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啟動、接入
蒂莫西・利里在20世紀80年代重新成為了“賽博迷幻”（cyberdelic）反主流文化運動的發言人，這個運動的追隨者以“賽博龐克”自居，他們都對電腦與迷幻藥充滿興趣。在20世紀80－90年代，利里的八迴路意識模型開始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歡迎，因為他們認為透過這種調和靈性、科學與技術的方式，它幫助他們定義了他們所身處的這個新技術世代（註1）。與20世紀60年代高舉反科學和反技術大旗的嬉皮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80－90年代的賽博龐克對於科技與駭客道德觀往往是倒屣相迎。“電腦是90年代的LSD”利里所說得可謂一點也不錯，他還重新包裝了自己最受歡迎的格言來呼籲那些波希米亞人，現在該是“開機、啟動、接入”（turn on, boot up, jack in，註2）的時候了。
利里原本在20世紀60年代那會還對電腦抱持著抵觸。他認為這些設備最終只會加劇個人對專家權威的依賴。就像利里所說的那樣：“那時的電腦還是要價不斐的大玩意，而且都被貝爾電話公司、IBM、CIA、機車管理局一手壟斷，它們可沒有一個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會產生那種偏見，覺得電腦只是會釘住你和反咬你一口的東西，還有它們終究是被這些僧侶、少數專家牢牢控制著。”（註3）
然而，利里現在對電腦的態度已經徹底改弦更調。他會願意轉念一想該歸功於馬歇爾・麥克魯漢帶給他的啟發。在他的自傳《倒敘》裡，利里回憶了麥克魯漢跟他說的這些話：
“真可悲，你怎麼會把參議院聽證會和法庭當作是曝光的管道呢，蒂莫西。你說你是一個哲學家、改革者，很好。但廣告才是決定你的事業的關鍵。你應該好好推廣產品，推廣這又新又厲害的高速大腦。你必須運用新的策略來勾起消費者的興趣。應該把LSD和所有大腦可以製造出來的好東西——美麗、歡樂、哲學奇想、宗教啟示、智力提升、神秘浪漫都扯在一起，消費者只要滿意就會一傳十十傳百，你的搖滾朋友們也會為這腦子寫出一堆叮噹響的歌。”他接著哼道：
“麥角酸正合胃口
四十億個神經元，好多啊。”
當利里指出由於藥物後果造成的負面新聞引起了越來越多反彈時，麥克魯漢繼續說道：
“這就是為什麼你的廣告必須強調宗教信仰、尋找內在的神。這會很有意思的。你的對手當然會這是惡魔的工具。但要不計代價！蒂莫西，你必須贏得這場戰爭。也許你會在途中遭遇一些失利，但最後你一定要贏。你不可能只憑區區幾年就推翻新教的倫理觀念，這種文化最懂得如何兜售恐懼與痛苦。直到人們開始擁抱電腦之前，這種可以促進大腦效率的藥物是不會被接受的。你走得太快了。他們會試圖詆毀你的信譽。”（註4）
利里早在1973年就預料到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將會透過一套“電子神經系統”（網際網路）來達成跨界聯繫，而且電腦也會被拓展成一種增強個人能力的方式（註5）。利里提出的“電子神經系統”模型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每位公民都擁有一台個人電腦，這些電腦又連上一個全球電子網絡，通過這個網絡大家便能暢所欲言，他們還可以藉此創造一種嶄新的政府形式，這“會讓這個國家活起來，並且再次開懷大笑。”（註6）然而，“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電視秀上卻迎來了一面倒的訕笑，因為他預言遲早有一天人們將能夠‘利用他們的文字處理器發送信息’給另一個人，然後整個世界會被‘電子神經系統’連接在一起，”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寫道，他是賽博龐克的領頭人物與利里的好友（註7）。
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成千上萬人終於有機會接觸到體積較小也較為廉價的電腦的時代，利里已開始相信迷幻藥和電腦其實有很多共通點，而且“它們倆都是有助於人們學習該如何從國家手中重新奪回權力的竅門。”（註8）利里認為迷幻藥與電腦都可以幫助我們擺脫權威和“創造屬於我們的世界”（註9）。
在他去世之前出版的最後一部作品《混沌＆賽博文化》（Chaos & Cyberculture）中，利里也談及了反主流文化運動從20世紀50－90年代其間的理論演變，他同時把新近的反主流文化運動稱為“賽博龐克”或“新品種”。利里解釋說，為了理解“賽博龐克”或“賽博人”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必須回到“控制論”（cybernetics）的希臘詞根上去（註10）。利里把這一整個傳統都歸功於希臘人，因為他們擁有一種“心理圖像因素”（psychogeographical factors，這是一個借用自情境主義的概念），他認為“這或許促進催生了崇尚自由、異教歡愉、生活慶祝與推理思考的充滿人文主義的希臘宗教。”（註11）在《賽博龐克：現實世界的領航員》（The cyberpunk: The individual as reality pilot）這篇文章裡，利里又舉出了不同時代的賽博龐克代表，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普羅米修斯，“這位‘偷走’眾神的聖火，並將它交給人類的技術天才。”（註12）
利里還宣稱，中世紀的煉金術士和賽博龐克電腦專家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
“中世紀的煉金術士描述過一種可以用來查看未來、和遠方朋友或死者交談的魔法工具。帕拉塞爾蘇斯提及了這種精金魔鏡的構造，其具有這些特性（...）
如今，現代的煉金術士握有前人無法想像的方便工具與力量。電腦就是那面魔鏡，它會根據輸入指令（invocation）的抽象程度呈現出不同的現實，19世紀的神秘學傳奇阿萊斯特・克勞利對魔法有這樣的定義——‘一種按照我們的意志引起現實變化的技藝與科學”。正因如此，電腦就是今日的阿基米德槓桿，我們大可用它來撬動世界。”（註13）
利里進一步強調了這種神秘學聯想，他聲稱無論是中世紀的煉金術士還是賽博龐克，他們其實都在利用一種廣大群眾都毫不曉得的奧祕知識：“這些‘秘密符號’包含了電腦和數學語言，而‘魔術字/魔法詞語’（words of power）則指示操作系統完成了那些令人生畏的任務。”（註14）利里將煉金術士信仰的四元素（土、氣、火和水）與塔羅牌的四種牌組（權杖、聖杯、寶劍跟五角星或金幣）比作電腦的四個基本部件：滑鼠、RAM芯片、電力與硬碟驅動器（註15）。
在《狂喜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stasy）中，利里指出嬉皮士開闢的個人自由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因為它“不是基於地理、政治、階級或宗教。它既無關政治結構的變化，也無意換個一人對警察發號施令，它所求的是個人思想的改變。”（註16）依照利里的說法，嬉皮士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學會“如何控制自己的神經系統，改變他們所面對的現實，”的世代，他們同時也樂於利用迷幻藥來為自己的“生物電腦”（大腦）進行元編程（metaprogram）。利里強調，倘若沒有迷幻藥和新興電子設備，這場從柏林圍牆倒塌開始在三十多年前解放了世界大部份地區的運動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據利里說，嬉皮士在60年代掀起的個人主義與自由革命受到了80年代的年輕一輩的繼承，他們開始試著利用控制論技術來顛覆專制的社會結構，並重新構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數位現實。利里在《混沌＆賽博文化》裡預測，迷幻藥和電腦會助這場運動一臂之力，使之締造出一個後政治時代的“賽博社會”，這樣的社會將以個人的自由與“狂喜”為依據，這種狂喜被利里定義為“掙脫不論是自我或外在強加的限制、重獲自由的經驗。”（註17）電子技術將使我們擺脫教條式的社會結構，並且建立屬於我們的賽博現實（網絡空間）。在談到電腦技術時，利里借用了麥克魯漢的名言說道：“在這個文化進化的過程中，媒介即是信息。”（註18）
據利里所說，一位賽博龐克應該是“一個足智多謀、本領高超的傢伙，他會出於他/她的個人目標、嗜好、利益、原則或成長來接觸並引導知識技術的傳播。”（註19）利里也發明了賽博龐克的格言“為自己思考，質疑權威”（Think for yourself; question authority，註20）。
《世界：2000》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的小說《神經漫遊者》（Neuromancer）一般被認為是賽博龐克類型的開山之作，它還是第一部摘下科幻小說“三冠王”——星雲獎、菲利普・狄克獎和雨果獎的得主。在《神經漫遊者》中，吉布森描述了一群遊走在法律之外的電腦駭客的生活，他們能夠將大腦連接到電腦網絡並在網絡空間中活動，吉布森說這是“每個國家的數十億真實操作者每天都在自願體驗的幻覺。”
吉布森在十三歲時購買了一本葉慈選集，之後他又接觸了艾倫・金斯伯格、傑克・凱魯亞克、威廉・柏落茲的作品，特別是後者徹底改變了吉布森對於科幻小說可能性的看法（註21）。吉布森的《虛擬之光》（Virtual Light）是一部充滿後現代、反烏托邦、賽博龐克未來色彩的科幻小說，其描繪了“一個最終階段的資本主義世界，私人企業和逐利動機都被奉為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其中關於大眾媒體作為資本主義自然演變結果的論斷，可以說是情境主義者的經典《景觀社會》的開場白。
感恩至死樂團的前作詞家約翰・佩里・巴洛或許是第一個將吉布森對網絡空間付諸於真實的數位網絡的人（註22）。他和約翰・吉爾摩（John Gilmore）、米奇・卡普爾（Mitch Kapor）都是電子前沿基金會的創始人，這是一個國際性的非盈利數位權利組織。卡普爾曾在耶魯大學學習控制論，他是蓮花軟體（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創辦人和Lotus 1-2-3的設計者。他在2001年創立開源應用基金會（Open Source Applications Foundation）並在2003年出任剛成立的默齊拉基金會（Mozilla Foundation）主席。約翰・吉爾摩是賽博密碼論壇（Cypherpunks mailing list）的建立者之一，這個非正式團體旨在透過弘揚密碼學的方式來兼顧隱私與安全。他還發明了Unsenet中的alt*功能，並且是GNU計劃的主要貢獻者。吉爾摩也是藥物放寬修法的提倡者，他亦捐錢支持合理用藥研究所（Students for Sensible Drug Policy）、大麻計劃（Marijuana Policy Project）、大地智慧（Erowid）、跨學科迷幻藥研究所（MAPS）、行使你的權利（Flex Your Rights）等其它各種為結束毒品戰爭奔走的團體。
這三個人是在1980年末從《全球電子連線》（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上互相結識，這是一個開創性的社交網站，也是感恩至死樂迷的主要線上交流場所。《全球電子連線》，或是直接簡稱為《WELL》是由斯圖爾特・布蘭特和拉里・布萊恩特（Larry Brilliant）創立於1985年，它是仍在持續運作的最古老虛擬社區之一。Google在2006年委任布萊恩特擔當慈善機構Google.org的執行董事，他一直負責這個職位直到2009年他跑去斯科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做總裁，這是前eBay總裁傑夫・斯科爾（Jeff Skoll）開辦的慈善組織。正如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裡所言：
“這整個系統可以說是一個‘開放式宇宙’，它會自我管理與自我設計——這是一個屬於思想的控制論生態圈。對於那些在《WELL》上初試啼聲的聰明傢伙、白人和自由派灣區居民來說，這真是一個叫人欲罷不能的實驗。作為一個可以巧妙交換有用資訊的平台，《WELL》無疑成為了萊茵戈爾德（Howard Rheingold）提倡的‘社會資本’的源泉，它扮演的正是《易經》六十四卦中的井卦（Well）所云‘君子’應該表現的角色：‘君子鼓勵人們各司其職，並且規勸他們互相幫助。’”（註23）
霍華德・萊茵戈爾德就是受到《WELL》帶給他的啟發而寫下了《虛擬社區》（The Virtual Community），他是這個平台的一位早期活躍份子。萊茵戈爾德曾與斯圖爾特・布蘭特一同共事，他終其一生都對心智增強及其方法非常著迷，這也促使他進入了思維科學研究所（IONS）與帕羅奧多研究中心。萊茵戈爾德和威利斯・哈曼合著了《創造力躍升：洞察力突破的潛意識解放》（Higher Creativity: Liberating the Unconscious for Breakthrough Insight），按照萊茵戈爾德在書中的說法，《WELL》的Usenet資訊餵送（feed）多年來其實一直都是蘋果公司在負責協助提供。
萊茵戈爾德、蒂莫西・利里、艾伯特・霍夫曼、泰瑞司・麥肯南、羅伯特和安東・威爾遜都經常登上史上第一本網絡文化雜誌《世界：2000》（Mondo 2000），其連同《波音波音》（Boing Boing）都是馬克・弗蘭費德（Mark Frauenfelder）、理查德・卡德萊（Richard Kadrey）、加雷斯・布蘭溫（Gareth Branwyn）、喬恩・列布科夫斯基（Jon Lebkowsky）這些作家時常投稿的刊物，這對賽博龐克次文化的發展影響深遠。據線上雜誌《熱火連線》的編輯喬恩・列布科夫斯基說，在當今這個充滿活力的數位文化中，有兩個決定性的事件左右了賽博龐克次文化的演變：首先是網際網絡的開放，再來是80－90年代《世界：2000》在加州的橫空出世。
利里毫不諱言，《世界：2000》儼然是“迷幻藥、控制論、文化、文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註24）R.U・賽勒斯（R.U. Sirius，原名肯・戈夫曼〔Ken Goffman〕）是《世界：2000》的聯合創辦人與最初的總編輯，他可謂是賽博龐克意識形態最突出的推動者，他的支持者包括矽谷和美國西海岸的IT行業先驅。《世界：2000》的副標題是〈屬於迷幻藥、科學、人類潛能、不虔敬與現代藝術的太空時代報刊〉。
這本雜誌的原名叫做《最前沿》（High Frontiers），這是取自奧尼爾（O’Neill）的同名小說，它的故事是圍繞著太空殖民地的建設。《最前沿》之後在1998年被賽勒斯和駭客茱蒂・米隆（Jude Milhon）改成了《現實駭客》（Reality Hackers），以便更好地反映出它所介紹的藥物與電腦相關主題。米隆較廣為人知的是她的筆名聖茱蒂（St. Jude），創造了“賽博龐克”這個稱呼的她是伯克利大學的“左派革命份子編程公社”（lefto-revolutionist programming commune）的一員，這個公社最終奠定了史上第一個公共線上電腦系統，堪稱傳奇的社群記憶計劃（Community Memory）。《現實駭客》最後就變成了《世界：2000》。該雜誌報導的焦點也逐漸從《最前沿》時的迷幻藥轉向了網絡文化。
蒂莫西・利里是該雜誌的其中一位撰稿人，他與全球村的先知麥克魯漢和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都被並列為網絡空間最重要的先聲。利里的多篇關於賽博龐克與電腦的顛覆性潛力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幾篇皆可在《混沌＆賽博文化》中找到）便是在《世界：2000》首次發表。R.U・賽勒斯甚至在可能邏輯學院（Maybe Logic Academy）主持了以利里的哲學為主題的線上課程。他與利里一同合著了後者的最後一本書《設計死亡》（Design for Dying，1998），同時他也為利里1968年的《狂喜的政治》的1998年版撰寫導言。在《設計死亡》中，賽勒斯認為利里以他的八迴路意識模型提出的關於未來科技與文化的預言大多已經成真。
R.U・賽勒斯曾為《舊金山觀察家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滾石》、《時代》、《君子》（Esquire）這些報章雜誌撰稿，他也經常向《藝術論壇》（Artforum Internationa）投稿，同時亦是《連線》的專欄作家。過去曾先後名為《連線新聞》或《熱火連線》的《連線》的立場受凱文・凱利的影響頗多，他是《全球概覽》的另一位健將。霍華德・萊茵戈爾德是《熱火連線》的創辦總編輯。1995年，珍妮佛・科布・克萊斯伯格在《連線》上宣稱：“德日進早在網絡問世的半個多世紀之前，就看見了它的來臨。”（註25）如同埃里克・戴維斯在《科技靈知》裡解釋說：
“科布後來在她的著作《賽博恩典》（Cybergrace）中擴展了她對科技發展的神學式觀點，但她的思想最初是浮現於《連線》這點這並非偶然。從它的第一期開始，這本雜誌就帶著一種世俗化的德日進式熱忱，對網絡和全球科技經濟抱持著一種極富感染力、甚至常常是過分熱切的熱情。伴隨著凱文・凱利對即將到來的新生物文明的歌頌，《連線》的常客約翰・佩里・巴洛也是德日進的腦殘粉，他曾在雜誌中高聲宣布‘截至目前為止的一切演化，為的都是要孕育一個集體心智結構。’。在一次線上採訪中，雜誌的聯合創辦人路易・羅塞托（Louis Rossetto）也向德日進表示敬意，並且爽快承認這位耶穌會士對網絡文化的影響。”（註26）
與R.U・賽勒斯和奎恩・穆（Queen Mu）共事的魯迪・拉克（Rudy Rucker）是黑格爾的四世孫，也是准天才教會的教友（註27）。身為美國數學家、科幻小說家與哲學家的拉克是賽博龐克文學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虛構和非虛構作品都很擅長的他最出名的是《意識四部曲》（Ware Tetralogy），這系列小說的頭兩集（《軟體》〔Software〕與《人腦》〔Wetware〕）都贏得了菲利普・狄克獎。目前他是科幻小說網站《弗勒布》（Flurb）的編輯。在《世界－2000：新用戶指南》（Mondo 2000: A User’s Guide to the New）中，拉克以非常具有共濟會色彩的方式談到他們這些人一直都在為一項“偉大工作”努力，這在共濟會的語境裡就相當於是要重建所羅門聖殿。拉克甚至將他們的努力比擬為中世紀的大教堂建築師，根據共濟會傳說，這些建築師其實就是聖殿騎士（註28）。
正如馬克・德里（Mark Dery）在《逃出生天：世紀末的賽博文化》（Escape Velocity: Cybercultur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中所說，《世界：2000》簡直是“一腳踏進水瓶座時代，另一腳踩入美麗新世界”（註29）。超人類主義是該雜誌反覆提及的主題，譬如智能藥物、虛擬實境、賽博龐克、互動式多媒體、催情劑、人工生命、納米技術、大腦植入、壽命延長以及設計性春藥、迷幻藥、科技－情色異教主義等等。《世界：2000》的內容涵蓋了非常多次文化，其中包括電腦駭客、社交客、銳舞舞者、新紀元科技愛好者還有科技異教主義（technopaganism），這是一種結合了新異教主義的次文化，其主張把威卡教和新德魯伊教等信仰與數位技術合而為一。
馬克・佩斯（Mark Pesce）是科技異教主義的領軍人物，他也是《世界：2000》的撰稿者。佩斯在從MIT輟學後於1991年創立了仙台公司（Ono-Sendai Corporation），這是最早一代的虛擬實境（VR）初創公司，它的名字是取自威廉・吉布森的《神經漫遊者》裡的一家虛構公司。蘋果在1993年娉請佩斯擔任諮詢工程師。1994年初，佩斯率先實現了網絡上的標準3D操作，另外他還發明了VRML（virtual reality mark-up language）來創建可通過網絡瀏覽器訪問的3D環境。積極與微軟、網景、圖形、昇陽、索尼合作的佩斯更說服了業界應該採用新的協議來作為桌面虛擬實境的制定標準。
馬克・佩斯還是一位女神崇拜者與儀式魔法師，他對迷幻藥有過一番嘗試。VRML基本上就是他的神秘學思想的延伸。就如他自己所言：
“網絡世界和魔法世界都是純粹的想像力展現。這兩個世界完全是藉由你的思想與信仰所構成。柯日布斯基曾說過一張地圖並不代表真實的土地。嗯，可是在魔法世界中，地圖真的那就是那片土地，網絡世界同理。在那樣的世界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註30）
決定開發VRML是佩斯和一群程序員在賽博薩溫節（CyberSamhain）上的決定，這是一次在網際網絡開始流行之初的舊金山舉行的科技異教儀式慶祝會。據埃里克・戴維斯解釋，異教徒時常會呼喚魔法傳說中的四大元素的力量：土、氣、水和火。經常被以彩色蠟燭或雕塑象徵的這四座“瞭望塔”（Watchtowers）形同於魔法世界的基本方位。對於佩斯的賽博薩溫節來說，透過乙太網絡連接至可以連網的SPARC基站的四台486式電腦（486 PCs）就象徵著這幾座瞭望塔。每個顯示器都會成為VRML世界的入口，其五角形與彩色多面體的標誌符號反映出的是一個實打實的魔法世界（註31）。
賽博利亞
美國媒體理論家道格拉斯・拉什科夫一向以他與早期賽博龐克文化的關係，還有他就社會問題提出的開源解決放案而為人稱譽。拉什科夫在20世紀80年代初步入了賽博龐克運動的活躍份子之列，他與蒂莫西・利里、R.U・賽勒斯、保羅・克拉斯納、羅伯特・安東・威爾遜、拉爾夫・亞伯拉罕、泰瑞司・麥肯南、拉爾夫・梅茨納、格蘭特・莫里森、馬克・佩斯、埃里克・戴維斯等人都既是朋友也是合作夥伴。
拉什科夫創造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術語和概念，包括“病毒媒體”（或媒體病毒）、“數位原住民”和“社會貨幣”。馬歇爾・麥克魯漢在拉什科夫的作品中經常被提及，拉什科夫非常關心媒體的報導取向、媒體對流行文化的影響以及人們對消費性媒體的接受程度。拉什科夫在2001年製作了在《前線》電視節目上播映、極具開創性且屢獲殊榮的紀錄片《波普文化的創造者》（Merchants of Cool），它探討了青少年流行文化背後的功臣、營銷手段與意識形態。
拉什科夫還在紐約大學的互動電子媒體課程（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上主講媒體理論與媒體顛覆（media subversion），他參與過Yes Men跟eToy的激進惡作劇，並為很多探討迷幻藥的書籍與紀錄片提供了幫助，他亦多次主持或出席不實謠言公司（Disinformation Company）贊助的活動。拉什科夫目前正在原先是法蘭克福學院的曼哈頓新學院媒體研究系任教。
拉什科夫曾和蒂莫西・利里、羅伯特・安東・威爾遜一同合作要提出一套可以解釋意識、它與科技的互相作用、人類的社會演化的哲學體系，這些也被他的作品反覆提及。拉什科夫把這些反主流文化的趨勢通稱為“賽博利亞”（Cyberia），90年代的反傳統份子則是“賽博利亞人”。據拉什科夫說，蘋果公司最初的其中一位工程師丹尼爾・卡特基（Dan Kottke）曾跟他描述過自己當初與史蒂夫・賈伯斯結下友誼的過程，當時他們會一起聊著LSD、討論佛學與聽巴布・狄倫的音樂。拉什科夫總結說：
“...個人電腦的發明在某些方面確實無法否認迷幻藥的影響。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取了蘋果這個名字：這豈不就是要把知識禁果從里德學院佈滿迷幻藥的車庫裡，交到消費者的手中嗎？不管怎麼說，蘋果公司向世人展示了電腦真正該有的模樣及其隨之而來在精神意義上帶來的啟示，但最重要的是，孩子們也接受了這樣的耳濡目染。”（註32）
對於電腦行業與迷幻藥的悠久關係，拉什科夫解釋道：
“迷幻藥是矽谷的天賜良藥。無論是英特爾、史丹佛、婚姻或是宗教都需要它們，人們早已對它們甘之如飴...書呆子谷的那些領跑公司都深知迷幻藥在它們的員工之間極為流行。”（註33）
拉什科夫在《賽博利亞：超空間壕溝生活》（Cyberia: Life in the Trenches of Hyperspace）中解釋說，要體驗宇宙的碎形本質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換句話說——要訪問賽博利亞或“賽博空間”也有不止一種方式。“賽博空間是一個可以通過藥物、舞蹈、精神技術、混沌數學和異教徒的儀式來抵達的地方，”拉什科夫表示說。拉什科夫接著補充道：“賽博利亞是商人在電話交談、薩滿戰士在出體穿梭、‘迷幻’舞者因為高科技迷幻舞曲（techno-acid）陷入恍惚狀態時去的地方。賽博利亞是任何宗教的神秘教義、任何科學的理論關切，甚至是任何最瘋狂的想像力都會迎向的一個地方。”（註34）據拉什科夫說：
“真說起來，個人電腦及其相關技術大概就是賽博利亞的最佳切入點。它們對那些本身不是在搞電腦的賽博利亞人而言就好比是一個隱喻，因為他們可以意識到網絡將成為人類交互互動的典範。它會使不受時間、空間、個性、身體、宗教或國籍限制的交流成為可能。龐大的電腦通訊網絡就是人類意識的一種碎形展現，它可以進行複雜的運算、即時反饋和迭代，在構造上也都具有自我相似性（self-similar），巨型的網絡鏡像BBSs（電子佈告欄服務）會對用戶各自的系統、電路板和組件作出反應，那些東西則反映出了每位使用者自身的神經生物循環過程。其中一些這種相似性進一步提升的電腦描摹更複雜的碎形模式，其就像是它們的設計師在體驗迷幻藥引起的幻覺般——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反饋和迭代的混沌系統充當了需要的形式。”（註35）
網絡文化和新媒體都被寄予了促進民主、引導人們超越平庸的厚望。在《賽伯利亞》中，拉什科夫把20世紀90年代中旬的文化精髓稱作是狂野迷幻、混沌理論與早期電腦網絡的混搭。由此孕育出來的“反主流文化”風潮不斷鼓吹媒體將會漸漸從被動轉為主動，同時我們所接受的社交內容也會促使群眾有更多創造與反應。拉什科夫也透露了超人類主義的渴望，那就是這樣的技術變革已俱備了一種創造出歷史的終結（historical end-point）的潛力：
“納米技術、迷幻化學、網際網絡、克隆...所有這些互相促進的事物都正在迅速締造出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不可理解的世界。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過程會放慢腳步...冷核聚變、真實的外星接觸、納米技術應用、心靈藥物、抗老化藥物——突破可能會發生在任何一個時間點。它可以是來自任何方向，我相信屆時我們一定都會大吃一驚。”（註36）
拉什科夫與麥肯南都預測，隨著科技能夠從精神上使世人相連，從而創造一種集體意識，那麼這將會開啟邁入“超空間的巨大飛躍”。在《賽博利亞》的導言中，泰瑞司・麥肯南就這幅前景寫道：
“我們正在面對的是恐怕可以作為行星生態學上最意義深遠的一個未來，這就是生命從物質之蛹中的解放。這在過往以前從未發生過——我的意思是恐龍辦不到這點，原核生物也辦不到這點。牠們當然辦不到。唯有經過數十億年的演化光陰才有可能達到能將信息直接從物質矩陣中抽離出來的程度，這是遲早會被拋棄的老舊存在方式，接下來該迎接的便是前往更高維度的揚升。”（註37）
在他最近錄製的公開演講《智慧機器時代的迷幻藥》（Psychedelics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中，麥肯南概述了迷幻藥、電腦科技與人類之間的關係。他非常著迷於網際網絡，更讚譽它意味著“全球心智的誕生”（註38），他相信網絡會是迷幻藥文化蓬勃興旺的最好溫床（註39）。麥肯南向來不避諱他瘋狂的理想主義主張，他曾預言：“我們都將會成為見證宇宙的意義大白天下的一代。在我們從平淡無奇的世界賣相超空間的過程中，我們將有幸可以親睹恐怕是宇宙誕生以來最偉大的變革。”（註40）他在另一場講座《史前史後的迷幻藥》（Psychedelics Before and After History）上提到了一個俗世的伊甸園（Earthly Eden）：“當今世界的一切科技附屬物都會被縮小到完全隱沒入（自然）的程度，我們將赤裸裸地只憑藉思想就能生活在那樣的天堂裡面，倚靠賽博技術的連接，世界上所有的現成商品與數據資料載那裡是應有盡有。”（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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