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Selwyn 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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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新冠疫情引起的人心惶惶，暴政機器現在已經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事實上，那些所謂對抗疫情的努力“不過都是在訓練人們習於服從”，然後現在“全球主義者可以開始繼續實施他們的計畫——大規模監控與全面控制就是下一步。”
上面這段話是出自荷蘭民主論壇黨（FVD）的創黨人兼黨魁蒂埃里・包德特（Thierry Baudet）的一段最近迅速爆紅的影片，影片的內容是他在國會上發表的演說。他在這場總共五分鐘的演講中還提到了“201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想像了一場突然爆發的大流行病以及它所可能帶來的後果，與這個世界如今正在歷經的現況雷同得令人毛骨悚然。”《真相專家》（Gateway Pundit）指出說。
這番激烈的控訴居然是出自正變得日趨道德空洞的荷蘭，這一點實在令人感到有些出奇，畢竟今天的荷蘭對政治正確的堅持並不比其它歐洲國家要來得遜色。但包德特顯然是一位非典型的荷蘭人。
首先，“他在高中時就接受了拉丁語和古希臘語教育，”評論家安德莉亞・維德伯格（Andrea Widburg）說。“相形之下，即使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古典文學系學生現在也不必再需要學習拉丁語或古希臘語，因為要求非白人學生學習這些語言如今會被認為是一種教育中的種族主義。”
“包德特後來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研修歷史，這讓他得以熟悉自己國家過去曾有過一段提倡寬容與自由的歲月，”維德伯格繼續說道：“他還有一個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其中一位導師是偉大的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這位嚴謹的思想家對現代學術界唯政治正確是瞻的現象很不然以然。”
想當然，包德特的這場演說也是甩都不甩政治正確。正如他在演講結尾時就把話說得很直白：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清醒過來。到時我們才會恍然大悟，發現原來我們都罹患了一場集體精神病。看看這整個國家，甚至半個世界為了區區一場流感而自我封鎖了快一年半。現在人們上街都得戴著愚蠢且根本沒有用的口罩，真是瘋了。我們被迫遵守那些完全沒有意義的社交規範，我們眼睜睜看著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交生活通通被摧毀殆盡。我們把伊維菌素等有效的藥物拒之門外，卻巴不得那些還處於實驗性質的注射劑能快快獲得‘合法疫苗’的身份。
我們空泛地談論著‘確診數正在下降’，即使去年也曾發生過完全相同的情況——就像過去的每一年ㄧ樣。每年只要隨著秋季來臨，就一定又會冒出一批新的疫情。現在我們選擇假裝它好像是只有新冠病毒出現後才有的新現象，彷彿我們過去稱之為‘季節性流感’的東西都憑空消失不見了。
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意識到，以對這次中國病毒的歇斯底里為藉口，一套壁壘森嚴的規範已經被建立了起來，它可以因應任何事件、任何場合而隨時啟用，包括封城、口罩、社交距離、旅行禁令、不准握手以及各種荒唐的實驗性政策。
可以說，新冠疫情很好地訓練了人們該如何服從。我們的國會和呂特內閣非常優秀地通過了這次訓練。真是恭喜呀。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ㄧ定會為你感到驕傲。全球主義者可以開始繼續實施他們的計畫——大規模監控與全面控制就是下一步。”
在這場演講的前面，包德特還引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10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該報告設想了一場會讓我們產生十分強烈的既視感的疫情。包德特（引用這份報告的內容）說：“屆時，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將會通過法律、規範和限制，從強迫戴口罩到乘坐火車、飛機與進入室內的體溫測量，來一步步加強他們的權力。”
包德特繼續引述報告的內容，接下來是更貼緊現實的部分（第十九頁）——請記住這份報告發表的時間是2010年：
“中國政府並非唯一採取極端措施來保護其公民免於染疫風險的政府。在疫情蔓延期間，各國領導人紛紛開始動用他們的權威，實施嚴格的規範與限制政策，從強制戴口罩到如火車站和超市門口的體溫測量，等等。
即便在疫情逐漸消退後，對公民及其活動的這種專制控制和監視不但不會結束，甚至還會變本加厲。為了對付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從大流行病、跨國恐怖主義、環境危機與貧富不均——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只會繼續緊握住權力不放。
最開始，一個更加受控的世界的概念會受到人們的歡迎與認可。各國公民將心甘情願奉上他們的自主權——還有他們的隱私——給日趨家長化的國家機器，好換取更安全且穩定的生活。”
讀到這裡，有些讀者恐怕已經頭皮發麻起來了。不過，公允地說，就像軍隊也會對戰爭進行沙盤推演，政府和其它機構預先做好各式各樣的設想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它們這麼做的動機到底是什麼，還有它們最後得出的解答究竟能不能增加全體社會的福祉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病毒如今正在被用來當作推動政治議程的藉口。這種說法往往會被斥為“右派陰謀論”，但請注意，就連加拿大的左派總理杜魯多其實早已在去年9月的聯合國會議上承認了這一點。“疫情為我們帶來了一個重置一切的機會，”他毫不掩飾地說。“這是我們的機會，可以一舉加快我們在疫情出現前就已經開始推動的、重新想像我們的經濟體系的努力。”
還有一點同樣也可以肯定，全球主義者這次真的透過疫情正中了紅心。過去他們曾嘗試藉由其它策略來增強他們的權力，但成果始終不盡人意。“全球暖化”就是一個例子，不少左派人士對此早已不再否認（比如，歷山德里婭・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幕僚沙卡特・查克拉巴蒂〔Saikat Chakrabarti〕曾在2019年承認：“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最初的立意根本與氣候問題無關...在我們眼裡它的重點從頭到尾都是該如何改變經濟。”）但是，氣候變遷作為一種威脅仍然太過遙遠且抽象，很難說服人們乖乖聽話。
可是，傳染病就不一樣了——我們每個人都害怕自己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染疫——這一點真的打中了人們。它喚醒了發自內心的恐懼，尤其是對那些最循規蹈矩、物質主義的人——而恐懼，就是控制人心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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