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Alison Weir
November 26, 2009
• • •
今年8月，瑞典最大的日報發表了一篇報導，裡面包含了駭人聽聞的證據，證明以色列一直在從巴勒斯坦人身上摘取器官。這篇報導是由資深記者唐納・博斯特羅姆（Donald Bostrom）撰寫，他呼籲國際社會應該立即展開調查以查明真相（註1）。
以色列很快便反控博斯特羅姆和這家報社是“反猶主義”，並痛斥這種宣稱以色列人參與非法器官摘取活動的說法無異於現代版的“血祭誹謗”（blood libel，即中世紀廣為流傳的聲稱猶太人會為了取得鮮血而故意殺人的謠言，註2）。
許多以色列支持者也重複著這些說辭，其中就包括《評論》（Commentary）的喬納森・托賓（Jonathan Tobin），他批評這篇報導“只是歐洲正在資助與煽動的反以色列仇恨的冰山一角”（註3）。其他人則指責這家報社允許這樣的報導刊登是“不負責任的”（註4）。
然而，事實是，以色列的器官摘取活動——有時是由以色列政府出資，且有以色列高級官員、知名的以色列醫生和以色列政府部門參與其中——多年來早已被報導過不止一次。巴勒斯坦人就是受害者之一。
南希・謝珀−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醫療人類學系教授、器官觀察（Organ Watch）組織創辦人，也是多本關於器官販運的學術著作與文章的作者。每當主流媒體在報導這個話題需要引述專家的意見時，它們就會來請教她的看法（註5）。
雖然謝珀−休斯強調販運者和仲介人往往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和族裔，包括美國人和阿拉伯人，但她在談到以色列時卻毫不避諱地坦言：
“以色列是這份榜單上的第一名，”她説。“它的觸角已經伸向了世界各地。”（註6）
在去年由紐約PBS 13論壇主辦的一次演講中，謝珀−休斯解釋說，以色列的器官販運者“至今仍在經營著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金字塔系統...他們到處都有仲介、到處都有銀行帳戶；他們有招聘人員，有翻譯，甚至還有專門安排簽證的旅行社。”
聽起來這簡直就像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國際企業，現在就讓我們來一窺它的真面目。
如同謝珀−休斯所形容的，器官販運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付錢給那些貧困且飢餓的人，讓他們慢慢拆解自己的身體。”
器官販運者的目標是世界上最貧窮、最絕望的那群人——貧民窟居民、沒有未來的村莊居民、失去經濟能力或希望的人。販運者會向他們承諾天文數字的報酬（從一千美元到一萬美元）——但他們往往不會兌現——以換取重要的臟器。
對販運者而言，人體的器官就是商品，他們會將其從窮人的體內取出，然後販售給富人。這些器官“捐贈者”不會獲得任何術後護理，最終他們只會在身體、經濟、心理、社會與其它各種層面上陷入比原來還要更加悲慘的境地。有時他們甚至是被迫進行這樣的“捐贈”。
多年來，器官買賣在大部分國家均是非法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就包含了對人口販運的預防、執法和懲罰，其中對剝削人類的定義也包括摘取器官以牟利（註7）。直到2008年，以色列才終於通過了打擊器官販運的法案（註8, 9）。
謝珀−休斯在演講中提到了以色列販運者在進行這些犯罪行為時主要是出於兩個動機。她說，首先當然就是貪婪。第二個動機則更令人不寒而慄：“這是為了復仇、補償——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為過去的大屠殺伸張正義。”
她描述了自己與一名以色列器官販運仲介人的對話，對方告訴她“這就像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們會毫不手軟地奪走每一顆腎臟、肝臟與心臟。這是全世界欠我們的。”
謝珀−休斯還表示她“甚至聽過一些醫生也這麼說。”
這些年來，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以色列人一般會前往其它國家進行專家所說的“移植旅遊”。有時，這些器官是來自剛過世不久的人；當然它們更多還是來自極度貧困的人們。儘管不同國家和族裔的富人都有參與這些買賣，但以色列卻在幾個重要的方面堪稱無人能及。
首先，以色列人參與這類活動的比例是最高的。根據2001年BBC的報導，以色列人的人均腎臟購買量遠比其它任何國家都還多。
其次，據BBC報導，以色列的器官捐贈率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一，僅有歐洲的五分之一。這部分原因是猶太教禁止器官移植，它被認為是“對身體的褻瀆”（註10）。以色列新聞社Ynet報導稱：“猶太人的器官捐贈率是所有族裔中最低的。”（註11）
再者，以色列政府實際上默許這種事情發生。以色列的醫療體系會為公民發放“移植假”（transplant holidays）補貼，每個以色列人在國外接受移植手術都可以報銷八萬美元的費用。剩下無法報銷的部分則可以用政府資助（註12）的以色列保險計劃來分攤（註13）。此外，甚至連以色列國防部也有參與其中。
2001年，謝珀−休斯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國際關係和人權小組上詳細討論了以色列的器官販運問題（註14）。謝珀−休斯指出，儘管以色列向來因為其對器官移植問題的政策而飽受外界詬病，但以色列官員卻依然對非法的“移植旅遊”表現出了“驚人的寬容”。
她描述了一個國際集團，其是由“當地的一家商業公司與一個器官移植外科醫生聯合組織合作建立，在特拉維夫的一間大型醫療中心開展業務”，並且它還與土耳其、俄羅斯、摩爾達維亞、愛沙尼亞、喬治亞、羅馬尼亞以及紐約市的器官移植外科醫生都有合作。
以色列國防部直接參與了謝珀−休斯所說的“（在其它國家進行的）非法器官移植旅遊，參加的人有國防部的要員或他們的親朋好友。”謝珀−休斯還在演講中表示，過去十年來她為了調查以色列的器官販運已經“走遍了無數個國家”。
摩爾多瓦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也是以色列外交部長阿維格多・李柏曼（Avigdor Lieberman）的祖國，該國有90%的人每天收入不到兩美元。BBC在2001年的器官販運報導中描述了那裡的情況：“以色列人從摩爾多瓦的村莊開始建立了一條器官生產線，現在那裡的男人幾乎每個都只有一顆腎臟。”（註15）
另一個例子是巴西，該國的立法委員會發現，有三十名（實際上可能高達六十人）貧民將自己的腎臟賣給了一個由以色列人掌控的販運團體，最後的買家也幾乎都是以色列人，而過程中大部分的錢都是以色列政府出的（註16）。
這個販運團體甚至還試圖收購這些貧民身上的其它重要器官，包括肺、肝臟和角膜（註17）。
在《國際新聞社》（IPS）的一篇報導中，謝珀−休斯向委員會作證表示，國際器官販運早從十二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而特拉維夫貝森醫療中心（Bellinson Medical Center）的腎臟移植部負責人扎基・夏皮拉（Zaki Shapira）就是一位重要的推手。
根據謝珀−休斯的說法，夏皮拉至今已經完成了超過三百次腎臟移植手術，有時還會陪同他的病人前往土耳其等國家。接受捐贈的患者往往是有錢人或有很好的健康保險，至於“捐贈者”則多半是來自東歐、菲律賓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窮人。
巴西委員會主席、醫生雷蒙多・皮門特爾（Raimundo Pimentel）對以色列的這種行為感到非常不恥，他指出像這麼大規模的販運背後一定有資金支持，例如以色列的醫療系統。皮門特爾認為以色列的醫療系統提供的資源是這裡頭的“決定性因素”，讓這個網路得以繼續肆無忌憚地剝削那些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人。
2004年有報導稱，以色列的器官販運者已經將中國添加到了他們的潛在捐贈者名單中（註18）。最近的一個案例是一名以色列人付了十萬美元給仲介，以購買一名十八歲中國女孩的腎臟。最後她獲得了五千美元的報酬，並在手術後去世（註19）。
《紐約時報》記者拉里・羅特（Larry Rohter）指出，這些仲介的行為幾乎完全不受約束，因為這樣一來以色列就可以“將本國的器官短缺問題轉嫁到海外”。羅特引述了耶路撒冷哈達薩（Hadassah）醫院的一名腎臟專家的話，後者解釋說，讓這些病人出國接受手術“能幫國家省下很多錢”；不僅不需進行成本高昂的透析治療，而且還能騰出名額給其它正在等待捐贈的人。”（註20）
許多人都已從道德和哲學的角度指出，政府主動參與器官販運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正如謝珀−休斯作證說：“販賣人體的器官和組織就意味著某些弱勢的個人、群體甚至國家必須要扮演‘供應商’的角色。”
“在這種情況下，甚至連屍體也會被專門肢解、搗碎、分裝、運輸與處理，以將還有用的部分販售給那些有需要的群體。”她認為器官移植手術的風險與益處應該要由所有的國家、民族和社會階層共同承擔才對。
竊取器官
目前很難確定以色列的器官販運活動中究竟有多少是直接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捐贈者”很少或根本沒有收到承諾好的報酬的情形並不罕見。比方說，2007年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就報導過兩名以色列人承認他們曾嘗試說服“來自加利利和以色列中部地區的發育遲緩或患有精神障礙的巴勒斯坦人”同意變賣身上的器官。根據報導，在成功摘除器官後，這些販運者卻拒絕支付他們報酬。
有時人們甚至會被迫捐出自己的器官。例如，最近紐澤西州的FBI在一次大規模搜捕行動中逮捕了器官販運嫌疑人利維・伊扎克・羅森鮑姆（Levy Izhak Rosenbaum），據說當時他身上還攜帶著槍枝。每當他手下有人試圖退出的時候，羅森鮑姆就會用手指比出開槍的動作，以示警告。
羅森鮑姆本人是一個以以色列為中心的犯罪組織的一員，同時此案也是美國的第一起被起訴的器官販運案件。他的被捕以及隨之曝光的大量證據或許會讓美國國務院的反外國宣傳部主任托德・利文塔爾（Todd Leventhal）驚掉下巴，因為他曾說器官販運只不過是“都市傳說”，並且“像器官販運這麼惡劣的行為不可能不被發現”。利文塔爾後來堅稱這些報導都是“不負責任且毫無根據的”。
器官竊盜更常見的還是發生在死者——或是那些據稱已經死亡的人身上。
事實上，以色列的第一例成功的心臟移植手術使用的就是偷來的心臟。
1968年，阿夫拉罕・薩德加特（Avraham Sadegat）因為中風而被送進以色列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的貝林森（Beilinson）醫院，並在兩天後意外去世。當他的家人終於能夠領回他的遺體時（醫院最初拒絕歸還遺體），他們發現他的胸前纏滿了繃帶；他們感到十分疑惑，畢竟他明明是因為中風而死去的。解開胸前的蹦帶後，他們才發現原來連他的胸腔裡也被塞滿了繃帶，而裡頭的心臟早就不見了（註21）。
與此同時，以色列媒體卻開始大肆報導一項歷史性的心臟移植手術，其是由一個外科醫生團隊操刀完成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成為了以色列最知名的醫生，包括莫里斯・利維（Dr. Morris Levy）、貝爾納多・維德內（DR. Bernardo Vidne）和傑克・所羅門（Dr. Jack Solomon），當初負責摘除心臟的人正是後者（註22）。
面對家屬的質問，醫院矢口否認這兩件事之間有任何關聯。直到死者的妻子與兄弟通知媒體、向三名內閣部長陳情並同意簽署了不起訴書後，醫院才終於承認他們確實偷走了薩德加特的心臟。
《國土報》引述了薩德加特淚流滿面的妻子的話說：“他們對待他就像流浪貓一樣。早在他被送進醫院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在垂涎他身上的器官，而根本沒有打算認真治療他。他們只想著要如何瞞著我們完成這件事。”
薩德加特在被摘除心臟前的身體狀況究竟如何仍然未知。有可能——甚至應該說是很有可能——他的心臟在直到被摘除前其實仍在跳動；據以色列媒體報導：“心臟一旦停止跳動後，就不再適合進行移植了。”（註23）
即使他被宣判為“腦死”，基於人之常情，也應該要先知會家屬一聲：首先要讓家屬決定是否要“拔掉插頭”，然後才是是否同意捐贈器官。然而，當時的以色列法律卻允許可以在未經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摘取器官。
四十年後，這家醫院為那次心臟移植手術舉行了紀念慶祝活動，雖然借《國土報》的話說，那顆心臟是“通過欺騙與謊言”而取得的。當年參與移植手術的成員都被邀請了回來，活動現場上還準備了許多氣球和紅色的心形蛋糕。
這起器官竊盜（而且還可能是活摘器官）事件中的受害者一家人都是以色列人。假如那位妻子和死者的兄弟是來自約旦河西岸或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那麼醫院就肯定不會向他們認罪，至於今天抨擊瑞典的那篇報導是“血祭誹謗”或“不負責任的新聞”的人，很可能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羞辱報導這起心臟移植手術的記者——如果他們有人願意或敢於報導的話。
耶胡達・希斯：停屍間管理員
其中一起持續時間最長、牽涉級別最高的器官竊盜事件，而且它還同時涉及了來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器官，與一位級別很高的官員有關：以色列的首席病理學家耶胡達・希斯醫生（Dr. Yehuda Hiss），他曾在1988−2004年擔任過以色列的官方停屍間、位於阿布卡比爾（Abu Kabir）的格林伯格國家法醫研究所（L. Greenberg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所長。
他的不法行為最初是在1998年被曝光，當時有一名叫做阿利斯代爾・辛克萊（Alisdair Sinclair）的蘇格蘭男子在本・古里安機場被拘留，並在可疑的情況下死亡。
據以色列雜誌《耶路撒冷報告》（Jerusalem Report）報導，以色列這邊的說法是，辛克萊承認了他在偷偷運輸毒品，雖然現場沒有找到任何毒品，但他的身上卻攜帶著九千德國馬克（約五千美元）。警方聲稱他隨後將鞋帶和T卹纏繞在距離地面有一公尺高的毛巾架上，然後上吊自殺。警方還說他故意採取蹲著的姿勢，好不斷將自身的重量向下壓，以令自己窒息。
然而，辛克萊卻並未斷氣，醫護人員設法恢復了他的心跳。他被立即送進醫院，根據雜誌的報導，醫院的副院長伊加爾・哈爾佩林醫生（Dr. Yigal Halperin）表示辛克萊“遭受了不可逆的腦損傷，醫生們束手無策，於是他們將他扔在急診室的角落，直到他在晚上七點去世（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有被接上維生系統）。然後他的遺體被轉移到阿布卡比爾法醫研究所進行屍檢。”
以色列政府聯絡上辛克萊的家人，並給予他們三個星期的時間來處理遺體。他們建議將他下葬在以色列的一座基督教公墓，相比起將遺體運回蘇格蘭，這樣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花費。然而，悲痛的家人卻還是堅持要帶他回家。
他們拜託格拉斯哥大學來進行第二次屍檢，結果發現辛克萊的心臟和喉嚨中的一塊叫做舌骨的小骨頭不見了。英國大使館立即向以色列提出質問，後來他們將一顆心臟寄回了蘇格蘭。據《耶路撒冷報告》報導，死者家屬“希望法醫研究所能支付DNA檢測的費用，以確認這顆心臟究竟屬不屬於這名男子，但研究所所長耶胡達・希斯卻以費用過高為由拒絕了。”
縱然英國政府一再抗議，以色列卻依然拒絕提供辛克萊的病理報告或警方的調查書。按照英國政府和以色列媒體的說法，就在辛克萊去世的同時，特拉維夫伊奇洛夫（Ichilov）醫院的一名醫生正好提出了申請表示他需要一塊舌骨以用於研究目的——最後他也確實收到了一張運費帳單（註24）。以色列還扣留了辛克萊身上的五千美元。
多年來，希斯和阿布卡比爾法醫研究所已經不止一次被指控犯下了器官竊盜罪。
2000年，以色列報紙《新消息報》（Yediot Ahronot）發表了一篇長篇調查報導，指控希斯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非法摘取器官，並在下葬前用掃帚和棉絨來填充屍體。報導聲稱，在希斯的領導下，研究所還參與了這些人體器官的銷售——“小腿、大腿、卵巢、乳房和睪丸”——買方據說是醫療機構。
2001年，一名地方法官發現該研究所進行了數百次屍檢，並在未經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摘取屍體的器官——有時甚至是直接無視家屬的反對（註25）。一份報告還提到了研究所內的“頭骨博物館”。
然而，政府卻始終無所作為，即使投訴不斷——通常是死去的以色列士兵的父母們驚恐地發現他們的兒子身上少了什麼。以色列衛生部最終在2004年撤換了希斯。然而，希斯卻依然保留著他作為首席病理學家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註26, 27）。
希斯還捲入過兩起全國醜聞，它們疑似都涉及了以色列的大人物，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即便他已被證明多次知法犯法，卻依然能夠逍遙法外。
第一個醜聞是“葉門兒童事件”（Yemenite Children’s Affair）——這件事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有一千名新近移民到以色列的新生兒和幼兒離奇“失蹤”。
這些移民是以“回歸僑民”的身份重新回到以色列，然後嬰兒們就立刻被從他們的母親身邊帶走，並被安置在兒童之家。許多人後來因為各種疾病住院，結果有數百人死亡，由於死亡人數實在太多，當時甚至需要使用擴音器來宣布今天又有誰家的孩子死了。
悲痛欲絕的父母們往往從未見到屍體或收到死亡證明，反而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並不是所有孩子都真的死了——據說，其中一些孩子其實是被“送給”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家庭領養。一位作家寫道：“在美國的猶太社區中，一個眾所週知的事實是，如果一個家庭想要領養孩子，他們就會去找（嬰兒仲介，通常都是拉比），然後付一筆錢。”（註28）
一些以色列調查人員已經發現了大量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些指控，並且有跡象顯示政府也是共犯。事實上，一位研究人員就指出：“在以色列剛建國的時候，掌權者們就曾透過綁架和販賣貧困移民家庭的孩子的方式來賺取外匯。”（註29）
希斯與這一切的聯繫始於1997年，那時以色列終於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要來調查1948−1954年的葉門及其它猶太兒童失蹤事件。其中一位作證的證人是來自加州的女性，她來到以色列尋找自己的親生母親，後來有希伯來大學的遺傳學家幫忙進行DNA檢測，她也真的找到了自己的生母。
委員會要求阿布卡比爾研究所進行另一次DNA測試。正如一位觀察者事先預料到的，希斯的檢測結果為陰性，政府就這樣免除了他的責任，儘管最初進行檢測的遺傳學家堅稱這與原來的結果不符（註30）。
希斯還在1995年以色列總統伊扎克・拉賓（Yitzchak Rabin）遇刺的陰謀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拉賓曾試圖推動與巴勒斯坦的和解。1999年3月，一群學者提交了調查結果，控訴希斯向當年負責調查這起暗殺事件的委員會提供了偽造的證據（註31）。
巴勒斯坦受害者
巴勒斯坦人同樣是以色列人的下手目標，因為他們不管從什麼角度來說都是一個特別脆弱的群體。
謝珀−休斯在國會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以色列醫院的器官移植部門負責人扎基・夏皮拉曾專門以“加薩與西岸生活艱困的巴勒斯坦工人”為目標來尋找腎臟賣家，後來他移民去了海外。據她說，他“受到了嚴厲的道德批評”，並因此將自己的診所轉移到了海外。
數十年來，許多巴勒斯坦人及其他人士都曾指出以色列人正在從被他們傷害或殺害的巴勒斯坦人身上奪取器官。
謝珀−休斯在證詞中繼續表示，就在南非的種族隔離時期即將結束的時候，“（約旦河）西岸的人權組織向我爆料說，特拉維夫的以色列國家法醫研究所中的病理學家們正在從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身上竊取身體組織和器官。”
瑪麗・巴雷特（Mary Barrett）也在她為《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A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自從1987年12月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後，在加薩和西岸地區就越來越常可以聽見與器官竊盜有關的謠言。”
巴雷特引述了一位法醫的話說：“有跡象表明，在大起義發生後的一年至一年半內，出於某種原因，有大量的器官，尤其是眼睛和腎臟被從死者的屍體中取出。有太多人提供了可信的報告，這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假如有人頭部中彈，最後被裝在塑膠袋裡送回家的時候卻少了內臟，你覺得人們會怎麼想？”
2002年，IRNA報導了一篇新聞聲稱在12月30日的時候有三名十四至十五歲的巴勒斯坦男孩遭到以色列軍隊殺害，直到1月6日他們的遺體才被送回來。根據報導：“巴勒斯坦醫療部門在下葬前對這些遺體進行了屍檢，結果發現他們都少了重要的器官。”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阿拉法特總統手舉著男孩們的照片痛斥：“他們在殺害我們的孩子，然後將他們的器官當作備用器官。”
記者哈立德・阿邁雷（Khalid Amayreh）對此進行了深入調查，他發現“還有很多巴勒斯坦人也報告了類似的事情，他們領回了自己被殺害的親人的遺體，這些死者大多是二十出頭的男性，而他們身上的器官皆已被以色列當局取走。”
以色列將這些指控一律斥為“反猶主義”，其他許多記者也認為它們只不過是過分誇大的謠言。
然而，根據立場親以色列的《奮進報》（Forward）的一篇報導，以色列政府在幾年前進行的調查其實已經證實了這些指控的真實性。
在最近一篇回擊那篇瑞典報導的文章中，《奮進報》實際上是變相證明了這一切都是真的，即以色列一直在從巴勒斯坦死者身上偷取器官。據《奮進報》指出，希斯曾在過去受到以色列政府的調查，“他似乎認為每一具被送進停屍間的屍體，不管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都只不過是可供摘取器官的素材。”（註32）
多年來，有無數巴勒斯坦人的屍體最後被送進了以色列的停屍間。以色列佔領軍經常會強行扣留這些受傷或已經死亡的巴勒斯坦人。有時他們的遺體永遠不會被還給悲痛的家人——據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表示，像這樣的案例至少有兩百五十件。
在其它情況下，屍體會在過了好幾天後才被送回，而他們身上往往會出現粗糙的傷口縫線，從肚臍一直延伸到下巴。以色列士兵常常在深夜運送屍體，並要求受害者家屬必須在以色列軍隊的監督下馬上埋葬他們的孩子、丈夫與兄弟，有時甚至不允許他們使用任何照明設備。
2005年，一名以色列士兵（註33）描述了軍醫是如何利用巴勒斯坦人的屍體來“給醫務人員上解剖課”。《國土報》報導說：“士兵聲稱，這名巴勒斯坦死者的身上佈滿了彈孔，一些內臟已經曝露出來。軍醫表示這名男子已經死亡，隨即‘掏出一把手術刀，開始切割屍體’，”士兵繼續說道：“他很仔細地講解了人體的不同部位——肺包膜、皮膚層、肝臟等等，”士兵說。“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畢竟我才剛入伍不久。有兩個醫護人員當場就受不跑開了，其中一人還吐了。這一切實在太過殘忍，根本是在侮辱屍體。”（註34）
儘管對以色列器官竊盜的調查大多都忽略了巴勒斯坦，但目前有一些事實是已經可以確定的：
- 巴勒斯坦人長年來一直是被竊取器官的受害者，而且其規模之大令人難以置信，甚至連以色列猶太人的器官都會被國家法醫研究所裡的首席病理學家非法摘取，以換取金錢。
- 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巴勒斯坦基本上與囚犯無異。許多聲譽卓著的以色列和國際組織都曾指出，巴勒斯坦嚴重缺乏基本權利保障；以色列軍隊可以恣意殺害平民，還有非常多人是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監禁，這些囚犯亦經常受到虐待。
- 以色列當局經常在未經巴勒斯坦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對巴勒斯坦死者進行屍檢，過程既不公開，也沒有任何事後報告。例如，有些死者在被抓走的時候明明人還活著，但事後家屬收到的卻是根本沒有標註死亡時間和原因的醫療報告。
- 有一小撮但卻掌握極大影響力的以色列人，包括軍官與政府官員，在器官摘取這件事上抱持著非常極端的觀點。據《猶太週刊》（Jewish Week）在1996年報導，盧巴維奇派拉比、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宗教學校校長伊扎克・金斯伯格（Yitzhak Ginsburgh）曾說過“假如一個猶太人急需肝臟，你能直接從一個正巧路過的無辜非猶太人身上強取肝臟嗎？《妥拉》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金斯伯格進一步解釋說：“猶太人的生命具有無限的價值。猶太人的生命比非猶太的生命更神聖、更可貴。”
雖然大多數的以色列人絕不會苟同這種觀點，但專門研究猶太宗教經文中的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思想的以色列學者、拉比莫舍・格林伯格（Moshe Greenberg）仍表示：“可悲的是，像這樣的言論卻出現在了我們的經書裡面。”曾在希伯來大學當過教授的格林伯格表示，這些《塔木德》文本最初在被撰寫的時候都是“純粹理論性”的，因為當時的猶太人根本沒有能力去實踐它們。現在，他指出：“這些思想卻開始被帶進了一個猶太人掌控且擁有權力的國家中。”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是否真的有以色列人是因為這種宗教上的允許而殺害非猶太人，以提供器官給需要的猶太人，但一些觀察家認為這樣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曾在巴勒斯坦生活與旅行過的傑出美國學者A・克萊兒・布蘭達伯博士（Dr. A. Clare Brandabur）就寫道，那篇瑞典報導所披露的資訊“與我在第一次大起義期間從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那裡聽到的說法一模一樣。”
她評論說：“當我採訪加薩紅新月會的主席阿卜杜勒・沙菲博士（Dr. Haidar Abdul Shafi）時，我向他提到了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沒有發生任何‘衝突’的情況下被開槍打死的報導——例如，有一名六歲的孩子只不過是背著書包要去上學，就被士兵開槍打傷並綁架，直到在阿布卡比爾醫院接受完屍檢過了好幾天後，他的屍體才被送回來。”
她說：“我問沙菲博士，他是否懷疑過這些行為可能其實是為了摘取器官，因為（正如以色列・沙哈克〔Israel Shahak〕在他的《猶太歷史、猶太宗教》〔Jewish History, Jewish Religion〕一書中指出）猶太人被允許可以摘取非猶太人的器官，來拯救猶太人的性命。沙菲博士回答說，他當然懷疑過這種可能性，但由於他們無法獲得阿布卡比爾醫院的屍檢報告，因此這些懷疑始終無法獲得證實。”
謝珀−休斯在國會作證時提到，“這些器官可以被通過任何可能的危險手段取得，包括（一位充滿愧疚的醫生曾告訴我）用化學方法來讓垂死的病人陷入腦死，這些病人根本就得不到真正的照護，他們的家人也不被允許探視。”
不管這種以器官為目標的謀殺活動是否正在以色列發生，就像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樣，許多團體仍在敦促國際社會應該對以色列究竟是如何處理巴勒斯坦死者的屍體展開調查。
然而，以色列政府及其遍佈海外的支持者們卻在竭盡全力阻止這些調查（註35, 36）。這家瑞典報紙現在已經面臨多起訴訟，其中最大的一起是由以色列律師、國防軍軍官蓋伊・奧菲爾（Guy Ophir）發起，他在紐約砸下七百五十萬美元向該報社和博斯特羅姆提起了訴訟。奧菲爾表示，以色列必須要“讓這位記者和這家報紙閉嘴”（註37）。
國際調查最終只會有兩種結果：無辜者被證明清白、有罪者被揭發罪惡。
至於以色列屬於哪一類，只有它自己心裡最清楚。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Bostrom, Donald, “Our sons plundered for their organs,” Aftonbladet, Aug. 17, 2009 , translated by Tlaxcala.
(Original Swedish version)
2 Israel Insider, “Netanyahu to press Sweden to condemn blood libel,” Aug. 23, 2009
3 Tobin, Jonathan, “Swedish Anti-Semites Dig Up a Blood Libel,” CommentaryMagazine.com, Aug. 20, 2009
4 Cassel, Matthew, “Baseless organ theft accusations will not bring Israel to justice,”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Aug. 24, 2009
5Scheper-Hughes, Nancy, “The Organ of Last Resort,” UNESCO, www.unesco.org, July, 200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thropology Faculty CV: Nancy Scheper-Hughes, Chancellor’s Professor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Head, Doctoral Program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Body, Director, Organs Watch
6 Griffin, Drew and David Fitzpatrick, “Donor says he got thousands for his kidney,” CNN Special Investigations Unit, CNN, Sept. 2, 2009
7Osava, Mario, “BRAZIL: Poor Sell Organs to Trans-Atlantic Trafficking Ring,” Inter Press Service (IPS), Feb. 23, 2004
8 Yeshiva World News, “CNN: Israel a Leader in Organ Trafficking,” Sept. 3, 2009
9Chabin, Michele, “Organ Donation: Legal, But Still Controversial,” Jewish Week, April 9, 2008
10Rohter, Larry, “Tracking the Sale of a Kidney on a Path of Poverty and Hop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2004
11Shapira-Rosenberg, Efrat, “A mitzvah called organ donation,” Ynet News, June 10, 2007
12 Rohter, Larry, op. cit.
13Ibid.
14 “Organs for Sale: China’s Growing Trade and Ultimate Violation of Prisoners’ Right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07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une 27, 2001, Serial No. 107”“29
15 Lloyd-Roberts, Sue, “Europe’s poorest country supplying organs to its neighbours,” BBC Newsnight, 9/7/01
16 “BRAZIL: Poor Sell Organs to Trans-Atlantic Trafficking Ring,” Mario Osava, IPS, Feb. 23, 2004
17New York Times
18 “Israeli organ traffickers shift operations to China,” BioEdge, June 4, 2004
19 “CNN: Israel a Leader in Organ Trafficking,” Yeshiva World News, Sept. 3, 2009
20“Tracking the Sale of a Kidney on a Path of Poverty and Hope,” New York Times, Larry Rohter, May 23, 2004
21 “40 years after Israel’s first transplant, donor’s family says his heart was stolen,” Dana Weiler-Polak, Haaretz, Dec., 14, 2008
22 “40 years on, medical staffers from Israel’s first human heart transplant reminisce about the feat,” Judy Siegel, Jerusalem Post, Dec. 7, 2008
23“Shas swing vote pushes through organ donor law,” Shahar Ilan, Haaretz, March 25, 2008
“With top rabbis’ blessing, Knesset approves organ donation law,” Shahar Ilan, Haaretz, Aug. 7, 2008
24 “Scottish Tourist’s Family Rejects Out-of-Court Settlement,” Netty C. Gross, The Jerusalem Report, Jan. 29, 2001
25“Attorney-General lodges complaint against Abu Kabir coroner,” Dan Izenbert, Jerusalem Post, Dec. 11, 2003
26 “Hiss fired for repeated body-part scandals,” Judy Siegel, Jerusalem Post, May 11, 2004
27 “Infamous Chief Pathologist to Once Again Evade Punishment,” Ezra HaLevi, Arutz Sheva Israel National News, Sept. 26, 2005
28 “Were the Children Sold?” Yechiel A. Mann, Stop-Abuse.net
29 “The Missing Children,” Yechiel A. Mann, Stop-Abuse.net
30 “Infamous Chief Pathologist to Once Again Evade Punishment,” Ezra HaLevi, Arutz Sheva Israel National News, Sept. 26, 2005
31“Infamous Chief Pathologist to Once Again Evade Punishment,” Ezra HaLevi, Arutz Sheva Israel National News, Sept. 26, 2005
32“Illicit Body-Part Sales Present Widespread Problem,”
By Rebecca Dube, Forward, Published Aug. 26, 2009, issue of Sept. 4, 2009
33“Palestinian corpse used for IDF anatomy lesson,” Amos Harel, Haaretz, Jan. 28, 2005
34 “The Swedish canard—not only smoke, but also fire,” Shraga Elam, Aug. 25, 2009 (posted Sept. 4, 2009)
(Hebrew version)
35 “Israeli lawyer sues Swedish paper,” JTA, Aug. 27, 2009
36 “Israeli lawyer sues ”˜Aftonbladet’ in NY Court,” E.B. Solomont, Jerusalem Post, Aug. 26, 2009
37 “Israeli Reservists To Sue Swedish Newspaper,” David Bedein, The Bulletin, August 30, 2009
這國家 這族群，簡直是全世界的災禍 ‼️😎
回覆刪除上面這位網友的言論不代表本部落格立場，摩薩德大人別炸錯啊😭
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