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unlimitedhangout.com/2025/04/investigative-series/scientology-the-cia-and-mk-ultra/
By Mark Goodwin
今天有關於山達基的討論大多是聚焦於其內部人士揭露的、以收費方式傳授的激進信仰體系——例如名為茲努（Xenu）的外星神、在古代火山中引爆的氫彈、心靈電儀表（e-Meters）聽析會議，還有以精神形式殘留在人類身上的被稱為希坦（Thetans）的前世靈魂。山達基最內部的秘密只會向那些努力追求晉級，並在這個過程中投入大量金錢的教徒開放。一些心懷不滿的前山達基教徒慢慢地開始將這些秘密發佈在網路上，因此有關於這一備受爭議的宗教的討論，就這樣逐漸被引入了一個更加天馬行空的方向。不管這是有意與否，它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山達基、情報界與毒品走私之間的聯繫——更不用說是它們與CIA的MK-ULTRA計畫的關聯——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想要真正理解山達基的教義及其是如何改造信眾的心智，就絕不能繞開其創始人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未被刪節的真實故事，包括山達基的前身−賀伯特戴尼提研究基金會（Hubbard Dianetic Research Foundation）與情報界的關聯，以及賀伯特自己在情報界的職業生涯。他曾代表美國海軍及其它情報機構參與過一些鮮為人知的行動，例如20世紀30年代在華盛頓特區聖伊莉莎白醫院的任務——這家醫院正是藍鳥計畫（Project Bluebird）與臭名昭彰的MK-ULTRA計畫的雛形−洋薊計畫（Project Artichoke）的精神病學研究的中心——另外，他還滲透了傑克・帕森斯（Jack Parsons）神秘學色彩濃厚的火箭研究計畫−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其奠定了日後NASA的科學基礎。
1953年，在得知北韓疑似在美軍戰俘身上使用了精神控制技術後，為了不讓“洗腦差距”繼續擴大下去，CIA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正式批准了MK-ULTRA計畫。正如本文將在稍後詳述的，山達基後來也採用了類似的策略，他們的狂熱教徒滲透了包括美國國稅局、財政部、FDA等政府機構，以實施一項精心策劃的情報行動，它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政府滲透計畫——白雪公主行動（Operation Snow White）。
本文是將分成上下兩部分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部分，我們會簡述山達基教會從成立到20世紀90年代中旬的歷史，以便為第二部分鋪成，它將會著重於山達基教徒思凱・戴頓（Sky Dayton）與他分布在各種數據挖掘風險投資組合中的網路業務。
究其根本，山達基從來就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宗教。事實上，它在自己真實的歷史中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反倒更像一個免稅的情報機構——由CIA與其前身戰略情報局（OSS）的資深成員批准——而不是一個科幻小說家虛構出來的古怪外星邪教。
聖伊莉莎白醫院、OSS與洋薊計畫
“有一件事要記住，我們不是在經營企業，而是在經營政府。我們直接掌控著人們的生活。”
——羅恩・賀伯特
拉斐特・羅納德・賀伯特出生於1911年3月13日的內布拉斯加州蒂爾登（Tilden），他的母親是老師，父親是美國海軍軍官。賀伯特的童年基本上是不斷輾轉於不同的海軍基地，他曾在美國領土關島上住過很長一段時間。在提出戴尼提（Dianetics）的理念並創立山達基之前，賀伯特本來是一位出版過多部作品的科幻小說家。在與前海軍間諜、被視為先驅卻也爭議纏身的心理分析學家約瑟夫・“毒蛇”・湯普森（Joseph “Snake” Thompson）一起出海航行後，賀伯特對心理學產生了興趣。當時他的父親哈里・羅斯・賀伯特（Harry Ross Hubbard）奉命返回東海岸，因此賀伯特一家才會在1923年的尤利西斯・格蘭特號航空母艦上認識湯普森。雖然賀伯特那時年僅十二歲，但兩人後來卻一直保持著多年的書信往來。賀伯特之後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學習工程學，但他卻肄業了。
賀伯特在大學裡結識了威廉・艾蘭森・懷特（William Alanson White），兩人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在20世紀30年代剩下的時間裡，賀伯特一直待在華盛頓特區，他以志工的身份進入精神病學界，與當時還是聖伊莉莎白醫院院長的懷特一同共事。他的前船友湯普森很快就會成為華盛頓精神分析協會（Washingto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副主席，懷特本人則是主席，該協會也是在聖伊莉莎白醫院內運作。山達基教徒約翰・加盧沙（John Galusha）後來在1954年寫給FBI的一封信中聲稱賀伯特“曾在華盛頓特區接受過精神分析培訓”，而訓練他的人正是湯普森和懷特。
賀伯特本人也在1955年6月的一次演說中證實了這段往事：
“然後我回到了我們舉辦本次大會的這座城市，我選讀了工程學...當時我主修的課題是有限能量（finite energies），這讓我開始思考世界上最精密的能量是什麼——那一定是人類的思想。我設計了一些實驗想要了解人的記憶是如何儲存的，通過各種計算方式，我發現——理論上人的記憶應該無法儲存超過三個月。因為那些能量沒有那麼小，所以儲存空間照理說應該會不夠才對。作為一名年輕的工程師，我被這個巨大的難題給考倒了，於是我決定向我的好友、聖伊莉莎白醫院的院長威廉・艾蘭森・懷特醫生求助。他對我說：‘如果你真的打算沿著這條線繼續下去，（...他也是我的高爾夫球球友）...你就要時不時向我報告你的最新進展，’他說：‘我對此很感興趣。’
現在，還有另一個或多或少稱得上是我兒時的導師的人——說實話，我一直在追隨著他的腳步——就是湯普森少校，他在維也納學習過精神分析，並在海軍內推廣它。我將自己的研究告訴了湯普森少校，試圖徵詢他們的意見，當我向湯普森少校和懷特醫生求助時，他們也許是國內僅有的兩個能在這個問題上為我指點迷津的人。”
儘管他很尊敬自己的前導師懷特，但懷特在聖伊莉莎白醫院的繼任者溫弗雷德・奧弗霍瑟（Winfred Overholser）卻因為拒絕了賀伯特的戴尼提研究，而成為了他憎恨的對象。1952年，賀伯特在曾被作為精神病院的栗樹旅館（Chestnut Lodge）發表了一場講座，指責奧弗霍瑟的療法對精神病患者有害無益。他還在講座中提到，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栗樹旅館甚至派了三名工作人員來試圖照顧他。這與CIA在栗樹旅館的活動時間正好重疊，奧弗霍瑟也直接參與了這些活動。根據CIA的檔案，OSS局長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曾在1942年召集了“六位著名的美國科學家”，要求他們“研製一種能破打破被逮補的間諜與戰俘的心理防禦機制的藥物”，好讓這些人“如實招出他們所知道的機密情報”。奧弗霍瑟就是這個“自白劑”研究小組的負責人。
根據倫敦大學的一篇題為《精神分析知識在1947−1963年的CIA洋薊計畫與MK-ULTRA計畫中的作用：精神分析技術的使用與濫用》（The Role of Psychoanalytic Knowledge in CIA’s ARTICHOKE and MKULTRA Documents During the Years 1947-1963: Use and Misuse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s）的論文，栗樹旅館“有著一群被CIA認證過的精神科醫生，他們‘專門來處理旅館員工的問題及其它較為棘手的個案’，並在1953年得到了CIA安全辦公室的正式認可。”論文還提到，“美國情報部門與栗樹旅館的精神病學家和精神分析師之間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戰時期。
例如，栗樹旅館的員工梅布爾・科恩（Mabel B. Cohen）、羅伯特・科恩（Robert A. Cohen）和阿爾弗雷德・史坦頓（Alfred H. Stanton）都是“經過安全審查的OSS醫務人員”，他們在當時被指派去為“亨利・莫瑞（Henry A. Murray）的OSS人員評估部工作。”論文接著指出，他們與OSS的一些任務是在“旅館內進行”的，並且“這種合作直到1947年CIA取代OSS後仍在持續。”聖伊莉莎白醫院、栗樹旅館和位於蘭利（Langley）的CIA總部彼此相距不到數英里，CIA的兩任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和艾倫・杜勒斯也都聘用了來自栗樹旅館的同一位心理分析師來為他們提供個人諮商服務。
CIA的安全研究主管保羅・蓋納（Paul Gaynor）曾在寫給洋薊計畫的負責人莫斯・艾倫（Morse Allen）的一份現已解密的備忘錄中寫道：“我們必須更加積極地尋找和確保一組或多組可靠的現成人類研究對象，以供目前正在進行的洋薊計畫使用。”現已不存在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HEW）成立於1953年，即備忘錄撰寫的同一年，根據人類研究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的說法，“CIA發現只要從HEW那裡取得許可後，就可以很容易地以聯邦醫療設施作為幌子，來在受試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秘密的藥物和審訊實驗。”
艾倫後來另一份題為《洋薊研究計畫》（Artichoke Research Program）的備忘錄中向蓋納建議：“目前大約有四千名美國軍人正因為軍法審判而在聯邦監獄服刑，”他提議可以為這些人“減刑”，好換取他們同意參與洋薊計畫的實驗。大約一個星期後，艾倫又對這份備忘錄進行了修改，將“受美國公共衛生局轄下的聯邦醫院與機構”也納入了實驗範圍。不久後，CIA就通過蓋納收到了洋薊計畫的進展報告，內容涉及“在三座聯邦監獄內進行的實驗”，還有一些實驗就是在賀伯特以前常去的聖伊莉莎白醫院進行。
前面提到的專門負責照護聖伊莉莎白醫院員工的OSS特工亨利・莫瑞後來成為了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他在那裡參與了聲名狼藉的哈佛實驗（Harvard Experiment），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也就是著名的“大學炸彈客”——就是他們的實驗對象之一，另外他還指導過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備受爭議的迷幻藥研究。本文稍後會再探討利里、山達基和情報界的進一步聯繫。莫瑞在這段期間裡一直秘密受僱於CIA，這導致很多人懷疑他會不會其實有在參與MK-ULTRA計畫或它的其它衍生項目。莫瑞並不是唯一一個在栗樹旅館擔任重要職務的情報界人士。例如，該旅館的首席精神科醫生、威廉・艾蘭森・懷特研究所創辦人哈里・斯塔克・蘇利文 (Harry Stack Sullivan）曾在1942年協助創立了CIA的另一個前身−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他在那時已經離開了這家精神病院。
1956年11月1日，賀伯特在一場題為《如何面對聽眾》（How to Handle Audiences）的講座中承認了自己曾在20世紀30年代華盛頓特區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過，他甚至吹噓說自己曾使用高超的催眠技巧來將聖伊莉莎白醫院的工作人員耍得團團轉：
“我曾經對聖伊莉莎白醫院的工作人員進行過催眠。我讓他們以為自己剛聽完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演說，結果他們全都圍著我說：‘你的演說實在太精彩了！’經過那次教訓後，他們或許還懷疑我對心智的了解，但他們絕對不會再懷疑我對催眠的了解。要催眠一群人實際上一點也不難。”
隨著二戰的爆發，賀伯特後來離開聖伊莉莎白醫院並加入了海軍。關於他在戰爭期間的確切軍階，還有他那時到底在做什麼始終眾說紛紜，但幾乎所有人——包括那些批判性的傳記作家和山達基教會——都同意賀伯特是一名情報官員。1945年，賀伯特在戰爭結束後搬進了加州帕薩迪納（Pasadena）的一座莊園，莊園的主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噴氣動力實驗室的創始人傑克・帕森斯。
牧師公館
約翰・懷特塞德・帕森斯出生於1914年的加州帕薩迪納，他從小就酷愛閱讀科幻小說，還會與童年時的好友愛德華・福爾曼（Edward Foreman）一起在自家後院用模型火箭和煙火來模擬太空旅行。在把他母親家的後院炸出一堆坑洞後，還在就讀高中的帕森斯就進入了大力神化工集團（Hercules Powder Company），並開始接觸固體燃料火箭。後來他離開了這家公司，並與童年玩伴福爾曼一起加入了位於莫哈韋沙漠的哈利法克斯炸藥公司（Halifax Explosives）。1937年，這兩位充滿抱負的火箭愛好者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聆聽有關火箭研究的講座，並在那裡結識了弗蘭克・馬里納（Frank Malina）。
帕森斯、福爾曼和馬里納還一起向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漢航空實驗室（GALCIT）的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推銷他們的火箭推進理念，最終這位“傳奇空氣動力學家”也批准了馬里納的博士學位申請。這三人頻繁透過加州理工學院和GALCIT出入實驗室與查閱文獻，並開始認真進行實驗——他們還因為經常搞出爆炸而被外人取了個綽號叫“自殺特攻隊”。他們的研究為帕森斯之後在自己老家郊區建立的噴射推進實驗室（JPL）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JPL日後被併入NASA，馬里納的兒子羅傑・馬里納（Roger Malina）——他是克莉絲汀・麥克斯韋（Christine Maxwell）的丈夫，克莉絲汀則是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的女兒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女伴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的姊姊——成為了實驗室合併後的首任局長。
早在噴氣推進實驗室成為進入行政部門的編制之前，帕森斯和他的團隊就在1938年獲得了美國陸軍的資助，以開發火箭引擎好協助小型飛機發射。軍方對JATO——“噴射輔助起飛”（Jet Assisted Take Off）——的成果十分滿意，並同意投入更多資金來開發這些火箭燃料。帕森斯研發的固體火箭燃料成為了“義勇兵飛彈、泰坦火箭和太空梭固體火箭推進器的基礎”。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JPL——當時它的名字叫做GALCIT火箭計畫——確實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果，可是帕森斯卻逐漸將目光從天上的星空移開，並從1939年開始越來越沉迷於英國神秘主義者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的作品。
克勞利是黃金黎明教團的成員，並在1910年加入了東方聖殿騎士團（OTO），它是共濟會的一個分支，該組織很快地就反過來受到了克勞利的泰勒瑪、神秘學儀式與“性魔法”的影響。帕森斯和他的前妻海倫・諾瑟普（Helen Northup）在1939年加入OTO，他與克勞利保持著頻繁的書信往來，最終更成為美國OTO分會的負責人。為了進一步研究克勞利的教義與OTO，帕森斯在帕薩迪納購買了一座莊園，並在那裡建立了一個神秘主義者公社，他將莊園命名為“牧師公館”（The Parsonage）。這座莊園迅速成為了奢侈派對、狂歡與神秘學儀式的聚會場所。與此同時，軍方仍在繼續加碼投資GALCIT火箭計畫，並於1942年成立了噴氣工程公司（Aerojet Engineering Company），以滿足越來越龐大的軍用品需求。隔年，即1943年，軍方正式接手了GALCIT火箭計畫，並將其重新命名為噴氣推進實驗室。在軍方的接管下，JPL開發了“數種基於液體和固體燃料的武器發射系統”，其中就包括女伍長（WAC Corporal）探空火箭，它在“第一枚衝出地球大氣層的美國火箭”的設計過程中有過十分重要的貢獻。
隨著他日漸沉迷於神秘學，軍方對帕森斯開始有了警惕，並強迫他拋售自己在噴氣工程公司的股份。帕森斯拿到了一筆補償金，它被他繼續用在了他的“精神”生活以及牧師公館上。1945年，羅恩・賀伯特認識了帕森斯，並在他的引領下加入OTO。賀伯特隨後搬進了帕森斯的帕薩迪納莊園。在寫給克勞利的信中，帕森斯是這樣描述賀伯特的：“我推測他可能與某種更高級的智慧有聯繫。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具泰勒瑪氣質的人，而且他完全符合我們的原則。”
賀伯特和帕森斯很快就變得形影不離，他們甚至會共享後者當時的伴侶莎拉・諾瑟普（Sara Northrup），她是帕森斯的前妻海倫同父異母妹妹。在1946年的冬天與春天，帕森斯和賀伯特在莫哈韋沙漠進行了一連串的神秘學儀式，其又被稱作“巴巴倫儀式”（Babalon Working），兩人試圖透過這些儀式來將泰勒瑪的女神巴巴倫召喚到地球上。儀式結束不久後，帕森斯相信它一定會成功，急需用錢的他賣掉了牧師公館，並向賀伯特尋求一些商業上的建議，以償還他們兩人多年來的神秘學研究的巨額開銷。賀伯特拿走了幾乎所有出售莊園的所得，帕森斯的妻子莎拉也分了不少。隨後他們兩人私奔到了墨西哥。雖然帕森斯最後還是討回了他的錢，但賀伯特、莎拉和帕森斯的帆船仍會繼續航行下去。
1950年，帕森斯這位信奉神秘學的科學家因為被FBI懷疑偷竊了“火箭設計圖”而被吊銷安全許可，FBI聲稱帕森斯企圖用它們來“與新成立的以色列政府交易，來換取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國空軍告訴FBI，他們一直在“監視帕森斯以及他與克勞利的關係”，一篇報導還提到“加州帕薩迪納市南奧蘭治的格羅夫大道1003號的一棟房子疑似出現了一個邪教組織，其鼓吹不道德性行為，並被認為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根據1969年12月山達基教會在《星期日泰唔士報》上發表的一篇聲明，當時美國海軍派遣了賀伯特去“阻止正在美國蔓延的黑魔法”。山達基教會寫道：“他為了調查黑魔法儀式而找到了那棟房子，並且發現那裡的情況非常糟糕...賀伯特救出了一個被邪教徒囚禁的女孩。這個黑魔法團體後來被取締了。”1952年，帕森斯因為一場發生在實驗室中的爆炸而離奇身亡。爆炸發生數小時後，帕森斯的母親露絲（Ruth）就吞下過量的鎮靜劑，在同一天去世了。
在與帕森斯鬧翻並和自己現在的妻子莎拉同居後不久，賀伯特終於開始了他的山達基事業，它在那時還叫做戴尼提，並於1950年5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戴尼提和CIA對山達基的影響
〈戴尼提：一門科學的演進〉（Dianetics: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最初發表於1950年5月的《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雜誌，它是賀伯特用IBM打字機歷時三個星期完成的。1950年4月，即這篇文章發表前的一個月，該雜誌的編輯約翰・坎貝爾（John W. Campbell）——他對科幻小說的發展功不可沒，艾薩克・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羅伯特・海萊茵（Robert Heinlein）、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與賀伯特都曾受過他的提攜——決定與賀伯特合作，趁著文章發表前已經炒作出來的話題成立一個基金會，以進一步傳播其教義。於是，賀伯特戴尼提研究基金會就這樣誕生了。巧合的是，CIA的精神控制項目“藍鳥計畫”也是在同一個月正式啟動。根據FBI後來公布的約翰・加盧沙——他是賀伯特山達基國際協會（Hubbard Association of Scientologists International）的董事會成員——的私人信件，成立戴尼提研究基金會的主意最初是查爾斯・帕克・摩根（Charles Parker Morgan）提出的。
在一份FDA的解密報告中，前山達基教徒調查人員邁克爾・麥克勞里（Mike McClaughry）引用了一些文件指出：“戴尼提研究基金會是在1950年4月於紐澤西州註冊成立的一家‘非營利科學教育機構，其宗旨是要促進對戴尼提的研究，進而治癒人類的各種身心疾病。’”報告將賀伯特列為總裁，帕克・摩根為秘書兼法律顧問、坎貝爾為財務主管、莎拉・賀伯特和唐納・羅傑斯（Donald H. Rogers）為基金會受託人。同一份報告還提到帕克・摩根其實是“前FBI特工”，而且他的名字也出現在了OSS的特工名單上，這證實了山達基從一開始就與情報界有所聯繫。在一份日期標註為1951年3月21日、屬於“羅恩・賀伯特檔案”的FBI備忘錄亦指出，唐納・羅傑斯本人也是前FBI特工。
1951年1月，紐澤西州醫學考試委員會對戴尼提基金會提起了法律訴訟，這讓賀伯特意識到自己需要為它制定新的經營策略。根據麥克勞里與《皇家迷宮》（The Royal Maze）的說法，是兩名情報官員建議賀伯特將戴尼提發展成一個宗教，以規避這些法律訴訟。這兩人就是OSS／FBI特工查爾斯・帕克・摩根和約翰・斯塔爾・庫克（John Starr Cooke）。
在《遊戲玩家》（The Game Player）中，前CIA特工邁爾斯・柯普蘭（Miles Copeland）聲稱他與他的同事鮑勃・曼德勒斯塔姆（Bob Mandlestam）曾一起嘗試透過魔法儀式來影響政治人物，他們稱之為“高處神秘主義”（Occultism in High Places）或簡稱OHP。OHP是“一種政治行動主義理論，它是源自於一項令人深刻的研究，其證明了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實際上都會聽從不同形式的精神指引來進行決策”。柯普蘭進一步闡述了他們的理論：“只要將具有足夠的‘克里斯瑪’（charismatize，即領袖魅力）的領導人扶植到‘自由世界’的某些‘關鍵’官僚機構的位置上，他們就可以變成政治籌碼，讓美國的外交政策更容易推行向全世界，”如此一來“CIA就能夠實現威爾遜當年的承諾，即‘讓全世界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接受民主’，並在同時消除那些會對美國人的生活產生威脅的因素。”想想隆納・雷根的御用占星學家瓊・奎格利（Joan Quigley）或崔順實對韓國前總統朴槿惠的影響，這些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柯普蘭還特別提到了他們與山達基教會之間的“協議”：
“鮑勃・曼德勒斯塔姆與山達基達成了類似的合作協議，它是另一個怪人−科幻小說家羅恩・賀伯特的發明，現在我們有了政治上的影響力，這將使比爾・凱西（Bill Casey）領導下的CIA的那些昂貴、基本上沒用且根本瞞不住任何人的‘秘密行動’顯得就像是一堆垃圾。‘MRA會從上面狠揍他們，山達基教會則會猛攻他們的下盤。’鮑勃總是喜歡吹牛，不過他是對的...我們在山達基中安插了一個特工，他後來在賀伯特本人的諄諄教誨下逐漸開始‘清醒’，然後他反過來索要越來越多‘任務經費’，並將它們連同他自己的積蓄全都用在了戴尼提的傳教事業上。”
馬丁・李（Martin Lee）和布魯斯・施萊恩（Bruce Shlain）在他們1985年出版的《迷幻藥之夢》（Acid Dreams）中證實了山達基被滲透的情形，並暗示前面提到的約翰・斯塔・庫克就是柯普蘭和曼德勒斯塔姆派去的CIA間諜。
“庫克出生在一個家境富裕且人脈通達的家庭，他對CIA的高層人士來說從來就不是陌生人。他與姊姊艾莉絲（Alice）的關係很親密，她嫁給了著名的加州民主黨人物羅傑・肯特（Roger Kent）；羅傑的哥哥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曾是CIA的國家評估委員會的主席（這是一個非常有權勢的職位），並在冷戰期間擔任過CIA局長艾倫・杜勒斯的助理。約翰・庫克經常在他們每年的家族聚會上與肯特相談甚歡，據說他在歐洲旅行期間認識了多名CIA特工。
出於對神秘學的濃厚興趣，庫克踏上了環遊世界之旅，並在這一路上結識了許許多多神秘主義者和靈性導師。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成為了山達基創始人、前海軍軍官羅恩・賀伯特的密友。庫克在這個新興宗教團體中有著極高的地位（他是美國的第一個‘清新者’〔Clears〕，這意味著他已經通過了山達基內部的入門啟蒙）。然而，不久後，他就對賀伯特幻滅了，兩人於是分道揚鑣。”
回到加州後，庫克成為了這裡蓬勃發展的神秘學界中的中流砥柱，他與蒂莫西・利李（Timothy Leary）、CIA及其他許多與LSD運動有關的化學家和販藥者有密切的關係。1976年，庫克在他位於墨西哥庫埃納瓦卡（Cuernavaca）的家中逝世，不過在此之前，曾經隸屬於軍方的科學家兼研究人員安德利亞・普哈里奇（Andrija Puharich）和西摩・拉扎爾（Seymour “The Head” Lazare）曾來探望過他，拉扎爾是威廉・梅隆・希區考克（William Mellon Hitchcock）的長期合作夥伴，我們很快就會回來討論這個人。
普哈里奇以對超心理現象的研究而聞名於世，他致力於探索遙視和心靈感應等能力的軍事應用潛力。正是他的努力促成了史丹佛研究所（SRI）的誕生，該研究所聘用了資深山達基教徒哈羅德・普索夫（Hal Puthoff）、英戈・斯旺（Engo Swann）、帕特・普萊斯（Pat Price）和伊萊・普里莫斯（Eli Primose）。普索夫曾在國家安全局工作，斯旺則曾在聯合國任職。他們的研究後來就變成了CIA著名的星門計畫（Project Stargate），該計畫是由CIA內部“僅次於（局長）威廉・凱西的第二把交椅”約翰・麥克馬洪（John McMahon）親自監督。“SRI請來的讀心者有很多都是來自山達基教會，”亞歷克斯・康斯坦丁（Alex Constantine）在1996年12月撰寫的一份題為《CIA在史丹佛研究所的精神控制研究》（CIA MIND CONTROL AT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中寫道：
“哈羅德・普索夫，SRI的高級研究人員，曾經是山達基的領導人物，另外兩位SRI的遙視者也在教會中擁有相當的地位：英戈・斯旺，一位七級的‘運作中的希坦’（Operating Thetan）、洛杉磯山達基中心創辦人，然後還有已故的帕特・普萊斯。普索夫和塔格的實驗室助理是山達基教徒，並嫁給了一名教會牧師。斯旺再加入SRI時曾公開表示‘有十四名清新者參與了實驗，這比我原本預期的還多。’當時他否認CIA也有參與其中，但他現在承認‘儘管該機構的身份在文件一直是被用某個東海岸科學家的名字來進行掩護，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些實驗是誰資助的。’”
根據CIA，SRI的實驗是由CIA、噴氣推進實驗室（現隸屬NASA）、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與軍方共同資助。到了20世紀70年代，CIA與山達基教會已經成為了心靈與超自然現象研究領域的直接合作夥伴。不過，考慮到CIA私下經營的LSD販運活動及其與賀伯特創立的“海洋機構”（Sea Organization）之間的眾多聯繫，這種合作的基礎可能在更早之前就已經打下了。
毒品交易、LSD與海洋機構
“我要大大地肯定CIA，正是其資助並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蒂莫西・利李
蒂莫西・利李曾是聖伊莉莎白醫院的一名職員，也是CIA／OSS的亨利・莫瑞的學生，他在以迷幻藥傳教士的身份走遍全美各地的同時也成為了FBI的線人，並與CIA始終保持著各種聯繫。首先，利李用來進行他的LSD實驗的那座莊園，是梅隆（Mellon）家族的威廉・希區考克送給他使用的，後者的家族友人、日後的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以前也曾多次來到這座莊園作客。梅隆家族有多位成員皆在OSS擔任要職，包括倫敦分局局長大衛・布魯斯（David Bruce），他同時是美國前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的女婿。希區考克本人涉入了一些與情報機構有關的性勒索活動，例如普羅莫富事件（Profumo Affair），他還在城堡信託銀行（Castle Bank and Trust）擁有帳戶，這是一家由出身CIA的銀行家保羅・赫利威爾（Paul Helliwell）在巴哈馬創立的專門替黑手黨洗錢的銀行。
另外，他還是度假村國際大酒店（Resorts International）的常客——眾所周知，這些酒店一直以來就是黑手黨、海外銀行家和CIA的聚會場所。希區考克還曾擔任過LSD邪教、販毒團體−永恆之愛兄弟會（The Brotherhood of Eternal Love）的銀行家兼財務顧問。
1967年，希區考克將利李趕出了自己的莊園，但在不久後的1968年春天，希區考克便與LSD化學家、永恆之愛兄弟會成員尼克・桑德（Nick Sand）一起前往巴哈馬。桑德本人是利李的靈性探索聯盟（League for Spiritual Discovery）中的煉金術士，這是一個成立於1966年9月的宗教，其試圖“將迷幻藥變成一種新的聖禮”。桑德的化學研究最終催生出了臭名昭彰的LSD產品−“橘郡陽光”（Orange Sunshine），這是他與大衛・曼特爾（David Mantell）經過長期合作開發出來的成果，後者是另一位山達基教徒，曾直接跟隨賀伯特的繼任者大衛・密斯凱維吉（David Miscavige）學習。
希區考克和桑德在這次巴哈馬之旅中是借宿在豐信信託（Fiduciary Trust Company）的董事長薩姆・克拉普（Sam Clapp）的莊園，他是希區考克的“大學同窗”與長期商業夥伴。據《迷幻藥之夢》指出，希區考克和克拉普“說服桑德在克拉普的銀行用假名開設一個帳戶”，然後他們還研究了“在巴哈馬群島的一個人煙罕至的珊瑚礁上建立LSD實驗室的可能性”。這本書進一步談到了希區考克在這次旅行過程中的財務活動，他在克拉普的信託公司中的帳戶與艾倫・杜勒斯、托馬斯・杜威（Thomas Dewey）創立的CIA白手套公斯−瑪麗・卡特油漆公司（Mary Carter Paint Company）有著複雜的聯繫，該公司就是後來的度假村國際大酒店的前身。
“希區考克充分利用了他在豐信信託的無限借貸特權。在克拉普的建議下，他投入了五百萬美元來購買瑪麗・卡特油漆公司的未註冊股票（letter stocks，這種類型的股票不能直接公開買賣，但卻十分值錢），這家公司後來轉型變成了度假村國際大酒店。人們普遍懷疑這其實是犯罪組織想要透過度假村國際大酒店來洗錢，而度假村集團打算在巴哈馬的天堂島上蓋一座賭場...”
R.T・內勒（R.T. Naylor）在1987年出版的《熱錢與債務政治》（Hot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Debt）中進一步調查了希區考克與為情報機構和犯罪組織服務的離岸銀行之間的關係，並暗示他在度假村國際大酒店的股份其實是由與CIA有關的城堡信託銀行來負責管理的：
“為了資助這些（旨在推翻古巴政府的）行動，CIA轉而求助於拿騷的城堡信託銀行。這家銀行是由保羅・赫利威爾創立，他曾經是OSS的中國專家，並且對毒品貿易十分暸若指掌。戰後，赫利威爾在佛羅里達州經營著一家CIA的白手套公司。透過他的巴哈馬銀行以及在佛州的一家合作機構，數百萬美元被投入了在巴哈馬的安德羅斯島上的秘密軍事行動。城堡銀行還協助進行逃稅，並以信託公司的身份代為管理度假村國際大酒店的某些非本地居民股東的股份，度假村國際大酒店在（邁耶）蘭斯基時代的拿騷經營著一家非常頂規的賭場。後來一名股東逐漸對城堡信託的股份管理方式產生不滿，並因此起訴該銀行，這才導致這樣的合作關係開始破裂。
這名股東就是紐約股票經紀人威廉・梅隆・希區考克，他一直在透過瑞士伯爾尼的帕拉維奇銀行（Paravicini Bank）來規避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準備金要求。據稱，希區考克還將自己的經驗運用在‘高級金融’領域，並與永恆之愛兄弟會合作，20世紀60年代美國校園有一半以上的LSD都是該團體的在加州的秘密實驗室製造的。希區考克的朋友蒂莫西・利李是那個年代家喻戶曉的化學家和腦白質切除術提倡者，正是他說服希區考克參與LSD活動。這些利潤被通過帕拉維奇銀行漂白，直到它倒閉，IOS控制的巴哈馬豐信信託也有參與洗錢。
在希區考克提起訴訟後，美國國稅局立即採取行動，這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逃稅案。但CIA卻介入其中，導致調查遲遲無法進展，這讓許多國稅局職員憤而辭職。不過城堡銀行還是在1977年結束了在開曼和巴哈馬的業務，並將其轉移至環境更友好的巴拿馬。”
馬丁・李和布魯斯・施萊恩在他們1985年出版的《迷幻藥之夢》中將城堡銀行的創始人赫利威爾與20世紀50年代由CIA幕後經營的販毒集團−海上通路（Sea Supply），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聯繫：
“城堡銀行是由保羅・赫利威爾創立並控制，他是一名邁阿密律師，與美國情報部門有著一段淵源。赫利威爾的諜報生涯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戰，當時他是OSS駐中國特別情報部門的負責人。當CIA成立時，他仍留在遠東指揮著一群間諜，其中就包括後來因為水門事件而出名的E・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20世紀50年代初，赫利維爾創辦了海上通路公司，這是一家由CIA控股的公司，專門為緬甸、寮國和泰國山區的反共遊擊勢力提供武器及其它物資。以金三角為根據地的這家傭兵公司還會種植罌粟田，CIA與這些毒品貿易同樣脫不了關係。赫利威爾也是1961年災難性的豬玀灣事件背後的物資供應者。幾年後他創立了城堡銀行，身兼CIA的御用銀行家與古巴黑手黨的法律顧問，古巴黑手黨靠著在美國販賣東南亞製的海洛因而賺得盆滿缽滿。赫利威爾的律師事務所的客戶包括（邁耶・蘭斯基的同夥）路易・切斯勒（Louis Chesler）和華萊士・格羅夫斯（Wallace Groves），兩人皆為度假村國際大酒店的合夥人。”
海上通路公司運作了整整十年，後來前OSS與CIA官員赫利威爾解散了該組織。赫利威爾在1976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他還曾給華特・迪士尼出主意，讓他在佛羅里達州建立一家空殼公司和“幽靈城市”，以讓正在建設中的迪士尼樂園“躲避稅收與環保監管，使其不必受到憲法的約束”。20世紀80年代，山達基也在佛州的清水市（Clearwater）採用過類似的策略。
儘管看似與山達基、賀伯特的故事毫無關聯，但海上通路似乎卻成為了賀伯特之後創立海洋機構的靈感與模板，並且它還與前述的CIA幕後操控的販毒網路有著許多聯繫。
海洋機構
1966年春天，時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J・威廉・傅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發起了一項調查旨在釐清CIA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干預了外交政策。《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報導就特別點名海上通路是其中一個例子。報導指出：“諜報行動是現代國際博弈的日常；我們的敵人會進行諜報行動，我們自己也必須這麼做，”它最後得出結論說：“讓國會加強對CIA的監督，這並不必然會危及國家安全。”
同年5月，傅布萊特又接受NBC的《今日秀》（The Today Show）採訪，並解釋了他決定將三名委員會成員納入一個專門監督CIA活動的國會委員會的理由：
“要我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近年來媒體報導的關於CIA的許多質疑幾乎都是集中在外交領域。委員會的一些成員認為，既然這個領域引起了這麼多質疑甚至批評——那麼當然就有責任派出代表出席會議。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有不少人相信要是能成立這樣一個委員會，肯定對改善參議院、公眾與CIA之間的關係有所助益。
我認為，這不僅不會對CIA造成負面影響，反而能夠改善我們的關係，並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那些批評，如果不是完全消除的話，我認為人們有這些批評多少是因為，他們感覺這個機構總是難以監督、令人捉摸不透。”
理查德・赫爾姆斯——MK-ULTRA計畫的教父、赫利威爾的商業夥伴希區考克的多年好友，並自1966年3月開始擔任CIA局長——則在7月時寫了一封信給《聖路易斯環球民主黨報》（St. Louis Globe-Democrat），表示他“很欣慰看見該報發表了一篇批評傅布萊特的社論”。毫無疑問，CIA正在逐漸失去權力並不得不接受國會的監督，這讓赫爾姆斯感到十分沮喪，這個情報機構的主要部門迫切需要改名換姓，以使它們能繼續在公眾的視線之外運作。
1965年初，賀伯特抵達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島，開始思索與撰寫一系列“OT等級”的文章。事實上，賀伯特正是在加那利群島發表演講時第一次談到了第三級OT的教義內容——只有這一最高層級的山達基教徒，才能接觸到茲努的神話。1965年6月底，賀伯特發表了一場題為《來勢洶洶的查帳員》（The Well-Rounded Auditor）的講座，他聲稱美國政府一直“試圖想要將山達基佔為己有”。同年7月，CIA特工霍華德・亨特奉理查德・赫爾姆斯的命令前往西班牙。在赫爾姆斯正式成為CIA局長的前一個月，即1966年2月，賀伯特又再次回到加那利群島。據西班牙ABC報導，賀伯特在那年與赫爾姆斯、CIA簽署了一份合作協議，雖然目前並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文件紀錄。
不久後，美國國稅局在1966年7月通知山達基教會，他們正在準備取消其免稅資格。1966年9月1日，賀伯特辭去山達基的所有管理職務。三個星期後的1996年9月21日，亨特“結束了在西班牙的一項持續多年的重要機密任務”後返回華府。沒過多久，賀伯特便在1966年11月10日的一封山達基政策聲明函中宣布要啟動“海洋計畫”（Sea Project）。同年11月22日，賀伯特探勘有限公司（Hubbard Exploration Company Limited）在倫敦註冊成立，這家作為“海洋機構”前身的公司又在年底偷偷購買了它的第一艘船——“魔法師號”（Enchanter）。
海洋機構是在1967年8月由賀伯特正式創立，其最初是由三艘大型船艦組成。只有最虔誠的教徒才能進入海洋機構，然後他們會在船上接受最高級別的訓練。根據喬恩・阿塔克（Jon Atack）1990年出版的賀伯特傳記《一片藍天》（A Piece of Blue Sky），他曾看過山達基的內部文件，海洋機構認為“世界各國政府如今正瀕臨崩潰邊緣”，然後“海洋機構將會倖存下來並收拾殘局”。
根據該組織在1992年向國稅局提供的一份文件，每個海洋機構的成員都必須宣誓願意為山達基教會服務十億年，這也符合他們相信靈魂不朽的信仰。前山達基教徒、《一片藍天》的作者喬恩・阿塔克表示，海洋機構管理成員的方式“是在刻意模仿軍隊的管理，以建立絕對的服從與權威，或者更用直接地方式來說就是摧毀人們的自我意志。”據《週刊》（The Week）報導，海洋機構的一名前成員聲稱她“在十幾歲時曾被迫每天工作十五小時”，並且“在十二至十八歲的那段期間，她每個星期只被允許探望父母兩次”。另一位成員聲稱“他每星期辛苦工作的收入從未超過十七美元”，他只能“住在一間非常簡陋的房間，甚至連門把都沒有。”
2009年，由於被懷疑涉及人口販賣活動，FBI對山達基，特別是海洋機構進行了調查。這場調查行動的代號為“落水行動”（Operation Overboard），但最終並沒有提出任何指控。至於這是為什麼，《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在2013年採訪了幾名專家，他們認為這可能與2010年8月聯邦法官對兩名前海洋機構成員提起的民事訴訟的裁決結果有關。法院的裁決是“基於第一修正案對宗教自由的保障，法院無法深入調查山達基教會的懲戒方式是否合理，”因為這是“山達基與海洋機構自身的教義問題”。
不管山達基教會決定組建一支主要航行於公海上的準軍事艦隊的確切原因為何，外界普遍的觀點是這與教會在同年早些時候被國稅局撤銷了免稅資格有關。作家史蒂芬・肯特（Stephen Kent）即在其2001年出版的《從口號到咒語：越戰晚期的社會抗議與宗教皈依》（From Slogans to Mantras: Social Protest and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the Late Vietnam War Era）一書中指出：“賀伯特成立海洋機構有一個不那麼崇高的理由是，他在美國面臨著FDA和國稅局的敵意，還有澳洲、英國、羅德西亞等其它國家政府的敵意與各國媒體的關注，這讓他決定將活動轉移到公海上，好擺脫任何民族國家的干預。”
固然避稅可能是賀伯特決定組建私人海軍的合理原因，但不要忘記同一時間赫爾姆斯、赫利威爾和CIA其實也正在尋覓他們的秘密海外影子行動的替代品。
根據CIA自己的說法，海上通路的創立者赫利威爾在“1964−1975年間”曾經“深度資助”了對“CIA以安德羅斯島為中心策劃的”——它是巴哈馬群島最大的一座島嶼——針對古巴的秘密行動。在這段期間，1966年4月美國斥資一億三千萬美元在安德羅斯島建立在了大西洋海底測試與評估中心（Atlantic Undersea Testing and Evaluation Center），這是一座“反潛基地”，其目的是要“試驗偵測和摧毀敵方潛艇的新方法”，並且在這裡試驗的據說都是“遠遠超越全世界已知水平”的先進技術。對於像赫利威爾這樣的情報人員來說，尤其他還在國際海上販運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海軍的這些研究與技術可謂是無價之寶。CIA的報告進一步指出，這座基地對美國和英國都具有“重要意義”，另一份報告則提到“美國海岸警衛隊在該地區的活動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並且它還說“這是十分理所當然的”。
根據山達基內部的情報部門−守護者辦公室（Guardian’s Office）發布的《守護者命令1344號》（Guardian Order 1344），海岸警衛隊似乎已經注意到山達基的海上機構的船艦活動，其在1969年7月的報告中就提到該教會的兩艘船艦正在進行某種“軍事演習”，而且它們還“冒用了海岸警衛隊的隊徽”。
除了上述的時間表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證據表明，賀伯特正在設法幫助赫爾姆斯領導下的CIA規避國會的監督——建立一支由狂熱的海員們組成的準軍事艦隊——同時它還將成為赫利威爾的海上通路的精神繼承者。
首先，賀伯特的其中一艘船——阿瑞斯號——在之前本來是由山達基教徒、政府線人傑瑞・麥克唐納（Jerry McDonald）擁有，他還參與過對永恆之愛兄弟會的律師邁克爾・梅茨格（Michael Metzger）的誘捕行動。尼克・桑德的夥伴兼山達基教徒大衛・曼特爾也在這次行動中被捕。麥克唐納的名字曾多次出現在佛羅里達州清水市的委員會聽證會上公布的有關守護者辦公室的文件中，其中也包括了對山達基在私下販毒的指控：
“證據十二：
1970年2−7月——JM（傑瑞・麥克唐納）與海關和洛杉磯警察局合作，同意擔任米爾納（Milner）策劃的圈套的線人，以將山達基教會中的毒販一網打盡。
1970年2月——米爾納告訴JM，美國海關懷疑山達基正在私下傳播與販賣毒品，因為有不少被逐出教會的山達基教徒在參與販毒活動。另外，還有一名男子在走私毒品時被海關抓獲，他聲稱自己是在替海洋機構執行秘密任務。
1970年2月16日——美國海關官員致電人在猶他州鹽湖城的JM，試圖了解‘阿瑞斯號、JM與山達基教的關係’。海關官員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山達基要在墨西哥與美國之間來回奔波，山達基是不是在私下販毒？同時他還表示，包括海關在內目前已有多個機構正在調查山達基。
1970年2月17日——美國海關的傑克・以諾（Jack Enoch）致電JM，告訴他目前針對山達基的調查還只是地方性的，但很快就會擴大範圍。JM則向以諾表示，他已退出山達基，不過他的妻子和孩子仍是教徒。”
FBI在1974年10月公布的其它守護者辦公室文件則更直接地談到了麥克唐納的船與永恆之愛兄弟會的關係，它在文件中被簡稱為兄弟會：
“美國海岸警衛隊的一份未註明日期、未署名的筆記內容——‘（該船隻）由山達基團體擁有——這是一個準軍事組織’。麥克唐納——大麻走私者——是這個幾乎就是軍隊的組織的一員。他們的人員時不時會被逮補。霍普金斯登上了槍魚號。山達基是由目前仍在世的億萬富翁羅恩・賀伯特創立。在拉古納活動的兄弟會——與大麻有關（兄弟會是一個販毒集團）。”
槍魚號在當時也是麥克唐納的船，緝毒局探員們在1970年7月登上這艘船進行突擊搜查，結果他們沒有查獲多少毒品，卻發現了大量的武器，包括四十把手槍、十把長管槍。探員們推測這些槍枝“是要被用來交換墨西哥出產的大麻”。據另一份報告指出，這批槍械在那時價值大約六千美元，而且其中有許多可能是在最近加州園林市的入室偷竊案中失竊的。另一份報告引述了緝毒局探員加勒特・范・拉姆（Garrett Van Raam）的話稱，他認為槍魚號“在5月底駛入舊金山灣時載運了多達兩千磅的墨西哥大麻”。1970年11月，麥克唐納被通報失蹤，因為他沒有出席自己因為“持有贓物”、“持有催淚瓦斯彈”、“狙擊瞄準鏡”以及“在車內藏有武器”等指控而召開的初審。儘管麥克唐納沒有出庭，並且面臨多項重罪指控，但過了一個月後，即1970年12月，他的罪名卻突然都被撤銷了，這似乎表明他們已經知道他是在為情報部門工作，而且他同時還是美國海關的線人。
1972年1月，海關人員登上了停泊在洛杉磯港的海洋機構船艦亞細亞號——後來更名為魔法師號——一名探員認出了麥克唐納，並交給了他一張傳票。隔月的1972年2月，海關和特勤局探員再次登上同一艘船搜查毒品，這證明了執法部門確實在懷疑海洋機構私底下其實是在從事販毒生意。根據作家托尼・奧爾特加（Tony Ortega）在《地下碉堡》（The Underground Bunker）引述歷史學家克里斯・歐文（Chris Owen）的話指出：“英國和美國當局早已對那些被定期寄送至海洋機構的密封包裹產生了懷疑。”
麥克唐納代表山達基所進行的武器−毒品貿易其實是CIA的“白紙行動”（Operation Paper*）背後的一個重要支柱，赫利威爾的海上通路公司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CIA局長赫爾姆斯曾這麼評論過這些機構的行動：“這是一次事關重大的行動”，由於其“危險”與“困難”程度，它需要“專門的人才”來互相合作。赫爾姆斯更進一步肯定CIA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出色”。前山達基教徒們的證詞亦暗示麥克唐納在教會內有著“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很明顯在教會的販毒活動中扮演著某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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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行動是CIA在1951年2月發起的一項計畫，旨在資助並武裝撤退至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部、陸軍中將李彌率領的第九十三師反攻雲南，以牽制當時正在朝鮮半島與美軍作戰的解放軍。計畫的資金正是來源於CIA與國民黨殘部共同進行的東南亞毒品貿易——譯註
前海洋機構的上校斯科特・梅耶（Scott Mayer）在“國際山達基教會訴菲什曼和格爾茨案”中提供了一份自己的宣誓書，他在其中表示他曾與麥克唐納一起接到“殺人命令”：
“當我還在海洋機構的時候，山達基曾經下令要求我去殺人。當時山達基在洛杉磯的燈塔大道有一間辦事處，距離麥克阿瑟公園很近。我被亞歷克斯・西布里斯基（Alex Sibryski）叫去聽簡報。那時，山達基教會在墨西哥的羅薩里多（Rosarito）擁有一座牧場，它被用作托兒所，專門收容洛杉磯安置不了的流浪兒童並種植一些蔬菜水果。墨西哥的匪徒們經常會來騷擾牧場，搶走農作物。傑瑞・麥克唐納和我一起被要求執行一項任務，我們要帶上紅外線光學設備、幾把手槍和步槍前往墨西哥，守株待兔等待匪徒們再次襲擊牧場，然後擊退他們。我們還被告知，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不必對他們手下留情...
據說，麥克唐納在歐洲的時候曾經做過傭兵和殺手。海洋機構的人都知道只要有解決不了的麻煩，找他就對了。假如某個地區的人遇到麻煩，麥克唐納就會出現在那裡。也因為他有作為職業殺手的名聲，每次只要他一出現，大家就會忍不住為自己的安危捏把冷汗。每個人都相信他是真心全意為山達基效命，並且願意為賀伯特做任何事。另外，他還是那種時不時會邀請別人去他家作客，然後在他們面前清洗與組裝他的自動步槍的人。他通過這種方式來讓別人知道，他真的是個狠角色。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把口徑九毫米的手槍，他還常常談論自己私下的武器銷售和交易。幸好，他和我最後沒有真的執行殺人命令。然而，如果當初命令沒有被取消的話，我毫不懷疑他真的會去這麼做。”
梅耶也坦承，在“不同的時期”他曾“聽從命令協助並向那些偷偷將資金運出美國的信使傳遞情報。”他並不是唯一一個作證表示自己曾為海洋機構轉移大筆資金的前山達基教徒。在1987年出版的《彌賽亞或狂人》（Messiah or Madman）一書中，前海洋機構成員漢娜・埃爾特林姆（Hana Eltringham）就表示，他們的船艦上總是藏匿著“大筆金錢”，她有一次還協助將“七、八百萬美元的現金運送到瑞士”，後來她又“運送了更多鉅款”。埃爾特林姆聲稱賀伯特“就像一隻藏堅果的松鼠”，並透露他“私下還藏有金條”。
另一名海洋機構成員瑪麗・馬倫（Mary Maren）回憶說，她曾經被“命令將大約三千英鎊的鉅款護送上船，”當時她把這些錢藏在靴子裡。另一位教會成員麥可・戈德斯坦（Mike Goldstein）——阿波羅號的銀行專員——則聲稱“（船上）到處都有塞滿錢的抽屜，保險箱裡還有超過一百萬美元，唯獨沒有完整的帳簿。”戈德斯坦說海洋機構總是“以現金支付所有開銷”，而且它還會“使用三種不同的貨幣——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幣。”戈德斯坦接著解釋說：“如果有人需要買東西，他們就會直接開口要錢。”
在《彌賽亞或狂人》中，另一位化名埃琳娜・洛雷爾（Elena Lorrel）的前山達基教徒曾用“就像是詹姆斯・龐德電影的劇情”來形容自己早年在海洋機構的經歷，這似乎是在暗示她是在從事與情報部門有關的工作：
“這段歷史中有一些缺失的章節，甚至連很多資深的海洋機構成員也完全不知道。這些缺失的章節催生出了許多流言蜚語。那幾艘船艦實際上在做的事情，與我們平時告訴山達基教徒們的完全不一樣。我們在各個不同的國家進行著詹姆斯・龐德式的任務。其中一些我們執行的是真正的情報任務：向聯合國、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以及幾乎所有我們造訪的國家政府提供情報。我們正在滲透這些勢力...暗中支持某個政黨候選人對抗另一個候選人。有各種你無法想像的政治操縱是在幕後發生的，而這一切都是出自一小撮人的策劃。大多數海洋機構的成員只會聽命行事，山達基命令什麼就做什麼。只要稍微施壓與脅迫，他們就會供出一切。所有在那十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只有我們一小部分的人可以執行這些任務。我們曾出過許多外派任務，像是闖入總統府、設法騙過警衛，等等。”
1978年8月，CIA閱覽室發布的一份有關於海洋機構的報告顯示，阿波羅號——它是海洋機構的旗艦——被嚴重懷疑已經遠遠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宗教活動空間而已。《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報導提到了國務院的一封信，信中引用了阿波羅號上面的一名高層人員的話，他說：“作為一個有金錢與高層人脈支持的組織，‘那位多管閒事的副領事最好要小心了’，”然後他還威脅說，那些試圖打探海洋機構的底細的人“很容易就會遭遇飛來橫禍”。報導正確地將阿波羅號與一家名為行動和運輸有限公司（Operation and Transport Corp, Ltd）的巴拿馬公司聯繫起來——它實際上是山達基的幌子——然後它還提到海洋機構的船艦總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的港口之間來回，形成了一個十分穩定的三角航線。根據報導，阿波羅號“向紐約與未知的地點發送了加密的無線電訊息”，同時還“在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和丹吉爾（Tangier）建立了陸地基地”。儘管這艘船是在巴拿馬註冊，但巴拿馬領事卻遲遲無法約見賀伯特本人，這導致他對這艘被作為“噱頭”的船留下了一段相當耐人尋味的評論：
“賀伯特准將和他的妻子也許是慈善家，也許是怪人，但要是人們不接受這種解釋，那麼就只能假定他們其實是在暗地裡搞著什麼‘花招’。儘管卡薩布蘭卡的人們對此有各式各樣的臆測，從走私到販毒，再到某種極端宗教崇拜，但始終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葫蘆裡賣得到底是什麼藥。”
報導還指出，美國駐丹吉爾大使館曾向華盛頓發送了一封“長電報”，裡面提到“鎮上有傳言稱，阿波羅號參與了毒品或白人奴隸買賣”，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流言“毫無疑問與阿波羅號上面有非常多年輕貌美的女子”有關。報導最後還說，千里達（Trinidad）的一家地方小報《驚世報》（The Bomb）推測這艘船可能與“CIA以及莎朗・蒂（Sharon Tate）的謀殺案有關”（謀殺莎朗・蒂的犯人是查爾斯・曼森的信徒，而曼森本人與CIA和MK-ULTRA計畫有著複雜的關係，他在1961年7月入獄時甚至宣稱自己是山達基教徒）。
1974年10月，阿波羅號即將進入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港，當時“一支由移民局、緝毒局、美國海關、海岸警衛隊和美國法警組成的歡迎隊伍”早已在那裡等候多時，因為他們提前接獲了這艘船艦專屬的樂隊−阿波羅全明星（Apollo All Stars）已經出現在當地的消息。據查爾斯頓的一家報紙報導：“星期天，海關已經在查爾斯頓部署了大批特工，足以監視阿波羅號上的每一名船員，以防止他們趁機走私毒品，”並且由於它被懷疑載運了“大量的毒品”，甚至連“遙遠的加州海關人員都被調遣過來，絕不給阿波羅號任何機會。”賀伯特的守護者辦公室自然也注意到了執法單位的動向，他的妻子瑪麗・蘇（Mary Sue）及時警告了阿波羅號，於是它便掉頭返回了巴哈馬群島。
同月，守護者辦公室的副主任珍・肯柏（Jane Kember）發布了《守護者命令1344號》，命令教會的情報部門對海關和海岸警衛隊的行動展開大規模地反擊。具體來說，這項命令要求他們“入侵並竊取位於華盛頓第十一區的海岸警衛隊總部中的文件”。《1344號命令》是以1973年4月發布的《732號命令》作為基礎，賀伯特正是在後者中首次提到了一個代號為白雪公主的計畫。
隨著守護者辦公室的行動不斷升級，它迅速發展成了對美國政府多個部門的全面準軍事入侵作戰，這就是目前公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試圖滲透美國政府的行動——白雪公主行動。
白雪公主行動
山達基的白雪公主計畫，現在一般被稱作白雪公主行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進攻是最好的防守”。這個“計畫”看似無害，表面上它只是要在“各個國家發起訴訟，以揭露各種（對山達基教會的）詆毀與不實報導”，然後這些訴訟勢必將“在這些國家引發無休無止的爭論”，最終“耗盡這些敵對勢力的資源”。最初，山達基教會主要是透過法律手段來執行賀伯特的白雪公主行動，包括依據《信息自由法》訴求政府解密一些相關文件。然而，根據阿塔克的《一片藍天》，據山達基教徒肯尼斯・厄克哈特（Kenneth Urquhart）透露，到了1974年初的時候，賀伯特和他的妻子瑪麗・蘇卻開始討論起了滲透國稅局的可能性。
在1979年10月政府起訴瑪麗・蘇等人的庭審中公布的證據顯示，白雪公主計畫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全面的間諜行動，其企圖滲透“多達三十個以上的國家”以及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包括“入室竊盜”、妨礙司法公正、竊聽、窩藏逃犯與串謀犯案”等罪名最終導致瑪麗・蘇等共十一名教會領袖入獄服刑。
1974年夏天，辛蒂・雷蒙德（Cindy Raymond）——守護者辦公室的美國情報小組負責人——向邁克爾・邁斯納（Michael Meisner）——他是守護者辦公室在華盛頓特區的情報特助——發出了一道“指令”，要求他“挑選一名忠誠的山達基教徒，令其潛入美國國稅局”，目的是“取得該機構的所有關於山達基的文件”，包括“山達基向美國政府提起的未決訴訟文書”。到了9月，山達基教會已經找到了合適的人選——傑拉德・貝內特・沃爾夫（Gerald Bennett Wolfe）——來作為內應滲透國稅局。1974年10月，前面出現過的珍・肯柏又發布了《守護者命令1361號》，其中很明確地提到了他們的“行動目標”，包括：
“10. 立即派遣一名特工進入國稅局，以取得首席委員會辦公局、特別服務局、情報部門、審計部門及其它任何部門中的與賀伯特本人、山達基有關的文件。
16. 取得司法部法務部門的文件。
17. 確認目標後，進行滲透並取得需要的文件。
（GO1361命令）還要求安排一名‘值得信任、熟悉情況的特工潛入國稅局的洛杉磯辦公室（目標2）。該‘特工’的任務是要從該辦公室的情報部門（目標3）和審計部門（目標4）‘取得有關於賀伯特本人與山達基的任何文件’。命令還要求確定美國國稅局在（加州）倫敦市的具體辦公室位置（目標20），並進行滲透（目標22）與‘取得所有文件’（目標22）。一旦取得文件後，指定的部門與人員就會進行‘適當的掩護’以掩蓋他們‘取得文件的方式’，然後這些資料要被交給公關部門以展開反抹黑（dead agenting）行動，也就是詆毀那些與山達基作對的敵人。”
1974年11月11日，米歇爾・赫爾曼（Michell Hermann）——守護者辦公室情報部的第一主任——成功在國稅局首席法律顧問的會議室中安裝了無線電竊聽器。國稅局討論是否要撤銷山達基教會免稅資格的會議就是在這裡開的，因此整個會議的內容都會立刻被守護者辦公室掌握。幾個星期後，山達基教徒傑拉德・沃爾夫應徵上了國稅局內的一份打字員工作。從1974年12月一直到1976年6月，赫爾曼、沃爾夫和邁斯納從國稅局竊取了數萬份文件，他們正在努力執行瑪麗・蘇所說的“國稅局戰略”，她在一封給肯柏的信中將其描述為“用盡一切方法贏得這場戰鬥，好維持我們的非營利組織身份。”
1977年7月，一百五十名FBI特工突襲了位於華盛頓和洛杉磯的山達基總部。根據CIA閱覽室公開的一份報告，這次突襲發現了“數量驚人的作案工具”，包括“撬鎖工具、手槍、彈藥、麻醉藥、黑傑克卡賓槍、竊聽設備”，“甚至還有一個上面標示著‘吸血鬼血液’的小瓶”。FBI扣押了超過兩萬三千份文件，它們包含了“聯邦檢察官的私人文件、美國內閣成員之間的信件以及教會自己關於偽造文書、跟蹤目標、洗錢以及敲詐勒索的備忘錄”，還有許多從“聯邦貿易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國家安全局、國防情報局、CIA；勞工部、陸軍部和海軍部；海關總署；國際刑警組織及其它各個美國警察部門”竊取的文件。
雖然一名聯邦法官在當月晚些時候裁定這次突襲行動違憲，但包括瑪麗・蘇在內的十一名山達基教徒仍“被依共謀罪判處二至六年的有期徒刑”。山達基教會的創始人兼領袖羅恩・賀伯特一直躲在加州，直到他在1986年1月去世。由於他的缺席，山達基的控制權便逐漸落入了現任領袖大衛・密斯凱維吉手中。
在20世紀80年代，山達基娉請了前CIA特工、甘迺迪時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特別行動負責人L・弗萊徹・普勞蒂（L. Fletcher Prouty）來為他們撰寫一份宣誓書，裡面細數了美國政府是如何迫害教會。值得注意的是，普勞蒂曾是“艾森豪時期五角大樓在白宮的首席簡報官”，他“與CIA局長艾倫・杜勒斯密切合作，以協調軍事資源來支援CIA的秘密政治行動”。在那份宣誓書中，普勞蒂寫道：“有關於山達基在世界各地的活動報告，經常會被發送給國務院、國安局、陸軍、海軍和國防部特別行動辦公室”，確切地說，“CIA經常一次會收到十六份的報告副本”。普勞蒂解釋說，“對於這類照理說不屬於機密的資訊而言，製作這份多副本是很罕見的，這表明這些所謂的非機密資訊實際上是被以非常嚴格的方式加以分類與管理，”正是這一點讓他相信“政府可能在私底下謀劃著什麼”。
據《紐約時報》報導，國稅局的檔案顯示，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山達基）教會的年收入約為三億美元”，教會的現任領袖密斯凱維吉和另一位資深成員馬蒂・拉斯本（Marty Rathbun）還與國稅局局長小弗雷德・戈德堡（Fred T. Goldberg Jr.）進行過一次臨時會面。密斯凱維吉表示，只要能讓山達基“恢復免稅資格”，他就會停止白雪公主行動，並且“撤銷所有對國稅局的訴訟”。令人莫名的是，戈德堡不僅同意了教會的要求，甚至還讓國稅局成立了“一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來“解決爭端”——這是一種“極其反常的措施”，因為國稅局明明有專門處理免稅團體的部門。作為和解的條件，國稅局甚至“同意分發一份關於山達基和賀伯特的澄清報告書”。“這份報告書寫得非常完整、非常準確，”密斯凱維吉回憶道。“我們是怎麼知道的呢？因為它就是我們寫的！現在國稅局會把它們發送給世界各國的政府。”
幾個月後戈德堡就離開了國稅局，並在1992年1月進入財政部。戈德堡引用隱私法，“避不談論山達基或他與密斯凱維吉的會面”。那次會面從未出現在戈德堡個人公開的行程表上，後來還是《紐約時報》透過《信息自由法》才讓這些事情被曝光出來。前任國稅局長勞倫斯・吉布斯（Lawrence B. Gibbs）就坦言“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解的決定”。吉布斯補充說：“更令人驚訝的是，考慮到（山達基）的背景，國稅局卻依然草率地做出了這一決定。”
戰爭結束
儘管密斯凱維吉和教會都宣稱“戰爭已經結束”，但事實上，山達基的戰鬥才剛剛開始。網路的普及極大地擴展了這場資訊戰的戰場。例如，早在1974年12月，加拿大卡加利（Calgary）的一家報紙其實就曾經公開過山達基教會的絕密資料，其中包括只有三級的希坦才能接觸的茲努神話。但由於實體出版物有天然的傳播難度，教會還是能將大部分的秘密深鎖在只有高層才能接觸的範圍內。直到1991年7月，一個分散式的網路新聞團體alt.religion.scientology的成立改變了一切，現在山達基的秘密——曾經需要花費上千萬美元才能接觸——全都被一五一十地公開在網路上，供數百萬名讀者閱讀，而他們需要支付的就是自己的網路月費。
當然，山達基的特別事務辦公室（OSA）——這是守護者辦公室自1983年後的新名字——肯定不會坐視不管，OSA的伊萊恩・西格爾（Elaine Siegel）發布了一份備忘錄，裡面詳細指示了該如何應付網路上的批評以及教會的秘密外流的影響。諷刺的是，西格爾的這份備忘錄後來也“在網路上被公開了不下數十次”，包括OSA制定的網路對策細節也都被曝光了。這份日期標註為1994年5月11日的備忘錄指出：“作為一個團體，我們不能再容忍我們的宗教成為網路上的人們恣意批評、騷擾與詆毀的目標，”此外“我們還將採取一些法律行動，具體的細節將在往後進一步告知。”她接著表示“反制的辦法其實很簡單，”包括“每隔幾天就讓四、五十名山達基教徒在網路上發文帶風向”，好將“SP（批評者）的聲音徹底蓋過去。”
在將山達基的批評者們斥為“畜生”後，西格爾告訴《坦帕灣時報》說：“山達基教會將擁有屬於自己的網域。”
網路服務供應商−地球連線（EarthLink）的創辦人思凱・戴頓就是第二代山達基教徒，他的創業資金也是來自其他教徒的支持，更不用說這家公司的管理階層和董事會也全都是由山達基教徒組成，地球連線是在1994年6月6日註冊成立——也就是西格爾發布那份備忘錄的不到一個月後。
戴頓非常清楚，山達基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教會監控異議分子、打壓批評、審查出版物以及向全世界傳播其教義以吸引更多信徒的能力，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要在快速發展的網路行業中建立橋頭堡。本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就是要探討地球連線的前世今生，同時深入調查戴頓的公司與他的個人投資，以及他是如何取得政治影響力之間的關係。
正如第二部分將會提到的，除了地球連線之外，戴頓還協助孵化了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網站之一：《尼奧寵物》（NeoPets）；創立了全球最大的WiFi供應商−Boingo無線（Boingo Wireless）；為Space X收購的蜂群衛星公司（Swarm Tech）提供諮詢和投資、為亞馬遜收購的家庭與社區監控系統服務商−環視公司（Ring）提供諮詢和投資；投資並擔任學習時代（Age of Learning）的董事會成員，這是一家與政府合作的教育軟體公司，其產品目前已出現在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公共圖書館中，並被多達六萬五千名教師使用；創立了城市儲存系統公司（City Storage Systems），它後來被Uber創辦人崔維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買下，並在疫情期間推出了“網路美食廣場”雲廚房（CloudKitchens）；另外他現在還是工藝創投公司（Craft Ventures）的首席合夥人，這家公司的創立者是素有美國的人工智慧與加密貨幣沙皇之稱的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
戴頓廣泛的商業網路，以及他對山達基教會及其數據囤積（data-hoarding）癖好的忠誠無不表明，山達基與情報部門的聯繫並沒有因為網路的出現而被削弱，正好相反，這種聯繫正在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更加強大、更加有影響力。
看來湯姆克魯斯 不單純也不簡單 😎
回覆刪除帕森斯 應該和錢學森是同事 😁😎
可是...《落日殺神》裡的湯姆・克魯斯真的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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