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ynthia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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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美國政府陷入四分五裂，那一定是因為公眾的輿論遭到了惡人的操弄。這既是我們最脆弱的弱點，也是這個制度的敵人最虎視眈眈的地方。操弄輿論可以使謊言變成真理、敵人變成朋友，朋友變成敵人、國家的利益變成無關緊要，瑣碎的小事變成頭等大事；一言以蔽之，它會把黑的說成是白的，白的說成是黑的。在一個受輿論左右的國家，誰掌握了輿論就掌握了權力。正直和善良的人往往無意於此，但別有所圖、不誠實且自私的人卻會不顧一切也要奪得它，這是人性的鐵律，公眾的輿論一旦被操控就會導致萬劫不復，因為獨立思考的人終究只有少數。”
——詹姆斯・菲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美國民主黨黨員，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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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可以感覺到，現在的美國正面臨著一場隨時可能引爆成為第二次全面內戰的危機。
有人可能會說，美國真的有糟糕到已經搖搖欲墜的地步嗎？而且它不是有史以來最惡劣的帝國嗎？它不是一直在禍害全世界嗎？任由它自己分崩離析，好讓全世界免於更多戰火豈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確實，如今的美國更像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帝國，而不是追求解放與自由的共和國。假如美國崩潰了，全世界是有可能得以免於更多戰火和禍害沒錯。然而，這大概只是一廂情願，也持續不了多久，因為與其說美國是一切的亂源，倒不如說它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本文不僅將探討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同時也要從這個角度來重新分析俄羅斯與美國的歷史關係。
偉大的解放者
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布廢奴令，解放了超過兩萬三千多名農奴。這不是一個輕易的決定，反而引起了極大的阻力，這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才能實現的成就。亞歷山大二世在1856年對貴族議會議長的一次演講中說道：
“你們心裡很清楚，這個壓迫人民的制度是無法長久的。與其等待農奴制自下而上的消失，我們更應該自上而下的主動終結它。我要求你們討論該如何具體實行這項計畫。”
這項法令的頒布後來也被作為人類追求自由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載入史冊，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更因此被譽為“偉大的解放者”，受到全世界的景仰。
不久後，林肯也在1863年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宣布各叛亂州內“所有被奴役的人從此恢復自由之身”。令人嘆息的是，今天的人們反而對這個決定充滿了非議。他們只因為林肯沒有在剛開戰時就發表這份宣言，便斷定他根本不是真心誠意。然而，林肯實際上一直以來都主張廢除奴隸制，他之所以一再拖延恰恰是因為美國國內的分歧實在太大，以至於人們寧願乾脆分裂這個國家，林肯理所當然反對這種想法，為此他才不得不想盡辦法從中斡旋。
從前做過奴隸、後來成為林肯盟友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雖然對落實平權的進度緩慢感到沮喪，但在跟林肯會面並理解了他的用心良苦之後，他明白了如何不使國家陷入分裂才是第一要務，他說：
“當我們有三百萬人（奴隸）的時候，實現美國獨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當我們有三千萬人的時候，拯救這個國家免於分裂與毀滅是一件更了不起的事。在我們古往今來的所有總統中，只有他有機會徹底終結奴隸制，讓他的數百萬至今仍被當作財產、畜生對待的同胞能夠抬頭挺胸，成為真正的人。”
除此之外，林肯亦曾在他還是律師時的多次演講中以最直白、犀利的口吻痛斥奴隸制的不是。在成為總統的七年前，林肯在伊利諾州皮奧里亞（Peoria，1854年10月16日）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有的人看似漠不關心，實際上卻樂見於奴隸制繼續存在，這尤其令我感到深惡痛絕。我痛恨它，因為奴隸制本身就違背了天理。我痛恨它，因為它玷污了我們的共和主義作為世界的榜樣——讓自由制度的敵人能夠有理有據的嘲笑我們是偽君子——讓自由之友不得不懷疑我們的誠意，還讓我們的許多有志之士被迫向公民自由的基本綱領公開叫板——他們批評《獨立宣言》，批評它除了自私自利之外通篇都是謊話。”
在南北戰爭期間，羅伯特・塞西爾勳爵（Robert Cecil，後稱索爾茲伯里侯爵，曾任三屆英國首相）曾在英國國會上針對這場內戰發表了他的看法：
“美國的北方各州永遠也不可能與我們為友，因為我們是競爭對手，既是政治上的競爭對手，也是商業上的競爭對手...對於南方各州，情況則完全相反。南方各州的人口幾乎都以從事農業為主，他們能夠為我們的工業發展提供原材料，消費我們用這些原材料製造的產品。維持與我們的友好關係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此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立刻就將英國視為理所當然的盟友。”
截至1840年，僅棉花一項就佔了美國出口的一半，這些由奴隸採摘的棉花有超過75%是被出口到英國。美國的奴隸棉花可以說是大英帝國的全世界廉價勞動力榨取體系的核心。
1862年的秋天標誌著南北戰爭的第一階段。當時林肯緊急發送電報給俄國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Gorchakov），告知他法國已在磨刀霍霍準備進行軍事干預，並正在等待英國首先行動。因此，合眾國的未來現在全都取決於俄羅斯是否願意出手相救。
戈爾恰科夫在答覆林肯的電報中寫道：
“您也知道，美國政府在列強中幾乎沒有朋友。英國正為發生在您身上的事情幸災樂禍；她比誰都渴望且暗自祈禱您早日被推翻。法國沒有那麼熱衷；戰爭的結果不管怎樣對她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她肯定也會想分一杯羹。她同樣不是您的朋友。您的情況實在無比凶險。捍衛聯邦的機會稍縱即逝。難道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阻止這場可怕的戰爭嗎？眼見團結的機會似乎越來越渺茫，我想提醒貴國政府，我擔憂必然會發生的分裂將成為俄羅斯最大的不幸之一，只有俄羅斯從一開始且將繼續支持您。我們非常、非常希望採取一切措施來防止如今看來恐怕已無法避免的分裂。分裂的苗頭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您會被徹底撕成碎片。”
1863年夏天，俄羅斯在電報中向林肯承諾的支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南方對北方發起的葛底斯堡之役已經失敗，紐約的反戰暴力示威也潰散了，英國已開始考慮在法國的跟進下直接進行軍事干預。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可以說是現代歷史上，一個主權國家為了拯救另一個主權國家於水火所能做到的極限。
1863年9月底和10月初，俄羅斯海軍浩浩蕩蕩抵達了美國的東西海岸線。
由於已經收到英國和法國打算在何時正式發兵的情報，俄羅斯海軍的到來簡直就是一場及時雨。
俄羅斯海軍在美國的海岸線停留了七個月之久，為的就是表達俄國義無反顧支持聯邦政府的立場！他們從未介入南北戰爭，而只有應林肯的請求留在這裡協防其它外國勢力的介入。
要是俄羅斯沒有派救兵過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出兵協助南方邦聯，然後將美國一分為二。美國的國土得以保持完整，俄羅斯海軍著實功不可沒。
唯一能夠代表俄羅斯決定是否宣戰的亞歷山大二世在1879年8月17日接受美國銀行家沃爾頓・巴克（Wharton Barker）採訪時說（採訪發表於1904年3月24日的《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英國和法國曾在1862年秋天以正式但非官方的形式向俄羅斯提議，由歐洲列強共同承認美利堅聯盟國的合法性。當下我立刻就回答說：我絕不苟同這樣的提議；我不會坐視不管。相反的，我決定將法國和英國是否承認美利堅聯盟國，作為俄羅斯是否宣戰的理由。為了使法國和英國政府明白這不是在虛張聲勢，我還將派遣一支太平洋艦隊前往舊金山，另一支大西洋艦隊前往紐約。
...我這麼做全是為了我親愛的俄羅斯，而不是為了美利堅合眾國。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很清楚，一旦美利堅合眾國及其至今為止所取得的先進工業發展被毀於一旦，現代工業發展的未來就會落入英國的手裡。”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上面提到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先進工業發展究竟是指什麼呢？簡單來說，他指的其實是漢密爾頓奠定的經濟學體系。值得一提的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1791年完成的報告《論製造業發展》（Report on Manufactures）後來也在1807年的聖彼得堡正式出版，且是由俄羅斯財政部長D.A・古里耶夫（D.A. Guryev）親自撥款贊助。
漢密爾頓在獨立戰爭期間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彼時的美國不僅深陷債務泥淖、欠缺基礎發展且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家。漢密爾頓通過聯邦政府接管並將其轉化為生產性信貸的方式解決了各州的債務問題，再由國家銀行主導大規模的對內投資，大大促進了製造業的發展。任何想瞭解更多的人都應該閱讀安東・查特金（Anton Chaitkin）的《我們是什麼鑄成的：美國的進步奮鬥之路》（Who We Are: America’s Fight for Universal Progress）。
在為漢密爾頓的報告譯本所寫的介紹中，俄羅斯教育家V・馬利諾夫斯基（V. Malinovsky）寫道：
“美國與俄羅斯的相似之處體現在土地之廣闊、氣候之多樣、自然環境之豐富、人口與實際佔地之不成比例，以及整個國家依然朝氣蓬勃上。因此，美國的所有制度、言論和政策，也都宛如是為我們的國家量身打造。”
亞歷山大二世認為“美國模式”是唯一能夠挑戰帝國主義的經濟體系，在他看來帝國主義才是一切奴隸制的萬惡之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已經證明了奴隸的低效和成本根本無法與機械工業競爭。機械工業的發展將帶動鐵路建設，使得各國得以逐漸擺脫英國的海上霸權。
美國模式
1842年，沙皇尼古拉一世聘請美國工程師喬治・華盛頓・惠斯勒（George Washington Whistler）來監修美國的第一條大型鐵路，聖彼得堡－莫斯科鐵路。在19世紀60年代，亨利・凱里（Henry C. Carey）的經濟學也在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卡修斯・克萊（Cassius Clay）籌辦的聖彼得堡大學教育中得到了推廣。凱里是林肯十分倚重的經濟顧問，也是那個時代最堅定的漢密爾頓主義者。
謝爾蓋・維特（Sergei Witte）是1889－1891年的俄羅斯財政部長，之後更在1905年當上宰相，他在1889年發表過一篇極具影響力的報告《論國民儲蓄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National Savings and Friedrich List），它直接催生了1891年俄羅斯的新海關法，使得俄羅斯經濟得以在接下來幾年突飛猛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公開將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歸功於漢密爾頓。
林肯的太平洋鐵路建設計畫負責人格倫維爾・道奇將軍（Grenville Dodge）也為俄羅斯的跨西伯利亞鐵路提供了不少建議，靠著賓夕法尼亞州出口的大量鋼材與機關車（locomotives），這條鐵路才得以在1890－1905年順利完工。
謝爾蓋・維特在1890年的預算報告中寫道：
“鐵路就像酵母，使文化結晶在人們持續不斷的來往中發酵。哪怕途中碰見了一群野蠻人，鐵路也會讓他們變得文明開化。”
謝爾蓋・維特在描述他的俄羅斯鐵路建設計畫時，更明確表示他將比照美國的政治經濟模式：
“鑒於機關車嚴重不足的現狀，我決定採納美國實施已久的交通系統，也就是採用俗稱的‘美國模式’。”
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著又在1906年下令展開美俄白令海峽隧道建設計畫，他批准了一個美國工程師團隊來研究這項建設的可行性。
在美國模式的擁護者謝爾蓋・維特的帶領下，俄羅斯的跨西伯利亞鐵路終於在1905年圓滿完工。在跨西伯利亞鐵路的處女行中，由費城製造的火車一路穿越了俄羅斯的腹地，當初促成阿拉斯加購地案的所有關鍵人物如今也都參與了俄羅斯的跨洋鐵路建設計畫，這絕非偶然。
俾斯麥的關稅同盟
1876年，亨利・凱里舉辦了世界博覽會，來自三十七個國家共計一千萬人蜂擁入費城，一睹美國在機械工業方面取得的豐碩成就，美國經濟正是靠著它們才得以登上世界第一。
僅僅三年後，奧托・馮・俾斯麥率先打破了日耳曼地區一盤散沙的貿易體系，並仿照美國實施德國版的關稅政策。德美關係在這段期間變得如此緊密，以至於俾斯麥在國會的演講（1879）甚至曾被麥金萊（McKinley）在美國國會上加以引述：
“美國在物質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稱無與倫比。美利堅民族不僅成功打出並贏得了一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代價最高昂的戰爭，甚至還在戰後迅速解散軍隊，使官兵紛紛卸甲歸田，償清了大部分債務，讓那些在歐洲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願意遠道而來的人們安居樂業，又輕徭薄稅，起到藏富於民之效...依我之見，美國的繁榮乃奠基於其保護性的政策，故我敦促德國現在應該立刻開始效仿美國的關稅制度。”
俾斯麥一直在積極推動從柏林通往巴格達的鐵路，經過無數的阻力與延誤後這條鐵路最終在1940年完成。如果它能在俾斯麥還在世的時候就竣工的話，中東本來可以避免被《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肢解的悲慘命運。
1869年，日本的現代主義者與信奉林肯－凱里思想的美國戰略家們合作展開明治維新，實現了日本的工業化。
在19世紀80－90年代，信奉林肯－凱里思想的費城實業家們承包了中國的大型基礎設施和國家建設項目，夏威夷基督教傳教士弗蘭克・達蒙（Frank Damon）也為這個凱里戰略集團出了很多力，在孫中山創立革命組織、建立現代中國的背後發揮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孫中山本人亦不吝於表達他對林肯治下的美國及其所代表的新多極體系的欽佩之情：
“普天之下的人們都將受惠於美利堅合眾國的工商業發展。擁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必將成為另一個經濟意義上的新世界。所有協助中國發展的國家都將從中獲得莫大的益處。再說，沒有什麼比這種列國之間的合作，更能彰顯人類四海一家皆兄弟的真諦。”
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的？
明明全世界曾經可以為了彼此的益處而聯合起來對抗帝國主義的經濟體系，這不禁使人納悶：“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般田地？”
為了快速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美國模式擁護者是如何遭到一連串暗殺與軟政變挫敗（見下圖）。
亨利・凱里在他的《利益的和諧》（Harmony of Interests，1851）中說得很清楚：
“如今的世界正徘徊在兩個不同的體系之間；其中一個希望擴大從事貿易與運輸的人員和資本比例，減少生產貿易商品的比例，進而壓低所有人的勞動回報；另一個希望擴大從事生產的比例，減少從事貿易與運輸的比例，從而保證所有人的勞動回報，使勞動者享有良好的工資，資本家享有合理的利潤。其中一個主張貧窮、無知、寡民與野蠻；另一個主張富裕、繁榮、睿智、互惠與開化。其中一個主張世界戰爭；另一個主張世界和平。前者就是英國模式，後者我們則可以自豪地稱之為美國模式，因為它是有史以來唯一一個致力於追求全世界的解放與平等的制度。”
這兩個體系究竟鹿死誰手還猶未可知，因為戰鬥尚未結束，如果我們打算在抵達終點之前就放棄那便太愚蠢了。我們今天的選擇將決定未來何去何從，是要走向自由與繁榮，還是走向我們的自由淪為隨時可以被統治階級施捨或剝奪的“恩惠”，這一切都還有待觀察。
因此，讓我們記住林肯的話，他在與擁護奴隸制的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辯論中說道：
“即使道格拉斯法官和我都不再跟彼此白費口舌，這個國家的問題也不會就這麼消失不見。現在這是兩個原則——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永恆鬥爭。這兩個原則自古以來就一直爭鋒相對，並將繼續鬥爭下去。它們一個代表人類的共同權利，另一個代表君王頭上的冠冕。”
想要更詳細的瞭解這段歷史，可以參考本作者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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