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認大屠殺：一場有爭議運動的歷史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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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幾年前，我因緣際會得知了一場發生在網路上的激烈論戰，論戰的雙方分別是一位名叫馬克・艾姆斯（Mark Ames）的左派記者與《理性》（Reason）雜誌的編輯部，這份雜誌可以說是美國方興未艾的自由主義運動的典型代表。儘管那時我正忙於自己累人的程式工作，但抵不住好奇心的我最後還是決定去了解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在20世紀90年代的移民大戰（Immigration Wars）期間，我與《理性》那夥人的關係曾經相當不錯，我經常拜訪他們的辦公室，尤其是在1998年我開始為自己的“英語教育法案”四處奔走的時候，當時我的政治活動總部就與他們位於洛杉磯西區的小辦公室在同一棟大樓。到了2000年代初，隨著我個人的數位歸檔軟體計畫佔據了我越來越多時間，我漸漸與他們斷了聯繫，即便如此，我後來第一個上傳到系統中的出版物就是他們已經經營四十多年的這份雜誌，而且我很高興地發現，論戰中的雙方都在使用我的軟體來查找那些很久以前發行的《理性》期刊。

顯然，以《理性》為中心的那群自由主義者已經成功在政治上佔領了矽谷富可敵國的科技業，所以他們在舊金山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支持者集會。他們的左派競爭對手試圖阻止這場集會，於是就故意拿一些有名的自由主義領袖在過去曾經支持過的不太光彩的意識形態來大書特書。羅恩・保羅（Ron Paul）和其他自由主義者也許反對海外戰爭和禁毒法案、支持減稅與放鬆管制，但他們這些人及其共和黨盟友在其它問題上卻非常老奸巨猾，因此所有“真正的思想家”都應該對他們敬而遠之。

這場論戰以一種相當平常的開場作為開始，艾姆斯發表了一篇題為《恐同症、種族主義與科赫兄弟》（Homophobia, Racism, and the Kochs）的文章，指責《理性》雜誌與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保守派資深共和黨女議員穿同一條褲子，並且該雜誌接受過大衛・科赫（David Koch）的資助，後者據稱曾在20世紀70−80年代支持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理性》的編輯對此作出了強而有力地反擊，他成功地駁斥了每一項欲加之罪，並指出所謂支持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指控根本是子虛烏有，最後他還嘲諷艾姆斯是一個出了名的喜歡捕風捉影的“陰謀論者”。當然，很少有外人會去關注這種不同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口水仗。但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卻徹底改變了一切，一個星期後艾姆斯帶著一篇長達五千字的文章回來了，它的標題十分聳動：《否認大屠殺》（Holocaust Denial）。他聲稱《理性》曾在1976年出版過一整期專門討論這個爆炸性話題的特刊。

當然，這麼多年來每個會上網的人肯定都曾聽過否認大屠殺的論調，但一本受人尊敬的雜誌用一整期的篇幅來討論這個話題卻完全是另一回事。數十年來，好萊塢一直致力於將大屠殺神聖化，而在我們這個極度世俗化的社會中，指責某人否認大屠殺就像是在古老的塞勒姆時代大喊“女巫！”或在紅色沙皇的法庭上說一個人是托派分子。進步派人士薩姆・塞德（Sam Seder）在他的《多數派報告》（Majority Report）廣播節目中花了整整半小時的時間在討論《理性》受到的指控，今天在Google上搜索“Reason Magazine”與“Holocaust Denial”會跑出上千筆搜尋結果。就是在那個時候，這場一發不可收拾的網路論戰引起了我的注意。

最開始我的反應是困惑。《理性》是我幾十年前最早在我的軟體中進行數位化保存的雜誌，如果說它曾經有一整期在宣揚否認大屠殺的話，我肯定不會沒印象才對。然而，我很快就發現原來1976年2月的那期並沒有被包含在雜誌社寄給我的合訂本裡面，這一遺漏本身就很引人疑竇。但艾姆斯不知怎麼辦到的在某間研究圖書館裡找到了那一期的副本，並將它製作成PDF檔案，他也很直接地將其放在網路上以作為其控訴的證據。

仔細閱讀過他的文章與看完那一期的內容後，我認為他的指控在技術上是不成立的，但也不能說他是錯的。那一期的主題實際上是“歷史修正主義”，在總計七十六頁中除了零星幾個段落之外，“否認大屠殺”根本沒有出現過幾次，因此說這一期是在宣揚否認大屠殺明顯是誇大其詞。但另一方面，雖然我對出現在那一期中的作者們不是很熟悉，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都是美國最出名的大屠殺否認者，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都與那些同樣持這種論調的團體有密切的關係。此外，有強烈跡象顯示，委託他們撰寫文章的《理性》編輯們肯定本來就很清楚這些人的立場。

最明顯的例子是艾姆斯引用的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加里・諾斯博士（Dr. Gary North）的言論，他曾是羅恩・保羅早年在國會中的助理之一，後來依舊是他在政界與商界的合作夥伴：

“在所有二戰修正主義歷史中，在一般人看來最超過的莫過於那些質疑所謂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的研究。《六百萬人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Six Million）一書的匿名作者（霍根）強而有力地反駁了建制派最喜歡訴諸的恐怖故事——也就是我們之所以參戰的道德理由...他引用了前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囚犯保羅・拉辛尼耶教授（Paul Rassinier*）至今仍未被翻譯成英語的著作，它對我們熟悉的故事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還有理查德・哈伍德（Richard Harwood）在1973年出版、最初在雜誌上連載且價格非常便宜的書《六百萬人真的死了嗎？》（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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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拉辛尼耶是一名集中營倖存者，曾在戰時領導抵抗組織保護猶太人和反抗納粹，但他卻在戰後成為大屠殺否認者。他在《尤利西斯的謊言》（The Lie of Ulysses，1950）中寫道：“有一天，我意識到人們對德國集中營的認識完全是錯誤的，集中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不應該將黑鍋全部推給國家社會主義者。那些被放逐者...他們有很多是共產黨黨員，正是這些人對如今的國際政治思潮得出如此錯誤的結論負有責任。我突然發覺到，要是我保持沉默，我就成為了這股危險思潮的幫兇。”

根據拉辛尼耶的說法，發生在集中營的很多暴行實際上並非黨衛軍，而是共產黨囚犯所為，並且他堅持毒氣室的存在完全是無中生有，後來他在1950年因為否認大屠殺被法國法院判刑入獄——譯註

後來的一期雜誌刊登了洛克菲勒大學教授亞當・里德（Adam Reed）的千字回函，他也曾為《理性》撰稿，他通過引述主流論著來捍衛傳統的大屠殺論述，並指責諾斯博士引用的那些否認大屠殺著作缺乏可信度。但諾斯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

“第二點，即大約有六百萬猶太人死於集中營，這究竟是真是假要等到相關的歷史檔案完全解密之後才能判斷。無論如何，我還沒有被說服。我很高興看到里德博士對這些數據的看法，但除非出版社和學術界願意重新審視數據，否則我將會繼續推薦那些對修正主義感興趣的人閱讀《六百萬人的神話》與《六百萬人真的死了嗎？》，它們都是十分公正（儘管不一定無可辯駁）的歷史修正主義著作。如果一個人不知道該相信什麼，多讀點書總是好事。”

詹姆斯・馬丁博士（Dr. James J. Martin）是那期2月號修正主義特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在前一期的1月號刊中接受了編輯部的採訪，其中一個問題就涉及了這個有爭議的話題：

“《理性》：馬丁博士，您是否相信（1）納粹對數百萬猶太人實施大規模種族滅絕的說法是真實的，以及（2）盟軍犯下的暴行其實與德國人沒有什麼區別甚至更嚴重，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馬丁：嗯，我從來沒有仔細統計過這場戰爭究竟導致了多少死亡——我們看到了各式各樣的統計數字，其中有些是憑空捏造的。正因如此，很難做出確切的估計，就我個人而言，一方或另一方有多少人被殺並不是一個我特別感興趣的話題。這些指控究竟能否獲得證實還有待觀察。我不認為那些聲稱納粹有計畫要滅絕歐洲所有猶太人的證據真的站得住腳。這些年來保羅・拉辛尼耶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他的書值得更多關注。他的作品長久以來一直受到忽視，不過我相信遲早會有人意識到它的價值。我認為拉辛尼耶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我目前還沒有看過任何證據可以駁斥他的主張或論點，即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企圖滅絕所有歐洲猶太人的計畫。他的另一個主張是毒氣室屠殺計畫也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在集中營喪生是事實——集中營畢竟不是療養中心——但它們的規模其實比俄羅斯的集中營要小得多，也沒有那麼致命。”

這個話題的另一個參與者是奧斯汀・艾普博士（Dr. Austin J. App），他在三年前出版了一本聳人聽聞的小書《六百萬的謊言：偽造的屍體與被勒索的德國人》（The Six Million Swindle: Blackmailing the German People for Hard Marks with Fabricated Corpses）。

艾姆斯後來在自己的專欄中列出了各方記者對這件事的震驚反應，其中一人在Twitter上寫道：“我真的不知道《理性》原來曾經是大屠殺修正主義的避風港，我的老天。”儘管《理性》現在的員工肯定無法認同，但這似乎的確是事實。

事實上，有充分的間接證據表明，“大屠殺懷疑論”在當時的整個新生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引起了相當大的迴響。除了上述的里德教授的尖銳批評之外，絕大部分讀者的反應似乎都是正面的，《新自由主義週刊》（New Libertarian Weekly）及其它類似出版物的編輯塞繆爾・康金三世（Samuel Konkin III）曾表示，那一期的2月特刊是他們出版過最好的刊物之一。美國自由黨創始人大衛・諾蘭也盛讚它“出類拔萃”。

那一期雜誌的兩位編輯至今仍是《理性》和美國自由主義界中的重要人物，而那一期的兩位領軍人物大衛・布魯德諾（David Brudnoy）和艾倫・雷諾茲（Alan Reynolds）後來也都成為了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勢力中的泰斗。似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一期在出版後有引起任何人的辭職或責難，人們對它的反應似乎十分平靜，隨便一項貨幣政策引起的憤怒都比它要多。

多年來，我從未認真關注過大屠殺的相關話題，但出現在1976年的那一期《理性》上面的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這個名字勾起了我的回憶。羅斯巴德被普遍認為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我還記得自己曾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某本書中讀到，他生前經常嘲諷大屠殺完全是無稽之談，所以我對他的印象是一個很奇怪的自由主義者。快速的Google搜索也證實了我的記憶沒錯：羅斯巴德是一位公開的大屠殺否認者。

儘管《理性》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編輯路線之爭很快平息下來，但它仍是我心中揮之不去的一個謎團。我一直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持懷疑態度，但至少我在90年代認識的《理性》朋友們確實都是一群聰明而理智的人，而不是只知道說大話的傻瓜，而且與我最熟的其中兩人就是那一期充滿爭議的特刊編輯。

我可以理解狂熱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會走火入魔——比如主張應該要廢除軍警單位——但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到底遭遇或沒有遭遇什麼卻完全無法與這些問題同日而語。此外，自由主義一直對猶太人充滿了吸引力，特別是出身上流階層的猶太人，該雜誌的其中一位編輯就是猶太人，羅斯巴德和當時出現在特刊上的其他許多人也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成為瘋狂的反猶主義者這種事也不是不可能發生，但我想這種可能性終究很小。顯然，一定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當時因為忙於工作而分身乏術的我根本沒有空細想這件事，要等到幾個月後我才終於能抽出時間來好好研究這一切的來龍去脈。我的第一步是先翻閱那些我以前並不熟悉的有爭議作家們為《理性》撰寫的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基本上跟大屠殺沒什麼關係，但我認為這麼做多少可以幫助我了解他們的想法。

出乎我意料的是，多年來一直接受主流論述教育的我卻發現他們的修正主義史學其實非常出色，並且幾乎可以肯定是正確的。馬丁博士探討臭名昭彰的“東京玫瑰”誣告案的長文可能是我至今讀過最優秀、最全面的關於該主題的論述、艾普博士對蘇台德裔德國人的悲劇分析也同樣有力，他提出了一些我過往從未聽過的觀點。珀西・格里夫斯（Percy Greaves）出色地總結了珍珠港事件的諸多疑點，雖然他對羅斯福提出的指控並非無懈可擊，但基本上與其他學者在他們關於該主題的書中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此外，他的觀點還獲得了年輕的布魯斯・巴特利特（Bruce Bartlett）的支持，後者之後成為了雷根和布希政府中的重要官員，更往後則是共和黨內的小布希尖銳批評者，並經常受到《紐約時報》的邀稿。其它大部分的文章亦相當言之有物，包括諾斯博士對二戰修正主義史學的總結。總的來說，這些文章的學術性遠遠超過了近幾十年來的所有評論雜誌，甚至包括《理性》自己。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點擊上面的連結閱讀這些文章，看看我說的是否屬實。

《理性》在當時還只是一本年輕且苦苦掙扎的雜誌，它的人員與預算皆十分有限。這樣的一本雜誌可以匯集這麼多高品質的文章無疑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編輯們理應為此感到自豪，而且他們收穫的讀者來信絕大多好評如潮也印證了這一點。反過來說，艾姆斯的惡劣攻擊給人的感覺反倒更像是在亂槍打鳥，他也許根本就不屑於去仔細閱讀自己詆毀的作家們的文章。

艾姆斯不誠實的另一個地方是，他在無的放矢的過程中給別人貼上無數次“納粹”和“反猶主義”標籤，其中尤以格里夫斯受到的誹謗最為嚴重。但是，明明格里夫斯和巴特利特都以珍珠港事件為主題寫了文章，並且根據《維基百科》後者在研究這一主題時還請教過前者的意見，但巴特利特的名字卻沒有出現在艾姆斯的文章中，這大概是因為如果硬要將一位倍受《紐約時報》尊敬的知名政策專家譴責為“反猶主義者”的話很可能會引起反效果。即使撇開這一點不談，指控那些經營《理性》的猶太自由主義者是納粹分子，恐怕連最容易受騙的人都會覺得難以置信。

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與否認大屠殺

在艾姆斯的可信度已經被徹底粉碎後，我決定再次仔細重讀他的文章，好確認我是否漏掉了什麼。在某些課題上成就斐然的學者的確還是有可能會在其它課題上發表完全不合理的觀點，但這種事情通常不會發生。

艾姆斯對這場爭論的理解有很大一部分似乎是來自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他盛讚後者是一位偉大的大屠殺專家。我對她的名字一點也不陌生，她這個人就像是學術界的社運分子，幾年前她才在法庭上戰勝了一位名叫大衛・歐文（David Irving）的英國右派歷史學家，而艾姆斯當然也沒少在他的文章裡奚落歐文。

然而，還有一個名字同樣引人注意。秉持著利普斯塔特的觀點，艾姆斯將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描述為“美國大屠殺否認文學的教父”，並說他是馬丁的“大屠殺否認老師”。

直到十幾年前，我都還不知道“巴恩斯”是何許人也。但就在我開始建立我的數位資料檔案系統，並著手將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出版物上傳到上面時，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我們有許多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不管他們屬於左派、右派或中間派——都曾在20世紀40年代遭到清洗並“被消失”，只因為他們堅決反對羅斯福好戰的外交政策，而巴恩斯是一位卓越的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也許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他是《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最早的編輯之一，直到多年後仍持續為《新共和國》（New Republic）和《國家》（The Nation）貢獻了不少好文章，即便在漸漸淡出公眾視線後，他還是在1953年編纂了《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戰爭》（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這是一部他與其他優秀的學者合著的論文集。但正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居然被指控是大屠殺否認者，甚至是整個運動的“教父”，這實在讓我感到一頭霧水。

由於艾姆斯只是一個在轉述他人觀點的無知挑釁者，所以我把注意力轉向了他的主要知識來源利普斯塔特身上。任何花時間逛過那些相對未經過濾的網站評論的人，應該多少都見過“否認大屠殺”這個有爭議的話題，但我現在決定要以更嚴肅的方式來探究它。在亞馬遜網站上動動手指，幾天後她在1993年出版的《否認大屠殺》（Denying the Holocaust）就寄到了我的信箱，為我提供了通往那個神秘世界的入口。

閱讀這本書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啟示。利普斯塔特是埃默里大學神學系的一位專門研究大屠殺的教授，當我讀到她在第一章開頭的一段話，我就覺得她的學術研究或許其實更應該被稱作“大屠殺神學”才對。

“製片人顯得一臉不可置信。她無法相信我居然婉拒了出席她的全國電視節目中的機會。‘但妳正在寫一本關於該主題的書，這是一次很棒的宣傳機會。’我只好一再解釋說，我不會參加任何有大屠殺否認者在場的辯論。大屠殺有沒有發生過是一個根本不需要爭論的問題。我會分析與解釋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又在做什麼，但休想讓我跟他們一起入鏡...她不願意就這樣善罷甘休，她也同意否認大屠殺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是一件很糟糕的事。然後，在最後一次試圖說服我改變主意的時候，她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當然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難道妳不認為應該要讓我們的觀眾聽聽看另一方的意見嗎？’”

利普斯塔特顯然對有人可能會當面質疑自己的學術信條感到恐懼不已。當然，歐洲黑暗時代的狂熱神學家也曾經是這副德性。

那本書的第二章又再次印證了我的想法。由於許多被她斥為大屠殺否認者的人也都是一次與二次大戰修正主義史學的支持者，因此她嚴厲地批評了這些論述，但卻是以一種相當奇怪的方式。近年來，部落客史蒂芬・賽勒（Steve Sailer）和其他人很喜歡用“大呼小叫”（point-and-sputter）來嘲諷一種他們特別反感的辯論風格，也就是僅僅因為對方的論述“政治不正確”就直接認定它一定是錯的，可是卻沒有提出任何實質的反駁。這似乎就是利普斯塔特在她那本短小精幹的書中採取的方法。

比方說，她列出了很長一串名單，裡面盡是支持歷史修正主義的頂尖學者、著名政治人物和有影響力的記者，她只是指出他們的觀點與主流的歷史教科書有哪裡不同，然後就下斷言說因此他們已經被駁倒了。這簡直就像一位基督教傳教士試圖引用《聖經》來反駁哈佛大學教授E.O・威爾遜（E.O. Wilson）的演化論。但很少有福音派分子會愚蠢到列出一長串傑出的、全都支持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家名單，然後再試圖通過援引《創世紀》中的某一段經文來一次否定他們所有人。利普斯塔特對待歷史的態度就像一位狂熱的《聖經》傳道者，只不過是特別愚蠢的那種。此外，在為各種刊物進行數位化保存經過整整十年後，我早已非常熟悉被她攻擊的許多作家，而且我發現他們的著作其實非常具有學術性與說服力。

其中特別是巴恩斯在利普斯塔特的有一章乃至整本書中都佔據了相當大的份量。他的名字出現在將近十六頁的索引上，並被多次冠以大屠殺否認者的“教父”之名。對如此深仇大恨感到十分好奇的我連忙翻遍了所有參考文獻和隨附的註腳，以試圖尋找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必定發表過的哪些驚世駭俗的言論。

結果我一無所獲。直到他在七十九歲去世的前一年，我才勉強找到他否認大屠殺這一說法的出處，而且它甚至不怎麼有說服力。在為一家自由主義出版物撰寫的合計九千三百字的修正主義長文中，他嘲笑了一個宣稱希特勒屠殺了兩千五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論述，並指出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全球所有猶太人口的兩倍。另外，巴恩斯曾多次在談論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的時候使用了“據稱”一詞，這種態度對像利普斯塔特這樣的神學家而言肯定無異於褻瀆。最後，在他死後才被發表的一篇對於法國學者保羅・拉辛尼耶的簡短書評中，巴恩斯發現拉辛尼耶對猶太人的死亡人數應該是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之間的估計是相當令人信服的，不過他的語氣也顯示，他以前從未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

因此，雖然最後一點在技術上證實了利普斯塔特對巴恩斯是大屠殺否認者的指控，但她依然毫無根據地宣稱巴恩斯是該學說的奠基者與領導者，這對她的學術信譽並沒有任何幫助。與此同時，讀過巴恩斯數萬字的作品後，我卻覺得他是一位細心且冷靜的歷史學家。

我不免想起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不久後發生的一件惡名昭彰的事。蒂莫菲耶・弗沃林斯基（Timofei Florinsky）是當時俄羅斯在國際間最出名的學者之一，在被送去革命法庭受審的過程中，其中一名法官是一個醉醺醺的猶太妓女，由於對他的答辯感到不滿，她竟當場掏出左輪手槍打死了他。鑒於利普斯塔特明顯的感情用事，我強烈懷疑她也許非常樂意用類似的方式對待巴恩斯及其他眾多她看不慣的學者。除此之外，她還非常驚恐地指出，即便在他從1940年開始淡出公眾視線過了二十多年後，巴恩斯的書仍然是哈佛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指定讀物。

我們所有人都會合理地推斷我們已經知道或可以輕易查證的事實，利普斯塔特那本書的其它章節使我對她的可信度產生了嚴重的懷疑，畢竟它們幾乎全部都是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語氣撰寫。我在十幾年前就已經通過她與歷史學家大衛・歐文的那場廣為人知的官司而對她有所認識，我對她在書中費了大量篇幅在以與對巴恩斯類似的方式來詆毀與侮辱歐文並不感到驚訝，所以我決定來仔細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有點吃驚地發現原來歐文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二戰歷史學家之一，他非凡的史學考證完全顛覆了我們對這場戰爭及其起源的成見，他的每本書基本上都有熱銷上百萬冊的保證。他在處理有爭議的歷史問題時喜歡盡可能引用確切的書面文獻，可是他卻無法找到任何與大屠殺有關的文件證據，正是這一點讓利普斯塔特和她的猶太裔活動家同胞們感到怒不可遏，因此他們在多年後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毀掉了他的作家生涯。出於好奇心使然，我買了他的幾本篇幅較短的書，它們每一本都是當之無愧的史學傑作，其嚴謹程度是利普斯塔特的書完全無法比肩的，後者在她2005年出版的《歷史的審判》（History on Trial）中洋洋得意地自述了自己在法庭上打敗歐文的經過，但這只是再次加深了我對她這個人究竟有多麼無恥的看法。

利普斯塔特在她1986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分享了一段有趣的歷史，它的副標題是〈美國媒體與大屠殺的到來，1933−1945〉。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節錄自那個年代的美國新聞簡報，不時穿插著她歇斯底里的評論，卻幾乎沒有任何確切的分析或評估。一些記者報導了戰前猶太人的悲慘處境，另一些記者卻認為這些報導被嚴重誇大了，利普斯塔特當然是褒獎前者、譴責後者，可是卻沒有解釋她是憑什麼這麼做。

倫尼・布倫納（Lenni Brenner）的名著《獨裁者時代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出版於更早三年前。儘管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這本書，但任何一個對她研究的領域哪怕中有一知半解的專家都肯定聽過它，但利普斯塔特卻對其隻字未提。或許這是因為納粹與猶太復國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曾經是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納粹官員曾作為貴賓在巴勒斯坦受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歡迎，以及納粹的主流報刊讚揚過猶太復國主義事業這些難堪的事實，會讓她所謂德國對猶太人的仇恨如何在希特勒的統治下一步步走向種族滅絕的簡單故事變得太過複雜。只能說她真不愧是一個神學院出身的學者。

利普斯塔特對待那些戰時報導的方式也同樣糟糕，甚至更糟。她整理了大約幾百篇新聞報導，每一篇都在談論納粹對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猶太人的屠殺。但她對這些報導通常被深埋在報紙的內頁中感到憤慨，因為它們很明顯只被當成是戰時帶有目的性的輿論宣傳，甚至可能完全是杜撰的，就連那些報紙的編輯有時也會坦承這一點。事實上，在這些根本沒有人認真看待的故事中，甚至有一篇報導宣稱德國人向所有猶太人的心臟注射了致命毒藥，一舉殺害了一百五十萬猶太人。雖然這本書沒有提到，但美國最高猶太領袖、拉比史蒂芬・懷斯（Stephen Wise）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開始宣稱納粹屠殺了數百萬猶太人，然後將他們的皮膚做成燈罩、屍體做成肥皂之類的荒謬故事。顯然，要在宛如暴風雪的戰時輿論宣傳中分辨虛實真假並不像利普斯塔特自以為的那麼容易。

當時的美國大眾比報紙編輯還要更加懷疑這些故事。據利普斯塔特指出：

“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在星期日的《紐約時報雜誌》上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美國的民調結果顯示，十分之九的美國人相信這些針對納粹的指控只不過是宣傳出來的謊言，不少人甚至斷然表示他們根本一個字也不信。”

利普斯塔特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即使激進的猶太活動人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二戰期間似乎很少有普通的美國人會相信大屠殺這回事。多年來，我讀過的許多其它書籍也都提到了相同的說法，並因此譴責當時的美國政治領導人沒能“拯救猶太人”。

二戰後公然與隱晦地否認大屠殺

然而，當我在《理性》的風波結束後開始進一步調查大屠殺否認論的歷史時，我卻非常震驚地發現，這種對大屠殺的普遍懷疑態度似乎直到戰後和整個20世紀50年代也仍然沒有改變，這一點在美國的高階軍事領袖中尤其明顯，特別是高級將領和具有情報背景的軍官，他們無疑是最了解事實真相的人。

幾年前我偶然讀到了一本1951年出版的非常不起眼的書《美國的鐵幕》（The Iron Curtain Over America），其作者約翰・貝蒂（John Beaty）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大學教授，曾在戰時於情報部門工作過，他當時的工作是製作給所有美國高級官員閱讀的每日簡報，總結過去二十四小時出現的任何新情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作為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認為美國的許多猶太人都涉入了有顛覆嫌疑的活動，這對美國的自由傳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猶太人對出版物和媒體的控制正在變得日益強大，使得美國人民越來越難聽見不同的聲音，這種無形的審查就是他書名中所說的“鐵幕”。他將與希特勒德國的這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歸咎於猶太利益集團，德國一直以來都很想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但堅決與受歐洲猶太人支持的共產主義為敵的德國最終卻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貝蒂也強烈譴責美國對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的支持，因為這可能會讓我們站在數百萬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對立面。此外，他還批評以色列人堅稱阿道夫・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這是一個根本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的瘋狂指控，其完全只是猶太人和共產黨炮製出來的謊言*，為的就是要離間我們與戰後德國的關係，並繼續從苦難深重的德國人民那裡搾取賠償金來援助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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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集中營倖存者、德國共產黨黨員布魯諾・鮑姆（Bruno Baum）曾在德國投降三個月後的1945年7月31日於《德國人民報》（Deutsche Volkszeitung）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聲稱：“如今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的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所有宣傳，最初都是我們在波蘭的同志協助下編造的。”

此外，英國新聞部在1944年2月29日私下致函BBC與英國的基督教團體，要求他們配合政府的宣傳將蘇聯犯下的暴行栽贓到德國身上：

“我們必須考慮到1920年紅軍佔領波蘭時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們最近在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加里西亞和比薩拉比亞的所作所為。因此，我們必須對紅軍進入中歐後會發生什麼有心理準備...否則那些無可避免的恐怖暴行將會對我國的輿論造成巨大的衝擊...所以，我們懇請各位的合作，希望你們全力配合外交部已經與即將公佈的對於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各種指控，以轉移公眾對紅軍暴行的注意力。”（參見愛德華・羅塞克〔Edward J. Rozek〕《盟軍的戰時外交：波蘭模式》〔Allied Wartime Diplomacy: A Pattern in Poland〕，p.209-210）

英國外交官、聯合情報委員會（JIC）主席維克多・卡文迪許−本廷克（Victor Cavendish-Bentick）則在1943年8月27日的一張筆記中寫道：“毒氣室的宣傳迄今為止取得了很好的迴響，但我們的行為最終還是有可能會敗露，而一旦這個謊言被戳破，恐怕它會連累我們的整個心理戰行動。因此，現在是否該任由這個故事自行沉寂，轉而將精力集中在我們的其它方案上呢？”（參見英國國家檔案館文件F0371/34551）

——譯註

他嚴厲地批評紐倫堡審判，斥其為美國“無法抹滅的重大污點”和“對正義的踐踏”。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審判完全是由復仇心切的德國猶太人主導，其中有很多人做了偽證，有的人甚至有犯罪背景。結果，這場“慘案”只是讓德國人意識到“我們的政府根本不在乎何謂正義”。戰後不久共和黨領袖、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就發表過類似的觀點，約翰・甘迺迪也在《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中就這件事大大稱讚了他。事實上，主持紐倫堡審判的首席蘇聯檢察官早就曾在20世紀30年代臭名昭彰的史達林大清洗審判中扮演過一模一樣的角色，當年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黨員被迫承認了各種荒謬可笑的指控，而這自然也無法說服外界相信這些審判的可信度。

當時就跟今天一樣，一本如此具有爭議性的書根本不可能在紐約找到一家願意發行的主流出版社，但它最後還是被達拉斯的一家小公司付梓出版，而且還立刻成為了暢銷書，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又重印了大約十七次。TAC的編輯斯科特・麥康奈爾曾說過，貝蒂的書是20世紀50年代第二受歡迎的保守派經典，僅次於羅素・柯克（Russell Kirk）的一代名著《保守派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儘管包括反誹謗聯盟（ADL）在內的一票猶太團體爭相對這本書予以嚴詞抨擊，甚至試圖遊說封殺它，但這些努力卻引起了反效果，很多美國高階將領，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的，通通都站在貝蒂這邊並反對ADL的審查行為，同時他們還鼓勵所有美國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雖然貝蒂明確地否認大屠殺可能會觸動現代人的敏感神經，但它在當時幾乎沒有造成任何波瀾，甚至連對這本書頗有微詞的猶太評論家們也都忽視了這一點。

這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由大屠殺研究專家約瑟夫・班德斯基（Joseph Bendersky）講述的，他花了時間的時間翻遍各種檔案，並於2000年出版了他的《猶太威脅》（Jewish Threat）。他在書中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陸軍和軍事情報部門中普遍存在的反猶主義，猶太人在那時被廣泛認為是嚴重的安全隱患。這本書總共有五百多頁，但我在查閱索引時卻發現它完全沒有提到羅森堡夫婦、哈里・迪克特・懷特或其他被維諾那計畫（Venona Decrypts）曝光的大量猶太間諜，裡面甚至根本沒有提到維諾納計畫。關於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中絕大部分都是猶太人的報導被這本書斥為偏執的不實之詞，這就更不用說是美國共產黨的類似情形以及猶太國際銀行家出錢資助布爾什維克的事實了。這位作者更試圖駁斥猶太人與德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並指出德共中“不到一半”的領導人是猶太人；但如果從當時每一百個德國人中才只有不到一個猶太人的比例來看，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比例足足比它要高出了5000%。這種不誠實與無知的態度，我在大屠殺專家身上實在是看得夠多了。

同時，由於版權早已失效，我很高興能將貝蒂的作品添加到我充滿爭議書籍的HTML圖書館中，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自行前往閱讀。

貝蒂在1951年所做的非常簡略的討論是我所能找到最早明確否認大屠殺的例子，但在戰後的幾年裡所謂的“隱晦大屠殺否認論”卻開始流行了起來，特別是在最高層級的政治圈子裡。

這麼多年來，大屠殺學者和活動家總是喜歡強調他們正在研究的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慘痛悲劇。他們描述了六百萬無辜的猶太平民是如何被歐洲最有文化的國家之一蓄意滅絕，其中大部分是在毒氣室裡被屠殺，他們還特意指出即便在戰局已接近無可挽回的時候，德國仍然將這個龐大的殺人計畫看得比其它軍事需求還要更加重要。除此之外，德國人還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來銷毀他們犯下的所有可怕暴行的罪證，包括投入大量資源來火化數百萬人的屍體與處理骨灰。這樣的描述有時甚至會被套用在亂葬坑上，據說它們曾在過了很久之後又被再次開挖，這樣就可以將已經腐爛的屍體完全焚化，以達到徹底毀屍滅跡的目的。縱然德國人因其極端嚴謹的官僚作風而聞名，但如此巨大的戰時工程卻是在沒有任何書面文件的情況下實施的，或至少這樣的文件從未被找到過。

利普斯塔特將她的第一本書命名為《難以置信》，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會同意，被她及其他學術界與好萊塢的人當成自己的生活與職業生涯核心的這一歷史事件，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引人矚目的事件之一。的確，也許只有火星人入侵會比這段歷史更值得研究，但雖然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1938年的著名廣播劇《世界大戰》嚇壞了數百萬美國人，但最後它也被證明了只是一場惡作劇，而不是真實的。

在大屠殺中喪生的六百萬猶太人無疑佔據了歐洲戰區戰時死傷人數的很大一部分，並且為倫敦大轟炸中英國人的罹難人數的一百倍、戰爭中陣亡的所有美國人的十倍。另外，針對無辜平民犯下如此駭人聽聞的罪行理應該成為盟軍證明自己師出有名的最好宣傳。然而，在戰後的許多年裡，大多數的主要政治人物在這方面卻似乎陷入了一種非常奇怪的失憶症。

20世紀70年代的著名大屠殺否認者、法國學者羅伯特・福里森（Robert Faurisson）曾在艾森豪、邱吉爾和戴高樂的回憶錄中注意到了很有趣的一點：

“關於二次大戰有三本最有名的回憶錄分別是艾森豪的《遠征歐陸》（Crusade in Europe，1948）、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1948−1954）以及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Mémoires de guerre，1954−1959），結果這三本書通通沒有提到納粹的毒氣室*。

艾森豪的《遠征歐陸》有五百五十九頁、邱吉爾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有四千四百四十八頁、戴高樂的三卷《戰爭回憶錄》有兩千零五十四頁，可是在這些1948−1959年出版的、合計七千零六十一頁（不包含導言）的著作中，我們卻找不到任何一處提及納粹‘毒氣室’、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或‘六百萬’猶太戰爭死難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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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邱吉爾曾在1944年7月11日寫給外交大臣的信中提到納粹對匈牙利猶太人的迫害與“文明人透過科學機器犯下的最令人髮指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卷六，p.597），如果福里森只是糾結於他或艾森豪等人沒有直接使用“毒氣室”的話，那麼要以此作為論據似乎略顯牽強——譯註

鑒於大屠殺毋庸置疑是二次大戰中最令人震驚的事件，如此堂而皇之的疏漏似乎迫使我們必須將艾森豪、邱吉爾和戴高樂都視為“隱晦大屠殺否認者”的一員。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許多人身上。1981年，知名的大屠殺學者露西・達維多維茲（Lucy S. Dawidowicz）出版了一本題為《大屠殺與歷史學家》（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的小書，她在書中批評很多著名的歷史學家即使在二戰結束多年後也仍然不肯正視大屠殺的事實。事實上，有關於這個主題的討論幾乎完全僅限於猶太研究項目，而這些項目往往又是狂熱的民族主義活動家不久前才在全國的多所大學中創立的。雖然利普斯塔特糟糕的學術素養和近乎歇斯底里的寫作風格讓我對她的印象十分不佳，但她顯然已是這些民族研究系所中最成功的學者之一，這表明那些系所的平均程度很可能甚至比她本人還不如。

與此同時，達維多維茲又指出，大屠殺亦經常被排除在主流的歷史敘事之外：

“但是，只要粗略翻閱過英國和美國歷史學家的教科書與學術著作，就會發現大屠殺這一慘絕人寰的事件並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二十多年來，仍有不少中學和大學教科書完全沒有提到這個主題，還有一些教科書選擇草率帶過或含糊其詞，結果還是沒有真正傳達出這段歷史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對於那些嚴肅的學術著作，她表示當德國公認最傑出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在1946年出版《德國的浩劫》（The German Catastrophe）時，他雖然嚴厲譴責希特勒是“一群罪犯”的領袖，但卻沒有對大屠殺留下隻言片語，明明它應該是這些人所犯下最罄竹難書的罪行。英國的知名歷史學家如A.J.P・泰勒（A.J.P. Taylor）、H.R・特雷弗−羅珀（H.R. Trevor-Roper）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亦同樣保持了沉默。類似的情況早在1972年的美國就發生過，當時厚達一千兩百三十七頁、編纂者包括一名猶太人的《哥倫比亞大學世界歷史》（Columbia History of the World）用了整整一章來討論二次大戰，但其中關於大屠殺的部分卻僅有兩個簡短且含糊不清的小節。人們可以很明顯感覺到，許多資歷豐富的專業歷史學家似乎都認為討論大屠殺是一件相當尷尬的事情，因此他們總是試圖避免或完全迴避這個主題。

達維多維茲還對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1962年出版的傑出小說《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作出了激烈的批評，因為它宣稱盟軍對德累斯頓的燃燒彈空襲攻勢是“歐洲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屠殺”，這一聲明簡直是將大屠殺當作不存在一樣。

就在達維多維茲的書出版的幾年前，我自己其實也注意到了類似的情況。德國記者約阿希姆・費斯特（Joachim Fest）廣受各界好評的傳記《希特勒》（Hitler）英譯本出版於1974年，我在幾年後買了一本，並發現它就像評論家所說的一樣出色。但我記得自己當時有點困惑，因為這本八百頁的書中只有短短幾頁提到了納粹死亡集中營，而在書後索引中甚至根本沒有“猶太人”一詞。

希特勒絕大多數猶太受害者是來自俄羅斯和蘇聯集團內的東歐國家。這些地方也是大屠殺學者念茲在茲的死亡集中營的所在地，因此紐倫堡審判中援引的大部分關鍵證據皆來自於蘇聯。然而，達維多維茲卻指出在戰爭結束幾年後隨著史達林對猶太人和以色列開始越來越不信任，幾乎所有提及大屠殺和德國戰時針對猶太人的暴行的內容都忽然從蘇聯的媒體和歷史書籍中消失了。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華沙組織中的其它衛星國身上，儘管它們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就是猶太人。事實上，我清楚記得有不少報紙曾提到直到柏林圍牆倒塌、一度分裂成兩半的歐洲終於統一時，大多數的東歐人仍從未聽說過大屠殺。

我習慣閱讀的那些早報似乎是直到近年來才開始以驚人的頻率刊登與大屠殺有關的報導，可以說在20世紀還沒有哪一個事件曾像它這樣被如此猛烈地灌輸給公眾。數據調查顯示，早在1997年就有97%的美國人已經知道大屠殺，這已經比知道珍珠港事件或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人要多，與此同時只有不到一半的公民知道蘇聯在戰時曾經是我們的盟友。但我懷疑任何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頭幾十年裡從主流報紙和歷史書籍中汲取知識的人，很可能從來都不會知道有大屠殺這麼一回事。

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探討這一現象的書《大屠殺與美國公眾》（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它引述了同樣的調查結果，這位作者首先指出大屠殺產生的文化影響表現出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模式，哪怕對比所有重大歷史事件它都顯得相當獨一無二。以其它重大歷史事件而言，例如索姆河的血腥廝殺或殘酷的越戰，它們往往立刻就會對公眾輿論和媒體產生巨大的衝擊，相關的書籍和電影也會在人們記憶猶新的五至十年裡接連出現，接著事件的影響力會在那幾十年裡達到頂峰，之後就會漸漸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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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不太認同這個論點，就以東亞的例子來說，由於中國在50−60年代的官方立場強調階級仇恨大於民族仇恨（以及中蘇交惡後為了拉攏日本支持），中國政府有很長一段時間一直試圖淡化或掩蓋南京大屠殺，以至於當年代表中方出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都在戰後因為揭露日軍的暴行而被冠上“宣揚民族主義”的罪名遭到批鬥。如果按照Unz的論點，我們也完全可以說南京大屠殺是一段突然被“發明”出來的歷史，但這顯然不是事實。一段歷史被刻意隱瞞往往是出於各種複雜的原因，想以此為由否定納粹大屠殺的說服力並不充足——譯註

可是，大屠殺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最初二十年裡，它根本沒有引起多少人的討論，反而是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它才慢慢成為美國社會的常識，當時人們對戰爭的記憶已經逐漸淡去，那個時代的許多最傑出、最有見識的人物亦都已先後故去。諾維克引用了大量研究和調查結果證明，同樣的情況甚至連猶太族群也不例外，即使他們理論上應該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在20世紀50−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卻彷彿從來沒有聽說過大屠殺。

我也可以用我個人的記憶來證實這一點。在20世紀70年代中下旬以前，我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歐洲的幾乎所有猶太人和吉普賽人都在二次大戰中被滅絕了，雖然那時“大屠殺”已經是一個很常見的字，但它的意思其實是“核子浩劫”，反倒是後者在今天已經很少人提起。後來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我才吃驚地發現原來在東歐依然存在著大量活得好好的吉普賽人，而他們也一窩蜂地湧入西方，引起各式各樣的政治問題。

重新發現大屠殺

已故學者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是公認的現代大屠殺研究奠基人，而這一切都要從他在1961年出版的鉅作《歐洲猶太人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開始說起。歷史學家諾曼・芬克爾斯坦（Norman Finkelstein）曾在2007年為希爾伯格撰寫了一篇十分耐人尋味的訃告，他在其中提到直到希爾伯格的書出版以前其實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大屠殺的研究，並且對這個主題的討論也被視為“禁忌”。對於距今仍未過去多久的如此聳人聽聞的暴行，卻在公眾的討論與歷史和政治學家的意識中完全消失，這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但是，隨著我開始仔細閱讀希爾伯格的書，我卻發現了一些奇怪的諷刺。

根據《維基百科》，身為奧地利裔猶太人的希爾伯格一家人恰好是在1939年戰爭爆發的同一天抵達美國，十幾歲的他曾因為那些關於他的猶太同胞正在遭受殘酷對待的報導而大吃一驚，以至於他主動打電話給猶太教領袖，質問他們為什麼不做些什麼來拯救同胞。後來他加入美軍並被派往歐洲，戰爭結束後他在布魯克林學院主修政治學。他日後的研究靈感全都要歸功於當時他的一位導師漢斯・羅森伯格（Hans Rosenberg）說出的一句讓他震驚不已的話：

“近代對平民所犯下最嚴重的暴行是發生在拿破崙佔領西班牙期間。”

當希爾伯格詢問本人就是德國猶太難民的羅森伯格怎麼可以無視幾年前才發生的滔天大罪，即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事實時，後者卻試圖轉移話題，並表示“這個問題很複雜”、“這是一個無法在歷史上找到先例的當代事件”。由於羅森伯格是梅尼克的學生，梅尼克又曾被利普斯塔特指責是一個隱晦的大屠殺否認者，人們自然會好奇羅森伯格是否與他的導師抱有相同的觀點，但他卻無法在戰後激進思潮盛行的布魯克林學院當著他大多數猶太學生的面承認這一點。

後來，希爾伯格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位德國猶太難民學者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的指導下進行博士研究。但當希爾伯格表示他想要研究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時，諾伊曼卻強烈反對他的想法，並警告希爾伯格這樣做不僅在他的專業上是極不謹慎的，稍有不慎還可能會變成“他的學術葬禮”。當他試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付梓成書時，它卻收到了許多負面的評論，就連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也擔心這本書會引起“充滿敵意的批評”，在差不多六年的時間裡，由於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猶太知識分子漢娜・鄂蘭的建議，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幾家主要出版社都婉拒了這本書。這不免叫人懷疑，所有這些有名的學者是否或許私底下知道些什麼像希爾伯格這樣天真又年輕的博士生所不知道的事情。他的書之所以能夠順利出版，還是因為一位猶太移民願意出資贊助，而這個人過去曾因為納粹的統治而蒙受生意上的損失。

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大屠殺的問題，但在我住的地方，帕羅奧托圖書館之友會每個月都會舉辦的一次圖書銷售活動，嚴肅的非小說類精裝本書籍的售價在那裡通常只會有平常的四分之一，這讓我的個人藏書在過去幾年裡直接增加了上百本書，其中包括幾本最厚、最有影響力的大屠殺論著。除了希爾伯格的經典著作，還有諾拉・萊文（Nora Levin）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1968）、露西・達維多維茲的《猶太之戰，1933−1945》（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1945；1975）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1985）和丹尼爾・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惡魔劊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1996）。

我必須坦承自己在大屠殺問題上完全是個外行人，判斷這些著作提供的大量證據與論點究竟是對是錯實在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決定透過研究一些特定的案例來評估它們的整體可信度，這樣也能省下我把它們包含的數千頁文字全都讀過一遍的時間。

考慮一下埃爾哈德・米爾希（Erhard Milch）的有趣案例吧，他是赫爾曼・戈林在德國空軍的第二把手。米爾希的父親確定是猶太人，根據研究人員羅伯特・維斯特里奇（Robert Wistrich）和路易斯・史奈德（Louis Snyder）的說法，有檔案證據表明他的母親也是猶太人。因此，第三帝國據說企圖消滅所有猶太人，但是在整個戰爭期間，它的最高軍事領導層中卻有一個純血或半混血猶太人，這樣的情況當然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但如此令人費解的異常現象肯定需要更仔細的解釋，而且米爾希的猶太背景在紐倫堡審判期間也是眾所週知的。

然而，當我翻閱這五本書（總共超過三千五百頁）的索引時，除了一些簡短提到他的名字跟各種軍事行動的地方之外，就幾乎沒有任何與米爾希有關的討論了。要嘛這些作者都不知道米爾希的猶太背景，要嘛就是他們不想讓讀者知道這一事實，畢竟這可能會引起“混亂”。不管是哪一種可能性都對他們的學術涵養或研究客觀性沒有助益。

事實上，布萊恩・馬克・里格（Bryan Mark Rigg）曾在其2002年出版的引人入且廣受好評的書《希特勒的猶太士兵》（Hitler’s Jewish Soldiers）中指出，除了米爾希之外，希特勒的軍隊中還有十多名擁有猶太血統的將軍和海軍將官，以及另外十幾名擁有四分之一猶太血統的高階將官，甚至還有至少十五萬名士兵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軍官。所有這些人的父母或祖父母中都有純猶太人，對於一個據稱如此狂熱於徹底剷除猶太種族的政權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另一個明顯的問題也使我們對那五本厚厚的標準大屠殺敘事的歷史客觀性產生了進一步的質疑，它們在我的書架上佔據了快要一英尺長的空間。任何檢察官都知道首先要確認合理的犯罪動機，而就猶太人大屠殺而言，這些作者似乎覺得這個動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希特勒和他的德國同志們經常聲稱猶太人控制了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所以他們對前者的鬥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阻止後者的滲透。因此，先用一章左右的篇幅來介紹納粹的這一核心主張，似乎就可以算是對納粹分子犯下令人髪指的大屠殺提供了一個合理解釋了，然後剩下的篇幅就能用來慢慢羅列他們的罪行。

但弔詭的是，我在對“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以及其它類似的詞彙進行索引後卻發現，這幾本書似乎都沒有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戈德哈根在1996年出版的那本六百頁的書裡只有用匆匆幾句話帶過，其他人的書則什麼也沒有。由於這些大屠殺論著全都選擇迴避了希特勒自稱其決定反對猶太人的動機，因此它們不得不尋找其它解釋，例如某種深埋在德國的漫長歷史中的根源，或轉向精神分析，要不就是直接以納粹的邪惡來解釋這場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大屠殺。

這些作者之所以選擇迴避有一個明顯的原因，那就是他們想要構建一部道德劇，猶太人在其中必須被描繪成絕對無可指責的受害者，因為光是暗示他們在第三帝國崛起之前的共產主義暴行背後可能扮演的角色，就有可能會引起讀者對事情的正反兩面進行思考。當所謂的歷史學家如此竭盡全力想要遮掩史實時，他們就曝露了自己其實只是洗腦宣傳家的事實，這時我們就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他們的可靠性與誠實性。

事實上，共產主義的話題會引出一個更大且相當敏感的問題。有時兩種簡單的化合物分開時是惰性的，但一旦將它們結合在一起就會引發威力巨大的爆炸。從我在高中上過的歷史課和讀過的書來看，有些事情在我看來幾乎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人們一般可能不會明說出來，我曾經以為它們對其他人來說應該也同樣明顯。但這些年來，我已經開始懷疑這種情況是否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冷戰後期，一般估計如果算上俄國內戰、政府造成的飢荒、古拉格集中營和政治處決的話，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蘇維埃政權在頭二十年內造成的無辜平民死亡人數至少有數千萬之多。我聽說最近這些數字已經被大幅下修到可能只有兩千萬左右，但這無所謂。儘管堅定的蘇聯辯護者可能會對如此巨大的數字提出異議，但它們早已成為了西方的標準歷史敘事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所有歷史學家都清楚，布爾什維克的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猶太人，甚至連列寧指定的五名政治接班人中就有三個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只佔俄羅斯人口的4%，但普京曾在幾年前聲稱早期蘇聯政府的成員可能有80−85%都是猶太人，這與邱吉爾、《倫敦時報》記者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以及同時代的美國軍事情報官員的說法完全一致。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尤里・斯萊茲金（Yuri Slezkine）等人最近出版的著作也都提到了這一點。直到二次大戰發生之前，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比例仍然高得不像話，尤其是古拉格集中營的管理層和令人聞風喪膽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層幾乎清一色全是猶太人。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這兩個事實在美國都早已是眾所週知的常識。但如果將它們與在世界範圍內人數相對較小的猶太人總數，他們在二戰前大約有一千六百萬人，放在一起來看的話就不可避免會得出一個結論，即按人均計算，猶太人是20世紀最大的劊子手，他們以遙遙領先其他所有民族的程度享有這份不幸的殊榮。然而，通過好萊塢的驚人煉金術，這群過去一百年來最可怕的殺人魔王不知何故竟然變成了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這樣的轉變實在太過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我們的後代子孫肯定會感到不可思議。 

今天的美國新保守派與一百年前的布爾什維克一樣清一色是猶太人，他們都是這種完全顛倒黑白的歷史敘事所提供的政治豁免權的受益者。部分該歸功於媒體杜撰的受害者形象，現在他們已成功控制了我們大部分的政治體制，尤其是我們的外交政策，而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更是一直竭盡全力在煽動我們與擁有核武器的俄羅斯展開一場絕對瘋狂的戰爭。假如他們真的成功實現了這個不幸的目標，他們必定會超越其祖先，也許有一個數量級或更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恐怖的劊子手。

大屠殺騙局與亂象

由於大屠殺是在戰時記憶逐漸變得模糊以後才開始成為公共話題，所以這個故事總是會受到傳統上與“恢復記憶症候群”（recovered memory syndrome）有關的那些問題困擾。真相與謊言經常以奇怪的方式互相結合在一起，同時這也為數量驚人的騙局與謊言打開了大門。

比方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記得我的很多高中同學都讀過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異端鳥》（The Painted Bird），它可能是最早成名的大屠殺回憶錄。但幾年後，科辛斯基的這本暢銷書就被媒體揭露其實是抄襲別人的作品，而這位名譽掃地的作者最終也自殺了。事實上，多年來偽造的大屠殺回憶錄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它們幾乎自成一個文學流派。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也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殺倖存者，他靠著自己戰時歷經的苦難故事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政治名人。他在1986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那可以說是他人生中的頂峰，當時他還被形容是“一位被派來叫醒全人類的使者”。然而，記者亞歷山大・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後來卻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維瑟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他廣為人知的自傳《夜》（Night）則只是另一場文學騙局。

儘管我們的媒體仍不斷複誦著“六百萬”的魔咒，但多年來對於死亡人數的估計實際上卻是一變再變。縱使我從來沒有仔細關注過大屠殺的問題，但幾十年來我讀過很多報紙和雜誌，並經常看到納粹的死亡機器殘酷滅絕了五百萬外邦人和六百萬猶太人的說法。不過就在去年，我卻驚訝地發現這個數字原來只是著名的大屠殺活動家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隨口編出來的，目的是要賦予非猶太人在大屠殺敘事中更多的角色。即使完全沒有證據或研究作為依據，其他大屠殺學者卻從未反駁他的憑空捏造，哪怕他們都知道它是無稽之談，結果就導致它至今仍不斷在媒體上被重複，我可能已經讀過了有上百遍，以前我也一直以為它好歹應該是有些根據的。

同樣的，幾十年來我老是聽到一個說法聲稱納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屠殺了四百萬囚犯，其中大多數受害者是猶太人，利普斯塔特也不假思索地將這一數字當成堅如磐石的歷史事實。但在共產主義垮台後的20世紀90年代初，這個官方數字卻被悄悄地下修到了一百一十萬人。於是官方的大屠殺死亡人數瞬間驟減了三百萬人，可是這一事實卻幾乎沒有對我們媒體的大屠殺敘事造成什麼影響，這讓人很難對這些數字或媒體的報導產生信心。

經過過去幾代人的洗腦，今天我們的媒體已經成功將六百萬這個數字深深烙印在每個西方公民的頭腦裡，以至於這個數字現在如此深植人心，任何對其提出質疑的人在許多歐洲國家都會有被判刑入獄的風險。可是這個數字到底是怎麼來的卻有些眾說紛紜。根據一些報導，最初是猶太團體遊說杜魯門總統在演講中引用這個數字，此後它便不斷被媒體反覆重申至今。一些憤怒的網路活動家整理了一張圖表，上面展示了《紐約時報》在1869−1941年間的數十篇報導，它們每一篇都宣稱六百萬東歐猶太人的性命正危在旦夕*，這表明官方現在使用的大屠殺統計數字實際上早在二戰發生的三代人之前就已經被發明出來了。如果這確實就是該數字的來源的話，我一點也不會感到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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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紐約時報》，1919年10月31日的《美國希伯來人報》（The American Hebrew）也在一篇題為〈必須立即停止將猶太人釘在十字架上！〉（THE CRUCIFIXION OF JEWS MUST STOP!）的報導中寫道：

“遠在大洋彼岸的六百萬男男女女正在向我們求救，超過八十萬名兒童正在哭求著麵包...這種命運降臨在他們身上，不是因為他們犯了什麼錯，不是因為他們違反了上帝或人類的律法，而是因為慘無人道的戰爭和對殺戮猶太人的嗜血渴望。在這場視人命如草芥的大屠殺（holocaust）中，哲學上的細微差異、歷史詮釋上的細微歧見皆已不再重要...。”——譯註

有時，製造新的大屠殺騙局最後反而會弄巧成拙。在整個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猶太人和黑人在美國一直是緊密的政治盟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最高領導層幾乎都是猶太人，小馬丁・路德・金身邊的白人顧問，還有參與20世紀50−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不少白人活動家也是。但到了60年代末卻發生了一場分裂，許多年輕的黑人活動家越來越不滿於猶太人的龐大影響力，同時更多激進的黑人，還有穆斯林和其他人也開始站在巴勒斯坦人這邊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這場日益白熱化的衝突在1988年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競選總統期間變得尤為激烈，並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紐約市達到了顛峰。

有幾位電影製作人試圖彌合雙方的裂痕，於是他們在1992年拍攝了一部名為《解放者》（The Liberators）的大型PBS紀錄片，其講述了美國黑人士兵如何成為第一批抵達布痕瓦爾德和達豪集中營的部隊，並將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從納粹的囚禁中解放出來。具有如此深刻象徵意義的歷史事件立刻就吸引了黑人和猶太人領袖的壓倒性支持，傑西・傑克遜還在哈萊姆區的首映會上與大屠殺倖存者和眾多猶太名人一同登台，這部紀錄片後來也獲得了奧斯卡獎提名。然而，1993年2月初，傑西・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卻在《新共和國》上揭露了這整個故事實際上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儘管這部紀錄片的猶太製作人立即憤怒地譴責她的批評者都是種族主義者和大屠殺否認者，但偽造歷史的指控確實難以辯駁，最終《紐約時報》及其它主流媒體都報導了這件事。過去一直大力宣傳這部紀錄片的猶太團體和大屠殺紀念中心立刻開始切割，《以色列時報》甚至在2013年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這場騙局的二十週年。但我非常懷疑，假如當初沒有人出來揭穿真相的話，這個故事很可能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屠殺敘事的一部分，以至任何敢於質疑事實的人都會被抹黑成種族主義者。

就在幾年前，《新共和國》又指出了另一樁與猶太人問題有關的騙局，而且這場騙局具有潛在的巨大國際政治意義。1984年，本來一直默默無聞的瓊・彼得斯（Joan Peters）出版了一本引起巨大迴響的歷史著作，她宣稱自己根據深入的史料研究發現，今天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實際上並非土生土長的原住民，而是近代才移居到那裡的移民，並且正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經濟建設成果才吸引了他們來到這裡。

她石破天驚的主張立刻獲得了美國的主流與精英媒體的熱烈讚揚，這本書很快就登上了暢銷排行榜。達維多維茲和維瑟爾等猶太人大屠殺的中心人物也紛紛出面誇讚她卓越的研究，它似乎可以徹底駁倒那些不願被驅逐的巴勒斯坦人，進而改寫這場中東衝突的本質，這對以色列無疑是有利的。

然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的一位年輕研究生諾曼・芬克爾斯坦一直在研究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他對她的主張感到非常訝異，並決定仔細調查這一說法究竟是否屬實。當他開始檢查她在書中列出的註腳和所謂的資料來源時，他卻發現它們完全全是一派胡言，她的原創性研究是一場徹徹底底的騙局，後來更有人猜測這本書或許根本是某個情報組織撰寫的，只不過用她的名字來出版。

雖然芬克爾斯坦努力傳播他的重要發現，但他聯絡的所有美國記者、學者和媒體卻都對此不感興趣，只有諾姆・喬姆斯基是例外，瓊・彼得斯的騙局在持續的大力宣傳下很可能會嚴重破壞巴勒斯坦人對他們的家園提出的法理依據。但一些具有獨立思想的英國出版社最初還是刊登了他的研究，那些被狠狠打臉的媒體最終便慢慢不再提起彼得斯的主張。與此同時，芬克爾斯坦本人卻也因此遭到秋後算帳，根據喬姆斯基的說法，從此之後他就被列入了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和學術界的黑名單。

十幾年後，芬克爾斯坦出版的一本書又再次掀起了巨大爭議。國際猶太團體曾在20世紀90年代末發起一項聲勢浩大的行動，要求瑞士最大的幾家銀行吐出數十億美元，理由是這些錢本來都是在大屠殺中蒙難的歐洲猶太人的合法財產。這些瑞士銀行自然不肯，並反駁說這些索賠的人根本沒有拿出任何確鑿的證據，結果它們因此受到了美國猶太人控制的媒體的口誅筆伐，甚至有猶太人開始遊說美國政府對這些銀行發起制裁，倘若成真這些銀行恐有破產之虞。面對如此排山倒海的壓力，幾家銀行最終同意讓步，並支付了大部分的賠款，其中的數十億美元被那些猶太團體直接拿走，因為無法找到理論上該接受賠償的受害者繼承人。

看不下去的芬克爾斯坦於是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小書《大屠殺產業鏈》（The Holocaust Industry），他在書中嚴厲譴責了遍布全球的猶太黑心企業，它們靠著代表所謂的大屠殺受害者來牟取暴利，卻一點也不在乎什麼是真相或公不公平。雖然它幾乎完全被美國媒體無視，但它卻在歐洲成為了暢銷書，迫使美國的出版社不得不給予它一些關注。除了其它之外，芬克爾斯坦還指出在大屠殺過去半個多世紀之後，官方聲稱的大屠殺倖存者的人數卻變得越來越多，以至於簡單計算死亡率後似乎會得出其實有大量的歐洲猶太人倖存下來的結論。這立即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究竟有多少猶太人在那場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喪生。

多年來，我不時會注意到有媒體報導稱在大屠殺已經過去六、七十年後的今天，其實仍有大量倖存者還活著。例如，一名以色列猶太事務局的官員就在2009年表示，直到戰爭結束將近六十五年後“仍有數十萬名大屠殺倖存者依然在世”，並以此作為將否認大屠殺定為刑事犯罪的依據，即使他的聲明本身似乎就已經隱含了對大屠殺的否認。事實上，這些天我在《紐約時報》上讀到的訃聞中有不少都是獻給八、九十歲的大屠殺倖存者。

任何讀過嚴肅歷史專著的人都知道，猶太人在過去就經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厲害的騙子與謊言家，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自古以來就有招搖撞騙和裝神弄鬼的惡習。與此同時，情緒障礙和精神疾病在猶太族群中也特別常見，也許就是因為這樣他們才能成為世界上許多偏執邪教和狂熱意識形態的源泉。越是仔細地重新審視大屠殺，就只會更加印證這一令人反感的印象。

大屠殺與好萊塢

縱然大屠殺是直到20世紀60−70年代才逐漸隨著希爾伯格、萊文、達維多維茲等人的著作，以及隨之而來的文章和評論進入美國大眾的視野，但是它最初其實並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影響，至少在猶太族群之外是這樣。就算是那些非常成功的著作最多也不過就賣了幾萬本，放在兩億多人面前實在不值一提。

我們的媒體完全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雖說知識分子和許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常受到書籍及其它形式的印刷出版物的影響，但絕大多數人仍是通過電子媒體，尤其是大眾娛樂媒體來了解世界。

例如，由經濟學家羅伯特・威廉・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和斯坦利・恩格爾曼（Stanley L. Engerman）合著並在1974年出版的兩卷權威性論著《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就透過計量分析方法，推翻了過去幾代人以來對美國社會制度的認知，事實證明南方黑人不僅被鼓勵結婚與組成家庭，甚至享有相當於自由白人的飲食與醫療水平，他們的生活條件往往比北方的工薪階層還要優渥。此外，在被解放後，這些自由人的預期壽命反而下降了百分之十，染病率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維基百科》現在已經有了關於這些研究的專門條目。

即便他們的研究結果具有爭議，但他們兩人的學術資歷卻是實打實的，福格爾是一位傑出的學者與一個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之後更獲頒諾貝爾獎。福格爾的意識形態背景也毫不遜色，他年輕時就加入共產黨做了八年黨員，並親自投身黑人民權運動多年，他在1949年與一名黑人女性結婚，這在當時可是冒著挑戰反異族通婚法的極大風險。正因如此，他們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主流媒體史無前例的踴躍報導，並影響了很多歷史學家和記者。但在我看來，他們的研究對公眾如何看待奴隸制的長期影響幾乎等於零。

相較之下，《ABC》電視台在1976年播出的黃金時段迷你劇《根》（Roots）講述了一個奴隸家庭數代人的故事。這個故事嚴格遵循著傳統的殘酷奴隸制敘事，並且據說是改編自同名暢銷書作者亞歷克斯・哈利（Alex Haley）本人的家族史。儘管他的作品後來也被揭穿有很多不實與抄襲之處，但仍有一億美國人收看了這部電視劇，它的收視率非常高，也在社會上掀起了巨大的反響。因此，哪怕是最卓越的學術著作也絕對無法與虛構的電視劇相媲美。

美國的三大電視台皆是由猶太人擁有或控制，所以《ABC》決定在兩年後的1978年推出《大屠殺》（Holocaust）來故技重施也就絲毫不令人意外了，這部電視劇同樣獲得了一億人次收看並創造了巨大的利潤。許多美國家庭很可能也是通過它才第一次得知了這個據說發生在二次大戰時期的前所未有卻幾乎不為人知的故事。

隔年，威廉・史泰倫（William Styron）出版了《蘇菲的抉擇》（ Sophie’s Choice），其講述了波蘭的基督徒兒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慘遭屠殺的封塵往事。儘管所有猶太大屠殺學者都沒有紀錄過這件事，但這部小說還是成為了全國暢銷書，很快就有一部同名電影在1982年上映，梅莉・史翠普靠著它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十年後，史蒂芬・史匹柏1993年的《辛德勒的名單》又抱走七項奧斯卡獎，票房收入高達一億美元。

這樣的結論對於被猶太人佔據的好萊塢來說一點也不足為奇，於是一種市場巨大的電影類型就這樣被發展起來了。據芬克爾斯坦說，好萊塢光是從1989−2004年就推出了大約一百八十部大屠殺電影。《維基百科》上列出的大屠殺電影就算只引用一小部分也長得嚇人，好在《電影資料庫》（Movie Database）已經幫我們從中精挑細選出了五十部最真摯感人的大屠殺電影。

多年來，這個持續擴張的產業鏈已經被投入了超過數十億美元。大部分的普通人都相信“眼見為實”，在看到由好萊塢高薪娉請的設計師精心搭建的毒氣室與被屠殺的猶太人屍體堆後，怎麼還會有人敢質疑大屠殺不是真的呢？這簡直就跟質疑蜘蛛人和浩克不是真的一樣荒謬。

今天大約有2%的美國人有猶太背景，95%的美國人有基督教背景，可是《維基百科》上列出的基督教電影清單卻十分乏善可陳。這些電影大多沒有全國上映，甚至連片中根本沒有提到基督教的《納尼亞傳奇》都出現在了清單裡面。清單中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外是梅爾・吉勃遜執導、2004年上映的《基督受難記》，當年他曾被迫獨自一人為這部電影籌措資金。儘管這部電影在上映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乃至榮登有史以來最賣座的電影之一，但是吉勃遜卻因為這部電影而在他曾經作為大明星紅極一時的電影業中受到了嚴重的誹謗，尤其是在他的父親是大屠殺否認者的消息傳開之後。

在很多方面，好萊塢與當今更廣泛的娛樂媒體為我們這個徹底世俗化的社會提供了某種統一的精神基礎，大屠殺電影壓倒性地超過了基督教電影更是明顯反映了這一點。與此同時，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美國的娛樂−媒體工業複合體也完全主導了歐洲及西方的其它地區，因此在這裡製造出來的東西可以輕易地塑造生活在其它地方的數億人的思想，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件事。

2009年，教宗本篤十六世提出想要修復天主教內部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來的分裂，並試圖與聖庇護十世司鐸兄弟會達成和解。但是當人們發現司鐸兄弟會的理查德・威廉森主教（Richard Williamson）是一名大屠殺否認者，還主張猶太人應該皈依基督教時，這立刻引起了媒體的軒然大波。即使天主教教義中有很多分歧是可以協商的，但拒絕相信大屠殺卻顯然不行，威廉森主教最終仍舊沒有與天主教會重修舊好。不久之後，他甚至遭到了德國政府的起訴。

許多網路評論家都認為，自過去的幾代人以來，狂熱的猶太活動分子已經成功說服西方國家採用新的大屠殺宗教來取代傳統的基督教，威廉森事件似乎證明了這一結論。

法國的諷刺雜誌《查理週刊》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份受猶太利益團體資助的雜誌花了很多年的時間一直在用最惡毒的口吻，有時甚至是最低俗的色情玩笑來攻擊基督教，就連伊斯蘭教也是它時不時誹謗的對象。這些行為顯然深受法國政界人士的歡迎，畢竟伏爾泰說過要誓死捍衛言論自由。但是當該雜誌的一名漫畫家開了一個與猶太人有關的非常溫和的笑話後，他卻因此立即遭到解雇，要是《查理週刊》敢諷刺大屠殺，它肯定會被二話不說地關閉，工作人員也可能會被抓進監獄。

西方記者和人權倡導者經常大力讚揚那些受猶太人資助的女權分子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的褻瀆行為。但假如有人敢在大屠殺博物館做出類似的行為，這些人到時肯定就會怒不可遏，即便這些博物館絕大多數都是用納稅人的錢建造的。

事實上，西方始終對弗拉基米爾・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心懷芥蒂的其中一個原因似乎是，他恢復了基督教在這個曾經有無數教堂被布爾什維克炸毀、數千名神父被屠戮的國家的地位。西方知識精英普遍對蘇聯抱持著友善的態度，蘇聯的領導人對基督教卻沒有任何善意。

否認大屠殺的興起與壓制

由於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旬，美國對大屠殺仍幾乎一無所知，因此在那時同樣也不存在所謂的大屠殺否認論，但隨著前者自從希爾伯格的書在1961年出版而日漸引起關注後，後者也很快迎來了甦醒。

雖然利普斯塔特斥責巴恩斯是大屠殺的“教父”本意是要污衊他，但這的確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他過世後才於1968年被發表的文章中，巴恩斯明確支持了拉辛尼耶的大屠殺否認論，這應該是美國第一次有人表達這種立場，如果我們排除貝蒂曾在1951年漫不經心地駁回猶太人的主張的話，當時它也幾乎沒有引起多少公眾關注。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一位名叫威利斯・卡托（Willis Carto）的右派出版人偶然發現了一份簡短且未經編輯的否認大屠殺的書稿，顯然是在幾年前完成的，然後他便不顧法律規定直接將其印刷成書。書稿真正的作者很快就對其提起訴訟，儘管官司最終順利解決，但他的身份也曝光了，這個人就是大衛・霍根，巴恩斯的得意門生、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當時他正在哈佛擔任初級教員。他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是因為不想毀掉自己的職業生涯，但他的努力失敗了，他的學術升遷也因此化為泡影。

同一時間，現代自由主義之父穆瑞・羅斯巴德一直是歷史修正主義的堅定支持者，而且他也非常欽佩幾十年來一直領導著該領域的巴恩斯。巴恩斯曾在1967年發表於短命的自由主義雜誌《堡壘》（Rampart）上的一篇長文中簡短地暗示了自己對大屠殺的懷疑態度，其他與抱有相同意識形態的同志也許就是從那時開始注意到了這個話題。隨著時間來到20世紀70年代初，否認大屠殺似乎已成為美國自由主義圈子中熱烈討論的問題，雖然他們有很多人是猶太人，但這些人卻十分鼓勵自由思考，而這也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後果。

西北大學電機工程學教授亞瑟・布茨（Arthur R. Butz）恰好在此期間參加過一些自由主義集會，他因而接觸到了一本主張大屠殺是一場騙局的小冊子。他以前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如此令人震驚的說法卻勾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從1972年初開始一頭栽進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他很快就發現它很可能是正確的，但他認為現有的證據，包括霍根匿名出版的那本書提供的證據仍太過粗糙，因此他決定以更詳盡且縝密的方式來進行論證。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身為訓練有素的學術工程師，他以極為實事求是的態度展開了自己的研究。

他的書《20世紀最大的騙局》（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於1976年末出版，並迅速成為大屠殺否認論的必讀經典，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儘管它仍在持續增補、修訂，至今其全書已超過二十萬字。雖然1976年2月號的《理性》沒有提到這本即將出版的書，不過這個消息已經在自由主義圈子中流傳開來，使得歷史修正主義突然又再次獲得了關注。

布茨本人是西北大學的一位倍受尊敬的教授，他批判大屠殺的書甫一出版便立刻引起轟動，並在1977年1月獲得《紐約時報》及其它媒體報導。利普斯塔特在她的一本書中用了題為〈走入主流〉的整整一章來介紹布茨的書。根據達維多維茲在1980年12月發表的一篇評論，當時猶太捐款者和猶太活動分子迅速動員起來，試圖施壓西北大學解僱布茨，但沒能成功，達維多維茲似乎對這一結果感到憤恨不平。

如此詳盡而全面地否定大屠殺的論述，自然會對全國上下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產生影響，特別是因為作者是一名再普通不過且明顯不關心政治的學者，布茨的書的美國版在1977年發行，我很榮幸將它添加到我的HTML圖書館，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自行去閱讀並做出判斷。

隔年，這股否認大屠殺的勢頭似乎又更進一步，因為卡托在加州創立了一家名為歷史評論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IHR）的小型出版社，並於1980年推出《歷史評論雜誌》（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IHR和JHR的立場都是歷史修正主義，不過否認大屠殺才是它們真正聚焦的焦點。利普斯塔特同樣花了一章的篇幅在討論IHR，並指出為1976年2月的《理性》特刊撰稿的大部分作者們都很快就加入了該出版社或卡托的其它公司，其中也包括布茨，於是JHR的編輯委員會很快就充滿了一票的博士，且他們大多都出身知名大學。在接下來四分之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裡，IHR每隔一、兩年就會舉辦一次小型聚會，大衛・歐文是會上的固定演講者，甚至連像普立茲獎得主約翰・托蘭德（John Toland）這樣的主流歷史學家都會偶爾作為演講者出席。

作為IHR的學術成果的一個重要例子，該組織在1983年發表了《東歐猶太人的消亡》（The Dissolution of Eastern Europe Jewry），其對二次大戰期間的人口統計與人口流動進行了計量分析，它顯然是這方面最早的研究。這項研究的作者以筆名沃爾特・桑寧（Walter N. Sanning）寫作，他試圖修正被大屠殺歷史學家嚴重濫用的那些過度簡化的人口分析。

戰前有數百萬猶太人生活在東歐，可是這些社區大部分都在戰後消失無蹤。這一無法否認的事實長久以來一直是傳統大屠殺敘事的有力論據。但桑寧卻透過完全主流的資料來源，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實際情況其實要複雜得多。例如，當時就有廣泛報導聲稱，大量的波蘭猶太人在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被蘇聯強制遷移至大後方，未來的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就是當年被強遷的一員。此外，1941年在德軍進犯之前也有許多高度城市化的蘇聯猶太人被強遷。這些人口流動的規模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但桑寧對戰後蘇聯人口普查結果及其它資料來源的分析顯示，其總數很可能接近大多數估計的上限。桑寧並沒有說他的發現一定是正確的，但即使它們只是部分正確，也足以使傳統的大屠殺死亡人數打上大大的折扣。

另一位IHR的固定參與者是羅伯特・福里森。身為里昂第二大學的文學教授，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公開質疑大屠殺，由此引發的媒體風暴也差點導致他被開除，所幸有兩百名國際學者為他簽署一份請願書，其中包括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姆・喬姆斯基。福里森依舊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事情並未就此平息，他後來還被猶太暴力分子毆打到住院，另一名支持類似觀點的法國政治候選人則遭到了刺殺。猶太團體紛紛開始遊說立法，想要取締福里森等人的活動，而在1990年柏林圍牆倒塌不久，當奧斯威辛及其它大屠殺遺址終於不再難以接近時，法國卻通過了一項法律將否認大屠殺視為犯罪，成為繼德國後第二個通過此類法案的歐洲國家。在往後的幾年裡，其它西方國家也開始一一效仿，從此開創了用監禁來解決學術爭論的令人不安的先例，它只能說比史達林時期的俄羅斯要好一點而已。

由於福里森是一位文學教授，他對《安妮日記》特別感興趣似乎並不令人訝異，這本日記一般被認為是大屠殺文學的經典代表，它講述了一名年輕的猶太女孩被逐出荷蘭，最後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福里森認為這個故事本身並不屬實，它實際上是在戰後由其他人代筆完成的，幾年來各方人馬一直就這個話題爭論不休*。我無法評論他們究竟孰是孰非，因為他們的論點已經複雜到了在爭論原子筆筆跡和日記中的竄改痕跡的地步，何況我也從未讀過這本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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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義者經常引述的另一個質疑是，擁有《安妮日記》版權的安妮．法蘭克基金會在2015年承認了安妮的父親奧托・法蘭克（Otto Frank）是這本日記的“共同作者”，巴黎律師協會的安妮絲・特里科耶（Agnès Tricoire）曾警告該基金會需要“慎重考慮（這件事）的後果”，因為“這意味著多年來他們一直在說謊，即聲稱這本日記的內容皆是安妮・法蘭克親筆所寫。”

但我覺得這些圍繞《安妮日記》的爭論其實有些可笑，因為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出現在集中營裡本身就是荒謬的。不管奧托・法蘭克到底有沒有修改《安妮日記》的內容，都無法改變他們一家人本來就不該被送進集中營的事實。集中營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不正義的，它們是納粹無法抹滅的污點——譯註

不過在我看來，整個故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應該是這個女孩在官方敘述下的最終命運，完全按照建制派的標準來編寫的《維基百科》已對此進行了詳述。雖然德國人盡了一切努力來控制疾病，但各種疾病仍在她被送進的集中營裡四處蔓延，她很快就病得很重，大部分時間都只能臥病在床，最後在1945年春天被轉移到另一座集中營六個月後就死於斑疹傷寒。對我來說，一個身患重病的年輕猶太女孩居然可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度過如此之久的時間，乃至最終死在那裡似乎很奇怪，因為我們都曾被告知不管是奧斯威辛或其它集中營設立的目的，就是要有效地消滅它們的囚犯。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旬，否認大屠殺運動似乎正變得越來越受公眾矚目，這或許是因為1992年官方公佈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死亡人數忽然驟減了三百萬人而引發了質疑。

例如，一份發行量達二十五萬份的日本雜誌《馬可波羅》（Marco Polo）就在1995年2月刊中刊登了一篇長文宣稱大屠殺毒氣室是一個謊言。以色列和猶太活動家很快對此作出反應，對該雜誌的母公司、日本最受歡迎的出版商之一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發起廣告抵制，導致它不得不屈服。於是那一期雜誌的所有印本都被從市面上召回，它的員工被解僱，之後整本雜誌也被收掉，母公司的總裁亦因此下台。

在探究否認大屠殺的歷史時，我注意到相同的模式一再反覆出現，不過通常涉及的是特定某個人而不是某個機構。某個過去德高望重且非常主流的人突然決定研究這個有爭議的話題，並得出了過去兩代人接受的官方敘事截然不同的結論。出於種種原因，這個人的身份最後總是會被公開，然後他就會迅速被猶太人控制的媒體妖魔化為可怕的極端分子、精神病患者，並受到一群貪婪而狂熱的猶太活動分子死命追殺。最終的結果往往是這個人的職業生涯因此毀於一旦。

20世紀60年代初，史丹佛大學的歷史學家大衛・霍根匿名出版了《六百萬人的神話》，但很快他的身份就被洩露，他的學術生涯因而終結。十幾年後，西北大學的電機工程學教授亞瑟・布茨也有類似的遭遇，好在他最後還是保住了教職。

佛瑞德・洛赫特（Fred Leuchter）被廣泛認為是美國在死刑技術方面最權威的專家之一，起碼《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長文是這麼評價他的。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加拿大大屠殺否認者恩斯特・曾德爾（Ernst Zundel）因為不相信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而面臨庭審，他的一位專家證人是對這類系統有些了解的美國典獄長，後者建議找洛赫特來發表意見，畢竟他是該領域最專業的人之一。於是洛赫特便親自前往波蘭，仔細檢查了所謂的奧斯威辛毒氣室，後來他在《洛赫特報告》（Leuchter Report）中得出的結論是根本沒有毒氣室的存在，它們完全不可能像大屠殺學者聲稱的那樣運作。隨之而來的猛烈砲火很快就毀掉了他的商業生涯，也毀掉了他的婚姻。

大衛・歐文曾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的二戰歷史學家，當他同意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席曾德爾的審判時，他的著作銷量已達到數百萬冊，並經常受到英國主流報紙的熱烈報導。他本來十分篤信傳統的大屠殺敘事，直到《洛赫特報告》徹底改變了他的想法，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一個神話。他很快就遭到了媒體的無情圍剿，這嚴重傷害了他本來非常輝煌的寫作生涯，他後來甚至因為堅持自己的觀點而被抓進了奧地利的監獄。

格爾瑪・魯道夫博士（Dr. Germar Rudolf）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年輕德國化學家，曾在大名鼎鼎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工作，當他聽聞《洛赫特報告》的爭議時，他發現該報告非常有理有據，但也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之處。所以他進行了更徹底的分析，並將結果出版為《奧斯威辛的化學報告》（Chemistry of Auschwitz），他得出了與洛赫特相同的結論。結果就像在他之前的洛赫特一樣，魯道夫的事業與婚姻都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而且由於德國在這方面有著更嚴苛的法律，他最終因為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堅持科學而被判入獄服刑五年。

最近，曾在倫敦大學做過十一年的科學史教授的尼古拉斯・科勒斯特羅姆博士（Dr. Nicholas Kollerstrom）也在2008年遭逢了類似的命運。他對大屠殺進行科學研究的興趣招致了媒體的全面追殺，於是他在一天之內就被解僱了，成為他所屬的研究機構中第一個因為意識形態原因被開除的成員。他在此前曾為一本內容龐大的天文學家百科全書編寫了艾薩克・牛頓的條目，現在美國最負盛名的科學雜誌卻要求直接將這本百科打成紙漿，因為有這麼一位惡毒的撰稿人，使這本百科受到了無可挽回的玷污，絲毫不顧它也是其他一百位撰稿者的心血結晶。他在2014年出版的《打破禁忌》（Breaking the Spell）中自述了這段淒慘的經歷，我強烈推薦各位去閱讀這本書。

科勒斯特羅姆仔細地整理了否認大屠殺的所有證據，包括冷戰結束後戈巴契夫歸還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檔案，其顯示猶太人的死亡人數其實比普遍認為的要少了99%。此外，在齊克隆B毒氣投入使用後，猶太人的死亡人數卻反而急速下降，這與傳統的說法完全不符。他還討論了英國新解密的戰時德國各個集中營與柏林總部之間的通訊內容，它們包含了很多有趣的新證據。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可以在紅藥丸電台（Red Ice Radio）的一集非常引人入勝的兩小時採訪中聽到，它已經被放上Youtube：

還有其他很多人的生活與職業生涯也遭遇了相同的不幸，在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他們往往還會因此面臨刑事起訴與牢獄之災。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名德國律師由於在法庭辯論中過於敢言，結果很快就和她的被告一起進了監獄。因此，被指控否認大屠殺的人現在越來越難獲得有效的律師服務。據科斯特羅姆估計，目前全歐洲有上千人正在因為否認大屠殺而服刑。

我自己的印象是，舊蘇聯集團的大多數國家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就已經不會再僅僅因為質疑馬列主義的教條而逮人了，只有那些積極想要顛覆政權的人才會被送進政治監獄，而今天的大屠殺否認者所面臨的處境卻嚴厲得多。這裡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是，那些國家對共產主義教條的信仰實際上已喪失殆盡，甚至連共產黨高層自己都不信了，反觀直到今天，大屠殺依舊是一種新興而根深蒂固的信仰，至少在一小部分的人口中是如此，可是這些人卻能夠對我們的公共機構產生巨大的不成比例的影響力。

另一個明顯的因素則是芬克爾斯坦所說的牽涉數十億美元的“大屠殺產業鏈”。例如，現在已有團體正企圖以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喪失或被沒收的財產來向波蘭提出新的鉅額索賠。

美國這邊的情況又稍有不同，我們的《第一修正案》仍然保護著大屠殺否認者免遭監禁，儘管ADL及其它各種團體一直努力想藉由推動“仇恨言論”的刑事化來消除這一障礙。但同時，嚴厲的社會經濟制裁已經常被利用來實現同樣的目標。

除此之外，許多網路壟斷企業也已逐漸被說服或拉攏，以阻止非主流資訊的進一步傳播。有媒體報導稱，Google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審查或重新定向大屠殺的搜索結果，好讓那些違背官方敘事的結果無法被輕易查到。更令人不安的是，目前幾乎已處於壟斷地位的圖書巨頭亞馬遜更在去年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直接禁止數千本否認大屠殺的書籍上架，可能是為了避免它們“帶壞”好奇的讀者，還好我在幾年就已經把它們買下了。這一切都與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情景沒有什麼不同，貝蒂在其1951年的同名著作中警告過的“美國的鐵幕”儼然已成為現實。

許多大屠殺否認者都在想方設法規避這一黑名單的影響，魯道夫博士在不久前建立了一個網站HolocaustHandbooks.com，它允許人們購買或在線上閱讀這些被封殺的書籍。但是，亞馬遜、Google及其它網路巨頭日益嚴峻的審查制度依然大大降低了人們搜索到這些資訊的可能性。

誠然，大多數的傳統大屠殺敘事支持者也更願意通過公平的辯論來贏得戰鬥，而不是利用經濟或行政手段來打壓異己。但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們有誰在這一點上取得了成功。

除了利普斯塔特的那些作品，何況我覺得它們的內容很糟又沒半點說服力，過去幾十年來最積極的大屠殺支持者之一應該是《懷疑論者》（Skeptic）雜誌的編輯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他本人有心理學與科學史方面的學位。

他在1997年出版了《為什麼人們相信奇談怪論》（Why People Believe Weird Things），試圖駁倒某些圈子中流行的各種非理性信仰，它的副標題也直接將這些信仰斥為“偽科學”與“迷信”。這本書的封面文字提到了ESP、外星人綁架和巫術，但全書用來最多的篇幅來反駁大屠殺否認論，其佔據了整整三章。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相當膚淺，而且他還硬將其與另一個他試圖駁斥的“種族”問題牽扯在一起，說它們都是右派思想的謬誤，而主流科學家早已駁斥了這一謬論，總之這讓他的批判顯得很避重就輕。他繼續辯稱說，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在他們合著的《鐘形曲線》（The Bell Curve）中提出的所謂黑人白人差異完全是偽科學的無稽之談，並強調這本書及其它類似的著作都受到了親納粹團體的大力推崇，因此這兩種有害的學說就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舍默邀請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為他的書作序，這讓人不禁質疑他的學識和判斷，因為古爾德是公認的20世紀最聲名狼藉的科學騙子之一。

舍默之後又在2000年重返戰場，出版了一本完全專注於駁斥大屠殺否認論的《否認歷史》（Denying History）。這次他找來了大屠殺學者亞歷克斯・格羅布曼（Alex Grobman）作為幫手，同時不忘感謝各個猶太組織的慷慨贊助。這本書有很大一部分的內容都是試圖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來剖析大屠殺否認者，好解釋為什麼會有人願意相信如此荒唐的廢話。事實上，這些討論佔據了太多篇幅，以至於他不得不跳過幾年前官方忽然把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死亡人數減少三百萬的事實，這樣他就不必解釋為什麼六百萬這個經典的大屠殺數字卻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儘管舍默這樣有金主慷慨相挺的作家也許樂於自欺欺人，但他們幾乎已處於極端邊緣的暴力盟友卻可能對這場大屠殺爭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雖然司法與經濟制裁可能會阻止絕大多數的大屠殺否認者公開拋頭露面，但法外暴力也經常被用來對付這群頑強不屈的鬥士。

舉例來說，IHR在南加州的辦公室和倉庫曾於20世紀80年代遭到猶太暴力分子投擲燃燒彈炸毀。縱然加拿大傳統上很少發生政治暴力，但在1995年，恩斯特・曾德爾這位全球最知名的其中一位否認大屠殺文學出版人的住所和商務辦公室也遭到了炸彈攻擊，並因此毀於熊熊烈火。曾德爾已經因為散佈“虛假資訊”而面臨多起刑事指控，最後在監獄服刑數年，出獄後他被遣返回自己的祖國德國，然後又在那裡繼續服刑。其他很多有名的大屠殺否認者甚至還遭遇過暗殺威脅。

大部分的歷史學家和學術研究者都是溫文儒雅的人，這樣明目張膽的恐怖主義暴力威脅肯定會阻止他們中的許多人繼續投入於如此具有爭議性的話題。與此同時，嚴峻的財務和社會壓力也會一步步削弱這些個人和組織，致使他們最終要不是放棄，就是逐漸淡出，然後被新來者給取代。

JHR在9/11事件的隔年停止了發行。網路的發展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而隨著整個國家的焦點急劇轉向外交政策和中東問題，它的母組織IHR的關注度也因此變得大不如前，圍繞著修正主義與大屠殺否認論的爭論亦漸漸轉移到了其它平台。不過JHR仍在過去幾年裡將它的上百篇文章數位化並發佈到網路上，提供了總計超過三百萬字的優質歷史文章。

過去幾個月裡，我非常驚訝地發現IHR上面的那些歷史學家早已發表過了與我自己所寫的一些主題非常類似的文章。例如，在我發表了一篇關於蘇沃洛夫假設的文章，即德國的巴巴羅薩行動其實是為了阻止史達林先發制人侵略歐洲之後，有人告訴我其實有位評論家在二十年前的一期JHR上就討論過蘇沃洛夫的那本書。我還看到了CIA的揭密者維克多・馬凱蒂（Victor Marchetti）的幾篇文章，研究甘迺迪暗殺事件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重要人物，但卻很受到主流媒體關注。然後還有一些關於以色列攻擊美國海軍自由號的文章，這個話題也幾乎被排除在主流媒體之外。

稍微瀏覽一些檔案後，我對它們的品質感到印象深刻，並且由於現在這些檔案可供任何人免費使用，所以我決定將它們重新整理，好將這些上百萬字的關於修正主義與大屠殺否認論的內容以更易閱讀的形式呈現給感興趣的讀者。這些資料現在可供所有人瀏覽，並已按作者、主題和時間進行編排，下面列出了其中一些文章：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1980-2002 Issues

按作者：

• David Irving – 11 Articles 
• Arthur R. Butz – 15 Articles 
• Robert Faurisson – 47 Articles 
• James J. Martin – 13 Articles 
• Percy L. Greaves, Jr. – 8 Articles 

按主題：

• Holocaust – 306 Articles 
• World War II – 201 Articles 
• Pearl Harbor – 15 Articles 
• USS Liberty – 3 Articles

所以，任何那些對否認大屠殺這個話題感興趣的人現在都可以方便地瀏覽超過一百萬字的相關文章，其中有很多作者都曾受到《理性》雜誌早期編輯的高度評價。

秘密的否認大屠殺

在好萊塢的形象塑造下，有組織的猶太團體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一直在穩步增長，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並在公共舞台上鎮壓了所有否認大屠殺的運動，通過在歐洲大部分國家訴諸刑事訴訟和在美國採取嚴厲的社會與經濟制裁的方式，來強行推廣特定的歷史敘事。但頑強的地下抵抗始終存在，其具體規模則難以估計。

雖然我對大屠殺這一話題一向不是特別熱衷，但隨著網際網路的出現使我的交友圈漸漸擴大，我時不時就會聽見有人提起這個話題。多年來，相當多看似理性的人都曾在私底下表達過對傳統大屠殺敘事的懷疑，而這些人的懷疑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有時，某人也許會不經意地提到這個話題，或在討論不同的問題時剛好聊到它，然後我們的媒體就會開始進行瘋狂的圍剿。

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彈劾風波中，柯林頓的支持者一般都相信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出賣了總統的助理西德尼・布盧門撒爾（Sidney Blumenthal），於是記者愛德華・愛潑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決定以牙還牙，他向媒體寄送了一份備忘錄，內容是指控希欽斯否認大屠殺。他聲稱在1995年《紐約客》創刊週年紀念日的一次晚宴上，希欽斯喝了太多酒，並開始隨口向同桌的人解釋起大屠殺為什麼只是一場騙局。愛潑斯坦聲稱這些言論令他大為震驚，所以他事後把它們記在了自己的私人日記裡面。由於他描述的細節聽起來很像有那麼一回事，再加上其他證人好像都是故意支支吾吾，這讓我相信愛潑斯坦說的可能是實話。希欽斯和愛潑斯坦隨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2005年，希欽斯譴責反對布希的伊拉克戰爭的人都是反猶主義者，亞歷山大・考克伯恩於是在《反擊報》（Counterpunch）上發表了幾篇文章進行反駁，並重新提起了1999年的爭議，我也是在那時才第一次知道這件事。作為《反擊報》的忠實讀者，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並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媒體對愛潑斯坦的指控的報導。關於該事件的報導目前在網路上都還能找到，包括《紐約每日新聞》和《MSNBC》的文章，儘管有些報導已經在過去十年裡消失，但我在2005年讀過的一篇報導仍被保存在幾個網站的靜態HTML頁面上：

“愛潑斯坦告訴《MSNBC》，那天是1995年2月12日——差不多四年前——希欽斯在大屠殺這個問題上說了不該說的話，當時希欽斯正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在紐約餐敘。

愛潑斯坦表示，他當時非常震驚，並認為希欽斯顯然不是在開玩笑，所以他回到家後便立刻在日記裡記下了這些話！

根據愛潑斯坦的日記，‘希欽斯那時坐在包廂裡，正在一邊啜飲著免費供應的紅酒，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比在哈德遜劇院上演的任何戲劇都還要更令人瞠目結舌的理論，他的說法嚇壞了在座的每一個人，因為他宣稱大屠殺是一心一意要將德意志民族定罪的利益集團編造出來的故事。’

‘他解釋說，人們從未發現德國實施大屠殺的確切證據，那些可怕的文物則是事後捏造的。’愛潑斯坦在日記中寫道。

‘納粹的軍官們在紐倫堡審判上就死亡集中營作出的證詞又該怎麼說？’他問。

希欽斯，根據愛潑斯坦在日記中的備註，回答說：‘當然，那些供詞是在他們被英美的審訊人員嚴刑逼供後才承認的。’愛潑斯坦又追問道，正如他在日記裡記錄說：‘但那些歐洲猶太人呢？’希欽斯只是聳聳肩說：‘很多人在逃跑時被當地居民殺了，其他人則是自然死亡，剩下的人逃去了以色列。’”

讀完這些有趣的文章後，我開始注意到考克伯恩本人有時會暗示他自己對大屠殺很可能也抱持著一種極為異端的看法，包括他曾語帶神秘地說過一些話，例如巨大的謊言實際上遠比大多數人所以為的還要更加容易編造與維繫。

就在攻擊希欽斯過了幾個月後，考克伯恩又發表了一篇分成上下兩部分的文章，痛斥諾貝爾和平獎得、最家喻戶曉的大屠殺倖存者主埃利・維瑟爾是一個沽名釣譽的騙子。過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說納粹利用齊克隆B毒氣來殺害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猶太人，而大屠殺否認者卻荒謬地反駁稱該化合物在集中營裡其實是被用來當作除蝨劑，以防止斑疹傷寒進一步傳染*；但後來我卻非常吃驚地在考克伯恩的那篇文章中得知，原來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也一直在使用齊克隆B來作為除蝨劑為來自墨西哥邊境的移民進行清潔。我記得在2000年代還有其它幾篇文章在討論過大屠殺的問題，只可惜現在好像已無法在《反擊報》的數位檔案庫中找到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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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前猶太遺產博物館館長大衛・馬威爾（David G. Marwell）曾在其2020年出版的《揭開“死亡天使”的真面目》（Unmasking the 'Angel of Death'）一書中指出，惡名昭彰的納粹“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實際上一直在努力阻止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斑疹傷寒大規模蔓延，但他並沒有否認門格勒確實參與過一些不人道的人體實驗——譯註

我在十五多年前就逐漸意識到，實際上有非常多學識淵博的人都是私底下的大屠殺否認者，這使我對這個問題產生了全新的看法。報紙偶爾會報導又有誰被發現其實是大屠殺否認者，然後媒體就會開始剝他們的皮、啖他們的肉，這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公眾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始終沒有什麼變化。由於當時我仍忙於其它瑣事，所以我從未與其他任何人就這一充滿爭議的話題進行交談或電子郵件交流，但我確實睜大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早在我開始閱讀有關於該主題的第一本書之前，懷疑的種子就已經被播下在了我的腦海裡。

與此同時，我對美國官方“真理報”在其它有爭議的話題上的敘事幻滅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當我十分沮喪地意識到，我們的媒體和政治領袖根本就滿口謊言的時候，他們對更久以前的那些爭議性事件的評論就更令人難以信服了。出於這些原因，我不禁對大屠殺感到越來越懷疑，現在我對這個問題抱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在圍繞《理性》的爭論發生後，我便開始試著去閱讀正反兩方的著作。

否認大屠殺的未來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許多年裡，大屠殺本來一直是一個乏人問津的話題。但從20世紀60年代之後，不知何故人們對這起事件的興趣卻忽然水漲船高，以至於現在以這一曾經備受冷遇的事件為主題的書籍已經有了上千甚至上萬本。因此，我個人讀過的那十五、二十本書仍只是滄海一粟。

我真正投入在閱讀與研究這個龐大而複雜的主題的時間僅有區區幾個星期，所以與那些已經為此從事了數年或數十年研究的人相比，我的知識肯定是相形見絀。出於這些緣故，我在上面做出的分析必定包含了很多其他人可以輕鬆揪出的錯誤之處。但有時，新手反而可能會注意到那些專業人士經常會錯過的地方，而且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同樣從未關注過這個主題的人們的想法。

我得出的結論顯然都是淺嘗輒止的，其他人在思考這些結論時務必要考慮到我是一個外行人。然而，即使作為研究這一有爭議話題的外行人，我仍然認為標準的大屠殺敘事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問題的，甚至可能從頭到尾就是錯誤的。

儘管如此，拜過去幾十年來媒體持續不斷的放送與宣傳之賜，今天大屠殺已經成為了西方文化中的某種中心符號。如果說大屠殺在今天的一般人心中可能佔據著比二次大戰更固若磐石的地位，我也不會感到絲毫意外。

然而，某些形式的共同信仰也許只是“一英里寬、一英寸深”，以前從未認真思考過這個主題的人也可能會迅速改變想法。此外，長久以來透過嚴厲的社會與經濟制裁來維持的教條，通常還有刑事處罰作為後盾，它的力量很可能其實比人們所以為的還要脆弱得多。

直到三十年前，共產黨對蘇聯及其華約盟國的統治似乎都還是穩如泰山且無可動搖的，但其實它早在那時就已經是金絮其外、敗絮其內。然後有一天，當一陣狂風襲來，整座巨大的建築就轟然倒塌。如果我們今天的大屠殺敘事將來也有這麼一天，我肯定不會感到驚訝，只怕到時那些與這個敘事休戚與共的人們就要大禍臨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