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逐漸與頑固不化的納粹份子及其意識形態變得皂帛難分，全球主義者對商業和政治的關注依舊有增無減。
在戰爭結束後，那些曾經幫助希特勒掌權的人現在又要重新歸隊。戰時的戰爭部長助理約翰・麥克洛伊是德意志銀行行長赫爾曼・約瑟夫・阿比斯的密友，也是I.G・法本的律師，他後來被任命為美國駐德國高級專員。他動用權力赦免了超過七萬名被控犯下戰爭罪的納粹份子。其中一個顯示麥克洛伊是多麼寬宏大量的例子涉及四十三名黨衛軍軍官，包括突擊隊大隊領袖約亨・派佩爾（Joachim Peiper），他因為在突出部之役期間的瑞士馬爾默迪（Malmedy）附近屠殺超過一百名美國戰俘，而在1946年被判處死刑。正如歷史學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在《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中指出：“在1948年3月有三十九項死刑判決獲得減刑；盧修斯・克萊將軍（Lucius D. Clay）又在4月將死刑判決的人數從一百二十一減少只剩下六人；再來是1951年1月，美國的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宣布大赦，使剩餘的所有死刑犯都被改判終生監禁。在我寫到這一段的時候（1959），他們都已全數獲釋。”美國的高官又一次瞞著公眾，向納粹份子網開一面。
據前美國律師約翰・洛夫圖斯說，出身蘇聯白俄羅斯地區的大約三百名納粹同情者在戰後被帶去美國，好提供任何有關蘇聯的意圖與底氣的情報。在調查這一類合作者的活動時，洛夫圖斯發現原來國務院內部存在著一個叫做政策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的秘密單位，他說這個單位的事蹟不會被列在公開的政府紀錄，而是只對國防部長詹姆斯・福瑞斯特和“國務院中的杜勒斯派系”負責。洛夫圖斯注意到OPC招募了不少納粹合作者來抵抗共產主義。由於後來證明他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勞無功，最後這些納粹份子被允許移民美國，他們過往的背景則被諱莫如深。
這些人包括前白俄羅斯總統拉迪斯瓦夫・奧斯托斯基（Radislaw Ostrowsky），他的戰爭罪指控被一筆勾銷；弗蘭茲・庫什內爾（Franz Kushel），他是指揮白俄羅斯旅的黨衛軍將軍，他還下令處決過超過四萬名猶太人；斯坦尼斯瓦夫・斯坦基耶維奇（Stanislaw Stankievich），他手上有七千名猶太人的血債；伊曼紐爾・賈蘇克（Emanuel Jasiuk）是戰時的克列茨克（Kletsk）市長，他曾在短短一天內監督超過五千名猶太人的行刑。奧斯托斯基和賈蘇克最後都被安葬在新澤西州南河（South River）的墓地，在那裡的附近還有一座白俄羅斯退伍軍人紀念碑，上面擺著一個鐵十字架。
曾在1921年出力創建外交關係協會（CFR）、即將當上CIA局長的艾倫・杜勒斯在1948年授權弗蘭克・維斯納準備偽造的文件來維持梵蒂岡幫助納粹份子逃之夭夭的“繩梯”。就在一年之內，威斯納經手過的那些納粹份子便轉役去替CIA的檯面宣傳組織，比如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跟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工作。
杜勒斯贊成讓維斯納擔任OPC的負責人，隨著冷戰局勢持續發展，這個單位也對蘇聯越來越步步進逼。雖然OEC在歐洲活動的特務都穿著美軍制服，但他們實際上是從CIA領薪。據洛夫圖斯指出：“OPC的計劃幾乎完全出自國務院的決策人員，他們的領導人是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
自CFR成立以來，幾乎歷屆美國內閣都少不了它的人馬。保守派記者兼CFR研究者詹姆斯・佩洛夫（James Perloff）發現，從1988年算起已有十四位國務秘書、十四位財政部長、十一位國防部長和其它幾個聯邦部門的負責人都是CFR成員。比爾・柯林頓與喬治・布希的內閣當然是沿襲舊規。在2007年擠身布希內閣的現役與退役CFR成員有迪克・錢尼（Dick Cheney）、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趙小蘭（Elaine Chao）、羅伯特・蓋茲（Robert M. Gates）、約書亞・博爾頓（Joshua B. Bolten）和蘇珊・施瓦布（Susan Schwab）。
就算有個人剛好跟CFR成員志同道合——那麼他也無法直接申請加入，而是必須等待邀請並接受嚴格的審議程序，以表明你願意接受他們的世界觀——鑒於其與商業公司世界的緊密聯繫，很多陰謀論作家都認為CFR是一個妄圖利用跨國公司兼併、經濟協議與全球政府來控制未來世界的惡黨。社會學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如此總結了CFR的所作所為：“如果‘陰謀’意味著有一群人非常明白各自的利益、互相認識、經常私下聚會又不留紀錄，並且還就如何預判和應付各種事件與問題達成共識的話，那麼CFR毫無疑問符合這些定義，至於經濟發展委員會、商業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CIA那更是不在話下。”
“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很多都在外交事務方面有自己的財務利益，因為這是他們的財產與投資所在，而且還有國務院和軍方提供的保護，”研究人員勞里・史特蘭德（Laurie Strand）在1981年版的《人民年鑑》（The People’s Almanac #3）中說道。
這樣的情形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從未變過，即便甘迺迪總統的特別顧問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有這番哀嘆：“我們這些人因為幫助甘迺迪競選有功，所以在政府裡尚且有一席之地與發言空間，唯獨外交政策自始自終都是CFR的天下。”
當今的幾個最凶神惡煞的恐怖組織都和納粹份子有過一腿，這不免會讓人懷疑到底是誰在背後支持它們。
根據彼得・列文達的《邪惡聯盟》，找到所羅門寶藏的納粹突擊隊員奧托・斯科爾茲內在戰後走避埃及，他在那裡創立了幾乎全由前黨衛軍軍官組成的埃及版“蓋世太保”。按照列文達的說法，他的舉動“得到了CIA局長艾倫・杜勒斯的全力支持，後者當時正與萊因哈德・蓋倫一起規劃CIA的反共間諜行動。”
這項行動還牽扯了與納粹淵源頗深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它就是今日的基地（蓋達）恐怖組織的祖宗。
據約翰・洛夫圖斯說，穆斯林狂熱分子和納粹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回穆斯林兄弟會創始人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他曾號召埃及青年參與社會改革與復興伊斯蘭道德。他本人是18世紀的穆斯林、瓦哈比派創立者穆罕默德・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的追隨者，這個派別主張10世紀之後的任何對伊斯蘭教的補充或詮釋都是錯誤的，因此就算要動用暴力也必須將它們清除乾淨。
“在20世紀20年代，一位名叫班納的埃及青年創立了名曰穆斯林兄弟會的民族主義團體，班納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熱衷崇拜者，寫給的他信更是從未少過。他對新興的納粹黨的欽佩在20世紀30年代已逐漸顯露，班納和穆斯林兄弟會因而成為了納粹情報組織的秘密臂膀，”洛夫圖斯表示說，他曾無緣無故被拒絕查閱美國政府與北約的秘密情報檔案。“阿拉伯的納粹崇拜者與問世不久的納粹學說有很多心有靈犀之處。他們同樣厭惡猶太人、厭惡民主、厭惡西方文化。暗地扶植穆斯林兄弟會作為第五縱隊、埃及境內的一支軍隊也成為了第三帝國的官方政策。穆斯林兄弟會在戰事爆發後曾以書面形式承諾，他們會挺身助隆美爾將軍一臂之力，並且保證不讓任何一名英國或美國士兵登上開羅或亞歷山卓。”姑且不論他們顯然沒能不負所托，但阿拉伯游擊份子的確曾令盟軍頭痛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穆斯林兄弟會及其德國情報界上司紛紛被以戰爭罪之名追捕，因為他們不被認為是正規的軍事單位。在開羅被捕的兄弟會成員被移交給英國秘密情報局，後者卻僱用他們在1948年去參與打擊初生的以色列。洛夫圖斯說道：
“就連在摩薩德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回事，但在試圖扼殺以色列的阿拉伯軍隊和恐怖份子中，其實有許多成員都是穆斯林兄弟會的阿拉伯納粹份子。英國人把阿拉伯納粹份子賣給了那個之後將變成CIA（並且很快就會被置於艾倫・杜勒斯的領導之下）的前身組織（OSS）。這聽起來也許很愚蠢或邪惡，但事實確實如此。我們的算盤是利用這些阿拉伯納粹份子來在中東與阿拉伯共產黨人分庭抗禮。就像蘇聯為阿拉伯共產黨人提供資金，我們也向阿拉伯納粹份子依樣畫壺來對付（共產黨），我們還秘密培訓了他們很久。我們把穆斯林兄弟會記在發薪單上，但埃及那邊的情況卻有變。（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al Nasser）要求穆斯林兄弟會（在1945年）滾出埃及，不然他就要把他們通通關起來，我們必須做點什麼。CIA在20世紀50年代把穆斯林兄弟會的納粹份子撤往沙烏地阿拉伯（其至今仍是瓦哈比派大本營）。現在他們來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其中有一個）學生的名字叫做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賓・拉登可以說是被那些移居沙烏地阿拉伯的穆斯林兄弟會納粹份子一手帶起。”
CIA在1979年從這些沙烏地兄弟會成員中選出了一些最激進的傢伙，然後把他們派往阿富汗與蘇聯作戰。“我們不得不給他們換個名字，”洛夫圖斯說。“我們不能再稱其為穆斯林兄弟會，這個名字太敏感了，它的納粹背景早已人盡皆知。所以我們決定給他們起名為聖戰者（Maktab al Khidimat il Mujahideen），也就是MAK...我們就這樣把這支阿拉伯法西斯軍隊留在阿富汗。”ㄧ離開阿富汗，這群聖戰份子就又改頭換面成了基地組織。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以為“基地”的意思是指中央總部，但前英國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卻告訴下議院，這個術語實際上是在暗喻一部電腦數據庫，其紀錄了穆斯林活動家、聖戰者以及CIA的其他老走狗的名字。
在蘇聯撤出阿富汗後，沙烏地阿拉伯不想要再讓狂熱份子回來，因此他們賄賂賓・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追隨者，讓他們離沙烏地阿拉伯愈遠愈好。
“現在有了各種派別與分支，但它們全都屬於穆斯林兄弟會...所以穆斯林兄弟會才是散播在整個中東的毒藥，自從9/11後它更蔓延至全世界，”洛夫圖斯總結道，他還補充說目前的CIA成員幾乎都不知道這段歷史。“這個世代的CIA大多是和善且體面的美國人，我很喜歡他們。他們熱心工作，但最大的問題是那些真正重要的文件都早已被碎掉了。所有這些秘密都應該被公諸於世。”
20世紀50年代，就在艾倫・杜勒斯領導CIA的同時，他的哥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在擔任艾森豪總統的國務卿。憑藉地位優勢，這兩人皆對美國的納粹化貢獻良多。
“在冷冽的冷戰時代，很少有美國人還會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希特勒入侵波蘭之前一直是親納粹派，”做過記者與編輯、著有《精神控制陰謀》（Operation Mind Control）的沃爾特・鮑爾特寫說。“也沒有人意會到，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這一頭把持國務院，他的弟弟艾倫則在另一頭掌舵CIA，這個機構曾被他形容是專門與他國的不友善政府打交道的國務院。似乎沒有人對杜勒斯王朝抱持警覺，只有很少人才能意識到杜勒斯兄弟能夠在艾森豪政府中呼風喚雨的程度。”
德國銀行業尤其受益於杜勒斯兄弟跟麥克洛伊等人的權勢。盟軍當局在戰後立刻下令拆散德國最大的德意志銀行，這家銀行巨頭最初被拆分成十家地方銀行，但它們又在1953年被合併成三大銀行——北德銀行（Nordeutsche Bank AG）、南徳銀行（Suddeutsche Bank AG）、萊茵威斯特伐倫銀行（Rheinisch-Westfalische Bank AG）。
僅僅四年後，三家銀行又在沒有任何異議的情況下合併並開始向外收購，例如1989年的倫敦摩根建富投資銀行（London Morgan Grenfell）、1990年兩德統一後的東德央行、1999年的紐約信孚銀行（Banker’s Trust of New York）還有2006年的兩家大型俄羅斯銀行。截止本世紀初，德意志銀行已經浴火重生，迄今猶在世界銀行業名列前茅。
精明的英國與美國當局當然知道副元首馬丁・鮑曼的資本轉移計劃。但戰爭結束時的一派歡樂、歐洲的混亂局面、重建歐洲經濟的重任、對於美國恐怕很快就要面對同為勝利者且極為強大的蘇聯的擔憂，種種這些事情都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何況，銀行和商業界背後的那些人不但曾與納粹份子沆瀣一氣，就是直到現在也仍對他們抱持著同情。
“如同倫敦那邊，華盛頓的財政官員很清楚眼下發生的事情；他們派赴調查的團隊以找到了足夠的證據，證明有一個明確的計劃正在按步就班進行，”保羅・曼寧寫道。“新聞媒體倒似乎對此一點也不感興趣，即便從長遠來看這都應該是戰後最勁爆的故事。然而，由於德國人是如此藏蹤躡跡，盟軍的反應又互不相同，所以幾乎沒有多少漣漪浮出水面，結果美國財政部的調查便無疾而終。”那些調查人員隨後就被他們的上司重新調配，後者中的有些人是納粹多年來的商業夥伴。
律師羅素・尼克森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作為親身接觸過美國軍方政府壟斷集團的人，他發現自己直接效勞的上司威廉・德雷珀准將是優生學倡導者，且跟詹姆斯・福瑞斯特一樣都是迪隆瑞德公司的董事，該公司曾在早期為德國壟斷集團提供金援。根據安東尼・薩頓教授的說法：“三家華爾街巨頭——迪隆瑞德、哈瑞斯、富比士；再加上國家城市銀行——它們經手了四分之三的賠款貸款，使之被用於創造德國的壟斷體系——像是佔據龍頭地位的I.G・法本跟聯合鋼鐵公司，它們在二戰期間為納粹生產了95%的炸藥。”
尼克森每次想要拆散法本壟斷集團的嘗試都會遭到阻撓。他最終決定越過德雷珀准將，直接與美國的德國佔領區總督盧修斯・克萊將軍談談。他告知這位將軍，德雷珀已撤回了那些要求拆分或摧毀法本設施的命令，謊稱的理由是它們都已被狂轟亂炸得一點不剩，他這是在故意違反艾森豪要求打破法本壟斷集團的指示。儘管有尼克森的這番陳述，結果還是沒用。就在尼克森試圖主動出擊，讓納粹工業家理查德・弗羅伊登伯格（Richard Freudenberg）被捕的時候，美國駐德國大使羅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卻又下令將他釋放。一名佔領官員對墨菲的決定作出了這樣的辯解：“弗羅伊登伯格是一位很有才幹的實業家：他是亨利・福特那一類型的人。”
尼克森後來向華盛頓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報告說：“一言以蔽之，儘管目前已經付出了不少努力，可是這些（納粹）資產仍在持續分散並被進一步藏匿於所有中立國家。”
另一位盟軍調查員，司法部律師詹姆斯・斯圖爾特・馬丁（James Stewart Martin）被派赴倫敦的美軍司令部調查納粹與美國商人的狼狽為奸。當馬丁發現他的指揮官正是有通用汽車公司背景的格雷姆・霍華德上校（Graeme K. Howard）時，他立刻感到怒不可遏。在馬丁證明通用汽車和納粹之間的密切交誼後，霍華德便灰溜溜地被調回了美國。
馬丁接著又調查了ITT的德國總裁格哈特・韋斯特里克的下落，他在戰爭結束後逃出柏林並藏身在德國南部的一座城堡。在向美國當局提交了有關ITT的公司狀況的報告之後，韋斯特里克被從寬量刑，不久旋即獲釋。馬丁發現，關於通用苯胺與膠片公司與I.G・法本的關係的質詢紀錄，在被呈交給艾倫・杜勒斯後便從此再無音訊。
“我們並沒有德國遇到任何來自德國公司的阻力。一直在德國扯我們後腿的其實是美國公司，”馬丁在他1950年出版的《可敬之輩》（All Honorable Men）中寫道。“阻礙我們的力量來自美國，但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管阻撓我們的到底是何方神聖，它都肯定不是‘政府的人’。但很顯然，它已經掌握了控制政府的癥結，政府在日益增長的經濟世界中變得相對無力的情形並不新鮮...現在各國政府都只能站在一邊，真正定奪世界事務的是更大尾的掌權者。”
在二戰結束後保護納粹利益的內部人士之一便是前述的威廉・德雷珀，他是普雷斯科特・布希的商業夥伴，他在1945年7月被任命為美國管制委員會（U.S. Control Commission）經濟部門負責人，該部門有權決定哪些納粹公司將被挽救，又有哪些將面臨戰爭罪起訴。這使得德雷珀變得幾乎與來到德國的新任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一樣隻手遮天，除了為納粹提供銀行服務，麥克洛伊還以墨索里尼的財務顧問身份在義大利待了一年，並在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上與希特勒有一面之緣。
馬丁或許也在偶然間發現了國際商界為何齊聲反對希特勒的真實原因。那些佔據主導地位的銀行家和工業家真正期盼的是戰後的世界，這個世界屬於各國互相交織的那些商業公司——這就是新世界秩序。
另一方面，希特勒正打算利用他強力的火箭和遠程轟炸機來對付美國。全球主義者不希望戰爭持續，他們也無意讓希特勒控制一個世界性的國家社會主義政府。他們自有打算。
“遵照鮑曼的（資本外逃）計劃建立的七百五十家新公司使他們完全掌控了由盈利、繁榮的公司構成的戰後經濟網絡，這是從魯爾一直延伸到歐洲的‘中立國家’，再擴及南美洲；這種掌控一直持續到了今天，真正的所有權很容易就會被這些公司發行的不記名債券或股票掩蓋，”保羅・曼寧說，曼寧曾和愛德華・默羅（Edward R. Murrow）一同為《CBS》報導歐洲戰局。據曼寧透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路走來的美國財政部老屁股們始終沒有意識到鮑曼的計劃究竟有多麼重要且成功。那些知情的人，無論是在華盛頓、南美洲還是歐洲的各處首都，他們都被一樁沉默的陰謀串連在一起。”
華盛頓、華爾街、倫敦金融城或巴黎等金融中心，那些位居高職的人根本都不想要真的去追尋散落的德國資產。曼寧解釋說：“你必須先把道德放在一邊，才能夠理解他們的行為：合作帶來的經濟利益（這種合作在戰爭結束時已經變成老生常談）非常誘人，當然這取決於一個人的地位是否足夠重要，能否為整個組織與他們秘密控制的七百五十家公司出一份力，更遑論是像I.G・法本、蒂森、西門子等知名跨國公司。”
如果沒有多年來已構成其堅實基礎的德國工業基地，歐洲的經濟就難以起死回生。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已下令要對德國工業的重建袖手旁觀。但商業歸商業，羅斯福總統的朋友兼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在1947年夏天又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國務卿。馬歇爾是一位富裕煤炭生產商的兒子，他參加過從卡薩布蘭卡、雅爾達到波茨坦的每一次最高級別會議，馬歇爾當即說服杜魯門，允許德國重整經濟才對歐洲最有利。《馬歇爾計畫》就這樣橫空出世，數百萬美元的援助開始源源不絕湧入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
許多美國人，包括《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編輯羅伯特・麥考米克將軍（Robert McCormick）和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都把《馬歇爾計畫》看作是洛克菲勒企圖詐騙美國人的又一次詭計。據穆林斯說：“《馬歇爾計畫》在一群強力人士的主導下被國會匆匆通過，那一群人的代表是曼哈頓大通銀行行長溫斯羅普・奧爾德里奇，他是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姐夫，同時為此大力附議的還有納爾遜本人和安德森・克萊頓公司（Anderson, Clayton Company）的負責人威廉・克萊頓（William Clayton）。”
《馬歇爾計畫》的金援流經與戰前相同的銀行渠道，就有如紐約施羅德銀行和洛克菲勒家族在1936年達成的合作關係，其被《時代》雜誌形容是“羅馬－柏林軸心的經濟推進器”。施羅德、洛克菲勒的合作牽線協調人有艾弗里・洛克菲勒（Avery Rockefelle），他是約翰・D・洛克菲勒的侄子、倫敦的布魯諾・馮・施羅德男爵（Bruno von Schroeder）以及國際清算銀行職員兼科隆的蓋世太保庫爾特・施羅德。在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當律師的約翰和艾倫・杜勒斯亦參與其中。艾倫・杜勒斯這位未來的CIA局長與華倫委員會成員也是施羅德銀行的董事。“進一步的聯繫又將巴黎的大通國家銀行分行和施羅德，還有親納粹的沃爾姆斯銀行（Worms Bank）、法國的標準石油公司聯繫了起來。標準石油公司的巴黎代表是百利銀行（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的董事們，這家銀行與納粹和大通銀行有著頗為複雜的聯繫。”《紐約時報》記者查爾斯・海厄姆指出。
詳盡研究人類戰爭來龍去脈的威廉・布拉姆利也在他1990年出版的《伊甸園之神》（The Gods of Eden）中列出了這些國際銀行的瓜葛相連：馬克斯・沃伯格，德國重要銀行家，他和他的弟弟保羅・沃伯格都為美聯儲的建立出了力，他們也都是I.G・法本董事，另外I.G・法本的H.A・梅茨則是曼哈頓沃伯格銀行的董事，該銀行後來被併入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頓銀行。標準石油公司早在戰前便與I.G・法本締結了壟斷夥伴關係，法本的其中一位美國董事C.E・米切爾也是紐約美聯儲和沃伯格的國家城市銀行的董事。
值得注意的是，大通銀行在戰爭時期始終通過其巴黎分行來與納粹維持金融聯繫。此外，I.G・法本的大佬赫爾曼・施密茨還曾在戰前擔任大通銀行總裁長達七年。據曼寧說：“施密茨的財富——主要是I.G・法本的無記名債券，後來都被劃給了那三大繼承公司，還有標準石油公司（相當於洛克菲勒家族的那些持股）和通用汽車公司，再來是其它美國的藍壽工業股、七百家在他那時被I.G（法本）控制的公司、他幫助鮑曼在戰後幾年內開闢的七百五十家公司——現代工業世界的每個領域都與此有關。南美洲的鮑曼組織亦利用施密茨的信託投票權，再加上他們自己的資產來操控跨國公司，與此同時他們也持續在保持祖國的經濟穩定。”
在戰爭終了後，I.G・法本有二十四名低階主管在紐倫堡被判有反人類罪，包括他們參與了集中營的建造、維護以及濫用奴隸勞工。紐倫堡法庭在1948年宣判施密茨犯下戰爭罪，但他真正服刑的時間只有兩年，儘管正是在施密茨的領導下，這家化學巨頭才會製造臭名昭彰、被用於納粹集中營施展人類滅絕的齊克隆-B毒氣。
對於施密茨與馬丁・鮑曼兩人的關係，曼寧寫道：“多年來他們一直走得很近且彼此信任，他們那個圈子的人都相信，赫爾曼・施密茨擁有的財富後來就是被轉移到瑞士和南美洲，落入希特勒的合法繼承人鮑曼的掌管。”
這些淵源已久的銀行與商業聯繫，還有施密茨的商業網絡都為馬丁・鮑曼提供了在戰後打造一個強力的納粹控制組織的大好時機。寫過幾本陰謀論書籍的已故作家吉姆・基思（Jim Keith）寫說：“隨著深入研究起極權主義何以能夠在本世紀張牙舞爪，我愈發篤定納粹的計劃顯然沒有因為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而功虧一簣。這種意識形態和它的很多主要參與者都在戰後苟且偷生，並且對戰後的歷史以及今日發生的事都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有趣的是，納粹試圖通過經濟手段來完成極權控制，這實際上確實實現了希特勒盼望已久的統一歐洲的前奏曲。
百廢待舉的歐洲在戰爭結束後開始鼓吹德國的經濟領導地位。建立共同市場的經濟步驟基本上採取的是納粹在戰前的設想。“德國人早在1942年就對該如何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劃，來一統歐洲大陸的經濟體制有了答案，”曼寧說。
需要留意的是，目前的歐洲聯盟（EU）仍僅止步於經濟階段。從一個貿易組織作為合理的開端，共同市場漸漸演變成了歐洲聯盟，這是一個超國家且跨政府的實體，它介入了歐洲生活的一切方面。法國外交部長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在1950年提出了共同管理法國與西德的煤炭和鋼鐵工業的想法。1951年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批准了這項“舒曼計劃”，邱吉爾曾將該條約比喻為邁向“歐洲合眾國”的第一步。
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荷蘭、盧森堡跟西德在1951年締結的這項條約確立了煤炭和鋼鐵的共享生產。一般的看法是這將可以確保這些國家再也不會兵戎相見，但它其實也可以被視為是繼續鞏固鮑曼組織的納粹商業勢力的手段。
1957年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宣告了又常被稱為共同市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誕生，簽署的國家就是1951年的那些。神秘的畢德堡俱樂部成員、前美國駐西德大使喬治・麥吉（George McGhee）曾承認“使共同市場化為現實的《羅馬條約》，本來是畢德堡會議討論出來的共識。”
同樣的，從表面上來看，共同市場似乎只是為了實現貿易平衡和關稅均衡而已。但1992年的《歐洲共同體條約》，亦即《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卻直接從名目和實際上都省略了“經濟”一詞。公元2000年的歐洲聯盟已經變成了一個集經濟、政治及司法機構於一身的共同體，囊括了歐洲央行、歐洲議會、歐洲法院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
納粹在1942年設想的歐洲統一願景已然成真。
但是，若說納粹關於歐洲ㄧ統的願景實現似乎標誌著第四帝國的降臨，那麼戰後的美國則更是一個淺顯明白的例子。
在戰後那段時間，羅斯福派的民主黨人更傾向於聯邦社會計劃與經濟管制，他們往往都堅定地站在全球精英的口袋那一邊，雖然杜魯門總統算是個小例外，他從來沒有完全任他們頤指氣使。所以，杜魯門就和吉米・卡特一樣，都只做了一屆總統。真正的問題在於共和黨人，他們一向主張小政府與放鬆經濟管制。
這個全球主義者/納粹紐帶有一位心甘情願的幫兇，他是一名來自加州的不起眼共和黨政治家。據作家約翰・洛夫圖斯與馬克・亞倫說：“當杜魯門在1948年當選的時候，（日後的總統理查）尼克森也成為了艾倫・杜勒斯在國會的喉舌。他和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收到了大量機密信息，好讓他們可以更有力踏伐杜魯門政府充滿了“粉紅派”（pinkos）。當麥卡錫的共產黨調查走得太遠，又是尼克森和他隔壁部門的鄰居、CIA局長沃爾特・史密斯一起暗地左右調查不要去碰到情報界（以及納粹）。”；“艾倫・杜勒斯和理查・尼克森的合作關係簡直可謂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但到底是誰在其中扮演浮士德或梅菲斯特卻很難說得清，”彼得・列文達寫說。
尼克森在1961年加入外交關係協會，之後又因為他的會員身份成為競選上被詬病的問題而在1965年退出，他在政壇上的起步該歸功於他結識了一位名叫尼古拉・馬拉克斯（Nicolae Malaxa）的納粹份子。作為納粹空軍領袖赫爾曼・戈林的前商業夥伴，馬拉克斯這位羅馬尼亞人隸屬於奧托・馮・布爾什溫男爵（Otto von Bolschwing）的蓋世太保組織，他也和他的夥伴瓦萊里安・特里法（Valerian Trifa）一樣都住在底特律。這兩個人都加入了羅馬尼亞的納粹鐵衛團，並且逃過了對許多猶太人犯下的罪行的指控。在1952年當上副總統的尼克森與他們有著共同利益。
靠著尼克森跟杜勒斯兄弟的影響力，馬拉克斯在戰時被凍結於大通國家銀行的財產終於在1946年末解凍。當初凍結這筆財產的財政部官員，現在卻又積極幫助馬拉克斯打贏官司把它們拿回來。“這種相互關係在移民過來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右派的美國建制派官員之間非常普遍，”洛夫圖斯和亞倫說。
據已故的加州陰謀論研究者、《環球觀察家》（World Watchers International）電台主持人梅・布魯塞爾（Mae Brussell）指出，特里法是在機會主義者馮・布爾什溫的相助下踏上美國，布爾什溫既是納粹黨的早期要員也與情報工作關係頗深。馬拉克斯為了逃離歐洲不惜花費了超過兩億美元。在美國，待收回被凍結的資產後，馬拉克斯又從大通曼哈頓銀行那裡拿回了兩億美元。這一切過程的合法背書都是由杜勒斯兄弟的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來處理。“副國務卿阿道夫・貝爾（Adolph Berle）曾經幫助尼克森和著名證人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給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定罪，現在他也親自代表馬拉克斯到國會的移民小組委員會面前聲辯，”布魯塞爾表示說。
西方製管公司（Western Tube）也幫了馬拉克斯很大的忙。1951年，尼克森在國會提出了一項私人法案，它將讓馬拉克斯能夠繼續留在美國，儘管《流離失所者法案》（Displaced Persons Act）對具有法西斯背景的人作出了明確限制。在這一努力失敗後，馬拉克斯轉而假裝開了一家叫做西方製管的公司，它專門生產據說對韓戰前線至關重要的無縫管。據洛夫圖斯和亞倫說：“他在尼克森的家鄉，加州惠蒂爾（Whittier）開了他的公司，它跟比尤利、克魯普＆尼克森律師事務所（Bewley, Kroop & Nixon）是註冊在同一棟大樓。尼克森的前法律合夥人托馬斯・比尤利（Thomas Bewley）是馬拉克斯的公司秘書，它的副總裁則是尼克森的另一位摯友。”他們也不忘補充說，西方製管公司其實從未生產過半根管子。“這家公司只是被利用來避繳數百萬美元的稅，然後它就解散了，”他們說。
馬拉克斯投桃報李地向尼克森捎去了兩百萬美元，這為他在國會的競選活動提供了資金。“尼克森在1946年接到赫爾曼・佩里（Herman L. Perry）來電，後者問他有沒有打算競逐國會，把眾議員傑瑞・夫瑞斯（Jerry Voorhis）趕走。佩里後來當上了西方製管公司的總裁，”梅・布魯塞爾寫說。
縱然已在美國獲得永久公民身份，但馬拉克斯仍在1952年從惠蒂爾移民去阿根廷，他在那裡跟阿根廷獨殘者胡安・庇隆和希特勒的首席突擊隊員奧托・斯科爾茲內搭上線，與馬丁・鮑曼與艾倫・杜勒斯創造的網絡有合算的業務往來。
與此同時，共和黨的高層正在歡迎納粹的湧入。華納－蘭伯特製藥公司（Warner-Lambert Pharmaceutical）的埃爾默・霍姆斯・博斯特（Elmer Holmes Bobst）曾被譽為“尼克森的導師和慈父”，他也是尼克森1960年競選總統背後的推手。博斯特跟馮・布爾什溫的關係很近，後者是蓋世太保組織的負責人，馬拉克斯和特里發都是其中一員。“早在1952年為了替艾森豪－尼克森這對搭擋做好萬全準備，共和黨就成立了一個民族部門，說得直白些，它的目的就是要盡可能網羅那些在二戰後踏足美國的‘流離失所法西斯主義者’，”洛夫圖斯和亞倫寫道。
為了掩蓋大舉湧入美國的納粹浪潮，同時加強聯邦政府對美國人的控制，曾一度在戰前盛行的共產主義威脅論（Communist Menace）現在又滿血復活了。其實只需要快速觀察一下美國對戰後的各種歐洲解放運動的反應，就可以知道艾森豪時代的共和黨經常嚷嚷的“趕走共產主義”國策究竟有多麼虛偽。
1953年，五十萬所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公民走上街頭反抗政權，結果只招來了軍隊和坦克的強力鎮壓。下一次這樣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要直到1989年，那是東德解體的前一年。
三年後，波蘭工人試圖反抗他們的共產政權。由於毛澤東說服俄羅斯總理赫魯雪夫允許波蘭共產黨的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上台並進行改革，才使得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1956年10月下旬，匈牙利人自發地挺身出來反對他們的蘇聯佔領者，他們很多人都深受《BBC》、《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鼓舞。因為俄羅斯人最先提出妥協，所以匈牙利人對11月4日衝著布達佩斯而來的全面軍事突襲完全措手不及。結果數千人被殺，據估計有二十多萬人逃離該國。蘇聯透過這種武力展示了其對中歐的牢牢控制，同時也更為加強了共產主義將會繼續千秋萬代的信念。
在討論到三本以命運多舛的匈牙利革命為主題的書——維克多・塞貝斯汀（Victor Sebestyen）的《十二日》（Twelve Days）、查爾斯・加蒂（Charles Gati）的《幻想破滅》（Failed Illusions）和邁克爾・柯達（Michael Korda）的《革命之旅》（Journey to a Revolution）的時候——《紐約時報》書評人雅各布・海爾布倫（Jacob Heilbrunn）就指出：“即便誓言要趕跑共產主義，但是艾森豪總統和福斯特・杜勒斯國務卿卻根本一點作為也沒有。副總統尼克森甚至曾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表示，蘇聯的入侵對西方世界來說不全然是壞事，因為它反而可以促使我們團結一致對抗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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