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風刺骨的冷戰時代，大部份美國領導人都只看得到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約翰・甘迺迪總統，他曾經對不必要的保密行為和秘密社團，比如骷髏會、外交關係協會和畢德堡俱樂部的危險表達過警告。“在一個自由且開放的社會，‘保密’這個詞彙著實令人反感；我們的人民從先天與歷史原因上就反對秘密社團、秘密誓言以及秘密議程，”甘迺迪在1961年向美國報業發行人協會（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發表的演講中說道。
甘迺迪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紀的美國總統，受過良好教育的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大學。使他第一次進入公眾視線的是他以英國戰前的對德外交政策為題的暢銷書《為什麼英國執迷不悟》（Why England Slept）。這本書表明甘迺迪不僅對地緣政治有深刻理解，而且他對全球主義者的幕後陰謀也同樣有所洞察。
有趣的是，他的政治生涯似乎正是靠著他與納粹的糾葛開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FBI曾懷疑茵嘉・阿瓦德（Inga Arvad）——這位前丹麥小姐曾參加德國元帥赫爾曼・戈林的婚禮並會見過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名納粹間諜。在針對她進行竊聽之後，特務發現還是海軍少尉的甘迺迪曾和她有所往來，後來他又到華盛頓的海軍情報局做事。在海軍和他的父親都被警告甘迺迪有涉入間諜嫌犯的風險之後，年輕的甘迺迪便迅速被調任往南太平洋。他就是那裡帶領PT-109號魚雷艇的倖存者突破重圍，由此成為一位戰爭英雄並開啟了他最終通向總統的政治生涯——這一切都該歸功於手腳伶俐的埃德加・胡佛。
理查・尼克森本來被看好能贏得1960年的總統競選，沒想到甘迺迪卻從這場難分軒輊的選戰脫穎而出，令美國企業界無不感到大吃一驚。那些大老闆和他們的納粹支持者肯定都很清楚甘迺迪一直在接受其父約瑟夫・甘迺迪的諄諄教誨，後者是一名納粹同情者。但是約瑟夫・甘迺迪在1961年12月發生了中風，這使他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現在他再也無法左右他攀上全國最高職位的兒子了。
從1963年中旬開始，甘迺迪逐漸對美國社會最強大——也最暴戾的幾個團體擺出了分庭抗禮的姿態。他揚言要解散CIA這個許多納粹份子的大本營、從北越撤回美軍、收掉石油耗損補貼的減稅優惠、加強對美國跨國公司的外國免稅資產的管制，其中有很多家公司都和鮑曼帝國有關係、打擊華爾街跟美聯儲的權力。甘迺迪在1963年6月下令印刷與發行四十二億美元，它們全都是財政部親自發行，無需向美聯儲繳納利息，美聯儲實際上是由十二家地方銀行組成，它們又是被擁有者通常都是非美國人的私人銀行控制。
顯然，這些決定會迫使某些人採取他們覺得有必要的行動。
直到今天，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仍然相信甘迺迪遇刺是一樁陰謀，只是因為聯邦政府高層的掩蓋，所以其中的真相才遲遲無法大白。
向納粹蓋倫組織投入了數億美元的CIA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暗殺事件的重要參與者。日後的水門事件竊賊霍華德・亨特（E. Howard Hunt）和弗蘭克・斯特吉斯（Frank Sturgis）、CIA官員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Desmond FitzGerald）、黑道份子強尼・羅塞利（Johnny Roselli）、古拉部長羅蘭多・庫貝拉（Dr. Rolando Cubela）、被解職的紐奧良神父大衛・費里（David Ferrie）、反卡斯楚的古巴人卡洛斯・布林格（Carlos Bringuier）、奧蘭多・博施（Orlando Bosch）、卡洛斯・索卡拉（Carlos Prio Soccaras）所有這些人都在圍繞著暗殺事件的CIA/情報組織關係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更為明顯的是，被指控為兇嫌的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的最後一位知己、達拉斯的石油地質學家喬治・德・莫倫席特（George DeMohrenschildt）最初就是以納粹特務的身份展開他的情報活動生涯。根據CIA檔案，德・莫倫席特早在1942年就向美國情報單位提交過入職申請，但因為他有納粹間諜的嫌疑而被拒。他的遠親康斯坦丁・梅德爾男爵（Constantine Maydell）是北美最重要的納粹情報人員之一，他在戰爭結束後又被招募進蓋倫組織，負責指導CIA的吸收俄羅斯移民計劃。
與此同時，德・莫倫席特在達拉斯結識了奧斯華，並把他介紹給了白俄羅斯移民社區，其與蓋倫組織有密切的關係，他亦跟另一位朋友沃爾特・摩爾（J. Walter Moore）一直緊密往來，後者是CIA的國內聯絡部（Domestic Contacts Division）的特務。依據CIA文件，經過一趟南斯拉夫之旅，德・莫倫席特在1957年向該機構捎去了“外國的情報彙報，這份彙報很快就以十份獨立報告的形式傳遍了其它聯邦機構。”
在暗殺事件發生前，奧斯華在達拉斯還有露絲・佩恩（Ruth Paine）和米歇爾・佩恩（Michael Paine）這對朋友。在事件發生時，奧斯華的妻子就住在佩恩的家中，並且正是露絲這位與CIA有聯繫的女子幫助奧斯華在德州教科書倉庫（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謀得了一份工作。達拉斯警方發現的那幾張被列為罪證的照片——奧斯華本人聲稱那都是偽造的——就是奧斯華在佩恩夫婦的車庫裡拿著被當局認定是行兇武器的步槍的模樣。露絲的丈夫在德州赫斯特（Hurst）的貝爾航空公司（Bell Aerospace Corporation）任職，這家公司即是後來的貝爾直升機公司（Bell Heli-copter），迴紋針納粹份子沃爾特・多恩伯格是它的副總裁。“身為研發總監的佩恩，他在貝爾直升機公司的老闆不是別人，就是那位罄竹難書的戰爭罪犯沃爾特・多恩伯格將軍，”布魯塞爾說。
奧斯華自己與CIA的關係也很深厚——他曾在日本的厚木（Atsugi）基地受訓，那裡有一座CIA的大型設施，另外儘管沒有記錄顯示他上過語言課程，但他卻能講出一口流利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俄語，根據他在CIA任職時的陸戰隊同事和前CIA主管的證詞，他在申辦護照的時候往往很快就能搞定、在他的日記裡曾出現過“微點”（microdots）這個術語，而且他還擁有一台微型的米諾克斯“間諜”相機（Minox），相機上的序號表明這個款式在美國根本就還沒開始販賣。
最常被援引且充滿爭議的可以用來證明，納粹的思想和實際的納粹份子這兩者皆在甘迺迪遇刺事件背後作祟的證據可以在一本流傳多年、名為《托比特文件》（Torbitt Document）或《暗殺事件之陰謀集團真相》（Nomenclature of an Assassination Cabal）的專著中找到。這份文件最初是以威廉・托比特（William Torbitt）這個筆名為作者發行，但他的真實身份其實是一位名叫大衛・科普蘭（David Copeland）的德州律師。這位作者自稱他從在FBI和特勤局的朋友那裡得知了內幕消息。基於這些內幕，托比特/科普蘭花費大量力氣尋找證據，最終拼湊出了這部專著。
按照《托比特文件》的說法，甘迺迪遇刺事件是被納粹滲透的反共組織、軍事工業複合體集團、CIA和FBI聯手策劃的反戈一擊。托比特解釋說：“FBI的局長同時也負責NASA的安全部門以及國防工業安全司令部（Defense Industrial Security Command，DISC），所以他實際上乃是美國反間諜活動的首腦。他手下的特務會仔細調查NASA的每一位僱員，還有與之有業務往來的相關承包商的每一位員工，甚至是所有武器與彈藥製造商的人員（據報導，DISC在今天已被納入國家安全局）。”
率領國防情報局（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約瑟夫・卡羅爾中將（Joseph F. Carroll）曾是FBI副局長。卡羅爾與FBI局長威廉・蘇利文（William C. Sullivan）、埃德加・胡佛以及加拿大人路易・布魯姆菲爾德（L. M. Bloomfield）積極合作，指導可以說是軍火商的警察局的國防工業安全司令部的一舉一動。就在這段期間，後來成為《NBC》特別調查員的沃爾特・謝里丹（Walter Sheridan）受命去阻撓紐奧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的暗殺事件調查，他也是卡羅爾和羅伯特・甘迺迪之間的直接聯繫人。胡佛曾跟沃納・馮・布朗在NASA的安全問題上互相合作，至於原本還是副總統的林登・詹森則與NASA署長關係較近。詹森、馮・布朗、博比・貝克（Bobby Baker）和弗雷德・布萊克（Fred Black）一起在1961年幫助北美航空公司（這家公司著名的飛機系列有以納粹Ta-183戰鬥機為原型設計的F-86軍刀戰鬥機，今天該公司已被波音收購）簽訂了價值九十億美元的阿波羅計劃合同。儘管NASA自己的評估委員會已經推薦了另一家公司，最後抱得合同歸的還是北美航空公司。
據托比特說，每個參與了暗殺事件的NASA安全人員實際上都是FBI第五部門（Division Five）的僱員或承包商。“必須記住的是，這是一個涵蓋在所有這些機構之中的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它既不是官方的，也不是代表美國利益的行動，純粹是這些人徑自出手，然後其中一些人碰巧有過公職罷了，”他寫說。
托比特的NASA陰謀論也得到了紐奧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的支持，甘迺迪暗殺事件的調查就是他在負責。1968年，加里森致電給雜誌編輯沃倫・辛克爾（Warren Hinkle）並告訴他：“重要的新證據現在可終於浮出水面了。與我們最初所以為得不同的是，那些德州的石油佬似乎並沒有參與謀殺甘迺迪。是軍事工業複合體為暗殺行動提供資金——不過據我們所知，這樁陰謀其實是航天部門的主意。我已經取得了三家公司及其員工的名單，他們都涉入了總統謀殺案。”
當加里森試圖傳喚其僱員來作證時，NASA卻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配合。令人吃驚的是，被指控的槍手奧斯華曾向一位紐奧良的車庫老闆阿德里安・阿爾巴（Adrian Alba）透露，他預計自己很快就會到紐奧良的NASA工廠就職。奧斯華憑什麼覺得像自己這樣一位曾企圖叛逃去俄羅斯、而且極端敵視美國及其政策的傢伙，卻可以為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航天局工作，這始終是一個不解之謎。
根據《托比特文件》，真正在幕後掌舵這個複雜的政府特務、NASA僱員、納粹份子集團的人是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路易・布魯姆菲爾德。據加拿大報紙披露，布魯姆菲爾德是一位熱心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律師、商人、慈善家，他還曾在二戰期間為OSS和後來初生的CIA工作。特比奇說布魯姆菲爾德是埃德加・胡佛的老相好，而且他早自二戰前的OSS時代以來就一直為胡佛在第五部門擔任承包主管。據特比奇指出，布魯姆菲爾德“是所有行動的協調人，他只對胡佛跟詹森負責，確保暗殺甘迺迪的計劃萬無一失。”
1967年，加里森指控前OSS官員、當地（紐奧良）的國際貿易市集（International Trade Mart）創辦人克萊・肖（Clay Shaw）是刺殺總統的共犯。根據幾個獨立的消息來源——包括加里森交出的檔案和美國工黨的調查——紐奧良的國際貿易市集是世界貿易中心（Centro Mondiale Commerciale，CMC）這家神秘公司的子公司，CMC是由布魯姆菲爾德創立於20世紀50年代末的蒙特利爾，爾後又在1961年轉移陣地往羅馬。貿易市集亦因為其與另一家名曰永久工業博覽會（Permindex，PERManent INDustrial EXpositions）的奇怪公司的關係而與CMC有所牽連，它們擁有一些與國際博覽會相關的業務。據特比奇指出，布魯姆菲爾德持有永久工業博覽會一半的股份，並且完全掌控了它在歐洲、非洲、北與南美洲大陸的活動（1962年版的《南方與西南方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收錄了一段關於克萊・肖的生平故事，裡面明確提及他是永久工業博覽會的董事。然而，在1963－64年版裡，提到永久工業博覽會的那一段被刪掉了）。
永久工業博覽會和它的母公司世界貿易中心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義大利媒體的密切注意，古鐵雷斯・斯巴達福羅親王（Gutierrez di Spadaforo）也被曝光是CMC的董事之一。這位親王出身名門望族，他曾在獨裁者墨索里尼手下擔任農業部副部長，他的媳婦則與納粹財政部長亞爾馬・沙赫特、前義大利王室御用律師卡洛・達梅利奧（Carlo D’Amelio）、前匈牙利總理兼反共急先鋒費倫茨・納吉（Ferenc Nagy）都有親戚關係。據義大利媒體報導，納吉是永久工業博覽會的副總裁，它的董事會主席與主要股東路易・布魯姆菲爾德不但是一位強勢的蒙特利爾律師，他亦代表布朗夫曼家族（Bronfman）為美國的情報單位提供服務。據信，正是布魯姆菲爾德在1958年創辦了永久工業博覽會，這是要打造圍繞CMC的全球貿易樞紐計劃的一環。
依照記者大衛・古德曼（David Goldman）和傑弗里・斯坦伯格（Jeffrey Steinberg）在他們1981年合著的《毒品公司：英國對美國的鴉片戰爭》（Dope, Inc.: Britain’s Opium War Against the U.S.）中進行的調查，布魯姆菲爾德曾在1938年被招募入英國特別行動處（SOE），後來他又在戰爭期間被授予美國陸軍軍銜，同時加入了OSS與FBI第五部門，他也因而與埃德加・胡佛變成相當親近。
無論世界貿易中心與之配套公司永久工業博覽會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還有它們究竟又與甘迺迪事件有什麼關係，義大利政府最終仍決定在1962年以從事顛覆活動為由將它們驅逐出境，這些顛覆活動似乎與在雷根時代引起軒然大波的P-2共濟會（Propaganda-2）醜聞不無關係。
儘管在加里森調查時矢口否認，但克萊・肖和CIA跟情報工作卻有著毋庸置疑的緊密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在以陸軍士兵的身份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段期間，肖正巧是查爾斯・索拉舍將軍（Charles O. Thrasher）的副官與邱吉爾總部的聯絡官。當他在紐奧良被加里森逮捕的時候，肖的個人通訊簿也被一併查獲。寫在上面的可都是歐洲大人物的名字和聯絡方式，其中有很多是親納粹的王室成員或畢德堡俱樂部的人。
另一個奇怪的關聯則牽涉到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卡爾・沃爾夫（Karl Wolff），他曾負責領導義大利的蓋世太保。作為艾倫・杜勒斯的納粹藏匿計劃的一部分，沃爾夫原本在戰後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結果他只坐了一個星期的牢。
1983年，沃爾夫和ㄧ些前黨衛軍舊友乘著曾經屬於赫爾曼・戈林的遊艇卡琳二號（Carin II）在漢堡齊聚一堂。這艘遊艇後來變成了戈林的遺孀埃米（Emmy）的財產，她的遺產律師便是大名鼎鼎的梅爾文・貝利（Melvin Belli）。他還曾代表有通敵納粹嫌疑的演員艾羅爾・弗林（Errol Flynn）以及槍殺奧斯華的傑克・魯比（Jack Ruby）進行辯護。
更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一封從達拉斯縣監獄（Dallas County Jail）偷運出來的信，後來它被很早就開始研究甘迺迪暗殺事件的佩恩・瓊斯（Penn Jones）拿到了手。寫這封信的人是槍殺奧斯華的兇手傑克・魯比，他在信中說道：“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他們打算要除掉（我）。”魯比還聲稱，林登・詹森是甘迺迪之死的幕後真兇之一。
魯比曾在1964年6月7日告訴來訪的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Earl Warren）說，他希望後者的委員會和詹森總統“能夠睜開眼睛去瞭解眼下的事態...不要輕易接受任何無論是證明我有罪還是無罪的間接罪證，並且要從那些關於我的事情中抽絲剝繭找出真相，務必要趕在他把那些權力交給某些人之前...將來，一種全新形式的政府將會接管我們的國家，我知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
魯比所說的“某些人”到底是誰呢？在建議一位朋友去閱讀埃維茨・海利（J. Evetts Haley）對詹森大肆抨擊的《一個德州人眼裡的詹森》（A Texan Looks at Lyndon），魯比在監獄裡寫道：“這個傢伙（詹森）是最惡劣的納粹。”
“現在，計劃是這樣的，必須要有人去英國、法國和以色列，把猶太人的遭遇告訴那些應該知道的人，這樣他們才可以為同樣的事可能會在他們那邊上做好戒備。他們會知道只有一種人幹得出這樣的事，那就是納粹，也就是那群正準備接管這個國家的傢伙，”他補充說。魯比接著總結道：“唯一一個因為總統槍擊案或議的人就是詹森。”
考慮到詹森跟充斥納粹的NASA之間的緊密關係，或許魯比並不真的像當時他被媒體描繪得那般精神錯亂。
關於甘迺迪之死有一個令人震驚、可能是有內幕消息為依據的視角來自納粹黨衛軍軍官赫爾米特・斯特里克爾（Helmet Streikher），他曾與萊因哈德・蓋倫、奧托・斯科爾茲內以及CIA共事，他甚至接受過前局長老布希的領導。在1963年的一次CIA非洲任務彙報中，斯特里克爾的話被引述在其中提到：“（CIA）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總統謀殺案的真相。這不是卡斯楚或俄羅斯人下的手。殺害甘迺迪先生的是CIA特務。約翰・甘迺迪之死實際上是一樁兩階段式的陰謀。其中一個階段在行刺成功後便宣告結束；另一個階段則更深層，那就是控制世界運作方式的那些情報機構都要認命接受並ㄧ起掩蓋這場謀殺。這是無可奈何的，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男人太過不受擺佈。”
沒有任何嚴肅的暗殺計劃研究人員會認同甘迺迪之死全是德國的納粹份子所為。但正如前面所提到，不論是在戰前、戰時還是戰後——那些與納粹串通的人同時也都是秘密社團成員，甘迺迪的政策在他們眼裡最為天理難容。他們擁有干涉案殺事件的權力雨影響力，所以他們當然能夠阻礙任何認真的調查——不管對象是政府還是媒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至今。絕非巧合的是，負責調查甘迺迪之死的華倫委員會中最活躍的那些人恰好就有約翰・麥克洛伊和艾倫・杜勒斯，這兩人如前所述都與納粹關係深厚，另一名成員則是傑拉德・福特（Gerald R. Ford），他專門替埃德加・胡佛監視這個委員會。
如同匹茲堡大學的唐納・吉布森教授（Donald Gibson）指出：“這兩人（麥克洛伊與杜勒斯）一直都是政府裡的建制派，而不是建制派裡的政府人員...當麥克洛伊作為高級專員前往德國、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或參與華倫委員會的時候，他其實是在以統治精英僕從的身份做事。他與這班精英的大多交集都牽涉到洛克菲勒家族的利益。該委員會的另一名重要成員，麥克洛伊是杜勒斯的老友，他當然也是建制派的一份子，雖說他的名字通常會與CIA扯在一起。”
在他1994年的《對抗華爾街：甘迺迪總統》（Battling Wall Street: The Kennedy Presidency）中，吉布森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主張甘迺迪遇刺的主因是他與華爾街建制派，即那群先後搞出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全球主義金融家的衝突。
在進入雷根時代之前，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在1980年編寫了一篇題為《企業集權結構》（Structure of Corporate Concentration）的研究報告。吉布森形容它是“對各機構股東與董事會紐帶的前所未有徹底調查”，他寫道：“（這項研究）的根本結論相當簡明扼要：金融機構基本上全是摩根－洛克菲勒集團的一部分，或起碼與之有廣泛的盤根錯節，這才是真正在主導經濟的力量。”
吉布森舉出的一個例子是“摩根大通的董事會成員涵蓋了前百大公司的三十一家的董事，花旗集團直接與四十九家頂級公司聯繫在一起，至於大通曼哈頓銀行、紐約化學銀行（Chemical Bank）、和大都會人壽公司（Metropolitan Life）的董事會也都與其它二十四家頂級公司相關聯。百大公司的這些以及其它許多重疊關係構築了一個密集的關係網絡，這該歸功於私人俱樂部的頻繁聯繫、教育背景、聯姻、外交關係協會和商業委員會（Business Council）的會籍。”
在敘述了甘迺迪如何拒斥這種全球主義者紐帶的全面控制之後，吉布森說：“甘迺迪總統對科學、技術還有經濟進步的承諾，導致他選擇了被摩根－洛克菲勒集團裡面或身邊的那些人的強烈反彈。”
在甘迺迪遇刺後不到兩個小時——那時達拉斯警方尚不確定奧斯華的身份，因為他被誤以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據埃德加・胡佛寫說：“我打了通電話到司法部長他家去，告訴他我想我們在達拉斯找到了刺殺總統的人。”1977年公佈的FBI文件顯示胡佛早已咬定奧斯華就是刺客，而且他是ㄧ個“心胸狹窄...可以被歸類為瘋子的傢伙。”在遇刺成真的當晚，胡佛卻告訴林登・詹森的副手沃爾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說：“我真正關心的事情...只有我們該發佈哪些消息，好讓公眾相信奧斯華就是兇手。”
就在甘迺迪去世的幾天之內，反對他的政策的那同一股勢力立刻開始為關於他遭此不幸的官方理論拍板定案——亦即一名獨行刺客在“瘋狂與暴力的壓力驅使下”從圖書倉庫的六樓朝著總統開槍，儘管目標距離開火者有兩百六十五英尺遠，而且開火者眼前又有斜坡與常青樹阻擋視線，但六秒內射出的三槍仍有兩槍正中目標。
“還沒過幾天，FBI的艾倫・貝爾蒙特（Alan Belmont）便率先宣揚‘奧斯華獨自犯案’的說法，不久後連麥克洛伊跟杜勒斯也鸚鵡學舌了起來，”吉布森寫道。依據在暗殺事件過了三十年後才解密的白宮電話記錄，吉布森注意到一群顯赫人士已經開始要籌備一個總統委員會來鞏固獨行刺客理論：在11月25－28日這段期間，詹森已從異議者轉變成了這個委員會的支持者，有很多人也很明顯地相機行事。（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尤金・羅斯托（Eugene Rostow）最先向（總統特別助理）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跟（副檢察官）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提出這個構想。在奧斯華死後的幾分鐘，羅斯托至少和某位人士討論過這個問題。（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便開始向詹森施壓，如果我們相信艾爾索普的說法，而且沒有理由不這麼做，那麼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也在其中參了一咖（艾爾索普說他也與艾奇遜交談過，兩人同意要努力使詹森相信那些高層人士已很好地考慮過委員會的想法）。其他直接贊同者似乎還有（《華盛頓郵報》總編輯）阿爾弗雷德・弗蘭德利（Alfred Friendly）和（《郵報》業主）凱瑟琳・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
“麥克洛伊－杜勒斯的工作場所（華倫）委員會是羅斯托、艾爾索普和艾奇遜慫恿下的產物。它實際上是掩蓋了東海岸建制派的私人權力運作，”吉布森總結說，他接著又指出華倫委員會“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建制派的欲蓋彌彰之舉。只有建制派有能力...深入掌管媒體、CIA、FBI、軍方（控制甘迺迪的屍檢）以及其它政府領域。”
而且正如前面所言，美國建制派的核心充滿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就好比他們先前也曾擁護過共產主義。這班全球精英正在努力要奠定他們的新世界秩序基礎——現在這個全球性社會主義已經化分成三個經濟集團，它們彼此為了利益與控制權互相競爭。
在1963年的暗殺事件風波漸漸平息後，先後炮製出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全球主義者現在終於可以迎接那嶄新的帝國－第四帝國的降臨。只不過，這一次它是在北美大駕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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