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2日 星期一

俄羅斯超心理學研究的變遷

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the-changing-face-of-russian-psi-research


BY LOUIS PROUD



蘇聯人真的是超自然研究的專家嗎?他們是否像冷戰時期的一些研究人員所說的那樣,在超心理學領域無人能敵?如果是的話,今天的俄羅斯人又是如何呢?


關於這個問題,羅伯特・托特(Robert C. Toth)的神秘案件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線索。


托特謎案


1977年6月11日,人在莫斯科的《洛杉磯時報》記者羅伯特・托特突然遭到拘捕,而這一切都要從一位名叫瓦列里・佩圖霍夫(Valery G. Petukhov)的蘇聯科學家秘密轉交給他的論文開始說起,佩圖霍夫自稱是國家醫生和生物研究所的生物物理實驗室主任,據說這些論文牽涉到了“國家機密”,因此托特取得它們當然是非法的。他還沒來得及仔細研究這些論文就被抓了。


這些論文很可能紀錄了佩圖霍夫在超心理學領域進行的開創性研究的成果。托特被告知,活體細胞在進行分裂的時候會釋放出某種可以“偵測與測量”的粒子,並且這些粒子能夠“攜帶訊息”,這似乎可以解釋“心靈感應”及其它類似性質的現象的原理。


托特聲稱,他才剛一拿到論文,一輛小型汽車立刻就停在了他旁邊,然後從車中走出了五個男人,他們的打扮都跟一般人無異。他們把他強押進車裡,接著便迅速發動車子駛去。“車子闖過紅燈,在單向道上逆行直朝著警察局開去。”托特寫道。“綁架我的人很強硬但也頗有禮貌,還給了我一根煙抽...之後我被押進一間房間,審訊員不讓我打電話給美國大使館,但他表示會致電給蘇聯外交部官員。”


托特被拘留了幾天,受到警察和克格勃的連番審訊。蘇聯科學院的高級研究員I.M・米哈伊格夫(I.M. Mikhailov)被要求從專家的角度分析佩圖霍夫洩漏給托特的資訊是否屬實。“這些都是機密材料,是我國科研工作的重要成果。”他說。


在突然獲知自己可以離開後,托特二話不說搭上了一架返回美國的航班。托特的遭遇驚動了全世界的報紙,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有報導過這件事。然而,沒多久後這個故事就被遺忘了——至少是被公眾遺忘。“但是,”已故的馬丁・伊本(Martin Ebon)寫道:“情報分析師明白,托特的經歷意義重大,哪怕只是如此短暫的交鋒,也足以使人一窺蘇聯的心靈力量研究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


超心理學戰爭的差距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托特事件其實是一齣蘇聯精心策劃的陰謀——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幌子。1969-1971年可以說是冷戰最為激烈的一段時間,美國情報人員注意到蘇聯人對超心理學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在全力投入這個領域,並且還獲得了蘇聯軍方和克格勃的資助支持。


據暸解,截至1967年,蘇聯每年會花費約五億美元在超心理學研究上。這筆錢被用於資助十四個獨立的研究機構。這自然會讓美國人擔心,他們深怕蘇聯是不是正在打著什麼不好的算盤。


為什麼蘇聯人要砸下如此鉅資來研究超心理學,箇中道理其實也不難明白。二戰結束後,蘇聯擔心自己遲早會被捲入另一場大戰——與西方徹底撕破臉的戰爭——就像美國也一直在害怕“共產主義滲透”與跟蘇聯爆發核戰爭一樣。


掀起蘇聯“心靈研究熱潮”的一個重要催化劑是法國《星座》(Constellation)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思想轉移——一項戰爭武器》(Thought Transmission – Weapon of War)。這篇發表於1959年的文章講述了美國軍方正在進行的心靈感應實驗。文章聲稱,實驗中的“接收者”被安排待在水下核潛艇鸚鵡螺號中,並且成功接收到了陸地上的“發送者”傳送的心靈訊息。


儘管美國海軍否認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蘇聯人卻認為他們一定是在撒謊,並立刻決定要迎頭趕上。蘇聯不想在超心理學領域落於人後,於是他們迅速開始行動。蘇聯超心理學之父、生理學家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Leonid L. Vasiliev)曾在1923年奉史達林之命去研究心靈感應,他在1960年4月對一群蘇聯頂尖科學家發表了如下的演說:“如今,美國海軍已經開始在他們用他們的核潛艇進行心靈感應實驗。二十多年前,蘇聯科學家也進行過大量成功的心靈感應實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放下成見,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展開對這個重要領域的探索。”


有一種理論認為,鸚鵡螺號的故事實際上是美國編造的謊言,目的是要引誘蘇聯誤入歧途,使他們將金錢與精力全都投入在沒有意義的東西上。“究竟鸚鵡螺號是否真的曾經進行過心靈感應實驗,至今仍是超自然愛好者爭論不斷的話題。”亞當・曼德爾鮑姆(W. Adam Mandelbaum)在他的《心靈交鋒》(The Psychic Battlefield)一書中表示說。


對於托特事件,超心理學家埃爾瑪・格魯伯(Elmar R. Gruber)也有一些有趣的看法:“很有可能這其實是蘇聯在與美國人的權力博弈中蓄意炮製出來的一齣戲...他們是否打算營造出一種他們在這個領域甩過美國人好幾條街的印象?”


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這種印象確實十分深入人心。比如現已解密的1972年國防情報局(DIA)的一份報告《可控進攻技術》(Controlled Offensive Techniques)就抱持著這種看法。這份報告指出,蘇聯的超心理學與西方的超心理學有很大不同,前者是由“仿生學、生物物理學、心理物理學、心理學、生理學和神經心理學等所組成的多學科領域。”蘇聯人是用心理電子學(psychotronics)來稱呼這個領域,若要把它翻譯成英文,最接近的方式應該是心靈(psycho)能量應用學(troncis)。


報告還表示,蘇聯科學家已經開始探索“潛意識感知技術的進攻潛力”,其中包括利用“心靈感應手段”來“針對美國或盟國的核彈發射井操作人員”進行攻擊。報告繼續說道:“蘇聯人肯定已經想到運用催眠-心靈感應釋放的精神力來影響敵人的可能性...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控制和操縱人類的意識。蘇聯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顯然要優於美國。”


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


1970年出現了一部關於蘇聯心靈研究的標誌性經典著作。這本書就是《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它是由希菈・奧斯特蘭(Sheila Ostrander)和林恩・施羅德(Lynn Schroeder)兩名西方記者合著。奧斯特蘭德和施羅德在造訪蘇聯期間走遍了各地,採訪過多位在超心理學領域進行開創性研究的科學家。


《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甫一上市便引發轟動,從此開啟了公眾與政府對“心靈戰爭”的興趣。如果沒有這本書,美國政府對“蘇聯精神控制”的恐懼也許就不會變得像後來那麼極端。


克里安照相術、尋水術、心靈感應、無眼視覺、念力、催眠——這些都只是奧斯特蘭和施羅德調查與紀錄的冰山一角。根據這本書的調查,蘇聯科學家顯然已對這些超自然現象是如何產生有了實際的理解,而其它世界各國則被遠遠甩在後頭。


那麼,究竟蘇聯人對人類心靈的未知力量有何發現?還有他們又是怎麼研究這麼難以捉摸的主題?


距離影響實驗


在蘇聯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超心理學——一種是官方的,另一種是私下的。前者被允許公開進行,後者則是在資金充裕、由國家控制的絕密研究機構中進行,並且主要都以軍事用途為主。想要進行非軍事用途研究的超心理學家通常都很難獲得資金。


為了轉移外界對他們到底在研究什麼的注意力,蘇聯在莫斯科建立一座名為“訊息傳輸問題研究所”(Institute of Problem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的軍用超心理學中心。為了不使外人起疑,蘇聯對它進行了全天候的重兵把守。但真正的研究其實都是在西伯利亞西部的一個偏遠地區,靠近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的一座名叫Akademgorodok,“科學城”的龐大研究設施中進行。


科學城是在二戰後開始興建,其由大約四十個科研中心組成,可以容納數萬名科學家及其家眷。據馬丁・伊本說,它的設計“是如此井然有序,光從裡面的街道和城市廣場的名字就可以明白整座城的用意。例如,你可以乘坐公車穿過熱物理學街,然後在計算機街的轉彎處下車,接著步行穿越水動力學廣場研究所。”


其中有一座科研中心叫做自動化與電測量研究所(Institute for Automation and Electrometry),神秘的第八特別部門(Special Department 8)就在這裡,除非持有安全代碼,否則任何人都不得入內。出於安全考量,代碼每星期更改一次。在第八特別部門工作的六十多名科學家主要負責研究心靈感應與超距離影響,也就是所謂的“生物通訊”(biocommunication)。


蘇聯科學家認為,超心理學之所以能起作用的關鍵在於能量交換。在第八特別部門,伊本寫道:“物理學家嘗試破解‘超心理粒子’的本質,一些蘇聯科學家相信這些難以捉摸的元素正是攻克生物通訊與生物能量學等精神技術的關鍵。”


他們對心靈感應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另外還有念力的實驗。接受實驗的對象包括西藏的僧侶和西伯利亞的薩滿,他們因為具有非凡的心靈能力而被克格勃相中。美國記者吉姆・馬爾斯(Jim Marrs)聲稱克格勃“仔細篩選了超過一百萬人,只為了在其中找到真正的‘超自然能力者’,也就是擁有最強心靈力量的人。”


在第八特別部門於1969年關閉之前所進行的各種實驗中,科學家奧古斯特・史特恩(August Stern)和他的同事測試了生物光子的特性,以瞭解它是否可以解答“一些科學無法解釋的交流方式”。順道一提,光子是光最小的物理單位,是一種電磁輻射量子。生物光子是從活體細胞中散發出的光子。在這個實驗中,細菌被放置在玻璃板的兩側,這麼做是要研究生物光子“是否能穿透玻璃板將致命的疾病傳播出去”。據1977年移居法國的史特恩回憶:“我們還利用青蛙的眼睛進行了光子波實驗,這可是比機器更靈敏的測量儀器。”


由於第八特別部門被撤除,史特恩和他的同事們沒能將他們的光子通訊實驗做完。然而,幾年後卻有另外三位蘇聯科學家也開始研究相同的課題,並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他們就是弗萊爾・卡納切維(Vlail Kanachevy)、西蒙・舒林(Simon Shchurin)和盧德米拉・米哈伊洛瓦(Ludmilla Mikhailova)。他們在實驗中使用了兩組細胞,其中一組已被病毒感染,另一組沒有。它們被擺在一起,但並沒有直接接觸。當用石英玻璃做隔板時,紫外線仍然可以穿透,未受感染的細胞最後也跟著被污染;簡單來說,就是被“傳染”了。當使用普通玻璃做隔板時,紫外線無法穿透,結果平安無事;未受感染的細胞依然保持健康。


這些結果證實了許多蘇聯科學家在生物能量學領域提出的理論——活體細胞可以透過一種超距離、非化學的方式互相“交流”。據舒林說,當細胞開始遭受病毒侵襲時,它們“幾乎就像是在大聲喊著危險”,並且“它們的大喊穿透了石英玻璃隔板...接下來發生了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些波動不但被一旁的另一組細胞接收到,甚至連疾病都被跟著傳染了過去。”


克格勃的介入


克格勃從最遲不晚於1970年開始控制了俄羅斯的超心理學研究。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克格勃本來就是蘇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早已滲透到社會的上上下下,因此他們對超心理學研究的影響並不一定是只有負面的。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越來越多受克格勃控制的超心理學研究所紛紛成立。由於蘇聯對超心理學研究越來越保密,許多西方超心理學家從此再也無法跟他們在“鐵幕背後”的同行交流心得。此外,關於蘇聯在秘密實驗室進行邪惡的“精神控制”實驗並試圖使用“超心理學武器”來對付西方的謠言也在這段時間逐漸甚囂塵上。《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也提到一位名叫羅伯特・帕夫利塔(Robert Pavlita)的捷克工程師據稱已發明出一種“精神電子發生器”,它可以儲存、增強與發射“精神電子”能量。


這種也被稱為“生物質體”(bioplasmic)的能量被蘇聯科學家認為是所有心靈現象背後的原理,它存在於所有生物身上並賦予他們活力,同時它也可以被用於治療。據說只要使用克里安照相術就可以拍攝到這個“生物質體”或光暈的模樣。奧地利裔美國科學家威廉・賴希(William Reich)稱這種能量為“奧根”(orgone)。他發明一個裝置叫“奧根蓄能器”,它是一個盒子,盒中放置了交替堆疊的有機與無機材料,可以用於捕捉這種能量。


“一台心靈電子發生器可以直接影響一個或一群人,它能在精神和情緒上影響一個人的心理狀態,甚至是改變記憶力與注意力。精神電子裝置會導致身體陷入疲勞、失去方向並改變一個人的行為。”蘇聯生物學家愛德華・瑙莫夫(Edward Naumov)說。根據奧斯特蘭跟施羅德的說法,“某些發生器能引起恐懼、焦慮、憤怒、失眠、抑鬱和自殺念頭,甚至導致腦血栓形成。”據瑙莫夫表示,克格勃已經耗費了超過五十億盧布在研究精神電子技術。


說起蘇聯的精神控制技術,肯定沒有哪個能在規模上與“啄木鳥”(Woodpecker)計畫相媲美。這是蘇聯人部署的一系列巨型發射器,它們會朝著西歐、澳洲、北美和中東地區發射特殊的極低頻波(ELF)信號。據蒂姆・里法特(Tim Rifat)稱,這些發射器旨在“永久性的重塑西方人的大腦神經網路,從而摧毀他們的社會凝聚力...”據說克格勃參考了病態罪犯、精神病人、憂鬱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大腦頻率,他們仔細研究了這些人的腦電波圖。從1980年初到1991年蘇聯解體為止,他們一直在向西方發射這些負面的頻率。假如這是真的,啄木鳥計畫的成效實在非常驚人!


顯然,並不是只有蘇聯人汲汲營營於製造先進的“超心理學武器”和大型“精神控制”裝置。西方國家當然也沒有閒著——特別是美國。美國似乎同樣打算利用這項技術來對付、瓦解蘇聯。


蘇聯記者埃米爾・巴丘林(Emil Bachurin)曾在《青年禁衛軍》(Young Guard)雜誌上宣稱,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洛波夫(Yuri Andropov)曾經談過位在加拿大的幾座“超心理學研究中心”,他還說“必須趕緊超過加拿大的腳步”。這些消息是由一位克格勃將軍透露給巴丘林的。其他蘇聯情報界的人也對西方的先進“超心理學武器”發表過看法,它們有人甚至聲稱這類裝置已被多次用來對付蘇聯平民。


傑出的將軍與備受歡迎的政治家亞歷山大・列貝德(Aleksander Lebed)似乎也同意這樣的指控。正如《新黎明》(New Dawn)雜誌第四十三期所提到,列貝德堅持西方的情報部門對蘇聯發起了一連串的心理戰行動,並用上了“心理語義編程技術”、洗腦還有催眠。列貝德聲稱,這些心理戰行動的其中一個成果便是成功瓦解了蘇聯,蘇聯的解體是西方一手策劃的結果。


現代超心理學研究


自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也進行過不少有趣的超心理學實驗,其中有很多是用動物及其他生物來進行。俄羅斯人長久以來一直在研究把生物變成“超心理學探測器”的可能性——而他們的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們的理論是超心理學本身是一種生物過程,而活體生物對精神影響的反應自然要比單純的物質強烈得多。美國的研究人員亦曾嘗試開發超心理學探測器,或“思想切換器”——即能對精神意念做出反應的電子設備。


美國的著名超心理學家迪恩・雷丁(Dean Radin)已經設計出了這種設備的原型機,據他說,它“結合了一種新型的物理探測器,包括一台隨機數生成器以及一些先進的統計與信號處理技術,以此來偵測這些超心理影響。”正如雷丁在他的《有意識的宇宙》(The Conscious Universe)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無數的實驗證明,隨機數生成器——這是一種可以隨機生出一串數字的裝置——會被高度專注的意念影響。這些“電子硬幣拋擲器”本來會隨機產生“正面”與“反面”的結果。然而,由於意念的干涉,它們會開始產生出有序的結果,也就是統計學上不太可能出現的結果,如正面多於反面。


莫斯科眼科學同位素應用實驗室(Laboratory on Applying Isotopes in Ophthalmology)的負責人格奧爾基・古特沃伊(Georgi Gurtovoy)和物理學家亞歷山大・帕卡莫夫(Alexander Parkhamov)對活體生物從遠距離干涉這類隨機數生成器的可能性進行了一些頗有意思的研究。他們的一些儀器已經能夠記錄到微觀的PK效應,另外他們還用彼氏錐頜象鼻魚進行了遠距離干涉實驗,這種魚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牠們能發出脈衝電信號,用來幫助牠們在黑暗中導航。參與實驗的靈能者會被要求降低魚的脈搏——據說還真的成功了。


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新西伯利亞衛生研究所的毒理學家謝爾蓋・斯佩蘭斯基(Sergei Speransky)的實驗。他的發現似乎印證了富有爭議的英國生物學家魯珀特・謝爾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提出的“形態場”(morphogenetic fields)確實存在。在一個實驗中,一群在同一個籠子裡長大的老鼠被分成兩組,其中一組照常餵食,另一組被放任餓死。斯佩蘭斯基注意到,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沒有受餓的老鼠們忽然開始狼吞虎嚥起更多的食物,好似是想連同牠們“朋友”的份一起吃下去。兩組老鼠之間猶如存在心靈感應般的聯繫。沒有受餓的老鼠是否從飢餓的老鼠那裡接收到了信號,警告牠們現在食物不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盡量多補充點熱量?


在三十次實驗中有二十七次取得了這樣的結果。斯佩蘭斯基隨後又進行了額外的實驗,進一步完善他的實驗方法,改變老鼠的體重、性別及其它變量。再一次,結果依舊令人吃驚。斯佩蘭斯基總結說,“從‘朋友’那裡收到飢餓信號的老鼠開始迅速讓自己增胖,其中的生物學意義十分明顯:由於有飢餓的危險,牠們現在必須用更大的量來填飽自己。”


有趣的是,知名英國生物學家阿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也提出了與斯佩蘭斯基類似的理論,認為動物之間的心靈感應交流可能有益於牠們的演化與適應環境。他認為動物的習性或許是通過“類似心靈感應的方式”來傳播的。他進一步推測,也許存在著某種“心靈水池”供同一物種的所有成員分享。


這一切都把我們帶回了謝爾德雷克的研究。他認為形態場包含了塑造生物的形態所需要的一切資訊,就像某些頻率的聲音可以“攜帶資訊”讓沙子形成複雜的幾何圖案。這又讓我們回想起了生物質體,如同《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所說,蘇聯科學家認為它是“某種基質,某種生物內在的無形組織模式”。形態場同時還具有一種社會性的功能,它會影響個體與群體的行為。


此外,在同一群物種中還會發生一種被稱為“形態共振”(morphic resonance)的現象,這是一種非常不可思議的“交流”形式——且不受空間或時間約束。“形態場造就了神經系統的活動,形態共振則使一種集體的、本能的記憶得以被遺傳下去。”謝爾德雷克寫道。“每一個個體都取用並回饋自身物種的集體記憶,這意味著新的行為模式一旦產生就可以被迅速分享給其他同類。”


闊別以往的新方法


從20世紀20年代超心理學開始被蘇聯確立為一門合法的科學以來,對它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始終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他在自己極具影響力的書籍、文章和演講中反覆強調對超心理學現象的研究應該從純粹生理的角度來進行,他最擔心的就是超心理學會被沉迷於“宗教迷信”的那些信徒拿來為自己背書。


今天,俄羅斯的超心理學研究正在歷經一場漸進而重大的轉變,部分原因是人們對超個人心理學的興趣正日漸濃厚。新的超心理學研究方法也開始出現,包括強調重新重視亞洲宗教曾經提出的概念。另外,科學家們現在也不再那麼厭惡“靈性”這個想法。隨著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正如格魯伯解釋說:“靈性與宗教是烙印在俄羅斯人靈魂深處最強烈的印記,幾十年來它們曾被迫轉入地下,如今終於又再次成為了人類認識自己與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指引。”


俄羅斯的超心理學專家亞歷山大・杜布羅夫(Alexander Dubrov)可以說是現代超心理學研究方法的表率,他認為心靈現象並不能僅憑生物學和神經生理學來解釋。他聲稱超心理學現象實際上是一個量子力學過程,而人類則是“量子主體”。儘管如此,杜布羅夫也表示,從物理學的角度研究超心理學,還有從心理物理學的角度研究意識改變狀態仍十分重要,只有持之以恆的努力,我們才能徹底揭開這些不可思議的現象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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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Lucid Viewing – The Way Forward in Remote Viewing, How it all Started – In Russia, www.bibliotecapleyades.net/vision_remota/esp_visionremota_9a.htm

Compare Martin Ebon, Amplified Mind Power Research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96-7, www.biomindsuperpowers.com/Pages/Ebon1.html

Deep Black Magic: Government Research into ESP and Mind Control, Ingo Swann on CIA/ESP Connection, 1995, www.mindspring.com/~txporter/iswann.htm

Rupert Sheldrake, Biologist and Author, Morphic Fields and Morphic Resonance – an Introduction, 2005, www.sheldrake.org/Articles&Papers/papers/morphic/morphic_intro.html

Elmar R. Gruber, Psychic Wars: Parapsychology in Espionage – and Beyond (Blandford, UK, 1999)

Jim Marrs, Psi Spies (AlienZoo Publishing, US, 2000)

Sheila Ostrander and Lynn Schroeder, Psychic Discoveries (Marlowe & Company, USA, 1970

Adam Mandelbaum, The Psychic Battlefield: A History of the Military-Occult Complex (St. Martin’s Press, USA, 2000)

Dean Radin, The Conscious Universe: The Scientific Truth of Psychic Phenomena (HarperCollins, USA, 1997)

Tim Rifat, Remote Viewing – What is it, Who uses it and How to do it (Vision Paperbacks, UK, 2001)

Holly DeNio Stephens, The Occult in Russian and Soviet Cul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路易斯・普勞德(LOUIS PROUD)是一位作家與超自然現象研究者。他的著作有《黑暗入侵》(Dark Intrusions)、《月亮的秘密力量》(The Secret Influence of the Moon)和《不可思議的電磁維度:無法解釋的科學》(Strange Electromagnetic Dimensions: The Science of the Unexplainable),他的個人網站請見http://louisprou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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