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愛潑斯坦系列之（二）
BY WHITNEY WEBB
JULY 25, 2019
自從億萬富翁傑佛瑞・愛潑斯坦在7月6日鋃鐺入獄以來已過了幾個星期，但他仍是媒體緊追不放的焦點，目前他被指控脅迫未成年人從事賣淫活動。媒體持續關注有部分的原因據說是因為情報機構也跟愛潑斯坦狼狽為奸，以及關於愛潑斯坦從事了數十年的性勒索行動的規模似乎越捅越大，同時又有越來越多的內幕逐漸浮出水面。
正如我們上星期的報導，愛潑斯坦之所以能為非作歹這麼長時間，恰恰是因為他只是從20世紀50年代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開始的更加淵源流長、牽涉甚廣的老套路的最新代理人而已。
這一切都要從與黑手黨交情深厚的酒業大亨路易斯・羅森施蒂（Lewis Rosenstiel）開始說起，繼而是羅森施蒂的得意門生、川普未來的導師羅伊・柯恩（Roy Cohn），愛潑斯坦只不過是這天羅地網般的兒童性勒索行動的參與者之一，這些行動最終都可以追溯回同一個蜘蛛網，犯罪組織、強大的華府政客、政治遊說者還有“幕後操縱者”在其中互相交錯，當然情報機構和FBI也無法置身事外。
本文作為愛潑斯坦系列的第二部分要深入調查柯恩與雷根政府的密切聯繫，而後者實際上也與由惡名昭彰的黑手黨老大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領導的同一個犯罪集團有著說不清的淵源，這已在第一部分中有所概述。
尤其值得一提的還有“伊朗門”利益集團，這是一群在伊朗門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雷根政府官員及其同黨。儘管多年來他們的事跡一直不為人所知，但這個利益集團中的許多重要人物不但曾掩護CIA向中美洲的準軍事組織－康特拉（Contras）提供金錢援助，甚至他們還涉入了利用未成年人進行性剝削和勒索的犯罪行動。
多年來，這個利益集團中的有些人也曾經被媒體曝光——從華盛頓說客克雷格・史彭斯（Craig Spence）經營的“應召男孩幫”到共和黨特務拉瑞・金（Larry King）掌控的富蘭克林兒童性剝削與兇殺犯罪組織，之後還有20世紀80年代後期令天主教慈善機構聖約之家（Covenant House）灰頭土臉的ㄧ連串醜聞。
然而，如同本文將揭示的，這些犯罪團夥——連同其它無數的集團——其實最終都可以回到同一個網絡，其與雷根時代的白宮以及羅伊・柯恩相關聯的一群重量級人士同在一條船上——這將會證明這些不堪入目的性勒索行動與性愛集團的規模究竟有多麼巨大，不僅僅在美國，而是還包括中美洲的無數兒童都慘遭販運、淪為這群生活在美國的目中無人又仗勢欺人的戀童癖者恣意蹂躪的受害者。
無論是虐待兒童的惡行，還是以此來要脅政府，這個由各種不光彩的聯盟所組成的網絡在從禁酒令時代直到今天川普時代的美國政治史背後始終陰魂不散，隨著愛潑斯坦案的相關細節陸續曝光，這一事實只會變得越來越清晰明白。
“這座城裡沒有羅伊搞不定的人”
自從2015年唐納・川普在政壇上粉墨亮相以來，他當年的恩師羅伊・柯恩留下的遺產——還有柯恩對自己這位最著名的得意門生的諄諄教誨——遂又再次引起了媒體的關注。許多隨著川普的崛起而一窩蜂去討論柯恩其人的報導都只側重於他人生中的一些陰暗面，尤其是他跟紐約犯罪組織中的大人物的交情、他的骯髒交易以至最後被褫奪律師資格的醜事。其中有些報導甚至把柯恩形容得像是一個政治白痴。儘管柯恩的職業生涯的確是風波醜聞不斷，但這些報導卻都沒有提到他實際上打造出了一部無可匹敵的權力機器，使媒體界和政壇的那些一手遮天的人物及其他名人全都變成這部機器的零件。
柯恩與很多名人、知名政治家和政治活動家都有密切來往。多年來，出席過他舉辦的生日派對的人有藝術家安迪・沃荷（Andy Warhol）、時裝設計師卡爾文・克萊因（Calvin Klein）、喜劇演員喬伊・亞當斯（Joey Adams）等名流，還有前紐約市長亞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當時還是布魯克林議員，後來當上參議員的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政要。加拿大現任總統杜魯多的母親瑪格麗特・杜魯多（Margaret Trudeau）也曾在1979年出席柯恩的生日派對，還不小心打翻了他費心訂做的蛋糕；當然，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向柯恩拜師的川普也不曾缺席後者的社交聚會。
被邀請參加派對的政治家、記者、名人據說都是在柯恩的“人情銀行”中有一筆帳的人，這是柯恩對他手上掌握的別人欠他的政治或其它人情的暱稱，而這一切都是拜他從20世紀50－80年代開始積極佈線的性勒索行動之賜。
柯恩跟許多名人的友誼都是通過他十分熟絡且經常出入的紐約傳奇夜總會－54號俱樂部（Studio 54）建立起來的，這間夜總會曾被《浮華世界》（Vanity Fair）形容是“70年代享樂主義之風中金迷紙醉的極致，整間迪斯科暖房裡盡是窈窕淑女、吸不完的可卡因以及無窮無盡的性愛。”柯恩本人就是這間夜總會的老闆史蒂夫・魯貝爾（Steve Rubell）和伊恩・施拉格（Ian Schrager）的律師。
柯恩最親密的摯友，芭芭拉・沃爾特斯（Barbara Walters），柯恩常在公開場合戲稱她是自己的“未婚妻”，後來他將她引薦給了美國新聞局局長查德・威克（Chad Wick）跟其他雷根政府的白宮名人。然而，沃爾特斯並不是柯恩在媒體方面唯一的朋友，他的媒體友人還包括了《紐約時報》執行主編亞伯・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兼《紐約雜誌》撰稿人威廉・薩菲爾（William Safire），還有在《紐約先驅論壇報》、《NBC》和《ABC》工作的喬治・索科爾斯基（George Sokolsky）。索科爾斯基是柯恩與前FBI局長埃德加・胡佛的好哥們，本系列的第一部分已經介紹了胡佛是如何涉入柯恩的性勒索行動。索科爾斯基和柯恩一起經營美國猶太人反共產主義聯盟（American Jewish League Against Communism）多年，後來該組織所頒發的榮譽勳章也是以索科爾斯基的名字來命名。
柯恩同時還是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律師與好友，據《紐約雜誌》報導：“每當羅伊想要喊停、報導或利用什麼新聞的時候，他就會打給默多克。”而且在默多克買下《紐約郵報》之後，柯恩幾乎“將這份報紙當作自己的筆桿子。”根據已故記者羅伯特・帕里（Robert Parry）的說法，默多克和柯恩的友誼最初是始於兩人同樣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柯恩還依靠他從高中時就認識的朋友，小塞繆爾・紐豪斯（Si Newhouse Jr.）來對媒體施加影響。紐豪斯擁有《浮華世界》、《時尚》、《GQ》、《紐約客》及其它遍佈全美的地方報紙，甚至是幾家有線電視台。《紐約雜誌》繼續指出：“柯恩在80年代初亦不忘利用他的影響力，透過紐豪斯的媒體替他自己和他的黑手黨客戶美言幾句。”除了紐豪斯之外，柯恩的其他好友，小傑諾普・波普（Generoso Pope Jr.）和理查德・柏林（Richard Berlin）日後也分別成為了《國家詢問報》（National Enquirer）跟赫茲國際集團（Hearst Corporation）的所有人。柯恩的另一位媒體大亨友人是莫特・祖克曼（Mort Zuckerman），他與默多克一樣也都跟愛潑斯坦交情甚篤。
柯恩的媒體友人，例如《國家火線評論》（The National Reviewand Firing Line）的記者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經常主動攻擊柯恩的政敵——特別是長期擔任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的羅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這些記者常會在專欄中引用柯恩作為匿名的消息來源。巴克利曾被歷史學家喬治・納什（George Nash）譽為“美國保守主義的傑出嚮導與基督教合一運動（ecumenical）的偉大教友”，他曾在1966年與柯恩的黑手黨客戶、“最高指揮官”路易斯・羅森施蒂一起獲得柯恩掌控的美國猶太人反共產主義聯盟頒發的喬治・索科爾斯基獎章。根據《生活》雜誌1969年的一篇文章，巴克利後來從一家對柯恩唯命是從、就連行長也是柯恩指派的銀行那裡獲得了一筆六萬五千美元的大額貼現貸款，好買下他心心念念的豪華遊艇。
巴克利——還有芭芭拉・沃爾特斯、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以及唐納・川普——都曾在1968年柯恩的律師資格褫奪聽證會上以名譽證人的身份替他擔保，除了巴克利以外的其他人之後都會因為與愛潑斯坦的關係而倍受檢視。
有了這樣的關係，也難怪史丹利・弗里德曼（Stanley Friedman）——這位柯恩的法律合夥人，後來因為在擔任紐約市副市長期間收回扣和賄賂而入獄——曾在1980年告訴記者瑪麗・布倫納（Marie Brenner）：“這座城裡沒有羅伊搞不定的人。”
政治上的無所不在與蛇鼠一窩
靠著他的“人情銀行”以及他在黑手黨、富人、名人以及媒體大亨之間八面玲瓏的本事，羅伊・柯恩最終成為了一股沒有人可以忽視的力量。然而，憑著與共和黨和民主黨高層的政治關係，還有跟長期獨佔FBI局長大位的埃德加・胡佛等人的老交情，他和他的黑暗秘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碰不得”的話題。儘管他的政治影響力絕大部分是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但隆納・雷根的崛起卻又使柯恩的地位變得更加無可動搖了。
即使他終其一生表面上都站在民主黨這一邊，但大家心裡都明白柯恩其實也是共和黨候選人背後的“大戶”，這從他在1976年和1980年雷根兩次競選總統的過程中是如何興風作浪就可見一班。也是在後面那段時間，柯恩認識了他的另一位得意門生－羅傑・史東（Roger Stone），正是此人在1980年總統大選期間派人在自由黨（Liberal Party）總部門口留下一個裝滿賄款的手提箱，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柯恩也在這時結識了史東的助手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他是川普2016年的競選總幹事，亦是他介紹川普認識了前面兩人。
柯恩的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Tom Bolan）也是雷根問鼎白宮背後的重要幫手，並且他曾負責領銜雷根在1980年的交接團隊。雷根隨後賞給了柏蘭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董事職位，這是隸屬政府的一個金融發展機構，雷根相信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之後柏蘭還在1980年和1984年當過雷根競選團隊在紐約的財政聯合主席。柏蘭與柯恩的圈子中的其他人同樣頗有交情，比如小威廉・巴克利、唐納・川普和魯珀特・默多克。
除此之外，柏蘭也曾幫助幾位朋友謀得聯邦法官的官職，這些人日後紛紛飛黃騰達，包括未來的FBI局長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柯恩同樣幫過他的客戶順利當上聯邦法官，例如川普的姊姊瑪麗安妮・川普・巴瑞（Maryanne Trump Barry）。巴瑞被任命為聯邦法官後，川普還特地打電話給柯恩，感謝他居中牽線助了他姊姊一把。
雖然柯恩並未在雷根政府中獲得一官半職，但他的角色也絕不僅只是雷根競選期間於暗處鬼祟的“骯髒的騙子”而已。事實上，他與競選過程中的其他更常拋頭露面的人都有些交情，包括雷根1980年的競選總幹事、日後的CIA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根據克莉絲汀・西摩（Christine Seymour）的說法——從20世紀60年代末一直到他在1986年去世，她一直都是柯恩的電話接線員——凱西和柯恩的關係非常親密，1980年競選期間凱西“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給羅伊”。
西摩還說，南希・雷根（Nacny Reagan）是柯恩最常打電話且交情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她同時也是他的客戶。眾所週知，雷根很聽南希的話，再加上她與柯恩是如此親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後者死於愛滋病，她才會“不斷勸說她丈夫撥出更多款項來研究愛滋病”。
在柯恩去世之前，南希和她的丈夫已經想辦法為他爭取到了一項獨家的實驗性愛滋病治療計畫的名額，儘管在那個年代雷根政府對外對待愛滋病的一貫態度是“不予理會”。雷根本人當然也是柯恩的朋友，據已故記者羅伯特・帕里說，雷根總統“對柯恩可謂是呵護之至，包括邀請他參加白宮活動、寄給他個人感謝信和送上友好的生日祝福。”
鑒於雷根在擔任總統期間一直不留餘力支持基督教福音派的權利與提倡“家庭價值觀”，不只是他自己，而是還包括他的私人圈子與柯恩竟是這樣如膠似漆似乎顯得有些不太搭嘎。然而，就像柯恩一樣，雷根本人與同為柯恩客戶的犯罪組織，甚至是那些與柯恩的導師路易斯・羅森施蒂勾肩搭背的黑手黨人士（參見第一部分）都有深厚的交情。
與柯恩不同的是，雷根自己的恩師劉易斯・瓦瑟曼（Lew Wasserman）本身就與黑手黨過從甚密。瓦瑟曼是MCA音樂娛樂集團的長期總裁與好萊塢大亨，他不但一手促成了雷根的演藝事業，而且還力挺他角逐美國演員工會（Screen Actors Guild）會長，雷根的政治生涯也是從這一刻才揭開序幕。此外，劉易斯還是雷根在1966年成功競選州長背後的主要金主，雷根在當上總統後不久便備受爭議地撤銷了司法部對劉易斯與犯罪組織的關係的大規模調查。
錄片製作人肖恩・史沃德（Shawn Swords）在《疾馳的代價：推倒那堵牆》（Wages of Spin II: Bring Down That Wall）中深入探討了雷根與MCA的關係：
“雷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始於MCA——更確切地說是始於瓦瑟曼和（MCA的聯合創辦人）朱爾斯・史坦恩（Jules Stein）的拉拔，後者曾誇口說雷根充滿了可塑性，他們可以把他塑造成任何他們想要的模樣...指望雷根對（犯罪組織）採取強硬態度——無異於癡人說夢。”
史沃德對這種關係的描述也得到了美國司法部解密文件中的一位匿名好萊塢消息人士的證實，他聲稱雷根“完完全全就是MCA的奴隸，為了獲得賞識他什麼都願意做。”
那麼有哪些犯罪組織與瓦瑟曼有關呢？瓦瑟曼在年輕的時候加入過梅菲爾德街頭幫（Mayfield Road Gang），這是一個由邁耶・蘭斯基的好友莫・達利茲（Moe Dalitz）掌控的幫派，FBI的紀錄顯示達利茲是蘭斯基犯罪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在ㄧ眾猶太黑手黨分子中幾乎是僅次於蘭斯基本人的第二把交椅。
劉易斯・瓦瑟曼後來娶了伊迪絲・貝克曼（Edith Beckerman），她的父親是達利茲的律師。瓦瑟曼最親密的朋友兼律師西德尼・柯沙克（Sidney Korshak）也與達利茲交情甚佳，並曾與蘭斯基一起掌控阿卡普爾科塔酒店（Acapulco Towers Hotel）。值得一提的是，《新西方》（New West）雜誌曾在1976年指出，柯沙克是“邁耶・蘭斯基最名正言順的接班人”。身為一名律師，柯沙克會認識的客戶大抵也與柯恩類似，他也是犯罪組織與社會名流之間的溝通橋樑。
另外根據報導，在對MCU的調查被雷根政府喊停之前，司法部其實已經開始注意到甘比諾犯罪家族中的一位頗有影響力的成員－薩爾瓦托爾・皮薩洛（Salvatore Pisello）與這家大型娛樂公司有所往來，而甘比諾家族的老大保羅・卡斯特諾拉（Paul Castellano）正是柯恩的客戶。
柯恩、默多克與伊朗門
就算承認柯恩對雷根政府的影響力還有他與雷根家族及其核心圈子的友誼，但柯恩是如何協助CIA的輿論宣傳活動、煽動俗稱的伊朗門事件卻依然鮮為人知。
前面已經介紹了柯恩對媒體的影響力，他與美國新聞局局長查德・威克的關係很緊密，甚至曾以威克的名義舉辦午餐會，出席的不乏保守派新聞界的重量級人士、參議員與其他代表。不久後，當時仍是CIA局長且同為柯恩至交的威廉・凱西帶頭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公關活動，旨在煽動公眾支持雷根的拉丁美洲政策，包括扶持當地的康特拉反對派組織。
搞這種對大內宣活動在理論上是違法的，所以CIA必須將其外包給私營公司來執行，好將東窗事發的風險降至最低。正如羅伯特・帕里在2015年的報導中指出，威克率先為這項行動提供了資金，而就在威克開始招兵買馬幾天後，柯恩便帶著他的密友、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登門拜會白宮。
據帕特指出，在這次會議後，“1987年伊朗門事件期間，以及後來從雷根圖書館發現的文件顯示，默多克很快便被屬意為宣傳計畫的‘私人資金來源’的不二人選。”那次會談結束後，默多克遂成為了凱西領導的這樁宣傳行動的頭號媒體打手，他與雷根白宮的關係也愈發密切。此後，默多克也從雷根的政策以及他與雷根政府的友誼中受益匪淺，他吞併了越來越多美國媒體，並在1987年創立《Fox》廣播公司。
“穿黑色燕尾服的男人”
羅伊・柯恩並不是唯一一個與雷根政府你儂我儂，同時又在暗地進行性勒索、虐待與剝削兒童的罪犯。事實上，像他一樣的敗類有不只一個，並且他們都與CIA局長威廉・凱西以及柯恩的其他密友與知己在同一條船上。
他們的其中一人是總部設於華盛頓的強大公關公司－偉達公共關係顧問公司（Hill and Knowlton）前董事長、CEO羅伯特・基思・格雷（Robert Keith Gray），鑒於這家公司在國會的影響力，《六十分鐘》（60 Minutes）節目曾用“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影子政府”來形容它。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格雷本人是“在華府混得最如魚得水的說客之一”，一位記者曾這樣描述他：“這個男人是鎮上的傳奇人物...總是穿著一身黑色燕尾服，頂著一頭花白的頭髪，用鑽石般燦爛的笑臉迎人。”
不過，格雷的真實身份當然不會僅僅是一位富有手段的公關主管而已。
格雷曾是艾森豪和尼克森十分倚重的顧問，並且還是一位成績亮眼的共和黨籌款人，根據《華盛頓人》（Washingtonian）1974年的一篇報導，他有一次“籌到的款項甚至高達六位數”。他是在1976年雷根第一次競選失敗的時候開始接近後者的核心圈子，並在1980年競選過程中擔任雷根的副通訊主任，在還沒有當上CIA局長的威廉・凱西手下工作。
格雷之後又接下了雷根的就職委員會（Inauguration Committee）聯合主席，然後他重操公關舊業，接待過的客戶包括沙烏地軍火商人阿德南・卡舒吉（Adnan Khashoggi）和對衝基金經理馬克・里奇（Marc Rich）。本系列的第三部分將會更深入調查卡舒吉和里奇這兩人——特別是里奇，他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重要資產，後來比爾・柯林頓決定特赦他的背後就有超級集團（Mega Group）的成員，比如邁克爾・史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還有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這樣的以色列政治家在施壓。
格雷和凱西之間的關係特別能說明問題，因為從前是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的調查員約翰・德坎普（John DeCamp）後來發現，格雷是CIA的同性戀性勒索行動的負責人，據說他曾與羅伊・柯恩一起執行這些任務。據柯恩的前電話接線員克莉絲汀・西摩回憶，在1980年雷根正投入競選總統的那會，格雷的上司凱西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給柯恩。
格雷也曾與CIA特務、海軍情報官埃德溫・威爾遜（Edwin Wilson）共事，兩人在20世紀70年代同為國際諮詢公司（Consultants International）的董事，這是威爾遜創立的一家公司，專門替CIA掩人耳目。雖然當威爾遜在1983年因為違法向利比亞販售軍火被捕後，格雷便有意與威爾遜保持距離，但據記者彼得・馬斯（Peter Maas）在回顧威爾遜的情報生涯時指出，格雷曾誇讚威爾遜是一個可以“完全信任”的人，而且早從1963年開始格雷和威爾遜“每個月都會有兩三次”私下聯絡。
儘管威爾遜的主要職責是利用檯面上的公司來替美國情報部門秘密運輸和走私貨物，不過根據他在CIA的前同事、特務弗蘭克・特皮爾（Frank Terpil），他其實也為CIA進行性勒索行動，尤其是在水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那段時間。
特皮爾後來告訴作家、調查記者吉姆・霍根（Jim Hougan）：
“說白話，威爾遜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搞定（國會）兩院的議員...有些人可以很容易通過幫他們實現性幻想而被掌控...錄影機會拍下那些畫面...負責拍攝的技術人員...都來自TSD（CIA的技術服務部門）。然後這些毫不知情的色情片主角就繼續在政壇上步步高升，其中有些人直到今天還沒退休。”
特皮爾說，威爾遜是在喬治城俱樂部（George Town Club）展開這些行動，這家俱樂部的擁有人是政治說客、有韓國情報局背景的樸東宣（Tongsun Park）。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樸東宣乃是奉韓國中央情報局之命開設這家俱樂部，“以作為影響美國政界人士和現任官員的主要手段”。當威爾遜在這裡大顯生手的時候，擔任喬治城俱樂部主席的人正是羅伯特・基思・格雷。
德坎普後來還指出，威爾遜的活動基本上是柯恩在麥卡錫時代與羅森施蒂、胡佛聯手展開的性勒索行動的衍生物。
里特神父和他的年輕愛人
由格雷和威爾遜幕後操縱的這些行動，並不是那個時代唯一與柯恩的集團有關、以有影響力的政治家為目標下手的性勒索行動。20世紀90年代初還有另一個戀童癖網絡與前總統喬治・布希的友人有關，其以天主教慈善機構聖約之家（Covenant House）作為掩護，而聖約之家的創立與經營者是一位叫做布魯斯・里特（Bruce Ritter）的神父。
1968年，里特請求他的上司——紐約大主教轄區的紅衣主教弗朗西斯・史佩爾曼（Francis Spellman）——允許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年輕男孩和年輕女孩可以到他在曼哈頓的家中寄宿。如同本系列曾在第一部分提到，史佩爾曼在美國曾一度是最高級別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而他本人也被指控涉嫌戀童癖行為，甚至還任命了幾名已知的戀童癖神父。史佩爾曼同時還是羅伊・柯恩以及他的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的故交、客戶與好友，並且也參加過柯恩的“勒索派對”。另外，據《生活》雜誌透露，史佩爾曼的侄子奈德・史佩爾曼（Ned Spellman）曾替柯恩工作。
里特，就跟其他在史佩爾曼手下服務的神父一樣，也遭人指控與他收留的很多未成年男孩發生性關係，甚至是挪用聖約之家的資金來買禮物和付錢給那些被他糟塌的無助青少年。
里特的其中一名受害者達里爾・巴西勒（Darryl Bassile）在這位神父對青少年犯下的惡形曝光一年後寫下了一封公開信：“最不可饒恕的是你將自己的獸慾發洩在才十四歲的孩子身上...我堅信，總有一天你會站在我們所有人面前受審，到時你再怎麼狡辯都沒用，真相ㄧ定會水落石出。”
值得注意的是，當《紐約郵報》在1989年開始揭露里特在聖約之家的惡行惡狀時，撰寫那篇報導的記者查爾斯・森諾特（Charles M. Sennott）後來表示：“相比起大主教轄區或方濟會，他（里特）更應該感謝的反而是俗世的權貴人物。”森諾特的報導惹來了其他紐約媒體的專欄作家、包括時任紐約州長馬里奧・古莫（Mario Cuomo）等一票強勢政治家，以及施佩爾曼的繼任者，紅衣主教約翰・奧康納（John O’Connor）的一致口誅筆伐。
這群“俗世的權貴”之所以願意在緊要關頭出手救里特一把，他因為被指控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而被迫辭去神職，可能與聖約之家和里特本人都與羅伯特・麥考利（Robert Macauley）有很深厚的聯繫有關，這個人是老布希在耶魯的室友，也是布希家族的老朋友。當他在1985年進入董事會並且還帶來了一批“家財萬貫或人脈廣泛的朋友”，包括前政府官員和銀行家後，《紐約時報》更形容麥考利簡直就是聖約之家的籌款“金雞母”。
麥考利自己創立的美國關懷基金會（AmeriCares Foundation）後來被控在暗地金援中美洲的康特拉組織，而該基金會本身是聖約之家的主要資金來源之一。美國關懷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中的一名成員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是尼克森和福特時期的財政部長，他的尼加拉瓜自由基金會（Nicaraguan Freedom Fund）也一直在為康特拉提供援助。
美國關懷基金會同時也與美國情報部門直接合作。正如《哈特福德新聞報》（Hartford Courant）在1991年指出：“有ㄧ群精明幹練的前聯邦官員，其中許多有情報工作背景，對美國關懷基金會能斡旋於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功不可沒。”
此外，里特拜訪過麥考利在康涅狄格州的莊園，還曾任美國關懷基金會的副總裁，直到他被迫辭去聖約之家的職務為止。值得一提的是，老布希的父親普雷斯科特・布希也是美國關懷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成員。老布希去世幾年後，美國關懷基金會還特別發表聲明表示他對“這個以扶貧濟弱為使命的組織的創立與發展皆有重要貢獻”。
在里特的戀童癖傾向被揭發、他傷害那些到慈善機構尋求庇護的青少年一事曝光之前，聖約之家曾經獲得雷根總統的大力表彰，後者甚至還在1984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到了里特，並大讚他是這個國家的“平民英雄”。從1985－1989年，聖約之家的預算從兩千七百萬美元一路猛增至九千萬美元，它的董事會成員涵蓋了IBM、大通曼哈頓銀行還有貝爾斯登公司的高管。
聖約之家也是從這時開始慢慢成長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並陸續在幾個國家開設分部，例如加拿大、墨西哥及中美洲各地。它在中美洲的第一個分部是在瓜地馬拉，由羅伯托・阿萊霍斯・阿爾祖（Roberto Alejos Arzu）負責管理，這位CIA特務過去曾訓練過最終功虧一簣的入侵古巴的“豬玀灣”反叛部隊。阿爾祖還是受美國支持的尼加拉瓜獨裁者安納斯塔西奧・德瓦伊萊（Anastasio Somoza）的副手與馬耳他騎士團成員，馬耳他騎士團是一個天主教組織，前CIA局長威廉・凱西以及羅伊・柯恩的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也同為騎士團成員。阿祖爾還替美國關懷基金會工作，並與中美洲的幾個準軍事組織有聯繫。
據德坎普引述情報界消息人士的說法，由阿祖爾領導的聖約之家分部會負責替美國的戀童癖集團物色兒童。多年後，瓜地馬拉的另一家美國慈善機構、老布希與他的妻子芭芭拉曾在1984年造訪過的米拉之家（Mi Casa）也被曝出涉及戀童癖與兒童虐待犯罪。
“華盛頓的傑・蓋茨比”的倒台
在20世紀80年代辭去《ABC》的記者工作後，克雷格・史彭斯便搖身一變成為了名聞華府的保守派說客。1989年6月，史彭斯即將迎來他人生中最戲劇性的轉捩點，當時開始有傳言稱史彭斯在整個80年代一直在利用無辜兒童為華府的精英們拉皮條，而且他還在辦事的公寓裡裝滿了竊聽器和錄影設備。就像同樣罄竹難書的傑佛瑞・愛潑斯坦，史彭斯也經常被比作傑・蓋茨比（Jay Gatsby），也就是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的著名小說《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的神秘富豪。
《紐約時報》在1982年的一篇關於史彭斯的文章中聲稱，他的“私人電話簿和派對嘉賓名單幾乎可以構成一本國會、政府、新聞界的‘名人錄’。”史彭斯同樣經常舉辦奢華的派對，《泰晤士報》則說“從大使到電視明星，從參議員到國務院的高官都不會缺席。”羅伊・柯恩、威廉・凱西還有柯恩的記者好友威廉・薩菲爾也都是史彭斯的貴賓。
“據史彭斯先生自述，”《泰晤士報》的那篇文章繼續說道：“就連尼克森也是他的好朋友。還有（尼克森的前司法部長）約翰・米契爾（John Mitchell）、（《CBS》記者）埃里克・塞瓦瑞德（Eric Sevareid）是‘認識很久的老朋友’、參議員約翰・格倫（John Glenn）是‘好哥們’，然後（英國演員與記者）彼得・烏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則是‘熟到不能再熟的知己’。”值得注意的是，烏斯蒂諾夫在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在1990年創立《歐洲之聲》（The European）後沒多久便開始為其撰稿，而麥克斯韋不但是愛潑斯坦的情人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的父親，而且還是一位摩薩德特務。
就在《泰晤士報》發表那篇對史彭斯滿是溢美之詞的報導過了七年後，現在他“為雷根和布希政府的達官顯貴、媒體明星以及高級軍官大辦風光派對”，實際上卻私下竊聽密錄“好要脅這些嘉賓”的消息終於東窗事發。根據《華盛頓時報》刊登的爆炸性報導，史彭斯似乎與一個“同性戀賣淫集團”有牽連，這個賣淫集團的客戶有“政府官員、美軍軍官、商人、律師、銀行家、國會助理、媒體代表及其他專業人士”。史彭斯也會利用向他的客人提供可卡因來作為勒所的手段。
根據這篇報導，史彭斯的家“處處都有竊聽器，而且還有一面秘密的雙向鏡...他會不斷誘使來客進行一些不怎麼得體的性活動，然後以此作為要脅的籌碼。”其中一位接受《華盛頓時報》採訪的男子透露，當初史彭斯派了一輛豪華轎車來到他家，帶他去參加了一場“有幾個年輕人試圖與他找點樂子”的派對。據德坎普說，史彭斯經常會提供兒童，還有可卡因等非法毒品供他在派對上的來賓們助興。
其他幾個消息來源，包括一位雷根政府官員和一位參加過史彭斯的派對的空軍中士，都證實了史彭斯的房子中確實裝滿了竊錄設備，他經常利用這些設備來監視和暗錄來賓，而且他的房間裡還有一面他用來偷窺的雙向鏡。
報導也談到了史彭斯與美國情報部門，特別是CIA的關係。據《華盛頓時報》報導，史彭斯“經常吹噓自己是在為CIA工作”，有一次他說自己要暫時人間蒸發一段時間，因為“他有一項重要的CIA任務在身”。他對自己替CIA工作這件事十分偏執，甚至一直都在擔心“CIA可能會‘兔死狗烹’，然後把他的死偽造成自殺。”《華盛頓時報》關於他的這篇報導發表後不久，史彭斯便被發現陳屍於波士頓的麗思卡爾頓酒店（Ritz Carlton），檢方判定死因為自殺。
《華盛頓時報》的報導還提供了另一個線索，可以說明史彭斯究竟為CIA做過什麼，報導引述的消息來源聲稱史彭斯曾談到從薩瓦爾多向美國走私可卡因的事情，他還說這樁行動涉及美國軍方人員。鑒於史彭斯發表這些言論的時機、他個人的人脈關係以及CIA在伊朗門事件中參與用可卡因交換軍火的醜聞，顯然派對上的賓客們並不認為他僅僅是在信口開河而已。
然而，圍繞著史彭斯最關鍵的醜聞卻是，他能夠在老布希執政的那段日子趁著深夜大搖大擺走進白宮。根據《華盛頓時報》，布希政府中似乎充斥著一群被稱為“應召男孩”的年輕小夥子。
史彭斯後來聲稱，放他和他的“應召男孩”進白宮的中間人是“頂級”的高官，其中他特別點名了老布希的國家安全顧問唐納・格雷格（Donald Gregg）。格雷格自1951年以來一直為CIA工作，之後他在1982年辭職，並成為老布希的國安顧問，老布希當時仍是副總統。在辭去CIA的職務之前，格雷格是直接在威廉・凱西手下工作，他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曾與年輕的威廉・巴爾（William Barr）一起阻撓派克委員會（Pike Committee）和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從1951年開始調查CIA的“甜蜜陷阱”，也就是引誘外國外交官來到裝有竊聽器、錄影設備以及雙向鏡的公寓裡，然後對他們進行性勒索。
巴爾後來成為老布希的司法部長，之後又被川普再次舉薦同樣的職位。另外，巴爾的父親唐納・巴爾（Donald Barr）曾為CIA的前身OSS工作，正是他招募了高中輟學的傑佛瑞・愛潑斯坦，並安排他到精英子弟雲集的道爾頓學校（Dalton School）任教，雖然他後來還是被學校解聘。在聘用愛潑斯坦的一年前，唐納・巴爾出版了一本有性奴役情節的科幻小說。有趣的是，就在巴爾娉用愛潑斯坦的同一年，他的兒子也開始替CIA工作。儘管威廉・巴爾曾在愛潑斯坦過去委託過的同一間律師事務所工作，但他還是不顧利益迴避堅持要參與愛潑斯坦案的審理。
唐納・格雷格也與柯恩的“權貴機器”有所聯繫，因為他的女兒嫁給了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亦即保守派記者威廉・巴克利的兒子，威廉是柯恩的法律合夥人以及湯姆・柏蘭的好友。
《華盛頓時報》對史彭斯的賣淫集團的報導也揭露了他與無所不在的柯恩之間的聯繫。其中有一位消息人士聲稱他參加過史彭斯在他家中為柯恩舉辦的生日派對，CIA局長威廉・凱西也有出席。報導還提到，史彭斯對自己的人脈廣大感到相當得意，他經常提起柯恩，還說自己曾在其它場合招待柯恩來他家裡。
“天賜之軀”
克雷格・史彭斯的“應召男孩幫”曝光很快也導致了臭名昭彰的富蘭克林兒童性虐待和儀式性謀殺醜聞跟著浮出水面。拉瑞・金是在地知名的共和黨活動家和說客，他還經營了富蘭克林社區聯邦合作信用社（Franklin Community Federal Credit Union），直到後來被聯邦政府勒令關閉為止。
《奧瑪哈世界先驅報》（Omaha World Herald）在1989年5月對拉瑞・金的信用合作社及其性愛集團的調查報導提到了一個十分引人深思的線索：“從聯邦當局下令關閉富蘭克林信用合作社的這段時間裡，一直有傳言稱信用合作社的錢不知何故已經流向了尼加拉瓜的反叛分子。”
金利用他的詐欺合作社來暗中為康特拉組織提供金援的說法，也得到了《休士頓郵報》（Houston Post）的皮特・布魯頓（Pete Brewton）證實，他發現CIA與犯罪組織一直在偷偷向各種儲貸機構借錢來資助秘密行動。其中有一個儲貸機構的董事成員就包括了老布希的兒子尼爾・布希（Neil Bush），而且該機構還與金的信用合作社有業務往來。
金與伊朗門事件還有一個聯繫，那就是他參與創立並捐獻了超過兩萬五千美元給雷根政府旗下的一個組織－美國公民協會（Citizens for America），正是該組織出資資助了奧利佛・諾斯中校（Oliver North）的巡迴演講之旅以及康特拉組織的領導們。當時美國公民協會的會長大衛・卡門（David Carmen）同時正與其父經營著一家公關公司，他父親是曾在凱西手下領導CIA秘密行動的傑拉德・卡門（Gerald Carmen），他後來被雷根任命為美國總務署署長，之後又做了大使。
一位研究過克雷格・史彭斯一夥人的調查記者後來告訴德坎普，史彭斯的背後其實與金也大有關係：
“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拉瑞・金和他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應召男孩幫，就是因為我們詳查了史彭斯的信用卡紀錄，上面有金的名字。”
金和史彭斯實際上是一對商業夥伴，因為他們的兒童販運集團其實都是在一個代號叫“天賜之軀”（Bodies by God）的更大組織下運作。
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集團潛伏在“天賜之軀”這個傘狀組織底下，但金和史彭斯兩人的組織互有聯繫，並且與雷根以至後來的老布希政府，包括與CIA有關的官員、羅伊・柯恩還有他的網絡均有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史彭斯在波士頓的麗思卡爾頓酒店自殺的幾個月前，就曾親自向最先開始調查這樁案件的《華盛頓時報》記者邁克爾・赫奇斯（Michael Hedges）和傑里・塞珀（Jerry Seper）暗示，他們所掌握到的還只是更黑暗的內幕的皮毛而已：
“老實說，你們所發現的這些東西（包括應召男孩幫、賄賂以及白宮的涉案）與我所做過的其它事情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但我不會告訴你們我到底還幹過些什麼，而這一切在往後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FBI在這一切背後的作用，特別是富蘭克林兒童虐待醜聞。的確，FBI以迅雷不及掩耳地速度掩蓋了拉瑞・金的兒童性虐待集團，甚至用盡各種骯髒手段來確保金的事情石沉大海。不要忘記前FBI局長埃德加・胡佛過去在類似的兒童虐待性勒索醜聞中扮演什麼角色（參見第一部分），還有胡佛、柯恩和羅森施蒂之間的密切聯繫，後者往後還僱用了胡佛曾經的得力助手路易斯・尼科爾斯。
FBI多年後公佈的文件顯示，愛潑斯坦早從2008年開始就已經是FBI的線人，時任的FBI局長是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愛潑斯坦轉污點證人是為了換取自己當時仍膠著不已的聯邦庭審豁免權，但隨著愛潑斯坦之後又因為其它罪名被起訴，這樁交易最終泡湯了。此外，前FBI局長路易斯・弗里曾經被艾倫・德肖維茨聘用，後者則被指控在愛潑斯坦家中強姦少女，他還替羅伊・柯恩做過名譽證人、恐嚇愛潑斯坦的受害者。如前所述，弗里過去能順利當上紐約南區的美國地方法院法官，都要多虧柯恩的法律合夥人湯姆・柏蘭的穿針引線。
因此，FBI對富蘭克林案的掩蓋只不過是該機構長久以來與這些戀童癖集團狼狽為奸的其中一個例子罷了，這些集團的成員不乏美國政壇精英，這也成了源源不絕的勒索籌碼。愛潑斯坦案的主要檢察官莫倫・柯米（Maurene Comey）的公正性也很值得商榷，因為她正是前FBI局長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的女兒。
腐敗至極
雖然在雷根政府時代，仍有幾起與羅伊・柯恩的權力殿堂有關的性交易活動，但在柯恩去世後的幾個月後，似乎已經有另一個後起之秀悄悄接過了柯恩一手打造的強大網絡。
遭道爾頓學校解僱後，傑佛瑞・愛潑斯坦被柯恩的密友艾倫・格林伯格（Alan “Ace” Greenberg）招攬入貝爾斯登公司。待離開貝爾斯登、轉而替據說包括與伊朗門事件有牽連的軍火販子阿德南・卡舒吉等客戶充當“討錢打手”那段日子裡，愛潑斯坦又結識了萊斯利・韋克斯納，這位億萬富翁與布朗夫曼家族的交情相當好，而布朗夫曼家族一直都在與邁耶・蘭斯基沆瀣ㄧ氣，韋克斯納本人也與柯恩所代表的犯罪組織有聯繫。
就在韋克斯納與愛潑斯坦開始他們長達數十年的友誼的同ㄧ年，另一位柯恩的朋友、與雷根政府以及川普家族皆有來往的羅納德・蘭黛（Ronald Lauder）則替愛潑斯坦偽造了一本上面雖有他的照片、用的卻是假名的奧地利護照。
蘭黛、韋克斯納以及布朗夫曼家族都是一個名為超級集團的精英組織成員，該組織的成員都是認識蘭斯基的“慈善家”，比如對衝基金經理邁克爾・史坦哈特。雖然愛潑斯坦與本文以及第一部分描述過的網絡有很大的交集，但他與超級集團一夥人，包括吉絲蘭妮・麥克斯韋的父親－羅伯特・麥克斯韋的關係也同樣緊密。
本系列的第三部分將重點介紹這個超級集團及其與第一、第二部分介紹過的網絡之間的聯繫。此外，我們還將調查以色列、摩薩德還有全球的幾個親以色列遊說組織在性勒索行動和愛潑斯坦的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也正是在這裡，愛潑斯坦案的水到底有多深才終於要真相大白。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一群深懷影響力的權貴利用如此目無法紀、令人髮指的勒索行動為非作歹已超過半個世紀，過程中更有無數兒童的人生慘遭蹂躪與摧殘。多年來，它已經衍生出了許多分支，甚至早已走出美國，無論是聖約之家在拉丁美洲的活動，還是愛潑斯坦能誘騙來自世界各地的女孩淪為虐待和剝削的受害者，都證明了這一點。
所有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慈善界”、美國政府和情報界的完全默許與庇護之下，這些事情甚至已經糟糕到不是只限於哪位總統的政府，而是從隆納・雷根以來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的唐納・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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