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黑暗時代：法蘭克福學派與政治正確

https://archive.schillerinstitute.com/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top

By Michael Minnicino

____________________

北美和西歐的人民現在似乎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對日常生活中的醜惡感到習以為常了，這在西方文明的歷史上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大多數人已變得如此麻木，以至於當數百萬人死於飢餓和疾病時，我們也只會一聲嘆息或咕噥幾句。我們自己的城市有數量驚人的無家可歸者，而這些城市本身都被壟斷集團把持，如今美國人更正在以自黑暗時代以來未曾有過的規模在街道上互相殘殺。

與此同時，數以千計的小型恐怖事件不斷頻傳，甚至都到了沒人會大驚小怪的程度。我們的孩子坐在電視機前的時間跟在學校裡的時間一樣多，他們為電視上的暴力和死亡場面拍手叫好，這些畫面怕是連羅馬競技場的觀眾看了都會目瞪口呆。音樂在今天變得無所不在，似乎到哪裡都躲不掉——但這不是會使人振奮，甚至也不是能撫慰人心的音樂——現在的音樂是如此刺耳，好像不講幾句淫穢的話就不會唱歌一樣。我們的造型藝術很醜，我們的建築很醜，我們的服飾也很醜。人類在歷史上確實也曾歷經過類似的野蠻時期，但我們的時代卻跟他們有著根本的不同。二次大戰後的時代是歷史上第一個有能力完全擺脫這些恐怖的時代。我們是第一個擁有足夠的技術和資源來養活、安置、教育與人道地雇用地球上每一個人的時代，無論人口增長多少。然而，每當這些可行的想法和經過驗證的技術被介紹給人們時，明明它們可以解決如今世界上最棘手的問題，大多數人卻都只會表現得漠不關心、事不關己。看來我們不僅變得醜惡，而且也變得懦弱了。

儘管如此，我們今天的這種道德文化困境絕不是一朝一夕或自然而然變成這樣的；同時這種醜惡的暴政也絕不該再被容忍繼續下去。

想想一百多年前的情況吧，也就是19世紀80年代初。在音樂領域，克勞德・德布西正在完成他的《牧神午後前奏曲》，阿諾德・荀白克則開始在嘗試無調性音樂；同一時間，德沃夏克在創作他的《第九號交響曲》，布拉姆斯和威爾第也還在持續發光發熱。愛德華・蒙克有《吶喊》，保羅・高更也有他的《帶光環的自畫像》，而人在美國的湯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則一邊繪畫、一邊以教書為業。像亥姆霍茲和馬赫這樣的機械師與黎曼和康托爾的弟子們一起在各大大學擔任科學教授。教宗利奧十三世頒佈了《新事》（De Rerum Novarum），儘管在堅持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中已經有一些人開始變成恐怖分子，盤算著該如何挑起階級戰爭。

人們可以像貝多芬一樣作曲、像倫勃朗一樣繪畫、像柏拉圖和庫薩的尼古拉（Nicolaus of Cusa）研究宇宙，不需要透過暴力也可以改變世界，這種樂觀的信念直到19世紀90年代仍然存在——誠然，這是一個十分脆弱且屢遭踐踏的信念，但它卻從來沒有消失。然而，才過了短短二十年，這些人類文明的美好傳統幾乎被一掃而空，整個西方更是陷入了一連串血腥殘酷的屠殺戰爭。

我們可以將大約從一百年前開始的這段時間稱之為反文藝復興時期（counter-Renaissance）。15、16世紀的文藝復興可以說是一場獻給人類的靈魂與人類的潛能的宗教慶典。美好的藝術應該反映出最先進的科學原理，這既是李奧納多的觀點，也是布魯內萊斯基（Brunelleschi）設計佛羅倫薩大教堂時的初衷。當時最卓越的天才紛紛將他們的目光轉向天穹和浩瀚的大海，他們繪製了太陽系和通往新大陸的路線圖，設計了偉大的工程計畫想要改變河流的走向，使之能造福更多人。從大概一百年前開始，就好像某人手上有一份長長的清單，裡面列出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每一項偉大成就——只不過這次是為了毀掉它們。在這場“新時代”運動中，那時的人是這麼稱呼它的，人類靈魂的概念被史上最無理取鬧的知識分子運動給摧毀；藝術被強行與科學拆分，而科學自己也成了被懷疑的對象。藝術之所以會變得越來越糟，恰恰是因為生活正變得越來越糟。

在有心人士的操弄下，我們的文化逐漸遠離了奠定現代世界的文藝復興思想。這一切從一開始就是一樁別有用心的政治陰謀，其企圖摧毀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靈魂，使人們再也不相信創造力（creativity）、普世真理是一種專制思想、理性本身是可疑的。這樁陰謀將廣播、電視、電影、唱片、廣告還有民意調查及其它龐大的新興姊妹產業培育並發展成操縱社會的手段。如今媒體普遍存在的心理控制是被精心設計好的，為的是讓我們終日陷入在消極和悲觀的情緒中。這樁陰謀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它幾乎已經變成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陰謀”，因為它現在有了自己的生命。它的成功是無庸置疑的——你只需要打開收音機或電視就知道。即使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也已經被變成了一齣肥皂劇，觀眾們則在一旁為他們最喜歡的角色加油鼓掌。

我們的大學，技術和知識的未來搖籃，早已被新時代的共產國際式“政治正確”給淹沒。在蘇聯解體以後，我們的校園現在是世界上馬克思主義教條最根深蒂固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青少年的非理性叛逆狂潮已經被制度化成了一種“永久革命”。我們的教授無可奈何，只能祈禱在自己努力一生的成果被學生的批鬥毀掉之前，這一切能趕快結束；有些人把他們的講課錄下來，深怕自己被一些憤怒的“紅衛兵”指控為“不食人間煙火”。維吉尼亞大學的學生最近成功請願要求廢除課間研讀荷馬、喬叟和其他DEMS（“早已死透的歐洲男性”）的作品，因為它們都是民族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並且不如其它第三世界、女性或同性戀作家的作品更“切合時事”。

這不是一個共和國的學校該有的模樣，這更像是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和史達林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在剷除“反動派”與查禁書籍——只差沒有公然焚書而已了。

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實，那就是我們如今所目睹的種種醜惡其實是被刻意培養與放任出來的，大多數人都正在失去將我們的文明賴以維繫的思想和方法傳承給下一代的認知能力。這種能力的喪失是黑暗時代降臨的徵兆。這個新的黑暗時代就是我們所身處的時代。到了這般田地，最後在歷史上只會有兩種結局：要嘛我們再締造一次文藝復興——讓孕育文明的那些基本原則重獲新生——要嘛就是我們的文明走向滅亡。

I. 法蘭克福學派：布爾什維克知識分子

這樁陰謀的其中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名為社會研究中心（I.S.R）的共產主義智庫，不過它更常被稱作法蘭克福學派。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那段激勵人心的日子裡，許多人都相信無產階級革命即將從烏拉爾地區席捲往歐洲，然後是北美。結果沒有成功；西方的確出現過兩次工人政權的嘗試——分別在慕尼黑和布達佩斯——都只持續了幾個月便宣告失敗。共產國際於是展開了一連串的研究，試圖弄清楚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領導其中一次研究的是匈牙利貴族、哈布斯堡帝國銀行家之子喬治・盧卡奇（Georg Lukacs）。盧卡奇在德國接受教育，本來已是重要的文學理論家，他在一次大戰期間加入共產黨，他在入黨申請書上寫道：“誰來拯救我們擺脫西方文明？”盧卡奇非常善於執行共產國際的任務：他在1919年暫居布達佩斯的匈牙利蘇維埃期間曾是該國的文化委員會成員；事實上，現代歷史學家普遍相信正是盧卡奇在這場短暫的布達佩斯實驗期間下令在學校進行性教育、發放避孕藥以及放寬離婚措施——這些措施都讓匈牙利的羅馬天主教徒感到難以接受。

在反革命政變後逃往蘇聯的盧卡奇於1922年被派往德國，他在那裡主持了一場共產主義社會學家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會議。社會研究中心正是從這場會議誕生。在接下來的十年，社會研究中心設計了迄今為止共產國際針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最為成功的心理戰行動。

盧卡奇認為，任何試圖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傳到西方的政治運動，用他的話說，都得要“變成惡魔”；它必須“掌握那種能夠打動人心的宗教力量，就像原始基督教曾經擁有的那種力量。”然而，盧卡奇卻表示，這類“彌賽亞式”的政治運動只有在一個人打從心底相信在這個“被上帝遺棄的世界”，決定他或她的行動的“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社會的命運”的時候，才有可能成功。布爾什維克主義之所以在俄羅斯獲得成功，是因為俄國一直以來都被一種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為代表的奇特的諾斯底式基督教主宰著。“阿列克塞・馬拉卡佐夫（Alyosha Karamazov）就是新一代人的榜樣。”盧卡奇說，他指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一個角色，他心甘情願將自己的個人主體性交給一位聖人，從此不再是“獨特的、純粹的人，而是一個抽象的人。”

既然連靈魂的獨特性都可以放棄，那麼接下來要釋放出“潛伏在所有暴力中的邪惡力量”就很容易了，要想掀起一場革命，就必須訴諸這些力量。盧卡奇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那一段，並指出那位審問耶穌的法官其實已經道出了善惡問題的本質：一旦一個人認清了他與上帝的距離，那麼他為了“社會的命運”著想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這些行為“既非犯罪也非瘋狂...因為犯罪和瘋狂都是先驗的無家可歸（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狀態的客觀呈現。”

根據目擊者的說法，在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領導人開會決定槍決名單的時候，盧卡奇總會引述那位大法官的話：“我們為了他們的幸福，把他們的罪孽攬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現在當著你們的面對說：‘如果你們能，如果你們敢，歡迎來審判我們。’”

《創世紀》的問題

據盧卡奇指出，西方與俄羅斯最大的區別在於猶太－基督教文化傳統，其與盧卡奇強調的拋棄個人的獨特性和神聖性恰巧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的這個始終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相信個人可以通過運用他或她自己的理性來直接認識神的意志，而無需經過任何中介。最糟的是，從盧卡奇的角度來看：這種強調理性的關係的言下之意就是，人可以且應該為了追求善而主動改變這個物質世界；這就是《創世紀》曾說過的，人是主宰自然的萬物之靈。問題是，只要人們還相信——或至少是希冀——他或她可以運用自己神聖的理性火花來解決社會的問題，這樣的社會便永遠也不至於陷入絕望與疏離，而它們恰恰是盧卡奇認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所需要的前提。

因此，法蘭克福學派的首要任務是通過“廢除文化”（Aufhebung der Kultur）來摧毀這個猶太－基督教遺產；其次是要確立一種新的文化形式，它會加深人們的疏離，從而創造出一種“新野蠻主義”（new barbarism）。為了實現這個任務，法蘭克福學派在其周圍聚集了一群牛鬼蛇神，不僅僅有共產黨人，還有無黨派社會主義者、激進現象學家、猶太復國主義者、叛逆的佛洛伊德主義者和一些自封的“阿斯塔蒂（Astarte）邪教”分子。這種各色人等都參一咖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們背後都是哪些金主：雖說社會研究中心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但在接下來的三十五年裡，它的資金來源卻包括了德國和美國的多所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美國猶太委員會、幾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駐德國高級專員、國際勞工組織以及位比佛利山莊的高規格精神病診所－哈克研究所（Hacker Institute）。

社會研究中心的政治立場也是同樣的道理：儘管研究中心的高層普遍對蘇聯抱有好感（有證據顯示，他們其中有些人曾在20世紀60年代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但研究中心自認它的目標要優先於俄羅斯的外交目標。史達林對他的前任們搞出的這些“全球性”滲透行動居然根本不聽指揮的情況感到十分怒不可遏，他在20世紀20年代末收回了對社會研究中心的支持，要求盧卡奇進行“自我批評”，甚至在二戰期間以他是德國同情者為由將其關押入獄。

盧卡奇設法在匈牙利反史達林主義的納吉・伊姆雷（Imre Nagy）政權中重拾了他作為文化部長的舊職。至於社會研究中心的其他重要成員，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牆頭草。他起初是共產黨員，之後成為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的追隨者，即使海德格已經加入納粹黨；來到美國後，他又在戰略情報局（OSS）工作，並在麥卡錫時代成為美國國務院對蘇聯政策的最高分析師；20世紀60年代他又再次搖身一變變成新左派最重要的宗師；最後他還在西德協助了極端環保主義政黨－綠黨的建黨。

在所有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立場轉變與資金往來中，其實並不真的存在意識形態的衝突。因爲所有人都渴望回答盧卡奇最初提出的那個問題：“誰來拯救我們擺脫西方文明？”

西奧多・阿多諾和沃爾特・本雅明

也許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成就，如果也是最不為人知的話，應該是他們成功將廣播和電視這些電子媒體變成了像今天這樣的強大社會控制工具。這一切都要從20世紀20年代末加入社會研究中心的兩個人開始說起，他們就是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從法蘭克福大學畢業後，本雅明原本計畫要在1924年跟他的好友哥舒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他後來成為以色列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重要的猶太教神秘主義者）一起移居巴勒斯坦，最終卻因為本雅明與拉脫維亞女演員、共產國際線人艾莎・拉西斯（Asja Lacis）墜入愛河而沒能成行。拉西斯帶著本雅明前往義大利的卡普里島，它在提比略皇帝時代曾是一個宗教中心，後來變成共產國際的培訓基地；一直以來都不怎麼關心政治的本雅明在寫給肖勒姆的信中表示，他終於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並對激進的共產主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拉西斯後來又將本雅明帶往莫斯科接受進一步培訓，他在那裡認識了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從此開啟兩人漫長的合作生涯；不久後，隨著本雅明開始著手將沉溺毒品的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詩作翻譯成德語，他也逐漸認真考慮起了用迷幻藥來進行一些實驗。1927年，他在柏林參加了一個由阿多諾領導的研讀盧卡奇的作品的讀書小組；小組的成員包括布萊希特和他的作曲家搭擋庫爾特・威爾（Kurt Weill）、另一位作曲家漢斯・艾斯勒（Hans Eisler），他後來成為好萊塢的電影配樂作曲家並和阿多諾合著了教科書《論電影作曲》（Composition for the Film）、前衛攝影師伊姆雷・莫霍利・納吉（Imre Moholy-Nagy）還有指揮家奧托・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

從1928－1932年，阿多諾和本雅明展開了密切的交流，並一起在社會研究中心的刊物《社會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är Sozialforschung）上發表文章。本雅明在社會研究中心裡的角色一直十分邊緣，主要是因為他的大部分貢獻都被阿多諾攬走了。希特勒掌權後，研究中心的成員紛紛鳥獸散，但大多數人很快就在美國和英國另起爐灶，唯獨本雅明始終沒能獲得這樣的機會，也許是因為阿多諾從中作梗。他先是逃到法國，又在德國入侵後逃往西班牙邊境；由於害怕蓋世太保遲早會找上門來，絕望中的本雅明選擇在昏暗的酒店房間裡服毒自盡。

本雅明的作品一直不怎麼為人所知，直到1955年肖勒姆和阿多諾在德國出版了他的文集。真正的轉機發生在1968年，當時海德格從前的情婦、社會研究中心在美國的合作者漢娜・鄂蘭在《紐約客》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介紹本雅明其人的重要文章，同年他的作品首次被翻譯成英語。如今幾乎每間大學書店裡都會有一個專門的書架來擺放本雅明文集的譯本，還附有註釋，並標註著1980年的版權日期。

阿多諾比本雅明年輕卻十分好鬥，相形下本雅明則不喜爭執。阿多諾出生在一個科西嘉家庭，從小就在一位阿姨的教導下彈得一手好琴，還曾為國際歌劇巨星阿德琳娜・帕蒂（Adelina Patti）伴奏過。大家都覺得阿多諾長大後一定會成為職業音樂家，而他也確實曾跟著保羅・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的老師伯納德・塞克勒斯（Bernard Sekles）學習。然而，還是學生的阿多諾在1918年認識了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克拉考爾是一個康德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沙龍的成員，這個沙龍會定期在尼希米・諾貝爾拉比（Nehemiah Nobel）在法蘭克福的家中聚會；諾貝爾沙龍的其它成員還包括了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作家弗朗茨・羅森茨維格（Franz Rosenzweig）以及兩名學生－利奧・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克拉考爾、洛文塔爾和弗洛姆都會在二十年後加入社會研究中心。阿多諾跟隨克拉考爾學習康德哲學，同時克拉考爾還向他介紹了盧卡奇和也跟諾貝爾圈子有交流的本雅明的作品。

1924年，阿多諾移居維也納，向無調性音樂作曲家阿班・貝爾格（Alban Berg）和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önberg）拜師，並與圍繞著老馬克思主義者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前衛和神秘學圈子建立了聯繫。他不僅在那裡結識了漢斯・艾斯勒，還接觸了特別極端的佛洛伊德主義者奧托・格羅斯（Otto Gross）的理論。格羅斯長期吸食古柯鹼，最後於1920年死在柏林的街上，他本來正準備要前往布達佩斯為革命奉獻；他提出了一個理論認為，要重新恢復人們的心理健康就必須復興古老的阿斯塔蒂崇拜，而這意味著一神論和“資產階級家庭”這些東西通通都要被廢除。

拯救馬克思主義美學

到了1928年，阿多諾和本傑明已經滿足了他們的智力旅行癖，並在德國的社會研究中心有了一點成果。他們選擇了盧卡奇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作為研究主題：如何給美學找到一個堅實的唯物主義基礎。這在那時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蘇聯官方對藝術與文化的態度，還有他們反覆嘮叨的“社會現實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化”基本上就是一堆垃圾，只會使知識分子更不願意接受馬克思的哲學，而馬克思本人對這個主題的討論也十分乏善可陳。

從本質上而言，阿多諾和本雅明所想探究的問題其實跟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茲有關。萊布尼茲在18世紀初通過證明物質本身並不會思考，從而再次摧毀了數百年來的諾斯底式身心二元論。藝術或科學中的創造性行為反映了物理宇宙的真理，但這並不等於它們本身是受物理宇宙決定的。確切地說，創造性行為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思過去、專注當下、放眼未來的活動，就跟孕育出它們的靈魂本身一樣永恆不朽。這對馬克思主義而言具有致命的哲學含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完全奠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一切精神活動都是由社會關係決定的，而社會關係又是由人類生產出來的物質決定的。

馬克思迴避了萊布尼茲的問題，阿多諾和本雅明也是，只不過他們掩飾得比較好。本雅明在他關於這個主題的第一篇文章中指出，把文明的誕生歸功於理性是錯誤的；這是蘇格拉底留下的不幸遺產。反之，本雅明在詮釋《創世紀》時提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式的寓言：對亞當來說，伊甸園代表的是一種完全原始的物理狀態。科學和哲學並不是起源自對自然的研究和掌握，而是對自然對象的命名；在這種原始狀態中，為一個事物命名就相當於已經說出了它的本質。為了支持自己的論點，本雅明有些做作地借用了《約翰福音》的開頭幾句話，而且他還特別小心地不用其它在哲學上有更多詮釋空間的希臘語譯本，而只挑《武加大譯本》來用（“太初有道”中的那個用來表示邏各斯〔logos〕的希臘字——它有言說、理性、推理的意思——在該譯本中被翻譯成了“話語”〔Word〕這個含義明顯狹隘得多的拉丁字）。在被逐出伊甸園以及上帝宣布亞當從今以後必汗流浹背才得糊口（本雅明認為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所談論的經濟發展的隱喻）後，上帝又對寧錄的巴別塔降下詛咒（這導致了各種操著不同語言的民族國家產生，本雅明和馬克思都認為是這在隱喻人類脫離伊甸園這個“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人類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係從此開始“疏離”。

本雅明繼續指出，即使萬物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保有道出它們最原始的本質的“靈光”，但我們現在已不可能再從它們身上獲得任何真理了。事實上，言談、書面語言、藝術甚至是創造力本身——我們通過它們來掌握物質性（physicality）——用馬克思主義的行話來說，都不過是試圖將自然對象納入支配不同時代的階級結構所決定的社會關係裡面罷了，最終它們都只是繼續加深了隔閡。因此，創造性的藝術家或科學家就像一個容器，如同誦詩人伊安（Ion）對蘇格拉底所做的自我介紹，或者就像一位現代“混沌理論”的倡導者所說：創造性行為從人類文化這個大染缸中忽現，像魔法一樣不可思議。一個資產階級式的人越是試圖從意圖出發去認識事物，就越不可能接近真理；或者，借本雅明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來說：“真理是意圖的死亡”〔本雅明區分了“知識”與“真理”的不同，“知識”是一種受“意圖”，即既有的社會結構決定的東西（比如，古希臘人所理解的“知識”與東非土著理解的“知識”都會因為他們各自的社會差異而有很大的不同），而“真理”不受任何結構、意圖、關係決定——譯註〕。

這種哲學上的詭計造成了幾個破壞性的結果。通過把創造力理解成是一種具有特定歷史條件（historically-specific）的產物，這就剝奪了它原有的永恆與道德價值。如此一來便無法再主張存在普遍真理或自然法則，因為真理完全受歷史的發展所決定。摒棄真理和是非的觀念之後，接下來你便可以開始扔掉同樣“過時”的善惡觀念；用尼采的話說，這就是“超越善惡的彼端”。舉例來說，本雅明曾為法國象徵主義者和他們的超現實主義後繼者的“撒旦崇拜”辯護說，在這種撒旦崇拜的核心中，“人們會發現所謂的邪惡崇拜其實只是一種政治手段...目的是要清除與淘汰一切膚淺的道德主義”，這指的當然是資產階級的道德觀。譴責蘭波的撒旦崇拜是邪惡的，就跟讚美貝多芬的四重奏或席勒的詩歌一樣沒道理；因為這兩種判斷都沒有認識到藝術家只是受無意識的歷史力量支配的魁儡。

因此，我們被告知貝多芬在晚年曾嘗試想要寫出無調性的和弦，但他終究無法擺脫那個維也納會議時代的歐洲所塑造的結構化世界（阿多諾的論題）；同樣的，席勒渴望證明創造力意味著愛慾（erotic）的解放，但深受啟蒙運動與康德耳濡目染的他卻始終踏不出放棄理性的那一步（馬庫色的論題）。於是這在公眾輿論中造成了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反轉，因為藝術家不再被認為是在有意識的創作好作品來讓社會變得更好，而只是無意識的在傳達他們各自的文化背景中的意識形態而已。追問普遍真理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一切都只是不同時代精神的自封捍衛者在各說各話。

“糟糕透頂的新日子”

於是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文化精英所做的其實就是在否定藝術是一種對造物主的模仿；本雅明說“宗教的啟迪”應該被“世俗的啟迪，這是一種唯物主義、人類學式的啟迪，大麻、鴉片或其它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它的引子”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必須建立一種新的文化形式來加深人們的疏離，讓他們覺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導正一切。“不是建立在過去的美好時光，而是糟糕透頂的新日子。”本雅明說。

因此，繪畫的正確方向是要追隨梵谷的腳步，他在畫作中把物體變得支離破碎，宛如一個吸大麻煙的人眼中的景象，“鬆動並誘使一切熟悉的事物變得面目全非”。在音樂方面，阿多諾認為“今天的作曲家不應該再變得（比貝多芬、莫札特）更好”，而是該嘗試以無調性的方式作曲，因為無調性音樂是一種病態的音樂，“它既是疾病，但從辯證法的角度來說，又是治療...這種音樂在當今社會引起的激烈反感...似乎說明人們已開始感覺到這種音樂的辯證力量...那股消極的、‘毀滅性’的力量。”

現代藝術、文學和音樂的目的就是要摧毀過去美好的藝術、文學和音樂——因為它們都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而人在失去了這些神聖性的品味之後，現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創造性行為就只剩下了政治反叛。“要調動悲觀主義就意味著要將道德比喻從政治中驅逐出去，並在政治行動中開創一個百分之百的具象空間。”〔本雅明此處是指法國小說家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在《論風格》（Treatise on Style）中區分出的“比喻”與“具象”兩種概念，資產階級的道德觀是“比喻”的，因為它們看似華麗卻充滿空洞與虛偽，只有真正的革命力量才是“具象”的——譯註〕。本雅明和布萊希特攜手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最終產生出了Verfremdungseffekt（“疏離效果”）這個概念，也就是布萊希特以一種刻意的方式創作他的劇本，搞到觀眾最後實在看不下去、火冒三丈，紛紛離場。

政治正確

阿多諾－本雅明的分析幾乎奠定了今天困擾我們大學的政治正確美學趨勢的全部理論基礎。羅蘭・巴特、米歇爾・傅柯和雅克・德希達的後結構主義、翁貝托・艾可的符號學、保羅・德曼（Paul DeMan）的解構主義都曾公開承認過受到本雅明的影響。義大利作家艾可的暢銷小說《玫瑰的名字》幾乎可以說是一首獻給本雅明的讚歌；德曼在比利時的時候曾經是一位納粹合作者，後來成為耶魯大學教授，他的職業生涯始於翻譯本雅明的作品；巴特在1968年發表的那個臭名昭彰的“作者已死”宣言是對本雅明關於意圖的那句名言的重述。本雅明實際上已被視為萊布尼茲跟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繼承者，洪堡是席勒在語言學上的合作者，他的教育改革對19世紀的德國影響甚巨。就連《華盛頓郵報》都在1991年9月盛讚本雅明是“本世紀最偉大的德國文學理論家（甚至很多人會覺得不只是德國）”。

讀者們應該都聽說過某間學校的非裔美國人研究系要求封殺《奧賽羅》，理由是它充滿了“種族主義”，或是某位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在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宣稱《馬克白》中的女巫們才是“真正的女主角”之類的恐怖故事。這些荒謬的事情之所以會發生，就是這些那些肇事者利用從本雅明和阿多諾的這個一路以來的傳統來論證莎士比亞本人是怎麼想的根本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只有連莎士比亞自己在寫作時都沒有意識到的那些種族主義或男性中心主義的“潛台詞”。

當女性研究系和第三世界研究系開始鼓吹學生不要再閱讀經典名著、而只要讀現代黑人和女權主義作家的作品時，他們的理由也完全是本雅明式的。也就是說，這不是因為現代作家真的更好，但至少他們更真實，因為他們破碎不堪的散文好歹反映出了老作家們根本沒提過的社會問題！學生們被教導說，就像本雅明說的，語言本身是一種由壓迫者強加予社會的虛偽“命名”集合體，同時他們還被千叮嚀萬交代絕對不能陷入“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不要像資產階級那樣相信理性。

如果這些校園鬧劇顯得很“弱智”（阿多諾的用語），那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故意被設計成這樣的。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突破在於他們意識到，隨著本雅明所說的“機械複製藝術時代”到來，他們怪誕的理論現在真的有機會支配整個文化領域了。

II. 倒向布爾什維克的建制派：“娛樂”取代藝術

直到20世紀到來之前，藝術與“娛樂”之間的分界還稱得上是相當涇渭分明。當然，人們可以透過藝術來追求娛樂，但這往往是主動為之而不是被動接受的。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人們是有意識的選擇要不要去聽音樂會、欣賞藝術展覽、購買一本書或樂譜。只有少數人會在一生中親眼觀看《李爾王》或聆聽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一兩次以上。藝術需要一個人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與自己擁有的關於該主題的知識都集中在每一次體驗上，否則就會被認為是浪費了來之不易的機會。在從前，詩歌朗誦或戲劇表演，還有親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的“客廳音樂會”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即使在農村家庭也是如此。這是在“音樂欣賞”（music appreciation）這種教育方式出現之前的時候；當一個人不得不跟著許多人一起學習音樂時，他們至多只能學會怎麼演奏，而不是真的懂得如何欣賞音樂。

然而，廣播、電影和錄製音樂這些新技術卻代表了，套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一種辯證的力量。另一方面，這些技術使成千上百萬人得以享有他們從前絕不可能有的接觸偉大藝術作品的機會。反過來說，這種可無限複製的藝術體驗卻往往也會使觀眾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全神貫注，於是整個體驗不但失去了以往的神聖性，反而還深化了疏離。阿多諾將這個過程稱為“去神話化”（demythologizing）。阿多諾在發表於1938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這種前所未有的被動性正在撕裂音樂作品，聽眾會對作品中比較具有“娛樂性”的部分產生一種“拜物迷戀”，比較難懂的部分則會被他們過耳即忘。阿多諾繼續說道：

“這種拜物迷戀可以說是聆聽（listening）的退化。這並不是說個別的聽眾真的退化回幼兒的狀態，而是指從集體層面而言聽眾的水準確實下降了，畢竟這些因為大眾媒體才得以第一次接觸到音樂的數百萬聽眾，本來就不可能跟過去原有的音樂受眾同日而語。說得更清楚點，聆聽這項能力在當代正在退化，從嬰兒時期開始就停滯不前。現在的聽眾不僅失去了選擇與承擔的自由，也失去了有意識的品味音樂的能力...他們在完全沒有印象與突然對某個段落特別印象深刻之間來回擺動。他們只能以原子化的方式聆聽並拆解自己聽到的內容，與其說他們透過這種拆解所發展出來的品味符不符合傳統的美學概念，倒不如直接說它跟足球和汽車還比較接近一點。他們不是幼稚...而只是沒有長大；他們表現出的這種原始主義（primitivism）不是因為真的未開化，而是被刻意引導的結果。”

這種由聆聽的退化所造成的結果表明，事先設計好的編程往往可以決定受眾的喜好。舉例來說，在廣播中將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的曲子和莫札特的奏鳴曲混在一起播放，它們就會自行在聽眾的腦海中融合成一種富有娛樂性的“收音機音樂”。這意味著即使是最標新立異又令人不適的點子也可以通過文化產業的這種普遍同質化來被“重新命名”（re-naming）而變成流行。如同本雅明指出：

“藝術的機械性複製改變了大眾對藝術的品味。人們從本來反感畢卡索的畫作，到現在已經喜歡上卓别林的電影。這種漸進變化的特徵是，這時觀看和感受的樂趣已與專家的評論直接、內在的融合在一起...在電影院中，觀眾的批評和欣賞都一同消解了。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個人的反應往往被稍後大眾的反應給預先制約了，這一點在電影上展現的最為明顯。”

與此同時，媒體的魔力還可以被用來重新定義以前的傑作。“莎士比亞、倫勃朗、貝多芬都會被拍成電影，”本雅明引用法國電影先驅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的話總結說：“所有的傳說、所有的神話、所有的傳奇、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以及所有的宗教...都正等著在大螢幕上復活。”

社會控制：“廣播計畫”

至此，一些像樣的社會控制理論總算出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媒體研究具有巨大的潛力，這可能是社會研究中心在1934年轉移陣地來到美國後，美國的建制派願意持續給予其援助的主因。

洛克菲勒基金會從1937年開始贊助對新形式的大眾媒體的研究，尤其是要研究廣播的社會影響。收音機在一次大戰之前還只是業餘愛好者的玩具，當時全美僅有十二萬五千台收音機；二十年後，收音機已經一躍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娛樂方式；1937年在全美三千兩百萬戶家庭中，有兩千七百五十萬戶擁有收音機——比電話、汽車、下水道甚至電力的比例都還高！然而，直到那時都還未有任何針對這種現象的系統性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招募了幾所大學，並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設立了這個研究計畫的總部，它被命名叫廣播研究辦公室，簡稱“廣播計畫”。

這項計畫的負責人是保羅・拉澤斯菲爾德（Paul Lazersfeld），他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魯道夫・希法廷（Rudolph Hilferding）的養子與社會研究中心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長期合作者。在拉澤斯菲爾德底下工作的還有剛從俄亥俄州立大學工業心理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弗蘭克・史坦頓（Frank Stanton），不久前他才被任命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研究總監——一個頭銜大、實權少的職位。史坦頓在二戰後成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部總裁，並在電視網路最鼎盛的時候當上公司總裁。他還是蘭德公司的董事之一與林登・詹森的“廚房內閣”成員。其他參與這項研究計畫的人還有赫塔・赫爾佐克（Herta Herzog），她嫁給了拉澤斯菲爾德並成為《美國之音》的第一任研究主任、哈澤爾・高代（Hazel Gaudet），美國最重要的政治民調專家之一、阿多諾則被任命為該計畫的音樂項目的負責人。

儘管官方說法是一套，但廣播計畫的具體活動卻清楚表明，它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想要驗證阿多諾－本雅明的論點，即大眾媒體的淨影響是否真的能帶來原子化與加劇不穩定性的效果——也就是人們後來俗稱的“洗腦”。

肥皂劇和火星人入侵

起初這些研究似乎充滿了希望。赫塔・赫爾佐克發表了《論借鑒的經驗》（On Borrowed Experiences），這是最早的對肥皂劇的綜合研究。“連續廣播劇”這種播映形式是從1929年第一次出現，其靈感來自於懸疑老電影《寶琳歷險記》（Perils of Pauline）。由於這些廣播劇極富戲劇性，它們一開始經常被比作是義大利大歌劇（Italian grand opera）；後來隨著有越來越多肥皂製造商開始利用這些短劇打廣告，它們最終便獲得了“肥皂劇”這個綽號。

在赫爾佐克的研究發表之前，人們一般認為廣播劇迅速竄紅最主要該歸功於社會經濟底層的女性，因為生活困苦的她們需要這種充滿異國情調又羅曼蒂克的幻想。由芝加哥大學的心理學家一起在《遺傳心理學專論》（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上發表的〈晨間廣播連續劇：符號分析研究〉（The Radio Day-Time Serial: Symbol Analysis）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篇文章著重於強調這種現象的好處，它聲稱這些肥皂劇“就像是從前的民間故事，它們表達出了女性聽眾的希望和恐懼，總體來說這對她們的生活是有益的。”

赫爾佐克發現，事實上，這些現象根本就跟社會經濟地位無關。更重要的是，甚至連連續劇的內容究竟是什麼也不重要。真正關鍵的因素——如同阿多諾和本雅明的理論所早已指出——恰恰是連續劇這個形式本身。女性之所以沉迷於連續劇，與其說是為了娛樂消遣或逃避現實，倒不如說是純粹在期待“下禮拜的劇情會怎麼發展”。實際上，赫爾佐克還發現如果將廣播劇拆分成更多片段來播放，收聽率還能再提升一倍。

現代的讀者肯定會立刻意識到，娛樂業還真的一直把這個發現牢記在心。在今天，這種連續劇形式已經蔓延到了兒童節目和大手筆製作的黃金時段節目。電視史上收視率最高的節目直到今天仍然是《誰殺了甘迺迪？》（Who Killed JR?）的達拉斯篇，還有《外科醫生》（M*A*S*H）的最後一集，二者都是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方式吊足觀眾的胃口。即便是故事片，例如《星際大戰》和《回到未來》三部曲現在也都推出了連續劇，以便為未來要推出的電影鎖住觀眾群。粗劣的晨間肥皂劇即便在今天依然保有它令人上癮的特質：70%的十八歲以上美國女性現在每天至少會收看兩檔節目，男性和女性大學生的收看比率也正在快速增長。

廣播計畫的下一個研究對象是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1938年根據H.G・威爾斯的《世界大戰》改編的萬聖節廣播劇。總計有六百萬人收聽了這個用逼真的語氣敘述火星人侵略大軍已經在紐澤西州的農村登陸的節目。儘管節目一再強調一切純屬虛構，但仍有25%的聽眾信以為真，一度造成不小的恐慌。廣播計畫的研究人員後來發現，大部分驚慌失措的人其實並不是真的相信火星人入侵了；他們實際上是以為德國人打來了。

整個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在當年早些時候，慕尼黑危機早已通過廣播被廣泛報導，所以聽眾都已在心理上做好了準備。在慕尼黑危機發生的那段期間，《CBS》的歐洲新聞主持人愛德華・默羅（Edward R. Murrow）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那就是把簡短的新聞快報插播入一些平常的節目裡。這是第一次在廣播節目中，新聞報導不是以較長的分析敘述，而只是以短片的方式呈現——這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短新聞”（audio bites）。在慕尼黑危機最劍拔弩張之際，這些短新聞變得如此之多，以至於用默羅的製片人佛雷德・弗蘭德利（Fred Friendly）的話說是“連新聞公告都被插播進來的新聞給打斷了”。聽眾紛紛開始相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使得《CBS》的收聽率跟著水漲船高。當威爾斯在慕尼黑危機結束後推出他的虛構廣播節目時，他也利用了這種新聞插播技巧來讓故事變得更逼真：他先是精心設計了一個假的音樂舞蹈節目，然後再開始用越來越聳動的來自紐澤西州的“現場報導”來不斷打斷節目。聽眾陷入恐慌不是因為節目的內容，而是因為它的形式；當他們一再聽到“現在我們暫時中斷節目以報導最新消息”和“入侵”這些字句時，他們立刻以為這是希特勒打來了。誰也沒想到把肥皂劇技巧套用在新聞報導上，竟能產生如此驚人的效果。

小安妮與電視的“華格納之夢”

1939年，《應用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特別騰出了一期來刊登阿多諾和廣播計畫的研究發現。他們的結論是，美國人在過去二十年裡已經變成了“廣播成癮者”（radio-minded），並且他們的聆聽已變得如此碎片化，形式的重複其實才是決定流行的關鍵。播放列表怎麼編排決定了誰能成為“流行歌曲”——不管在過去還是現在，陰謀集團一直深諳這個道理——只要反覆不斷的重複，任何形式的音樂或表演，甚至是古典音樂表演者都可以變成“明星”。只要保留住熟悉的形式或上下文，幾乎任何內容都可以獲得成功。“各種類型的流行歌曲、明星、肥皂劇都只是在一成不變的循環輪替，”阿多諾在幾年後總結這些研究時說：“娛樂的具體內容也是這樣生產出來的，它們只是表面上看似有在推陳出新。各種橋段其實都可以被互相替換。”

廣播計畫最重要的成果是“小安妮”，它正式的名字是史坦頓－拉澤斯菲爾德節目分析器（Stanton-Lazersfeld Program Analyzer）。廣播計畫的研究發現，以往的那種觀眾調查方式其實是沒有用的。在當時最常見的調查方式都是在觀眾聽完一檔節目或看完一部電影後詢問：你喜歡這個節目嗎？你覺得某某某的表現怎樣？廣播計畫意識到這種調查方式並沒有考慮到觀眾其實是以一種原子化的方式在接收這些內容，而且這是強硬要求他們對本應是非理性的體驗進行理性分析。有鑒於此，廣播計畫設計了一個裝置，並為每個接受抽樣的觀眾都被配備了一台變阻器，這樣觀眾就可以在電阻器上隨時記錄他喜歡或不喜歡的程度。透過比較這些裝置最後產生出來的圖表，營運商就可以確定，不是觀眾喜不喜歡整個節目——這不重要——而是哪些橋段或角色能夠引起他們產生積極的共鳴，哪怕只是一時的。

小安妮改變了廣播、電影並最終改變了電視節目。《CBS》直到今天都還在好萊塢和紐約使用這樣的設備，據說結果與收視率有85%的吻合。其它電視台和電影製片廠也有類似的行為。如果你看到一檔新的電視節目突然產生一股奇怪的感覺，彷彿你以前就看過類似的內容，這就是分析器造成的結果。你應該有不少次這樣的體驗。比方說，如果分析器發現觀眾特別喜歡某部二戰片中男演員親吻女演員的鏡頭，接下來這種吻戲就會被照搬到其它幾十部作品裡去——場景可以是中世紀、可以是外太空，等等。

廣播計畫還發現電視可以增幅他們研究出的這些效果。電視發明的時間很早，在1936年的紐約萬國工業博覽會上就已經作為展品出現，但是第一個開始認真重視這種媒介的人卻是阿道夫・希特勒。納粹透過全國上下的公共播映室對1936年的德國奧運會進行全程“直播”；他們還企圖透過廣播來繼續加深全國的納粹化。不過進一步的德國電視發展計畫後來因為戰爭的關係而遭到擱置。

阿多諾看出了這其中的巨大潛力，他在1944年寫道：

“電視的終極型態將會結合廣播和電影，只是因為目前各方尚未協調好他們的利益才被延宕，但它有著無窮無盡的潛力，它會大大地加劇審美素材的貧乏化。以至於到了明天，目前還被一層薄幕遮掩的那一切文化工業產品的同質性，就可以公開而充滿諷刺意味的實現華格納的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夢想了——即所有的藝術都被融入進一件作品裡。”

顯而易見的是：現代娛樂這種極度非理性的娛樂形式——大部分的電視和電影都充斥著愚蠢而色情的內容，而你收聽的地方古典音樂廣播電台還會把史特拉文斯基接在莫札特後面播放——其實不是一定要變成這樣的。它們是故意被設計成這樣。而且這一套非常成功，成功到在今天已經沒有人會再質疑其原因或由來了。

III. 製造“公眾輿論”：“威權人格”怪物和OSS

廣播計畫的策劃者們努力想要找到控制群眾的方法，這連帶催生了民意調查這門現在偽科學，其目的也是為了更好的配合他們正在開發的控制方法。

如今，民意調查就像電視新聞一樣，已經完全融入我們的社會。“科學調查”可以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整理出人們對某個問題的看法。爭奪重要政治職位的競選活動現在也唯民調是從；事實上，現在很多政客喜歡拋出一些根本毫無意義的問題，這純粹是為了提升他們“受歡迎”的形象，好讓他們的民調數字更好看。重要的政策決定，甚至是公民或立法機關實際投票表決之前，往往也已先由民調結果決定了。報紙偶爾會刊登一些真誠的社論，呼籲人們要獨立思考，即使報社自己的商業代理人正在向當地的投票所送去支票。

當然，“輿論”本身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早在兩千年前，柏拉圖就已經在他的《理想國》中對它進行了一番撻伐。19世紀初的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詳細敘述了輿論的力量在美國是多麼強大。但是，直到20世紀之前都還沒有人曾想過要去調查公眾的輿論，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也沒有人想過要以這些調查結果作為制定政策的標準。

這時我們需要先暫停一下，對這個概念進行重新反思。認為公眾的輿論就是真理在哲學上是一個完全瘋狂的想法。它排除了個人理性的重要性。每個人的心中都蘊含著神聖的理性火花，因此他們才會有科學發現，也才能理解別人的發現。所以，個人的思想是少數不可能被“平均化”的事物之一。不妨這樣想：當一個創造性的發現出現的時候，做出這個發現的科學家很大概率也是唯一會接受這個發現的人，而當時的其他人肯定都不會認同他的發現，或是根本沒有想法。不難想像如果在《世界的和諧》（Harmony of the World）出版後馬上對克卜勒的太陽系模型進行民調會是什麼結果：2%的人贊成、48%的人反對、50%的人沒意見。

這些精神分析式的調查方法不僅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也成為了美國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系的金科玉律，特別是在社會研究中心轉移來到美國後。這套方法論的基礎其實是法蘭克福學派很著名的“威權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研究計畫。1942年，社會研究中心的主任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與美國猶太人委員會搭上了線，後者請託他為其設立了一個科學研究部。美國猶太人委員會還提供了一筆鉅資要進行一項關於美國人的反猶主義研究。“我們的目標，”霍克海默在這項研究的開頭中寫道：“不僅是要描述偏見，更是要解釋它，讓它能夠被根治...根治意味著在科學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的再教育。”

A-S量表

這項研究最終在20世紀40年代末產生了五卷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多諾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三位社會心理學家幫助下完成的最後一卷《威權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埃里希・弗洛姆曾在20世紀30年代設計過一份問卷，以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看德國人究竟是屬於“專制人格”、“革命人格”還是“矛盾人格”。阿多諾的研究基本上採用了弗洛姆的精神分析量表，只不過“革命人格”在這裡被換成了“民主人格”，這樣戰後的受訪者會比較容易接受。

量表對總計九種人格特質進行了測量，包括：

• 保守主義：習慣嚴格遵守傳統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 威權侵略：習慣針對、譴責、否定和懲罰任何違反傳統價值的人
• 投射作用：習慣相信世界就是瘋狂又危險的人
• 性執著：對性問題有過度的執著

從這些特質又可以設計出幾種量表：E量表（民族中心主義）、PEC量表（政治與經濟保守主義）、A-S量表（反猶太主義）以及F量表（法西斯主義）。使用倫西斯・里克特（Rensis Lickerts）的方法論來對結果進行整理，就可以對被阿多諾稱之為“一種新的人類學類型”的威權型人格進行經驗性的定義。但就像所有精神分析的調查研究，這裡最大的問題在於它仍是在沿襲韋伯式的“類型”假設。用事先劃分好的類型來進行統計，結果當然是所有的行為都可以有一個解釋；如果一個被判斷為反猶主義人格的人並沒有真的表現出反猶主義，那麼這一定是因為他或她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或是其反猶傾向是以不連貫的方式表現出來。於是，人的思想是能夠被改變的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就這麼被忽略了。

這項研究的結果其實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你可以說這項研究證明了美國人普遍保守，不願放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仍然相信家庭價值並厭惡性氾濫，認為戰後世界充滿了危險且對猶太人抱有歧視（還有黑人、羅馬天主教徒、東方人等等——不幸的是，這是真的，但這些都是可以在經濟發展和文化樂觀主義的社會背景下糾正的）。反過來說，你也可以用這項研究結果來論證一場新的反猶太人大屠殺和紐倫堡集會已正在醞釀，只是還缺一位新的希特勒來點燃它們。你願意接受哪一種解釋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堅信所有的宗教，包括猶太教都是“人民的鴉片”。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要解決對猶太人的歧視，而只是想通過創造出威權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具體定義，來迫使美國人和歐洲人對自己進行“科學的再教育”，最後就是他們將逐漸遠離法蘭克福學派所鄙視的猶太－基督教文明傳統。在他們這一時期的理論著作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將這一論點推向了最極端的地步：如同資本主義本質上是法西斯主義，基督教哲學本質上就是反猶主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他們1947年的《反猶主義的要素》（Elements of Anti-Semitism）中寫道：

“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一個被神化的巫師。人在絕對中的自我反思，即上帝透過基督化身成人，打從開始就是謬誤（proton pseudos）。之所以說比猶太教更進步，純粹是基於耶穌就是上帝這個假設。回頭來看基督教，這種把巫術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行為，本身就是邪惡的根源。”

同時間，霍克海默在另一篇更受歡迎的文章《反猶主義：一種社會疾病》（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中表示：“目前看來，只有俄羅斯是唯一沒有任何形式的反猶主義的國家。”

漢娜・鄂蘭又更進一步推廣了這套充滿自利性偏差（self-serving）的論述，正是她大名鼎鼎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使威權人格研究變得廣為人知。鄂蘭還在她後來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即使是像艾希曼這樣頭腦單純的人，只要在適當的心理條件下也可能會變成納粹野獸——也就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每個外邦人（Gentile）都有可能是壞人。

鄂蘭的這種極端威權人格論也是今天的邪教糾察網路（Cult Awareness Network）所奉行的理論，該組織與美國司法部、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以及其它團體都有合作關係。邪教糾察網路使用標準的法蘭克福學派方法，來將它不認同的政治或宗教團體通通列為“邪教”，然後再以此證明對它們的圍剿是合理的。

輿論爆發

儘管“精神分析人格類型”本身是一個無法證明的論題，法蘭克福學派的解釋性調查方法卻依然在社會科學中佔據著主導地位至今。事實上，這些新的、號稱是科學的調查方法在20世紀30年代促進了民意調查的爆炸式增長，其中絕大部分是由麥迪遜大道的那夥人資助的。今天最常見的民調機構——尼爾森、蓋洛普、羅普爾——都是從30年代中旬開始採用社會研究中心的方法，尤其在有了史坦頓－拉澤斯菲爾德節目分析器的成功之後。到了1936年，民意調查已經變得稀鬆平常，拉澤斯菲爾德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了美國公眾輿論研究所（American Academy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同時芝加哥大學也創立了國家輿論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1940年，廣播研究辦公室變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應用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同樣由不知疲倦的拉澤斯菲爾德擔任所長。

拉澤斯菲爾德在二戰結束後更開創了對美國人的投票結果進行心理分析的先河，等到1952年總統大選時，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公司都爭相參考拉澤斯菲爾德的研究，讓艾森豪可以穩操勝算。1952年也是第一次開始受到電視影響的選舉，就像阿多諾在八年前曾預測的，它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迸發出驚人的影響力。天聯廣告公司（Batten, Barton, Durstine & Osborne）——也就是傳說中的“BBD&O”——為艾森豪量身打造了一個完全從電視的角度來說觀感最佳的競選形象，其縝密程度與準備如何在紐倫堡集會上現身的希特勒相比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那種短短一分鐘的“現場”造勢廣告也是為了迎合經由調查發現的選民喜好而推出的。

這顆雪球從那之後便沒有停過。整個20世紀50－60年代的電視與廣告發展全都是由接受過法蘭克福學派的群眾異化（mass alienation）技巧訓練的男男女女開創的。弗蘭克・史坦頓直接從廣播計畫飛黃騰達成為現代電視業最重要的領導者。史坦頓在那段時期最大的對手是《NBC》的席維斯・韋弗（Sylvester "Pat" Weave）；在取得了“聆聽行為”研究方面的博士學位後，韋弗在20世紀30年代末與節目分析器計畫展開合作，之後成為VMLY&R公司的副總裁，然後是《NBC》節目總監，最後當上公司總裁。史坦頓和韋弗兩人的故事都很典型。

今天，經營電視台、廣告公司和民調機構的人即使從未聽說過阿多諾，也一定都是在奉行阿多諾的理論，即媒體可以且應該將它們所接收到的一切消息都變成“足球”。這只要看看1991年媒體是如何報導波斯灣戰爭就可以知道了。

法蘭克福學派奠定的大眾媒體和廣告技巧現在已完全控制了美國的政治競選活動。競選活動不再強調政治綱領，一切都開始變得疏離。人們瑣碎的抱怨和非理性的恐懼被那些精神分析式的民意調查特別放大並轉變成需要立刻著手解決的“問題”；1988年總統大選的“威利・霍爾頓”（Willy Horton）廣告事件和“燒旗修正案”事件只是比較近的兩個例子。真正關乎我們文明未來的問題，被極致簡化成了一連串的採訪攝影和錄音片段——宛如愛德華・默羅在30年代所運用的原始廣播技巧——它有最大化的戲劇效果，但卻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誰是敵人？

這個威權人格理論騙局之所以在今天這麼有影響力還有部分是源自於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那就是法蘭克福學派及其理論曾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正式接受，而這些共產主義者甚至還被賦予了分析誰是美國在戰時和戰後的敵人的任務。1942年，戰略情報局（OSS）這個美國在倉促之間組建的諜報與秘密行動機構，請託前哈佛校長詹姆斯・巴克斯特（James Baxter）在OSS的情報部門底下成立一個研究與分析單位。這個研究與分析分部在1944年時已經聚集了一群龐大且有聲望的移民學者，以至於當時還年輕的斯圖爾特・休斯（H. Stuart Hughes）都感嘆說，為這個單位工作簡直就像是在接受一門由政府出資的“第二次研究生教育”洗禮。中歐情報活動的部分是由歷史學家卡爾・休斯克（Carl Schorske）負責領導；在他的領導下，最重要的德國/奧地利支部則由弗朗茲・諾伊曼（Franz Neumann）與馬庫色、保羅・巴蘭（Paul Baran）、奧托・基希默（Otto Kirchheimer）一起擔任科長，他們通通都是社會研究中心的人。

利奧・洛文塔爾負責領導戰爭資訊辦公室的德語部門；馬庫色的妻子蘇菲・馬庫色（Sophie Marcuse）在海軍情報局工作。同樣在這個研究與分析分部任職的還有：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那位從前教導阿多諾康德哲學的老師，他現在是一個電影理論家；諾曼・布朗（Norman O. Brown），他以在60年代將馬庫色的享樂主義理論與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的奧甘（orgone）能量療法相結合來討論“多形倒錯”（polymorphous perversity）而聞名；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他後來跟馬庫色合著了一本書；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是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她曾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雜誌撰稿）的丈夫，還有加入甘迺迪內閣的歷史學家亞瑟・施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馬庫色的第一項任務是要領導一個團隊，以確定戰後將要審判的戰犯名單，並挑選戰後該扶植誰來成為德國的領導人。馬庫色、諾伊曼和基希默在1944年合力編寫了《去納粹化指南》，它後來被大量發放給佔領德國的美軍軍官，以協助他們辨識並取締親納粹活動。停戰協議達成後，研究與分析分部派出幾位代表作為情報聯絡員與各佔領國進行聯繫；馬庫色被分配到美國佔領區、基希默被分配到法國佔領區、摩爾被分配到蘇聯佔領區。諾伊曼在1945年夏天離職，轉赴紐倫堡法庭擔任研究主管。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馬庫色一直都在美國情報部門工作，並升任至國務院情報研究辦公室的中歐分部主任，其負責“規劃與實施積極的情報研究計畫...以滿足CIA及其它授權機構的情報需求”。

在為美國政府效力的期間，馬庫色還大力支持兩德分治方案，並指出這可以阻止剛被解放的左派政黨與舊的、保守的工業與商業階級形成新的聯盟。他在1949年撰寫了一份五百三十二頁的報告《世界共產主義的威脅》（The Potentials of World Communism，直到1978年才解密），它聲稱馬歇爾計畫對歐洲經濟的穩定將使得西歐共產黨的勢力被牢牢限制在可接受的水平，這會帶來一段與蘇聯維持著敵對共存的時期，只有在拉丁美洲和印度支那等遙遠的地方才會發生真槍實彈的對抗——總的來說，這是一個準確的令人不得不佩服的預測。馬庫色最後帶著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大筆資金離開國務院，並與戰後美國各所大學設立的蘇聯研究系合作，它們很多都是由當初研究與分析分部的人組成的。

同一時間，馬克斯・霍克海默所造成的傷害還要更大。作為研究與分析分部的去納粹化計畫的一部分，美國的德國事務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利用他個人的可支配預算把霍克海默放回去德國改革後者的大學教育制度。事實上，麥克洛伊曾建議杜魯門總統和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授予已歸化美國的霍克海默雙重國籍；因此，霍克海默在那時是世界上唯一同時擁有德國和美國公民身份的人。在德國，霍克海默開始了他的工作，這奠定了日後20世紀5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在德國的全面復興，包括出現了像高達美和哈伯馬斯這樣新一代的反西方文明學者，他們將從60年代開始在德國掀起毀滅性的影響。在美國，有些人僅僅因為被質疑是左派就遭到窮追猛打直至丟了飯碗甚至自殺，但法蘭克福學派的這群老傢伙——他們可都有著共產國際的背景——卻可以過著十分滋潤的生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美國將判斷誰是國家的敵人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了自己最大的敵人。

IV. 亞里斯多德式的愛慾：馬庫色和CIA的毒藥反文化

1989年，海德格的門生、法蘭克福學派的最後一代人高達美被德國報紙《法蘭克福匯報》拜託撰寫一篇文章來評論他自己的作品。他答應了：

“我們應該將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視為對蘇格拉底的挑戰，這也是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爭論何謂善的對話錄的中心主旨...柏拉圖將善的觀念...描述成最終極也最崇高的理念，是宇宙、國家和人類的靈魂所遵循的最高存在原則。反對這一觀點的亞里斯多德用他的名言對此進行了決定性的批判：‘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他不同意人應該把善當作一切存在的普遍原則，如果它是普遍原則，它就應該既適用於理論知識，也適用於實踐知識與人類活動。”

這段話不僅簡明扼要的說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觀，它還回顧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我們可以說過去兩千年來西方哲學大部分的爭執都是從這一刻開始的。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分歧造成了前者決定將形上學與物理學分開，套法蘭克福學派最推崇的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的話說，這就是將善降格為了純粹思辨的對象，“我們對善的知識仍然只停留於假設”。我們所認識的“現實世界”，正如狄爾泰、尼采和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前輩所經常強調的，在這個術語最空泛的意義上，其實只是愛慾（erotic）的展現〔參見柏拉圖《會飲篇》中關於愛神－愛若思（Eros）的討論——譯註〕。宇宙變成了各種事物的集合，它們每個都根據自己的本性（即基因）與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即機械性運動）運行著。

科學變成了對這些本性與相互作用的歸納推理。由於人的心靈被認為只是一個感覺器官，不得不被動地等待牛頓的蘋果落下，人與世界的關係（反之亦然）因此變成了一種對物的迷戀。在這種情況下，追求普遍性這種行為——比如試圖去尋找永恆的上帝——就完全沒有意義了，要嘛根本不存在一個普遍者，要嘛其存在就像一個機器神（deus ex machina）一樣不可理解；也就是說，神對這個物質宇宙而言只是一個附加物——神可以是宙斯，他從某個絕對外在的地方向這個世界投擲閃電（或者，更洽當的說：神可以是邱比特，他用金箭使物體相吸、鉛箭使物體相斥）。

從他們的鼻祖盧卡奇開始，整個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解放”這種亞里斯多德式的愛慾，把個人的感覺變成最至高無上的心理狀態。當社會研究中心的領導人們在20世紀30年代中旬抵達美國時，他們欣喜若狂地發現這裡根本沒有足夠的哲學根基可以來抵擋他們的文化悲觀主義（Kulturpessimismus）。然而，儘管法蘭克福學派在二戰前已在美國的知識分子中頗受歡迎，但這種影響仍主要侷限於學術界和廣播電台。廣播電台固然重要，但當時它們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還不像後來戰爭爆發後那麼強大。除此之外，美國的戰爭動員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都延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計畫；1945年的美國仍處於一片樂觀氛圍之中，當時的人們都相信只要大家團結一致透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什麼是合眾國解決不了的問題。

然而，受法蘭克福學派塑造的廣播與電視在戰後的那十五年裡開始慢慢滲透了家庭生活，在這段政治風波不斷的時期，面對蘇聯的步步進逼，美國曾經的積極進取精神也逐漸倒退變成了一種消極頹廢、而且經常受到操縱的姿態。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年輕一代——即俗稱的嬰兒潮世代——紛紛開始在大學中直接或間接的接觸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毒藥。到了1960年，社會學已成為美國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事實上，如果人們重新回顧20世紀60年代初的學生運動，比如柏克萊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或學生們為了成立學生民主學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而發表的《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從這些學生口中說出來的話是多麼空洞無物。學生們對自己被要求服從制度感到焦慮——“我是有尊嚴的人；不彎腰、不低頭、不認命”（I am a human being; do not fold, spindle, or mutilate）是柏克萊大學曾經流行過的口號，但很顯然學生們開口閉口都在談論的那些“問題”其實只是來自於他們讀到的社會學教科書，而不是真實的社會。

CIA的迷幻藥革命

1960年的校園騷動或許已經過去，或許也還是留下了一些正面的成果，如果不是因為甘迺迪遇刺給這個國家造成了無可抹滅的創傷，再加上毒品的大規模氾濫毀掉了這一切的話。毒品從19世紀開始就一直是浪漫主義者最愛不釋手的“思考工具”，法國的象徵主義者還有二戰後歐美的波希米亞主義者也都是一丘之貉。但是，CIA卻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與其它情報機構合作對致幻劑LSD進行了廣泛的實驗，目的是為了要研究將它應用在社會控制上的可行性。記錄顯示，在CIA的MK-Ultra計畫的全力支持下，總計有多達數百萬劑的這種化學物質被生產並外流了出去。LSD成為了這個CIA的最新玩具，職員可以將它們免費分發給親朋好友，包括大量的OSS退伍軍人也都拿到了。

舉例來說，正是從前為OSS的研究與分析分部工作的格雷戈里・貝特森“找上”了垮掉派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接受加州帕羅奧圖的美國海軍LSD實驗。不僅僅是金斯伯格，小說家肯・凱西（Ken Kesey）和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樂團的團員們也都參加了實驗。“迷幻藥革命”的一代宗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第一次知道迷幻藥是從1957年的《生活》（其出版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就像其他輿論塑造者一樣，經常從政府那裡獲得迷幻藥）雜誌讀到的，並從此開始他作為CIA的簽約僱員的一生；利里曾在1977年的一次“聚會”上公開承認：“我所有的一切都該歸公於CIA的遠見。”迷幻藥具有使服用者變得行為反常、陷入自我中心並對眼前的物體產生莫名的迷戀的效果。在這種狀態下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東西都可以具有本雅明所說的“靈光”，讓它們看起來好神聖又永恆。換句話說，迷幻藥會使人瞬間進入法蘭克福學派所描述的那種心理狀態。而且，這些化學物質的普及為這些理論的實際實踐創造極為有利的心理條件。

因此，20世紀60年代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而它也的確沒有被錯過。諷刺的是，從1964年開始出現的“當下世代”（Now Generation）儘管反對一切現代性，但它所聲討的那些觀念或藝術卻沒有一個的歷史有超過三十年。學生們口中唸誦的政治理論也完全來自法蘭克福學派；1968年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的法國激進活動家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曾在1969年談到馬庫色時說出了一番大實話：“這些學生運動...最後都是從他的作品中找到了對他們想要表達的問題與訴求的理論依據。”留長髮和穿拖鞋、性自由的愛情公社、長壽飲食、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這些概念從世紀之交的時候被設計出來，並通過各種與法蘭克福學派有關聯的新紀元社會實驗進行真人檢驗，例如曾在1920年以前風靡一時的阿斯科納（Ascona）公社。甚至連湯姆・海登（Tom Hayden）的那句著名的“永遠不要相信超過三十歲的人”其實也只是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早在1905年就說過的“世上不存在超過三十歲還值得深交的人”的不那麼優雅的版本。基本上，這群塑造了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規劃者們根本只是把這些舊酒全都用新瓶裝了起來而已。

愛慾與文明

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之所以能夠形成，以及本來屬於2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能在60年代重獲新生，全都該歸功於馬庫色的《愛慾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其最初是在195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出版。這本書透過“向度”（dimensionality）的概念巧妙地總結了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悲觀主義思想。在它最顛倒黑白的其中一章裡，馬庫色甚至聲稱這個概念是他從席勒那裡借鑒的。被馬庫色故意說成是康德繼承人的席勒曾提出人性具有兩種向度：感性衝動與形式衝動。席勒主張可以透過健康的遊戲來協調人身上的這兩種本能。另一方面，馬庫色卻堅持要擺脫現代工業社會的單向度，唯一的出路就只有釋放人的愛慾本能，也就是感性衝動，並以這種方式來反抗“技術理性”。正如馬庫色在他後來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中指出：“先進的工業社會固然舒適、流暢、理性、民主但卻沒有自由，這就是技術進步的結果。”

他將自己的愛慾解放與席勒的“遊戲本能”混為一談，但後者根本跟愛慾一點關係也沒有，它是一種與真正的創造力相關聯的更崇高的愛。馬庫色的愛慾解放其實是佛洛伊德早已暗示但沒有明說出來的東西，除了一些比較直言不諱的佛洛伊德追隨者，例如威廉・賴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卡爾・榮格。據馬庫色表示，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理性本身，實際上都是在壓抑愛慾：“技術理性的極權主義宇宙只不過是理性這個觀念的最新演變。”或者“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陰影始終陰魂不散，但不是徘徊在人類的記憶中，而是在人類的偉大成就中——太空旅行、火箭、導彈、漂亮的電子工廠...”。

這種愛慾解放要求人們採取“大拒絕”（Great Redusal），即完全拒絕資本主義這頭怪物及其所有成就，包括它的“技術理性”和“儀式威權語言”。作為這個大拒絕的一部分，人類需要發展出“審美精神”，把生活變成一種審美儀式，一種“生活方式”（life-style，這是在馬庫色的影響下從60年代開始變得流行的一個毫無意義的詞彙）。以馬庫色為代表的整個60年代一直試圖通過空洞的理論還合理化青少年無休無止的性叛逆行為。《愛慾與文明》自1961年以廉價平裝版重新發行以來已再版無數次；馬庫色在1966年版的序言中補充說，時下最流行的那句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就是他一直以來在強調的：“為愛慾而戰是一場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他在1969年又指出，新左派在他們的政治宣言中經常使用過分淫穢的言語，這其實也是“大拒絕”的一部分，他稱它是“一種有系統的語言叛逆，它摧毀了過去那些經常被使用且有清楚定義的詞彙背後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馬庫色還得到了精神分析學家、他在OSS的後輩諾曼・布朗的大力支持，後者曾分別在1959年和1966年出版過《生命對抗死亡》（Life Against Death）、《愛的身體》（Love's Body），呼籲人類應該擺脫那個理性的、“身披盔甲”的自我，並要用“酒神式的肉體自我”來取而代之，如此一來人們便可以重新找回他們的多形倒錯本能，重新“與自然結合”。威廉・賴希的著作現在也重新出現了，他曾聲稱一夫一妻制是導致納粹主義產生的根本原因。賴希最終病死於美國監獄，他因為宣稱可以用他的“奧甘能量”來治療癌症而入獄。賴希的主要追隨者是A.S・尼爾（A.S. Neill），他在20世紀30年代時曾信奉神智學，後來成為激進的無神論者，他們一起提出了一種新的教育理論，鼓勵學生勇於反抗那些專制跋扈的老師。

尼爾的《夏山》（Summerhill）在1960年售出了兩萬四千冊，1968年達到十萬冊，1970年又突破兩百萬冊大關；截至1970年，它已成為六百門大學課程的指定讀物，這讓它變成了那段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教育教材之一，並且直到今天也經常被探討教育問題的作家引用。馬庫色還引領了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理論復興，也是他將早已被遺忘的盧卡奇重新引入美國。馬庫色本人也成為了各方攻擊反主流文化時的避雷針，他經常受到蘇聯的《真理報》和彼時還是加州州長的隆納・雷根等人的口誅筆伐。然而，唯一一個提出真正有價值的批評的人是教宗保祿六世，他在1969年對馬庫色和佛洛伊德下達了正式的譴責令（這是很不尋常的決定，因為梵蒂岡通常不會對還在世的人下達譴責令），理由是他們“令人作嘔又肆無忌憚的愛慾主義”，他更批評馬庫色的性解放理論只是在“假借自由之名來行倒錯之實...這是對人類本能的倒錯。”

反主流文化推崇的愛慾主義不僅僅是主張自由戀愛和攻擊傳統家庭價值而已。它實際上也意味著愛慾這個哲學概念獲得了徹底的合法化。人們被教導應該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物，只不過是一個受“本能”支配的物。人是一個被賦予了充滿創造力的神聖理性火花、能夠建立起偉大的文明的這種觀念給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人的生命之所以有價值純粹是因為他或她是黑人、是女人或是受本能支配的同性戀的全新觀念。這同時也解釋了民權運動為什麼最後會變成“黑人權利”運動，以及女性追求合法公民權利的運動為什麼卻會變成女權主義。追求婦女權利被刻意塑造成了另一種“解放邪教”，包括燒毀胸罩或其它有時能在公開場合見到的阿斯塔蒂式的淫穢行為；只需看一眼凱特・米列（Kate Millet）的《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和吉曼・基爾（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1971）就可以知道，她們完全承襲了馬庫色、弗洛姆、賴希和其他極端的佛洛伊德主義者的那一套路數。

糟糕的旅程

這股將生命變成一場純粹愛慾的、毫無未來的儀式的風潮不只沒有平息，反而從過去二十年一直到今天都還在繼續變本加厲；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我們放眼望去所目睹的一切都在衰敗。馬庫色和阿多諾的徒子徒孫已完全統治了大學校園，他們教導學生用一種名為“政治正確”的儀式來取代理性。如今在美國或歐洲出版的任何關於藝術、文學或語言學的理論書籍，幾乎沒有一本會不承認它們是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啟發。

今日充斥著大學校園的獵巫活動說穿了只不過是貫徹了馬庫色提出的“壓制性包容”（repressive toleration）——“左派運動可以，右派運動不行”——它被法蘭克福學派的後繼者們奉為圭臬，這些人現在都是女性研究和非裔美國人研究領域的教授。那些非裔美國人研究領域的翹楚，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康奈爾・韋斯特（Cornell West）教授曾公開聲明過他的理論是來自於盧卡奇。與此同時，法蘭克福學派的悲觀主義者們也透過他們精心培育起來的醜惡文化，徹底腐蝕了我們曾經崇高的文化。

現在幾乎找不到哪怕一齣還沒被追隨本雅明和社會研究中心的腳步的編劇亂改一通、試圖“釋放其中愛慾潛台詞”的莫札特歌劇。你不可能既要管弦樂團在一場表演中同時演奏勳伯格和貝多芬，又要使後者的完整性絲毫不受影響。隨著我們曾經崇高的文化漸漸氣力喪盡，現在的流行文化卻正在明目張膽的變得越來越野蠻。美國和歐洲的兒童幾乎每天都在看像是《半夜鬼上床》（Nightmare on Elm Street）和《魔鬼總動員》（Total Recall）的電影，或是類似的電視節目。一個典型的畫面是一個面目可憎的男人從電視機裡跑出來；他臉上的皮膚不斷在剝落，手上還長著幾英尺長的如剃刀般鋒利的手指，然後——在短短一瞬間內——受害者就被砍成了碎片〔此處所說的是《半夜鬼上床》中的反派－殺人魔弗萊迪——譯註〕。這不是娛樂。這是LSD引起的極度偏執的幻覺。在20世紀60年代還是最糟糕的東西在現在只需要一張全票就可以體驗到。多虧法蘭克福學派和他們的共犯，今天的西方文明正在踏上一趟“糟糕的旅程”，它不被允許走除了下坡路之外的其它任何一條路。

過去奠定西方猶太－基督教文明的那些原則已不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席之地；它們現在只能以某種地下抵抗運動的形式存在。如果這股抵抗最終失敗，西方文明將不會再有未來——而且在我們這個無法治癒的疾病和核武器隨時如鯁在喉的時代，西方文明的崩潰很可能會使世界上的其它地方被跟著拖入地獄。

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一場新的文藝復興。或許這聽起來很宏大，但這正是我們需要的。文藝復興意味著重新開始；摒棄邪惡、反人類、愚昧，重新回到數百或數千年前的正途，找回那些讓人類可以在自由與善良中成長的思想。只要我們願意下定決心，我們就可以開始重建文明。

最後，一場新的文藝復興將會需要科學家、藝術家和作曲家共襄盛舉，但它最需要的其實是看似平凡的人們，它需要他們願意挺身捍衛自己內心中的神聖理性火花。鑒於法蘭克福學派與這個新黑暗時代背後的主謀者仍然一手遮天，這些相信理性、明辨是非的人無可避免會變成“不受歡迎者”。但不要忘記，這世上從來都沒有一個好主意是從一開始就受到歡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