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為本書做研究時發現了一件事，那就是原來馬克斯・舍勒和亞伯拉罕・馬斯洛的著作有很多共通之處。雖然舍勒學者和馬斯洛派心理學家可能會急著指出他們兩人有什麼細微而具體的差異，但舍勒的“價值層次”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確實非常相似，所以出於我們的目的，我們不妨來考察一下它們，即使並不完全相同，我們也能從他們對人性與現實同樣深刻的見解中獲得啟發。我不清楚馬斯洛是否知道舍勒的著作，不過我猜他應該沒讀過。舍勒的名字從未出現在馬斯洛的書中，當20世紀40年代馬斯洛才剛剛奠定他的心理學理論基礎的時候，舍勒在美國的傳播就受到了一些阻礙，因為那時有一篇批評文章在舍勒與國家社會主義之間建立了可疑的聯繫（註1）。
舍勒並不是唯一遭受這種不公正對待的人。在當時的英美世界，舉凡尼采、黑格爾及其他德國哲學家幾乎都被劃為納粹同路人，淪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註2）。這對舍勒而言著實是一種諷刺，因為他實際上是最早對法西斯主義提出警告的德國知識分子之一，甚至納粹也在一開始就把他列入禁書名單。正因如此，舍勒在德國面臨的冷遇一點不比美國要少（註3）。當然，舍勒不可能知道馬斯洛的作品，因為他在1928年去世時，馬斯洛還沒有寫過任何一本書。
這個意外的發現之所以使我感到特別興奮，我本人也曾和其他作家有過這種巧合，是因為我發現他們兩人關注的都是很實在的問題，也就是如何客觀地去理解現實，而不是陷入於主觀的意見或觀點（註4）。這種互相獨立卻又彼此互補的發現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研究精神世界的時候，畢竟它不可能像實證主義科學那樣可以經由感官或實驗來驗證。兩個分子生物學家可以做同樣的實驗，然後“親眼”檢驗他們的理論是對是錯。可是研究人的內在世界或意義世界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卻無法這麼做，因此當兩個互不認識且被時間、語言、國家和戰爭的隔閡所分開的思想家似乎是在談論同一件事時，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們應該確實是同一件事。而且，這也說明它很可能是確有那麼一回事。
如同舍勒相信我們能夠直接感受他人的思想，他也相信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價值，就像我們看見顏色一樣——只是不是通過我們的眼睛，而是通過我們的思想（註5）。某物是綠色、黃色還是藍色不是我決定的，我只是看到它是什麼顏色。世界上本來就有綠色、黃色或藍色，我只不過是認出了它們。同樣的，並不是我通過主觀的價值判斷來把價值強加於事物，賦予本來沒有價值的東西虛假的意義或目的，這是洛夫克拉夫特、沙特或雅克・莫諾的秉持的觀點。價值一直都在那裡，我只是認出它，就像我認出顏色（第二章舉過日落的例子，就像華茲渥斯說的，在這時顏色和價值幾乎已混合在一起，註6）。
“有一種感知模式，”舍勒寫道：“它感知的對象完全超出了理智可以理解的範圍，對它來說理智就像耳朵，只能用來聽卻看不見顏色——而這種感知模式向我們呈現出了真實的事物與它們之間的永恆秩序——即價值和它們的上下關係。”（註7）“並非所有的價值都是判斷性的，它們也有本身就是事實性的價值。”舍勒的翻譯者沃納・史塔克（Werner Stark）告訴我們：“我們的精神之眼可以像肉眼看見顏色一樣清楚看見價值。”（註8）舍勒聲稱，正是這樣的洞察力使我們進入了“價值世界”，一個與物質世界同樣客觀且實在的世界，而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心靈去探索它。
對舍勒來說，這種洞察力的意義在於它為我們的價值觀、我們認為重要且有意義的事物提供了客觀堅實的基礎。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各種道德、倫理及其它類型的“相對主義”正在今天的世界大行其道，如同上一章所述，它們儼然已成為我們這個現代與後現代世界的金科玉律。透過宣布一切價值和意義都是不真實的——因為它們無法被量化或測量——科學，或者說是一種特別極端的化約論式科學主義，打開了一扇通向“萬事皆允”價值觀的大門。美和其它所有一切現在在旁觀者的眼中都不再具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或客觀的價值。如同過去的許多思想家，舍勒也意識到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如前所言，它導致效益變成了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標準。
價值的層次
舍勒認為價值本身是有高低之分的，從源自感官的直接卻短暫的善一路來到神聖而普遍的永恆之善。這個“價值階梯”中的最低階是感官享受，它關注的是某物使我們感覺或嚐起來好不好，是令人愉快還是不愉快，是否讓我們直接從中獲得了快樂，以及它對我們的快樂有什麼用處。這是我們大多數人大部分時間所關注的層次，功利主義的善以及由此衍生的“消費者意識”就屬於這一層次的價值。這個層次的價值基本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如前所述，在舍勒的價值層次中低層與高層價值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它是否稍縱即逝。只要提供快樂的事物持續存在，我們就會感到源源不絕的快樂。可是一旦吃光巧克力棒或抽完菸後，它所提供的價值就會消失不見。然而，神聖的價值即使在最初引發它們的東西消失後仍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就算不再直接接觸與之有關的事物，我們依舊能夠在生活中繼續感受到神秘或宗教體驗的餘溫。
另一個區別是感官價值是原子化的，這意味著它們可以被分割成無數的部分並互相分享。我可以跟朋友分享一瓶酒，我這一半的酒提供了與他那一半相同程度的感官享受。即便我自己喝光整瓶酒，我也不會因此獲得更豐富的感受，而只是更多一模一樣的感受。然而，神聖的價值卻是一種無法分割的東西。我不會只有一半的神秘體驗，也不可能跟別人分享這種體驗。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私密、內在的體驗，雖然這種體驗的意義還是可以被與人分享。這便是經常發生在宗教中的事，一個人歷經了深刻的體驗——耶穌的受難、佛陀的開悟——然後它們就成為了指導其他人該如何過上正直生活的準則。
在感官價值之上的是舍勒所說的生活價值，即屬於人類生活的層次或水平的價值。這些價值塑造了我們生活中的共同體或社會。人的一生可以是高尚、英勇、捨己為人的，也可以是卑賤、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可以健康又充滿活力，也可以病態又頹廢喪志。一個人可以行汝所知之善，也可以什麼好事都不做。人們選擇哪一種行為，將會決定他們與他人形成的關係。積極的生活價值會促進正向的社區意識與社會責任感，消極的價值則只會傷害社會和社區的連結。舍勒非常擔心，隨著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興起，從前的那種講究高尚、英雄主義且自我犧牲的價值觀將在現代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不顧一切追求自我，每個人都只為自己著想。看著利他主義在今天反而被“自私的基因”之類的說法給抹黑成是一種“陰險”的生存策略，我們可以看見舍勒的擔憂確實有其道理。
舍勒的價值層次中的下一個是知性或精神價值。這是德語Geist意義上的精神，也就屬於心靈或思想的事物。從廣義上來講，這指的就是文化。這些價值往往與那些本身就是善或就是自己的目的的事物有關，這是一種體現在各種不同事物身上的柏拉圖式善。一個風景、一朵蘭花或一幅倫勃朗的畫都是不同的東西，但它們卻同樣是美，它們所共享的那種美，而不是它們具體以什麼方式來呈現美，才是舍勒的這一層次要關注的對象。這些價值與功利主義的價值恰好相反，在後者中只有能夠幫助我實現某種目的的東西才稱得上善。我聽巴哈的B小調彌撒曲不是為了任何目的，我欣賞風景也不是因為這片土地有什麼開發價值。我聆聽巴哈、欣賞山景是因為通過對它們的賞析，我使我自己變得更“豐富”了，讓我的存在體驗獲得昇華。
我們也許會為了放鬆心神而聽音樂；事實上，很多“輕音樂”合輯的目的就在於此。但這實際上是對真正的非功利主義或精神之善的功利式誤用。舍勒憂心忡忡的其中一點便是功利主義對文化世界的入侵，它固然會促進藝術和文學的發展，前提是它們要服務於某種目的，要具有某種程度的商業價值，就像冥想及其它靈修在今天也是被作為提升工作效率的手段來加以推廣。科學關心的是“實用知識”和發現事物運作的原理，以便更好地操控事物，這屬於最低層次的價值，哲學則注重探究事物本身及其本質。正所謂哲學始於驚奇，它在乎的不是控制和操縱。哲學所代表的可以說是功利主義價值的反面。探究存在的本質並不會幫助我控制、操縱或以其它任何方式利用特定的存在物。但是這麼做卻會深化我自己的存在，使之變得更加深邃神秘。這就是喬治・施泰納所說的追求“無用之大用”的一個例子，它展現了人類獨有的一種執念：“僅僅是出於它的神秘而對事物感興趣”，施泰納認為這“或許是人類最深刻的動機”（註9）。
舍勒把超凡、神聖的價值放在他的價值層次頂端。這些價值往往與一個人的救贖有關。它們關心的是存在的終極意義和人在其中的地位這類問題。在這裡，精神／文化層次的驚奇與好奇心變成了對萬物之源的敬畏與崇敬。雖然一個人就算在精神／文化層次也能夠獲得某種程度的超脫，但只有在這個最高級的層次，人的這個獨一無二的人格才會真正遇見自己的存在之根。正是透過這樣的相遇，人才能得到救贖。
填滿空白
馬斯洛不是哲學家而是心理學家，因此他討論的不是形而上的價值世界而是人類的具體需求，他相信自己已經從人類的心靈中發現了堅實的證據。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和任何科學家一樣是經驗主義者，在這一點上他與他的心理學同行榮格十分類似，後者也相信人類的心理特徵其實就像基本粒子的行為，是可以被清楚觀察的。榮格認為這些經驗性的心理事實就是集體潛意識的原型，而我們要通過他所謂的“個體化”過程來展現與理解這些原型，使我們的心理變得成熟好“成為自己”。用馬斯洛的話說這就是我們的“需求層次”，滿足了這些需求之後我們便可以開始“自我實現”。我無意在這裡深究它們之間的聯繫，但正如任何榮格和馬斯洛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個體化與自我實現說穿了其實就是同一回事。
馬斯洛認為人類有一系列的心理需求，就像我們對氧氣有生物需求。它們按馬斯洛的說法是“本能的”，亦即我們從一出生起就有了這些需求。這種人類心理藍圖的觀念，也就是定義人之為人的一連串先天目標，與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盛行的思潮可謂是格格不入，因為我們都更傾向於認為後天的栽培——即環境——而不是先天的條件才是決定人類行為的關鍵。這幾乎已成為現代政治與社會理論的教條。所有主張平等主義的政治學說都奠基於這一觀念，即從根本來說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差異，任何所謂的差異都只是外在力量導致的結果——當然人們可以學會去掌控和規範這些力量。
約翰・洛克（1632−1704）和沙特等哲學家堅持人的內在世界實際上是空白的，宛如一間沒有傢俱的屋子，得等著人們主動去IKEA買些東西來填充。洛克說，我們出生時是一塊白板，直到後來我們的心靈才逐漸被通過感官輸入進來的經驗所充實。洛克聲稱在頭腦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先於感官的，我們的內在公寓本來空空如也，直到我們的感官把傢俱送進來。我們已經看到，沙特相信人的存在先於本質；在他看來，我們的存在就像一個空洞，而人類對自由的追求——對沙特而言這是一種消極的狀態——就是我們試圖填充這個空洞的嘗試。對沙特來說，人沒有本質，只有處境。不過，人類有能力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我們可以做出各種選擇。但由於沙特否定了人類的存在有任何意義，因此這些選擇說到底也是任意的。有一次沙特在發表完關於人類自由和我們應該為之負起責任的振奮人心的演講後，有幾個學生前來向他請教我們究竟該如何運用自由的具體建議。他的回答是“你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不用想也知道，這個答案對他的學生沒有什麼幫助。
馬斯洛並不同意這種認為我們自身是一個“空洞”的看法。他同意沙特說我們都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並不等於我們什麼也不是。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改變自己，彷彿披上一塊布就變成別人。我們也不是被動等待經驗寫在自己身上的白紙。雖然洛克和沙特以不同的方式捍衛人類的自由，但他們卻也變相強化了只要運用正確的條件反射，人就可以被塑造成任何形狀的觀念，而這就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基礎。行為主義的提出者約翰・沃森（John Watson）宣稱由於無法被測量與量化，所以意識根本就不存在。至少他從未看過意識，因此應該將其排除在任何對人類心靈的科學解釋之外。沃森聲稱，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只有人的行為，順著這種思路理所當然會得出人只是一種刺激反應機器人的結論，人就像是有血有肉的自動販賣機，只要投入硬幣（刺激）就會吐出相應的商品（反應）。洛克和沙特當然無意得出這樣的結論，但他們的人類心靈“白板”觀卻毫無疑問是在支持這一結論。
需求層次
馬斯洛與沙特的看法相左，他認為人確實擁有某種本質，硬要忽視它反而會帶來危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與舍勒的價值層次十分相似（註10）。舍勒和馬斯洛都同意的一點是，“更高”的需求或價值只有在“更低”的需求或價值被滿足後才會出現。這並不是說更高的需求或價值不能優先於更低的需求或價值，否則人便不可能做到任何自律，也就是“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為了追求寫這本書所代表的精神／文化價值，我必須將感官價值（吃喝玩樂）、生活價值（偕友同遊）乃至其它文化價值（欣賞音樂）先擱在一旁。如果我快餓死或渴死了，那麼我當然無法寫作，但一旦這些價值被滿足，我就會開始想要追求更高的價值，或至少是有能力去追求。那些始終停留在享樂價值的人，以及那些止步於生活價值、以社會利益為己任的人之所以總顯得還欠缺了什麼，就是因為他們在實現了較低的價值後，就沒有再繼續追求更高價值的動力。
馬斯洛需求層次的底端是對食物、飲水和住所的基本需求。我們都需要吃喝，也需要有個窩好安睡。這些是最原始的需求，幾乎是任何生物的標配；哪怕連植物也要有土壤才能發芽。在這些需求之後的是對安全的需求、對某種情感聯繫的需求、對愛的需求、對歸屬感的需求、對某種家庭感的需求。一個飢腸轆轆的人也許不在乎他頭上是否有屋頂遮蔽，但他在吃飽喝足後就會開始渴望有個家。同樣的，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或許以為只要能找到一個小小的棲身之所，一個自己的小天地，就可以解決他的所有問題。殊不知一旦這個需求被滿足後，對陪伴、夥伴的渴望立刻便會立刻接踵而至，於是他又會開始想要尋找能與自己分享這個家的人。
等到這些需求都滿足以後，這時就會出現一種新的需求，亦即對自尊的需求，我們需要讓自己的存在價值受到他人、朋友或同事的肯定。我對愛的需求可以透過另一個人或家庭來滿足，但我對自尊的需求卻需要一個更大的群體。我的同事、酒吧裡的酒友、週末和我一起踢球的球友：這些都是自尊和價值感或不可缺的來源，反過來說我也為他們提供了同樣的肯定。習慣獨來獨往的人，例如作家可能是從他們的讀者和對自己作品的好評（只可惜它很少發生）來滿足自尊需求，但這仍與你直接從身邊的其他人那裡獲得的肯定不完全相同。沙特相信，我們大多數人其實是透過他人的肯定來認識自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這與馬斯洛的觀點，至少是他的需求層次中較低級別的需求相吻合。
元需求
馬斯洛將他需求層次的前三個稱作“缺乏需求”。它們都是我們因為欠缺某種事物而產生的需求。我需要食物和飲水才能維生，我需要有個家來遮風避雨與安身。我需要愛來滿足情感上的需求和避免孤獨。我需要自尊來賦予我價值感、身份認同以及我是“重要的”感覺。我們不需費太多功夫，不管有些地方是否重疊的話，就可以發現馬斯洛的缺乏需求與舍勒的價值層次中的低層價值是多麼相似。感官享受價值差不多等於馬斯洛的追求食物與飲水的最基本需求，並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對住所與愛，或者更恰當地說是對性的需求。生活價值似乎與馬斯洛的情感、安全與自尊需求類似。當我們進入精神／文化價值層面，開始追求那些自身就是目的的事物時，就是超越了馬斯洛需求層次中的缺乏需求，轉向他所謂的“存在需求”，我在這裡將它稱作“元需求”。這些“元需求”是我們每個人生來就有的，我們擁有能力實現它們，就像我們理論上都可以追求精神／文化價值一樣。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會這麼做。
如果我們不吃不喝，最後就會死掉。如果我們沒有某種可供遮風避雨的地方，我們就會曝露在險惡的自然與人身不安全感中。如果我們沒有可以愛和愛我們的人，我們就會缺乏人性的溫暖。如果我們沒有來自同齡人的認可，我們就會覺得自己彷彿無足輕重、缺乏自我認同。但是，就算不追求精神／文化價值，也不是所有人都會因此覺得生活中好像少了什麼。事實上，通常只有少數人會有如此迫切的需求。按馬斯洛的話說，這一小部分的人已經徹底超越了缺乏需求的層次，現在他們產生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需求。這不是因為我們缺乏什麼而出現的需求，而是渴望將精力用在滿足比單純的缺乏需求更多的東西上面。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馬斯洛的前三個需求都還屬於功利性的需求，在這時我們的選擇和行為都是為了“獲得某物”，但現在這些存在需求則並非如此。存在需求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什麼或做什麼“有用”的事，不是為了滿足我的低層次需求，反而它們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事實上，滿足這些存在需求或元需求往往意味著要對我們的缺乏需求說不，就像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經常意味著要延遲對享受和生活需求的滿足。
存在需求從本質上是創造性的，其目的不是要獲得我們沒有的東西，而是正好相反：它們是要給予我們自己其實早已擁有東西。它們是我們滿溢而出的存在的展現。正是在馬斯洛的這個需求層次中，我們踏入了自我實現的領域，用他的話說這是我們開始成為“完全的人”的時候，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開始修復與守護宇宙。儘管平時的我們總是忙於“賺錢與花錢”，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和慾望，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其實也“沒那麼人性”，滿腦子只在乎自己。當我們知道動物只擁有馬斯洛層次中的低層需求時——即對食物、住所和某種形式的社會生活（當然不是所有動物都是群居生物）的需求——我們就會理解這是什麼意思。只有在我們超越這些需求時，我們才會成為完全的人，因為只有我們或像我們一樣的存在能夠追求這些元需求。
幾乎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對任何其自身就是目的的需求感興趣，牠們似乎無法感受到喬治・施泰納所說的對“真理的良藥”的“無盡渴望”（註11）。有什麼動物會關心真理？我們常說貓是一種充滿好奇心的動物，但這與某人對早期埃及陶器裝飾風格的好奇心是不同的，這個人執意追求的興趣往往會與他的“生物（動物）意義”相違背。據我們所知，沒有動物會對自己為什麼存在感到好奇。換句話說，我們是唯一會有這種疑惑的動物，而這個奇蹟正是使得動物與人類產生分別的門檻。無論史上第一個開始納悶自身存在的人是誰，他都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
這不是在說動物不好，只是我們確實與牠們有所不同。當然在我們這個講求“生物正確”（biocentrically correct）的時代，這往往是我們最不願意承認的事情，但我相信只有接受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肩負起自己對宇宙的責任。H.G・威爾斯（1866−1946），我們稍後會來仔細談論這個人，曾說過人類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無時無刻不在掙扎中活著”，他們得辛苦滿足自己身上的馬斯洛低層次需求（當然，威爾斯沒有使用馬斯洛的術語）。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忙著獲得食物、住所、配偶和某種社會地位，即使是原始部落亦不例外。但是，威爾斯認為，直到最近——即過去幾個世紀開始——卻慢慢出現了某些新的東西。一種前所未有的人出現了。威爾斯稱之為“創造性的智力工作者”，並且這種人有著與迄今為止驅策著人類生活的各種缺乏需求都完全不同的需求。
今天我們經常會問別人一個在過去的時代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問題。“是的，”威爾斯說：“你謀生，你養家糊口，你愛這恨那，可是——你是做什麼的？”（註12）威爾斯發現，如今光是滿足缺乏需求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夠了，至少對我們中的一些人而言是如此，他們已超越這些需求，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境界。他認為，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已經非常善於滿足自身的缺乏需求，因此現在我們有了更多的閒暇與精力可以投入在“創造性的智力工作”，而不再只是那些已折騰我們幾千年的功利主義目標。所以，人之為人的意義現在已不再只是飲食、交配和社會聯繫。一種全新的人出現了，驅策著他們的是對價值觀而不是需求的追求（註13）。
制定規範
馬斯洛和舍勒一樣很關注價值問題，但對舍勒而言價值是形而上的，而在馬斯洛看來價值是深植於我們的生物天性。不過，他們兩人都同意要認識價值需要依靠的是一種有共識而非相對主義的方法，也就是說他們都認為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並且有一個可供我們衡量的標準——或者說“規範”。他們兩人提出了各自的價值標準，其與唯物主義科學所探究的任何東西一樣真實。“我們需要一套規範性的生物學，”馬斯洛寫道。“去價值、價值中立或迴避價值的科學模型，”他說：“對生命科學的研究是毫無意義的。”（註14）
想要用“去價值”的方式來觀察人類生活，說穿了就是把它當成一種物品、一顆粒子或一種化學反應，一種物理定律或某種必然性的呈現，甚至只是衝動與慾望的集合。但正如馬斯洛、舍勒及其他思想家所深明，這種方法實際上是扭曲了它試圖研究的對象。馬斯洛認識到，人不僅僅是一種物理的對象、刺激反應機器人或慾望的化身，相反人其實是自由、充滿創造力的存在，他們有意識、目標、目的以及追求它們的意志。如果你執意忽略或否定這些特質——如同行為主義和許多當代的認知科學——那麼你的確可以將人當成物品來研究，但不管你研究的是什麼，它實際上已經跟人類的心靈沒有了任何關係，因為你早已從研究中去除了所有屬於人的東西。然而，這種方法確實有一個好處，如果你把每個人都當成刺激反應機器人或僅僅是物理研究的對象，而不考慮塑造他們生活的價值、意義或目的，這時就不會有一個人是否符合規範的問題了，因為根本沒有任何規範可以作為判準（行為主義主張人基本上就是機器，而機器有能用的也有不能用的。但我們不會說不能用的機器不符合規範，我們只會說它們是壞掉的機器）。
我們不會為電子該如何運動或鐵該如何氧化制定規範。我們只會觀察它們是怎麼發生的。把人當成刺激反應機器人或物理對象的研究方法其實也是變相抹去了罪人與聖人、戀童癖者與慈善家之間的區別。你正在研究的人是否在他們的生活中創造了一些有價值的事物，還是只是在虛擲光陰一點也不重要，因為從這個角度來説，無論他們做出什麼行為，都只是外在的物理力量或刺激在他們身上引起的結果。價值、意義、目的、目標都是值得思考的好東西，是我們說給自己聽的美好故事，但事實上——起碼對這種方法來說——它們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真相是，你對某人做出這件事，他就一定會產生這種反應，不管這個人是天才還是白癡，是德蕾莎修女還是希特勒都一樣。
馬斯洛的心理學研究不同於前人的地方在於，他對人類的缺陷不感興趣，他在乎的反而是人類的優點。他想研究的是健康而不是生病的心靈。事實上，馬斯洛起初是一個佛洛伊德主義者，但他最終選擇與佛洛伊德分道揚鑣，因為他厭倦了一直研究失常的人。做這些研究當然很了不起，但你應該仔細想想，直到馬斯洛之前幾乎所有關於人類心理學的研究都是圍繞著心理疾病患者、神經官能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它形式的精神異常者。這就好像我們只能透過研究生病來認識健康，而健康的定義就是沒有生病。但我們也知道，總有些人似乎總是比其他人更健康——他們更有活力、更神采奕奕——即便他們並未患有任何疾病。把同樣的類比套用在商業上，這就像是在說只要我們的投資最後達到收支平衡，那我們就是做對了。但這裡絲毫沒有盈利的概念，而只有不虧損，當然任何真的以這種方式經營的業務都是毫無意義的。
馬斯洛對這一切感到厭倦，於是他決定轉而開始研究健康的人。他發現，一旦滿足了他們較低層次、屬於缺乏的需求後，人們就會將目光轉往超出我們正常生存標準的追求。正是多虧馬斯洛的貢獻，我們才獲得了一種全新的心理健康概念，亦即“完全的人”。任何低於這個標準的狀態都可以被我們看作是不健康的，或至少是嚴重缺乏某些必需的營養。
健全心理
在馬斯洛人生的最後幾年裡，有一個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他，那就是我們到底該怎麼實現一個“好社會”，這是他與舍勒的另一個共通點，後者同樣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思索社會學問題。馬斯洛的著作談論的大多是高峰體驗，這使得一些評論家聲稱他只關心個別的人。的確，自我實現的概念似乎暗示了這一點，馬斯洛的作品被一些批評家認為是反映出了“人類潛能運動”的消極面，其無非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享樂主義，是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換取自我發展。榮格的個體化也遭遇了類似的批評，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有一句名言，他說榮格只對“我−我”而不是“我−你”關係感興趣。馬斯洛和榮格都很關心社會問題，但他們也都明白，一個社會的好壞最終還是要取決於它是由什麼樣的人組成的（註15）。他們兩人很清楚，只要社會中的人們不主動改變，不去自我發展，任何企圖改變社會結構的政治運動最後都會淪為一場空。然而，他們也發現自我實現和個體化的過程可能會受到一個不在乎這些事情的社會的嚴重阻礙。馬斯洛寫道：“人類的潛能唯有在‘好的條件’下才能順利開花結果。只有好的社會才能夠孕育出好的人。”（註16）
雖然馬斯洛和榮格承認自我實現和個體化依然可以在不利的條件下實現——實際上某些阻礙反而會成為它的催化劑——可是他們也意識到，要解決如今這個世界所面臨的各種挑戰，需要的是更多已經實現個體化與自我實現的人，這不是只憑“順其自然”——這樣形容比較貼切——就可以做到的。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馬斯洛一直在絞盡腦汁思索這個難題。
“好的社會，”馬斯洛寫道：“將是一個人類潛能得以獲得最充分的發展，實現最完全的人性的社會。”（註17）如果說成為“完全的人”就意味著要承擔那些隨之而來的責任，包括修復與“守護宇宙”，那麼一個好社會顯然就是與這些責任相關的價值能夠被大力弘揚的社會。
今天我們大多數人所生活的社會似乎都不符合這一標準。甚至在大部分情況下是正好相反。我們生活在一個對“完全的人”毫無興趣卻將“卑微的人”奉為圭臬的社會中。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世界”一點也不會幫助我們培養出完全的人性。這應該根本不用爭辯。我們的前路依然艱險。由於從宇宙演化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和世界仍然在“成長中”，因此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可是一個“還有希望的最壞世界”。儘管如此，這仍舊是一個問題。馬斯洛理解這一點，他像其他社會空想家一樣想像過一個能夠培養我們發展出完全人性的社會該是什麼模樣。他將這樣的社會稱之為健全社會（Eupsychia），這是他自己新造的詞彙，意思是“好的心靈”或“好的靈魂”。
如果像馬斯洛所相信的那樣，“好人就是自我演化的人，是負責任的...擁有完全的人性、自我實現的人”那麼一個好社會宣揚的必定就是這些價值觀。兩者相輔相成；並在彼此之間形成一種正向循環。好人需要好社會，好社會也需要好人。馬斯洛同意朱利安・赫胥黎的觀點，即人類已經到了該為自己的演化負起責任的時候。“我們已經成為自我演化者，”他寫說。“演化意味著挑選，也就是選擇與決定，這需要的是對價值的判斷。”（註18）一個自我演化的社會將會推崇那些會繼續促進它進步的價值觀。馬斯洛心目中的健全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馬斯洛的思想帶動了職場管理的不少創新，這都要歸功於他的經典名著《健全社會的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1965，註19）。他對於“健全社會”以及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提出的“和諧論”（synergy）的思考都被收錄在了他死後才出版的《人性的遠方》（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1971）中。任何讀過這些著作的讀者都會發現馬斯洛的論點實在無懈可擊，並且很難不同意他的觀點，即一個奉行這些價值觀的社會確實比漠不關心它們的社會要更可取。
不過，儘管馬斯洛表示“我所說的好社會將屬於全人類，屬於全世界”，但他承認這樣的社會至少在起初只能以“亞文化”的方式興起。一開始它將只由“心理健全、成熟或自我實現的人與他們的家人組成”（註20）。這說明我們就算不是生活在健全社會，仍然也有可能成為“完全的人”，畢竟健全社會的人總不可能是憑空冒出來的吧？（馬斯洛自己也是在非常艱困的條件下長大的，註21）。這可以說是貫穿馬斯洛晚年作品的一個懸念：究竟是只要條件成熟，整個社會都可以自我實現，還是說自我實現者和那些未實現者之間有任何內在的區別。馬斯洛很納悶，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在明明已經滿足了缺乏需求後卻不會開始自我實現，不會去追求存在需求？這是因為社會結構所致，還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具有與生俱來的差異？
烏托邦？
前面我說過H.G・威爾斯相信一種前所未有的人正在現代誕生，他們是一群無法再甘於過去的人類生活的人。但威爾斯其實也被這樣一個問題所深深困擾，即這到底是人類集體的轉變，還是一種新的人類分支，乃至一種新人類的誕生（註22）。在他晚年的科幻小說《星之子》（Star Begotten，1937）中，威爾斯甚至提出火星人正在用宇宙射線轟擊地球，以改變人類的演化軌跡的想法（註23）。威爾斯本人堅信社會進步和通過創造更美好的社會來改變人類的可能性，他也跟馬斯洛一樣設想了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相比起使他一舉成名的早年科幻小說《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1895）和《莫羅博士島》（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1896），它們都對人類的未來抱持著悲觀的觀點，威爾斯在他往後的職業生涯都一直在思索改善社會和人類的方法。他在20世紀完成的所有作品幾乎都圍繞著這個問題，但最清楚展示出威爾斯的理想的還是他的第一部“未來社會”作品《一個現代烏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
在《一個現代烏托邦》中，威爾斯提出了一個將糾結他一輩子的想法，那就是世界國家。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政府，它已經擺脫了威爾斯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政治爭吵。這個世界國家是由一群絕頂聰明、辦事雷厲風行的人來管理，他們都是真心為全人類謀福利。民族主義與戰爭已成絕響，不再有資本主義造成的無止競爭，現在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在世界政府的統治下，男人和女人一樣平等。維多利亞時代的禁忌——特別是性禁忌——都成為了過去。沒有人再餓肚子，貧窮更是只會出現在歷史教科書裡。19世紀英國的那些擁擠、髒亂的城市已被金光閃閃、富麗堂皇的大都市取代。所有疾病皆已被攻克，衰老變得不再令人畏懼。文化、教育、體育都是全民共享。務實、理性的人不會再受到習俗與傳統的束縛，而可以好好一展長才來建設這片人間天堂。總之，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幸福無比。
然而，威爾斯對這個烏托邦的一些描述聽在當代人的耳裡卻也有幾分毛骨悚然。他談到未來的“人口流動化”與全球化，其中“所有本土的體制，甚至是本土本身的意義”都已“在我們眼前煙消雲散”。“如今，”威爾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人都是匿名的陌生人。”（註24）我們今天對安全與身份辨識的癡迷彷彿就是在印證著威爾斯的預言，即在未來的世界國家中，“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每個人都會被賦予一串獨一無二的公式、數字或‘科學姓名’，他或她的一切都會被紀錄在裡面。”（註25）威爾斯的烏托邦就像我們現在的世界一樣，是一個“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之下”的世界，來自公民身上的“源源不絕的資訊”都會在“政府的天眼”面前一覽無遺（註26）。
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公眾安全”以及消除威爾斯眼中“愚民混亂不堪的行為”（註27）。威爾斯跟其他20世紀的社會改革家都將這種“混亂”視為改善人類生活的最大阻礙，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則是將已在其它領域大獲成功的科學方法如法炮製在人類的生活中。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世界就是這種信念的結果，現在科學成為了真理的唯一仲裁者。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被威爾斯的理想吸引，雖說它看似簡潔、合理、高效，但今天的很多讀者卻會覺得它冰冷又乏味。哪怕在威爾斯的時代，和他一樣通情達理的人也會發現它有不少毛病。阿道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23）和喬治・奧威爾的《1984》（1949）這些著名烏托邦作品就是對威爾斯的未來世界國家願景的諷刺。
對超理性、科學化國家的更早攻擊是出現在1907年，當時俄羅斯象徵主義小說家瓦列里・布留索夫（Valery Bryusov，1873−1924）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南十字星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he Southern Cross）。在小說中有一個位於南極的現代“理性國家”叫做星城（註28）。這是一個完美的國度，所有人都很快樂、健康、富裕且彼此和睦共處。人人之間沒有任何嫉妒或競爭。大家都住在完全相同的現代化建築，穿著完全相同的衣服。用馬斯洛和舍勒的話說，他們的缺乏需求，他們的享樂和生命價值皆已獲得滿足。一切都像發條一樣精確運作，沒有一絲一毫的差錯。但隨後突然爆發了一場被稱為“矛盾症”的奇怪疫病。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做出與他們所想的相反的行為。情況很快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科學城也陷入了一片火海。
布留索夫可能沒讀過威爾斯的《一個現代烏托邦》，但這並不妨礙他創作出一個關於將生活變得科學化會有多麼可怕的寓言。布留索夫的小說簡直可以說是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1864）的長篇註解，即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按照邏輯與理性規劃，一個人也會故意發瘋只為了證明自己是自由的。即使在最完美的狀態下，只要它們可以讓我們感覺到自己是自由的，那麼就算是破壞、混亂和死亡也是可以接受的。
陌生土地中的陌生人
這麼說來，堅持要打造一個健全社會或許不是創造“完全的人”最好的方法。赫胥黎在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島》（Island，1962）中描繪了一個烏托邦，它與《美麗新世界》描述的完全相反。它並不是特別成功，不管是作為小說還是社會宣傳手冊，儘管它提倡把使用迷幻藥（“解脫醫學”〔moksha medicine〕）當作一種自我發展手段，這一點倒是獲得了反主流文化群體的肯定。赫胥黎筆下的帕拉島（Island Pala）擁有一個健全社會應有的一切。島上的居民天天冥想、自由戀愛，既不崇尚暴力也不喜歡競爭，人人都非常靈性且理智。然而，就跟所有烏托邦一樣，它終究還是有一些不完美之處。雖然為了證明自己是自由的而故意發瘋實在不是一件好事，但杜斯陀耶夫斯基的話似乎也說明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曾在他的論文《論生命的意義》（What Makes a Life Significant，1899）中指出過這一點。詹姆斯在文中提到他曾到肖托誇湖的一間學院坐客一個星期，它是紐約州北部的一個成立於1874年的宗教和成人教育中心。詹姆斯回憶起在那裡，“警醒與勤勉、智慧與善良、秩序與理想、繁榮與快樂”通通都“瀰漫在空氣之中”。他說那座學院“宛如一場巨大而嚴肅的野餐盛宴...人類所有必要的低級需求和大部分多餘的高級需求均可在那裡獲得滿足。”“這兒很有文化、人人善良平等，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打著文明之名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一切成果都在這裡。簡而言之，假如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再也沒有苦難，沒有任何黑暗的角落，你大概已經可以預料到人類的社會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有一個問題。“哎！我終於可以鬆口氣了！”詹姆斯發現，這居然是自己在離開這個宛如田園詩歌般的人間仙境時的感想。“我現在恰恰需要來點原始而野蠻的東西...好讓我重新恢復平衡。”“這樣的社會實在太同質了，”詹姆斯寫道：“這樣的文化太過平庸，這樣的善良太過乏味。這是一齣沒有反派或跌宕起伏的人間劇...一切都美好得令人難受——我實在無法忍受下去。我只想再次回到那個充滿罪惡和痛苦的廣闊荒野中去冒險。那兒有高山也有深谷，有值得跨越懸崖峭壁追求的理想，有令人生畏卻又永無止盡的耀眼光芒；而且比起那種死氣沉沉且每個人都沒有任何區別的地方，反而是這裡充滿了希望與陪伴。”（註29）
詹姆斯意識到，這個烏托邦最大的問題在於它“缺少了外面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的道德意義”。它缺少了一種“光明與黑暗的力量在進行永恆的鬥爭”的感覺。它缺少了那種“哪怕只有最薄弱的勝算”也要“從死亡手中奪回勝利”的“英雄主義”。“在這個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肖托誇學院，死亡就像是不存在一樣，而且在這裡也不會發生任何危險。這是一個理想大獲全勝之地，以至於再也沒有任何值得拼搏的事物，此地的船槳已經停下，永永遠遠地休息了。但我們人類的情感卻偏偏需要某種值得為之拼搏的東西。”（註30）
換句話說，就像拉比斯坦薩爾茨，詹姆斯也認識到“使生活變得有意義的東西”其實就是“還有希望的最壞世界”所帶來的挑戰感。真正的烏托邦令人乏味，但為了建立烏托邦而奮鬥卻又振奮人心。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裡，我們將一事無成，那些只在乎滿足他們的缺乏需求和享樂價值的人必定很難理解這一點。哲學家費希特（1762−1814）說得好：“自由什麼也不是。追求自由卻勝過一切。”我們需要挑戰來激發潛能，詹姆斯在他的論文《戰爭的道德意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1906）中承認了這一點，還有尼采也說過：“戰爭的美好就在於它使一切都變得神聖非凡。”詹姆斯和尼采都不是軍國主義者，亦不認同毫無意義的流血與屠殺。他們只是認識到鬥爭、抵抗、奮鬥是釋放我們生命能量的關鍵。威爾斯的烏托邦、詹姆斯的肖托誇、赫胥黎的帕拉島，甚至是馬斯洛的幸福理論，或許都反映了我們渴望實現的價值與目標沒錯，但要是沒有為了它們而進行的奮鬥，我們卻又會覺得這些東西好像沒那麼值得了。
所以事實很可能是這樣，為了成為“完全的人”，為了實現修復與守護宇宙，我們必須要生活在這個充滿混亂的世界，一個我們並不能完全安身立命的世界，我們彷彿是這個世界的異鄉人，時不時就會有股思想之情湧上心頭，而這個世界似乎也無時無刻不在抗拒我們想要改變它的努力。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停止努力，正如維克多・弗蘭克發現（第三章），正是在最糟糕的絕境中，意義才有可能湧現。如果連弗蘭克都能找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並且幫助其他奧斯威辛和達豪集中營裡的人們重拾希望，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生活的意義，並完成屬於我們的修復工作。我們不需要一個好社會在那裡等待我們成為好人，也就是能夠負責任的人。或許，只有通過我們主動去抓住它，這樣的好社會才有可能在將來的有一天誕生。
實現嫉妒
我曾在前面提到，馬斯洛在晚年一直很困惑於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順利完成自我實現，完成他們的需求，而其他人卻無法。換句話說，用馬斯洛那令人不安的說法，為什麼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人類”，更稱得上是“完全的人”？在一篇未發表的文章中，馬斯洛解釋了他對自我實現者與非自我實現者之間的分化逐漸變得越來越明顯時會發生什麼的擔憂（註31）。由於馬斯洛相信我們的自我實現能力歸根結底是“本能的”，因此造成自我實現者與非自我實現者產生分別的原因也是“自然的”而非社會或環境所致，這與當代的觀點恰好相反（註32）。馬斯洛擔心的是，“萬有一天社會不公已再也無法作為一個人為自己的天生缺陷辯護的藉口時...對那些成功取得更大成就的人的嫉妒眼光恐怕會大大增加。”（舍勒也表達過類似的憂慮，即怨恨〔ressentiment〕）。為了要“保護天生更有天賦的人不被平庸的人幾乎無可避免地惡意所傷”，馬斯洛提出了必須要建立一種新的“祭司階級，他們將不像普通大眾勞普那樣沉溺於金錢、特權和奢侈品”，相比起這些物質的東西，這群自我實現者更關心能夠“弘揚美、卓越、正義或真理”的“元滿足”或“內在價值”。
在馬斯洛的理想中，非自我實現者將安逸地沉溺在他們對缺乏需求的滿足中，他們只在乎滿足自己的享樂和生活價值，而自我實現者則將自由地去追求他們的存在需求、他們的精神與文化價值。任何人的“存在需求”都不能被刻意剝奪。沒有任何團體有權“做出這種決定”。沒有人會被阻止去實現自己的這些需求，如果它們出現的話。非自我實現者若要聲討他們的“自我實現權”將是非常可笑的，因為那就像是一個對哲學不感興趣的人抗議說要給予他閱讀柏拉圖的權利。馬斯洛想要保護那些願意閱讀柏拉圖的人的權利，讓他們在這麼做時不會受到那些不這麼做的人可能會施加的惡意傷害（註33）。
馬斯洛使用了一些對我們來說有些難聽的字眼，他甚至談到“生物學上的精英”，感覺就像帶有某種優生學和人工育種的黑暗色彩。但他實際上只是想要避免根據“自然”無論如何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以及避免由此產生的社會衝突。然而，精英這個字眼的確令我們感到不安。但馬斯洛口中的精英並不是會對利用自己的才能來賺錢感興趣的人。如前所述，自我實現者，即“完全的人”往往對利用他人來完成自己的自我實現、成為“完全的人”不感興趣。他們一心一意只顧著追求自己的存在需求，自己的精神／文化價值，何況按照定義，任何支配慾其實都是一種缺陷，它反而才是“不夠人類”的姿態。馬斯洛完全無意要建立“我們與他們”的劃分，如果威爾斯是對對的，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真的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熱衷於追求他們充滿“創造力”的需求的人，那麼或許自我實現者的數量要比馬斯洛所想的還要多。
話雖如此，威爾斯本人也意識到，他的現代烏托邦仍需要一群精英來負責治理。他稱這樣的精英為武士。舍勒對一個社會如果真的開始追求精神／文化價值後能持續多久有過深入的思考，他相信它終究還是需要一小群領導者，他們會為其他人制定價值與指導方針。科林・威爾森寫過“局外人”，即受到深層的精神需求驅動的男男女女，他們通常會遭到社會的漠視——如果不是打壓的話——但偏偏卻又是他們在提供推動社會發展的價值與創意。在他的最後一本書《道德與宗教的兩個源泉》（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1935）中，柏格森談到了“有創造力的少數人”，正是他們的洞見與靈感不斷引導著社會，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亦在其經典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裡採用了這一想法。
有創造力的少數人
從小就受平等主義耳濡目染的我們大概很難接受這些概念，但這並不能作為反對它們的理由。無論如何，我們這個崇尚平等主義的世界不也充滿了精英、名人、體育明星、百萬富翁以及其他令我們羨慕不已的人生贏家，還有那些我們經常在小報和八卦雜誌上讀到的人。而且，我們必須再次記住，馬斯洛、舍勒和其他人所說的充滿創造力的少數人本來就不會對別人感興趣，更何況是花時間去支配他們。這才是讓他們真正與眾不同的地方。馬斯洛發現，自我實現者的特徵之一便是他們更喜歡獨處而不是合群，並且大多數時候更喜歡自己開公司而不是給別人打工。他們這麼做並非是出於對人的厭惡或高高在上的傲慢，不是像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中充斥著那種反人類心態。這是因為他們滿腦子只有自己的興趣，只有他們的存在需求，而那是無法在其他人身上追求的。
與周圍的社交世界相比，他們在自己的內在世界裡反而更自在。他們的支配慾只體現在自己的創造力上，而不是凌駕於他人，那些需要透過他人來展現自己支配力的人——例如流行歌星、名人、政要、上師——實際上才是低人一等，因為一旦沒有了這些人，他們立刻就什麼也不是了。在《論同理心的本質》（The Nature of Sympathy，1922）中，舍勒在這部作品裡探討了是什麼將我們聯繫在一起形成共同體，他寫道：“動物的群居代表牠們變得更像人，而人與人群的交往卻代表他們變得更像動物，只有獨立精神才能夠讓人變得更像人。”（註34）我們越像一個人，就越不需要依賴其他人。所以不會有什麼自我實現獨裁者這樣的東西，因為根據定義，獨裁者需要有被他統治的人，而且是很多人。這些都與超越生活價值並進入精神／文化價值的說法相符合，也吻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我確實相信今天有少數充滿創造力的人正在努力成為“完全的人”，尋找修復宇宙的方法，努力實踐他們的所知之善。但他們終究是沉默的少數人。別爾佳耶夫顯然十分認同卡山扎基，他說：“隨時準備好犧牲就是通往創造力的道路”（註35）。“在社會秩序中實現創造性的轉變是有可能的，”他寫說：“只要能夠捨棄安全與保障的顧慮”，也就是捨棄享樂和生活價值、對缺乏需求的焦慮渴望。“這種犧牲的意志，”別爾佳耶夫表示：“不是要造成無政府狀態或一團混亂”——它不是要破壞社會秩序——反而“始終保有宇宙性的意義”。別爾佳耶夫認為，這樣一個充滿創造力的社會始終只可能是“地下的”（註36）。它的成員們要在表面下工作，不引起太多的關注。當威爾斯在多年前談起他所謂的“眾目睽睽下的陰謀”（Open Conspiracy）時，我立刻就想到了這一點。
我認同別爾佳耶夫的觀點，並且我想馬斯洛的想法已經證實了他沒有錯。在我看來，今天的社會已經達到了馬斯洛的追求自尊需求的水平，至少在富裕的西方是這樣，大部分人的西方人都已經衣食無憂。社交網路在全球的流行就是最明顯的證據。這些線上社群完全體現了安迪・沃荷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即“未來每個人都可以享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機會”。看著這些與其它新的事物，例如“真人秀”，在其中“本色演出”的人們會成為聚光燈下的明星，這一切無不表明自尊需求現如今已是我們最大的追求。今天的我們爭先恐後在網路上發布照片、評論、語錄和影片，而我們在過去都只會與親朋好友分享這些東西。
現在這些東西可以在瞬間之內傳遍世界各地。某個人與他的狗交談的影片可以透過“病毒式傳播”成為全世界的焦點。像我們這樣平凡的人也可以是其他數百萬人關注的焦點，就像現在有《老大哥》（Big Brother）這樣的電視節目（想想威爾斯說的“無時無刻不在監視”、“政府的天眼”以及從世界國家的公民身上產出的“源源不絕的資訊流”）。今天每個人都是明星，都是焦點，都是大人物。眾所周知，很多人成天都在想著該怎麼搞出最能火爆網路世界的噱頭，這幾乎不是秘密。我們可以擁有成千上萬的親密摯友，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生活，進而從中獲得對自己的肯定。我認為隨著社交世界的轉變，我們的自尊需求和對那些生活價值的渴望已經逐漸達到了飽和。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是大人物，而每個人也都清楚這一點。
但那群沉默的少數人，即別爾佳耶夫口中的一個創造性社會的地下成員，卻超越了這個層次，轉而進入追求存在需求與精神／文化價值的層次。他們不再需要不斷肯定自己的自尊，也不再需要一直與他人建立聯繫。他們不會告訴別人自己最近又做了什麼好事，或是他們打算怎麼修復宇宙。他們不在乎華爾街或任何功名利祿，他們只對自己的心靈感興趣。他們也許不認識彼此，但那無所謂。只要有需要他們的使命，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實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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