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off-guardian.org/2025/02/11/technocracy-ascending-part-3-green-sustainable-slavery/
By Jesse Smith
正如本系列的第二部分所指出，大衛・洛克菲勒、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三邊委員會在推動迎接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與全球治理模式（即新世界秩序）這方面至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布熱津斯基很清楚，民族國家的衰落是實現這種全球秩序的必要前提，在這種秩序中，私人銀行集團和跨國企業將在政治上佔據主導地位。據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兩個時代之間》中指出：
“民族國家作為人類有組織生活的基本單位，已不再是主要的創造推動力。國際銀行和跨國企業的執行力與規劃力都遠優於被政治框架束縛的民族國家。”
專家統治運動代表了早期的其中一種主張犧牲民主以追求集中控制的思想。儘管洛克菲勒家族最初的目標是要將北美大陸變成一個科學專制國家，但他們後來卻將這個想法推廣向全世界。他們透過龐大而複雜的企業、學術、政治和慈善機構網路，來與聯合國一起推動全球主義思想，並為此制定了各式各樣的策略。有關於聯合國的作用會在後面詳述。
雖然他們的議程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精英歡迎，但他們仍需要找到方法來向大眾推銷這個計畫，以及加速全球的變革浪潮。就像早期的技術專家一樣，他們試圖發起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並且利用恐懼和詭計來篡奪權力。
專家統治運動抓住了1929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吸引了許多認定經濟即將全面崩潰的人加入這個陣營。
“專家統治...被認為是解決我們的經濟文明如今的根本困境的解答...數據顯示，除非這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體系願意接受大刀闊斧的改革，否則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面臨現有社會結構的全面崩潰、貨幣變得一文不值和徹底的混亂。”
——《專家統治》雜誌
幾十年後，洛克菲勒集團的最新話術變成了環保主義與地球正岌岌可危，這吸引了那些堅信社會已經沒有希望的狂熱分子。在1969年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報告中，他們大膽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其賴以生存的環境。科技進步、大規模工業化、城市集中與人口增長共同引發的影響...不僅對人類的生活品質，甚至也對人類的生存本身形成了嚴峻的威脅。”
——p.5
製造一場草根運動
洛克菲勒打著拯救地球的幌子，實際上卻是為了重塑世界，並且深化對全世界的財富、資源和人民的控制。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則是該如何讓民眾在主動支持摧毀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同時，卻不讓人們注意到他們的終極目標：建立一個受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PP）支配的全球獨裁政府。要顛覆全球秩序，最好的方法當然就是環保主義。
他們所發起的環保主義與原住民和被剝奪權利的人民發起的反對空氣、飲水和土地污染的草根環保運動有著根本的不同。真正的環保活動家是值得尊敬的，他們致力於反對能源、交通、國防以及製造業領域的大企業所造成的核輻射、有害殺蟲劑、環境污染和對自然棲息地的破壞。
為了整肅這些針對工業巨頭的草根環保運動（1970年的世界地球日讓越來越多人開始支持這場運動），洛克菲勒家族故意資助了一批環保人士，讓他們將生態破壞的責任怪罪到每個人頭上。他們首先敲響了一個新的冰河時期即將來臨的警鐘。後來，他們又宣稱現代的便利生活，例如汽車以及廉價的化石燃料能源正在導致地球的溫度急劇飆升。
在過去五十年裡，他們已十分成功地將這種罪惡感植入到了每個個人或集體身上，讓人們開始想要主動放棄工業化與技術進步至今所取得的成就。
為了解決引發全球暖化的“人為”禍害，被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機構與政府發明了一種名為“永續發展”的全新概念，以透過這種方式讓全世界接受專家統治。永續發展從一開始就是誕生於陰謀中，並通過一連串簡直永無止盡的研究、會議、書籍、演講、報告、宣傳、協議、公約、法案以及公私領域的互相合作來被不斷推進下去。
雖然“永續發展”這個術語最初並非技術專家的原創，但他們肯定很嫉妒有人搶先提出了這個概念。事實上，永續發展在概念上其實與專家統治所說的“負載平衡”（balanced load）沒有什麼不同。
“簡單來說，永續發展就是專家統治的心跳聲。它訴求建立一個人類需求與自然資源能夠完美平衡的工程化社會。”
——派崔克・伍德《專家統治的崛起：全球轉型中的特洛伊木馬》（Technocracy Rising: The Trojan Hors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p.80-82
M・金・赫伯特（M. King Hubbert）是專家統治運動的創始成員之一，也是我們在第二部分引用過的《專家統治思想課》的主要撰稿人。
赫伯特相信石油峰值理論，他認為地球的資源和能源是有限的，一旦它們被消耗殆盡，人類將只剩下滅亡一途。
“增長、增長、增長——我們永遠只知道談論增長...全世界的汽車產量每十年就會翻倍；今天人口的增長速度更是整個地質史上從未有過的。這個世界對某些事物的忍耐程度是有極限的——無論它是發電廠還是蚱蜢。”
——金・赫伯特，1975年
正是他的理論引發了後來要求以永續發展作為原則，讓全世界進行新的“綠色”經濟轉型的呼聲。
建構新綠色經濟
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這場偽綠色運動都採納了赫伯特的思想，其主張全球經濟應該重組，以改變各個產業與企業的功能，好符合這種新的經濟模式。
正如布熱津斯基指出，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綠色經濟”轉型幾乎是在一夜間就被推銷給了綠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環保組織與整個社會，而這一切都是打著拯救地球、保護野生動物、創造更公正的世界的名義。
然而，一旦剝去其看似利他主義的外表，就會發現它的本質其實是要透過在地方、州和國家政府內部運作的龐大民間團體網路來推翻民主政治的支柱，以實現技術專家的接管。
綠色計畫的本意就是要剝奪人們的自由、財富、私有權和資源。簡而言之，如同布熱津斯基在《兩個時代之間》中所說，氣候政策的目的實際上是要讓全世界走向“一個更加可控、受引導的社會”。在《專家統治：邁向新秩序的艱難之路》（Technocracy: The Hard Road to World Order）中，派崔克・伍德解釋說，永續發展“從來就不是關於環境，而是關於經濟發展。”
伍德的觀點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發表的《里約宣言》的第八條中得到了呼應，它寫道：
“為了實現永續發展並增進全人類的生活品質，各國應致力於消除與減少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並且推行適當的人口政策。”
到了2009年，以專家統治為理念的綠色經濟思想已經開始滲透到全球的政治領域。2011年，聯合國環境署（UNEP）進一步推廣了這個概念，其指出：
“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表達就是，綠色經濟講究的是低碳排、高效運用資源與社會包容。在綠色經濟中，收入和就業是由公共與私人投資共同推動，這些投資旨在減少碳排與污染，提升能源與資源使用效率，同時確保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環境得到保障。”
——UNEP《邁向綠色經濟》，p.16
技術專家所追求的效率往往是以犧牲人類的自由、尊嚴與繁榮作為代價。儘管聯合國說得天花亂墜，但綠色經濟的本質其實就是要透過故意降低生活水平的方式來懲罰富裕國家。
從理論上來說，這應該會反過來有助於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然而，這些財富最終只會流進1%的人的口袋，貧窮國家的人民幾乎分不到一點殘羹剩飯。
據《投資客》（Investopedia）指出，截至2024年，“全球共計有兩千七百八十一位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總額加起來已達到14.2兆美元。”
綠色經濟從頭到尾就與環境無關，它只是一種財富再分配方式，屆時所有國家的窮人和中產階級都將被跨國企業與私人銀行洗劫一空。這一事實甚至得到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前主席的承認，他說：
“首先，已開發國家現在已基本上把持了國際社會的話語權。但必須明確指出的是，我們實際上正在通過氣候政策來重新分配世界財富...人們必須從氣候政策是真的在乎自然環境的幻覺中醒來。這一切從來就與環境政策、砍伐森林或臭氧層的破洞之類的問題無關。”
——奧特瑪・埃德霍弗爾（Ottmar Edenhofer），2010年的IPCC聯合主席
資助與控制全球的專家統治變革
洛克菲勒家族進軍環保界是一次多管齊下的進攻，其目的就是要扭曲環保人士本來只是想要保護地球免受有毒廢棄物荼毒的高尚目標。在公眾基本上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用於研究、輿論、政策制定和教育。在這一連串的催化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誕生了，它聲稱地球如今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全都是人類的錯，而不是貪婪、不負責任且腐敗的大企業。
除了前述的那些知名組織，例如外交關係協會和畢德堡俱樂部，洛克菲勒家族還創立和／或資助了世界銀行、聯合國、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IPCC和羅馬俱樂部。
這些互相緊密聯繫的組織都在積極推廣人為全球暖化理論（AGW），該理論主張人類的工業和農業活動是導致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排放增加、進而使得地球的溫度不斷上升的罪魁禍首。
這種意識形態隨著1991年出版的《第一次全球革命：羅馬俱樂部委員會報告》（The First Global Revolution: A Report by the Council of the Club of Rome）而變得更加深入人心。這份報告的副標題是〈人類最大的敵人——人類〉，其指出：
“在思索可以讓我們團結起來的共同敵人時，我們想到了污染、全球暖化、水資源短缺、饑荒等聽起來十分有說服力的想法...所有這些危機真正的罪魁禍首乃是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只有改變我們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才能克服這些危機。真正的敵人，就是人類自己。”
——p.115
他們透過慈善和風投機構，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1913）、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1940）、洛克菲勒家族基金會（1968）以及洛克菲勒慈善顧問公司（1991）向數十個環保組織捐贈了（至少）數億美元。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幾個有潮汐基金會、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觀察研究所、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國家資源保護委員會、氣候保護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國家資源保護委員會、塞拉俱樂部（Sierra Club）和憂思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在1974年出資成立了世界觀察研究所（它的使命就是要加速全世界的永續轉型），洛克菲勒家族藉此將目標“從傳統的管理和保護擴展到了預測與改善環境危機”。這主要是通過世界觀察研究所在1984−2017年持續發布的《世界境況》（State of the World）末日預言報告來實現的，報告中會提出今天的世界面臨著哪些最緊迫的環境危機。
透過他們在1974年推動的環境品質研究計畫（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賓州州立大學和猶他州立大學等美國大學也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資助下開始進行氣候研究。
洛克菲勒家族亦同時在早期的氣候變遷會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自家基金會提供的環境研究獎學金，那些願意在全球暖化問題上擁護所謂的科學共識的研究人員會獲得獎賞，反觀那些反對這個理論的人卻會被孤立、打壓乃至取消補助金和其它預算，從而毀掉他們的研究與生活。
技術專家的氣候議程正是通過這些在檯面下互相合作的非政府組織來穩步推進，但要讓這場虛假的氣候危機成功唬住所有人、使其成為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就還需要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位爪牙，他就是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
綠色使徒莫里斯・斯特朗
“我非常清楚，所有號稱由下而上、源自於草根階層的運動實際上都是由上而下發起的。這是我在深入了解那些非政府組織彼此之間的聯繫後所明白的道理。許多參與這場環境爭論的非政府組織私底下都是互相關聯的，就像被一條線串起來的珠子。所有這些組織的核心首腦就是里約峰會的秘書長莫里斯・斯特朗。”
——伊蓮・杜瓦（Elaine Dewar）《綠斗篷》（Cloak of Green，1995），p.251
1929年，莫里斯・斯特朗出生於加拿大馬尼托巴省的一個貧窮家庭，他是一個高中輟學生。他在十八歲那年有幸結識了聯合國的財務主任諾亞・莫諾德（Noah Monod），並與他一起在紐約生活了一陣子。莫諾德幫助斯特朗在聯合國的安全部門找到了一個工作。在紐約的那段期間，莫諾德還將他介紹給了大衛・洛克菲勒，而他也很快就成為合後者的得意門生。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憑藉自己在石油行業方面的成就而成為了百萬富翁，其後他更是締造了十分輝煌的商業與政治生涯。
斯特朗是一位非常典型的被洛克菲勒（和羅斯柴爾德）家族培養出來的人物。除了與大衛的交情之外，斯特朗還和大衛的弟弟勞倫斯以及前美國副總統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孫子史蒂芬・洛克菲勒（Steven Rockefeller）建立了深厚的關係。
勞倫斯是小約翰・洛克菲勒的第三個兒子，人們對他的印象大多是一位熱忱的自然保護者。他曾長期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受託人、總裁兼董事長。他同時也是CFR、三邊委員會與畢德堡俱樂部的成員，斯特朗同樣與這些組織有聯繫。勞倫斯是1947年成立的環境保護基金會的受託人。1985年，這個組織與由超人類主義者、優生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創立的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最終兩者在1990年正式合併。
斯特朗本人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終身會員，他在1977年成為基金會的副主席，直接聽命於菲利普親王，後者曾說過假如有一天他能重新投胎，他“想變成病毒回到地球，好緩解人口的增長速度。”
斯特朗是推動《地球憲章》（Earth Charter initiative）時認識了史蒂芬・洛克菲勒，其最初是斯特朗在1992年擔任里約峰會的秘書長的時候作為地球委員會（Earth Council）的一部分起草的。
史蒂芬特別強調了斯特朗在推動全球環保議程這方面的貢獻，他寫道：
“20世紀80年代中旬，他成為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成員。該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將永續發展的概念正式列入了國際議程，並呼籲起草一份新的世界宣言或憲章，其中將包含用來指導全球永續轉型的道德規範與基本原則。”
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是一位堅定的全球主義者，也是戈巴契夫基金會（The Gorbachev Foundation）和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的創辦人，他同時亦是《地球憲章》的起草者之一。憲章是在2000年的時候於數百個組織和數千名個人的支持下正式頒布，它為後來在2015年通過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中提出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奠定了基礎。
作為與幕後的銀行精英的進一步合作，斯特朗與埃德蒙・德・羅斯柴爾德（Edmund de Rothschild）合作成立了世界保護銀行（World Conservation Bank），也就是後來的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自從其在1991年成立以來，全球環境基金已為“與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污染整治等各國的專案項目提供了超過兩百六十億美元的融資，並調動了一千四百九十億美元的資金。”
斯特朗與克勞斯・施瓦布和WEF同樣關係匪淺，更長期擔任該論壇的聯合主席。施瓦布本人亦是大衛・洛克菲勒和亨利・基辛格的得意門生，並不忘感念斯特朗帶給自己的影響，他寫道：
“自從這個論壇成立以來，他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不可或缺的顧問，更是我們基金會長年來的董事之一。如果沒有他，世界經濟論壇絕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
身為WEF的創始人兼聯合主席，施瓦布一般被公認為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大重置（Great Reset）以及第四次工業革命等全球主義思想的締造者。2019年，WEF與聯合國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以加速《2030年議程》的通過與資金的投入，這份議程本身就是斯特朗的傑作，其可以追溯到他作為布倫特蘭委員會（Brundtland Commission）成員、1992年里約峰會秘書長，以及參與制定其前身《21世紀議程》的時候。
從20世紀70年代初一直到他在2015年去世，斯特朗一直是國際環保運動背後的關鍵人物。作為全球綠色技術專家最傑出的代言人，他的主張包括民族國家應該消失、降低富裕國家的生活水平，以及充滿馬爾薩斯主義色彩的為了“拯救地球”而必須減少人口。
1992年，斯特朗在一篇發表於地球高峰會（UNCED）上的論文《從斯德哥爾摩到里約：一代人的旅程》（Stockholm to Rio: A Journey Down a Generation）中表示，各國必須逐漸放棄自己的主權，接受全球統一的指導，他說：
“國家主權的觀念在國際關係中曾經是永恆不變、甚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在全球環保合作的新需求下，這項原則現在必須緩慢而不情願地開始讓步。無論各個民族國家有多強硬，單方面行使主權已經不再可取。國際社會需要互相合作以確保環境的安全。”
兩年前，斯特朗曾在一次採訪中提到自己一直夢想著寫一本“小說”，他問道：
“拯救這顆星球的唯一希望只剩下徹底摧毀整個工業化文明了不是嗎？實現這一點難道不正是我們在所不辭的責任嗎？”
——1990年《西方》（WEST）雜誌的採訪
他在1997年9月1日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雜誌上再次重申了國際去增長（degrowth）的必要性：
“若我們遲遲不肯改變，人類早晚會走向滅亡一途...實話說，我們最後很有可能會陷入只有放棄工業文明才能拯救地球的境地。”
在擔任地球高峰會的秘書長期間，他又表示：
“富裕中產階級現在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包括大量的肉類攝取、冷凍食品和便利食品、化石燃料、家用電器、住家和職場中裝設的冷氣，還有郊區住房，這些全都是不可持續的。”
對於人口控制，斯特朗說過：
“要嘛我們自願減少人口，要嘛大自然會代替我們這麼做，只不過是以極為殘酷的方式。”
他一邊在擔任阿斯彭研究所、洛克斐勒基金會、羅斯柴爾德基金會、IPCC、聯合國環境署、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世界未來協會、林迪思法恩協會（Lindisfarne Association）、路西法信託（Lucis Trust）等眾多組織的重要職務的同時，一邊傳播著他的綠色福音。
現在看來應該十分清楚的是，斯特朗只是一個更強大的機器的一部分，這部機器正致力於推進一項將影響數十億人生活的議程。他與聯合國、世界自然基金會、羅馬俱樂部等全球主義組織之間的關係則鞏固了他在推動這些全球環保計畫上的領導地位。
羅馬俱樂部與“世界問題群”
“地球罹患了癌症，而這個癌症就是人類。”
——羅馬俱樂部（1974）
斯特朗在羅馬俱樂部中也是極具影響力的人物，該組織是由奧雷利奧・佩塞（Aurelio Peccei）與亞歷山大・金（Alexander King）共同創立於1968年，並獲得了洛克菲勒家族的資助。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幾乎都是與洛克菲勒家族、羅斯柴爾家族和索羅斯有關的官僚、科學家和商業領袖。
在最早期的時候，羅馬俱樂部的成員們是在義大利貝拉焦（Bellagio）的洛克菲勒莊園討論他們的計畫。佩塞、金和總理皮埃爾・杜魯多（Pierre Trudeau）在20世紀70年代創立了羅馬俱樂部加拿大分會（CACOR），隨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也紛紛成立了類似的分會。
羅馬俱樂部認為，由於“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全球問題，不管是經濟、環境、政治還是社會問題”，如今社會的崩潰已迫在眉睫，而這些問題就是所謂的“世界問題群”（World Problematique）。他們針對人類破壞環境所制定的解決方案則被稱為“世界解答群”（World Resolutique）。他們提出的很多建議均是源自於麻省理工學院的電腦模型（即使它非常容易受到人為的錯誤與偏見影響），如同1972年的《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1977年的《人類的目標》（Goals for Mankind）所指出的。
相互依存、人口減少與新的全球經濟體系是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和出版物中最常見的主題。它們一再出現在了各種出版物、演講、論文、文章、書籍和會議議程中。下面摘自羅馬俱樂部的第一與第二份報告中的段落就是典型的例子：
“假使目前的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枯竭的的增長速度依舊保持不變，地球上極有可能會在未來一百年內的某個時候抵達增長的極限。然後最有可能的結果便是，人口與工業產能將會因為不可控制的因素而急劇暴跌。
如果沒有這樣的目標與承諾，短期的樂觀確實會帶來生產力的指數級增長，可是這實際上卻是在將這個世界體系推向地球的極限，並在最終導致它的崩潰。有了這樣的目標與承諾，人類現在就可以開始有控制、有序地從增長過渡到全球平衡。”
——《增長的極限》，p.23,184
“全世界的增長從目前無差別、不平衡的狀態慢慢轉向有機的增長，這將會引領一種全新的人類誕生。
現在是時候在全球統一分配所有有限資源與建立新的全球經濟體系的基礎上，構想一個兼顧永續增長與世界發展的總體計畫了。如果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後才開始，一切可能就太遲了...
必須培養出一種世界意識，讓每個人都認識到自己是全球共同體的一分子，人類互助與生存的基本單位正在從國家轉向全球社會，人們需要開始明白這一點。”
——《人類的轉捩點》（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p.9,69,154
聯合國環境署在1995年發表的《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Global Biodiversity Assessment）中呼應了這些想法，其寫道：
“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伴隨人口增長與生物多樣喪失而來的問題已來到十分嚴重的程度...人口增長可能會導致更多的森林砍伐、土地退化與生物多樣性的破壞...依照目前北美的物質生活水平來計算，一個工業化世界的合理人口應該為十億人。若依照歐洲較為節儉的生活水平，則可能是二十至三十億人。”
——p.773
羅馬俱樂部出版過許多致力於宣揚全球治理與建立新經濟體系的末世論作品，它們包括：
- Beyond The Limits to Growth (1989)
-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2000)
- Humanity At the Crossroads (2001)
- Worl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Order (2001)
-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 A New World Order Without Ideologies (2003)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2004)
- Globalization And Civil Society (2005)
- Rethinking Civilization (2006)
- Towards A Global Ethic (2006)
2017年，《增長的極限》的共同作者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Meadows）聲稱，如果人們想要繼續維持高品質的生活水平，那麼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就必須被消滅，他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非常強大、聰明的獨裁政權...（人們）就會過著低品質的生活...但我們想要自由、想要高品質的生活，這意味著十億人就是我們所能承受的極限。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七十億人，這個數字需要被降低才行。”
羅馬俱樂部數十年來一直在有條不紊地以“為了共同利益”的名義，推動著各種如今被在社會中實施的政策與技術。
《21世紀議程》＋《2030年議程》＝全球專家統治
“《21世紀議程》、永續發展目標與能源領域的智慧電網（Smart Grid）在今天的交互應用，反映出了三邊委員會的一種深植於專家統治思想的意識形態。”
——派崔克・伍德《專家統治的崛起：全球轉型中的特洛伊木馬》，p.44
“《21世紀議程》的實施意味著人類社會要經歷一次深刻的重新定位，這在過往的世界上是從未發生過的——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的優先事項都要發生改變，還有人力與財政資源也要重新分配。這樣的轉變將要求每個層級的個人與集體在進行決策的時候，都必須考慮到人類行為會對環境造成什麼後果。”
——《21世紀議程》
莫里斯・斯特朗等人與聯合國、羅馬俱樂部等組織為了徹底重組世界而制定的計畫，在規模上堪稱史無前例。類似的計畫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的專家統治運動，而這些想法在當時還經常受到批評與拒絕。
然而，洛克菲勒家族塑造出來的意識形態，例如人為氣候變遷、全球治理和新的國際經濟結構等等卻正在贏得過去可能會抗拒這些想法的人們的支持。假如他們的計劃真的成功實施，將來個人權利與國家主權都將淪為過去。
自從《21世紀議程》問世以來，就有許多人試圖對其內容進行解讀，不過這方面做得最好的莫過於《綠色面具的真面目》（Behind the Green Mask）一書的已故作者羅莎・科爾（Rosa Koire）。想要了解《21世紀議程》將如何被推進到地方性的社區中，科爾的書就是必讀之作。看透了綠色面具的她是這麼定義該議程的：
“聯合國的《21世紀議程》／永續發展目標是一項旨在全球實施的計畫，它的目的是要盤點與控制全世界的所有土地、所有水資源、所有礦產、所有植物、所有動物、所有建築、所有生產資料、所有能源、所有教育、所有資訊以及所有人類。這一切都關乎著盤點與控制。”
只用區區不到五十個字，科爾就完美地點出了《21世紀議程》的惡夢本質。儘管看似高尚，但它實際上只是一個全方位的、企圖控制人類生活與自然的方方面面，從搖籃直到墳墓的計畫。這就是過去的技術專家所說的“科學控制一切社會職能”的全球延伸版。
對很多人來說，今天正在世界舞台上發生的事情就像是法西斯主義；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像是共產主義；對某些人來說，它就像是社會主義。但真正在這一切背後主宰的其實是專家統治。
《2030年議程》是為了貫徹《21世紀議程》而生的總體計畫。它的目標是要在2030年時建立所有社會的轉型與控制機制。這是一個終極的誘餌，其目的是要誘騙人們自願放棄權利，以拯救地球免於各種氣候災難，即使這些災難預言從來沒有實現過。
永續發展理論家們實際上是創造了一個宗教，這個宗教宣稱地球正在步向死亡，自然資源即將耗盡，人口又已經超出極限。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增加，而二氧化碳就是源自於呼吸、放屁和農耕，它們正在造成地球氣候失調，為我們所有人帶來厄運。現在看明白這一切是如何運作了嗎？
事到如今，綠色面具已經被徹底撕下，顯現出它如同科爾所說的只是想要“盤點與控制一切”的真面目。為了拯救地球，你我都需要被囚禁起來。我們是二氧化碳排放者，需要被嚴格控制，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話，最好是被消滅！
就像我以前曾說過：
“當今的氣候運動並不是一場由下而上發起的草根運動。這是一場自上而下設計的運動，目的是為了重新分配財富，同時將生物多樣性和自然資源私有化。這個目標其實可以用一句臭名昭彰的話來概括：‘你將一無所有，卻幸福無比。’”
好消息是，現在已經有許多人看穿了環保運動的面具，並開始積極抵抗。然而，技術專家的控制能力正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他們幾乎滲透了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政府。
第四部分將探討這一仍需要持續觀察的現象，即民粹主義與專家統治主義似乎已經與當前的川普政府形成了某種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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