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ICHARD SPENCE
在《沒有眼淚的魔法》（Magick Without Tears）這本書中，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自顧自地提到，他所聲稱自己效忠的“秘密領袖”（Secret Chiefs），這群來無影去無蹤的大師在行事上其實和“海軍情報局的A上尉與B上將”沒什麼兩樣。據他指出，這兩類人“都出於同樣的原因隱藏在黑暗中；但當他們想捉住你的時候，這些特徵就會瞬間消散無遺。”（註1）
克勞利可以說是上個世紀最大名鼎鼎——或臭名昭彰——的神秘主義者，現在我們要從他的個人經歷開始談起。在他的一生中，享有“偉大的666野獸”和“世界上最邪惡的人”之名的克勞利先生與英國情報局始終保持著這樣那樣的聯繫，其中又以海軍部的海軍情報局最為人津津樂道。但他的例子絕非獨一無二。他在神秘學領域的很多同道中人，包括埃弗拉・費爾丁（Everard Feilding）、西奧多・瑞斯（Theodore Reuss）、漢斯・海因茨・尤爾斯（Hanns Heinz Ewers）、馬克斯韋爾・奈特（Maxwell Knight）也都各與間諜機構互通有無。
神秘主義與間諜活動的相互聯繫至少可以追溯到伊麗莎白時代的約翰・迪伊博士（Dr. John Dee），而且當然不止如此。對克勞利來說，迪伊並不僅僅是一個值得仿效的榜樣那樣簡單。神秘學團體和間諜機構確實有許多共通之處，比如兩者都專心在獲取和保護知識，並視守口如瓶為基本美德。他們謹小慎微地招募志士，所有成員也都要發誓守密與忠誠。他們盡可能遠離公眾視野，甚至是公眾的半點察覺。對神秘知識的追求對間諜活動及其相關詭計提供了最好的基本訓練，反之亦然。正如克勞利筆下的文學角色安東尼・鮑林爵士（Sir Anthony Bowling）所說：“對唯靈主義的調查給予了秘探工作的培訓資本，這些伎倆很快就會派上用場。”（註2）
接下來要做的，是對那些渴望加入情報工作與神秘學追求的各色人物進行精挑細選且無可避免地簡短調查。在這裡克勞利本人仍是最適合用來加以說明的例子。克勞利將他對於情報工作的暗示散落在了他的各部自傳作品，但卻從未詳加解釋。一般而言，他的朋友與冤家都會否認如此看似天方夜譚的說法。然而，他並沒有虛構或誇大自己的秘密活動，反而是刻意淡化或完全避免提起它們。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克勞利在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中自白他參與過1899年的企圖讓唐・卡洛二世（Don Carlos II）復辟的西班牙叛亂陰謀（註3）。克勞利逗笑地說他總有一天會交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但他從未兌現諾言。
除了克勞利以外，這樁事件還牽涉了更多人。這場受英國支持的陰謀中的關鍵人物是貝特倫・阿什伯納姆勳爵（Lord Betram Ashburnham）。他是聲勢雖小卻堅定不移的英國“正統派”（Legitimists）領袖，這群人的美夢就是要復辟斯圖亞特王朝，趕走維多利亞女王及其血脈。阿什伯納姆也是新聖殿騎士團（neo-Templar）的總大師，以及聖多馬勳章會（Order of St. Thomas of Acon）的成員。正統派的另一位有頭有臉的人物是麥格雷戈・馬瑟斯（S. L. MacGregor Mathers），此人好巧不巧正是黃金黎明（HOGD）的健將與克勞利在這個秘儀社團裡的導師跟引領人。黃金黎明的成員還有威廉・葉慈，深深同情愛爾蘭民族主義與凱爾特復興主義的他也很受正統派影響。
這股情緒勢必會引起那些王國捍衛者的注意。西班牙的造反失敗了，因為有人，可能是克勞利從內部破壞了它。由於克勞利不斷犯下誇張的荒唐事，黃金黎明很快因為內鬥分裂了。這次結果可謂代表了他在秘密工作上的初次涉足，同時也揭露了他後來時常扮演的一個身份：滲透者、告密者和挑釁者。
克勞利有很好的理由對這些事情三緘其口。首先，《保密法》高高在上，這是一把隨時可以斬下任何口風不緊的頭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此外，克勞利對國家的忠誠也能為他換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能保他免受權力麻煩。縱使他的所作所為無不荒唐至極，還有人公開疾呼應該把他絞死或更甚，但這位自封的野獸卻不曾在他的家鄉惹上任何嚴重的法律問題。甚至就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明顯的叛國行徑都被忽視了。
我最初是在偶然間才會發現克勞利還有間諜這麼一個身份，那時我本來正在研究一戰時在紐約的英國諜報活動。基於好奇心作祟，我從美國陸軍軍事情報部（MID）的檔案堆中找到了一份小文件。這是紐約西點軍校的MID官員在1918年9月發表的。在報告中，這位官員說他調查了一位在伊索珀斯島（Esopus Island）附近露營的奇怪英國人，這個人就是阿萊斯特・克勞利：“此人是英國政府僱員，他是為了英國領事和紐約市都充分瞭解的公務而來。”（註4）再來，“英國政府十分清楚這位克勞利...與德國的宣傳活動有所勾結，他還收錢撰寫反英文章。”很明顯，這位野獸的自白並不純粹只是信口雌黃。
當時英國的駐紐約領事是查爾斯・克萊夫・貝利（Charles Clive Bayley），這位職業外交官在幾年前曾於俄羅斯與克勞利有過一面之緣。這位野獸在1913年對莫斯科的造訪似乎也帶有諜報目的。不過，紐約領事館中最密切參與他的秘密行動的卻是居伊・岡特上尉（Guy R. Gaunt，後來晉升上將）和諾曼・斯威茨少尉（Norman G. Thwaites）。前一個是出身澳洲的海軍隨員，他曾在戰爭初期經營英國在紐約的情報活動。單就表面上來看，他似乎對克勞利並不是很有好感也不對神秘學有什麼興趣。他很顯然不太情願與克勞利合作，這肯定是高層人士的命令。
斯威茨為MI1c工作，即後來的軍情六處（MI6）。身為大頭領威廉・韋斯曼爵士（Sir William Wiseman）的二把手，斯威茨是從1917年開始參一咖。斯威茨對玄秘的事物抱持更加開放的態度，他的回憶錄有整整一章都是在討論“唯靈主義”，以及他人在紐約的時候是如何透過陷入恍惚狀態的靈媒和通靈板來破解德國的陰謀（註5）。儘管他並未公開提及克勞利，但是設想這位野獸可能曾提供過他一些建議似乎不會太過牽強。
關於克勞利的同行的情報-神秘學聯繫有另一個更好的例子，是在1914年招募他參與秘密工作的摯友，尊敬的埃弗拉・費爾丁。費爾丁一直以來都是倫敦心靈研究學會（SPR）的秘書，他對靈媒與超自然現象也很有調查經驗。當然，SPR的一些人可能會認為他們的努力是科學的，而非“神秘學”。即使如此，費爾丁的興趣遲早會轉向後者。除了作為克勞利的好友，他還是這位野獸那非常獨特且神秘的銀星協會（A.’.A.’.，註6）的一員。
戰爭爆發後不久，費爾丁在皇家海軍志願者後備部隊（RNVR）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這是一個常見的情報工作組織，並為威廉・霍爾（Reginald “Blinker” Hall）及海軍情報局部（NID）提供服務。到了1915年，費爾丁待在雅典的東地中海特別情報局（East Mediterranean 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這是軍情六處的一個分支，他在剩下的戰爭歲月間都在埃及和敘利亞擔起情報職位。曾與費爾丁一起在希臘共事的康普頓・麥肯齊爵士（Sir Compton Mackenzie）後來寫道：“他處理情報問題的方式，就好像是一個在調查傳聞鬧鬼的房子的人一樣。”（註7）
就算相隔千里，克勞利與費爾丁在戰時仍持續通信。事實上，費爾丁至少收過一些這位野獸的彙報，他在克勞利深陷困境時出手解救，充當了一回遙遠案件審判官。
克勞利早在1914年夏天就表明他希望能加入一個像是費爾丁那樣的委員會，但是後者或他的主子霍爾上將卻寄望他去做別的事：前往美國進行“非正式”秘密任務。克勞利在戰時美國的秘密任務是一個複雜得令人瞠目結舌的故事，現在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打入了由德裔美國作家喬治・西爾維斯・維爾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 領導的德國宣傳圈。從這個角度出發，克勞利開始縱橫在德國外交官與間諜的網絡之間，他還獲悉了這些宣傳、搗亂以及柏林方面對愛爾蘭和印度民族主義者進行支援的秘密。根據後來在巴黎與克勞利結友的未來的英國情報官員喬治・蘭吉蘭（George Langelaan），這位野獸相信他間接影響了盧西塔尼亞號的悲劇，因為他協助說服輕易上當的德國人以為施展這種無恥且恐怖的戰術，就可以嚇得洋基（美國）去削減與協約國的貿易（註8）。一點都不巧合的是，霍爾上將正好也希望把德國人推入同樣的方向。
克勞利之所以能夠影響在美國的德國謀士，通常都會被歸因於他本來就是出色的宣傳家和他把自己喬裝成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但他根本不是愛爾蘭人）。然而，他身為神秘主義者的聲譽與關係必定也有些功勞。例如，維爾克就是個神秘主義的業餘愛好者，他對性狂歡的偏好也說明他起碼不會排斥東方聖殿騎士團（OTO）的性魔法儀式，這是一個克勞利揚言將帶領美國的秘儀社團。
更受這股“魔法”聯繫感染的是克勞利在紐約結識的另一位德國人，漢斯・海因茨・尤爾斯，他對OTO也多少有些瞭解。尤爾斯是嚴肅的神秘學研究者和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了對超自然與性慾倒錯的熱愛（註9）。他也是德國特勤局的資深特工，在1914年來到美國後尤爾斯便對西班牙和墨西哥展開了一系列秘密任務。
在墨西哥，尤爾斯遇見了另一位身負重任的神秘主義者，這個人就是海因里希・阿諾德・克魯姆（Heinrich Arnold Krumm），他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阿諾德・克魯姆・海勒博士。部份該感謝他的共濟會與玫瑰十字會家世，克魯姆・海勒在親德的墨西哥總統卡蘭薩（Venustiano Carranza）身邊很能興風作浪。海勒在1916年返回德國期間以卡蘭特的特使身份偷偷途經紐約。對他來說很不幸的是，有人向英國當局密報此事，害得他被從船上扣押回美國。那個告密者非常有可能又是克勞利，他可以從過於信任他的尤爾斯口中得知這個秘密。無論如何，一定有個人讓斯威茨透徹掌握了尤爾斯的交際和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尤爾斯、維爾克和其他德國秘密機關的人都是蘇拉菲亞會（Schlaraffia）這個充滿共濟會色彩的兄弟會的成員。事實上，尤爾斯可是這個社團的高階成員之一。這個社團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出於交誼和聚會而設，但這並不排除其中有些成員或許會對神秘學感興趣。美國跟英國的情報單位曾指出，蘇拉菲亞會是“德國的秘密宣傳社團”，其職責是以“沉默、暗地的方式”完成柏林那邊交代的任務（註10）。
克勞利與尤爾斯這夥人的交情，也可能會因為他和德國神秘學與情報界的一位可敬人物，西奧多・羅伊斯（Theodor Reuss）的關係而得到加強。羅伊斯為柏林進行秘密任務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當時他正滲透入倫敦的社會主義同盟（Socialist League）。與其他人一樣，他選擇以記者身份行事為收集情報提供了極好的掩護。羅伊斯在1914年之前就已經在倫敦待過許久，他可能是在那裡擔任德國情報界的探子或招募者。
羅伊斯也熱衷於加入或組建神秘學秘秘社團，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前面提過的東方聖殿騎士團。羅伊斯在1905年左右成為該組織的領袖，1910年他邀請克勞利加入。兩年後，他任命這位野獸成為倫敦分部的負責人。現在我們只能猜測邀請克勞利加入OTO是否也是在公然或隱蔽地想要將他吸納進德國陣營。還是說克勞利與羅伊斯的關係其實受到了英國情報單位的鼓勵？或許與OTO的牽連就是費爾丁和霍爾要安排他去紐約的原因。
克勞利在戰爭期間與羅伊斯聯繫未斷，後者在短暫參與德國的反情報活動（狩獵出現在荷蘭邊界的英國間諜）後便來到中立國瑞士，他企圖在那吸收外籍激進份子和其他前衛人士進入德國陣營。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建立了“非理性會堂與神秘聖殿”（Anational Lodge and Mystic Temple），它在1917年夏天的渥瑞塔山（瑞士南部的一個反文化天堂）舉辦了一次大會。羅伊斯在大會儀式中安排了克勞利的諾斯底彌撒，但人在紐約的克勞利卻悄悄供出了羅伊斯對英國人與美國人的企圖。舉例來說，這位野獸就向紐約州副總檢察長阿爾弗雷德・貝克爾（Alfred Becker）告發說羅伊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與危險的宣傳家，“他一直認為自己在德國有相當重量的地位。”（註11）他更暗示羅伊斯已經對紐約進行了戰時的秘密訪問。
另一位被神秘學籠罩的德國人的名字則始終都不曾在克勞利的報告中缺席，他就是魯道夫・史代納（Rudolf Steiner）。他是出名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創始人兼指引者，這是他在與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的神智學派系分手後另起爐灶的靈性運動。史代納與這位野獸的戰時通信據說都被記錄在了後者的MID檔案裡。克勞利和美國玫瑰協會（Societas Rosicruciana）領袖喬治・溫斯洛・普倫默爾（George Winslow Plummer），還有英國神秘主義者霍頓・桑森（Rev. Holden Sampson）據信都加入了一個“德國神秘學社團，它的領導人就是在柏林居住的魯道夫・史代納博士。”（註12）更不祥的是，他們似乎能夠在“不需要依靠任何公共電纜或電報系統的情況下”與史代納進行聯繫。
上文的“神秘學社團”這個措辭在當時指的是一些很秘密的東西，跟現在沒什麼兩樣。史代納從沒成為OTO的領導，而且對那個社團的描述聽起來也不像是在談論人智學。MID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它應該是某種玫瑰十字會式的團體。當然，也許根本其實就沒這回事，史代納的追隨者也許會堅持他們的大師怎麼可能會委屈自己去參與任何跟間諜活動有關的事。
然而，史代納的追隨者大概得對出現在美國MID檔案中的一份1923年的《魯道夫・史代納與人智學社團》（Rudolf Steiner and the Anthroposophical Society）這份報告感到相當困擾。這份文件應該是來自英國，是先前MI6關於史代納的公報的附錄或補充。報告作者的身份不明，起碼他或她非常瞭解史代納的事務及其它。克勞利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與到其中並非毫無可能。這份報告有提到：
“史代納早年接受耶穌會訓練，那時他可能正被引薦深入這個組織的一項特殊研究，攸關神秘學秘密...他在1909年曾於瑞士結識列寧；所有人都在為他接下來的生涯預作準備，這種地下政治陰謀被巧妙地隱藏在宗教外衣下，令他在數年後反而成為了教會與國家的大敵。”（註13）
當然，這份指控並不能當做明證，但該文件證明了史代納及其活動在英美情報界眼中都很有問題。
上面的這些資料顯然都沒有提及克勞利在1914-19年的間諜活動，但我們仍需要從別處去找到關於他和其他人參與諜報行動的進一步證據。
一戰爆發後，這位野獸在義大利北岸切法盧一帶建立了一座小靈性社區/神秘學校，名曰泰勒瑪修道院。義大利當局在1922年將他驅逐出境，理由據稱是因為修道院發生的不正當性活動。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們並沒有決定關閉這個地方或懲罰任何接濟他的人。1926年，一位名叫維奧萊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的顯然患有精神問題的英國女子竟然試圖行刺義大利新統帥墨索里尼。法西斯警察後來發現了這位刺客與神智學圈子，還有前面說到的安妮・貝贊特有所聯繫（註14）。這件事促使義大利當局開始再次研究起從克勞利在切法盧的住所查獲的文件。根據一份報告，這些文件中似乎有來自英國政府的“特別諜報活動”，裡面也談到了義大利的時局（註15）。看來這位野獸又在耍弄他的老把戲了。
其它資料則將克勞利與英國的巴勒摩領事聯繫了起來，這位領事的名字叫做雷金納德・甘比爾・麥克比恩（Reginald Gambier MacBean），不出所料，他亦是不止一個神秘學社團的成員。首先，她是貝贊特和神智學的熱情追隨者。他早在1917年就已對此充滿興趣，還曾引起MI5的調查。在克勞利於切法盧開業後不久，麥克比恩就獲得了義大利孟菲斯-麥西禮共濟會的總大師頭銜。據克勞利說，共濟會的這個秘儀分支與OTO關係匪淺。神智學、麥克比恩或克勞利究竟與行刺墨索里尼一案有無關聯仍不甚清楚，但如此之多的線索已足夠令任何一位明智的法西斯警察產生懷疑。
此後，克勞利的名字又出現在了印度和外交部關於俄羅斯藝術家、神智學者且可能是蘇聯間諜的尼古拉斯・洛里奇（Nikolai Roerich）的通信中。亞瑟・薇薇安・巴巴里（Arthur Vivian Burbury）曾在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擔任過三年的MI6職員，他就指出：
“對於洛里奇的那些資訊的來歷——他與俄羅斯、西藏…神智學…以及各種‘秘密’組織的關係…這些都讓我開始懷疑提供這些消息的或許就是那位（不受歡迎的）英國人，他對這些東西十分瞭解。他的真名就是阿萊斯特・克勞利。”（註16）
巴巴里是如何又是在何時聽聞到這位野獸是另一個謎，克勞利又是怎麼得到有關洛里奇的那些消息也是一樣。即使如此，它確實證明了克勞利可能在某些圈子是個“不受歡迎”的傢伙，但他仍被看作是一個有用的消息來源。
可以確信的是：無論他個人參與了多少，洛里奇在1925-28年進行的中亞探險都得到了蘇聯情報界的支持與滲透。克里姆林宮派出的代理人是雅科夫・布魯姆金（Yakov Blumkin），他是一個作風大膽的問題解決者，並自稱喜愛神秘學。在布魯姆金背後站著的是陰險的契卡官員，格列布・博奇（Gleb Bokii）和他的“超心理學家”盟友亞歷山大・巴琴科（Alexander Barchenko），這兩人都對神秘學傳說與實踐著迷不已（註17）。
大約在1936-37年，克勞利和MI5中負責處理“顛覆份子”與他們同外國間諜的聯繫的馬克斯韋爾・奈特建立了奇妙的友誼。這段交情的基礎通常被認為是基於奈特對神秘學的濃厚興趣，尤其是“黑魔法”。然而，奈特也有可能是出於更實際的目的才想要利用這位野獸的淵博知識庫。譬如，奈特在二戰初期領導了一次可謂他生涯之最的反情報顛覆，成功滲透並擊碎了親納粹的圈子，當時他就至少娉請了一位對“唯靈主義、遙視、占星學還有任何與神秘學有關的東西都有興趣”的特工（註18）。
奈特對克勞利的留意其實可以細數回幾年前。他手下的特工瓊・米勒（Joan Miller）曾回憶起在MI5內部流傳的一則謠言，據說奈特的前妻是喪命於“一場神秘學事故，而臭名昭彰的阿萊斯特・克勞利那時就在場。”（註19）這個故事想必是杜撰；因為不幸的奈特夫人是死於意外（？）服藥過量。不過這並沒有排除她或她的丈夫也許早對這位野獸有所認識。在20世紀之初，馬克斯韋爾已是負責調查英國法西斯黨的“情報總監”，他也以此身份與喬治・馬吉爾（George Makgill）有密切合作。馬吉爾熱衷於揭露可惡的邪教及其陰謀，而且他相信讓人敬而遠之的克勞利先生正領導著一個邪教。
最後但絕非最不重要的是，克勞利還涉入了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叛逃，這位納粹高官在1941年初帶著命運多舛的和平使命飛往蘇格蘭。這個說法的來頭是詹姆斯・邦德的創造者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彼時的他還是英國海軍情報部的軍官與NID首領約翰・戈弗雷（John Godfrey）上將的左右手。弗萊明後來承認，他的其中一個最後沒有實現的戰時計劃就是要安排深受神秘學影響的赫斯去與克勞利會面（註20）。根據弗萊明，野獸非常樂意效勞，但是奈特卻否決了這個想法。
有趣的是，在戰爭爆發後沒有多久，克勞利就收到了來自弗萊明的老闆戈弗雷上將的問候，並邀請克勞利前去NID的辦公室（註21）。戈弗雷將野獸引薦給指揮官M・朗吉（C. J. M. Lang），身為資深情報官的朗吉隨即聯繫了NID的戰俘審問部。還有一個說法雖然所談不多，但卻表示克勞利最後確實在一個名叫020號營地（Camp 020）或拉奇米爾宅邸（Latchmere House）的極其隱秘的MI5審問設施裡見到了赫斯（註22）。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奈特否決弗萊明的計劃，有沒有可能其實是因為他對赫斯和克勞利有自己的盤算？
總而言之，克勞利與情報界、廣闊的神秘學世界彼此間的聯繫還遠不止於上面所提到的。喬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傑克・帕森斯（Jack Parsons）、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還有克勞利的“遺孀”帕特里夏・迪爾德雷・多爾蒂（Patricia Deirdre Doherty）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人的名字也都要被捲入其中。
但願這篇短文能夠讓各位一窺——並且這是無可置疑的——交錯在這兩個領域之間的重要糾纏，它值得更為深入地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A. Crowley, Magick Without Tears. New York: Ordo Templi Orientis, 1954, pp.61-62, or www.hermetic.com/crowley/mwt/mwt_09.html.
2. Ibid., Moonchild. London: Mandrake Press, 1929, 308, or www.hermetic.com/crowley/moonchild/mc22.html.
3. “Sir Anthony Bowling” was Crowley’s alias for Everard Feilding. Ibid., The Confessions of Aleister Crowley: An Autohagiography. London: Mandrake Press, 1930, p.120.
4. US 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MID), General Summary, Intelligence Officer, West Point, N.Y., 23 Sept. 1918, p.4.
5. Thwaites, Velvet and Vinegar, London: Grayson & Grayson, 1932, pp.233-240.
6. Commonly assumed to stand for Ordo Astrum Argentum or Argenteum Astrum (“Silver Star”) though the true meaning is known only to initiates.
7. Compton Mackenzie, Greek Memori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9, pp.29-34.
8. George Langelaan, “L’agent secret, fauter de paix,” Janus (#2, Sept. 1964), pp.49-51.
9. On Ewers’ career see Wilfried Kugel, Der Unverantwortliche: Das Leben des Hanns Heinz Ewers. Duesseldorf: Grupello Verlag, 2001.
10. MID, 10516-474/31, “In Re: Hans [sic] Heinz Ewers,” 24 June 1918.
11. US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ld German Files, Case # 365,985, Report of Agent O’Donnell, 30 July 1919.
12. MID, 9140-808,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German Suspects,” 10 July 1917, etc.
13. MID 9140-808, 21 April 1923.
14. These events are presented in novelised form in Claudio Mauri’s La Catena Invisibile: Il giallo del fascismo magico. Milan: Mursia, 2005.
15. Marco Pasi, Aleister Crowley e la tentazione della politica. Milan: FrancoAngeli, 1999, pp.175-176, pp.196-199.
16. Phil Tomaselli to author, 18 Dec. 2003, extracted from July 1926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ndia Office and 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
17. On these people and connections see Aleksandr Andreev, Okkul’tist strany sovetov. Moscow: Eksmo, 2004, Oleg Shishkin, Bitva za Gimalei. Moscow: Eksmo, 2003, and Markus Osterrieder, “From Synarchy to Shambhala: The Role of Political Occultism and Social Messianism in the Activities of Nicholas Roeri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ccult in 20th Century Russia,” Berlin, March 2007.
18. Bryan Clough, State Secrets: The Kent-Wolkoff Affair. Hove: Hideaway Pub., 2005, p.31.
19. Joan Miller, One Girl’s War: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MI5’s Most Secret Section. Dingle, Eire: Brandon Books, 1986, p.45.
20. John Pearson, The Life of Ian Fleming. London: Companion Books, 1966, pp.117-118.
21. Martin Booth, A Magick Life: A Biography of Aleister Crowle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2000, p.395.
22. P. R. Koenig, “Crowley Met Rudolf Hess,” www.groups.yahoo.com/thelema93-1/messsage/2733, 31 August 2000.
本文作者理查德・史賓塞博士（Dr. Richard B. Spence）為愛達荷大學的歷史系教授，他從1986年開始在那裡任教。他的興趣涵蓋當代俄羅斯、軍事、間諜和神秘學歷史，著有《秘密特工666：阿萊斯特・克勞利、英國情報界與神秘學》（Secret Agent 666: Aleister Crow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Occult，2008）。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