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biopower-in-the-age-of-the-great-reset
BY KINGSLEY DENNIS
如今，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嶄新的權力從醫學－政治－經濟制度複合體中崛地而起，我們姑且可以稱這種權力為生命權力（biopower）。
世界各國爭相實施的封鎖與檢疫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預兆，它們預示了一旦那前所未有的生命權力體制站穩腳跟以後，未來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現在生命權力已經在門前叩門，距離它徹底走進並且宰制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主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們都有目共睹，在新冠疫情的“警報”被拉響以後——隨之而來發生的是過去掌控與分類生命與死亡這兩個概念的法律以及權力敘事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劇變。隨著“大流行景觀”（pandemic landscape）逐漸成型（註1），我們看見了一個後主權世界的誕生，從生物資本主義（biocapitalism）到生物安全（biosecurity），一個龐大的社會化體制正在生命權力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實現。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宣稱“新冠危機”是“我們決定性的一刻”並且“這場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將會持續多年，許多事物將從此永遠改變。”他在《大重置》（The Great Reset）一書中把話說得非常清楚：“巨大的經濟衝擊會在政治、社會、地緣等多個層面帶來一個危險而動盪的時期，這既會加深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切，也是科技手段更加深入我們生活的時候。”我們還被告知，我們很多人過去所以習為常的生活已然“頭也不回的一去不返了”（註2）。
我認為，在這個“大重置”時代，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一種史無前例且無堅不摧的生命權力開始蠶食一切。
後主權時代
法國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他寫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的作品中首次提出了生命權力這個概念。傅柯將這種權力的發展與應用追溯到了18、19以及20世紀初的政府為了管理人口而開始建立的“規訓”（disciplinary）手段與制度。包括收容所、監獄、工廠、學校、醫院、大學等一連串的“矯正機構”從這時開始在社會上迅速蔓延——可以說，所有這些機構都旨在灌輸一種特定的人類行為與思考模式。
位居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機構之上的是主權者（君主），後來這個角色則被國家取而代之。根據傅柯的說法，古典時代的主權者掌握的權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生殺大權”，這是古典政治領域中最常見的權力行使方式，即使是在從傳統的主權者權力（君主制政體）邁向現代國家權力的過渡過程中，這一權力本質也未曾有變。
“按照傅柯的理解，生命權力是一種針對龐大人口進行治理的技術性權力；這種政治技術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對整個人口進行管理。”學者馬克・凱利（Mark Kelly）指出說（註3）。
傅柯對規訓權力的描述恰恰與現在正在發生的情況不謀而合。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普遍的、流動的、幾乎不受約束的管理權力——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全球層面——正在逐漸侵蝕後主權時代的社會。現在，歡迎來到這個屬於生命權力的嶄新時代。
不斷製造出一批又一批傅柯所謂“馴良身體”（即廣大群眾）——他們是規訓權力施展治理的基本單位——正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職責。這就是現代人所面臨的困境，個人再也不是純粹的個人，而是徹底淪為了被生命權力治理的對象。
生命權力
在生物健康威脅、“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一項浩浩蕩蕩的社會政治工程——亦即俗稱的“新常態”（new normal）——正在被強加到人類社會的頭上。利用被過分渲染的恐懼，“新常態”開始以個人與集體的身體為對象施展一系列的生命權力治理手段。簡單來說，生命權力就是一種對生命行使管束治理的控制權力。
生命權力對人類身體的治理意味著國家擁有合法的權利可以對個人進行監視，甚至是處以監禁。我們已經在很多例子中看見了這一點，比如珀斯市（Perth）有一位二十八歲的女子因為違反了西澳洲的檢疫規定而被判處了六個月有期徒刑（註4）。在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緊急狀態”下，生命權力的行使幾乎涉及到了人類生活的每一絲每一縷——從社會、政治到經濟，莫不如是。
今天，作為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機制，生命權力更是張牙舞爪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它力利用“健康風險”之類的話術來合理化其干預和侵犯私人生活的行徑，包括未經許可就強闖民宅，押走任何被認為具有健康威脅或未能“遵守”隔離措施的人。
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共緊急衛生計劃執行主任邁克爾・萊恩博士（Dr Michael Ryan）曾在2020年3月30日公然表示，政府有理由強行闖入人們的房子，把他們任何影健康隱患的家庭成員押去“指定的隔離設施”。諸如此類的措施現在都已被明確制成法律，例如在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紐西蘭，警察有權貿然闖進民宅以便落實隔離政策（註5）。同樣的，澳洲的維多利亞州也部署了兩千多名軍人來嚴格執行他們所謂的“病毒控制措施”（註6）。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很多反對這些嚴厲措施的人卻被戲稱是“主權公民”〔sovereign citizens，在美國指的是一群拒不承認政府法律、稅收合法性的異議人士——譯注〕。主權人這個術語在過去代表的是一個身心健康、對自己的身體和生活擁有不容剝奪掌控權的人所該享有的合理與自然權利。所以為了貫徹與落實生命權力，甚至連語言都可以被硬生生的扭曲。
生命權力本身代表了一系列得到“專業醫學知識”保證、由國家與其它機構、單位和非國家行為者所採用的治理手段。現在有一個很令人憂心的趨勢是私人軍事行為者被賦予權力，或是“授權人員”開始強制執行公共衛生政策（註7）。等到未來，這些人員甚至可能被授予相當於警察的職權，以進一步踐諾國家下達的指示，像是在沒有搜索證的情況下直接搜查住宅和汽車（然後這類人員可以拘留並逮捕任何被他們判定有健康“威脅”的人）。這些最新的事態發展已經產生了不少關於越權執法或執法過度的爭議（這種情況在澳洲的維多利亞州尤其嚴重）。
曠日持久的局部封鎖、人身追蹤、持續監控、剝奪抗議權以及其它各式各樣的措施，現在全都被世界各國的政府在“新常態”的名義下建立的生命權力體制給一一實現了。這些控制與規範手段在過去從未有先例可言，而且它們正在對公民的心理健康產生越來越負面的影響。
就連日常的社交生活也處處可見生命權力的影響（戴口罩、社交距離、“互相糾察”還有私下告密），甚至是使人產生了自我糾察的心態（盲從主流、自我審查）。
生命權力侵犯日常生活的另一種方法是嚴厲的經濟懲罰，舉例來說，維多利亞州在10月初因應新冠疫情頒佈了一連串的新法規，其中“非法聚會”，像是在一間房子中邀請超過國家規定的人數進入或是在公園裡進行五人以上的聚會（即使是一家人也不行），都可以吃上超過五千美元的罰款。
生命政治
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誕生意味著個人與集體全都被束縛在一個由技術、政治、法律以及財政交織而成的龐然大物之下。現代生命政治不僅與全球權力重組，同時也與應運疫情大流行而生的新體制緊密相連。
我們所有人都正在排隊等候一個21世紀的醫療極權主義到來。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再加上生物資本主義和生物安全的結合，最終創造出的便是一種徹底集中且單一的權力形式。
從人類集體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生命政治化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型人口管理方式的誕生。需要釐清的是，生命政治的目的追根究底就是要找到一種掌控社會、將人類生命重新塑造成在再也不會抗拒干預的“馴良身體”的方式。為了打造符合生命政治意圖的人類生活，思想領域成了國家當局必須主動納入管理的目標。我們“思考”什麼，還有我們在物理意義上的身份現在全都被置之於國家的管轄之下。從我們出生開始，國家幾乎就自動掌控了支配我們思想的權力。
順著這個脈絡，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現在審查制度（特別是對本來應該允許資訊在全球各地自由流通的網際網絡）和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會逐漸變本加厲。完全的權力需要完全的統治——既支配人們的身體，也支配他們的思想——這是精神性的支配（心理制約、思想編程），也是生物性的支配（健保體制、疫苗接種）。
許多非政府機構實際上也是在為生命政治的議程服務——譬如知名的慈善組織、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各種全球化組織。從例行的健康檢查、醫療保險、預防醫學到應對疫情大流行的隨機篩檢、強制隔離與疫苗接種，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經完全遭到“生命政治化”。當一個人的外在與內在生活都開始受到國家的全面管理，這時便再也不會有任何避難所可言了。個人的身體、健康、幸福——甚至是作為一個“主權人”理應擁有的權利——如今莫不成了專制生命權力的管理對象。
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之所以得以一步步坐大到今天，全都有賴於它們成功壟斷了“科學知識”的話語權。也就是說，生命政治正是依靠“科學”和數不清的“專家”提供“證據”，才能夠合理化其所制定出來的決策。
生物資本主義
非政府機構在生命政治的議程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尤其是製藥業、全球健保制度以及科技巨頭的竄起。製藥及其它醫療市場能夠獲得長足的發展並且將它們的利潤最大化，都該多虧於生物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拉抬。
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過去雖然在技術上可行、卻根本不可能實踐的生物資本主義政策現在都已經在全世界大多數人口的身上ㄧㄧ實現。這本來應該要引起有警覺心的人們的警惕，所以現在我們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工具來批判性的分析生命政治如何影響著生物資本主義。這不得不說是健康管理（與健康經濟學）與崇尚大數據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極致結合。
就在數據蒐集變得越來越無孔不入的同時——現在到哪裡都有數據追蹤和紀錄——我們也目睹了監控資本主義的迅速崛起（註8）。Google和Apple這些公司都正在競相開發接觸追蹤應用程式，靠著這些程式收集來的大量數據，整個數據供應鏈的效率得已繼續倍增。每十二至十四個月，醫療健保和生物醫學方面的數據蒐集量就會再翻一倍。早在2012年，波耐蒙研究所（Ponemon Institute）的一項研究就發現全世界的數位數據庫加起來其中有30%的內容都是為醫療健保行業所用（註9）。你可以自行想像，這個數字在過去幾年以來究竟又增加了多少。
數位化的趨勢在過去十年來可謂是勢如破竹；舉例而言，美國醫院的電子醫療記錄（EHR）採用率在這段時間以來就從原本只有10%上升到了90%（註10）。可穿戴醫療設備也是一個正在持續增長的市場，現在這些設備幾乎可以監控個人健康的大部分方面。根據估計，截至2023年遠端病人監護和健康追蹤器每年都將可以創造至少兩百億美元的收入（註11）。
因為可穿戴醫療設備逐漸成為治療病患的一種方式，對數位醫療數據的分析及其在預防疾病方面的作用都正在深刻地改變針對病患的管理方式。病患的健康數據隨之也會對生物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商業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數據之所以能夠源源不絕的產生，是因為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都很積極地在對本國人口推廣這類健康監控應用程式。
生物資本主義現在已經牢牢紮根在科技巨頭持續擴張的投資組合之中了。只需要粗略瀏覽一下FAMGA（Facebook、Amazon、Microsoft、Google、Apple）擁有或投資的項目清單就可以發現，這些科技巨頭全都在一連串充滿疑慮的醫療計劃中參了一腳——像是並換數據庫、醫院數據庫、藥房零售合作、人工智慧研究設施，還有保險產業。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在2018年秋天向奧斯卡健康公司（Oscar Health）這家健康保險行業的“明日之星”投資了三億七千五百萬美元（註12）。據奧斯卡健康公司的CEO表示，這家公司的目標是要運用科技手段來重新打造與改變人們的健康保險管理模式（註13）。
要談論生物資本主義，就絕對回避不了生命政治。2020年3月，英國政府的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Matt Hancock）簽署了一項政策，提供國家衛生局（NHS）法律背書，令其可以在數據分享協議中免於承擔保密責任。基本上這是一項適用於NHS的旗下單位與所有全科醫生（GP）之間的數據分享協議，現在這些醫生可以跟任何他們願意的單位分享病患的私人數據，只要這麼做為的是“對抗新冠病毒”就不會被追究（註14）。
製藥業當然也站在生物資本主義的最前沿。疫情的流行將會為製藥巨頭帶來豐厚的利潤，特別是在疫苗接種這件事上。這些製藥巨頭甚至變相要脅政府說它們需要更多前提資金——如果政府希望更快看見疫苗問世與投入測試的話（註15）。大部分新冠病毒疫苗的製造成本估計都將會由政府直接攬下，以製藥巨頭阿斯利康公司（AstraZeneca）為例，其先前與歐洲包容性疫苗聯盟（Inclusive Vaccines Alliance，IVA）達成協議，將會提供多達四億劑新冠病毒疫苗。阿斯利康還與英國、美國、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簽下了類似的協議，要供應七億劑的疫苗。澳洲政府提出要實現95%疫苗接種率的目標，目前澳洲政府手上已經有了八千五百萬劑疫苗（其中三千四百萬劑來自阿斯利康，五千一百萬劑來自昆士蘭州的CSL公司），儘管該國的人口實際上只有兩千五百萬人。阿斯利康亦已答應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要提供另外十億劑疫苗，但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好的公司可不是只有阿斯利康，未來想必還會有更多疫苗等著上市。
“健康專家”托尼・福西（Tony Fauci）和流行病學家大衛・摩爾斯（David Morens）在2020年的一份報告（註16）中提出人類已經“正式進入了大流行病時代”，這份報告甚至指出，當前的流行病很可能還只是一道開胃菜，我們還會在往後幾年見到更多爆發速度變得越來越快的疫情（註17）。這也就意味著，疫苗的推動與緊急狀在未來還是會長久持續下去。
封鎖政策導致的一個巨大苦果便是徹底摧毀了經濟。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全都徘徊在搖搖欲墜的邊緣，甚至是已經破產。體量較大的企業或許還可以向國家求助，一些大企業——特別是那些可以提供重要物料或服務的企業——也可能會受到國家直接介入控制。這儼然就是在追隨中國政府控制商業活動的腳步。
隨著生命政治與生物資本主義的經濟議程在21世紀不斷推陳出新，這同時也意味著生物安全的重要性跟著與日俱增。
生物安全
我們不必對政府已經鐵了心要透過武力來維持對人民的生物安全掌控權感到絲毫詫異。
2020年3月18日，澳洲總督正式宣布澳洲進入了“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這一決議賦予了衛生部長前所未有的權力，令後者可以依據《2015年生物安全法》（Biosecurity Act 2015）來恣意獨斷專行。
比方說，衛生部長可以在生物安全緊急狀態下對任何人發出特別命令，下達任何國家認為對於預防或控制新冠疫情在澳洲的傳播有必要的指示。現在每個人都必須遵守緊急狀態的規範，一旦有任何人被發現有“違反要求或指示”的行為，那麼最高可以面臨五年有期徒刑和/或三百元的單位罰緩（penalty units，相當於六萬三千美元，註18）。
這些新命令在《2015年生物安全法》的授權下迅速生效，7月的時候曾有三千名居住在墨爾本的幾棟高樓公寓的住戶在沒有得到任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被警察直接封鎖不得出入。這些住戶只能依靠被送到家門口的食物包裹來勉強度日。任何人在最新的生物安全制度下都無法享有自由，除非他們能在新規則下爭取到“豁免”的機會，而這可能就包括他們必須出示證明自己擁有“疫苗護照”（immunity passport）。長此以往這將會創造出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流動空間，將來那些沒有疫苗接種證明的人都會變成不受歡迎的角色，必須忍受在出門旅行、前往公共場所、進行社交活動還有接受國家服務被處處限制。
將來國內與跨國旅行都必須在高度監控和全身追蹤的情況下才能成行。假如一個人沒有呈報自己的實時生物數據，他很可能就會被因此禁止遠行或是行程得大幅縮限。這類生物安全措施現在已經初現端倪，比如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便已經開始對公民實施生物監控（註19）。
最糟糕的是這些嚴厲的措施壓制和扼殺了人們本來的生活，也一併奪走了言論自由與集會抗議的權利。對因為不遵守規定而可能會受到“孤立”或懲罰的顧忌與恐懼使我們陷入了一種非常不健康的權力關係。儘管高舉健康和安全的大旗，生物安全措施實際上卻正在迅速淪為生物專政的工具。現在，人類的生物性生命已經被國家生命權力的生理－數位專制牢牢掌控在了手上。
身而為人，意味著什麼？
我們正在朝著一個非常危險的未來邁進，套某位CEO曾說過的一句話：“人類是生物危害，機器卻不然。”（註20）如今公民們受到外在權威控制的程度已經到了前所未見的地步，人類被變成了治理的對象——或者說是“單位”——我們的身體與心靈通通都是等待被征服的殖民地。
這是否意味著唯一的逃脫辦法就是放棄自己的公民身份——成為一個“非公民”（non-citizen）？現代世界還容得下一個無國籍之地嗎？這會不會反過來引發新的人民“共和國”揭竿而起？近來發生的種種一切迫使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究竟，真正的人類意味著什麼？當個人的主權都已經完全被外部的權威所褫奪的時候，我們又如何可能真的身而為人去生活？
我們應該清楚認識到，真正屬於人類集體的“生命權力”理應是與自上而下的國家控制相對立的。作為一個個真實存在的個體，只有我們能夠代表人類發聲。
生命政治很快就會把我們全部變成面對“大重置”與科技官僚主義毫無抵抗之力的“馴良身體”，毫不誇張地說，這就是人類目前最可能步上的未來。未來幾年的事態如何發展不僅僅將會決定人類到底要走向何方，同時它也會決定人類的身體與心靈該何去何從。
大家似乎都已經忘記了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誓言：“余必不以毒物藥品與他人，並不做此項之指導，雖人請求，亦必不與之。”可是曾經重視生命（與死亡）的價值的政治卻正在慢慢被一個幾乎或根本不對人類抱有任何同情與關懷的議程給代庖。
國家施展生命權力在乎的更多是對生命的控制，而不是生命本身。世界經濟論壇設想的“大重置”雖然嘴巴上喊著要為一切撥亂反正，但這個以技術為主導的時代所做的實際上卻是在掏空人類在曾經充滿生氣的生命世界中最可貴的價值。我們必須捫心自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身而為人意味著什麼？但願，我們都能從這個問題的答案中找到屬於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力量與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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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See my article “Post-Pandemic Landscapes” in New Dawn 182
2. See www.weforum.org/agenda/2020/07/covid19-this-is-how-to-get-the-great-reset-right & COVID-19: The Great Reset by Klaus Schwab & Thierry Malleret
3. iep.utm.edu/fouc-pol/
4. www.abc.net.au/news/2020-08-25/woman-who-snuck-into-wa-on-truck-handed-six-month-jail-sentence/12592832 5. www.stuff.co.nz/national/health/coronavirus/120577868/coronavirus-police-can-now-enter-homes-to-look-for-people-gathering 6. www.telegraph.co.uk/news/2020/08/04/australian-state-impose-hefty-fines-compel-covid-19-isolation/
8. 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ee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by Shoshana Zuboff.
10. Ibid
11. Ibid
12. Oscar Health was founded in 2012 by Joshua Kushner, the brother of Jared Kushner, President Trump’s son-in-law.
13. money.cnn.com/2018/08/14/technology/google-oscar-health-insurance/index.html
14. www.computerweekly.com/feature/Surveillance-capitalism-in-the-age-of-Covid-19
15. www.ft.com/content/000a129e-780e-11ea-bd25-7fd923850377
16. www.cell.com/cell/fulltext/S0092-8674(20)31012-6#%20
17. 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danvergano/more-coronavirus-pandemics-warning
18. www.harrisonpublications.org/covid-19-plandemic-profit-fallout.html
19. 21stcenturywire.com/2020/09/23/bio-surveillance-singapore-issuing-bluetooth-tracking-tag-for-citizens/20. See my article “Post-Pandemic Landscapes” in New Dawn 182
20. theintercept.com/2020/05/08/andrew-cuomo-eric-schmidt-coronavirus-tech-shock-doctrine/
金斯利・丹尼斯（KINGSLEY L. DENNIS）是一位專職作家與研究者，他最新的一本書是《駭入現實：人類生活的再編程＆重組》（Hijacking Reality: The Reprogramming & Reorganization of Human Life），除此之外他還著有另外十五本書。更多資訊可以參見他的網站www.kingsleyden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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