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靈間諜（4）穿透壁壘

整個通靈間諜的故事最大的諷刺在於，這一切的起因其實是美國與蘇聯雙方對自己是否已陷入“心靈落後”的焦慮——至於其始作俑者卻是一場騙局。

這個堪稱傳奇的故事始於1960年2月，當時一家法國雜誌《新發現》（Science et Vie）發表了一篇報導稱美國的核潛艇“鸚鵡螺號”成功進行了心靈感應實驗。

這篇文章有幾個斗大的標題：“美國海軍成功在核動力潛艇上實現ESP！”、“ESP是否會成為未來戰爭中的致勝關鍵？”以及“美國軍方已經掌握了心靈力量的秘密？”（註1）

文章描述了一名海軍中尉是如何在鸚鵡螺號中，其那時正深潛在北極冰洋底下，接收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發送者”傳來的訊息。時隔多年後，美國海軍依然堅稱這個故事完全是子虛烏有，其據說是一位法國作家編出來的，他後來寫了一本有關於這個主題的書。這位作家之後將這個故事分享給了《新發現》的編輯傑拉德・梅薩迪（Gerald Messadie）。梅薩迪後來對這件事表達了遺憾，他也同意這個故事應該是捏造的（註2）。

無論它究竟是不是騙局，蘇聯的超心理學家都沒有錯過這個故事。超自然研究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一直十分不受待見，畢竟根據共產主義的神學教條，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人類的精神世界，更不用說是ESP。然而，他們仍在私底下進行了實驗，因為他們相信西方也在這麼做。

但就在鸚鵡螺號的故事出現後，1960年4月，在國際間享譽盛名的蘇聯生理學家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博士（Dr. Leonid L. Vasiliev）向一群頂尖的蘇聯科學家發表了一場演說。“我們曾在史達林政權時期對ESP進行過非常廣泛且迄今從未公開過的調查。如今，美國海軍已成功在核潛艇上實現心靈感應。其實蘇聯的科學界早在二十五年前也進行過大量成功的心靈感應實驗！現在我們迫切需要拋棄偏見。我們必須再次開始研究這個至關重要的領域，”他告訴在場的眾人說（註3）。

在這場演說發表的一年內，瓦西里耶夫，這位蘇聯醫學院通訊院士、列寧格勒大學生理學系主任就在該大學中獲得了一座超心理學實驗室。

雖然蘇聯這邊亦不乏懷疑論者，但他們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進展卻似乎比美國還要快。其原因或許就像莫斯科國家儀器工程學的前科技超心理學實驗室主任愛德華・瑙莫夫（Edward Naumov）所說的：“多虧萊茵博士證明了ESP的存在，這裡的研究人員就不需要浪費時間去尋找證明了！我們只想找出超能力的原理與成因。”（註4）

超自然現象研究在20世紀60−70年代的整個東歐集團中變得十分炙手可熱，該領域的捷克研究人員更在1968年創造了心理電子學（psychotronics）一詞來取代超心理學。他們認為心理電子學能更清楚地顯示出“這是一個與人類的心靈層面與神經系統有關的現象”並且“其足以涵蓋所有相關聯的現象...”還不會帶有超心理學的那種“神秘”色彩（註5）。

不管是“心理電子學”還是“超心理學”，總之超自然研究正在共產主義陣營中蓬勃發展。

1970年，希菈・奧斯特蘭德（Sheila Ostrander）與琳恩・施羅德（Lynn Schroeder）兩位西方作家出版了她們合著的《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其詳細介紹了兩人在蘇聯和東歐對這些研究進行長時間調查後的收穫。這本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極大地推動了心靈研究，尤其是在美國。

據奧斯特蘭德和施羅德在她們的書中指出：

“當然，蘇聯的所有ESP研究都是由政府出資進行。來自多個來源的種種跡象表明，具有軍事潛力的超能力研究已得到蘇聯軍方秘密警察及其它準軍事單位的大力資助。從事非軍事領域的超能力研究的蘇聯科學家往往很難獲得資金。”（註6）

儘管承認蘇聯ESP研究的保密性使得要準確評估其進展變得十分困難，但兩位作者仍然確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落後於蘇聯。沒想到，這個結論後來卻在CIA和五角大樓內部引發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畢竟，在20世紀70年代的華盛頓沒有人會相信蘇聯可能在任何事情上領先美國，更何況是將人類的潛能變成冷戰中的間諜技術。

CIA官員夢寐以求的就是可以不透過任何可能被察覺的方式來與特工聯絡。軍方對指揮官或許能夠預測敵人的行動、窺視他們的計畫，甚至破解他們的通訊密碼的想法充滿興趣。雙方也都對心靈能力可以被用來導致國家領導人（無論是敵方或我方）生病、精神失常乃至致命的可能性感到十分震驚。

美國軍方的領導人，甚至是一些國會議員，紛紛開始要求務必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防止蘇聯在這場心靈軍備競賽中勝過美國。但大洋兩岸的冷戰領導人對心靈現象的興趣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檯面下的。從官方的角度而言，美國不可能會對一個不存在的現象感興趣。

甚至連蘇聯人也開始有所退縮。在1973年的一篇題為《超心理學——事實或虛構？》的文章中，蘇聯保守派人士抨擊奧斯特蘭德和施羅德的書只是“譁眾取寵的低俗之作”（註7）。他們聲稱蘇聯科學家之所以向兩位作者提供這些心靈實驗的故事，只是為了替自己爭取更多預算。“除此之外，超心理學經常被用來作為反蘇主義的宣傳，而反蘇主義也反過來成為了超心理學的宣傳。”（註8）

羅恩・麥克雷（Ron McRae）在1984年出版的《心靈戰爭》（Mind Wars）中詳細敘述了這場冷戰中的心靈之戰，他寫道：

“隨著《美國之音》的廣播節目也開始談論《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後，蘇聯官員就對外國人與本國的超心理學研究人員的交流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瑙莫夫是兩位作者引述的主要消息來源之一，他後來被逮補並流放西伯利亞接受勞改。”（註9）

美國這邊的批評者同樣十分活躍。

斯旺多年來一直身處在這種信仰衝突的中心，他寫道：

“深入研究後就會發現，超心理學家與開放的科學論壇之間的分歧其實不是科學而是哲學上的，如果要讓現代主流科學接受任何形式的超能力，就需要對現代科學的基礎進行徹底的哲學重構。因此，這從來就不是一場科學之爭，而是哲學−社會學之爭。”（註10）

這場衝突至今仍在持續。就連正經八百的《新大英百科全書》也承認有關於心靈能力的爭議尚未解決，並對其可能性持開放態度，它說：“目前各方的觀點仍十分極端且互相矛盾，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如何現有的證據都不是決定性的，目前已知的調查尚無法得出任何可信的結論。”（註11）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旬，隨著這本講述蘇聯在該領域的進展的書逐漸退潮，公眾漸漸失去了對心靈現象的興趣。但在CIA與軍方的某些圈子裡，一些官員卻已經將特魯奇博士（Dr. Truzzi）的哲學銘記於心，並開始試著採取行動。

不過，有些人的熱情倒是從未消退。根據1981年《資訊自由法》公布的一份CIA文件，該機構早在1952年1月7日就已經在考慮與ESP有關的計畫。文件的部分內容如下：

“如果真的像現在看來似乎已毋庸置疑的，即某些人確實具有一定的超感官知覺（ESP）能力，這一事實及其衍生的發展，對專業情報工作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確立了某些基本事實後，經過長久以來耐心地努力以及各種阻力，現在我們已經準備好將實際應用本身作為一個研究問題來考慮...出於目前的利益考量，最應該積極推動兩個特殊的調查項目，其一是尋找並培養能夠在ESP實驗上有卓越表現的人才，其二是重新整理現有一盤散沙的ESP統計結果，以取得完美的可靠性與應用性。”（註12）

CIA對心靈現象的興趣只會繼續不減反增，1966年，一位接受過該機構訓練的靈媒告訴迦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說，星象顯示現在是出訪中國的大好時機。結果就在他出訪外國的時候，恩克魯瑪被一位更親美的將軍推翻了（註13）。

後來解密的一份1972年CIA報告顯示，儘管有人抱持懷疑態度，但該機構的官員仍十分關心蘇聯的心靈研究進展。正如《時代−生活》的編輯所引述的，該報告指出：

“蘇聯在超能力研究領域的努力遲早會讓他們能夠達到下述目標： 

（a）了解美國的機密文件內容、我軍艦艇的動向以及我軍的駐軍位置與武裝配備。

（b）遠距離影響美國的主要軍事與文職領導人的思想。 

（c）遠距離製造美國官員的生命危險。 

（d）遠距離破壞包括太空梭在內的所有類型的美國軍事裝備。”（註14）

根據《時代−生活》的編輯兼作家麥克雷（McRae）的報導，CIA有六名專案官員負責關注超心理學領域的研究，然後向上報告任何可能具有軍事或情報應用價值的突破。這幾名官員皆是戰略情報局（OSI）的成員，他們在1972年4月會見了羅素・塔格，在觀看了蘇聯利用心靈能力來移動無生命物體的實驗錄像後，他們將評估報告發送給了研究與發展局（ORD）的成員。

一名ORD的官員在SRI會見了塔格和普索夫，並對他們的研究以及英戈・斯旺使用赫巴德博士的磁力計所做的實驗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名官員向CIA的科技研究局提交了一份態度積極的報告，於是科技研究局便在1972年8月與SRI簽訂了一份圍繞著斯旺的實驗合約。看著斯旺精準地描述了被藏起的物體，CIA決定進一步擴大實驗。就這樣在CIA的資助下，普索夫和塔格開始了他們在SRI的“掃描計畫”（Project SCANATE）。

全美聯合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透露，掃描計畫是“CIA贊助的一系列實驗”，他還將普索夫形容為“心靈研究的聖誕老人”；因為資金都是通過他來分配給其它研究機構（註15）。

1993年夏天，早在遙視計畫被公開以前，普索夫就曾被人問及他在掃描計畫中的角色。由於與CIA簽署了保密協議，普索夫只是笑笑地說：“我對此無可奉告。”但他接著卻拿出了傑克・安德森的那篇文章，然後簡單地說：“我們將這個計畫稱之為掃描，意思是我們要透過座標來進行研究。”

時代−生活書屋的編輯則更直言不諱，他們在1992年寫道：“普索夫和塔格與CIA——也許還有其它政府機構——簽訂了一項協議，以進一步研究遙視。”（註16）

掃描計畫從1973年5月29日，英戈・斯旺參與了最開始的遙視實驗，它們總共持續了兩年。這次遙視實驗是迄今為止最出色的一次。

這是“有史以來最嚴格監督的科學實驗，”傑克・安德森僱用的前調查人員羅恩・麥克雷表示，他後來撰寫了《心靈戰爭》一書，這是一本關於政府如何嘗試將心靈能力武器化的研究（註17）。

麥克雷寫說：

“CIA總部的人會挑選世界各地的一連串潛在的目標，包括美國、蘇聯與中國境內的秘密地點。另一個總部派來的小組會在第一個小組不知情的情況下從中選出具體的測試目標。然後，NSA會將目標的座標進行加密，再將其以密碼的形式發送（給掃描計畫的CIA負責人員）及其他負責監督SRI實驗的相關人員。除了總部以外的人，包括（專案人員）都不知道最後被選中的是哪些目標。”（註18）

麥克雷補充說，就算SRI的人事先知道目標也很難作弊，因為CIA有時會在實驗結束的兩、三個月後才用衛星去確認目標地點。

即便採取了這些預防措施，向SRI遞出第一份CIA合約的肯尼斯・克雷斯（Kenneth A. Kress）仍對遙視持保留態度。在1977年的一份機密報告中，克雷斯寫道：

“擴大的調查包括對原受試者（斯旺）及其他新人的多項能力測試。結果獲得的數據卻十分令人困惑；超自然能力似乎具有強烈的個人差異。例如，一名受試者可以透過他的心靈發功來讓熱敏電阻（thermistor）明顯升溫；可是第二位受試者卻無法重現這個動作。第二位受試者能夠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準確率命中密封信封中的內容。在相同的條件下，第一位受試者卻無法做到。也許更令人擔憂的是，即使對同一位受試者進行相同的實驗也未必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這一切很可能只是一場騙局。”（註19）

然而，塔格和普索夫對心靈實驗的信心卻越來越堅定。他們向斯旺提供了隨機產生的座標，並要求他描述一個遠在三千多英里外的地點。

正如那天的報告所描述的，斯旺當場閉上眼睛，開始描述他的見聞：

“這似乎是一座土丘或起伏的山丘。北邊有一座城市；我可以看見高聳的建築物和煙霧。這個地方似乎有些奇怪，有點像軍事基地周圍的草地，但我感覺這裡還有一些老舊的掩體，或是有加蓋的水庫。西邊有一根旗桿，有幾條朝向西方的高速公路，可能還有一條流向遠邊東方的河流；往南邊有更多城市。東邊是懸崖，北邊是柵欄。南邊有一座圓形建築，可能是塔樓。這是前勝利女神飛彈基地或類似的地方嗎？在沒有任何反饋的情況下，我只能得到這麼多，或許還需要多一點提示。這地方有些古怪，但由於我不知道要尋找什麼，所以要判斷這裡有什麼、沒有什麼並不容易。想像力似乎反而成為了阻礙。譬如說，我的感覺是地底下似乎有東西，但我不是很篤定。”（註20，斯旺事後還畫了一張草圖）。

幾個星期後反饋從東海岸發來了，普索夫寫道：“斯旺的描述不僅在每個細節上都絲毫不差，而且就連他畫的地圖上的相對距離也完全符合比例尺！”（註21）

普索夫聲稱，這次實驗還破除了斯旺是透過雜誌或電視來獲得目標資訊的可能性，因為“目標地點非常隱蔽，且受到出入管制”（註22）。換句話說，它是政府設施。

在掃描計畫以及隨後涉及CIA與其它政府機構的實驗進行期間，如何獲得反饋一直是困擾研究人員的問題。“我們會發送請求，但很少收到回覆，”斯旺評論說。“我們偶爾會收到回覆證實我們對目標的描述十分正確，但這並不常發生。”（註23）

斯旺接著指出，如果沒有反饋或事後的驗證，遙視就只不過是一種幻想、頭腦中的想像或一廂情願的美夢。“反饋對於遙視和實驗而言絕非無關緊要，”他寫說。“反而可以說是再重要不過。”（註24）

斯旺補充說：

“不為遙視尋求反饋，實際上就等於你想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解釋它。舉例來說，對懷疑論者來說它永遠只是一種錯覺，即便提供了反饋，他們也懶得看一眼。對於那些不願意拿出反饋的準通靈者而言，這一切則可能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尤其是假如一開始就無法獲得反饋的話。”（註25）

他表示反饋甚至比心靈感知本身還要更重要，因為若沒有反饋，就無法證明心靈能力是真實的。至少有一位曾接受斯旺訓練的遙視者就認為，反饋在訓練過程中非常重要，但如果是經驗豐富的遙視者，反饋的意義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而已。

斯旺在他位於紐約的家中保存著一疊又一疊實驗文件，由於有充分的反饋，這些實驗一再被證明是準確的。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SRI研究人員認為資助他們的政府單位沒有提供足夠的反饋，但很明顯，後者對這些遙視實驗的結果十分滿意。一個接著一個的政府機構開始資助通靈間諜，持續了將近二十五年。

普索夫表示，早期的掃描計畫實驗對於證明遙視的存在很有幫助，但它們卻缺乏真正的科學方法。他解釋說：

“我們需要的是能順利驗證目標的程序，而這可以由許多評審進行獨立地紀錄與評估來完成。此外，必須設計一些程序來避免透過尋常手段來獲取目標資訊的可能性，例如受試者事先記下了座標。最後，隨機目標的選擇程序與結果的單盲判斷（配對）必須交由獨立於實驗的研究人員來處理。這些程序務必要經過精心設計與嚴格執行，以避免那些刁難，或者更糟的是如果實驗很成功，還會受到詐欺和串謀的指控。”（註26）

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提供的是緯度偏北的座標，受試者很容易（且可能是正確的）就會回答自己看見了一片冰雪。

除了對實驗程序是否足夠嚴格的擔憂，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同事們對心靈研究往往會抱有本能的牴觸。“不管是科學家還是非科學家，人們總是很難接受會動搖他們世界觀的證據，”普索夫說。“哪怕證據就在眼前，也很難改變根深蒂固的思維。”（註27）

斯旺認為，政府此時介入遙視研究或許反而是最好的結果，因為CIA及其它機構只在乎具體的成果。

“由於我們不需要解釋這是怎麼做到的，而只需要證明它確實行得通，這麼一來事情就簡單多了，”他說。“他們想要的就是成果，所以這很容易就會變成機密項目。他們對英戈・斯旺在科學論壇上發表的論文與隨之而來的論戰不感興趣，只有超心理學家才會為了它們爭個沒完。”

他補充說，大多數對遙視感興趣的政府人員都抱持著一種“工程思維：他們的態度是‘我們不在乎這座橋是怎麼蓋的，反正只要它能蓋起來就好。’”正是出於這樣的關切，SRI研究人員開始使用在地目標進行了一連串冗長的雙盲實驗，並讓獨立的評審到場見證與確認遙視的結果。

實驗是這樣進行的：遙視者會與一名SRI實驗人員待在一起，至於其他人，他們被稱為目標小組，則會收到SRI的資訊科學與工程部隨機挑選的密封信封。

接著目標小組會打開信封，裡面會指示他們前往附近的目的地，基本上都在三十分鐘的車程以內。抵達目的地後，目標小組會在那裡花十五分鐘的時間四處查看。

與此同時，人在SRI的受試者會畫出或向錄音機口述他或她對該目的地的印象。

在目標小組返回後，受試者的印象就能得到即時的反饋。

“當然，不管我們怎麼看待這種非正式實驗，其結果是成功或失敗最終仍將取決於與實驗無關的獨立分析員，”普索夫表示。“作為額外的保險，SRI有時會邀請那些最懷疑的人來當評審，”他補充說。“而且他們經常懊惱地發現，實驗的結果完全正確。”（註28）

其中一位懷疑者是負責參與掃描計畫的CIA官員。作家羅恩・麥克雷提到了他的經歷。根據麥克雷，這名CIA官員願意匿名接受他的採訪。在麥克雷和普索夫的敘述中，他被用代號“V1”來稱呼，意思是訪客一號。

V1來到SRI想要“見識一下超自然的東西”。麥克雷說：

“V1同意擔任遙視實驗的遙視者。當塔格和他（V1）一起坐在舒適的休息區時，普索夫將前往第三方選擇的隨機地點。等到時間差不多了，V1被要求將他感知到的任何印象錄在磁帶上，他描述自己似乎看見了一條帶有欄杆的木頭走道，下方的地面有些塌陷。這個描述與目標完全相符，它是伯吉斯公園一條小溪上的行人橋。”（註29）

但V1還是很難接受；他懷疑塔格或許以某種方式對他的潛意識下了暗示。於是，在第二次實驗中，V1獨自與錄音機坐在角落。這次他表現得更好，準確地描述了一座電波塔與鄰近的電影院。

V1還是不死心，要求進行第三次實驗。這次V1和目標小組均對目的地進行了錄音與草圖紀錄。小組回到SRI後，大家在開始驗證前先互相交換了彼此的錄音與草圖。

“終於，V1這下不得不承認：‘老天，它真的有用，’”麥克雷說。“他的錄音與草圖清楚地描述了目標，即距離SRI有四英里遠的一座遊樂場。”（註30）

V1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本來抱著懷疑、最後卻被SRI的研究人員以一絲不苟的實驗方法所折服的政府官員。

這段期間內最主要的遙視實驗還是圍繞著英戈・斯旺，他被要求描述帕洛奧托市政廳（當然，他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他說自己看見了一棟帶有垂直的支柱與“嵌入式”窗戶的高聳建築。斯旺還表示，建築的旁邊有一座噴水池，可是他補充說：“但我沒有聽到水聲。”（註31）

市政廳確實是一棟高聳的建築，它有許多垂直的支柱與“嵌入式”窗戶。然後恰好就在那一天，噴水池因故無法運作。“評審一下就認定斯旺的描述與目標完全一致。”普索夫評論說（註32）。

1973年7月，普索夫和斯旺參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心理電子學研討會。在與東歐研究人員交流的過程中，他們一再被問及與受試者的心理壓力有關的問題。普索夫後來寫道：“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從他們是如此重視受試者的精神穩定性這一點就足以知道，蘇聯人肯定早就已經脫離了爭論這個超自然現象究竟是否真實的階段。”（註33）

從歐洲返回後，普索夫和他的同事羅素・塔格遇到了另一位具有不可思議的心靈能力的人：派崔克・普萊斯（Patrick H. Price）。普萊斯是一位血氣方剛的愛爾蘭人，他曾做過警察局長、偵探、商人與加州伯班克市的副市長。

普索夫是在掃描計畫啟動的幾天後接到了普萊斯打給SRI的電話。

據普索夫回憶，普萊斯自稱具有心靈能力。就在他正打算地禮貌地掛斷這通不請自來的電話時，普萊斯卻說：“事實上，身為警察局長，我曾經用自己的能力來追捕嫌疑人，儘管當時我尚無法相信自己真的擁有這樣的天賦，並將我的好運全都歸功於直覺與僥倖。然而，有一天，我大腦海中清楚地看見了一些正在發生的事情，而那是我絕不可能通過尋常手段知道的，後來我進行了檢查，結果證明這都是真的。有過那次經驗後，我不得不開始懷疑自己多年來的種種心靈經歷是否確實不是巧合。”（註34）

接下來兩人的談話逐漸引起了普索夫的興趣，他突發奇想向普萊斯提供了之前斯旺成功遙視過的東海岸座標。他要求普萊斯遙視看看這個座標。普萊斯同意了，四天內普索夫就收到了一份總共有五頁的“密集描述，它從一千五百公尺的高空開始往下慢慢形容這個地方，最終在建築物的內部中結束。”（註35）普索夫說，這些描述甚至包括了辦公設備、辦公桌上的人名，乃至上鎖的櫃子中的資料夾上面的分類標籤。他回憶道：

“我盡責地將這件事報告給了我們在東海岸的挑戰者（V1，那位CIA官員），我實在不敢相信如此鉅細靡遺的描述。幾個星期後，我非常驚訝地得知，帕特（派崔克）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那位挑戰者還表示帕特絕對不可能通過正常的管道獲得這些資訊。”（註36）

經過幾個星期的進一步實驗並持續獲得正面反饋後，普萊斯終於得到了正式邀請，他將結束自己在太浩湖的半退休生活，加入SRI的研究人員。

普萊斯參與了不少遙視實驗，並被證明是一位頗有才能卻不夠穩定的靈媒。由於以前當過警察，普萊斯在遙視時總是太過試圖注意細節。這降低了他的平均“命中”率。在他的第一次實驗中，普萊斯接受了與斯旺同樣嚴格的標準，目標是史丹佛大學的知名地標胡佛塔。他的錄音在目標小組回到SRI後被播放出來。在大致描述了整個目標區域後，普萊斯最後說：“...它看起來像是胡佛塔。”（註37）

1973年的進一步實驗再次證明了普萊斯非凡的能力。

然後在1974年的一天下午，普索夫在SRI部門的主管邦納・考克斯（Bonnar Cox）顯然是想親自確定這些實驗究竟嚴不嚴謹，所以他陪同目標小組一起出發，而不是讓他們帶著寫有目的地的信封。“考克斯故意不規則地駕駛，一下左轉一下右轉，”普索夫回憶說。“最後我們來到了紅木城碼頭（Redwood City Marina），這裡有很多當地的划船愛好者。”（註38）

回到SRI後，小組聆聽了普萊斯錄下的自己所看到的內容：

“我們不必等了。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他們在哪裡。我看到一座靠著海灣的小船塢或小碼頭...是的，我看見小船，幾艘遊艇，幾艘小帆船正在揚帆，它們的桅杆有的是階梯式，有的是直立式。這座小船塢或碼頭...很有趣——有個東西冒出來了——它看起來就像中國或日本的寶塔。它有明顯的東方建築色彩，似乎離我們這裡並不遠。”（註39）

普索夫非常震驚，因為普萊斯不但準確描述了碼頭，甚至還提到了碼頭上的一家寶塔造型的亞洲餐廳。

更棒的是，這次特別的實驗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與過往的實驗有所不同：普萊斯顯然是在目標小組抵達碼頭的二十分鐘前，就已經知道了他們要去哪裡！

羅素・塔格是在下午三點零五分打開錄音機和向普萊斯解釋實驗內容，然後普萊斯就打斷他並說出了前面的描述。當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十分。此時，普索夫和考克斯仍在漫無目的地行駛。他們是直到下午三點半才抵達紅木城碼頭。”（註40）

據《時代−生活》的編輯指出，在九次實驗中，普萊斯有七次成功命中，這樣的機率只有十萬分之一（註41）。普萊斯的這次成果令SRI研究人員意識到，遙視現象很可能並不受時間的限制。他們同時也很清楚，距離對遙視絕不構成任何阻礙。

在對他們的明星遙視者，即普萊斯和斯旺徹底心悅誠服後，SRI研究人員決定用以前從未表現出心靈能力的受試者來進行實驗。“自從英戈第一次接受實驗以來已經過了十八個月，”普索夫說。“我們已不再懷疑超能力的存在，我們開始期待繼續進行更多實驗，進而發現在背後控制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的物理定律。”（註42）

普索夫表示，研究人員最後只選定了六名受試者，以便對每個人進行詳細的醫學、神經生理學和精神病學分析。要分析的項目包括完整的病史和家族史、蛋白質電泳、血脂譜、尿液分析、血清素、十二導程心電圖、腦電圖、聽力、視力、特殊視覺檢查與EMI腦部掃描。除此之外，每位受試者也接受了冗長的神經心理學與心理分析。“我們的受試者受到的檢查程度之詳細恐怕僅次於太空人，”普索夫說。

杜安・埃爾金（Duane Elgin）是SRI的研究分析師，曾在ESP測試機器上進行過三次成功的實驗，他加入普萊斯和斯旺，成為了第三位“資深”遙視者。SRI還有三位“初學者”，他們分別是專業攝影師海拉・哈米德（Hella Hammid）和兩名該機構的職員馬歇爾・皮斯（Marshall Pease) 與菲利斯・科爾（Phyllis Cole）。哈米德曾以志願者的身份參加過ESP腦波實驗，但她過去從未經歷過心靈現象。

當哈米德第一次進行遙視實驗時，她描述了“一棟小房子，上方有紅色、交疊的木板。它有白色的裝飾與一個非常高的尖頂。但這整個地方看起來很假，就像電影佈景。”她的描述十分正確。這個目標是附近一座小型高爾夫球場上的十五英尺高紅色小校舍模型（註44）。

普索夫說，這是“首次效應”的一個典型例子，也就是受試者總是在陷入厭倦或過度追毛求疵之前之前表現得最好。這就像是賭博中的“新手運”。

由於她的藝術背景，哈米德被證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遙視者，評審一眼就可以看出她的草圖在繪畫什麼。在一項實驗中，評審認定她正確地描述了九個目標地點中的五個，這是五十萬分之一的機率。“回顧她在過去六個月裡與我們的合作，”塔格說。“我們發現除了一、兩個例外，在標準規範下進行的每一次實驗均顯示她的描述與目標地點有很明顯的相似性。”（註45）

埃爾金也是一名卓越的遙視者。有一次，在一位評估員的監督下，埃爾金正確地指出目標是一群在博物館附近打網球的人。

皮斯和科爾，即另外兩個“初學者”在七次實驗中僅取得兩次“命中”和兩次“接近”。“本次實驗的總體結果，在統計上並不具有參考價值。”普索夫總結說（註46）。

然而，普索夫亦指出，遙視實驗的結果通常是以偏“保守”的方式來評估的，所以當事人的描述很容易會被淡化。兩次“命中”仍然表明兩人具有一定的遙視能力，無論有多不成熟或稚嫩。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這種天賦的想法，在SRI繼續對其他訪客進行實驗後得到了印證。

正如普索夫和塔格解釋說：

“我們...在大約二十名參與者身上進行了成功的遙視實驗，他們幾乎從未有過這方面的經驗，甚至沒有興趣。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過有誰無法在遙視上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註47）

在這段期間，商人羅伯特・門羅（Robert Monroe）在1971年出版了《出體之旅》（Journeys Out of the Body）並在維吉尼亞州創立了門羅應用科學研究所。門羅多年來對自己的出體經歷進行了十分仔細地記錄，他製作了用來促進大腦左右兩半球的電脈衝進入同步的錄音帶。他的研究所很積極地從事超心理學研究，並向未來的通靈間諜提供心理測試服務（註48）。

遙視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研究人員俗稱的“疊置分析”（AOL），這是一種大腦試圖分析被輸入進來的資訊的行為。要進行準確地遙視過程，就必須努力抑制這股衝動。疊置分析只是研究人員在探究遙視時所碰到的一個問題。但遙視的存在本身已是不爭的事實。

“對我來說，遙視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普索夫表示。

塔格和普索夫在他們合著的《心靈之觸》（Mind-Reach）中詳細介紹了SRI的遙視實驗，兩位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典範（過去人們所接受的認為ESP不存在的世界觀）開始被動搖時，你會怎麼選擇？”（註49）

到了20世紀90年代，普索夫評論說：“典範已經轉變，特別是對那些看過數據、做過實驗的人而言。他們很明白其中的意義，這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至於公眾，他們拒絕了自己在八卦小報上讀到的那些內容，認為它們只是無稽之談，這可能其實沒有錯。由於無法接觸到第一首的科學或其它類型的數據，對他們來說，典範仍舊從未改變。”

掃描計畫最終於1975年宣告結束，它的結果有好有壞。這個計劃取得的成功是無可否認的。遙視被明確證明是一種可以在實驗室中重現的體驗。

據作家麥克雷指出，CIA委託加州聖塔芭芭拉的情報顧問約瑟夫・鮑爾（Joseph A. Bal）來評估掃描計畫的成果。鮑爾的結論是該計畫“提供了足夠顯著且清楚的超感官知覺現象，足以證明認真考慮其應用的合理性。”不過，鮑爾也提醒說，通靈間諜永遠無法取代傳統的情報方法（註50）。

另一家顧問公司，位於加州托倫斯市的AiResearch製造公司也接受CIA的委託來評估掃描計畫，根據麥克雷的說法，該公司得出了與鮑爾相同的結論（註51）。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旬，CIA已經相當滿意SRI的成果，該機構持續的資金挹注就是最好的證明（註52）。

1977年，《華盛頓郵報》的科學記者約翰・威廉（John Wilhelm）指出SRI的研究似乎並不誠實。他聲稱自己親自走訪了斯旺和普萊斯遙視過的東海岸座標，可是那裡沒有政府設施，只有“稀疏的山坡、一堆綿羊和滿地的糞便。”然而，與掃描計畫合作的一名海軍聯絡官卻堅持SRI的實驗是“貨真價實”的。

另外，麥克雷曾在他的書中說過：“不管證據有多麼壓倒性，我個人可能也永遠無法接受遙視的真實性，”（註53）。他對SRI受到的不當行為指控進行了調查。他總結說：“我發現這些指控根本是無中生有，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普索夫、塔格或他們的任何受試者有作弊；反而有證據表明一些針對普索夫和塔格的指控是故意捏造的，目的就是為了抹黑心靈研究。”（註54）

類似地，塔格和普索夫關於這個主題的第一篇論文也引起了許多側目與非議。1975年，兩位研究者向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IEEE）的出版物《IEEE論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IEEE）提交了他們的遙視實驗論文。這篇論文的標題為《千米距離資訊傳輸的感知途徑：歷史觀點與最新研究》（A Perceptual Channel for Information Transfer over Kilometer Distanc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cent Research）。

按照作家艾倫・沃恩，他是《IEEE論文集》的編輯，他本人曾在塔格和普索夫的論文發表之前親自見證過遙視實驗。

但這並不能阻止爭議的出現。IEEE董事會的約二十名成員集體要求這位編輯辭職，只因為他允許該論文發表，即使他們都承認自己並未讀過論文。最終論文還是被發表在了1976年3月的《IEEE論文集》（卷六十四，第三期）上面（註55）。

隨著掃描計畫獲得肯定以及SRI的研究成果登上知名的技術期刊，政府對SRI的持續資助似乎獲得了保證，尤其是在普萊斯成功為CIA進行了一次實驗之後。

CIA官員克雷斯描述了普萊斯對利比亞的飛彈與游擊隊訓練基地的遙視結果是如何被CIA的利比亞事務官員證實。可是，就在1975年7月，正當普萊斯準備繼續對這些地方進行遙視時，他卻突然因為心臟病發作而去世。“後來就再也沒有CIA資助的情蒐實驗了，”克雷斯斷言說（註56）。

塔格評論說：

“帕特・普萊斯...已經完全將心靈能力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他每天都會向我們分享世界大事的進程——陷入贖罪日戰爭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會在何時何日停火、一場全國知名的綁架事件的結局、OPEC的會議將被恐怖分子襲擊。幾乎每一天，帕特都會在事件實際發生的幾天前，就在午餐時間向我們預知這些新聞。”（註57）

普萊斯甚至主動描述了UFO和外星人的基地，這更加凸顯了遙視的可信度問題。

儘管掃描計畫十分成功，但CIA內部卻猶豫不定。由於相信者與懷疑者始終爭執不下，以及該機構被曝光的一些負面行為，包括試圖刺殺外國領導人的計畫，所以心靈研究從未被正式提上日程。

一個潛在的曙光出現在了1975年末，傑拉德・福特總統任命喬治・布希成為CIA局長。在1976年1月正式上任的布希與太空人艾德加・米契爾（Edgar Mitchell）是老朋友。米契爾在舊金山成立了思維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Noetic，在希臘語中是“新”的意思）。

熱衷於心靈研究並與SRI保持著密切聯繫的米契爾說服了布希，允許他在CIA內舉辦高級別的研討會，以探討超心理學在情報搜集方面的潛在應用（註58）。

但就在這些研討會產生效果之前，吉米・卡特成為了新任總統，而他在1977年任命了對超自然現象毫無興趣的海軍上將斯坦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作為CIA局長。

在1977年8月的一次採訪中，特納提到了帕特・普萊斯，但沒有直接指名道姓，只說CIA曾試圖將某人培養為通靈特工。特納聲稱，這個計畫已於1975年結束。“他過世了，所以我們也就沒有辦法了，”他淡淡地說（註59）。

但如果說CIA內部正在逐漸失去對遙視的興趣，另一邊五角大樓的情況卻正好相反。

SRI的贊助方現在變成了美國陸軍，並增加了另一項目標：建立一支特殊部隊，讓士兵們接受遙視訓練。

美國的通靈間諜即將正式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