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yan Beitler
自華特迪士尼公司成立以來不只是那極具標誌性的圖像，這家公司曾創作出的故事與人物通通都為美國人的心靈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家多媒體巨頭同時也以其它方式塑造了美國人的生活，而且它們許多都是源自於華特・迪士尼本人所抱有的法西斯主義、反猶主義、反工會思想、保守主義和宗教觀點。
宣稱華特・迪士尼是一個納粹份子的謠言在網絡上始終甚囂塵上，儘管沒有實質證據可以證明他當真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但是迪士尼的政治、職業活動和保守主義立場卻的確多少有些納粹主義的影子。
迪士尼充其量可以被視為一名納粹同情者，和他合作無間的著名迪士尼動畫師阿特・巴比特（Art Babbitt）就曾透露——這是引用自彼得・佛蒂斯・卡普尼斯托斯（Peter Fotis Kapnistos）的《希特勒的替身演員》（Hitler’s Doubles）——“在我們捲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年前，曾有一群勢單力薄但忠貞不二，我想應該是合法的納粹追隨者...他們有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的公開集會，於是我也想親眼看看那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在那裡不止一次見過華特・迪士尼與岡瑟・萊辛（Gunther Lessing，迪士尼的律師），還有其他很多知名的好萊塢納粹支持者。迪士尼一直以來都在參加那些集會。”這裡所說的這些集會實際上就是德裔美國人同盟（German American Bund），即美國納粹黨的活動。
迪士尼還親自款待過納粹電影製作人萊妮・里芬斯塔爾，當時她正在宣傳她上映於1938年的電影《奧林匹亞》，這時距離臭名昭彰的水晶之夜事件才過了一個月。迪士尼讓這位宣傳家來參觀他的工作室，後來里芬斯塔爾甚至評論說：“能夠知道美國人是如何徹底地與猶太人的毀謗運動保持距離真是令人欣慰。”史蒂夫・巴哈（Steve Bach）也在他為萊妮所寫的傳記裡提到了這件事。
雖然很難辯護，但與一位人盡皆知的納粹份子的會面仍然可以被解釋成是出於共同的行業與商業利益考量：這兩個人都是在不同時期先後獲得徵招的電影製作人，美國和德國政府的媒體部門都希望仰仗他們來進行宣傳造勢。對於這次會面唯一可能的解釋是，迪士尼也許希望能在希特勒下令禁止所有美國電影輸入後扳回一線生機，因為好萊塢被認為是“猶太人控制的”。然而，在暴虐無道的水晶之夜事件不久後，迪士尼就因為招待里芬斯塔爾而飽受批評，無論你怎麼看待這件事都是百口莫辯。
與他對里芬斯塔爾的盛情款待以及他和美國納粹黨的集會呈鮮明對比的是，迪士尼在戰時卻奉命要著手導演反德宣傳片。在《死亡教育：納粹的誕生》（Education for Death: The Making of a Nazi，1943）這部十分多鐘的準紀錄片式宣傳片中，迪士尼的動畫師以希特勒青年團如何一步步接受洗腦的過程展示了一個雅利安德國的誕生。不同於迪士尼經典的《三隻小豬》（Three Little Pigs）中刻意裝扮成猶太人來騙人的大野狼——這可能是說明迪士尼的反猶態度的另一個例子——《元首的尊容》（Der Fuehrer’s Face，1943）除了有談及納粹的主人種族觀，卻並未描述到納粹系統性地反猶主義。
迪士尼為美國政府製作的反德宣傳片在批評納粹方面並不給力，但這不是重點。在那個法西斯時代，迪士尼其實並不非得要逼著自己從一個初生的納粹變成極右派。華特・迪士尼不僅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保守派和敬畏上帝的美國愛國者，而且他也是一個毋庸置疑的資本家，他的政治哲學可謂是自相矛盾地體現在了《死亡教育》中諷刺的法西斯工人意識形態的熊熊怒火身上。
迪士尼參與製作反德宣傳片的事實無需令人訝異，因為他自己也是不情不願。不過這並不等於否定了反猶主義或其它法西斯行為的指控。事實上，當迪士尼正賣力要讓遊客紛紛湧入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樂園的同時，他甚至參與設計了一個名叫明日世界實驗原型區（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EPCOT）的法西斯烏托邦。
明日世界計劃不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主題樂園，而是一座從未完工的明日之城，與納粹政府採納的法西斯政府模型並無不同。這是一個不允許貧民窟出現的地方，它應該包含一個雛形市政區、機場及工業園區。但這個計劃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一直在持續。迪士尼的願景是要打造出一個“能夠刺激美國公司勇於提出全新的城市生活理念的未來社區”。
它是一個禁止工會、民主蕩然無存且對社會福利不屑一顧的地方。這種概念現在倒正被那些由私人維安部隊守衛的封閉社區漸漸實現。
華特・迪士尼本人曾對這個計劃發下許諾：“這個地方不會有土地所有者，所以沒人可以控制投票。人們將會租屋而非購屋，並且租金相當平易近人。這裡也不會有退休人員，每個人都要工作。”
這種對忠誠勞動的要求不禁令人聯想起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政府與納粹德國。1930-1940年代的法西斯國家就是利用這種公有化方式來國有化土地、資源跟勞動力，好使民族國家與控制公民的暴君能夠受益。也或許這其實是在圖利特定公民，這些做法最終只造就了反民主的警察國家和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必須持續不斷的勞動，然後把成果奉上給國家。但迪士尼並不想利用國家社會主義，他反而是想藉著自己在臃腫的美國資本主義中顯赫且無人能擋的角色來從土地與人民身上獲得更多權力。
迪士尼沒打算篡奪公權力，他的算盤是利用工人的勞動力來創造自己的私家軍——編寫自己的法律並交由他私人的警察部隊去執行，這麼做就是要使明日世界成為美國的一個擁有主權又不受地方或聯邦政府管轄的微社會。
正如貝尼托・墨索里尼曾有言道：“法西斯主義實在更應該被恰當地稱為公司主義，因為它是國家與公司權力的結合。”
這份遺產即使是在今天仍舊是陰魂不散。為了實現這一切，迪士尼公司在1960年代開闢了蘆葦溪改良區（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它讓這家公司對迪士尼樂園周邊的土地有了更大的控制權。自那時開始，這家公司幾乎徹底主宰了土地以及一切它認為合適的東西。這就是說，要再增建新的景點與浪費錢。
迪士尼展開遊說的結果就是得到了佛羅里達州的布埃納文圖拉湖市，那裡有大約四十名公民都受僱於迪士尼樂園，該樂園每年要迎接三千萬名遊客。住在那兒的員工沒有工會，只有苛刻的標準與要求加上少得可憐的薪水，如果他們想要離職，那就會被趕出去。與此同時，整個主題樂園都充斥著林林總總的贊助商，這本來應該能讓迪士尼有錢來給付和補償那些過勞又低薪的工人。可是這些被遊客折騰得人仰馬翻的員工結果卻只能得到每小時9.22美元的報酬。向低層員工支付更多的薪水顯然只會妨礙迪士尼王國從其忠誠崇拜者身上撈來的獲利。
這些策略對迪士尼來說甚有成效，隨著城市發展與商業中心投入，這個模型終將成為真確又明白地影響著工人與消費者的生活的藍圖。宛如1930年代的法西斯國家，迪士尼也開始審查起旗下員工的儀容——穿戴珠寶、長指甲和男人留長髮無一不被禁止——而且每個人還必須無時無刻面帶笑容。大家都知道，當我們開始要求服務生必須一刻也不能鬆懈地維持著微笑與歡愉後，這種情緒勞動便在整個美國蔓延了開來。如果你想知道是誰想出笑容可掬就可以增加獲利，那麼就請看看迪士尼吧？如果一個僅僅為了利益不顧公平正義，卻既有像國家一樣的權威又有像公司一樣的自由的法人團體算不上是法西斯主義的話，那我還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對工人的充滿法西斯傾向的待遇似乎還滲透了樂園本身。無論是迪士尼樂園還是迪士尼世界都素以密不透風的保密制度聞名，這令外界很難瞭解員工在據報的嚴格規則與要求之外究竟還受到怎麼對待。前市長同時也是公司辦公室裡的電腦操作主管的事實似乎表明，布埃納文圖拉湖市的公共與私人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即便該公司否認有任何勞資糾紛，但可能存在腐敗的證據卻仍無法有效地監督公司或員工，這種公司利益紐帶隻手遮天的情形也很類似於民族主義。
除了樂園勞動問題，迪士尼還在其實質與樂園上表現出了一種想要促進精英統治現狀和對集中化權力的微妙親和力。支持君主制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典型但仍略有分別的例子包括《白雪公主》與《睡美人》裡的公主、《獅子王》中的動物王國、《灰姑娘》對精英主義的追捧等等。撇開精英主義跟君主制，第一部《與森林共舞》也曾被批評帶有種族主義，它在支持種族隔離的同時又對黑人和原住民的形象進行了刻板化定型，《木偶奇遇記》也可以被解讀為對種族純潔的追求。雖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想太多，可是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卻確實是受華特・迪士尼的剝削影響後的後果，這與人權和公平勞動都截然相違。
迪士尼強烈反對工人組織的立場在那個極為仇恨工會與集體勞動的時代其實很稀鬆平常。這裡的一些例子是他與紅色恐慌時期（Red Scare）的電影組織以及參議員喬・麥卡錫之間的關係，後者在1950年代掀起了惡名昭彰的獵共風潮。迪士尼本人是捍衛美國理想電影聯盟（Motion Picture Allia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merican Ideals）的一員，而且也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關係密切。說及前者，相當諷刺的是他們不僅反共、反法西斯，並且也在暗地裡反猶。當時有非常多反共人士喜歡將共產主義者與猶太人混為一談。在最近一場批評華特・迪士尼的演講中，迪士尼的姪女梅莉・史翠普就證實了捍衛電影聯盟是一個“反猶行業的遊說團體”。
迪士尼不僅動用政治關係來規避勞動法規和競爭，這些都被認為威脅到了他的偽安全國家，而且迪士尼甚至揚言他要在自己的主題樂園內營造一個新世界。為了實現樂園今天享有的政治與社會獨立，迪士尼公司展開了大規模的遊說活動以便繞過監管跟稅收，並且還利用多家公司併購數千英畝的土地來供迪士尼世界所用。這個世界被一條貨真價實的護城河圍繞，裡頭還有一座迪士尼魂牽夢縈的屬這個微社會專用的機場。
還好公帑尚沒有被用來給迪士尼大興土木，但這並不代表這家公司就可以視法律為無物。說得更明白就是，它們不應該有權去決定法律該怎麼寫。如今迪士尼公司儼然已經成為這顆星球上第二大的媒體巨頭，可是它們卻從未停下想要透過影響政治來牟利的念頭。根據響應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說法，該集團在2016年砸下了400萬美元來向該年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政黨以及候選人遊說，在2015-2016年間它們的二十二名遊說者中有十七名在政府就職。
儘管華特・迪士尼被讚譽是一位烏托邦設想家，但他的個人經歷和對迪士尼公司的策略的定奪卻勾勒出了一幅比陽光、可愛的動物，或是被縫在美國的產品身上的漢堡包和蘋果派角色都還要更加殘酷的畫面。簡單來說，這個人的烏托邦歸根究底仍不過是另一個在美國真實上演的反烏托邦。
雖然迪士尼的消費文化是脫胎自它編織出的花花世界，但這家公司和這位老闆的法西斯歷史卻對美國文化與政府產生了不容輕忽的影響，這也間接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而且這家公司更不惜出於利益罔顧法律，甚至是操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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