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哈佛大學的政治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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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在我小時候，我的爺爺非常喜歡用他那台老式的黑白電視機收看摔角比賽，所以我偶爾也會跟著他一起看。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電視摔角既不掙錢也不受歡迎，甚至根本不被認為是正經的體育活動，它就跟競速滑輪一樣，只有屈指可數的人才會收看。通常只有那些收視率最低的地方電視台才會播出摔角比賽，這些電視台本身並不屬於任何大型新聞公司，因此電視台的經理需要拼命尋找任何可以用來填時間的節目。

摔角在未來會成為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全國性商業表演，這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就是做夢夢到也不會相信。1975年的好萊塢科幻電影《瘋狂滑輪》（Rollerball）描述了在未來的美國，一種極為危險的滑輪競速比賽成為了最受歡迎的運動，但顯然從未有人想像過摔角也會有這樣的一天。

儘管自從童年的那段黑白電視時光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看過摔角比賽，曾經的那些記憶也已幾乎被我忘卻，但我還記得摔角比賽裡似乎經常出現雙打的情節，也就是兩對摔角手同台互相角力。

如今，一場史無前例的重量級摔角比賽正在登上我們的全國頭條新聞，其結果將決定美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甚至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未來。唐納・川普總統與哈佛大學爆發了一場堪稱本世紀最重大的政治鬥爭，而雙方也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在為其搖旗吶喊。

川普本人是一位作家，他出版過二十多本書，大多是關於商業策略、政治與談判學的暢銷書。但我真的不相信他這輩子有完完整整讀過任何一本書，甚至包括他自己寫的書。就算他有，我也懷疑他最後一次完整讀完一本書恐怕也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或許那本書裡還有大半的篇幅都充滿了彩色圖片。

與此同時，他在這場摔角中的對手卻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其如今已有將近三百九十年的歷史，長久以來它一直被認為是全世界最豪華、最富盛名的高等教育機構。

川普的忠實隊友是他的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這位億萬富翁女郎，哈佛大學則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全力支持，其仍對川普−麥克馬洪團隊最近這段日子以來的惡整耿耿於懷。

儘管哥大本身有著雄厚的財力與卓越的名聲，但它還是無法與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三巨頭相媲美。因此，幾個星期前聯邦政府揚言要撤回每年給予哥大的四億美元補助，這立刻就讓它陷入了困境，導致校方不得不屈服於政府的各種要求。

聯邦探員被允許可以恣意突擊搜查學生宿舍，押走任何批評以色列的外國留學生；校方還同意設立一個由三十名校園保安組成的特別小組，讓其負責鎮壓校園內任何公開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抗議活動；甚至連哥大一直以來享譽盛名的中東研究系所也被要求進入“學術接管”（academic receivership）狀態，不用說這當然是為了確保這些系所的教學內容不能有一點批評以色列的聲音。

所有這些讓步都是由該校的代理校長卡特里娜・阿姆斯壯（Katrina Armstrong）做出的，她後來在巨大的壓力下辭職了，成為了哥大在過去八個月內第二位主動請辭的校長。

正因為有這段痛苦的前情提要，我們現在才得以見證這場在職業摔角比賽中經常出現的恩怨對決，哥大正迫不及待想要復仇，而這次它的身旁有強大的哈佛大學。

職業摔角就像其它觀賞性運動一樣，觀眾可以選擇支持冠軍或對手，也可以只是享受比賽而不支持任何一方。

鑒於川普就是個智障以及他腦殘到不行的政策，他最近宣布的“樂一通”（Looney Tunes）式關稅就證明了這一點，我當然不會為他喝彩。但相比起保持中立，我現在卻完全站在了哈佛大學這一邊。

考慮到我多年來對自己的母校的嚴厲批評，甚至在其中有些問題上川普政府的看法還與我不謀而合，這可能會讓我的立場顯得有些奇怪。

例如，早在2012年末的時候我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抨擊哈佛大學早已從偉大的教育機構墮落成避險基金公司，只不過它剛好附設學校而已。

• 《向巨型避險基金支付學費》羅恩・昂茲，2012

如同我在幾天後撰寫的另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我的批評在自由派媒體圈子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對我們的精英大學實際上根本是披著皮的避險基金的譴責聲浪開始愈演愈烈：

“星期五下午的晚些時候，這篇文章登上了《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和CBNC的網站，並很快就被一大堆人轉發到Twitter，其中有不少知名記者。MSNBC的克里斯・海耶斯（Chris Hayes）在他的Twitter向自己的175000名粉絲表示，他‘非常嫉妒這篇文章居然不是自己寫的’，普立茲獎得主巴特・蓋爾曼（Bart Gellman）大讚這篇文章‘令人大開眼界’，《紐約時報》的經濟政策記者安妮・勞瑞（Annie Lowrey）則引用了‘哈佛大學就像一家巨大的避險基金，只不過它剛好附設學校’這句話。”

此外，那篇文章實際上是我作為更早之前的另一篇對於哈佛及其它頂尖大學的招生政策的分析的補充而寫的。這些大學共同構成了通往美國的學術、法律、商業、媒體與金融王國的橋樑。我取得的統計數據證明了，這些大學的招生政策已經腐敗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下面是我的總結：

“近十幾年來，精英大學的招生政策經常成為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意識形態戰場，但在我看來，雙方陣營實際上都沒有注意到問題的癥結是什麼。

保守派厭惡‘平權行動’政策，因為它更看重族裔而非成績，結果就是讓那些成績明明比較差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佔據了錄取名額，而它們本應屬於成績更好的白人和亞裔學生；他們認為我們的精英大學不該以膚色和族裔來區分人。與此同時，自由派則反駁說，這些大學的學生來源理所當然應該要‘反映美國的現實’，並且種族和族裔的多樣性本身對整體教育也是有益的，至少在這些被錄取的學生確實都具備基本的學識且能完成學業的情況下是如此。

我個人一直堅定地站在前者的陣營，支持用才德制來取代多元化。但從我在上文中所列出的種種證據來看，這兩種意識形態似乎都已逐漸被腐敗以及種族偏好所敗壞與取代，於是現在被錄取的未來美國精英其實既不精英也不多元，他們既不是來自我們之中最優秀的學生，也完全沒有合理地反映出美國的人口構成。

壓倒性的證據顯示，目前大部分的頂尖大學所採取的招生制度明顯偏向了那些明明能力平平、卻受益於這種暗箱操縱與偏袒的申請人。將國家的未來交到這樣的人手中，可能會讓我們在將來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這正是過去幾十年來越來越明顯的事情。除非我們的精英大學嚴重失衡的招生比例得到糾正，否則這一切只能隨著時間而變得越來越積難重返。”

• 《美國才德制的神話》羅恩・昂茲，2012

我的文章很快就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評為年度最佳美國雜誌文章，《經濟學人》的一位資深編輯對此也表示認同。耶魯政治聯盟（Yale Political Union）和耶魯法學院還特別邀請我就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以及我對才德制的其它分析進行了幾次公開演講。很多作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都對我的文章發表了評論，其中絕大多數是好評，他們的討論出現在了《福布斯》、《大西洋月刊》、《華盛頓月刊》、《商業內幕》等等刊物上。這些參與討論的人包括了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等知名人物。

我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發現是，有斬釘截鐵的數據證據表明，哈佛大學及其它常春藤盟校經常在招生的過程中偷偷縮減亞裔學生的錄取名額，這是公然的種族歧視，很快地《紐約時報》就針對這一爆炸性的話題舉辦了一場討論會，而我當然也樂於參與。我繪製的圖表顯示出在整個常春藤盟校中，亞裔學生的錄取率都有著十分可疑的趨同現象，這張圖表在網路上被廣泛傳播，包括《紐約時報》也引用了它，這似乎為人們長久以來所懷疑的事情提供了“鐵證”。

正如我在發表於《紐約時報》上的文章中解釋說：

“就在司法部於20世紀90年代初結束了對哈佛大學是否歧視亞裔美國人申請者的調查後，亞裔學生的錄取率便開始逐漸下滑，並在過去十年的時間裡從1993年的20.6%下降到了16.5%。

這種下降幅度看似不大。但就在這些年裡，美國大學中的適齡亞裔學生的比例卻在大幅成長，在1992−2011年間大約翻了一倍，反之西班牙裔白人的比例則幾乎沒什麼變化。因此，按照官方的統計，在過去二十年裡哈佛大學的亞裔學生錄取率反而下降了50%以上，而白人學生的錄取率則沒什麼改變。亞裔學生的錄取率下降幅度甚至比哈佛在1925年實施的猶太配額政策帶來的影響還要更大，當時那項政策將猶太新生的比例從27.6%降至了15%。”

保守派圈子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特別介紹了我的分析，幾個星期後我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認為我的研究也許能為最高法院推翻其在1978年裁決的巴基案（Bakke）提供法律依據，正是這項裁決為後來數十年的平權行動奠定了基礎：

• 《種族配額、哈佛大學與巴基案的遺產》羅恩・昂茲，2013

的確，隔年一群亞裔學生就提起了訴訟，質疑哈佛大學的招生政策存在歧視。這場官司一打就是十年，在他們的不斷努力下，最高法院終於在2023年6月29日以6:3的票數做出了決定性的裁決，推翻了四十五年前的巴基案。如此一來大學和美國社會的其它許多領域就沒有了推動平權行動的法律依據。

雖說我當然希望那群亞裔學生的訴訟能夠成功，但我本人並沒有參與其中，說實話我本來根本不認為他們會有勝訴的機會。幾十年來早已有不少人試圖說服最高法院推翻巴基案，結果都以失敗告終，因此我原本以為這樣的維權行動肯定是不會有用的。

不過，就在此案進入法庭審理的時候，我也發起了另一項完全不同的運動，旨在徹底改革哈佛大學的教育政策，並讓我們的其它精英大學跟著效仿。

2015年，《紐約時報》曾就改革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的問題詢問過我的看法。我在文章中指出，哈佛大學和其它頂尖大學已經累積了如此龐大的捐獻基金，以至於本科生貢獻給它們的學費幾乎可以用微不足道來形容。因此，我呼籲這些大學應該乾脆直接取消學費。

“數字清楚說明了一切。今天，哈佛大學的六千六百名本科生每年要繳交四萬四千美元的學費，家境較困難的學生可以享有減免優惠。因此，學生的學費對哈佛年收入的貢獻恐怕遠遠低於兩億美元。與此同時，這家名為哈佛大學的避險基金光是在去年就締造了至少五十億美元的利潤，也就是足足二十五倍。就算所有的哈佛大學生都在明天忽然消失，或是一分錢都不付，這對哈佛公司的財務也幾乎不會有任何影響。

可是，儘管學費對哈佛來說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但對幾乎全部的美國家庭而言，它們卻是非常沉重的負擔。四年的學費算下來將近要二十五萬美元，這足以嚇跑許多學生，招生制度不出問題才怪...

一旦哈佛大學宣布開放免費教育，這肯定會激發全世界的熱情，並吸引更廣泛、更多樣化的申請者，包括許多只能將目標放在當地州立大學的優秀學生。

另外，我對哈佛的態度也同樣適用於美國的其它頂尖大學，包括耶魯、普林斯頓和史丹佛，它們也都早已淪為收取過高學費的大型避險基金了。它們同樣有能力為學生提供免費教育，這麼做並不會增加多少開銷，卻能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

後來我製作了一些圖表，以呈現哈佛大學的收入只有極小一部分是來自學費，至於耶魯、普林斯頓和史丹佛也同樣如此：

我相信哈佛大學公開宣布取消收取學費肯定會震撼全世界，並促使我們的其它許多最富有、最精英的大學跟進。所以，令我深感沮喪的是，墨守成規的哈佛管理階層顯然永遠不會考慮如此大膽且有益的決定。

因此，我在同年晚些時候發起了自由哈佛、公平哈佛（Free Harvard/Fair Harvard）運動，試圖推出我們的候選人來競選哈佛監事會，進步派的偶像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成為了我們的主席。我們的主張就是取消大學學費，同時要求校方將招生流程變得更加公開透明。不久後，《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就對我們的競選活動進行了一篇相當不錯且客觀的報導：

• 《監事會請願者質疑哈佛政策》約翰・羅森伯格（John S. Rosenberg），2016

那段時間恰逢川普要競選總統，媒體完全不願意報導這些事情，估計是因為大多數的編輯和出版商都畏於哈佛的權力和影響力。

十多年前，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憑著他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的一系列文章而獲得普立茲獎，他在這些文章中指出了哈佛及其它頂尖大學在招生過程中的腐敗與偏袒行為。然後在2006年，他出版了《名校的入場券》（The Price of Admission），這是一本同樣是在談論這個話題的暢銷書，我也在自己討論才德制的文章中大量引用了這本書。

除了其它令人震驚的事情之外，戈登還揭露了所謂的“哈佛入場券”的存在，也就是只要願意花個數百萬美元——說白了就是賄賂——就能讓我們這所最德高望重的大學錄取一名本來應該不合格的申請人。由於一場鬧得很難看的家庭訴訟，他得以記錄下傑瑞德・庫許納（Jared Kushner）的例子。庫許納就是一個成績完全不夠格的學生，而他的父母卻通過私下付錢的方式為他買下了哈佛大學的錄取通知。

庫許納是川普的女婿，也是他在2016年的競選活動中的關鍵功臣。由於川普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媒體的放大檢視，我本來以為這件事應該會被它們大書特書，這樣當然也有利於我們的哈佛監事會競選計畫。但即便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媒體卻還是對這一令人不恥的家族醜聞不聞不問，顯然就是沒有人敢得罪哈佛。

因此，雖然川普最後獲得提名並贏得選舉，但我們的哈佛改革運動卻是以失敗告終。幾年前，我撰寫了一篇非常長的關於才德制的分析文章，裡面也重新回顧了這場令人扼腕的運動。

• 《再探美國的才德制》羅恩・昂茲，2022

我認為，如果哈佛大學願意在招生或學費的問題上做出任何真正的改革，這肯定可以讓它獲得不分意識形態的所有群眾的支持。但是，哈佛卻始終頑固地拒絕這些提議，坐擁巨大財富且變得越來越傲慢的它已經與廣大群眾日漸疏離，成為了可鄙的統治階級的縮影。這也讓它很容易就會變成唐納・川普總統發起的突然且出乎意料的民粹主義攻擊的目標，美國的其它精英大學現在也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

考慮到上述這些事實，按理說我應該要樂見川普對所有這些傲慢且腐敗的學校發起的攻擊，或至少是持中立態度。但很明顯，川普之所以要跟哈佛、哥大和其它頂尖大學過不去其實與上述的這些原因無關，而是出於完全不同的考慮。

近幾十年來，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這些精英大學的學生們上街抗議各種不同的社會問題，並因此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褒揚，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就是比較近的一個例子。

但正如我在上個月的一系列文章中所指出的，這種意識形態氛圍卻突然在2023年10月發生了變化：

“長久以來的這種允許甚至鼓勵公眾上街抗議社會不公的氛圍，理所當然地也被2023年9月開學回到校園的年輕大學生們銘記在心。在接下來幾個星期內，哈瑪斯武裝分子忽然在長期被圍困的加薩地區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突襲，打了以色列人一個措手不及，他們輕而易舉地突破了耗資五億美元建造的高科技防禦工事。數百名以色列士兵、維安人員乃至平民被殺害，其中大多數人很可能還是死於以色列軍方在慌亂中胡亂開火所造成的誤傷。大約有兩百四十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擄回加薩，哈瑪斯希望用他們來換取數千名巴勒斯坦平民的自由，這些平民多年來一直被關押在以色列的監獄，那裡的生活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納坦雅胡卻沒有向哈瑪斯發起反擊，反而利用全世界的同情，對加薩的兩百多萬名平民發動了前所未有的軍事攻擊，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殺光這些平民，並將剩餘的人們驅逐至埃及的西奈沙漠，好讓以色列吞併這些領土、讓猶太人重新在這裡定居...

由於他們躲藏在地下隧道，哈瑪斯戰士們的死亡人數相對較少，但加薩平民卻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其中大多數人是死於重達兩千磅的炸彈，像這樣的炸彈在以前幾乎從未被直接用來轟炸城市。加薩的大部分地區很快就變成了月球表面，據估有十萬棟建築被摧毀，其中包括醫院、教堂、清真寺、學校、大學、政府機關、麵包店及其它維持平民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僅僅幾個星期後，《金融時報》就報導稱加薩大部分地區所遭受的破壞，已經超過了二戰期間德國城市被盟軍轟炸的程度...

隨著以色列領導人開始公然談論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計劃，以及以色列軍隊直接在攝影鏡頭面前大肆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國際組織面臨著越來越龐大的壓力，不得不介入這場仍在持續進行中的衝突。南非在12月底向國際法院（ICJ）提交了一份長達九十一頁的文件，指控以色列正在犯下種族滅絕罪。幾個星期內，ICJ的法官們也幾乎全體一致地做出了判決，支持這些指控，並表示加薩人民正面臨著被以色列種族滅絕的嚴重風險，甚至連以色列自己任命的一位法官、前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也認同了其中大部分的判決...

幾個世代以來，大學生們從小到大一直在接受關於大屠殺是多麼恐怖的教育，他們被一再告知絕不能在無辜的男女老少被血腥屠殺的時候保持沉默。現在他們親眼目睹了滿目瘡痍的城市、已經或即將死去的孩子，簡直就像電影中的場景，但它們卻是真實地發生在現實世界...”

不到幾個星期後，美國大學的學生們便紛紛開始走上街頭，抗議以色列正在犯下的血腥大屠殺，其中最身先士卒的就是哈佛與哥大的學生：

“在這些年輕人的一呼百應下，我們的許多大學都爆發了反以色列抗議活動，這讓很多支持以色列的億萬富翁金主感到非常不滿。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一些企業家就跟著展開了嚴厲的報復行動，宣布他們的公司將永遠不會錄用曾經公開支持過巴勒斯坦的大學生，他們甚至在哈佛及其它精英大學進行了大規模的‘人肉搜索’，以進一步恫嚇這些學生。

幾個星期前，我們那些老樣子只會支持以色列的官員們也加入了戰局，並要求傳喚我們最精英的幾所大學——哈佛大學、賓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們就目前正在校園內蔓延的所謂‘反猶主義’問題接受質詢。國會議員們嚴厲地斥責這些校長放任反以色列活動，甚至荒謬地指責他們允許學生們公然在校園內宣揚‘猶太人正在進行種族滅絕’。

這些大學的校方則強調這一切都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但它們親以色列的捐款者及其主流媒體盟友顯然對這種回應並不滿意，因此他們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這些校長辭職。幾天內，賓州大學的校長和支持她的董事會主席就被迫請辭。不久後，哈佛大學的第一位黑人校長也步上了同樣的命運，親以色列團體公開了她的論文抄襲證據，迫使她只得下台。

我以前從來沒見過有大學的校長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如此迅速地免職的案例，現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就發生連續兩起這樣的案例絕對稱得上是史無前例的，這對學術自由的影響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在這樣的巨大政治壓力下，校園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也遭到了殘酷鎮壓，全美數十所大學有大約兩千三百名學生被捕，美國大學的政治言論自由從未被如此侵犯過。

但即便已經取得了如此重大的勝利，那些猶太復國主義億萬富翁捐獻者們卻仍然覺得還不夠。隨著親以色列的拜登政府被更親以色列的川普政府取代，現在他們甚至開始進一步要求將這場鎮壓擴大化，以徹底剷除他們認為必須對此負責的意識形態力量。

在他們的影響下，川普政府立即宣布其將逮捕並驅逐任何參與校園抗議，或以其它方式批評以色列的外國留學生，而這很快就引發了一連串令人震驚的事件。

一名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就讀於塔夫茨大學的年輕土耳其博士生只是走在波士頓的一座小鎮的路上，就被六名蒙面的聯邦探員強行押入一輛沒有標記的汽車，然後送往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室，等待驅逐出境。聯邦探員小組在對哥大的學生宿舍進行突襲的過程中抓捕了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綠卡持有者，他的妻子是美國公民，已經懷胎八個月。一名從七歲起就在美國生活的韓裔大學生為了逃離追捕而不得不東躲西藏，還有一名印度留學生則被迫逃往加拿大。

這些大學生都沒有犯下任何罪行，他們僅僅是因為公開批評以色列，就在校園突襲行動中被探員們拘捕，或是在城市的街道上被直接綁架。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這麼荒唐的事情。目前因為批評以色列而被驅逐出境的外國留學生人數已經來到了一千五百人。

“在過去的十年裡，像哥倫比亞大學等常春藤盟校的校方本來都應該會堅決地保護自己的學生。但是當川普政府突然揚言要撤銷每年四億美元的補助時，這些抵抗就不攻自破了。政府的要求包括校方必須全力配合逮捕任何批評以色列的學生、組建一支校園保安部隊來鎮壓任何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以及‘接管’該大學著名的中東研究系所，這很可能會讓它們徹底落入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掌控。

代理校長卡特里娜・阿姆斯壯屈服於這些要求，犧牲了教師的學術自由與學生的人身自由。但由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她最終在星期五晚上主動請辭，前任校長也是在大約七個月前出於類似的原因辭職。

同一天，報導還報導稱，哈佛大學同樣遠近馳名的中東研究中心的領導人員已經被解職，這很可能意味著自從其成立至今七十年以來，這個獨立的學術組織也將淪為以色列的鷹犬。去年，哈佛大學的前校長才在充滿敵意的國會委員會面前堅決地捍衛學術自由，然後她很快就被迫請辭了。”

川普政府正在以打擊‘反猶主義’的名義對美國大學的言論與學術自由展開前所未有的箝制，這讓我忍不住想指出其中的諷刺之處：

“這確實是一個奇怪的情況，需要十分仔細的分析和解讀。‘反猶主義’這個術語在過去僅僅是指那些批評或厭惡猶太人的人，可是近年來以色列的支持者卻要求將它的含義擴大到包括任何反猶太復國主義，也就是對這個猶太國家抱有敵意的人，而他們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假如我們接受這一點，並同意親以色列活動分子的觀點，即‘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一種‘反猶主義’。在過去幾個月來，以色列政府已經在加薩殘忍屠殺了數萬名手無寸鐵的平民，這堪稱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電視直播屠殺，以方的領導人甚至完全不避諱公開談論他們想要對巴勒斯坦實施種族滅絕的計畫。事實上，南非政府已向國際法院提交了一份長達九十一頁的文件，裡面列舉了以色列的種種過激言論，促使法官們幾乎一致同意，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如今確確實實面臨著來自以色列的種族滅絕危機。

今天，大部分的西方人都理所當然絕對不會支持種族滅絕。那麼，從邏輯上來說這是否意味著他們應該接受並認可‘反猶主義’呢？如果今天有一位來自火星的訪客，他肯定會對如此荒唐的現實及其背後的哲學與心理學矛盾感到困惑不已。

令人詫異的是，就在以色列這個種族主義國家犯下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暴行、屠殺大量的婦孺並導致大約兩百萬平民被活活餓死的同時，美國及西方的那些平時最講究‘政治正確’的統治精英們卻在為其歡呼喝采。相形之下，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反倒要溫和且謹慎得多，但它當初卻因為犯下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罪行而遭到了全世界的譴責、抵制與制裁。”

我在文中接著提到，現在就連國會也準備立法，要以打擊“反猶主義”的名義來剝奪大學校園的言論自由，問題是它的定義非常籠統。

“幾年前，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一名前高級官員曾向一位與他交情不錯的記者透露說，他只需要在一張餐巾紙上隨便寫下什麼，二十四小時內就會有七十名參議員在上面簽名支持，而反誹謗聯盟（ADL）的政治力量同樣不容小覷。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參議院在上個星期以320:91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一項法案，將民權法中對各種不同的歧視的定義納入法律，好將教育部反歧視政策中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含義進一步擴大。

雖然我沒有去閱讀法案的內容，但它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逼迫各所大學清除校園內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否則聯邦政府就會停掉對它們的補助。這是對學術自由與美國傳統的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嚴重踐踏，而且它還可能會刺激其它私人組織也開始採取類似的政策。最諷刺的是，按照這項法案對反猶主義的定義，就是基督教的《聖經》也要中箭，因此這群無知且卑賤的共和黨參議員們實際上是試圖在一個95%的人口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禁止《聖經》。”

• 《猶太復國主義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破壞》羅恩・昂茲，2025

最令人憤慨的是，川普政府總是一再宣稱我們的精英大學中充斥著反猶主義，可是懦弱的媒體卻從不敢討論我在2012年發表的分析才德制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最為重要的發現。就在2023年最高法院做出裁決，推翻了巴基案和平權行動的法律基礎後，我又撰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概括了我對才德制的一些分析：

“大多數的美國記者和學者都已經在私底下意識到，涉及猶太人的敏感話題是他們絕對不能去碰的‘死線’；而我在2012年發表的分析才德制的文章中提出的定量分析肯定是近幾十年來最具爆炸性的話題之一。我在那項研究中證明了我們精英大學的學生分佈不只與我們整個社會或表現最好的群體的分佈存在顯著差異，而是還呈現出了完全相反的種族傾向。

由於涉及的統計樣本過於龐大，最近的NMS（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半決賽入圍名單似乎是最適合的證據。如前所述，這0.5%的人都是學業成績最好的學生，也就是說這一萬六千名最頂尖的高中生才是應該進入常春藤盟校及其它美國頂尖大學就讀的人。在加州，非猶太裔白人入圍的人數是猶太人的八倍以上；在德州，這一比例超過20:1；在佛羅里達州和伊利諾州，這一比例為9:1。即使是在美國猶太人口最多的紐約州，每有一個猶太學生，也依然就會有兩個學業成績比他更好的非猶太裔白人學生。依照美國人口的總體分佈，美國最優秀的高中生約有65−70%是非猶太裔白人，這是不到6%的猶太人的十倍以上。

問題是，這些比例卻與我們在哈佛及其它精英大學中發現的錄取學生比例有很大的差異，而這些大學現如今已是通往美國的學術、法律、商業與金融王國的橋樑。按照統計數據，哈佛與其它常春藤盟校中的猶太學生總數與非猶太裔白人學生的總數大致相當，甚至超過，這似乎有點不對勁。的確，官方的統計數據表明，哈佛大學的非猶太裔白人學生可能是美國最缺乏代表性的群體，因為儘管他們的考試成績通常遠高於黑人或西班牙裔學生，但他們被錄取的人數相較於他們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卻遠低於黑人或西班牙裔。

在檢驗統計數據的時候，正確地匯總數據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妨來考慮一下2007−2011年哈佛大學的亞裔學生錄取比例與近期NMS半決賽入圍名單中的比例，名單中的學生才是適齡大學生該有的合理分佈，並將這一結果與白人學生的錄取比例進行比較。亞裔學生的錄取比例為63%，略高於白人學生的61%，這兩個數字皆遠低於均等比例，當然這是因為有黑人、西班牙裔這些缺乏代表性的族群，以及外國留學生和其它未標明種族的群體存在所造成的。因此，即便在排除了體育生特招、校友錄取與地理分佈的影響後，似乎並無證據表明存在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

然而，如果我們把猶太學生單獨拿出來看，就會發現他們佔據的比例竟高達435%，而非猶太裔白人的比例則會下降到只有28%，甚至不及亞裔的一半。因此，亞裔的代表性相比猶太人少了七倍，非猶太裔白人則是代表性最為不足的群體，雖然他們也有可能從體育特招、校友錄取或地理分佈等因素中受益。其它常春藤盟校也呈現出了類似的模式，總的來說猶太人的比例為381%、亞裔為62%、非猶太裔白人僅有35%，而這都明顯與學業成績不符。

與這些極為反常的數字一樣引人注目的還有長久以來的錄取趨勢。在我從哈佛畢業後的三十年來，非猶太裔白人學生的人數下降了70%，儘管該群體的相對規模或學業成績並沒有發生類似的下滑；與此同時，猶太學生的比例卻在不斷增加。同一時期的亞裔、西班牙裔和外國留學生的人數也在迅速增長，然後還有黑人學生也是。但奇怪的是，其他所有族群的增長犧牲的從來都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白人，而沒有一次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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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數據，猶太學生被哈佛和其它常春藤盟校錄取的機率比具有相同學業成績的白人學生高出了1000%。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撼的結果，因為20−30%的代表性不足通常就會被法院認定是種族歧視的確鑿證據。”

我製作的幾張圖表十分有力地呈現出了這些驚人的發現：

“這些圖表揭露了一個被隱瞞的現實：非猶太裔白人在精英大學中佔據的比例嚴重不足，明明他們的學業成績往往更好，而且他們在適齡大學生中的基數也更大。學校的管理人員或許會公開抱怨黑人或西班牙裔學生的錄取人數太少，但實際上錄取人數最不足的反而是非猶太裔白人。我們的頂尖大學的學生群體幾乎就是這個國家下一代精英的雛形，而在近幾十年來，非猶太裔白人卻被越來越排除在這個重要的群體之外。

所有這些統計數據都是在數十年前整理的，我偶爾會更新它們，但除了數據變得更加極端之外，就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如前所述，法院的調查後來曝光了哈佛的一項內部研究，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證實了我對亞裔學生的歧視問題的分析，但那項研究卻被故意壓制了。與此同時，儘管是有一些激進的猶太活動分子在批評我，但我的這項爆炸性研究卻從未受到任何真正的挑戰，因為毫無意外地這個話題從不被允許出現在公開的辯論中。”

• 《平權行動與房間裡的猶太大象》羅恩・昂茲，2023

儘管擁有巨大的財富、悠久的歷史與崇高的聲望，但哈佛大學最初似乎被川普的強勢所嚇倒，而不敢直接與他作對，並一再讓步。

但看見對方主動示弱後，川普政府理所當然地就開始得寸進尺，甚至還寄出了一封信要求哈佛徹底放棄學術自由。這相當於川普政府和他任命的那位億萬富翁女教育部長要直接接管這所大學。

面對如此前所未有的威脅，這所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精英大學最終決定不再退讓，並在上個星期公開拒絕了政府的要求。哈佛的勇氣引起了全國媒體的大肆報導，尤其是《紐約時報》，而憤怒的川普總統則揚言要撤銷哈佛大學的非營利身份，進而從根本上摧毀這所大學，雖然他在法理上根本無權這麼做。

我已經訂閱《紐約時報》超過四十五年，幾乎每天早上我都會閱讀這份報紙。但最近這些年來，我開始越來越無法忍受它急劇下滑的報導品質，其曾經的客觀風格已完全被意識形態狂熱所取代，於是我最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取消了訂閱。

不過，我還是會瀏覽它的網路版，大多時候都是隨意地翻一下主版，有時會讀一、兩篇文章。但我很快就發現，有很多篇文章都是在討論川普與哈佛的政治角力，光是在頭幾天就出現了至少十八篇不同的文章，由近三十名不同的撰稿人撰寫。以前對川普權威的挑戰還從未引起過如此巨大的關注，這足以反映出川普與哈佛的這場史詩級摔角究竟具有多大的政治重要性。

讀完所有這些文章後，我發現它們大多寫得很好。有些文章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的常客，他們以前也曾報導過我們失敗的哈佛監理會計畫或亞裔學生對哈佛的訴訟，導致後來最高法院推翻了對巴基案的判決。我還注意到了一位年輕的《哈佛克里姆森報》（Harvard Crimson）記者撰寫的幾篇文章，他曾報導過2016年的競選活動，目前在《紐約時報》專門撰寫與稅收政策和IRS有關的報導。

據這些文章指出，哈佛大學決定抗爭到底，這激勵了許多美國大學跟進捍衛學術自由，我本人所居住的帕洛奧托（Palo Alto）當地的報紙則表示，史丹佛大學已表態會全力支持哈佛。不過專家們一致認為，如果有一天連強大的哈佛都屈服了，其它大學也會跟著放棄抵抗。

川普與哈佛的鬥爭很可能已遠不止是一個攸關教育的問題。

根據美國憲法，所有的稅收與關稅政策都必須經由國會表決通過，但是當川普宣布要將關稅提高十倍的時候，他是透過動用緊急命令，再加上自己的一時興起來這麼做的，可是國會裡卻無人敢對其提出質疑。人身保護令的法律原則可以追溯到七百多年前的英國普通法，但是當川普宣布它不再適用於我們社會中的某些人時，卻也沒有多少人敢起身反抗他。一群群蒙面的聯邦探員將學生從街上強行押進沒有標記的汽車，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校刊上發表批評以色列的文章，而這同樣沒有引起任何實質的反對。

數十年來的法律先例已經證明，總統無權解僱獨立機構的僱員，也不能隨意廢除由國會設立的機構。然而，川普卻一再這麼做，他最近甚至聲稱自己有權罷免美聯儲的主席，這是過往的總統從未有過的權力。

就算是在戰時，我們的總統通常也需要國會的批准才能制定重大政策，但川普卻完全無視憲法的約束。我很懷疑歷史上是否有任何一位總統像他一樣集外交、經濟與內政的大權於一身，他基本上是在透過一連串永無止盡的緊急命令來治國，而且還經常朝令夕改。這不禁令人聯想起那些動盪不安的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事強人，我們的憲法如今似乎已形同廢紙。一位曾採訪過我的英國右派播客主就表示，川普讓他想起了卡利古拉。

但哈佛大學現在卻成為了第一個敢於直接違逆川普的專制統治的美國名校，所以《紐約時報》才要特別騰出十八篇文章和三十位特約撰稿人來專門報導這件事。

儘管哈佛長久以來的傲慢、腐敗、任人唯親與不公正的確令人詬病，但在幾乎沒有其他人願意挺身而出的情況下，這所大學現在卻成為了守護美國自由的希望。

因此，川普與哈佛之間的政治角力不僅將決定我們高等教育體系的未來，甚至也可能決定我們的憲政制度的未來，所有有理智的人都應該要在這時站在哈佛這一邊。

幾個月前，我接受了一家中國小型媒體的採訪。我在採訪中提出，美國如今很可能正瀕臨革命邊緣，而公眾對川普政策的反感或許會成為催化劑，目前這段採訪的觀看人次已超過五十萬次。

我的看法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影響了另一位住在加拿大的中國TikToker，他也在自己的一部頗受歡迎的影片中提到了類似的事情，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則在最近的一檔節目中對此進行了評論。

美國正面臨著非常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這無疑解釋了川普為何能從他的民粹主義支持者們那裡獲得如此高漲的支持度。

但這種支持是完全沒有理性基礎的。與人們的希望和幻想相反，川普實際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蠢材，他只不過是猶太復國主義億萬富翁寡頭們的政治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