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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HN CHAMBERS
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哲學家-神秘主義者畢達哥拉斯是一個超群絕倫之輩。據普魯塔克說，他曾經教導一隻老鷹對他言聽計從，甚至是在飛行時向他彎腰（註1）。他宣講輪迴轉世的學說，而且他對自己過去二三十載的回憶都能歷歷在目。他創辦了一個社團，所有加入社團的信徒都必須通過恪守素食主義、沉默是金以及沉思宇宙的終極實相來從俗世的投身迴圈中解放自己（註2）。
到了17世紀，學者普遍認為畢達哥拉斯後來前往了腓尼基的西頓，並在那裡結識了五百年前的古人莫斯霍斯（Moschus或Mochus）的後代子孫。莫斯霍斯就是摩西的腓尼基名字，他的後代也把他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秘儀教義教給了畢達哥拉斯（註3）。
畢達哥拉斯隨後返回他在義大利南部的希臘殖民地克羅托內的家好進一步發展他的神秘哲學，他的哲學表明反映在音符與和弦之間的數值關係恰恰就是現實的基石。再加上摩西的秘密教義，他更發現其實是諸行星在圍繞太陽旋轉。他還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以及引力平方反比定律），他寓言性地以受制於太陽的行星們的神聖旋律傳達了這點。
但是，先等等！難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不應該是艾薩克・牛頓爵士（1642-1727）嗎？
沒錯，他確實有發現。可是艾薩克爵士並不認為這是他的原創見解。他實際上相信自己正在重新發掘一些原始的知識，這又被叫做“太古的智慧”（prisca sapientia）。這種古老知識的碎屑曾透過諾亞的方舟被傳承下來，然後它引起了埃及人，接著是猶太人，再來是腓尼基人的興趣，之後它才在畢達哥拉斯的哲學中一發不可收拾。這種知識在整個古代世界四處傳播，直到當亞里斯多德開始堅持是太陽繞著地球轉，還有畢達哥拉斯學派也提出了許多不合理的信仰後它才著實變得寸步難行。
隨著羅馬帝國在公元3-4世紀崩潰，幾乎所有這些知識都消失了。如此巨大的損失也令數學家阿爾弗雷德・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不得不在1970年感嘆：“公元1500年的歐洲人知道的甚至還不如生活在公元前212年的阿基米德多。”（註4）直到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淪陷後，這種“神聖的哲學”才再次出現，當它被從古代文獻裡挖掘出來的時候已經有很多思想已永遠散失，也有很多東西再也無法被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那些高瞻遠矚之人見識。
法國哲學家兼數學家勒內・笛卡兒（1596-1650）相信太古的智慧存在，他聲稱上帝在創造人類時“也把真理的種子栽培進了我們人類思想的本質中。”但在笛卡兒的時代，這些種子已經“因為我們充滿錯謬的閱讀與聽說，在日復一日下來遭到窒息。”最令笛卡兒感到遺憾的是，古人選擇用符號來隱藏起這些真理。他相當懷疑他們的動機：“或許他們很害怕，”她輕蔑地說：“因為如果他們的方法其實非常輕而易舉，那要是被公諸於世，世人對他們的尊敬就會少一分。”（註5）
艾薩克・牛頓和他同時代的人都相信在大洪水以前的世界，真理曾與上帝的恩賜攜手並行，禮拜場所就是天文館與教堂的結合。天文學在這片科學與靈性完美交融的土地上蓬勃發展，特別是因為前大洪水時代的人有長達數個世紀的壽命（那是瑪土撒拉的時代，他活了九百六十九歲）。理查德・欣克利・艾倫（Richard Hinckley Allen）曾如此寫道：
“根據（1世紀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的觀點和（2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利根的說法，星座其實早在諾亞、以諾、塞特跟亞當這些族長的許多以前就已經被人所知——它們確實曾被《以諾書》（Book of Enoch）提到已經經過‘命名與劃分’，他還說古人的長壽是特殊的祝福，這樣他們有機會能長期觀察和比較天體。”（註6）
約瑟夫斯翻閱過保存在泰爾（這裡在他逝世後不久就失陷了）的歷史紀錄，他更神秘兮兮地寫道這種知識能在大洪水倖存，都該感謝其中一根上面都被刻著所有這些知識的柱子（註7）。與牛頓同時代的威廉・史塔克利（William Stukeley）是第一位真正弄明白巨石陣的考古學家，他閱讀過多份古代材料並且宣稱前大洪水時代的先賢根本不需要望遠鏡：“因為在世界誕生之初...（人們）可以活上七、八至九百歲，（而且）他們在一生中有足夠的時間去鑽研天文學。”威廉・史塔克利跟牛頓都堅信為太古的知識所庇蔭的土地上的人們瞭解血液循環與白光本身包含七色光譜（註8）（威廉・哈維和牛頓分別“重新發現”了第一個和第二個發現）。
這些想法（我們一會就要來好好研究，特別是牛頓）在17世紀中葉漸漸退潮。面對著愈來愈深入探索這個世界的人類，它們屈服了，大洪水的觀念顯得越來越抵觸；接著來臨的理性時代帶來了一個去神話的過程，後來的達爾文更發現了地球的年齡與物種演化的起源。
“太古的智慧”的來源
這些想法會消失——但不是永遠消失。在20世紀初，有些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又重新喚起了在我們之前曾經存在過擁有純粹的科學的高度文明的觀念。著有《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和《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的英國小說家勞倫斯（D.H. Lawrence，1885-1930）曾在他出版於1922年的《無意識幻想曲》（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中寫道：
“老實說，我深信埃及和希臘是偉大的異教世界最後的回光返照，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的偉大的異教世界曾經擁有一個無所不包且完美至極的科學，那是生命的科學。到了我們現在，這門科學反而淪為了玄學和騙人的把戲，即使是真正的智慧也難逃一難。
我相信在我們之前的這門偉大科學無論是在構成或性質上都與我們的科學截然不同，它曾經應該遍佈於這個地球。我相信它就是秘儀，為大祭司階層把持。就如同今日中國、玻利維亞、倫敦或莫斯科的大學也相同的方式定義及闡述數學、力學和物理學一樣，在我看來先於我們之前的偽大世界曾擁有一門極其了不起的科學與宇宙學，學習它的人遍佈所有國家，包括亞洲、波利尼西亞、亞特蘭提斯還有歐洲。
...人們在那個世界生活、教導並認識，而且那時還有涵蓋整個地球的通信方式。人們從亞特蘭提斯著越洋至波利尼西亞，從歐洲航行至美洲。如此完整的交流使知識與科學在地球上極為盛行，猶如今天所謂的世界主義。
然後冰川融化，大洪水襲捲世界。逃出被淹沒大陸的難民接連逃往美洲、歐洲、亞洲及太平洋群島的高地。有些人時間久了後開始退化成穴居人，這造就了新石器與舊石器時代，還有一些人保留了他們奇妙的天生之美與自我圓滿，譬如南海的島民和一些流浪於非洲的野蠻人，像是德魯伊、伊特魯里亞人、迦勒底人、美洲印第安人或中國人這些人拒絕去遺忘，反而決定繼續教導智慧，只是是以半被遺忘的象徵形式。作為知識的成分已經或多或少遭到忘記：現在留下的只剩下儀式、手勢與神話故事。”（註9）
獨樹一幟的亞美尼亞-希臘神秘主義者兼靈性導師葛吉夫（G.I. Gurdjieff，1877-1949）曾聲稱蘇菲主義（Sufis）是“阿爾泰的古老魔法大師”的靈性繼承人，後者在四萬年前的中亞開闢了先進的文明。據葛吉夫的弟子貝內特（J.G. Bennett）寫道，根據他的老師所說：
“在那個舊石器時代，藝術與宗教仍無分別；世俗和宗教的意識彼此渾然一體，靈性與物質也不針鋒相對；甚至就連邪惡這種絕對的力量都不會念茲在茲想要推翻良善。所有事物和對所有事物的態度都充滿磁性，足以綜合成高能量的光芒，這被葛吉夫稱為意識能量（conscious energy）。在這樣一個統一的世界裡，偉大的密教成員發展出了獨特的靈性觀，其和今日的蘇菲主義仍有些區別，它主張心靈的極性活動就是要重拾對精神的順服，以期能回歸至太一。葛吉夫認為，二元論哲學的分裂性種子是到了後來越來越疏離的宗教體系產生後才出現。”（註10）
牛頓的遠古大教堂-天文館
艾薩克・牛頓顯然不會接受葛吉夫對於前大洪水世界的觀點，但他會欣然同意後者宣稱靈性與科學在那個時代可以和諧共處。牛頓從未放棄過尋找太古的智慧最純粹的原貌，他根據過往的神殿推斷出遠古大教堂-天文館的存在，他依照後來的希臘版本稱其為公共會堂（prytanea），那都是在大洪水不久後建造起來，所以這些建築都回繞著太古的智慧的餘音。歷史學家羅伯特・馬克萊（Robert Markley）確信這些公共會堂本身體現了某種永恆的數學形式；它們是“一種計算代碼，可以在不被打斷、干擾或腐壞的情況下證明和傳播真正的（太古）知識。”（註11）牛頓推測公共會堂的形狀就是效仿自挺過大洪水的方舟；他也認為公共會堂與方舟的“神聖尺寸”被日後的所羅門聖殿進一步吸收在其中。古老的公共會堂本身就“比擬”或反映著太陽系的模樣；這種設計也被後來的神殿繼續沿循。諾亞方舟啟發了在公共會堂持續點燃的聖火，因為諾亞曾在上岸後點火來為主獻上燔祭。牛頓還繼續猜測，這些神殿的男祭司與女祭司圍著中央火驢裡永不熄滅的火共舞其實就是在模仿和敬拜圍著太陽旋轉的諸天體。
有許多《偽經》曾談論到諾亞方舟的故事，透過仔細研讀《古蘭經》語《新約》，牛頓很可能也知道有那永不熄滅的火照亮方舟的故事。像新聞工作者勒內・諾爾卑爾根（Rene Noorbergen）就告訴我們，《聖經》自己的記載就支持了這樣一種可能性：
“...電力非常有可能在方舟的運作中發揮著無可比擬的作用。在《創世紀》8:6中可以找到支持這種猜想的段落，那一段文使用的希伯來單詞challon或作開口，這指的是諾亞放鳥兒出去的窗口。然而，另一個段落卻使用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字——tsohar——也被翻譯成窗口，但它的含義可不是窗口或開口而已！在用到它（《舊約》有二十二次）的時候，它所表達的意思都是‘明亮的、刺眼的、正午的陽光’，它的同源詞也有‘閃閃發亮、閃耀或閃爍’的意涵。大多傳統的猶太學者都認為tsohar是‘從閃亮的水晶發出的光’。數個世紀以來猶太人都會將tsohar描述為諾亞從方舟的桴上垂吊下來的一顆巨大寶石或珍珠，而且它內部蘊含的某種力量竟足以在大洪水航行期間照亮整艘船。”（註12）
牛頓可能也知道一個被約翰・卡西安（John Cassianus）在大約公元428年提起的故事，據說諾亞的兒子含是“前大洪水世代的所有藝術與科學的權威，而且他希望能保存住人類辛苦累積的這些知識。”他的父親禁止他把“不聖潔”的知識帶上方舟，含於是只得把這些知識刻在被他埋起來的金屬板上。後來含在大洪水結束後成功找到它們；因此卡西安寫道，他確實“向他的後代播下了褻瀆與永罪的苗床。”（註13）。
摩西的後裔真的把知識傳授給了畢達哥拉斯嗎？那麼摩西是否也對前大洪水世界的哲學有所瞭解？
牛頓認為《聖經》對於創世的段落是先知撒母耳所寫，而他就是從摩西那裡知道了這一切。這種觀點在今天的我們聽來並不靠譜；不過牛頓始終堅信《創世紀》句句屬實，只不過書寫它的用語非常粗淺，因為它的作者希望能讓普通人也能讀懂。為了辯護整個創世過程的確可以在七天之內完成，牛頓聲稱上帝是在第四或第五天才讓世界按其軸心開始旋轉，然後神再慢慢地讓這些日子變得足夠長，好讓祂可以實現祂設想好的一切。
（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晚期的歷史學家都想證明是摩西的教義影響了畢達哥拉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西方世界的一些最偉大的思想居然會誕生於異教希臘。如過這些思想不是源於基督教《新約》，那他們就會竭力證明它們是來自希伯來《舊約》，畢竟正是這些經文構成了基督教的背景）
據法蘭克・曼努埃爾（Frank Manuel）在《艾薩克・牛頓的宗教信仰》（The Religion of Isaac Newton）中解釋說：“摩西深深明白整個科學真理——牛頓對此也是肯定的——但是摩西面對的是一群平凡的以色列民眾，而不是向皇家學會提交論文，但他同樣在沒有糊弄人的情況下推廣了實話。”（註14）羅布・伊利夫（Rob Iliffe）同樣也指出，在後大洪水世界的早期，祭司們“隱藏起了這些（科學）真理。在那時分別有“神聖”的哲學——只傳授給內行的人，以及另一種“庸俗”的版本，專門教給烏合大眾。”（註15）牛頓似乎與笛卡兒一樣對此感到不齒，他曾如此諷刺地評論：“（古代）哲學家是如此喜歡以庸俗的表面來遮掩他們的神秘信仰，他們可笑地編造了一堆愚蠢的東西，然後再把真理隱藏在這類話術之下。”（註16）
畢達哥拉斯＆牛頓：同樣的理論，不同的時代
有沒有可能，其實牛頓徹底改變世界的科學發現早就被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及其追隨者明白了呢？
在1690年代，牛頓曾向一位學子，蘇格蘭數學家大衛・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透露，他打算在即將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修訂版中證明ㄧ些事情，這是根據格雷戈里的記述：
“他想要證明自己的發現與那些古人，還有希臘哲學的傳奇創始人‘泰利斯的主要學說’並行不悖。他企圖證實伊比鳩魯和盧克萊修所言不假，而且對他們的無神論指控並不公正。（牛頓會斷言）透特，即埃及的赫耳墨斯或墨丘利一直都是‘哥白尼體系’的支持者，還有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也‘觀察到了牽引所有天體的萬有引力’。”（註17）
1692年，在牛頓的鼓勵下，他才華洋溢的年輕摯友瑞士數學家尼古拉・法西奧・德丟列（Nicolas Fatio de Duillier）在寫給荷蘭數學家兼天文學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hens）的信中寫道，牛頓已經發現包括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這樣的古人其實早已對《自然哲學》的所有主要命題瞭然於心，雖然那些對他們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奧祕”。最令人震驚的是，惠更斯還回信稱古人很可能已經明白日心說，但他們也許尚不知道行星的軌道是橢圓形。”（註18）
牛頓很早就開始向他身邊的知己談論起這些想法。在1685年出版的《論宇宙的系統》第二卷中，他就敘述了柏拉圖、畢達哥拉斯與羅馬國王努瑪・龐皮留斯（Numa Pompilius）的成就背後的古代哲學和天文學背景。牛頓非常認同，正如牛頓文集計劃（Newton Project）的主任羅布・艾利夫（Rob Iliffe）所解釋得那樣：
“古人相信的是一個日心說的宇宙，但它卻因為誤解而遭到歪曲。畢達哥拉斯和其他人正確地理解了日心說宇宙的象徵性表面背後的真正含義，置於中心的太陽被其它行星的同心圓圍繞，像亞里斯多德這些希臘人卻以為被置在中心的是地球...透過俄耳甫斯跟畢達哥拉斯，希臘人終於從埃及人那裡獲得了對自然界的認識。透個（埃及的赫耳墨斯）不僅清楚是行星圍繞太陽運轉，而且摩西甚至更主張過原子是宇宙的基本構成的理論。”（註19）
大衛・格雷戈里也總結了牛頓相信的那些早在《自然哲學》之前就已被古人熟知的信念：
“月亮就猶如另一個地球，就其本身與其它天體無異；因此，那些行星連同其衛星都跟地球一樣是有質量的物體；
太陽系裡的天體有互相吸引的重力，這可以延伸至其它所有星系（每顆恆星都是該引力系統中的行星環繞的中心），這股力再不論多遠的地方都識用；
所有物質都是由原子組成，它們堅硬、固化且不變，是重力驅使原子與被它們組成的物體構成；重力的作用本身也與每個物體身上的物質數量呈正比；
重力吸力隨距離減少的比例也被類比為弦樂器中主宰張力與音高的規律，古老的‘天體和聲’觀念就表達了這種見解；
古人也藉著他們崇敬的神明，潘吹著他的排笛的模樣來在‘神秘哲學’中闡述重力——這就是說，上帝的神聖力量可以在所有物體中作用（註20）”
但是，說“天體的和聲”與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其實是相通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其中一個最清晰的解釋就來自牛頓時代，出自可謂牛頓最傑出的學生，數學家科林・麥克勞林（Colin MacLaurin），他在1750年寫道：
“一個音樂和弦發出的音符與它在長度上的兩倍者是相同的，後者被拉伸的張力或作用力是四倍：一顆行星之於另一顆雙倍距離的行星的重力同樣也是四倍。一般來說，任何音樂和弦都能與同類型的較小和弦和諧齊唱，它的張力亦必須按其長度增加的比例平方增大；而且一顆行星的重力也可能會變得與另一顆挨近太陽的行星的重力相當，它必須按照它距離太陽的比例平方增加。所以說，假如我們設想音樂和弦從太陽延伸到每一顆行星，所有這些和弦都可以形成和聲，它們只要按照能使重力相當的比例增加或減少張力即可。根據這些比例上的相似性，就可以推導出大名鼎鼎的天體和聲學說。”（註21）
對於一些評論家來說，牛頓與畢達哥拉斯的學說相似性這個問題還只能排在第二位，因為真正要緊的是一個更誘人的疑問：假使牛頓從未那般深深著迷於畢達哥拉斯的哲學，那麼他還能想出萬有引力定律嗎？如果畢達哥拉斯的天體音樂與吹著排笛的潘神確實是在表達宇宙的真實動力學圖景——並因而促使牛頓陷入沉思的話——那要是沒有它們，他是不是永遠也不會想到如此無所不包的萬有引力了呢？（另一個偶爾被提起的問題是：對畢達哥拉斯的神秘數學的長久苦思會否也刺激牛頓發現了光是由七種顏色組成？）
馬克圭爾（J.E. McGuire）和拉坦西（J.B. Rattansi）在《牛頓與潘神的排笛》（Newton and the Pipes of Pan）這篇開創性的論文裡解決了這個疑惑。他們解釋說，牛頓對古代自然哲學文獻的研讀：
“...為他自己的學說提供了一個譜系，這讓這些學說在那位始終相信太古的智慧存在的觀眾眼裡變得合理。他可以利用它們來作為對自己學說的直接辯護，就如他在《光學》中所做的一樣，還有一次是在他與萊布尼茲爭執不下的時候。另外，本文所討論的文獻並沒有告訴我們他是否不經實驗就採用了被他歸功於古人的學說。例如虛無的存在、物質的屬性和神聖介質的特質這些全都超出了實驗能及的程度。牛頓對其中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得到了他在《哲學的規則》中提出的類似推理的解釋與辯護。但是，古代文獻向他提供了線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引導過他的可能性，也始終不能被排除。”（註22）
撇開牛頓對畢達哥拉斯哲學的深入研究是否對他提出萬有引力定律至關重要，其實還有另一個問題也同樣引人注目（而且它絕不可能會在牛頓時代被提出）：
經過多年來與分析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合作，曾獲諾貝爾獎肯定的奧地利物理學家沃爾夫岡・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榮格所說的集體潛意識確實存在。泡利更進一步認定榮格提出的原型（archetypes，他甚至認為它們比物理現實更為真實）也不容否定，而且科學的基本組成部份，也就是宇宙的“背景物理學”更可以毫無疑問地從那些原型中衍生出來（註23）。
橫跨兩千三百年光陰的牛頓和畢達哥拉斯是否都一同踏入了集體潛意識的同一群原型——而萬有引力定律與天體和聲的基本輪廓就藏於其中？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笛卡兒和他認為太古的智慧已被作為真理的種子種入人類心智的想法或許要比牛頓所以為得更接近真相，牛頓從太古的智慧身上瞥見了曾一度雕琢出遠古世界的靈性與科學力量，儘管即使是那也無法阻擋上帝烈怒下的大洪水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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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Plutarch, The Live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Translation by John Dryden, The Modern Library, 1992, 80
2. Eduard Zeller, 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Meridian Books, 1955, 47-48
3. J.E. McGuire & P.M. Rattansi, “Newton and the ‘Pipes of Pan’,”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21, No. 2 (Dec., 1966), 130
4. Marcelo Gleiser, The Dancing Universe: From Creation Myths to the Big Bang, Dutton/Penguin Group, 1997, 70
5. Quoted in Prisca Sapientia, MathPages, www.mathpages.com/home/kmath066/kmath066.htm
6. Richard Hinckley Allen, Star Names: Their Lore and Meaning, Dover, 1963 (1899), 27-28
7. Quoted in Jed Z. Buchwald & Mordecai Feingold, Newton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Yahuda MS 16.2 fols. 47V, 52; Josephus, 1841)
8. David Boyd Haycock, William Stukeley: Science, Religion and Arch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oydell Press, 2002, 95 (The Newton Project) www.newtonproject.sussex.ac.uk/view/texts/normalized/OTHE00021
9. D.H. Lawrence, Psychoanalysis and the Unconscious and Fantasia of the Unconscious, Mineola, 2005, 54-55
10. Victoria LePage, “G.I. Gurdjieff &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ufis,” New Dawn 107 (March-April 2008), 67-72
11. Robert Markley, “Newton, Corrup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Newton and Religion: Context, Nature, & Influence, James E. Force & Richard H. Popkin, e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136
12. Rene Noorbergen, Secrets of the Lost Races: New Discoveri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Bobbs-Merrill, 1977, 45-46
1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art IV, 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Apparatus, Theories and Gif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46
14. Frank E. Manuel, The Religion of Isaac Newton, The Fremantle Lectures 1973, Clarendon Press, 1974, 364-365
15. Rob Iliffe, Newt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6
16. Sir Isaac Newton, The Original of Religions, (The Newton Project) www.newtonproject.sussex.ac.uk
17. McGuire & Rattansi, 109-110
18. Ibid., 110
19. Iliffe, 96
20. Rattansi, 187-188
21. Quoted in McGuire & Rattansi, 117
22. Ibid., 137
23. John Chambers, “Physics and the Unconscious: The Discoveries of Wolfgang Pauli and Carl Jung,” Atlantis Rising 98 (March-April 201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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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1939-2017）擁有多倫多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並在巴黎大學攻讀過三年。他的著作包括《維克多・雨果與精神世界的對話》（Victor Hugo’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Spirit World）、《天才不為人知的一面與艾薩克・牛頓的形上學世界》（The Secret Life of Genius, and The Metaphysical World of Isaac Newton）。此外他也為《崛起的亞特蘭提斯》（Atlantis Rising）雜誌撰稿，並撰有《被禁止的宗教：受打壓的西方異端》（Forbidden Religion: Suppressed Heresies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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