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迴與業力法則不僅適用於個人，亦左右著他所屬文明的命運。國家和民族就像個人一樣有生死興衰，有些古老的民族如今在地球上已完全不見蹤影；有的民族消亡，就有的民族新生。民族好比是一個實體，是一種可以延續數百萬年的生命類型或形式。文明是文化的俱現，也是混雜傳統與野心的實體。國家是較大層面下的集群或實體，也可以說是在特定時期與地域內聚集起來的政治統一體。
古人相信他們的群體、城市和國家都有守護神在照看，所以要為後者獻上供物，他們的神殿往往也佔據了最金碧輝煌的地段。根據荷馬，當希臘各城邦開始興兵對抗特洛伊的時候，希臘人的神其實也在天上與特洛伊人的神激烈交鋒。自有記載的歷史出現以來，這些神明便一直是氏族的精神象徵。
不同的民族在膚色上可以沒什麼區別，但實際上卻又各不相同，不僅僅是語言和統治方式，甚至最細微的風俗、手勢和氣宇都迥然不群。正因如此，區分法國人、義大利人、英國人跟美國人通常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人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處事之道、習慣以及與眾不同之處。因此，即使是同樣的政策也會產生不同黨派；不同人們可以逞兇好鬥或愛好和平，好吃懶做或刻苦耐勞，而他們也因為自己的行為分別以個人或集體的方式為他們自己招致各種後果。所以狂妄的人遭羞辱、謙卑的人被高舉、受迫害的人獲接納、富足的人遇禍亂。
除了現在的行為，每個民族和國家也得要承擔過去的麻煩；善報與惡報遲早都會回報到民族或國家身上。一個民族實施的政策可以說同時也決定了他們自己的命運。迫害他人的人將受迫害，消滅他人的人也要被消滅。種花得花，種豆得豆。
通常一個部落或氏族裡如果有人產生異議，他要不是被趕走，就是自願離開部落，去尋找另一個跟他意氣相投的歸宿。這可以算是在精神或物質意義上，因為成長過快而與原來的環境疏離的例子，因此這也等於是擺脫了業力法則的約束。美國是一個很棒的例子，一群富滿進取心的人毅然決然離開熟悉的世界，主動前往另一片更適合生活與思辨的地方開疆擴土。個人成長會使一個人漸漸地掙脫各種社會的束縛。不過大多數人仍然是生活在羊群法則之下。
一個民族的政策和主張決定了其最終的歸宿。如果這個民族渴望征服，它最後也必被征服。如果它不知節制要攫取財富，結果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歷史可鑒，那些只知揮舞利劍的民族終究會亡於利劍。所有建立在不公不義之上的帝國最終都會從內部開始土崩瓦解。這是自然的法則，只有行得正方能走得遠。
曾經有一位帕西人學者被問到，像印度這麼一個富有哲學與修養、高貴理想和崇高情操的國度怎麼會淪落到被外族統治的田地。這位學者回答說，雅利安人在很久以前從北印度襲捲而來，把印度次大陸原本的和平居民驅入海裡，屠殺甚多又奴役活下的殘存者。儘管這是數千年前的事，但業力法則必須讓那些奴役他人的人嚐到被奴役的滋味。
這對國家和民族是如此，對共同體也是如此。每一座城市與城鎮皆有自己的風俗；吸引近者並排斥異者很司空見慣。共同體有自己的政策、態度和獨特的脾性，這些特質的優劣決定了共同體是能夠長存還是消亡。
既然共同體的本質會左右其際遇，其它組織跟機構同樣深受業力約束。腐敗的企業最後只有倒閉一途。做生意若缺乏誠信和智慧那絕對不會有好結果。許多企業失去一切正是因為摸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斤兩。一個行業背後的傳統、原則、標準則以數學般精確的方式決定了它的繁榮與否。
如果我們把大約一千年算作是那些進化程度差強人意者的輪迴間隔，我們會看見在物質世界中總是少不了有些人一再犯下各種錯誤和災難。在基督教時代的開端，羅馬帝國不知疲倦地四處打仗，主要也是為了滿足人民的軍事野心。在羅馬淪陷一千年後，十字軍開始在歷史上亮相。約莫在同一時間，蒙古人的浩大長征改變了亞洲的面貌，基督教世界也岌岌可危。從成吉思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又過了差不多一千年，二戰是現代最慘烈的軍事動盪。那些相信輪迴的人都清楚，人們常常會帶著他們的一貫性格定期投入新生，再次為了實現自己過去的理想奮鬥。
按照柏拉圖和埃及人的說法，正是業力摧毀了亞特蘭提斯大陸。地震、瘟疫等自然災難總是在人為戰亂之後緊接而來這一點十分有趣。無數的證據再再表明，行為的好壞將決定後果的好惡。作為個人，我們因為犯錯而自食苦果。作為團體和集體，我們因為自私而一落千丈。作為國家，我們因為好戰而一貧如洗。作為民族，我們因為墮落而灰飛煙滅。
但也是因為有世界這座紛紛擾擾的大舞台，個人實體、自我或自性才能夠通過體驗現實、破除妄念來一步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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