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塞繆爾・威爾伯福斯主教（Samuel Wilberforce）和生物學家T.H・赫胥黎（T. H. Huxley）在牛津大學展開了一場關於演化論的辯論。僅僅一年前達爾文才剛出版他的《物種起源》，主教打算藉著這個機會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場爭論。無須贅言，他當然沒有成功。赫胥黎被戲稱是達爾文的“鬥牛犬”還真不是浪得虛名。
威爾伯福斯主教是一個捍衛宗教、思想保守的人，他咄咄逼人的態度可以說是完全反映出了那一代人在面臨世界觀被顛覆時的焦慮、恐懼與純粹的不理解。達爾文提出的解釋與過往大多數人對地球上之所以會有各種生命的解釋完全不同。在過去，至少在西方世界，人們往往相信是上帝開天闢地創造世界。甚至連世界具體是在什麼時候被創造都可以算出來；17世紀的烏瑟爾大主教（Ussher）曾根據《聖經》中的年表計算出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誕生。結果達爾文改變了一切。威爾伯福斯主教、赫胥黎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是猿猴的後裔，這當然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想法。同樣使人不知所措的是，達爾文的演化論設想了一個與那個時代的人從小所熟悉的截然不同的宇宙。達爾文主張一個物種逐漸演化成另一個物種需要極長的時間，這遠遠超過了烏瑟爾大主教所算出來的五、六千年。達爾文認為演化動輒需要上百萬年，如此巨大的時間落差著實顛覆了大多數人的想像，甚至直到今天依然還有人沒回過神來。
而且演化是在沒有目標或目的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實在是糟透了。正如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很快指出的，達爾文“把心靈從宇宙中逐了出去”。但他所做的事情還不止這些。達爾文把宇宙變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科學的目的本來應該是要獲得越來越多關於世界的知識，在通過我們的類人猿祖先來“解釋”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這副模樣時，達爾文或許確實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洞見。但他在這麼做的同時卻也把宇宙的其餘部分變得愈發難以理解了。
儘管在今天演化論與他的名字幾乎已被劃上等號，但達爾文的“主張”其實並不新鮮。早在1721年，因為《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而聲名大噪的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就曾提出古老的物種通過繁衍慢慢變成現在的物種，並且物種之間的差異可能隨著時間變多或多少的觀點，他將這個過程稱為“嬗變”。與他同時代的博物學家喬治・布豐（Georges Buffon）認為馬與驢應該是親緣物種。偉大的瑞典分類學家林奈（Linnaeus）亦在1760年得出了物種可能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的結論。1790年，詩人歌德——其實他覺得自己的科學著作比他的詩文更重要——發表了他的《植物形態學》（Metamorphosis of Plants），主張所有現存的植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註1）。1809年，讓・巴蒂斯特・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提出了“演化樹”的概念，它從最小的動物開始一直延伸到我們人類；他同時還對促使物種產生變化的機制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比方說，他認為長頸鹿是透過他所謂的“獲得性遺傳”才“演化”出長長的脖子。在遙遠的過去，有的長頸鹿想要吃到樹上更高的葉子，於是牠們努力伸長脖子。久而久之牠們的體態開始改變，然後又被繼續傳遞給牠們的後代，牠們的後代也努力想伸長脖子，接著牠們也有了後代，依此類推，直到牠們終於變成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長頸鹿。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達爾文和拉馬克兩人的觀點似乎可以並行不悖，反正也沒有人親眼見過“正在發生中的演化”，所以好像很難證明到底誰是對的。但德國動物學家奧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卻在19世紀證明了父母後天才改變的性狀並不會傳給後代——這一學說又被稱為“繁衍基因的連續性與不可改變性”——於是，達爾文的觀點最終勝出（註2）。奇怪的是，就在達爾文還在埋頭沉思“適者生存”——一個由哲學家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在幾十年前發明的術語——另一位博物學家阿爾弗雷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就已經通過閱讀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而自己想出了“自然選擇”的觀念。後來華萊士也十分寬大地讓達爾文摘走了這個“發現”的榮耀，儘管在一些關鍵的地方上，華萊士並不完全接受達爾文的結論。例如，他不認為我們的高級心智和精神官能可以僅憑自然選擇來解釋，他相信這其中必定涉及到了一些非物質的因素。或許正是出於這個緣故，再加上華萊士本人還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唯靈論者，所以後來大部分關於演化論的討論都刻意略過了他的存在。
雖然許多人執意與這個越來越獲認同的觀點頑抗到底，但演化論的成功已是大勢所趨。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這個道理如今早已深入人心。在達爾文發表他的發現不到一個世紀之前，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已經無可逆轉地改變了人類的社會。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所謂的歷史就是絕對精神認識自己的過程，他強調“成為”（becoming）更勝“存在”（being），這一觀點影響了無數後生晚輩；他的著作深深啟發了卡爾・馬克思，後者的思想又將導致20世紀的巨大社會與政治變革。工業革命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同時也改變了整個景觀，使得人類的集體意識開始將“進步”的觀念視為理所當然。
使達爾文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是怎麼解釋他所談論的這些變化。他確實是“把心靈從宇宙中逐出”沒錯，這是因為心靈已經變成了多餘的存在。單純的供需機制就可以解釋一切。不需要意志，不需要努力，最可怕的是甚至不需要上帝。現在剩下的只有三件事：無情的生存競爭；隨機突變的可能性，它偶爾會產生出更適合生存，因此更能留下後代的生命；以及漫長的時間。
在究竟需要多長的時間這方面，達爾文應該感謝他的朋友和導師、現代地質學之父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1830年，萊爾這個蘇格蘭人發表了他的《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指出地表存在的各種地貌都是經過很長段一時間的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所造化的。萊爾給出的時間與烏瑟爾大主教的說法難以相容。或者確切地說，也許不應該說它們完全無法相容，而是這些改變的速度是如此之慢，以至於區區五、六千年也很難產生任何明顯的變化（註3）。按照萊爾的說法，地球變成今天的模樣至少經過了數百萬年：“這是很長的時間。”如此漫長的時間提供了達爾文的演化論足夠生效的餘裕。考慮到地球歷經過這麼多紀元，即使只是微小、偶然的變化也可能在經過數千年的累積之後孕育出地球如今豐富多樣的生物。這甚至可以特別解釋其中一種生物誕生的原因，其似乎是唯一一個會對自己的存在感到好奇的生物：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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