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聖凱瑟琳之家擠滿了一群族譜偵探——他們有律師、業餘歷史學家、族譜研究人員、遺囑執行人、學生，也有各種年齡以及抱著其它不同意圖的人，他們來到這裡都是為了尋找自己或別人的祖先。暑假意味著這群好奇者的隊伍將比平時更為龐大，很快我就陷入在了這無數的手肘、公事包、互相推擠與緊張不安的氣氛之中。在人們互相交頭接耳與手指和拇指不停翻閱不同日期、星期、月份的出生、結婚及死亡證明書的翻頁聲中，還有厚重的登記簿被從書架取下放到桌面上時發出的砰砰聲也在此起彼落。
我第一個想到的人是威廉・哈利・馬多克斯（他堅持自己的姓氏最後有一個x）。在我目前要調查的三位指導靈中，他上一次轉世的時間最近，理論上應該最容易找到。我穿過擁擠的人群，尋找1917年的檔案，也就是他喪生的那一年。哈利曾說過他死於8月17日，但另一次他又說自己死於10月。不過，如此微小的修正算不上是什麼大問題。8月至10月的檔案都可以在幾分鐘內翻閱完畢。
我找到了幾本檔案，其中紀錄了1917年的過世名單與1895年的出生名單，哈利說他在那一年出生在世上。首先，我直接按照哈利給出的日期進行查找。令我失望的是，上面沒有他的名字，因此我逐步擴大搜索範圍，開始對1895年和1917年四個季度的所有紀錄進行詳細檢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歐內斯特的前車之鑑仍歷歷在目，想到這一點我的胃就又開始痛了，為了擺脫沮喪和焦躁，我轉過頭去翻閱《1904−1920年的戰時各級軍銜陣亡檔案》，裡面依舊不見威廉・哈利・馬多克斯的名字。
我實在不敢相信。哈利，我在心裡埋怨道，他明明是如此率直、迷人又可愛，無論言行舉止都毫無疑問是一名一戰老兵，他怎麼會說謊呢？我急忙告訴自己，或許他最終被扔進了亂葬坑，所以才沒有留下死亡證明。但就算是這樣，也不應該連出生證明都找不到才對。
我可以感覺到我心中的不安正在加劇，我知道，不管得付出多大的勇氣，我都必須要有接受最壞的情況的心理準備。我再次穿過人群，來到擺放上世紀檔案的書架，取走一本又一本冊子，以尋找羅素・帕尼克或羅素・尼科爾斯的死亡證明。1870年、1871年、1872年、1873年...歲月從我的指尖中流逝，卻沒有留下一絲熟悉的痕跡。這個養羊的農夫曾說過他在十九歲時結婚，我翻遍1842年和1843年的紀錄，希望能找到他的結婚檔案。當我的目光再次撲空時，我的內臟幾乎要尖叫出聲來。
即使是現在，儘管這看來已是不爭的事實，我仍然無法接受羅素和哈利一直在騙我。當我走進7月溫暖燦爛的陽光底下時，我的內心卻只有一絲寒意。在前往大英圖書館的路上，步行過去不需要太久，我說不出自己現在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的心中只有一股揮之不去的恐懼。
在大英圖書館，我填寫了一次大戰期間倫敦街道檔案的索引請求。我想要找到巴芬路，哈利說他以前住在倫敦碼頭區貧民窟的這條街上。我緊張地翻過三本檔案中按字母順序列出的列表——1901年8月的《倫敦郡議會倫敦行政區街道與地名名錄》、1913年的《凱利的倫敦街道指南》、1918年的《倫敦詞典》，裡面收錄了該市的街道與建築物名稱，唯獨沒有巴芬路。
這些檔案是無可置疑的，但我還是絞盡腦汁想找出合理的解釋。難不成是哈利不小心給了我們這條街的暱稱，而不是它正式的全名？他是否因為在作戰中失蹤所以被軍隊的文職人員遺忘了？
我決定前往伯克郡梅登黑德（Maidenhead）的大英聯邦戰爭墓園委員會尋找答案。一名職員記下了哈利的生平資料，要我在這裡等候，說“最快要三分鐘”才能在紀錄裡找到人。八分鐘後，她空手而歸，表示委員會沒有威廉・哈利・馬多克斯的紀錄。她說她試過很多辦法，但都一無所獲。“如果他在一戰時死於歐洲，”她告訴我：“照理說我們也還是會有紀錄。”
我不得不承認一件殘酷的事實：哈利並不存在，至少這個叫威廉・哈利・馬多克斯的人不存在。然而，他的故事卻並非完全沒有根據。我參觀了位於查塔姆布朗普頓軍營的皇家工程兵團圖書館——哈利的名字仍然沒有出現在《1914−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士兵檔案，卷四：皇家工程兵團》中——在1916−1918年的索姆河戰役中，特羅內斯伍德確實發生過非常激烈的戰鬥。
此外，哈利自稱其隸屬的第18師團也確實曾在1916年7月攻佔特羅內斯伍德，儘管它後來又再次落入德國人手中。總之皇家工兵們曾在特羅內斯伍德浴血奮戰是不爭的事實，在一次大戰期間幾乎每個師轄下的每個旅都會配有工兵團隊。今天在特羅內斯伍德還矗立著紀念第18師的紀念碑，它旁邊有一處還在茁壯生長的年輕森林，其早已不是當年那支部隊所踩踏過的泥濘與枯枝之地。
哈利對那些冒死穿梭在戰壕間鋪設電纜的“通訊兵”的描述也非常符合史實，並不是他虛構出來的。在《1914−19年皇家工程兵在歐洲戰爭中的角色：通訊建立（法國篇）》一書中，R.E・普利斯特里（R E. Priestley）講述了蜂鳴式電話在1914年那時對於電報傳遞是多麼重要，以及電纜設備是如何被分配給各個單位。普利斯特里寫道，即使是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設法維持通訊。例如，跑壘兵要一直拼命穿梭在槍林彈雨、屍橫遍野的戰場中...這些通訊兵和跑壘兵的傷亡往往十分慘重，有時一次戰役就要犧牲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的人手。即便躲過了敵軍的砲彈，也很難在充滿傷員、增援、勤務兵、馬車、擔架員及其它瞬息萬變情況的戰場生存下來。只要發現一條破舊的小路，大夥兒就得趕緊將它拓寬，然後沿著道路鋪設電纜。”
在沿著MI高速公路一路往北行駛至約克郡的途中，我仍然感到非常困惑與忐忑不安。尋找哈利以及初步驗證羅素生平的失敗，無不使我想起了歐內斯特那次不愉快的回憶，感到自己就像是被背叛了，這讓我十分惱火。我甚至不敢思考我對菲莉帕的感情。我不願意面對我心中最恐懼的事情，儘管我希望一切最後都會好起來，希望是我自己的疏忽造成了這種結果，但我還是覺得自己似乎從頭到尾都在被耍得團團轉。與此同時，我下定決心要徹底核實指導靈的那些有機會被驗證的說法。即使情緒再怎麼低落，但出於我個人的好奇心與這份職業的責任，我必須堅持下去。
在靠近高速公路的路德維斯（Lutterworth）睡過一宿後，我在午餐時間抵達哈羅蓋特，接著便直接前往哈羅蓋特公共圖書館的檔案室，並很幸運地找到了一張1850年繪製的地形測量圖，上面展示了佩特利布里奇和希思菲爾德的周邊地區。這是一張相當宏偉的地圖，清楚標示著許多細節——所有的田地、水槽、水井、棚子，還有每一座農場的名字。上面甚至標出了羊圈，證實養羊的確是該地區的主要農業活動。
尼德河——並未受到本世紀末建造的古斯韋特水庫影響——在細長的布姆吉爾河滋養下，一路往東南方蜷曲形成了一個大大的S形。在那片交匯處的南邊，我原以為羅素的農場就在那裡（儘管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那裡有一座叫赫瑟林頓的農場），結果那裡實際上有的是古斯韋特莊園，大概是當地地主的宅邸。希思菲爾德位於地圖上更往南六英寸處——這座村莊顯然沒有教堂。
我複印了地圖，然後又查閱了上世紀中葉出版的約克郡商店名錄。我徒勞地尋找著赫倫家族、麥克唐納家族還有哈羅蓋特的黑獅子酒吧。但我找到了泰勒家族，羅素說他們“帶來了女裝”，在〈女帽和女裝商店〉的小標題下清楚寫著“泰勒、貝西，哈羅蓋特高地。”我還發現了斯普基頓的菲爾家族——“羅伯特・菲爾，鉛礦企業”——羅素聲稱他們專門製造和修理農具，例如斧柄。後來，為了進一步了解這個迄今仍然屹立不搖、已存在一百五十年的家族企業，我收到了該企業如今的負責人哈里・菲爾（Harry Fell）的回信，他在信中寫道：“據我所知，我們家族以前確實有在經營修理木柄的業務，我們的確有自己的車床，但是...我們最主要的營生是開採鉛礦。”
在午後的陽光下，我驅車深入約克郡山谷，經過了指向噴泉修道院和希普頓修女洞穴的路標。那裡的鄉間景色非常美麗，有很多綿羊在綠色的山坡上吃草，還有許許多多古老的石牆與石屋。儘管有汽車、拖拉機，偶爾還有戰鬥機從頭頂上飛過，但那兒基本上還保留著19世紀的田園風光。當我開車駛入佩特利布里奇，沿著小鎮主街陡峭的斜坡向左轉時，我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
我很想知道，羅素是否曾在一百三十年前騎著馬走過這條大道？照他的說法應該是如此，而我本來也是這樣想的。但是，顯然有些事情不對勁，不管到底是什麼，它都戳破了我的浪漫幻想，迫使我必須考慮其它可能性。有沒有可能，羅素・帕尼克只是一個臨時起意想出來的名字，而不是真的有過這麼一個人物？還是說羅素是一個冒名頂替者，他只是竊取了別人的知識？在歷史與地理資訊這方面，羅素有時非常準確，有時卻又錯得離譜，這實在沒道理。我對尼德河河谷了解得越多，就越是深陷在這種令人抓狂的窘境中。
尼德河博物館位於警察局對面的一條陡峭小街上，當地的各種歷史文物都被保存在館裡的玻璃櫃中。白髮蒼蒼、戴著一副眼鏡的管理員歐文・布朗（Owen Brown）帶我走進後面的一個房間，他在老舊的檔案櫃裡翻來翻去，裡面陳列的都是該地區的戶口名簿。我向他提供了三個名字——赫瑟林頓、帕尼克和尼科爾斯——但每一個名字都無法從那成堆的手抄文件中找到對應的對象。於是我又被引薦給艾琳・伯吉斯（Eileen Burgess），她是尼德河博物館學會的在地歷史學家，就住在山丘下的拐角處。
伯吉斯夫人過去五年來一直在研究佩特利布里奇一帶的族譜，但她從未聽過當地有帕尼克或尼科爾斯家族，也沒有帕爾家族。赫瑟林頓農場這個名字她更是聽都沒聽過。而且，我確信赫瑟菲爾德從來沒有聖瑪麗教堂，雖然在佩特利布里奇確實有一座聖瑪麗教堂，但它早已荒廢多時。“那座教堂在1826年關閉，當時它的修繕狀況已經很糟了，”伯吉斯夫人說道。她隨後建議我去請教另一位當地歷史學家、現年八十四歲的金妮・卡爾弗特（Ginny Calvert）。我被告知金妮已研究當地歷史有五十年之久，她對該地區的過去可謂是暸若指掌。
隔天一早，我開車沿著狹窄、蜿蜒的鄉間小徑進入希思菲爾德村。村裡沒有聖瑪麗教堂、沒有酒吧，但除此之外，整個村子就像羅素描述的一樣很小，也很純樸。無論羅素的故事有多少矛盾之處，親身來到我們以前曾在遠在千里之外的艾薇瓦家熱烈討論過的地方還是叫人激動不已。鳥鳴聲和遠處傳來的羊叫聲幾乎是這裡唯一能聽見的聲音。
在距離希思菲爾德不遠處，我在一座名叫洛伍德的靜僻石磚農場裡見到了金妮・卡爾弗特和她的小狗朱迪。為了到達那棟房子，我得先穿過一座橋和四扇老舊的木門，固定它們的石頭都已經磨損出了深深的凹槽。我繞過那些破舊不堪、雜草叢生的屋舍，看著野兔在潮濕的田地裡互相追逐。金妮在她的同齡人裡顯得相當年輕且活潑，她熱情地歡迎我進屋，我選了一張長椅舒服地坐下——一張已有百年歷史的堅固木椅——然後開始問起那位神秘的羅素・帕尼克的事。金妮一邊聽著我說話，一邊走到一個櫃子前面，從裡面拿出了一疊檔案，她說這些是該地區的手抄登記簿，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551年。
金妮從來沒聽過希思菲爾德地區有過叫帕尼克、尼科爾斯、帕爾、費羅斯或史密斯這些名字的人。但我卻很驚訝地得知，羅素習慣將希思菲爾德唸成“希瑟菲爾德”似乎不是沒有根據。“沒有人會把這個村子叫做希思菲爾德，”金妮用濃厚的約克郡口音表示。“大家都稱呼這裡為‘埃菲爾德’。”後來，我發現希思菲爾德曾在過去幾個世紀裡被拼寫成哈菲爾德，然後是赫菲爾德。雖然今天的希思菲爾德沒有酒吧，住在那裡的人也都說當地從未有過酒吧，但金妮卻表示上個世紀在村裡確實有一間酒吧。這家小酒吧位於一棟房子裡，由一個姓摩爾的家族負責經營，它的名字叫冶煉廠酒吧——這是在向當地的鉛礦業致敬。據金妮說，它最終在19世紀80年代被衛斯理公會勒令關閉。
在希思菲爾德的高處，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的盡頭，我看見農夫尼德・辛普森（Ned Simpson）正沐浴在迎面吹拂的風中，在山谷的壯麗景色襯托下他顯得格外神采奕奕。當我向他說起那一連串姓氏時，他的反應是一臉茫然；而在我告訴他，我的一位研究對象聲稱從希思菲爾德要騎大約半小時的馬才能到達他鄰近布姆吉爾的農場時，他更是疑惑地看著我。
“但從村子出發到布姆吉爾只需步行半小時，”他說。這句話又讓我想起了該地區的地形測量圖。從希思菲爾德騎馬到布姆吉爾的西邊要至少九十分鐘。羅素曾說過，他的農場“距離尼德河比布姆吉爾更近”，所以它應該要是在這條小溪東岸的南邊，因此從村子步行或慢跑只需半小時即可抵達。
就在我發現這個明顯的差異時，我又在無意間注意到了羅素的故事中的另一個漏洞。他曾經說過，要穿過他佔地約二十五英畝的農場需要大約九十分鐘。這麼說來，那片農地怕不是長滿了一堆與一個人的肩膀一樣高的荊棘吧！
我開車回到佩特利布里奇和位於小鎮郊區、倚靠山丘的聖瑪麗亞教堂廢墟。儘管教堂本身已被廢棄，但墓園直到上世紀末都還有在被使用。所以，有可能羅素只是把希思菲爾德教堂的位置記錯了，也許，只是也許，他的遺骨就埋在這座年久失修的墓園底下的某處。事後來看，我心中的某一部分仍竭盡全力想要合理化羅素的故事似乎很奇怪，但這恰恰說明了指導靈先前的那些敘述有多麼令人信服。我在荒廢的中殿外面走來走去，檢查著一個又一個墓碑，渴望找到那個熟悉的名字。縱使我反覆看到了幾個家族，卻盡是我沒聽過的名字。
我的心情鬱悶極了，我在暮色中痛苦地向山上走去，然後轉過身來俯視佩特利布里奇。風已經停了，這座小鎮現在被籠罩在一層薄霧裡，從煙囪裡緩緩升起的炊煙使得霧氣變得更加濃重。隨著夕陽西下，慵懶的黃昏逐漸覆蓋至整座山谷，連偶爾傳來的喊叫聲、交通噪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聲彷彿都被吞沒進去。這一切是那麼不可思議又令人悲傷，我緊繃的情緒終於再也克制不住。我想為多倫多的那群信徒哭泣，為那群指導靈哭泣，不管他們究竟是誰，為我所陷入的這場精心設計的騙局哭泣，也為這五光十色卻又充滿爾虞我詐的世界哭泣。現在，歐內斯特、哈利和羅素的形象皆已在經過嚴格的審視後破滅了，如今只剩下菲莉帕一人，我心愛的菲莉帕。
似乎還有一些希望，無論我是否相信它們最終也是死胡同。回到哈羅蓋特公共圖書館後，我花了一個小時仔細研究斯通貝克教區1851年的人口普查紀錄，其涵蓋了整個布姆吉爾地區。諸如梅特卡夫、胡拉、龐德、紐博爾德、摩爾和勞之類的姓氏反覆出現，但我一次也沒有看到帕尼克、尼科爾斯、史密斯或費羅斯。我去了諾薩勒頓的縣政府，縣立檔案局就在這棟大樓裡面，佩特利布里奇的微縮膠卷教區登記簿就保存在這裡。如果羅素被埋葬在佩特利布里奇的聖瑪麗亞教堂，他的死亡證書應該就會出現在這些登記簿中。甚至，他結婚和孩子出生的紀錄理論上也會在裡面。
我花了三個多小時的時間，從1820年一直翻閱到1876年，在瞇著眼看完一長串簡直沒完沒了的洗禮和葬禮紀錄後，其中有很多字跡褪色嚴重、難以辨識，我還是沒有找到任何羅素說過的名字，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格萊斯・潘尼克於1846年6月5日下葬，享年十歲；羅伯特・潘尼克於1871年6月17日下葬，享年五十九歲。但是帕尼克呢？根本沒有這個人。缺乏證據或許並不一定代表不存在，但我現在已無法再否認，羅素確確實實對我撒了謊。懷著難以掩飾的痛苦，我匆匆給艾薇瓦和團體成員們寄了一張明信片，告訴他們我想要找到那位養羊戶的嘗試失敗了。
遺憾的是，羅素、哈利和歐內斯特顯然都沒有真的擁有過他們聲稱的人生。我在所有可以想像到的地方努力尋找證據，結果全是徒勞無功。然而，就在我忍受著這種遭到背叛的痛苦的時候，伊爾頓的德魯伊神殿卻偏偏證實了羅素的敘述，一天下午我開車前往那裡，想要排解連日來不斷檢閱文件的勞累。那裡風景如畫，帶有一絲陰森，神殿的中心有一塊祭祀石板，是一座按比例縮小巨石陣複製品，它是由當地的莊園主兼藝術贊助家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在19世紀出資建造的。據我遇到的其他遊客解釋說，這座神殿以前被懷疑是巫術集會場所，當我在這些精心裁切的石灰石板中漫步時，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了羅素說過的話：“傳說，如果只有孩子一個人在那裡的話，就會有噩運降臨在他們身上。”今天這片土地是由林業委員會負責管理，神殿的周圍是一片落葉松樹林，這又更增添了它本身的神秘氣氛。
從伊爾頓高地回到尼德河河谷後，我去找了最後一位歷史學家，生活在拉姆斯吉爾（Ramsgill）的博格萊迪克的艾琳・克拉布特里夫人（Mrs. Eileen Crabtree of Boggledyke），這是位於古韋斯特水庫北邊的一個小村子。我躺在她家門前草坪的木凳上，她幫我查閱了拉姆斯吉爾教堂截至1874年所有墓葬清單。在確定沒有找到羅素後，我問她是否聽過赫瑟林頓農場，她搖了搖頭。臨近傍晚，蚊蟲變得越來越肆意妄為，我們不得不回到克拉布特里夫人的家中，我感覺到她對我的同情，便趁喝茶時將指導靈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我重複了羅素的說法，即他是一個生活在上世紀的牧羊人，然後我給克拉布特里夫人播放了羅素的錄音。她認真聆聽著他講述一百多年前在約克郡的辛苦生活，然後她同意說：
“他稱呼尼德河為‘尼瑟岱爾’，這確實是上個世紀的當地人習慣的發音。是的，那時的生活一定很不容易。他描述的那些沼澤（boggy）也是真的。我住的地方叫博格萊迪克（boggledyke）可不是沒理由的！在如此潮濕的地方修建水庫，他會感到吃驚也是理所當然。但水庫最初其實不是為了居民而修建的，它興建於19世紀90年代，是要為當時正在不斷發展的布拉福德市提供日常用水。我想，他應該在那時就已經過世了。”
克拉布特里夫人在懷疑羅素的真實性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一些說法，這讓我感到很有意思，然後她提出了一個建議：
“你可以問他一些問題，看看他到底對上世紀的這個地方了解多少。問他當地工業的發展情況——正如你已經知道，希思菲爾德有鉛礦，佩特利布里奇有一家釀酒廠——由J・梅特卡父子公司創立於1796年的尼德河釀酒廠。你可以問他這件事。你還可以問他很久以前當地人的打獵活動，在水庫蓋起來之前，他們會帶著獵犬一起去捕水瀨。”
我對克拉布特里夫人的熱心幫助表示感謝，並承諾會按照她的建議去好好質問羅素，給他點顏色瞧瞧。不幸的是，我的調查最終只是證明了哈利和羅素都在公然說謊，這一令人厭惡的事實已無可辯駁。更糟的是，我現在完全有理由擔心菲莉帕也是這場曠日持久的騙局中的另一個說謊者。就像所有被騙過的人一樣，我對自己感到羞恥，儘管我最初曾下定決心，但如今我真想放棄這個任務，然後埋葬愚蠢的自己。我已經一點都不期待我的希臘之行了。我將懷著最沉重的心情與最渺茫的希望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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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當天最早到倫敦的希臘旅遊局報道的人，上午九點半鐵柵門才剛拉開，我就走進去了。我想要知道希臘那邊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單位或機構，可以幫助我尋找塞洛斯村，就在我認真地向櫃檯的一位黑髮接待員解釋我的“考古研究”時，一位身材高大、肩上披著彩色披肩的女人走了進來。“她對文化研究很感興趣，”接待員朝她點點頭說，然後我就被介紹給了瑪格麗特・泰瑞爾（Margaret Tyrrell），她是旅遊局局長的私人助理。
“請問你到底對什麼感興趣？”她問。
“事實上，”我刻意壓低聲音告訴她：“我是在研究輪迴轉世的案例。”
“下樓吧，”她說。當我們進入她在下面的辦公室時，她補充說：“你一定要慎選說話的時機與對象。要不然你很快就會被送進精神病院。”
瑪格麗特碰巧對形上學很感興趣，她的家裡甚至有一本我寫的《真實的輪迴轉世》。我盡可能簡短交代了我之所以前往希臘的原因，瑪格麗特說她很相信所謂的共時性。她說，所有事情發生都是有原因的，她相信她剛好在那一刻走進大廳，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好要碰上我。瑪格麗特建議我飛往塞薩洛尼卡（Thessalonika），去拜訪該市的兩個機構——馬其頓研究學會和巴爾幹研究所，它們或許幫得上忙。
當從倫敦蓋特威克機場飛往塞薩洛尼卡的9A-2694航班逐漸接近目的地時，我的耳邊響起了一陣微弱而令人不舒服的嗡嗡聲。好不容易走出海關、擺脫坐地起價的計程車司機，他開出的價格是正常的八倍，時間已是凌晨一點，在得到令人滿意的報價後，我總算搭上一輛開往市中心的計程車。司機把我送到塞薩洛尼卡的卡斯托里亞酒店門口，那裡有很多破敗的大理石宮殿，我入住的是一間百葉窗被緊緊關閉的房間，外頭則充斥著喧囂的車流與刺耳的喇叭聲。
次日一早，我就搬到了離海濱不遠的另一家環境更安靜的酒店，我把瑪格麗特給出的地址標在地圖上，準備好要去拜訪那些機構。就在幾天前，希臘才剛剛經歷了當地人有記憶以來最嚴重的熱浪，許多人因為攝氏超過四十度的高溫而熱衰竭身亡，就連大海都滾燙的令人卻步。這一天的陽光很強烈，但還不到讓人受不了的地步，我沿著海濱散步，嗅聞著從露天咖啡館裡傳來的希臘菸草的刺鼻氣味，有八艘郵輪以縱橫交錯的方式停靠在海灣上。愛琴海的海面波光粼粼，我終於來到了馬其頓研究學會的門口。它的大門緊閉，上面掛著一面牌子寫著這裡將要在8月31日，也就是三週以後才會重新開放。我沒有氣餒，而是立刻掉頭向約翰・齊米斯基街走去，尋找我的第二個選擇。巴爾幹研究所就位於市中心一棟混凝土高樓大廈的四樓。
圖書館管理員索尼・維魯・卡拉科斯塔斯夫人（Mrs. Thorny Verrou-Karacostas）非常熱心助人，於是我卸下了考古研究的偽裝，向她老實坦承自己之所以來到希臘的原因，以及我打算去哪裡。她同意應該要先在實際走進希臘東北部的荒野之前確認塞洛斯的位置，然後她花了兩個小時在翻閱大量的書籍、地圖、索引、報告與各種紀錄，以尋找那座村莊的蛛絲馬跡。
在翻箱倒櫃的過程中，為了說服她相信這麼做是有意義的，我播放了一卷菲莉帕用英語和當地方言談論塞洛斯和錫洛山的錄音給她聽。維魯・卡拉科斯塔斯夫人顯然被她所聽到的內容深深觸動，雖然她聽不懂菲莉帕的“希臘語”，但她表示這種方言聽起來很像是希臘語、保加利亞語和土耳其語的混合體。然而，我們最終卻還是沒有找到塞洛斯的蹤跡。當維魯・卡拉科斯塔斯夫人查完圖書館的所有資料後，她告訴我，她的丈夫是一名神經科醫生，他有一個朋友曾非常熱衷於與靈體交流。“最後他發瘋了，”她說。我立刻想到了桑福德・埃里森，想到他現在變得多麼疲憊與絕望，還有他說的那句意味深長的話：“哪天當你準備好聽聽看指導靈的另一面的時候...”
我在同一天乘坐公車前往亞歷山卓波利斯，這座希臘最東邊的大都市距離土耳其邊境僅四十公里。除了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超級大壩的卡瓦拉是一個例外，坐在公車裡的那段時間簡直是無聊到了極點，整整六個小時的車程放眼望去盡是寬闊、貧瘠的鄉村，以及遍布各地的簡陋農莊。科莫蒂尼——菲莉帕在我們討論地理時提過這座小鎮——在低矮的混凝土建築中被匆匆經過。成群結隊的山羊為這些鄉村景觀添增了一絲彷彿時間早已靜止的色彩。但我確信18世紀的色雷斯看起來一定與我現在透過佈滿灰塵、帶有金屬光澤的公車玻璃窗所看到的很不一樣。然而，在有一點上，菲莉帕的希臘確實在這兩百三十年來都沒有變過：與敵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希臘與土耳其的關係一直都十分劍拔弩張，滿載士兵的坦克、吉普車和卡車經常出現在高速公路。有一次我們經過一片空地，那裡停放了三十輛或更多的油罐車，全部都經過特殊偽裝處理。
本來我想像中的亞歷山卓波利斯應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因此我對它實際上充滿各種破舊、新潮兼具的建築，一排排不起眼的店面以及一堆混凝土公寓感到十分失望。亞歷山卓波利斯令我想起了秘魯那些設計簡陋的現代城市——兩者有著相似的建築、相似的氣候，同樣有許多小型汽車和腳踏車在街上嗡嗡作響；還有乾燥的空氣、刺眼的陽光以及沒完沒了的喇叭聲。菲莉帕真的需要長途跋涉好幾天才能來到這座擁有“一間比一間大的水上房屋”的城市嗎？它看起來似乎不是需要這麼大費周章才能抵達的地方。
我想尋找一家便宜的旅館，最後我找到了馬杰斯蒂克旅館。旅館的工作人員們很認真地想幫我找到塞洛斯在哪裡，縱使他們從未聽說過這個地方，他們一邊用手比劃、一邊互相叫喊。由於無法幫上忙，我便到樓下的酒吧點了一杯茴香酒。我實在說不出口，塞洛斯很可能只不過是一個鬼魂隨便掰出來的地方。
來自慕尼黑的考古學系學生克里斯托弗・魯爾（Christoph Lohr）也住在馬杰斯蒂克旅館，他會說英語也會說希臘語。我向他分享自己這趟旅程的來意，第二天他也加入了我向當地人詢問這個神秘村莊的行列。市政廳的一名職員對埃夫羅斯地區並沒有關於該村莊的紀錄表示抱歉，並建議我們去找街對面經營一家攝影器材店的業餘考古學家談談。
店主顯然也沒有聽過塞洛斯，他又建議我們去城市裡的教堂問問。在聖尼古拉斯大教堂的廣場上，我們向一位身穿黑衣、留著鬍鬚的希臘東正教神父搭起話來，我們的談話很快就吸引了另外四位神父，他們面無表情地聽著克里斯托弗解釋我的困境：我該如何找到我“母親的親戚”在18世紀所生活的地方？他們自然也沒聽過塞洛斯，但當我提到這位親戚姓加夫里洛斯的時候，其中一名神父突然眼睛一亮。他說，加夫里洛斯是一個名叫達迪亞的村莊裡的家族姓氏，那裡距離埃夫羅斯山谷僅有一小時車程。此外，他還說自己的祖母就是來自達迪亞，在上次戰爭結束後約有三十人從附近的科特羅尼亞搬到了那裡，我懷疑這個村子會不會就是塞洛斯的新名字。
第二天，我搭上前往蘇夫利的公車，這座距離土耳其邊境僅五百米的小鎮有六千名居民。這裡感覺就像一片戰區，到處都是軍車和身穿綠色迷彩服的士兵。在俄耳甫斯旅館安頓好行囊後，我招來一輛計程車，跑了十三公里來到達迪亞。這個名字是源自於它附近的一片有很多老鷹的森林。我要求在郊區一帶下車，儘管我的心情非常緊張，但走進村子的那一刻我還是不免感覺自己就好像是“義大利西部片”中的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當時的時間接近正午，太陽高照，街上空無一人。
我這個外人的出現使得坐在廣場上兩家小酒館的遮陽桌旁的幾個男人暫時停止了他們喧鬧的交談。當我靠近其中一張桌子，然後開始笨拙地四處詢問這裡是否有叫加夫里洛斯的人，一邊小心地把G發音成像H時，他們就又恢復了剛才的喋喋不休。可悲的是，除了一個醉醺醺的白髮男子一直在不停叫喊“阿里奧！”之外，其他人對我的請求沒有任何回應。當我繼續穿過這個炎熱、安靜的村莊，我遇到了一位穿著條紋連衣裙的年輕女孩，她剛好懂一點英語，並明確表示達迪亞沒有一個叫加夫里洛斯的人。面對這樣的挫折，我雖然十分沮喪，但還是平靜地接受了她的回答。
回到蘇夫利的瓦礫屋頂和鐵製陽台，我參觀了市政廳，一位名叫托利斯・巴卡魯迪斯（Tolis Bakaloudis）的會講英語的官員接待了我，現年二十六歲的他是市長身邊的法律顧問。與周圍的其他人一樣，他也從未聽過塞洛斯，但他說他父親，一位林務員，曾經提到一個被稱為“神聖遺跡”的地方，它位在往科特羅尼亞方向的一座山丘深處。托利斯招呼我到他的辦公室，並給林業委員會撥了電話。電話那頭的人回答說，那片遺址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並且它就坐落在布卡特山的山脊下。據說17−18世紀曾有人在那裡建造村莊，後來土耳其人佔領了這個地方，之後又在1900年初放棄了該地。在托利斯說話時，我也一邊檢查了陸軍部繪製的地圖，發現上面的確用小小的字母標記了布卡特這個名字。我發現該地點與菲莉帕描述的塞洛斯位置完全一致，這讓我深受鼓舞。從錫洛山“朝著升起的太陽”步行出發需要大約半天的時間就能抵達神聖遺跡，從艾斯米出發則要兩天。
托利斯表示他和父親很樂意開車載我一程，但他指出，出於國家安全（又是因為土耳其）和森林防火的考量，布卡特本身是一個受管制地區。他說幾天前才有兩個荷蘭人想去達迪亞森林賞鳥，結果光是等待批准就花了兩天。顯然，我要去那裡也必須要有批准，首先是亞歷山卓波利斯的軍事人員，然後是警察和林業委員會的官員。
為了見到官員，我不得不在次日清早就搭乘另一班公車返回亞歷山卓波利斯。在該市的軍事總部，我得知我必須先獲得警察總部的批准，幾分鐘後我站在另一間辦公室裡，在兩名希臘便衣警察的懷疑目光下，我請求向軍方當局提出申請，但得到的卻是前天我在達迪亞也曾遇見的冷漠表情。
“我們無法回應你的請求，”其中一名警察回答說：“我們需要獲得雅典當局的許可。”
發現自己被困在這場鬧劇之中，我的內心不禁升起一肚子火。
“它需要多長時間？”我問。
“如果我們發電報的話，大概兩天。”
然後不出我所料一定會出現的問題果然來了：
“你幹嘛要去布卡特？那裡什麼都沒有。”
我拿出一張舊的《多倫多太陽報》記者證並告訴警察，從布卡特可以直接俯瞰我很感興趣的一座村莊遺跡。作為一名作家與記者，我要去那裡純粹是出於考古目的。
“我們還是必須給雅典當局發電報。跟我們來吧——交出你的護照。”
我被帶進一個小房間，一名年老的書記員寫下了我的情況，警察則在一旁心不在焉地看著。他肯定根本沒把我當回事，因為當我離開警察局時，他忽然對我說，好像我們剛才從未交談過似得：
“你去那裡是要賞鳥嗎？”
在回到蘇夫利等待批准時，我向托利斯・巴卡魯迪斯講述了自己現在的處境，他說：“他們肯定是在懷疑你。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你，一個生活在加拿大的英國人，要不遠千里跑來這個受管制的地區閒晃。”在我不在的時候，托利斯一直在四處打聽布卡特村的消息，他說雖然沒有人聽過那個古老定居點的名字，但他得知正是林業委員會在1923年拆除了那裡的廢棄建築，後來那些廢墟就被稱作“神聖遺跡”。
“或許，”托利斯說：“他們是去那裡尋找寶藏。”
既然得乖乖等待，我就索性在鎮裡閒晃，在半個月亮的映照下的綠洲俱樂部裡跟著色雷斯民歌起舞、欣賞鎮外的向日葵花田、繞道登上埃夫羅斯山谷去參觀古老的迪迪莫蒂霍土耳其遺址，而我本來想要在希臘−土耳其邊境拍照，但被一位站在不停搖晃的希臘國旗旁、手持步槍且神情緊張的士兵拒絕了。我當然不是真的有多想拍照。我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是為了分散自己內心的痛苦與困惑。我盡可能不去想菲莉帕的事情。在這片我們據說曾一起生活、熱愛過的土地上，一想起她，我就會感到無比難受。尤其是現在我已經感覺到自己被她給耍了。
一天晚上，我認識了衣著得體、風度翩翩的蘭布羅斯・D・卡爾法斯（Lambros D. Calfas），他是蘇夫利首屈一指的絲綢商人，並在街上開有一家精品店。他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就在我們聊到一半，市長保羅・菲拉里德斯（Paulos Fillarides），他同時也在經營肉鋪，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他提議可以利用他在亞歷山卓波利斯的人脈來幫我放行。更令人感動的是，他說一旦批准下來，他將允許托利斯在上班時間開車送我去那裡。
這些蘇夫利商人是如此的友善與包容，以至於我在一邊愜意地享受希臘咖啡的時候，一邊就慢慢把我的形上學任務說給他們聽。他們一點也不排斥我這項有悖常理的研究，當我播放菲莉帕說“希臘語”的一段錄音時，他們兩人都低下頭來專心地聆聽著，並認出了一、兩個單詞和片語，但整段方言還是難以理解。當蘭布羅斯知道我計畫探索腹地，以尋找失落的塞洛斯村時，他笑了。
“有一句希臘諺語，”他說：“只有傻瓜才會進森林裡去。”
告別卡爾法斯和菲拉里德斯後，我回到俄耳甫斯旅館，我認真閱讀了一些色雷斯的旅遊宣傳，尤其是亞歷山卓波利斯，我一直以為這座城市是亞歷山大大帝下令建造的，即使它具有明顯的現代性，我仍然這麼認為。但當我坐在床上翻閱一本翻譯得很糟的小冊子時，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倏忽向我襲來：
“亞歷山卓波利斯是一座新城市，這裡居住著很多在1850年從東色雷斯遷徙而來的商人，也正是他們奠定了該城往後的繁榮。這座城市原名達德蓋特（Dedeagats），這是源自於土耳其語的僧侶達德（Dede），他曾經生活在這裡並在死後被埋葬於中央廣場的一棵高大的橡樹底下。從市中心到長廊的街道佈局是由俄羅斯軍方的建築師在1878年俄土戰爭時期規劃的。這座城市在1920年5月14日正式成為希臘（以及色雷斯）的一部分，居民們將它重新命名為亞歷山卓波利斯，以紀念曾經來訪的亞歷山大國王...”
過了幾秒鐘，我遲鈍的頭腦忽然想通了這段介紹的重要性。如果亞歷山卓波利斯在18世紀時還不存在，菲莉帕怎麼可能步行數天來到這裡看見那些“一間比一間大的水上房屋”呢？更何況這座城市是以20世紀的一位國王的名字命名！菲莉帕的說辭明顯完全與時代背景不符，儘管我早已預料到我的希臘之行很可能會失望，但如此赤裸裸的欺騙仍使我從心裡感到噁心，我的心中充滿了怨恨。
我的反應是當場將小冊子扔到房間的另一邊，然後對著牆壁大喊：“婊子！”但我喊出來的語氣卻非常空洞、壓抑，與其說我是在憤怒，不如說是陷入了深深的悲傷。即便我一直對此有心理準備，但我的感官卻拒絕接受我的理智已被迫接受的事實。我不敢相信菲莉帕，我的菲莉帕，居然一直在與歐內斯特、哈利和羅素一起公然說謊。我實在不敢置信。
但現在我卻不得不相信。
我放棄了前往布卡特的打算，因為這根本沒有意義。我離開旅館，大步穿過蘇夫利昏暗的街道，心中滿是憤怒與委屈。我感覺自己就像牛仔褲裡的希臘硬幣一樣毫無價值。我與菲莉帕的關係顯然已無法再回到從前，但我仍舊渴望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像過去我渴望親密的情感一樣。我不打算再去布卡特徒增痛苦，而是決定在薩莫色雷斯島度過最後的三天，可以說我是刻意想逃避現實。這裡似乎是我舔舐傷口的最佳選擇。從亞歷山卓波利斯乘渡輪到這裡僅需一會兒功夫。薩莫色雷斯在古代曾經是神秘學派進行啟蒙儀式的中心。
回來亞歷山卓波利斯後，一股病態的好奇心還是促使我過去警察局領取訪問布卡特的許可證。然後，我帶著這份自己根本看不懂的文件——上面全是希臘語——去軍事總部蓋章，接著便登上前往薩莫色雷斯的渡輪。海豚們追著渡輪，我坐在船尾，感到身心俱疲，我一路上都沐浴在海上的熱霧中，直到抵達卡馬里奧蒂薩港。我的倦怠掩蓋了內心的躁動，我的思緒在對過去那段日子的回憶中起伏不定。就像蘇夫利的向日葵因為陽光的恩惠而能夠茁壯，我也接受了“指導靈”的哺育，但最終我卻在他們虛偽的懷抱中漸漸枯萎。
不過，他們編造的謊言並沒有使我對輪迴失去信心。反之，我覺得指導靈就像大部分的騙子一樣，他們肯定也給了我們很多真相，這樣他們的謊言才能更令人信服。他們出於自己的目的而曲解輪迴的概念，無論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然而，這些年來我煞費苦心構建起來的形上學框架卻徹底崩塌了。我不再知道該相信什麼。長年來的研究最終只是證明，這種通靈交流儘管看似極具說服力且可信，但它實際上卻充滿了謊言。我不禁感嘆，指導靈從一開始就警告我要小心那些“裝神弄鬼的靈體”真是太聰明了。還有將人類分成慾魂人和心魂人，這是何其高明的控制手法。羅素不久前才嚴厲批評過玩弄人心是一件罪惡深重的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甚至說玩弄人心與謀殺他人一樣嚴重。
薩莫色雷斯島雖然風景宜人，但它並沒有帶來多少慰藉。我一邊享受著塞爾瑪當地的硫磺溫泉，一邊反覆思索三年來的點點滴滴。直到攀登薩奧斯山的時候——這是愛琴海的最高峰，傳說波塞冬曾在這座山上俯瞰特洛伊之戰——我仍對菲莉帕的背叛與自己的輕易感到久久無法釋懷。我在海灘上奮力奔跑，太陽已逐漸沉入地平線之下，然後在餐廳的露台上猛灌松脂酒，但這些都無法撫平我的傷痛。
當天夜晚，就在我惴惴不安地想著菲莉帕的一切可能通通是一場騙局的時候，她的嗡嗡聲又開始在我耳邊響起。曾經如此令我安心且寬慰的聲音，現在聽起來卻是那麼刺耳又陰森，令我整個人徹夜難眠。我盯著客房黑暗的天花板，想起了塞薩洛尼卡那位圖書館館員對那個熱衷於與靈體交流的人的評論：“最後他發瘋了。”是呀，我想，發瘋的確是一種選擇——如果我有得選的話。
有兩個念頭不斷在我腦海中閃過。首先，經過這麼多個世紀以來，連那些比我要開悟得多的人都無法做到，我怎麼會如此自以為是，竟以為只要有了指導靈的幫助，就能夠揭開生死之謎的奧秘？其次，如果這些指導靈實際上根本不是指導靈的話，他們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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