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x Jones
在《彭博社》最近取得的大量屬於臭名昭彰的傑佛瑞・愛潑斯坦的電子郵件中*，這位已故的戀童癖者被發現曾與其他上流人士一同資助過一項有趣的計劃——哈佛個人基因組計劃（PGP）。愛潑斯坦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呢？答案是為了探究“美貌是否存在於DNA中”。
這件軼事，連同這些首次被《彭博社》曝光的電子郵件所透露的其它事情，揭示了本來就已充滿神秘的傑佛瑞・愛潑斯坦更不為人知的一面：他對超人類主義，或者說新優生學（neo-eugenics）的癡迷。傳統上，優生學指的是一門研究如何優化人類的繁衍、以促進下一代獲得更多“理想”的性狀的學問，而超人類主義則是試圖透過另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打造出“理想”的人類。
超人類主義主張使用科技手段來“增益”我們的基因及其表型（phenotypic）。舉例來說，美國優生學學會成員、作家大衛・高爾頓（David Galton）曾聲稱，將來科技的進步能讓父母人為地篩選孩子的遺傳基因，實現所謂的“客製化嬰兒”。尼古拉斯・阿伽爾（Nicholas Agar）等學者也對此表示支持，並將其稱之為“自由主義優生學”。
不管人們如何用華麗的辭藻來粉飾這種早已有之的對種族主義、精英至上主義的科學化，優生學的哲學基礎其實從未改變。無論是通過自上而下的篩選，還是超人類主義的干預來消除人類身上的某些不受歡迎的特徵，它們都等於是在將人貶低成一種可以被恣意操作的物品——從而否定了人類生命的神聖性。兩者都將看似“最優秀”的特質與內在價值混為一談，並將物質世界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使這個奧妙的宇宙被簡化成一種演算法、一個“科學地”系統。一片森林所蘊含的自發性（spontaneity）正在被企業或國家的結構化組織所取代。簡單來說，物質世界現在成為了幾乎所有問題的答案——從演化、死亡到生命本身。
但愛潑斯坦的優生學幻想並非只是某個離群索居的怪人的瘋狂念頭。恰恰相反，它其實反映了21世紀在美國政治領域一手遮天的科技巨頭們的真實想法。的確，如同《彭博社》所披露的這些資訊顯示的，愛潑斯坦的優生學野心實際上將他與學術界、科技公司和學術界中的一些最負盛名的人物與機構聯繫了起來。另外，這同時也反映了這些領域在今天互相交錯的程度，以及它們究竟抱持著怎樣自欺欺人、自私自利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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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封在最近被曝光的愛潑斯坦電子郵件的內容特別令人匪夷所思：愛潑斯坦曾在2018年的時候指示他的弟弟馬克・愛潑斯坦私下去詢問川普的競選顧問史蒂夫・班農，俄羅斯總統普京手上是否握有川普的把柄——“川普為巴布（Bubba）口交的照片”。
至於這位“巴布”是誰，有人懷疑是比爾・柯林頓，因為他的綽號就是巴布（但馬克・愛潑斯坦在最近受訪時否認了巴布是柯林頓）；也有人懷移是德州石油大亨、共和黨的大金主巴布・索爾茲伯里（Bubba Saulsbury），他的家族曾在2019年為川普的籌款委員會捐獻了超過五十萬美元，而他本人則在近日清空了自己的IG帳號——譯註
美貌的源泉
哈佛大學的PGP計劃實際上是其更雄心勃勃的前身——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的精神繼承者。HGP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一項旨在繪製人類的完整基因組圖譜的計劃，而哈佛的PGP則更側重於研究如何利用這些基因組數據來推動個人化醫療的發展。然而，就像它的哈佛繼承者一樣，HGP同樣與優生學運動有著分不開的聯繫。該計劃的首任主任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是一位種族主義優生學家，他認為黑人的智商天生低人一等，同時他也是紐約冷泉港實驗室的負責人。冷泉港實驗室最初曾附設有一間優生學紀錄局，其宗旨是要建立“一套全面的登記冊來記錄每個美國人的‘血統’...”包括洛克菲勒、卡內基等知名富豪家族均資助過它。諷刺的是，愛潑斯坦甚至曾邀請沃森到他家中作客，兩人還一起討論了“植物的細胞機制與人類癌症之間的關聯”。
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這位鬚髮灰白的老人是PGP計劃的主任，他曾向愛潑斯坦介紹自己的“改造人類”構想，他在研究生時期的導師是沃爾特・吉爾伯特（Walter Gilbert）。在沃森成為冷泉港實驗室的負責人之前，吉爾伯特和他曾共同領導過另一間實驗室。《紐約時報》曾描述丘奇是“一位致力於破解基因之謎、以創造出更優秀的人類的分子工程師。”他是眾所週知的優生學家——甚至曾開發過一款以基因來作為配對方式的約會app。丘奇在他職業生涯的晚年創辦了兩家公司，以進一步推動和分享對基因數據的應用。
其中一家公司−星雲生技（Nebula Genomics）專門提供全面的基因組測序服務，用戶只需要提供自己的基因檔案和醫療紀錄，該公司承諾會使用區塊鏈技術來保證客戶的隱私。然而，儘管星雲生技自稱注重隱私，但它仍然為那些願意犧牲隱私的用戶提供了誘人的胡蘿蔔，它就是“‘贊助測序’服務，只要用戶允許星雲生技將其隱去姓名後的DNA及其它數據分享給其在製藥界的合作夥伴，他們就可以獲得免費的臨床級基因測序服務。”這項服務不禁令人聯想起愛潑斯坦本人曾提出的一個想法，也就是創建一個人類DNA搜尋引擎，好讓人們能更好地研究“癌症等疾病的基因密碼”。
不過，不管星雲生技到底有沒有保障用戶隱私，其平台確實允許人們將他們的個人基因與醫療數據發送給製藥公司。這正是推動生物科技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礎，而生物科技也就是超人類主義背後的主要驅動力量。的確，生物科技的發展十分仰賴這些源源不絕地被輸送給製藥公司的“真實世界的數據”（而非從臨床試驗條件下蒐集到的數據）。其部分原因是因為生技公司往往會想要將藥物研發的過程轉移到臨床試驗之外——以規避在當前的監管體系下要將新藥推向市場時會受到的重重阻礙。“真實世界的數據”之所以重要還在於有越來越多的生物科技正在用上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而這些技術都需要大量的數據來訓練與改進其模型。
除此之外，丘奇與國家安全部門、彼得・蒂爾（Peter Thiel）等人以及CIA等組織的聯繫，再加上他們最新的投資項目、以“去滅絕”（de-extinction，即復活已滅絕物種）為目標的巨獸生技（Colossal Biosciences）——該公司試圖復活長毛象——莫不引起了外界對丘奇口口聲聲說會注重隱私保護的質疑。CIA投資這家公司“與其說真的是為了復活長毛象，倒不如說是為了這項技術本身，”這聽起來似乎完全與保護隱私背道而馳。據《攔截報》（The Intercept）報導，巨獸生技的技術“將有助於美國政府機構讀取、改寫與編輯遺傳物質，並且更重要的是，這將會牽動生物科技界的‘大國競爭’的格局，讓美國政府能夠‘率先制定這方面的倫理和技術標準。’”換句話說，像巨獸生技這樣的公司提供的技術與數據將有助於美國贏得這場生物科技軍備競賽。在如此重大的博弈中，隱私很容易就會變得無關緊要。
然而，對於哈佛大學的PGP，愛潑斯坦著眼的卻不是治癒癌症或在未來的軍備競賽中取勝——而是想要藉此探究“美貌是否存在於DNA中”。愛潑斯坦對於這種依賴不斷挖掘、共享和分析患者／用戶數據的模式很感興趣——其實際上也是建立大規模健康數據監控網的基礎，而它隨時可以被執法或國安部門武器化——這恰恰凸顯了這些數據是多麼容易就能被加以利用和改造，以服務於任何有能力控制它們的人的利益，這包括探究一些怪異的優生學觀點，例如“美貌”是否受到DNA的決定。事實上，愛潑斯坦、丘奇及其他科學家熱衷於研究的另一個抽象問題也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
就在愛潑斯坦向丘奇詢問美貌的基因原理的幾個月前，他還與PGP的主任一起探討了另一個想法，這位主任是一名學者，如今更是一家人工智慧教育新創公司的總裁，還在去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討論的是一個他們認為將會“吸引無數法律、心理學、生物學和經濟學領域的專家”關注的問題。這個號稱能夠打動如此之多學術精英的問題就是“如何解析大腦中與飢餓、性慾和恐懼相對應的‘愉悅信號’，”或者用其中一位參與討論的學者的話說這叫做“愉悅基因組計劃”。
這位學者在發送給愛潑斯坦的助理的郵件中表示：“如果這個主題對我們的贊助人來說太過天馬行空，還請務必告訴我，”愛潑斯坦的回覆是：“本贊助人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設限。”不過，愛潑斯坦的言論其實只是我們今天這個大規模監控世界的縮影而已。這些數據集（datasets）是來源於數百萬名公民所提供的個人基因數據，而我們的統治階級在取用它們的時候也同樣“沒有任何設限”。
戰勝死亡
2006年1月，愛潑斯坦聯繫了史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他當時正以心理學系主任的身份在哈佛任職——幾天後，科斯林主動提議他們可以“舉辦一場跨學科的晚宴，邀請經濟學、基因組學、肢體再生學等各方領域的專家來共同討論成立一間專注於研究‘遺傳學和大腦’、探索‘諸如延長壽命之類的超前想法’的實驗室。”對於不了解統治精英的怪癖的人來說，“延長壽命”聽起來似乎更像是科幻小說中的瘋狂科學家的囈語。如果不是因為那班科技億萬富翁和統治精英，這話或許還真沒錯。
舉例來說，愛潑斯坦資助了邊緣基金會（Edge Foundation）——它被描述為一個由“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和未來學家組成的非正式沙龍，它的另一個名字是現實俱樂部（Reality Club）”，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這讓愛潑斯坦得以接觸那些在遺傳學領域頗具影響力的學者和人物，特別是那些正在他們各自的領域中探索一些更為陰暗的問題的人。
其中一位這樣的科學家是克萊格・凡特（Craig Venter），這位蓄著濃鬚、目光如炬且“鐵石心腸”的遺傳學家至今仍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史冊中的一位無法繞過的重要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凡特和丘奇——前面介紹過他是哈佛大學的PGP主任——曾一起主持過“邊緣基金會大師班”，為一眾科技寡頭和媒體名人授課，其中就包括了Google創辦人拉里・佩奇和伊隆・馬斯克，這些講座舉辦的地點就在西好萊塢日落大道一旁高檔的安達仕酒店，緊鄰大名鼎鼎的喜劇俱樂部（Comedy Store），以及位於霍桑的那棟給人的感覺不是很舒服的白色SpaceX大樓。
他們在講座中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人們將機器融合，通過電腦讀取基因序列來“精準複製、自由操控程式碼，並透過反向編寫的方式來將其重新轉譯回生物個體身上”——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基因編輯。丘奇則不忘補充了一句最關鍵的話：“我們可以像編寫電腦程式一樣操控這些細胞，”他說。
早在這個“大師班”開課的十多年前，凡特就領導過一個由私人資金贊助的計劃，試圖挑戰花費政府預算的人類基因組計劃。憑藉“霰彈槍測序法”（whole-genome shotgun）與私人資本的支持，凡特想要甩過在他看來進展太過緩慢的HGP，以比NIH更快的速度完成對人類基因組的測序。他的努力最終獲得了回報；他和他的團隊與NIH一同分享了為人類基因組完成測序這一偉大成就的榮譽。
凡特在邊緣基金會的同事艾瑞克・溫斯坦（Eric Weinstein）是彼得・蒂爾的的創投公司−蒂爾資本（Thiel Capital）的常務董事。《紐約雜誌》曾形容邊緣基金會的成員都是溫斯坦所說的“知識分子暗網”中的一員，根據該雜誌的說法，他們掀起了“一場重新喚起某些學術問題的運動——例如，種族或性別的先天差異——這些問題至少在目前一般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事實上，凡特與HGP、像沃森那樣的優生學家之間的密切聯繫，似乎正好襯托了邊緣基金會的科學家們正在“喚起”一些具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的說法。不過，自從他開始參與人類基因組測序計劃後，他最新也是最雄心勃勃的嘗試——創立了一家名為人類長壽（Human Longevity）的公司——卻使他不再只是侷限於重新包裝過去的禁忌話題，而是準備要打開潘朵拉魔盒、改寫人類的生死法則。說得更具體點，人類長壽公司致力於“利用（凡特）協助破譯的DNA密碼來研究如何延緩死亡的腳步，至少數年甚至數十年。”
作為一個不會放過任何賺錢機會的人，凡特在人類長壽公司中開設了一個服務，用戶只需要支付兩萬五千美元即可接受超級仔細的體檢，包括血液檢查、兩次核磁共振掃描、心臟超音波和CT掃描、糞便樣本分析，以及一項宛如電影《銀翼殺手》般的“認知測試，電腦螢幕上的字母會以令人眼花撩亂的速度閃過。”
然而，除了為公司創造收入之外，這些細緻入微的體檢也有作為蒐集數據的重要作用。正如《生物科技世界》（Bio IT World）所報導的，人類長壽公司渴望“打造世界上最全面的人類基因及其表型數據庫，並將其應用於機器學習，以促進開發對抗與衰老有關的各種疾病的新方法”——換句話說，就是要蒐集大量的私密生物數據。這些數據被認為是“最終實現基因組學的承諾”——其在凡特的眼裡就包括了大幅延長人類壽命——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愛潑斯坦與丘奇一直以來所關注的問題。
另一位目前正在繼承愛潑斯坦的遺志、致力於對抗死亡的人則是PayPal和真知晶球（Palantir）的創辦人彼得・蒂爾。蒂爾為此選擇了比較不那麼激進的做法，他想要冷凍自己的身體——據說愛潑斯坦也曾考慮過這麼做。在一次播客節目中，蒂爾告訴CBS新聞主編巴里・韋斯：“我並不指望它一定能成功...但我認為這值得一試。”對蒂爾而言，冷凍身體說實話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宣言”——作為對抗死亡的大膽但可能只是白費力氣的嘗試。
在這個蒂爾宇宙中還有一個人也同樣對抗衰老研究富有興趣，他就是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曾在小布希政府任職的他後來成為了蒂爾基金會的負責人，並參與創立了蒂爾獎學金——他在最近成為了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的副部長。在成為政府閣員之前，奧尼爾曾透過蒂爾獎學金向創投家勞拉・戴明（Laura Deming）提供了十萬美元的資金。戴明利用這筆錢創辦了長壽基金（The Longevity Fund），這是一家專門投資各種延長壽命和逆轉老化研究的公司。
戴明後來又與她的史丹佛大學校友亞歷山大・科維爾（Alexander Coville）一起創立了另一家抗衰老研究風投公司−“age1”，科維爾本人研究的領域就是“老化生物學”。科維爾一直以來都在呼籲應該“放鬆生物科技領域的監管”，這同樣也是奧尼爾的立場，後者認為FDA應該允許藥品可以先獲得上市批准，然後才進行藥效試驗。
2019年，奧尼爾成為了SNES研究基金會（SENS Research Foundation）的CEO，此前他已經作為該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有十多年了。SNES是一個致力於投資抗衰老新創企業的非營利組織，它是由激進的英國衰老病理學家奧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創立，據説他有戀童癖傾向。格雷蓄著一把宛如巫師的大鬍子，並綁著一條長長的、好似花環般的馬尾辮，他又被譽為“永生的預言家”。他相信隨著科技進步，未來的人類將可以活上“數千年”，而少數幸運者甚至可以活得更久。值得一提的是，SENS的第一位贊助人正是那個帶領奧尼爾進入私營企業領域的人，彼得・蒂爾。
然而，格雷卻不是蒂爾身邊的唯一一個對未成年人抱有特殊癖好的永生追求者；因為蒂爾也與愛潑斯坦有些交情。在2015−2016年，愛潑斯坦向蒂爾的維拉創投（Valar Ventures）旗下的兩檔基金捐獻了四千萬美元。蒂爾本人曾在2018年的時候投資了與以色列情報單位−8200部隊有關的一家叫做卡拜911（Carbyne911）的公司，該公司會蒐集所有撥打過911報警電話的用戶的數據，以用於預測犯罪。愛潑斯坦在更早的三年前就透過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的Sum公司投資了卡拜。所以，愛潑斯坦和蒂爾很可能曾在2014年兩人的幾次會面中討論過他們對卡拜的投資，以及愛潑斯坦對維拉創投的贊助。
除了投資抗衰老生技公司，蒂爾還說過：“人們可以選擇接受死亡、否認死亡或對抗死亡...我認為今天統治我們社會的都是那些選擇接受或否認死亡的人，但我個人卻更寧願去挑戰死亡。”
蒂爾並非唯一一位與愛潑斯坦有交情且試圖戰勝死亡的億萬富翁。Google的聯合創辦人謝爾蓋・布林在2004年透過愛潑斯坦的引薦而成為了摩根大通的客戶，後來他又在愛潑斯坦的協助下為自己的子女設立了一個信託基金，布林同時也是“一家以‘終結死亡’為目標的、非常低調的生物科技公司−加州生命公司（Calico）”的創辦人。據《標準晚報》（The Standard）報導，布林本人“從來就沒有死亡的打算”。亞馬遜創辦人傑夫・貝佐斯曾跟當時剛出獄的愛潑斯坦共進過晚餐，並對抗衰老新創公司−阿圖斯實驗室（Altos Labs）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其如今已籌集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阿圖斯實驗室目前正在開發一種“再編程技術”，據說它已成功通過某種宛如科學怪人般的方式使“實驗室中的細胞返老還童，一些科學家認為將來同樣的技術可以被拓展到使完整的動物恢復青春，終極目標則是延長人類的壽命。”然後還有猶太復國主義者拉里・埃里森，他的甲骨文公司是CIA的承包商，並與真知晶球建立了合作關係，埃里森已向抗衰老領域投資了超過三億美元。科技企業家布萊恩・約翰遜（Bryan Johnson）將自己的布雷恩垂（Braintree，它曾經是Venmo的擁有者）公司賣給了蒂爾的PayPal，他還寫了一本叫做《告別死亡》（Don’t Die）的書，為了追求永生，他會將他十幾歲大的兒子的血漿注入自己體內，以及接受所謂的“陰莖震波療法”（penis shockwave therapy）。馬克・祖克柏是蒂爾的得意門生，他的創業之路少不了這位恩師的提攜，每年祖克柏都會通過他與他人共同創立的“突破獎”（Breakthrough Prize）來向抗衰老領域的科學家頒發三百萬美元的獎金。突破獎的資金來源還包括了謝爾蓋・布林和他的前妻、基金數據蒐集公司−“23與我”（23andMe）的創辦人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
簡而言之，愛潑斯坦只是眾多企圖透過超人類主義科技來打破人類生命界限的精英之一。這種對死亡根深蒂固的恐懼，以及對物質世界病態般的迷戀，為這群看似高不可攀、對美國政治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億萬富翁們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雖然大多數人都相信這些億萬富翁是憑著他們超乎常人的智慧與熱情而累積了這些財富，可是他們對永生的執著卻反映出了這群人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們始終活在對現實的恐懼中——因為這是他們永遠無法控制的東西。
培育嬰兒
事實上，這種想要控制一切的非理性渴望正是優生學的原動力。優生學家想要掌控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生活，而是還有他們所身處的共同體，乃至全人類的未來。自然地，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也會覺得他們的基因最適合帶領人類走向更美好的未來。要確保自己的基因盡可能地延續下去有一個最原始而簡單的方法：持續不停地與不同的對象造小孩。
在《彭博社》曝光的與愛潑斯坦通信的科學中就包括了哈佛的發展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他是“美好計劃”（the Good Project）的聯合主任。在他回覆愛潑斯坦的郵件中，加德納回答了他提出的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關於生育後代的建議”。
加德納告訴《彭博社》，“這個關於‘後代’的問題具體指的可能是‘如何人為培育後代’。”鑒於以前就有過愛潑斯坦疑似十分熱衷於人為培育“子嗣”的報導，所以這應該是真的。
《紐約時報》報導說：
“從2000年初開始，愛潑斯坦先生就曾向不止一位科學家和商人透露，他計劃將位於新墨西哥州的一座牧場用作基地，讓一群女性在那裡透過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下他的孩子...”
然而，就像愛潑斯坦對優生學的其它興趣一樣，他的嬰兒農場計劃同樣也並不只是其自個兒的突發奇想。據說，他的靈感是源自於“過去的一些關於精種選擇儲藏所（Repository for Germinal Choice）的報導，這是一個專門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們捐贈精子、以增強人類基因庫的機構。”看來，為了追求“（完善）人類基因組”這個目標，愛潑斯坦似乎是認為他的基因也能為此出一分力。
類似地，還有一個與愛潑斯坦有聯繫的億萬富翁似乎也對瘋狂散播自己的精子和DNA抱有近乎病態的執著：特斯拉CEO兼SpaceX創辦人伊隆・馬斯克，他曾經僱用愛潑斯坦來擔任顧問，以協助他將特斯拉公司私有化，他的弟弟金巴爾・馬斯克（Kimbal Musk）也是透過愛潑斯坦的介紹才與自己的女友相識，而據《紐約時報》報導，馬斯克還曾向“他的朋友和熟人們提供自己的精子”，其中就包括小羅伯特・甘迺迪的前競選搭檔兼謝爾蓋・布林的前妻妮可・夏納翰（Nicole Shanahan）。
愛潑斯坦的嬰兒農場追求的是一次性生育數個孩子，而據報導馬斯克則是計劃在德州奧斯汀建造一座龐大的莊園，以用來安置他的十一個孩子和三名妻子。根據《紐約時報》，他試圖通過試管嬰兒等方式來同時與多個伴侶生孩子，與愛潑斯坦的嬰兒農場相比，他的計劃似乎顯得更加漫不經心一些。
愛潑斯坦曾呼籲應該要“減少為窮人提供溫飽和醫療照護的政策”，因為他認為人口過剩會成為嚴重的問題，這是許多優生學家常有的觀點，可是馬斯克卻更擔憂全球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人口過剩。然而，馬斯克似乎認為讓特定類型的人們多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這位特斯拉的創辦人顯然“很擔心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會不願意多生孩子。”他說：“我見過非常多很聰明的女性都沒有，或只有一個孩子...這讓你不免會覺得：‘哇，這好像不太妙。’”。
儘管表面上是出於不同的理由，馬斯克和愛潑斯坦的另一位好友、億萬富翁慈善家比爾・蓋茲都資助了與研究人口趨勢變化有關的研究。馬斯克向德州大學捐贈了一千萬美元用於這方面的研究。蓋茲基金會一直堅持人口過剩是一個問題，蓋茲本人創立了比爾＆美琳達・蓋茲人口與生殖健康研究所（Bill & Melinda Gates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並曾向一些旨在“藉由準確的人口數據及分析報告來推動合理的公共政策”的人口研究組織捐款。愛潑斯坦同樣投資過相關的研究，他向哈佛科學家馬丁・諾瓦克（Martin Nowak）捐贈了六百五十萬美元，而後者的研究方式正是“結構化族群的演化動力學”。
當愛潑斯坦已於2008年被定罪後，蓋茲依然與他一起合作投資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並且出於某種不明的原因，他還扮演了愛潑斯坦與MIT之間的聯絡人，蓋茲還有其它一些令人不安的投資，他對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的看法亦同樣負面。他曾試圖研發一種可植入式的避孕裝置，它可以“透過遙控器來開關”，他甚至曾提出應該根據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程度來決定他們能獲得多少醫療服務，另外他還與一家公司合作在非洲推廣長效可逆避孕藥，而該公司最初的使命就是要“改良人類的生物學基礎”。儘管愛潑斯坦和馬斯克或許對人口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蓋茲與這位已故的戀童癖者卻似乎相當志同道合。
愛潑斯坦腦
2008年初，正當民主黨黨內初選競爭激烈之際，即將成為總統的歐巴馬彼時還只是伊利諾州的參議員，傑佛瑞・愛潑斯坦就是在這個時候主動找上了“各個大學的明星研究人員”，並表示自己願意資助他們的“人類大腦研究”。據《彭博社》指出，其中一位研究人員是“紐約大學的知名神經心理學家”埃爾霍農・戈德堡（Elkhonon Goldberg），他後來對愛潑斯坦表達了幾乎就像是崇拜的感謝：
“‘在您的慷慨支持下，我們非常有信心能讓這個大腦研究專案成為一項名留青史的科學計劃，屆時我們將自豪地將它命名為愛潑斯坦腦，’戈德堡寫道，並附上了一個笑臉表情符號。”
紐約大學的楊立昆（Yann LeCun）是參與該計劃的研究人員之一，他從2013年開始在Meta公司從事人工智慧研究，如今他已是公司的首席人工智慧科學家。據楊立昆告訴《彭博社》，他在那次會面之前從未聽說過愛潑斯坦，也從未獲得他的任何資助，而在“那次會面”後兩人也沒有再繼續保持聯絡，不過立昆與“愛潑斯坦腦”的聯繫仍再次反映了科技巨頭與超人類主義的融合——尤其是這些科技巨頭往往也都有各自的“大腦”研究項目。
最值得一提的莫過於，2016年，深陷協助政府侵犯隱私、進行大規模監控醜聞的Facebook——現已更名為Meta——聘請了雷吉娜・杜根（Regina Dugan）來領導該公司的研發團隊“8號樓”（Building 8）。杜根是DARPA的首位女性局長，也是前Google高階主管。8號樓團隊存在的時間不長，不過其仍為Facebook的產品提供了“DARPA式的突破性技術”。另外，杜根是在2009年的時候被歐巴馬親自延攬入DARPA的。幾年後，在杜根的領導下，8號樓團隊開始致力於研究腦機介面，以試圖開發“能讓人們透過思維來發送訊息——以每分鐘打出一百個單字的速度”的技術。這些創新的產品將採用“光學技術”，而這也會讓Facebook得以“讀取（用戶的）思想”。
為了宣傳這個項目，杜根還故意問道：“你有沒有想過，如果能直接動動腦就打出字來該有多麼方便？...這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其實它比你以為的還要更接近現實。”對於Facebook和那些滿懷希望的科技樂觀主義者來說，遺憾的是，這個項目最終卻失敗了。
不過，這不是杜根最後一次涉足大腦科技領域。離開Facebook後，她又成為了惠康尖端（Wellcome Leap）的CEO——這是一家被惠康信託孵化出來的公司，而惠康信託則是一個與大型製藥公司關係密切的慈善組織，它專門資助生物醫學研究，卻也與英國優生學學會（British Eugenics Society）有著令人不安的聯繫。就跟8號樓一樣，惠康尖端也依循了DARPA的創新路徑，這是對杜根的領導地位的最好證明。
杜根在惠康尖端發起了“最初一千日”（The First 1000 Days，1kD）計劃，這個項目的宗旨是要“促進大腦網路的健康發育”。該計劃將利用可穿戴裝置來追蹤兒童在出生三年內的發育情況，蒐集數據，並從兒童的大腦中提取“有意義的信號”，這些信號隨後會反過來被輸入人工智慧演算法，以在“現實世界”中“評估大腦的發育過程”。然後，這些演算法又會衍生出一連串的“擴展方法”，包括“介入性治療”，好改善兒童身上的“管控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
所以，這項計畫試圖“促進”大腦網路的“健康”發育，這無疑比Facebook失敗的大腦研究計劃還要更接近優生學。1kD想要使用一個科學化的大腦模型來提升認知能力——而這需要持續不斷地對兒童的心理機能進行“介入性治療”與監控追蹤，接受這個模型的灌輸。如果這還不夠清楚的話，1kD甚至想利用穿戴式裝置來蒐集，從而建立完整的大腦電腦模型。這個模型將具有“預測”能力——它能夠根據各種不同的變數來繪製出大腦可能的發展軌跡。然而，這些旨在繪製、預測並引導嬰兒大腦發育以提升認知能力的計劃，追根究底還是建立在對一種完美大腦的想像上——一個號稱是科學的、以數據為基礎的、更優越的大腦。
雖然我們對“愛潑斯坦腦”計畫的具體詳情仍不甚清楚，但在與愛潑斯坦有著緊密聯繫的科技圈內，卻似乎存在著一種對科學要優於人類本身的信仰。在由科技巨頭建立的創新與大規模監控範式中，這個理想的“人”將透過數據挖掘裝置對人類特質的解析而被“創造”出來——這些裝置會將人們從裡到外仔細分析，並依照科學家及其寡頭資助者所制定的數位標準重新定義人。
與此同時，愛潑斯坦對真正的“愛潑斯坦腦”——也就是他自己的大腦還有著更直接的打算。據報道，他試圖透過低溫冷凍技術來在死後保存大腦，好讓他可以在將來有一天復活，而且他還打算連自己的陰莖也一起保存。愛潑斯坦這麼做可能只是出於私慾；如果他能保存自己的大頭和小頭，他就可以在來日重返物質世界時將他最珍貴的“模型”重新移植到新的身體上。但或許他這樣做也有更高尚的理由——他想讓自己成為供未來的人們研究與複製的理想“模型”，讓他們以他為標準來改良那些頭腦魯鈍、四體不勤的大眾。不管他的初衷是什麼，這一切大概都已隨著他在2019年的去世而化為泡影了。然而，想要創造理想人類模型的野心卻沒有因此消失。
冷港——拆解你、賣掉你
很多美國人可能不了解冷泉港實驗室和它附設的優生學紀錄局，但2025年最膾炙人口的電視劇之一、本・史蒂勒（Ben Stiller）主演的《人生切割術》第二季，劇中的主角們揭露了邪惡的盧蒙工業（Lumin）公司正在暗地裡進行著一項叫做“冷港”的秘密計畫。參與這項計畫的邪惡科學家們刻意囚禁了一名無辜的受試者，並在他身上製造出多重人格，這些人格彼此之間互不認識，也沒有任何關於對方的記憶。
雖說盧蒙工業的冷港計劃很像是在影射CIA在冷戰時期的大規模酷刑／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但它其實也與優生學的哲學理念不謀而合；優生學認為人的本質無非就是各種可測量、可操控的部位。這些部位能夠被隨意提取、研究、改造與加以利用，從而打造出更優秀的人類。優生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早在大型製藥公司開始涉足生物科技之前，這種信念就已經相當根深蒂固，優生學家相信只要透過合理的社會控制，統治者們就可以將“理想”的性狀保留下來，同時淘汰掉“不理想”的性狀。
然而，隨著仰賴生物科技的大規模監控技術催生出了超人類主義，這種認為人類隨時可以被測量、被分割的觀念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烈。超人類主義的本質就是對數據的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因為在超人類主義者眼裡，將人類分割成無數個部分後，從中提取出來的那個能夠被恣意操控的東西就是數據。
正因如此，科技巨頭才會如此積極地投身於超人類主義事業。很多科技寡頭們都相信所謂的技術奇點，這是一個十分反烏托邦的未來，在這種未來中日益月異的科技將徹底超越人類的智慧，以至於反過來支配人類。這群技術專家堅信，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便是推動人類與人工智慧的融合——換句話説，就是要創造一個更高等的種族，數十年來他們不斷從無數無償的勞工們身上榨取大量數據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最重要的是，正如惠特尼・韋伯（Whitney Webb）在解讀亨利・基辛格和埃里克・施密特合著的《人工智慧時代》（The Age of AI）時指出，這個所謂的高等種族將不會是由所有人類，而是僅僅由少數身處在這個雙層體系頂端的精英組成：
“在這個即將到來的、被人工智慧‘革命’塑造的社會中，基辛格和施密特曾公開表示，到時整個社會將會一分為二成兩個階級。上層階級的人會認為人工智慧‘令人歡欣鼓舞’，他們負責‘建構（人工智慧），訓練它、分配任務給它、監管它’，還有‘那些聽從技術顧問建議的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領袖’也算在這個階級。下層階級的人或許會同意這個人工智慧社會‘舒適便利’，但他們也會發現它帶來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或無力’的影響。這個（下層）階級的人將由‘那些缺乏技術知識，或主要是以消費者的身份參與人工智慧社會的人’組成，也就是絕大多數人。”
在基辛格和施密特合著的第二本書《創世紀：人工智慧、希望和人類的精神》（Genes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pe, and the Human Spirit）中，這兩人又提出了另一項預測，是關於這個雙層社會將如何誕生：透過超人類主義。具體來說，他們預言未來所有的人都必須與機器融合，成為技術人（Homo technicus）。與過往發生在人屬（Homo genus）身上的演化不同，成為技術人並不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相反地，現代科技的掌控者們將會以避免人工智慧反過來統治人類為理由，開始有意識地、強迫性地推動從智人朝向技術人的演化。
據《彭博社》報導，愛潑斯坦本人似乎完全認同這種觀點，這可能就是他與一名電腦科學家討論了有關於“人工智慧版的‘曼哈頓計劃’”的問題的原因。事實上，根據美屬維京群島公布的法庭文件，愛潑斯坦創立的南方信託（Southern Trust）的目標就是要“成為人工智慧方面，尤其是生物醫學資訊、金融資訊演算法和相關科技領域的佼佼者”。為此，這家公司“（專注於）蒐集數據，並在維京群島上註冊了一個大型的生物醫學和金融資訊數據庫。”
如今，愛潑斯坦的數據蒐集工作在他去世後已經交由OpenAI的山姆・阿特曼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繼續進行，他們正在推動“星門”（Stargate）計劃——建造一座巨大的數據中心，其將蒐集與整合散佈在網路上的海量數據，利用它們來創造人工智慧模型，進而為模型的主人們帶來利益，以及像惠特尼指出的，偶爾也會給平民百姓一些“舒適便利”。
歸根結底，這正是愛潑斯坦、學術精英和矽谷大佬們之間的交匯之處。這就是為什麼當記者羅斯・多塞特（Russ Douthat）有一次詢問彼得・蒂爾是否希望人類在未來繼續存在下去時，他竟支支吾吾了好一會兒、過了整整二十秒後才回答說：“當然，我很希望。”
可是，在對多塞特做出這番不甚情願的保證後，蒂爾接下來所說的話就沒有多少人知道了。“我也希望我們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超人類主義的終極型態，他繼續說道：“是一種徹底的轉變，你將會從原本的人類皮囊變成不朽之軀。有些人不喜歡...比方說，異裝癖者，他們只是喜歡做異性打扮，然後還有變性人...他們把陰莖變成陰道...但我們想要的遠不止這些...我們想要的並不僅僅是改變衣著或性器官。”
蒂爾所設想的這種轉變是精神性的：
“超人類主義只能改變你的軀體。但你的靈魂也需要被改變，你需要徹底革新你的整個自我。”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蒂爾的觀點或許是對的——只是並非完全像他想得那樣。如果說超人類主義只不過是“改造”人類靈魂的第一步，那麼這種改造也依然還是會僅限於人類大部分時間所身處的物質世界層面。這是因為全面擁抱超人類主義就意味著，靈魂將會成為下一個被種族主義優生學家、人工智慧演算法和精英寡頭所切割的東西。屆時，“靈魂”或任何人們認為屬於精神的、神聖的或超越世俗的事物，都將會被認為只是物質的一部分。
隨著構築這些系統的專家統治基礎設施的建設腳步日漸加速，這個社會——乃至全人類——的命運正取決於兩種可能：超人類主義是否真的會將靈魂貶低為物質的一部分，又或者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其實蘊含著一種美妙的、不朽的火花，而它恰恰是科技巨頭無所不在的監控工具所無法測量、預測或控制的東西。
我們不難想見愛潑斯坦會站在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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