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ihr.org/jhr/v09/v09p305_Marchetti.html
By Victor Marchetti（前CIA副局長特別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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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世的人們眼裡，我們在捍衛自由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摧毀了自由。我們建立這些龐大的秘密機關本來是為了查明敵人的底細與企圖，但最後我們卻忘了自己的初衷；為了國家利益而欺騙他人的做法最終只會導致我們也成為被欺騙的對象；為了實現這些目的而成立的秘密大軍很快就陷入了他們自己的病態妄想之網，其後果無論對他們還是我們來說都是災難性的。”
——馬爾科姆・蒙格瑞奇（Malcom Muggeridge），196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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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段話可以說是總結了CIA多年來的各種秘密宣傳和虛假訊息行動所造成的後果。CIA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而且經常是故意的既欺騙自己，也欺騙美國的納稅人。CIA是扭曲歷史的高手——它甚至會出於自己的目的而杜撰歷史。CIA能如此為所欲為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它有兩大優勢。其一是它的運作方式極為保密，其二是它在本質上是總統的私人玩具。
在大多數情況下，保密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不讓反對派（CIA對敵人的委婉稱呼）知道發生了什麼；因為這些事情通常瞞不過敵人的耳目。政府選擇將各種事情保密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不讓你們，也就是美國的公眾知情——你們也被當成反對派或敵人來看待——這樣你們就不會出來鬧事。當公眾對政府或CIA在做什麼完全一無所知，他們就無法表達自己是支持還是反對這些行為。事實上，政府或CIA甚至會向你們說謊，謊稱他們正在或已經做了什麼，而你們卻無從過問。
至於第二個優勢，雖然常有人以為CIA是一頭不聽命令的大象，但該機構實際上直屬於總統辦公室。它的所有秘密行動都是在白宮的直接批准或命令下進行。說CIA是總統——每一位總統——的私人玩具並不為過。自杜魯門以來的每一任總統都曾為了保護該機構而對美國人民撒謊。如果謊言被戳破，CIA就必須主動出來承擔責任，好保護總統。這在業界一般被稱作“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l）。
CIA是美國政府和總統的私人玩具，它已經無法無天很久了，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第一次對這種情況產生擔憂是在1957年，那時我還是CIA秘密行動處的一名年輕官員。
一天晚上，我在下班後和一位同事一起沿著憲法大道散步，他從前是《合眾國際社》的記者。
“他們怎麼可能知道呢，”他說。
“誰？你說誰知道什麼？”我不解地問。
“美國人民怎麼可能知道真相是什麼？他們怎麼可能知道這麼多年來我們究竟在做什麼？”他說。“我們秘密行動，我們炮製謊言和虛假訊息，最後還把相關文件通通燒掉。歷史學家怎麼可能知道我們到底在幕後幹了什麼事，而它們又是如何推動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這個問題使我啞口無言，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辦法回答他。我不知道美國人民如何才能真正了解CIA秘密涉入的許多事件的真相，或是他們該如何知道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我們的政府經常刪改或改寫歷史——通常是在CIA的協助下——只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且容我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就在上個月，在莫斯科發生了一場會面，這是一次非常反常的會面。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會見了前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和一名古巴政治局委員。他們三人，以及其他幾名政府官員均是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親歷者，現在他們在蘇聯首都重聚敘舊，一起討論當年這場差點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危機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由於我也是那場危機的見證者，因此我在從新聞報導中聽說這場發生在莫斯科的退休官員聚會後就對它產生了一些興趣。令我驚訝的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居然說他和美國情報界都沒有意識到在1962年的秋天，實際上已經有四萬名蘇聯士兵在古巴枕戈待旦。就連甘迺迪政府的前國防部長也表示，他和美國政府並未及時察覺到蘇聯偷運至古巴的幾十枚中程和遠程飛彈其實已經搭載了核彈頭，隨時可以朝美國境內的目標發射。
除此之外，他還聲稱美國並不明白蘇聯之所以集結重兵其實是為了保護古巴並防止美國顛覆其共產政權。他補充說，他本人很吃驚地從那次發生在莫斯科的會談中得知，蘇聯人和古巴人在當時一致認為美國已計劃要用武力推翻卡斯楚政府。麥克納馬拉認為，整個古巴飛彈危機完全是因為誤會而起，其根源在於各國政府之間缺乏溝通。
好吧，當我聽到麥克納馬拉一行人在莫斯科的說法後，我不得不在心裡想著：“麥克納馬拉老一定是糊塗了，所以才不記得古巴飛彈危機到底發生了什麼——不然就是他有什麼難言之隱。”我很快就發現麥克納馬拉顯然不是老糊塗，那麼莫斯科現在做出這些奇怪而虛假的“承認”的原因是什麼呢？當然是因為美蘇決定進行世紀大和解，華盛頓也想藉此為之後與古巴破冰創造條件。
所以美國決定在莫斯科舉行一場小型會議，告訴全世界我們都誤會了古巴，誤會了1962年的那場危機，因為我們當時與蘇聯人缺乏溝通。這樣，美國人民就會看到我們曾經離戰爭有多近，我們應該與蘇聯人進行更多溝通，還有他們其實不是壞人。卡斯楚和他的政府當然也不是壞人。因此，我們應該在幾個月後繼續推行裁軍及其它必要措施，以促進東西方世界之間正在形成的新國際主義。同時，我們也該開始重建與古巴的溝通橋樑。
但為了替與莫斯科以及古巴的和解創造足夠的氛圍，最好先嚇唬美國公眾和全世界一番，讓他們以為1962年10月的危機比實際上還要更嚴重。所以，麥克納馬拉、葛羅米柯這些人才玩了這個小遊戲——推出被他們改寫過的修正主義歷史。他們正在竄改歷史以配合政府現在的主張。
現在，我心想，假如我是記者的話該怎麼辦。我能看穿在莫斯科上演的這齣小把戲嗎？恐怕很難。我決定去看看那些“學識淵博”的專欄作家會怎麼說。他們的看法可以說是千篇一律：“...老天，原來我們從來沒有讀懂蘇聯人在古巴的意圖。是的，現在我們最好趕緊做些什麼。”麥克納馬拉和他的朋友們在莫斯科所說的話正在成為新的事實。於是最新版本的事實變成了，美國政府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其實並不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如果說CIA和美國軍方有過真正合作的時候，那就是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古巴飛彈危機可能是情報機構在危機發生時真正發揮作用的少數例子之一，也許還是唯一的例子。
作為當事人的我深深參與了這一歷史事件。我的一位同事兼朋友塔克（Tack）是我那時的助手，而我則是最早的“板條箱學家”——這是我們自己發明的術語。我們通過各種貿易技巧和一些自創的小竅門，學會了分辨進入古巴、印尼、埃及、敘利亞及其它地方的蘇聯商船上的板條箱裡裝著什麼。我們可以透過蛛絲馬跡來分析一個箱子裡面是不是有MIG-21、IL-28或SAM-2飛彈。
我們是用一種非常業餘的方法來這麼做，業餘到我們根本不敢告訴別人。國家攝影和解析中心（NPIC）在華盛頓市中心的辦公室有一千兩百名僱員，他們有最先進的設備可以分析航空和衛星照片，但我和塔克只能兩個人坐在辦公室裡，一邊將雙腿翹在桌子上，一邊使用破舊的尺子來測量美國潛水艇拍回來的照片。我會測量蘇聯貨輪甲板上的板條箱，然後指出它在照片中佔了四分之三英寸的大小。
“塔克，你覺得一枚Mig-21塞得進這箱子裡嗎？”然後塔克就會翻開一本陳舊的空軍手冊並回答我：“Mig-21至少有二十五英尺長。”...“所以呢？”...“如果把尾翅拆下來的話，應該塞得進去。”...“好，那我們就說這個箱子裡面有一枚Mig-21。”
我們真的很擅長幹這種事。當然，我們還有其它分析工具。我們知道蘇聯人是在何時出貨與從哪些港口出航，我們知道那些船員是誰以及他們的目的地是哪裡。因此，我們可以事先知會海軍，後者有時會用水上飛機，有時會用潛水艇去追蹤它們。
我們在伊斯坦堡的一名專員曾有一次在半夜帶著他僱來的一名土耳其人一起划著船，試圖接近一艘蘇聯貨輪以尋找三樣東西：甲板上的貨物、它看起來有多高、它上面有沒有標示貨品的名字。
1962年夏天，透過這些及其它敏感資訊，我們發現蘇聯正在古巴展開前所未有的軍事建設。雖然其它單位，說白了就是國家安全局和國防情報局不同意我們的觀點，但CIA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仍舊說服甘迺迪總統授權我們出動更多偵察機以探敵情。這些偵察行動顯示，蘇聯正在建造SAM（地對空飛彈）發射場，甚至是中程飛彈發射場，其能夠將核彈發射往美國的大部分城市。
我們對那裡有多少部隊完全瞭若指掌，包括部隊駐紮在哪裡，他們還沒有全副武裝，因為彈頭尚未送達。
因此，當麥克納馬拉聲稱當時蘇聯已經在古巴部署好飛彈且隨時可以朝美國發射時，他是在說謊。相反的，我們一直在仔細監視所有運送飛彈的船隻；美國的船艦奉甘迺迪的命令強押了一艘羅馬尼亞船隻（我們知道它沒有載運武器），而載有核彈頭的俄羅斯船隻則在大洋中途就掉頭返航了。
古巴有四萬蘇聯士兵的說法也絕非事實。那裡實際上只有一萬名士兵，這是因為我們發現了一種非常簡單卻有效的計算方法。
蘇聯人習慣利用輪船運送士兵好掩人耳目。莫斯科的某個天才肯定曾拍腦袋說：“但是這些傢伙需要穿上便服，就讓他們穿運動服吧。”然後蘇聯的百貨公司只好無奈地表示：“我們只有販售兩款運動服。”所以他們的士兵最後有一半的人穿著A款運動服，另一半的人穿著B款運動服。在這種情況下要認出他們並不難。
此外，蘇聯士兵也很像我們自己的士兵。第一批人一抵達，上校就會派他們去把一些岩石漆成白色，然後在上面塗上部隊的番號，例如第44野戰砲兵營之類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派一架U-2去拍張照片。因此，那裡的蘇聯士兵絕對不到四萬人，這是非常容易就可以確定的事。這是麥克納馬拉編造的第二個謊言。
然而，最大的謊言是蘇聯人進入古巴是為了保護古巴人。這完全只是一個次要或者說額外的考量。蘇聯集結重兵的原因是當時他們的核打擊能力遠遜於我們，赫魯雪夫認為他可以通過四十八枚飛彈突襲的戰術來彌補這樣的差距，這些飛彈能夠打擊除了西雅圖和華盛頓之外的所有美國城市。
我們也沒有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接近戰爭，因為赫魯雪夫知道他的底牌已經被看破了。他的飛彈沒有上膛，也沒有足夠的軍隊去保護它們，甘迺迪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才有底氣要求說：“撤走這些飛彈”。赫魯雪夫不得不點頭答應。
我必須承認，那時的我確實有些害怕大戰發生，我的好友塔克也是。我們晝夜不停地在作戰室值班，只睡了四個小時就又繼續上工。我妻子的旅行車裡塞滿了毯子和食物，塔克的妻子也非常神經緊繃。她們只要一在電話裡聽見關鍵字，就會立刻帶著我們的孩子開車前往我在賓州東北部盛產無煙煤礦的老家。我相信他們在那裡會很安全：如果你曾經看過那種露天的無煙煤礦場，你肯定會以為它是剛剛遭到轟炸過，我們希望蘇聯人也會這麼認為。
上個月在莫斯科發生的會面就是一個歷史被重寫的例子。任何依賴他從報紙上讀到的內容、麥克納馬拉、俄羅斯人和古巴人的聲明來寫書的歷史學家都絕不可能了解真相。多年來，CIA一直在以各種方式竄改歷史，除了輿論宣傳和虛假訊息，還有在行動失敗後掩蓋真相，透過“合理推諉”來保護總統。
所有這些伎倆皆有一個共通點，並且取決於同一個前提：保密。保密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不讓反對派（CIA對敵人的委婉稱呼）知道發生了什麼；因為這些事情通常瞞不過敵人的耳目。政府選擇將各種事情保密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不讓你們，也就是美國的公眾知情——因為從許多角度來說，你們才是真正的敵人。
假如公眾知道CIA在做什麼，他們可能會說：“我們不喜歡你們正在做的事情——停止！”或“你們做得太糟了——夠了！”公眾甚至可能會要求對所花費的預算和風險進行審計處理。
正因如此，保密對CIA至關重要。保密不只限於正在進行的行動，而是還包括已經結束的行動，尤其是在行動失敗的情況下。這時，就必須編造更多謊言來掩蓋，而公眾理所當然無法分辨這些謊言，於是CIA就可以只告訴人們他們想說的。
沒有總統會不喜歡這個主意。每一任總統，不管他就職前拍胸脯保證過什麼，最後都會很高興地知道CIA是自己的私人玩具。總統們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他們會極盡全力將國會和公眾蒙在鼓裡，不讓他們知道這個機構究竟在幹什麼。
這就是我的書《CIA與情報崇拜》（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的大致內容。作為曾在CIA任職的官員，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許多政策和做法其實並不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甚至可以說是適得其反，要是美國人民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肯定不會再容忍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我在1969年從CIA辭職，當時我們正深陷在越南的泥淖中。我們當初為什麼會一腳踩進越南呢？林登・詹森是如何說服國會開給他空白支票？一切得要歸功於東京灣事件，詹森總統告訴美國人民在1964年8月4日那天晚上，北越的魚雷快艇主動襲擊了兩艘美國驅逐艦，接著情報部門也出面證實了這一消息。
真相是，雖然確實有魚雷艇出來盯著遠在國際水域的美國驅逐艦，但它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開火。它們做出了一些挑釁、示威，但從未開槍。當時天色已黑，視線正在變得越來越糟。我們的水兵以為他們看到了什麼，但顯然沒有任何東西被擊中，甚至也沒有什麼真的飛過來。
所以真實情況是這樣的：發生了一點小摩擦，但沒有武器啟動，沒有人開火，我們的船艦平安無事。但是在情報部門的加油添醋下，詹森總統卻宣布我們遭到攻擊，然後他就去國會討要支票，而國會也同意了。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們決定正式介入越南。
每位總統都非常重視且樂於維護保密。在我看來，尼克森總統亦不例外。當我得出結論認為美國人需要更多地了解CIA及其所作所為時，我決定前往國會山與情報監督小組委員會的議員們交談。我發現時任的委員會主席約翰・史坦尼斯（John Stennis）已有一年多沒有召開會議，因此參議員們對CIA在做什麼可以說是完全毫無頭緒。參議員威廉・傅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和斯圖爾特・塞明頓（Stuart Symington）曾主動提醒史坦尼斯“讓我們開個會吧”，結果卻遭到對方的無視。其他參議員給史坦尼斯寫了一封信，敦促他至少聽一聽我在一場秘密行政會議上的發言，但他仍然不為所動。
然後我見到了傅布萊特——在一家理髮廳。他不敢在他的辦公室見我。我跟塞明頓是在他的家中見面。我會在雞尾酒聚會上去找其他參議員，假裝是剛好偶遇。但他們還是無法說服史坦尼斯召開情報監督小組會議。
賓州參議員理查德．施韋克（Richard Schweiker）告訴我，他在與我交談的一個下午所學到的比他過去在監督小組委員會工作的六年還要多。我對此並不感到訝異，因為幾年前我曾替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處理過預算問題。我們擔心參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可能會就間諜科技工具不斷膨脹的預算提出一些棘手的問題。不過，赫爾姆斯局長卻顯得老神在在、一點也不擔心這個問題。
赫爾姆斯告訴我們，他和CIA科技處負責人阿爾伯特・惠倫（Albert Wheelon）會去為委員會表演一場“魔術秀”，他們會用幻燈片展示CIA最先進的間諜工具：藏在煙草袋裡的照相機、藏在假牙裡的無線電發射器、藏在香煙盒裡的錄音機，等等。喬治亞州的羅素（Russell）參議員刻意迴避了一、兩個尖銳的問題，他是委員會的主席與CIA的堅定支持者。當然，這些幻燈片或高科技產品裡面都沒有包括CIA想向國會隱瞞的項目，於是預算就這樣順利地被委員會批准了。
我從與國會議員、CIA的內部人士的交流以及自己離職後的感悟中體認到，那些想要改變現狀的人往往沒有權力，而手握權力的人卻不願做出任何改變。由於國會根本無法指望，白宮則樂於繼續放任CIA秘密行動，所以我決定將目光轉向媒體。我把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受訪獻給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之後的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的。很快我又聯絡了一家紐約的出版商，我打算要寫一本書。
沒多久我就接到了魯弗斯・泰勒上將（Rufus Taylor）的電話，他曾是我在CIA的上司，但當時他已經退休。他邀請我到維吉尼亞州郊區的一家汽車旅館與他見面，那裡與華盛頓隔著一條波托馬克河。那間房間距離大廳有一段距離，這讓我不得不提高警覺，泰勒上將本人出來迎接我，他貼心地帶了很多瓶酒：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一瓶波本威士忌、一瓶伏特加、一瓶杜松子酒。“我不記得你喜歡喝哪一種酒，”他對我說：“所以我每種都帶了一瓶。”
我開始試著製造噪音：沖馬桶、洗手、開電視。泰勒上將就在我身後，他將所有電器都關掉了。我還是不斷在製造噪音，把酒杯裡的冰塊晃得叮噹作響，直到上將坐下。上將和我之間隔著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有一盞燈。他直視著我，並用眼神向我示意：這盞燈裡有竊聽器。
我們開始交談，泰勒上將告訴我，CIA擔心我可能會在書中寫出一些不該寫的東西。他開出一項提議：我不再接受採訪、不再寫文章、遠離國會山。我可以繼續寫我的書，寫完後再讓他和另外幾位退休官員過目，他們會給我和CIA提供建議。這樣CIA和我之間的帳就算清了。我對他說：“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我們喝了一杯，然後出去吃晚餐。這就是我們的交易。
我不知道的是，幾天後的某一晚，約翰・埃利希曼（John Erlichman ）和尼克森將坐在白宮裡討論我的書。他們的對話被錄成一卷錄音帶，標題為《尼克森總統、約翰・埃利希曼，四十五分鐘，關於維克多・馬凱蒂》。由於它被列為機密檔案，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談了什麼。埃利希曼後來透過別人告訴我，要是我聽了那卷錄音帶，就會知道到底為什麼我會碰上這些事情。
不管他們究竟談了什麼，尼克森顯然很不樂見我的書出版。我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美國法院發出審查令的作家，只因為尼克森總統不想丟臉，更不希望CIA受到調查和改革：這只會阻礙他繼續利用CIA來為所欲為。幾天後，即1972年4月18日，我收到一項聯邦法令，它禁止我透露任何“情報資訊”。經過一年多的法庭訴訟，《CIA與情報崇拜》終於還是順利出版了。法院允許CIA事先審查書中的內容，結果CIA要求刪除裡面的一百多個段落。後來的版本重新放上了這些一度被刪節的內容，法院命令CIA必須允許它們以粗體或斜體字的形式出現。所以這本書變得很難閱讀，不過它確實是一本很博人眼球的書。好加在，所有一度被要求刪節的內容最後還是被成功公諸於眾。
所有這些打壓都是為了幫助CIA箝制和歪曲真相，讓總統們得以繼續高枕無憂。哈里・杜魯門曾十分虛偽地聲稱“當我下令建立CIA時，我從未想過它會在承平時期搞出如此大量的秘密行動”但他實際上卻是非常樂意利用該機構來進行諜報活動與干預他國事務。還有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他矢口否認我們曾企圖推翻印尼的蘇加諾總統，但我們確實在這麼做；1960年，當他試圖否認CIA的U-2偵察機有飛越蘇聯領空時，卻在巴黎遭到赫魯雪夫的當場打臉，讓他丟了好大的臉。眾所周知，約翰・甘迺迪曾多次向CIA下達暗殺卡斯楚的命令。我們使用了所有可用之人，從黑手黨頭目到卡斯楚的情婦瑪麗塔・洛倫茲（Marita Lorenz，她本來應該要將毒藥藏在肌膚面霜中——結果藥丸融化了）。我毫不懷疑，只要我們有機會殺死卡斯楚，就一定會那麼做。
人們普遍以為甘迺迪被暗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想從越南撤軍。你們大概很難相信，他實際上是CIA最喜歡的那種總統，粗魯、強硬又精力充沛。在甘迺迪的主政下，我們不是通過軍事行動，而是通過秘密行動涉入越戰。事實上，美國曾經策劃要推翻南越的總理吳廷琰和他的弟弟吳廷瑈。當時我們發了一封電報給大使，裡面寫道：“萬一盧・科奈因（Lucien Conein，他是CIA在西貢的一名重要特工）失手，就把責任算在他頭上。”因此，當E・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作為“水管工”的一員替尼克森總統偽造備忘錄和電報（與對付民主黨）時，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他在為自己辯護時聲稱，他其實並沒有偽造或發明任何東西。“那些文件本來就存在，只是我一時找不到，”當然，亨特不可能找到它們，因為原始文件早就沒有了。但亨特非常清楚他到底在做什麼。
誠然，正是他對保密的執著才導致了尼克森後來的失勢。如前所述，尼克森鐵了心要阻止我的書出版。尼克森在辭職後曾多次被人問及，為什麼他當初曾說CIA“欠他一份人情”，所以他們會幫他掩蓋水門事件的錄音帶。“我指的是馬凱蒂。”這是他的回答，換言之就是他以前幫過CIA（而這件事直到今天依舊不為人知）阻止我的書出版。
尼克森政府掩蓋歷史的另一個例子是其試圖隱瞞它在20世紀70年代印巴衝突中向巴基斯坦“傾斜”的細節。雖然這些事情很快就大致被曝光，但最重要的是普立茲獎得主、記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他那本關於亨利・基辛格的書中對此事的爆料，他宣稱後來當上總理的印度政治領袖莫拉爾吉．德賽（Morarji Desai）實際上是CIA的間諜。德賽最終在基辛格的慫恿下起訴了赫什，這件案子拖了七年直到今天仍未結束。我很清楚真相是什麼；赫什也明白，但作為一名有責任感的記者，他拒絕透露自己的消息來源。在這裡，歷史的真相被埋藏在官方的隱瞞和赫什對線人的承諾之間。儘管如此，我仍然非常欽佩赫什的勇氣。
事實上，很多外國領導人，包括那些經常被認為立場“中立”甚至是敵視美國的領導人，私底下都聽命於CIA。比方說，吉米・卡特在上任之初曾矢言要改革CIA，於是他一入主白宮，CIA的人就決定要給他來個下馬威：他們故意把約旦國王侯賽因收受CIA賄賂的消息放出去。卡特總統非常憤怒，因為現在他才是CIA的領導。他本來還想堅稱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沒想到侯賽因完全不領情。侯賽因直接告訴媒體說：“是的，我收了錢。我把這筆錢用在我個人的情報活動上。關於這個問題，我能說的就這麼多。”
像侯賽因這樣的領導人還有很多。正如我在書中首次披露，約瑟夫・莫布杜（Joseph Mobutu）在剛果獨立前本來是比利時軍隊中的一名下士，CIA的工資單上也有他的名字。這就是他今天能夠統治薩伊共和國的原因。CIA每年會向已故的肯亞總統喬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支付五十或一百萬美元，這些錢都被他用在花天酒地上。當然我們最終付給甘耶達的錢是這些的兩倍，因為我告訴他：“這一筆是給你個人的，那一筆是給你去辦派對的。”
CIA資助了西德的幾乎所有政治人物和政治運動。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德國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他在擔任西柏林市長期間從CIA那裡獲得了不少幫助。阿克塞爾・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是一位隸屬基督教民主黨的新聞與出版大亨，他曾指責布蘭特與CIA私下合作，但事實上他自己也是CIA的人，他利用自己的出版集團來協助CIA進行輿論宣傳和散播虛假訊息。這簡直就是一個鍋子嫌壺黑的笑話：像他這樣的人我實在看得太多了。
CIA就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工作。CIA認為自己應該與所有人打交道，而不是僅限於基督教民主黨或社會民主黨。CIA應該將手指插進每一塊餡餅，甚至是共產黨的餡餅，這樣他們就可以按照美國政府想要的方式玩弄每一個人。
我們與另一個經常被視為我們最親密盟友的國家，即以色列的關係也充滿了虛假訊息和謊言。我經常被問到CIA與摩薩德到底是什麼關係。CIA與包括KGB在內的幾乎所有外國情報機構都保持著某種關係。這些關係當然會因為具體情況而有異，只不過我們與摩薩德的關係可以說是特別微妙。
當我還在CIA工作時，我們的態度就是千萬不能相信摩薩德。我們有一項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猶太人不能參與以色列或中東事務；因為他們的私人立場可能會影響工作。然而，CIA內部卻對此產生意見分歧，結果是以色列沒有被按地區劃入中東事務範圍，反而被單獨作為一個特殊對象來處理。以色列事務的負責人詹姆斯・耶穌・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與以色列人的關係非常親近。我相信，通過安格爾頓的私下運作，以色列人肯定知道了不少他們不該知道的東西，同時也對我們的活動產生了超出預期的影響。
由於他生前的貢獻，去年過世的安格爾頓受到了以色列的盛大表彰，以色列人習慣以這種方式來紀念對他們有重大貢獻的外國人。他們決定在猶地亞的山上為安格爾頓種植一片森林，並在附近的岩石上用立起一塊上面刻著幾種不同語言的漂亮紀念碑，上面將安格爾頓形容為以色列人的老朋友。以色列的前任與現任情報局長均出席了落成典禮。後來，我認識的一位記者去以色列出差，經過一番努力，他總算找到了安格爾頓的紀念碑，只是它卻跟他想像的有點不太一樣。安格爾頓的紀念碑根本不是用青銅，而只是用紙板搭成的。對這位以色列的已故恩人來說，紀念碑的選址似乎也不太合適：那片森林和紀念碑就在一座垃圾場的旁邊。與我那位朋友隨行的英國攝影師說得好：“這傢伙甘願為這群以色列畜生出賣自已的國家，而這就是他們對待他的方式！”
除了掩蓋和壓制真相之外，CIA還會透過其它方式來竄改歷史。其中一種方法是發行自己版本的出版物。例如，奧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Oleg Penkovsky）是CIA在蘇聯的一位重要間諜，他後來失手被逮並遭到槍決。但CIA不願讓死人就此安息，該機構決定編造一本書，它就是1965年出版的《彭科夫斯基日記》（The Penkovsky Papers）。據說這本書的內容都是取自彭科夫斯基生前的日記，裡面有許多挖苦蘇聯、吹捧CIA的內容。
當然，這世上根本沒有會寫日記的間諜，蘇聯人也沒有傻到會相信《彭科夫斯基日記》裡面那些天花亂墜的內容。那麼誰信了？當然是美國大眾。人們曾不止一次在我的演講結束後過來找我，拿出這本書給我看，就好像它是一本福音。我告訴他們：“我認識寫這本書的人，”...“你認識彭科夫斯基？”他們總是這麼問，然後我會回答說：“不，我不認識彭科夫斯基。但我認識寫這本書的人。”
被《彭科夫斯基日記》欺騙的不只是美國大眾。曾在CIA監督小組委員會任職的北達科他州參議員米爾頓・楊（Milton Young）就在1971年參議院的預算削減辯論中表示說：
“如果各位想閱讀關於情報部門真正有趣且權威的書籍，那麼請讀讀《彭科夫斯基日記》...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它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古巴掌握的情報是如此重要，以及俄羅斯人究竟在打什麼算盤、想得有多遠。”
CIA操控出版業最令人震驚的例子絕非《赫魯雪夫回憶錄》（Khrushchev Remembers）莫屬。世人普遍以為赫魯雪夫真的是這本書的作者，據說他在一個夏天匆匆口述了書中的內容，然後他對自己說：“我該到哪裡發表它們呢？啊！為何不把它們寄給《時代−生活》雜誌呢？”於是《時代−生活》收到了一批錄音帶，之後就有了我們讀到的這本書，大家都驚呼說：“這本書真是太有意思了！”
只需要稍微動點腦就足以駁斥這個荒謬的想法：KGB怎麼會允許赫魯雪夫在他的別墅裡，不受叨擾地錄下一卷又一卷錄音帶。他確實口述了這些錄音帶沒錯，但它們都經過KGB的審查和加工，然後美國和蘇聯達成了一項協議，雙方的高層覺得將它們整理成書出版對彼此都有好處。勃列日涅夫可以利用它來對抗一些頑固的史達林派分子，尼克森則可以利用它來說服人們支持與蘇聯緩和關係。
CIA和KGB合作完成了這次行動。這些錄音帶被交給莫斯科的《時代》分社。斯特羅布・塔爾伯特（Strobe Talbot）今天經常出現在電視上，他是《時代》華盛頓分社社長，就是他帶回了這些錄音帶。他把錄音藏暫放在一棟公寓，我看過它們，然後再將其翻譯並抄寫成書。在這段期間裡，《時代》拒絕讓任何認識赫魯雪夫的人，包括白宮的工作人員聽這些錄音帶。
有知情人士告訴我：“我根本不相信這東西。”、“裡面的內容很可疑。”赫魯雪夫在書裡說的話更是令他們感到難以置信。但《赫魯雪夫回憶錄》一出版就大受歡迎，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對CIA和KGB來說，這無疑是一項偉大的宣傳成就。
我在我的書裡談過《赫魯雪夫回憶錄》，我沒有太過深究，而只是試探性地用幾個段落來描述這件事。就在我的書出版前，《時代》本來正考慮要為我做一篇跨兩頁的專題報導，直到他們得知我對《赫魯雪夫回憶錄》的真實性採取保留態度。我接到了塔爾伯特和《時代》華盛頓分社社長傑瑞・謝坡德（Jerry Schaechter）的電話，他們想勸說我刪除那些質疑這本書的段落。
我在書中聲稱塔爾伯特在那本書正式出版之前，曾先通過赫爾辛基將定稿帶回莫斯科，以供KGB進行最後一次審查，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告訴謝坡德和塔爾伯特，如果他們自認問心無愧，就請親自過來找我，看著我的眼睛向我指出我哪裡有說錯，這樣我就願意刪掉那些段落。他們最後當然沒有來，我的書仍然原封不動地保留著那些段落，而《時代》也還是為我出了一篇跨兩頁的專題報導。
如同我在1974年出版的《CIA與情報崇拜》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民主政府往往會在對抗極權政府的過程中沾染上後者的惡習，最後反過來摧毀自己的民主。透過壓制史實與編造謊言，CIA憑藉其對保密的執著和龐大的資源，對美國人通過客觀地認識過去從而了解現在與未來的權利構成了極大威脅。只要CIA繼續操縱歷史，研究其活動的歷史學家就必須要成為修正主義者，唯有如此我們才能了解該機構從過去到現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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