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control-101-creating-consensus-reality
BY PATRICK HENNINGSEN
透過對主流媒體與教育機構的精心控制，精英社會工程師已經能夠將公共輿論操之在手，使之服務於自己的利益。藉由這種做法，他們可以說是創造了一種類似於“共識現實”（consensus reality）的東西。換句話說，只要控制了對於特定議題或事件的公眾共識，你就形同是直接主宰了公認的現實。
今日的這種社會工程學現象的一個主要例子可見於對戰爭與全球衝突的無情渲染，整個媒體和教育系統都在這背後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如此殫精竭力的互相相輔可以歸根究底至一個簡單的理由：賦予國家或國家機構合法性與權威。
在今天的正規教育下，學校教科書和指定的讀物都是被用來塑造學生思想的強力工具。通常說來，那些會銘記在學生的記憶裡的幾乎都不是特定的細節或事實，而是一股氛圍、印象或語氣（註1）。可以想見，這種印象更有助於學生構築一套世界觀或民族主義觀點。
教育學教授邁克爾・羅曼諾夫斯基博士（Dr. Michael H. Romanowski）曾解釋說：“教科書的權威必須搭配上技術知識所具有的那種‘客觀性’，如此它們才能使學生毫無懷疑地接受以教科書語言訴說的全部印象與世界觀。”
“儘管教科書在修辭上會辯稱它不會對歷史抱有一己之見，而是秉持客觀公正，但它們提出的仍是一套充滿價值取向的現實觀。因為知識的選擇與結構會影響我們對現實的看法，所以用於表達知識的語言和語境也顯得至為重要。教科書作者所做的就是選擇特定的語言，來在學生的腦海裡創造印象。這些印象具有權力與威嚴，何況它們是在印刷且裝訂好的教科書中呈現，所以自然散發著一道無需置疑和批評的權威光環。雖然教科書的用途很多，但它們始終是塑造學生觀點的既主導又強力的教育工具。”
在他的研究中，羅曼諾夫斯基繼續敘述了美國的學校教科書是如何使用謹慎的用詞來帶過在二戰期間被拘留在日裔集中營裡的日裔美國人，同時也巧妙地揉和了任何對美國政府這種舉動的踏實批評。有些人會把這種行為稱為教化，不過另一些人可能會覺得那是洗腦。
教育機構所奉行的大部份意識形態指導，都是由像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透過全球治理體系來提供並資助。這個以歐洲跟北美為表率的“蘇維埃式”全球管理與文化共同體是許多的非政府組織（NGO）在負責運作，這特別是上承自聯合國的“2030年議程”，這是一套攸關未來二十幾年的全球性官方指示。在此之前這些都屬於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旗下，後來有它們來自紐約與日內瓦的自命文化權威與社會工程師對它們進行了大幅修改與校正。經過這個全球體系，社會工程師便能夠簡化國際間的語言和政治思想，同時為下一代準備好一套讓他們接受的新消毒過的政治現實。
過去二十年來，代表國家與國防企業的主流媒體企圖宣揚永無止盡的戰爭故事的努力已變得日益明顯。儘管有許多批評之聲、數以千計的網絡文章和基進份子在活動，但這對建制派而言根本不痛不癢。
澳洲記者兼電視製作人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可說是近來少數致力揭露西方的制度性戰爭宣傳的主要聲音之一。他也是非主流媒體的一員，僅有這些媒體敢於挑戰美國總總歐巴馬“締造和平者”的形象。
據皮爾格寫道：“2009年，人正在可謂歐洲腹中的布拉格的歐巴馬總統向他面前的成群崇拜者承諾，要讓這個世界擺脫核武器的陰霾。人們高聲歡呼，有人甚至當場哭了出來。接下來則輪到媒體負責報佳音，之後歐巴馬就獲頒了諾貝爾和平奬。這一切都是謊言，他滿口謊話。歐巴馬政府實際上製造了更多核武器、更多核彈頭、更多核子載運系統和更多核工廠。歐巴馬任內關於核彈頭的支出要比歷任所有美國總統都還要多。三十多年這些支出已經超過一兆美元。”（註2）
論及主流媒體的合謀，皮爾格繼續補充說：“假如記者和播報員能盡職點，勇敢去質疑宣稱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宣傳；如果喬治・布希和托尼・布萊爾編造的謊言沒有被那些記者放大與附和的話，那麼2003年的伊拉克入侵事件就有可能不會發生，如此成千上萬名男人、女人與兒童都不必枉死。”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發現國家、教育系統跟媒體是如何暗通款曲來塑造西方公眾對全球軍事冒險主義的認同。
如今，有一系列尚不是那麼明顯的全新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漸完善中。像Google這樣的巨型企業現在正壟斷著數據，這些企業握有的龐大信息與“智能”數據網絡令它們能夠讓相對少數的人對數十億人產生無遠弗屆的影響——但大多數人卻根本無從得知在幕後到底發生了什麼。
從社會工程學的角度來論，這可以被形容為是一種大眾心理控制的形式。通過各種操縱搜尋引擎及其結果的伎倆，任何集團都將可以影響公眾對各式議題和問題的看法——這反過來又會決定政策的實施、政治的結果甚至是什麼法律會被通過。再一次，透過控制共識現實，精英成功創造由他們決定好的現實。
作家羅伯特・愛潑斯坦（Robert Epstein）對像搜尋信息這麼簡單的事情是如何被Google的數據霸權商品化與塑造提供了一些洞見：“Google的搜尋引擎是如此之好又這麼受歡迎，這讓這家企業的名字現在已經成了世界各地的語言中數一數二流行的動詞。去‘餵狗’的意思就是在Google的搜尋引擎上查找資料，事實上全世界的大部份電腦用戶現在都是這麼來獲得關於任何事情的幾乎所有資訊。他們非常習慣餵狗。所以Google已經成為大概所有類型的知識的大門，主要是賴於它的搜尋引擎非常擅長為我們列出我們正在尋找的資訊，幾乎總是能在我們開始搜尋的第一時間——就為我們把答案陳列在‘搜尋結果’列表的第一位。”（註3）
另一個令人憂心忡忡的趨勢是國家在21世紀的知識管制暴政上正走得愈來愈遠。當你考慮到如果人們對於他們拜訪的網站或輸入到Google去搜尋的字眼過於避諱或過於自我膨脹時，這可比國家窺探公民還要更為可怕。試想如果我們的私人生活變成了公共財產的話，那會是何種面貌？在全球首屈一指的警察國家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最近宣布了一項名為《監聽者憲章》（Snooper’s Charter）的新法案，該法案將賦予這個奧威爾政府及其安全機構去追蹤英國公民過去兩年來的網絡使用和網頁瀏覽記錄——無需任何司法監督。澳洲也已經通過類似的舉措。
全力推動該法上路的梅伊被批評是想要以此來規避來自評論家和公民自由團體的公眾監督。
當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一位匿名的政府消息人士更向《獨立報》重彈了老掉牙的套路：“恐怖份子和罪犯活躍在網絡上，我們需要確保警方與安全部門能跟上現代世界的腳步，繼續保護英國公民免受我們面臨的許多嚴重威脅。”（註4）
這話聽起來簡直就像是從泰瑞・吉連（Terry Gilliam）的《巴西》（Brazil）蹦出來的。
蘇格蘭喜劇演員法蘭基・博伊爾（Frankie Boyle）也曾挑侃過這種情況：“這需要的不是酒醉後的餵狗（Googling）：你需要的只是不小心在搜尋欄錯打出一個“bong-making”，然後你很快就會被迫穿上橘色連身衣，再被裝著《聖經》的枕套暴打。”
他繼續說道：“這項法律將會創造非常多工作機會，因為負責監視我們所有通訊的人（他們會看見比Skype上更多的未經請求的勃起）恐怕會一天到晚巴不得把他們滿口尖叫的臉埋入肉磨機。”（註5）
一次又一次，政府一再重複著同樣的陳腔濫調，堅持認為唯一需要警惕的人就是那些藏著什麼的人。如果真是如此，那麼為何我們反而不應該被允許窺探國家呢？它們真的不應該介意的。畢竟每個公民都有責任應該去瞭解自己的國家和它的盟友到底都在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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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Problems of Bias in History Textbooks’ by Michael H. Romanowski, www.socialstudies.org/system/files/publications/se/6003/600310.html
2. ‘A World War Has Begun’, 21stcenturywire.com/2016/03/23/pilger-a-world-war-has-begun-now-break-the-silence/
3. ‘The New Mind Control. “Subliminal Stimulation”, Controlling People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by Robert Epstein, aeon.co/essays/how-the-internet-flips-elections-and-alters-our-thoughts
4. ‘Snooper’s charter: Theresa May to present revised Investigatory Powers Bill with tougher privacy protections’ by Nigel Morris, The Independent, 1 Mar 2016
5. ‘The snooper’s charter: one misspelled Google search for “bong-making” and you’ll be in an orange jumpsuit’ by Frankie Boyle, The Guardian, 11 Nov 2015
本文作者帕特里克・亨金森（Patrick Henningsen）是新聞分析網站《21世紀電報》（21st Century Wire）的創辦人兼編輯，他也是RT國際新聞的外交與政治分析師，詳見www.patrickhenning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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