 1 (2013): 62.
13
IBID. 18.
14
Gershon David Hundert, Jews in Poland-Lithuan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Genealogy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4.
15
IBID. 14.
16
Antonio Maria Gratiani, La Vie du cardinal Jean-François Commendon, trans. Fléchier (Paris, 1614), 190, quoted in Tadeusz Czacki, Rozprawa o Żydach i Karaitach (Kraków, 1860), 51, cited in Gershon David Hundert, Jews in Poland-Lithuan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Genealogy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6.
17
Israel Bartal, The Jews of Eastern Europe, 1772–1881, trans. Chaya Nao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42.
18
Shaul Stampfer, “Are We All Khazars Now?” Jewish Review of Books, Spring 2014,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802/are-we-all-khazars-now/
19
IBID.
20
Doron M. Behar et al., “No Evidence from Genome-Wide Data of a Khazar Origin for the Ashkenazi Jews,” Human Biology 85, no. 6 (2013): 859–900.
21
Michael F. Hammer et al., “Jewish and Middle Eastern Non-Jewish Populations Share a Common Pool of Y-Chromosome Biallelic Haplotyp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7, no. 12 (2000): 6769–6774, https://doi.org/10.1073/pnas.100115997
22
Doron M. Behar et al., “The Genome-Wide Structure of the Jewish People,” Nature 466, no. 7303 (2010): 238–242,
23
Gil Atzmon et al., “Abraham’s Children in the Genome Era: Major Jewish Diaspora Populations Comprise Distinct Genetic Clusters with Shared Middle Eastern Ance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86, no. 6 (2010): 850–859,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032072/.
24
Jingyao Xue et al., “The Time and Place of European Admixture in Ashkenazi Jewish History,” PLOS Genetics 13, no. 4 (2017),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380316
25
Steven Parker, “How Ashkenazi Origins Were Mis-modeled: Southern Italian Ancestry, Proxy Bias, and the Illusion of Levantine Intermediacy,” Authorea, January 30,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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