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synarchy-the-hidden-hand-behind-the-european-union
BY LYNN PICKNETT & CLIVE PRINCE
儘管是否存在一個單一的全球精英議程仍有待商榷，據說他們的議程已不只是要讓自己變得非常、非常富有這麼簡單而已，但有些團體出於各種理由而想要統治世界卻是不爭的事實。隨著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日益全球化，現在即使是規模相對較小的群體也可以輕易取得凌駕於萬人之上的地位。其中有一個陰謀團體更是——令人震驚的——凸顯了一個躲在陰影裡的小團體能夠在狂熱的信仰驅使下實現多大的成就。就像我們現在所在的英國就有一個這樣的團體，它已經存在了超過一個世紀。雖然它的人數不多，但影響力卻不容小覷。
我們對這個主題的研究——在《星際之門陰謀》（The Stargate Conspiracy，1999）和《錫安啟示錄》（The Sion Revelation，2006）中有詳細的討論——證明了歐盟從一個單純的貿易共同體發展到接近超級大國背後的每一步都可以追溯到一種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這是一種支持精英在幕後統治的意識形態。但這一切不僅僅關乎政治。讓人驚訝的是，這種意識形態甚至也與神秘主義和魔法有關。
這種陰暗的政治－神秘學運動就是共治主義（synarchy），由法國人約瑟夫・亞歷山大・聖伊夫（Joseph Alexandre Saint-Yves），即達勒維德侯爵提出，以反對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他理想中的共治主義國家是一個階級森嚴的社會，並由生來即是統治者的精英負責治理——這顯然與當時風起雲湧的民主、個人自由與社會解放風潮格格不入。
聖伊夫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這樣的願景早在他的第一本書《東方之鑰》（Keys to the East，1877）中就出現了。他相信他的理想社會反映了深刻的宇宙法則，他設想中的精英就是在行使這些法則。與此同時，他們也直接受到主宰宇宙的更高力量的引導——至少他是這麼相信的。
聖伊夫宣稱在久遠的過去曾經有一個先進的文明——當然是實施共治主義——統治了全世界。這個黃金時代從公元前7500年一直持續至前4000年，之後一場突如其來的全球災難摧毀了這個文明，於是這才產生了像亞特蘭提斯這樣的傳說。自那時起，更高的神秘力量便會週期性的重新傳播共治主義思想，並派遣或指導像摩西和耶穌這些人物來教化世人——當然也包括聖伊夫本人。
他採用了19世紀的神秘學和神智學界十分流行的觀點，即有一群靈性發達的大師——對他來說是共治主義思想的守護者——隱居在喜馬拉雅山上的一個叫做阿加森（Agartha）的世外桃源。他甚至曾向身邊最親密的人透露，他曾被他們派來的使者拜訪過。
他的歷史觀還有一個重要的一點是，他認為古往今來的秘密社團其實都在傳承著共治主義的思想。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口中的“共治主義的精神之父”就是那群最常出現的嫌疑人——聖殿騎士團。
在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那段時間裡，聖伊夫的思想在法國及歐洲其它地方的政壇引起了不少認真的討論。他在1886年成立了一個政治經濟研討社，以促進政商領袖的團結。共襄盛舉的有幾位法國國會的議員，包括政府部長弗朗索瓦・塞澤爾・德馬希（François Césaire Demahy）——他後來創立了極具影響力的法蘭西民族主義運動（Action Française）——還有在1920年成為法國總統的保羅・德沙內爾（Paul Deschanel）。聖伊夫本人亦在1893年被授予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然而，最終聖伊夫的追隨者意識到事情必須改變。在他於1909年與世長辭後，尤其是在一次大戰後一片愁雲慘霧的狀態下，他們深知現在已經無法再依靠傳統的方法來實現野心——於是他們開始轉向地下。他們決定將自己的成員安插進政治和經濟機構的重要職位好建立，借20世紀的政治史學家理查德・F・奎塞爾（Richard F. Kuisel）的話說，“一個由開明的精英組成的世界政府”（註1）。共治主義從此變成了“秘密社團統治”的代名詞，而在實務中要分辨一個人究竟是真的共治主義者還是僅僅受其影響往往是很難的。
走向歐洲“合眾國”
19世紀末最出名的聖伊夫追隨者是熱拉爾・昂科斯醫生（Gérard Encausse，別名“帕普斯”），他是法國神秘學界的泰斗。他融合了他的“精神導師”、18世紀神秘哲學家路易斯・克勞德・德・聖馬丁（Louis-Claude de Saint-Martin）和他的“知識導師”聖伊夫的教誨。昂科斯創立的馬丁教團（Martinist Order）吸收了共治主義思想——這使得它對政治抱有異常的野心，甚至企圖建立“歐洲合眾國”。多麼不自量力的妄想，至少正常人都會這麼認為...
隨著昂科斯在1916年逝世，馬丁教團也因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發生分裂。在維克多・布蘭查德（Victor Blanchard）——法國眾議院秘書長——的帶領下，一群激進分子另組了一個馬丁主義與共治主義團體，並在1922年正式成立共治中央委員會（Synarchic Central Committee），試圖吸引有前途的年輕公務員和“優秀商業家族的年輕一輩”（註2）。該委員會很快在1930年發展成為共治帝國運動（Synarchic Empire Movement）或MSE（Mouvement Synarchique d’Empire），由珍娜・卡努多（Jeanne Canudo）和維維安・波斯特爾・杜・馬斯（Vivien Postel du Mas）這兩位熱心分子領導。
卡努多在今天是作為一位精力充沛的歐洲統一活動家與20世紀30年代多個青年團體的創始人而為人所知，這些青年團體的部分成員也都加入了她與波斯特爾・杜・馬斯共同領導的共治主義組織。
這段歷史的一位重要見證人是著名的巴黎文學家莫里斯・吉羅迪亞斯（Maurice Girodias，《O的故事》〔The Story of O〕、《蘿莉塔》〔Lolita〕、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色史》（Sexus）和威廉・柏洛茲（William S. Burrough）的《裸體午餐》〔The Naked Lunch〕等轟動一時的作品都是他的出版社發行的）他在20世紀30年代還是個青年的時候參與過卡努多的團體和波斯特爾・杜・馬斯在豪華公寓舉辦的神秘學聚會，他們會在那裡透過一位名叫勞蕾特（Laurette）的通靈少女進入恍惚狀態來聆聽“秘密大師”的指示。吉羅迪亞斯後來在回憶馬斯的沙龍時曾說：“當時來參加的人有科學家、公司董事和銀行家。”（註3）
機密文件
一份非常重要且嚴格保密的文件在MSE內部傳閱——其存在直到1941年才為外人知悉——它的標題是《法蘭西帝國共治主義革命公約》（The Synarchist Revolutionary Pact for the French Empire），通常簡稱為《共治公約》。這份文件的作者是誰仍眾說紛紜，但目前推測可能是波斯特爾・杜・馬斯和商人讓・庫特羅（Jean Coutrot）。庫特羅在納粹佔領時期死於非常可疑的自殺，人們在整理他的財產時發現了這份文件的副本，它的存在這才被曝光出來（註4）。
這份陰森的文件提出了一個“隱形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計畫：即通過滲透到高層職位的方式來從內部接管國家。計畫的第一步是要先控制法國，然後再開始建立“歐洲合眾國”...
聖伊夫並沒有發明歐洲聯邦的概念。例如，維克多・雨果被認為是第一個使用“歐洲合眾國”一詞的人，不過——這或許不是巧合——他曾在19世紀80年代的海峽群島法國僑民社區與聖伊夫共處過一段時日。
但要直到奧地利伯爵理查德・康登霍維・凱勒奇（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在1923年創立泛歐洲運動，這種思想才真的變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奧托・馮・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曾用充滿欽佩的口吻形容凱勒奇是歐洲統一的“嚮導與先知”。凱勒奇也贏得了溫斯頓・邱吉爾的尊敬，後者從1930年開始支持歐洲統一，更曾為凱勒奇的著作《一個征服世界的理念》（An Idea Conquers the World）寫序。凱勒奇相信宇宙中的更高力量在冥冥中影響著一切，這使他看起來很像是一個共治主義者（可惜的是，我們並不清楚邱吉爾對這些神秘思想有什麼看法）。但的確有證據顯示，他與法國的共治主義者過從甚密。
在他們出版於1968年的《共治與權力》（Synarchy and Power）中，安德烈・烏爾曼（André Ulmann）和亨利・阿索（Henri Azeau）採訪了MSE的一位成員，後者聲稱“正是MSE啟發了凱勒奇的行動和他的泛歐主義。”（註5）由珍娜・卡努多成立的泛歐團體也獲得了凱勒奇的支持。
莫里斯・吉羅迪亞斯從十六歲時就開始參與共治主義者的活動，在1935年神智學會舉辦的一次演講上，他被由波斯特爾・杜・馬斯和卡努多帶領的一群身穿華麗聖殿騎士服裝的人給深深吸引了。他從旁人口中得知他們是一群“抱有政治意圖的神智學異議分子，並且與凱勒奇伯爵有聯繫...他是歐洲合眾國的提倡者...那些人的目標是要組建一個泛歐政黨，並從歐洲開始在全世界建立一個崇尚唯靈論思想的社會。”（註6）波斯特爾・杜・馬斯也承認，凱勒奇是他和卡努多最熱心的兩個支持者之一。
蒙面幫與光明會
在一次大戰後的百廢待舉中，法國跟歐洲的其它國家一樣正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左右徘徊。20世紀30年代中旬先後出現了幾個秘密的極右派團體，其成員既有平民也有軍方的人員，這些團體都屬於同一個網路，並由三個人組成的最高委員會負責掌控。雖然它並沒有給自己取名字，但媒體習慣稱它為蒙面人集團（Cagoule）——或是聽起來更具黑社會色彩的“蒙面幫”（Hood）。
《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駐巴黎記者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曾總結說，蒙面幫是一群“骯髒下作的恐怖分子，他們四處殺人、投放炸彈，企圖推翻共和國並建立一個效仿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國家的專制政權。”（註7）義大利暗中向蒙面人集團提供資金與武器，作為回報，蒙面人會去刺殺那些流亡到法國的反法西斯義大利異議者。
蒙面人集團的領導者是曾獲頒法國榮譽軍團勳章的尤金・德隆克（Eugène Deloncle），其他成員則有亨利・馬丁博士（Dr Henri Martin）和喬治・格魯薩德上校（Georges Groussard），後者負責統領軍方內部的蒙面人成員。蒙面人集團受到了富有實業家的資助，其中包括創立萊雅公司的尤金・舒勒（Eugène Schueller）——他顯然認為資助共治主義是一筆“值得”的投資——甚至允許他們在萊雅公司的總部開會。
儘管大部分的蒙面人都只是極端的反共分子，且可能從未接觸過共治主義，但毫無疑問MSE與蒙面人的最高委員會，尤其是德隆克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得到了夏勒和理查德・奎塞爾的確認，後者寫道：“奇怪的是，雖然蒙面人集團視共濟會如仇寇，但它卻把共濟會的儀式、象徵主義和招募方法全都學了個遍。蒙面人集團的領袖德隆克甚至曾說過，他們的招募方式是參考了當初光明會的‘鏈式招募法’。”（註9）
基本上，共治主義者通過德隆克控制了這個恐怖團體，而且他們密謀製造緊急狀態，然後再扶植一位強而有力的領袖來打著“公共安全”的名號恢復秩序。這位被他們相中的領袖就是菲利普・貝當元帥。
1937年9月，一連串的連環炸彈爆炸案震撼了巴黎，它們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讓這座城市陷入混亂。幸運的是，警察及時在郊外找到了軍火彈藥的藏匿處，並循線逮賭了德隆克。
一份官方調查報告明確提到了MSE，並指出“共治主義運動的追隨者人數眾多，且他們已經把持了不少政府要職，隨時準備好起事。”（註10）
那群共治主義者的影響力再怎麼高估都不為過。他們無論在過去——當然也包括今天——都絕不只是一群無名小卒。而且這場陰謀最主要的其中一位涉嫌人不是別人，正是日後法國任期最長的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儘管他後來將自己重新包裝成社會主義者，但他在二次大戰之前與期間卻是非常激進的右派分子。
甚至在當時就要謠言說密特朗是蒙面人集團的一員。更令人譁然的是，亨利・馬丁的家人還聲稱在1937年投放炸彈的人就是他（註11）。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密特朗是一名蒙面人，且他在20世紀90年代這段舊事被重新挖出來時也是極力否認，但他當然沒有真的置身事外，他與這一切不僅有著政治上的——甚至也包括神秘學上的聯繫。
密特朗篤信精英統治——最好是只有一個精英；也就是他自己。儘管出身相對普通，密特朗仍始終抱著一股強烈的優越感，他以自己的家族來自布爾日市而自豪，那裡有一片叫做香榭麗舍密特朗（Champs de Mitterrand）的田野，正好坐落在法國的中心。“密特朗”這個名字的意思實際上就是“中央的土地”。
當密特朗終於如願以償坐上總統寶座，他任人唯親的“家族”式行事作風很快就引起了非議，他曾說過他只需要“五十個有能力的朋友就可以治理這個國家”（註12）。早在戰前的那段日子裡，他就已經在積極結識蒙面人集團中的一些有頭有臉的成員，尤其是德隆克身邊的人們。
密特朗是刺殺義大利反法西斯鬥士羅塞利兄弟的殺人兇手讓・布伊弗（Jean Bouyver）和德隆克的助手弗朗索瓦・梅泰尼耶（François Méténier）的好友，梅泰尼耶因為涉入1937年連環爆炸案而被判處了二十年的徒刑。但最重要的是，密特朗的哥哥羅伯特（Robert Mitterrand）娶了德隆克的姪女。因此，說密特朗不認識蒙面人集團的幕後主使和那些最上層的共治主義者反而不太可能。此外，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就像德隆克一樣，密特朗也對充滿神秘學色彩的事物深感著迷。
希特勒友邦的秘密
儘管蒙面人集團為了扶植貝當上台而製造緊急狀態的計畫失敗了，但這一目標仍然被三年後的一場更大的危險實現了。1940年6月，納粹德國攻陷法國全境，貝當則成為了首都設在維琪的納粹魁儡政府的領袖。
幾乎就在法國極不光彩地投降之後，立刻就出現了一些傳聞聲稱是軍方內部的某些人故意不抵抗，因為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與納粹合作的方式來幫助貝當上台，好實現這個國家的改朝換代。
更令人不安的是，烏爾曼和阿索採訪的那位前MSE成員還告訴他們，MSE有一位非常資深的成員，他是20世紀20－30年代接受過這個組織培訓並在未來成為政壇上的明日之星的那些年輕人的“導師之一”，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馬克西姆・魏岡（Maxime Weygand，註13）。他的妻子是聖伊夫的曾姪女這一點絕非巧合，而在二次大戰爆發時他本人更是法國與英國聯合軍的最高指揮官，同時也是他在1940年6月勸說法國政府向希特勒妥協。
法國研究人員羅傑・門尼維（Roger Mennevée）認為維琪法國的成立正應驗了《共治公約》中概述的第一階段計畫——首先控制法國，然後再奪取歐洲——這次他們要利用德國人來做到蒙面人集團三年來始終無法實現的目標（註14）。據烏爾曼和阿索指出，不管是不是巧合，維琪政府的組織架構完全就是照著共治主義者的方案來規劃的。
法國的淪陷與維琪政府的成立都被共治主義者視為再好不過的機會。在巴黎，波斯特爾・德・馬斯和卡努多熱烈歡迎德國佔領軍的入主。一位研究卡努多的研究人員曾指出：“在1940年那會，他們（共治主義者）大多數人不是活躍在維琪政府的權力走廊中，就是縱橫在巴黎的通敵圈子中。”（註15）
毫不奇怪的是，過去的蒙面人們紛紛在維琪政府中飛黃騰達，他們有不少人成為了令人聞之色變的法蘭西民兵（Milice），也就是維琪政府的蓋世太保。德隆克在出獄後創立了一個以建設“新歐洲”為綱領的政黨，亨利・馬丁和格魯薩德上校則在情報部門身居要職。歷史學家約翰・赫爾曼（John Hellman）曾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從前的蒙面人才是“真正在幕後控制、操縱與命令貝當法國的黑手。”（註16）
雖然蒙面人集團和共治主義者之間的聯繫也許有臆測的成分，但後者在維琪政府中活躍卻是不爭的事實。夏勒說，“毫無疑問”共治主義者“滲透了商業、金融乃至政府官僚機構的各個重要職位”（註17）。當然，MSE培養的許多年輕人也在維琪政府中步步高升——包括伊夫・布蒂利耶（Yves Bouthillier），他是維琪政府1940－1942年間的財政部長。
那麼密特朗呢？他在1940年6月被捕入獄，並在1941年12月從納粹佔領區逃到維琪地區。他在那裡受到了前蒙面人們的歡迎，他們幫他安排了各種職位（他的主要後台是他的兄長和德隆克），他甚至在1943年被授予維琪法國的最高榮譽－法蘭西戰斧勳章。
但密特朗卻在不久之後迅速改變立場、轉投抵抗運動，並隻身前往倫敦加入自由法國政府——而這也是他在戰後唯一願意提起的過往。跳出維琪政府這艘船的不只有他一個人。許多法國的共治主義者都已開始跟盟軍暗通曲款，因為局勢已經越來越明顯的對希特勒不利。亨利・馬丁加入了美國的戰略情報局（OSS），德隆克則與英國的特別行動執行處（SOE）合作，後來他在1944年1月與蓋世太保的槍戰中喪生。
1943年11月，一群自由法國的情報專家撰寫了一份報告，他們仔細研究了維琪政府與抵抗運動中的共治主義者，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們確實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註18）。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密特朗居然就這樣搖身一變變成了抵抗運動的英雄與左派政治家，而他與維琪政府的關係以及他的極右派背景卻完全被遺忘了，這種失憶症更在戰後席捲了整個法國。
但是，鑒於他對共治主義者抱有明顯的同情態度，還有他與他們的種種糾葛，很顯然他們終究是一丘之貉——即便他總是百般否認。憑著他的野心、人脈以及為了實現目標可以不惜像變色龍般左右逢源的身段，他不管怎麼看都像是一位完美的共治主義者。但迄今為止最可疑的實際上是他為了建立歐盟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歐盟：不為人知的一頁
整個“歐洲聯盟”計畫始於1950年5月9日，當時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宣布法國與西德已同意對其煤炭和鋼鐵工業進行協調合作。義大利、比利時、荷蘭與盧森堡隨後也表態跟進，並在七年後正式簽署《羅馬條約》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EC）。
舒曼實際上只是負責打頭陣。真正在背後出謀劃策的人是讓・莫內（Jean Monnet），他是戰後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商人和經濟學家。他早在戰前與戰時就為自己打好了龐大的跨國權力根基，使他在遠離公眾視線的同時依然能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正是莫內說服盟軍不顧羅斯福的反對支持戴高樂將軍，作為回報，戴高樂將重建法國的經濟與工業的重責大任交給了他——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奠定基礎的大好機會。
《舒曼宣言》（Schuman Declaration）可以說是莫內精心規劃的一步棋（註19），他說服法國和西德政府成立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來協調它們的產業，而沒有讓它們意識到自己究竟簽署同意了什麼。一個機構可以一邊控制各個國家的產業，一邊卻又保有自己的獨立自主權，這無疑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概念，並且為後來的一切奠定了基礎。不出所料，莫內本人成為了這個新機構的主席，而這個機構的名字就叫做——充滿了令人不寒而慄的奧威爾式色彩——歐洲煤鋼共同體最高權力機構（High Authority）。然後舒曼也在1958年成為了歐洲議會的第一任議長。
所以這一切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答案是，莫內就是共治帝國運動在戰前的另一位狂熱支持者。波斯特爾・德・馬斯曾在1936年告訴莫里斯・吉羅迪亞斯，莫內跟凱勒奇兩人是共治主義議程最具影響力的追隨者。莫內也曾公開支持卡努多的泛歐團體。烏爾曼和阿索採訪的那位前MSE成員甚至形容莫內是一位“正港的共治主義者...對於真正的同修（initiates）來說，他的忠誠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註20，注意“同修”這個極具神秘學色彩的措辭）
舒曼也在戰前就與共治主義產生了交集，雖然不是那麼直接的關係：他曾與法學教授路易・勒・富爾（Louis Le Fur）一同共事，研究法國的政治改革與歐洲一體化，而後者正是一名共治主義者。
權力的目的是權力
1968年的《歐洲單一法案》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與人員流動，這項法案可以說是《舒曼宣言》以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經過多年的發展，現在連英國和愛爾蘭都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但它並不會就這麼止步於此。
密特朗抓緊時機開始呼籲不僅要在經濟上，而是還要在政治上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盟。1992年的《馬斯垂克條約》不只使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更上一層樓成為了歐洲聯盟，而且它還首次明確賦予了歐洲議會對各成員國的權力（在此之前議會只能提供諮詢）。這會是歐洲合眾國的開端嗎？同時這項條約還處理了單一貨幣的問題，宣布要建立“歐元區”和歐洲央行——結果它們在今天都陷入了深重的泥淖。所有這一切都是出自密特朗的倡議（在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赫的支持下），包括將共同體的名稱直接改成“歐盟”。《共治公約》的目標已幾近成真。
密特朗從1981年開始謀求總統連任——但與十六年前不同的是，這次的他有了莫內的支持，他成功了。他兩次連任，當了七年的總統，他本來還想繼續再拼第三任，只是因為癌症的關係才不得不作罷，最後他在1996年因病去世。貪贓枉法、任人唯親幾乎就是密特朗的總統任期所給人們留下最大的印象了。
有些政治歷史學家認為，除了追求權力、為自己與裙帶黨羽們謀取私利之外，密特朗根本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抱負或理念——也許只有“歐洲聯盟”例外。一個完全一體化的歐洲是他夢寐以求的理想，他甚至曾說這個理想對他而言“高於一切”。
但密特朗真的是一位共治主義者嗎？若從他在戰前與蒙面人集團的領導層的關係來看，他確實很像是屬於那一掛的人。他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當然也符合共治主義者的思想。還有他對神秘學的興趣——這一點常常被密特朗的傳記作家有意無意淡化，不過尼古拉斯・博納爾（Nicolas Bonnal）的《密特朗，一代啟蒙者》（Mitterrand, the Great Initiate，2001）卻沒有迴避這一事實。他喜歡聽取占星學家的意見——甚至是在做出重大外交決策的時候——他也相信輪迴轉世，就連對UFO他也充滿了興趣。
更讓丹・布朗的粉絲——其實也應該包括我們自己的粉絲——感到興奮的是，他還對抹大拉的馬利亞抱有非比尋常的崇敬之情，自古以來就在供奉馬利亞的韋茲來（Vézelay）幾乎是他心目中的聖地。在1981年的競選行程中，他也抽空參觀了著名的“神秘村莊”雷恩城堡（Rennes-le-Château，實際上這只是他過去數次造訪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
綽號“獅身人面像”的密特朗亦對古代文明十分著迷：作為總統，他非常關心法國博物館和大學的埃及文物收藏，他堅信古埃及與古代法國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聖伊夫一定會同意這一點。
密特勒還以總統的身份撥出大約三百億法郎用於公共建設，其中大部分在巴黎。就像古往今來的所有自大狂，他非常執著於要在歷史上留下堅實、有形的印記。但顯然這不是只有裝模作樣那麼簡單而已。甚至連主流作家都承認他的大興土木背後具有某種神秘學含義，例如瑪麗・德拉魯（Marie Delarue）就在她1999年的《共和國的法老王》（A Republican Pharaoh）中將這些建造在巴黎的建築稱作“啟蒙之旅的地標”，並指出它們“似乎更多神秘主義以及密特朗對赫耳墨斯主義、神聖科學的興趣，而不是社會主義政府的政治考量有關。”（註21）
他最出名的建設政績是羅浮宮外的大型玻璃金字塔，其在1993年作為法國大革命兩百週期的紀念象徵而揭幕，明顯是在寓意古埃及與法國之間的不解之緣。但坐落在巴黎拉德芳斯地區的新凱旋門才是最宏偉氣派的一個，它是在1989年完工，由丹麥建築師奧托・馮・史普雷克爾斯（Otto von Spreckelsen）操刀設計。奇怪的是——也可以說是相當大膽的——它表現出來的成果是一個超維立方體的三維“影子”，設計師說它代表了“宇宙之門”，也就是“星際之門”...
但“密特朗最絕美、最神秘也最不為人所知的建設”（註22）——同時也是他個人最喜歡的——則是1989年在戰神廣場落成的人民與民權紀念碑，它的位置正好就在埃菲爾鐵塔的下方。它的設計仿照了古埃及的喪葬神殿，並且會在夏至的時候與升起的太陽對齊，它本身從上到下都充滿了象徵主義，其中大部分是共濟會的象徵。密特朗去世後，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他在生前經常趁夜來參觀這座紀念碑，在它面前默默地冥思。
總之無論是在行為還是信仰上，密特朗都非常符合共治主義者的形象。但請記住，共治主義的精英們還相信自己能夠與強大的非人類智慧接觸，並且這種非人類智慧在幕後暗中指導著一切。或許，密特朗只不過是這群共治主義精英的提線木偶也說不定。
所以...
從《舒曼宣言》到今天的歐盟當然不是一帆風順。它一再遭到那些反對歐洲聯邦的人阻撓，而且還有不少既得利益者——不管是政治、經濟還是犯罪領域——試圖把握機會在其中分一杯羹。僅憑共治主義者們也不可能獨自策劃與統籌這一切。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可否認的是，事情確實是在依照聖伊夫和他的追隨者所願的方向發展。鑒於這一過程中的幾乎所有關鍵的每一步都跟共治主義者有所牽連，因此忽視他們在歐盟建立背後的影響力無疑是不明智的。
當然，聖伊夫的理想可不僅止於歐盟和歐元區而已。它們不過是一個真正的歐洲合眾國這個終極的共治主義夢想的開始。如何在這些基礎上繼續再接再厲，實現更緊密的一體化，這要取決於各國的利益分歧能否被克服，至少在目前來看這還很遙遠——除非假以時日，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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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Richard F. Kuisel, ‘The Legend of the Vichy Synarchy’, i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spring 1970, 378.
2. André Ulmann and Henri Azeau, Synarchie et pouvoir (Julliard, 1968), 63.
3. Maurice Girodias, Une journée sur le terre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1990), vol. I, 411.
4. The Pact was finally published in 1946 by Raoul Hussan, writing under the pseudonym Geoffrey de Charnay, in Synarchie: Panorama de 25 années d’activité occulte (Médicis).
5. Ulmann and Azeau, 64.
6. Girodias, vol. I, 149.
7. William L. Shirer, The Collapse of the Third Republic: An Enquiry into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William Heinemann, 1970), 209.
8. See Shirer, 217-20.
9. Kuisel, 385.
10. Quoted in Jean-Raymond Tournoux, L’Histoire secrète (Plon, 1962), 173.
11. The allegation was made to journalist Pierre Péan, during his research for Une jeunesse française: François Mitterrand 1934-1947 (Fayard, 1994), see page 109.
12. Quoted in John Laughland, The Death of Politics: France under Mitterrand (Michael Joseph, 1994), 60.
13. Ulmann and Azeau, 116.
14. Writing in Action, 2 November 1945.
15. De Charnay, 69.
16. John Hellman, The Knight-Monks of Vichy France: Uriage, 1940-1945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1.
17. Shirer, 218.
18. The report is reproduced in Ulmann and Azeau, pages 293-310. Ulmann was one of the Free French analysts, who worked alongside Mitterrand after his ‘defection’.
19. See, for example, Merry and Serge Bromberger, Jean Monnet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Coward-McCann, 1969).
20. Ulmann and Azeau, 63.
21. Marie Delarue, Un pharaon républicain (Jacques Grancher, 1999), 8.
22. Delarue, 50.
本文作者琳恩・皮克奈特（Lynn Picknett）和克萊夫・普林斯（Clive Prince）一起合著了《都靈裹屍布：達文西如何愚弄歷史》（Turin Shroud: How Leonardo Da Vinci Fooled History）及其它八本書。他們最著名的作品是1997年的《聖殿騎士啟示錄》（The Templar Revelation），這本書也被丹・布朗承認是《達文西密碼》的主要靈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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