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the-bogomils-europes-forgotten-gnostics
BY PAUL TICE
現代世界只有很少人曾經耳聞過在保加利亞一帶活躍過近七個世紀的波各米勒派（Bogomils）。儘管幾乎遭到遺忘，但它們仍然代表了一場極為重要的運動，任何對諾斯底主義、靈性自由、法國的潔淨派（Cathars，這個派別接替了它們）以及宗教歷史感興趣的人都不應該錯過這段歷史。
在它們活躍的從公元900年中至1400年末的大部份時間裡，波各米勒派都不斷企圖要恢復基督教最原初也最純粹的面貌。由於它們的行為被判定是對教會的威脅，所以它們遭到了強烈的迫害。
它們原來的家園很可能是在馬其頓，它們從那裡一路傳播往拜占庭帝國上下，最終在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與波士尼亞繁榮昌盛。它們的精神後裔是更廣為人知的潔淨派，所以它們的影響力實際上更遠達義大利和法國南部（註1）。經過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數個世紀以來的刀劍相向後，他們終究還是選擇了投降——只不過是對伊斯蘭教而不是基督教（註2）。
起源
波各米勒派一名是得自其創始人波各米勒，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朋友”或“上帝所鍾愛的”。他是一位在彼得一世統治時期（927-968）居住在馬其頓山區的鄉村牧師，這有兩份早期的保加利亞手稿為證（註3）。
波各米勒派的悠久歷史其實可以追溯洄更前一個世紀。當鮑里斯一世（Khan Boris I）在864年受洗成為基督徒後，希臘傳教士便也在不久後沓至而來。基督教接著開始迅速傳播，但卻遭到很多人反對，不同的聲音也漸漸蔓延。
拜占庭帝國對為數不少的持不同意見者倍感親切，每每都將他們驅逐出境。如同歷史學家唐納・尼科爾（Donald M. Nicol）解釋：“如果有哪一個地方尤其盛行異端邪說，國家官員就會強行下令整個村莊的人口移居到帝國的其它地方，他們在新的地方將會被淹沒，或者說是被新鄰居同化。”（註4）然而，相比起驅逐冥頑不靈的保加利亞人，拜占庭卻在872年決定把一批名叫保羅派（Paulicians）的亞美尼亞異端安置到保加利亞邊境。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保羅派最後不但沒有皈依正教，反而還繼續要宣揚它們的摩尼式教義，這種教義主張在宇宙間存在著善與惡的二元鬥爭。它們的信仰深深影響了波各米勒派的誕生，而波各米勒主義就這麼在差不多950年悄然興起。
儀式與信仰
不同於挑選牧師，每個波各米勒支派都會選出一群長老來負責領導。因此，所有滿懷熱誠的信徒都有成為領袖的可能。它們的會議可以在任何一戶家或建築，甚至是在戶外舉行，因為它們相信上帝並不會將人類侷限於特定的石製建築物。上帝的靈留在每個人的心中，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辨認出來。這對教會而言是一個十足的威脅，這種想法的普及更不在話下。波各米勒主義能如此盛行還該歸功於一部分信徒樂於將收入捐給窮人和病患，旅行者和傳福音者也都能得到幫助。
早期的波各米勒教徒反感《舊約》，主要篤信《新約》。後來的拜占庭波各米勒教徒接受了《詩篇》跟十六部《先知書》。它們崇尚的版本是意圖以最純粹的形式體現原始教誨信仰的努力，即是在基督教有變以前。三位一體學說被當作是胡言亂語遭到排斥（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教義；這個觀念從未出現在最早的基督教教義裡）。十字架也被它們認為是邪惡的，畢竟那是被用來釘死基督的工具。它們問道：“假使有人用一塊木頭殺死了國王的兒子，你覺得國王會認為這件武器很神聖嗎？”所以使用十字架當作標誌也被不屑一顧；它們更青睞《主禱文》，因為它不會變成是在歌頌精神領袖被謀殺的慘劇。
它們否認再臨、末日審判、死者復活這些信仰，因為這些都與物質肉體的救贖有關，但波各米勒派視物質為邪惡原則。就像它們以前的諾斯底派，它們認為神聖的“火花”或人類靈魂是被困在這個邪惡的物質世界中。要想達到與上帝的融合，人就應當避免與肉體世界的深入。因此，這班“選民”放棄性交、吃肉與美酒，波各米勒派在其長時間的歷史裡都一直恪守著這種戒律。
當這些選民開始奉行這般簡樸生活後，他們遂開始指責正教神職人員的懶惰、貪杯和貪財——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所言非虛。波各米勒派認為正教已經因為這些所作所為而不配被稱為基督徒，故也只有它們自己才堪稱為真正的基督徒。
要成為一個波各米勒教徒首先須先經過一個簡單的兩段式入教儀式，這被叫做“基督的精神洗禮”，與波各米勒派排斥的東正教洗禮相反，後者是託著聖約翰之名並使用聖水（註5）。入教者要通過禱告、禁食以及告解來進行準備，主辦者會將《約翰福音》按在入教者頭上；然後他們會一同呼喚聖靈與誦讀《主禱文》。接下來的ㄧ段禁慾考驗過程將從性、葡萄酒、紅肉跟帶血的食物（魚類除外）開始，一旦通過，入教者就可以在集會的眾人面前繼續第二階段。此時他要面向東方，《約翰》和在場弟兄們的手都會按在他頭上，並一起高唱讚美詩。有一位學者認為，在第一階段完成後入教者就可能會被稱為波各米勒教徒，完成第二階段後他又會從“信徒”升格至“完人”或“被揀選的人”。
波各米勒派與正教的其中一個主要區別就在於對邪惡的看法：
教會教導說，神是所有完美的源泉，而且這整個世界以及所有有形與無形之物都是祂的造物。然而，一個人即使不是哲學家也能很輕易注意到這個世界充滿了道德和肉體之惡——痛苦、殘暴、腐朽、死亡——無一不缺。既然如此，身為至高之善的上帝怎麼可能是苦難和邪惡的原因呢？祂應該為戰爭、瘟疫、富人對窮人的壓迫負責嗎？波各米勒派對此至少有一個邏輯一致的答案：邪惡與痛苦是這個世界固有的，因為世界本來就是邪惡之神所造（註6）。
時間到了1050年，這時波各米勒派已經傳到拜占庭。備受皇帝喜愛的僧侶游提米（Euthymius Zigabenus）在從旅途歸來後猛然發覺異端邪說已經腐蝕了他的修道院，於是他便著手準備要揭發異端。
一位名叫迪比拉提烏斯（Diblatius）的波各米勒教徒在被捕歷經嚴刑拷打後，終於供出了許多高階的波各米勒教徒的名字，其中包括他們的最高領導人巴希爾（Basil），他已經教導這些學說有五十年之久。巴希爾是在渾然不覺間落入了圈套，皇帝阿歷克塞（Alexius）和他的兄弟先假意對波各米勒主義有興趣，當巴希爾在宮廷裡應答時，一位秘書就躲在窗簾背後記下他的話。當這場招供結束後，阿歷克塞就退下帷幕並命人逮捕了他。
巴希爾的核心追隨者和十二名主要門徒紛紛被抓，由於很多人拒絕改信，所以阿歷克塞宣布要將所有波各米勒教徒通通燒死，但給予他們選擇是要在十字架柴火堆還是單純的柴火堆上被燒死。那些選擇十字架的人被宣判為擁有正統信仰，其他人則被送往監獄，他們要在那裡進行每日懺悔。那些堅持自己信仰的人會被終生監禁，但據安娜（Anna）補充說：“他們都有被充分供給食物與衣物。”（註7）
巴希爾在1111年被捕，然後在1118年或1119年被燒死。大量人群出席的競技場被堆置成堆的乾柴，他可以決定是要走向一副巨大的木製十字架還是火堆。由於拒絕了十字架，他終究被丟入烈火中。巴希爾之死可謂標誌著波各米勒派在君士坦丁堡的影響的終結。
儘管波各米勒派與拜占庭東正教長年來彼此衝突不息，但令人驚訝的是該帝國只有一次曾公開處刑過波各米勒教徒。正如奧博倫斯基（Obolensky）指出：“阿歷克塞一直恪守著一點，即在與異端打交道時，往往以勸說的方式為先。”（註8）
波士尼亞
在1100年末，波各米勒派也在塞爾維亞遭到嚴重迫害，不過波士尼亞卻是一處相對安全的避風港。波士尼亞的第一位偉大統治者是古林賓（Great Ban Kulin，賓是匈牙利人國王的地方尊稱）。他的統治是從1180年直到1204年，算是一個盛世。波各米勒主義在當地極為盛行，受到許多貴族與地主的接受。他們創建了一個由“主教”領導的“波士尼亞教會”，主要是由一群同時也擔任傳教士的半僧侶奉獻者團體在做事（註9）。最讓人驚奇的是，連古林賓本人和波士尼亞的羅馬天主教主教都皈依了波各米勒派，這使羅馬教會非常譁然。教宗和匈牙利天主教國王的迫害（戰爭威脅）最後仍使得古林在1203年放棄信仰。雖然有古林的“變心”，但波各米勒主義仍舊繼續蓬勃發展。
當古林逝世於1204年後，坐立難安的教宗隨即任命了信奉羅馬天主教的賓王。一群傳教士也為了糾正信仰來到波士尼亞，結果呢？羅馬天主教任命的賓王轉信波各米勒主義，波各米勒教會亦像野火一般燎原——不僅是在波士尼亞，同時還遍及斯拉沃尼亞、克羅地亞、伊斯特里亞、達爾馬提亞和卡尼奧拉。至於那些教宗遣來的傳教士，截至1221年，在波士尼亞除了波各米勒教徒之外再無別的神職人員。
1222年，匈牙利發起了第一次後來總計有三次的針對波各米勒派發起的軍事行動，這是在法國阿爾比恩十字軍發生後。波士尼亞立刻將羅馬天主教的賓王趕出國，接著任命了一位名為尼諾斯拉夫（Ninoslav）的波各米勒派領袖。這場戰爭綿延數年，陷入僵局。尼諾斯拉夫也面對著與古林一樣的皈依天主教的壓力，但這整個國家早已對此感到習慣，所以能夠繼續上下一心保持波各米勒派的身份。戰爭摧毀了農村，可是每當入侵者撤退，波各米勒教徒就會重新歸於他們的信仰，以人民的力量與繁榮作為後盾。
直到13世紀末，在經過多次失敗之後，匈牙利才終於放棄入侵波士尼亞。來自羅馬的沮喪聲浪甚至揚言匈牙利自己更該成為十字軍鐵蹄的目標。強大的蘇比克家族（Subic family）在1322年被推翻，一位波各米勒教徒史蒂芬・科特羅曼尼奇（Stephen Kotromanic）被選為賓王。他在1326年成功奪得匈地（日後的黑塞哥維那），並挫敗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的企圖，使波士尼亞第一次進入海洋。這個國家繁榮的農場和礦業現在有了一條直接的出海口，這造就了一個非常成功且盛行異端的國度。僅僅在一年前，教宗還寫信告訴科特羅曼尼奇說：“您深知自己是教會忠實的兒子，我們因此呼籲您根除您領地中的異端...他們的言辭就像爬行的螃蟹，他們謙遜地爬著，但卻秘密殺人，宛如披著羊皮的狼。”
讓我們再讀一遍。到底誰才是意圖“秘密殺人”，所以向國王發信要求他“滅絕”自己的人民的人？只要詳細研究起教宗教權的歷史，就可以發現它幾乎與黑手黨一樣腐敗。那些熟悉羅馬教會史的人都不會對這些策略感到訝異。
保加利亞
在1207-1218年統治保加利亞的沙皇博里爾（Tsar Boril）相當厭惡波各米勒派。他篡奪王位，把合法的王位繼承人伊凡・阿森二世（John Asen II）逐出國家、流亡俄羅斯。反異端法律接著在1211年頒佈，幾乎與西方對潔淨派的十字軍征討同時發生（註10）。有很多異端都為此受審入獄。
伊凡・阿森二世的追隨者在1218年扳倒了博里爾，而且還弄瞎了他，於是本來的王位繼承者終於得以歸來。在1218-1241年進行統治的阿森普遍被認為是保加利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君主，保加利亞文化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鼎盛。
波各米勒派在博里爾統治期間一直支持著流亡在外的阿森，而伊凡也從未忘記過這點。他們現在享有完全的保護與自由，這表明保加利亞的興盛亦與波各米勒派的興旺不無關係。教宗額我略九世向匈牙利國王（保加利亞是其附庸國）抱怨異端獲得的善待，所以一場十字軍東征即在1235年召開，結果鎩羽而歸。
伊凡・阿森二世治下的保加利亞達到鼎盛絕非巧合。波士尼亞也取得了足可媲美的偉大，與此同時波各米勒派也在那裡昌盛著。這些非常成功的國家都奉行諾斯底信仰，那麼任何外國或教宗又憑什麼要在它們處於高度發展時決定那些民族的信仰，何況那些信仰還備受歡迎？
潔淨派遺產
波各米勒主義也有進入俄羅斯，但受它影響最大的還是法國南部的潔淨派。潔淨派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波各米勒派傳教士，他們通過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北義大利在10-11世紀來到法國（註11）。大多數嚴肅的研究人員都相信潔淨派是波各米勒派的直接產物，不過也有一個較小的陣營主張潔淨派是形成自法國歷史悠久的摩尼教學校，然後在11世紀才與波各米勒派有所接觸。
根據已故的羅馬尼亞學者約安・庫里亞諾（Ioan Couliano），這種差異是源自於兩個截然不同的潔淨派團體：“...一個是是純粹的波各米勒式團體，另一個則有著激進的二元論知性起源，是奧利根主義和摩尼教的混合...這兩種類型的潔淨主義也許不具有共同教義，但仍抱有相似的道德標準，源自波各米勒主義。”（註12）庫里亞諾說明了他認為這第二個潔淨派團體是如何起源於巴爾幹地區。
波各米勒主義對潔淨派的直接影響是發生在12世紀。榮格在他的《基督教時代》（Aion）提到了一份被發現於法國卡爾卡松的宗教裁判所中的異端檔案。這份檔案，據他說：“涉及基督最愛的門徒約翰據稱曾接獲的啟示，因為他‘安息在主的懷裡’。”榮格指出，這份拉丁文文件包含了古保加利亞文的單詞osob，意思大抵是“個性”或“性格”。他還提到，潔淨派與這份檔案的作者一樣（暗示兩種不同的信仰）認為，惡魔才是這個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註13）。
榮格的敘述和奧博倫斯基對《潔淨派秘書》的描述很相似，這本書又名Liber Sancti Johannis或Faux Evangile。它是“...耶穌基督和他最愛的門徒、新約福音作者約翰的對話。聖約翰在最後的晚餐上倚靠在他的主的胸膛前，並向他詢問世界之起源、屬靈的生命及萬物的終結。”（註14）對波各米勒教徒而言，約翰的著作一直都是最受崇敬的。然而，宗教裁判官卻在這份卡爾卡松手稿裡寫道：“這本卡爾卡松異端的《秘書》是被他們那位錯誤百出的主教納匝略從保加利亞帶來。”（註15）
因此，《秘書》是一部斯拉夫作品（原文中僅收錄隻言片語）的拉丁文翻譯，並被一位名叫納匝略的高階波各米勒教徒帶到西方。所以，即使波各米勒派並沒有直接教導潔淨派，那至少也曾對後者產生深遠影響。
這種相似性還延伸到入教祈禱儀式以及一些教義，包括對《主禱文》的情有獨鍾、對婚姻的否定、對物質化身學說的反對、禁慾主義、拒絕建立教會、相信作為上帝的兒子的惡魔是這個世界的不義統治者，等等。根據記載，有許多潔淨派成員在阿爾比恩十字軍期間都逃去了波士尼亞。據一名義大利的宗教裁判所成員雷尼勞・撒幹尼（Reniero Sacconi）表示，潔淨派教會從黑海一直延伸到了大西洋。黑海比鄰著巴爾幹半島，那裡從未出現過任何正式的潔淨派據點。他寫下這些話的時間是在潔淨派十字軍開始的四年前，這反映出了那些接觸不僅是出於恰逢需要，同時也更是因為長久以來的精神信仰之根。
在從1202年發動的阿爾比恩十字軍行動中，潔淨派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殘酷打擊。光是在1244年的法國就有超過一百萬名潔淨派教徒被屠殺。例如，西多的天主教主教便下令處死貝濟耶這座潔淨派之城的兩萬居民，他們的城市也跟著被付之一炬。有少數天主教徒亦難逃一劫，因為教廷對士兵下達的命令是：“把他們全部殺光；上帝會明辨他們誰是誰。”在巴爾幹地居確實也出現過幾起謀殺，不過牽連婦女與孩童的大規模城鎮屠殺並沒有發生。
對波士尼亞與保加利亞來說，最難得可貴的是這些異端信仰能夠在不為外界干涉的情況下興旺。法國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區是潔淨派的大本營，在教會發起迫害之前同樣相當繁盛。這種一片繁榮的情況很可能引起了它們的注意。大部份的貴族都是潔淨派，上層階級的孩子會就讀潔淨派學校，這裡的識字率還位居全歐洲之冠，其公民也是法國教育程度最高的，而且不同階級之間的隔閡也很小，在教會強力介入之前，基督徒和潔淨派都一起過著和平的生活。這種成功之道幾乎是沿循著從波各米勒派傳下來的同一張藍圖。
衰落
波各米勒主義在步入14世紀時已經漸漸衰落，這部分是因為奧博倫斯基所謂的“那個時代的普遍道德消沉”，也部分是受到麥撒憐主義（Messalianism）的影響（註16）。這個名字源於敘利亞語，意為“祈禱者”。它們的主要信仰是所有人天生都有一個居住在心中的惡魔，只有通過禱告（而非正教徒相信的洗禮）才能被驅逐。對於那些已經驅逐惡魔的人而言，罪已經從此消失一空，所以許多麥撒憐教徒沉迷於他們的正教反對者厭惡的性狂歡。他們安貧度日，不做體力活，而且允許女性擔任教者。
麥撒憐派在8-9世紀期間進入保加利亞，並對波各米勒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兩個教派在11世紀時尚處於自成一格，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開始融合，直到14世紀這兩個教派完全融匯在一起。麥撒憐派的極端縱慾直接導致波各米勒派褪去了清教徒式的節制。
匈牙利最終在1408年擊敗了波士尼亞，一百二十六名波士尼亞最富有且最具影響力的貴族遭到斬首，然後被從多博伊岩扔進波士尼亞河。剩下的貴族，像是西吉斯蒙德（King Sigismund）的波各米勒派對手赫爾沃耶（Hrvoje）也在1409年舉白旗。
作為獎勵，他被允許保留以前的置產以及斯普利特公爵這個頭銜，而且他還被西吉斯蒙德任命為波士尼亞中尉。另外他也獲得了一些在匈牙利的置產，包括波熱加及其縣區，還有紹莫吉州的謝蓋什德（註17）。
可是好景不長，當前哨部分駐紮在波士尼亞南部的赫爾沃耶在1413年率軍襲擊了鄰近的匈牙利保護國黑塞哥維那後，西吉斯蒙德立即就沒收了赫爾沃耶的所有土地並宣布他是反賊。赫爾沃耶的大多領土都接受了來自匈牙利的通緝，但赫爾沃耶本人卻不然。他對匈牙利男爵們的抗議充耳不聞，所以現在被流放的赫爾沃耶轉向了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在1386年首度入侵波士尼亞，此後衝突一直沒有間斷。他們在1414年左右正式駐紮在波士尼亞部分地區，赫爾沃耶也在同一時間開始延攬他們。在1413-1414年的冬天，波各米勒派與土耳其人的聯軍從匈牙利人手裡奪回了一些城堡。但匈牙利人背後可還有源源不斷的援軍。1415年，他們在距離多博伊岩僅有幾英里外的烏索拉之役打敗匈牙利軍隊，使匈牙利人死傷慘重；那些保住一命的人還必須付出贖金。這一場戰役使匈牙利元氣大傷，甚至令其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一夕化為泡影，數十年後也只成功恢復了一些勢力。
在整個15世紀，土耳其人都在持續不斷地擴張。隨著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塞爾維亞暫時重獲獨立，它在1459年復國，接著在1463年入侵波士尼亞。最後一位波士尼亞國王，托馬塞維奇（Tomasevic）是第一位也是最後一位在天主教批准下加冕的國王。他與支持他的很多貴族一起在1463年被斬首。
很多波各米勒教徒都歡迎這場入侵。歷經過東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會後，“他們寧可被蘇丹征服，也不願被教宗改信。”（註18）新的統治者鼓勵他的臣民皈依伊斯蘭教；那些願意改宗的人都能保留他們原有的土地與封建特權。有些人甚至還因此獲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地位：有的皈依伊斯蘭教的農奴從此成為了自由的農民。另一方面，沒有改信的基督徒在穆斯林法下則淪為沒有財產和公民權利的農奴。如同其中一個記述來源所說：“在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基督徒正受到成為地主的土耳其人與他們改變了信仰的上層階級的雙重打壓跟剝削。”（註19）
這些改信的上層階級是何許人也？其實他們就是波各米勒派的貴族。他們保留著自己的語言，“他們表現出了皈依者常有的熱切，在宗教狂熱程度上甚至連奧斯曼人都難以望其項背，”有時，這份狂熱更變得“比忠誠的指揮官都還要熱衷於伊斯蘭教”（註20）。到15世紀末時，波各米勒派已經融入了穆斯林。
如果教會能像伊斯蘭教那樣與波各米勒派好好談談，允許他們有在基督教會內的精神自由的話，那麼也許事情本可以有些不同。匈牙利不斷被當作入侵波士尼亞的力量操縱，明明那時每個人（匈牙利人、波士尼亞人和羅馬）都應該團結一致對抗奧斯曼帝國，而非同室操戈。伊斯蘭教的傳播原來應該會受挫或減緩，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對此有很好地總結：“要不是因為教宗的狹隘，我們就不會讓土耳其人在歐洲橫行五百餘年。”（註21）
德羅夫和艾凡豪
近來出現了兩位出生在保加利亞的神秘學家，彼得・德羅夫（Peter Deunov）和他的弟子奧拉姆・艾凡豪（Omraam Mikhael Aivanhov），他們都聲稱自己是波各米勒派的精神後裔。儘管他們可能不能被嚴格地歸屬為波各米勒派，但仍的確也許是血統上的後裔，而且他們的教義顯然也秉持著同樣的精神。
彼得・德羅夫（1864-1944）在回到保加利亞前曾在美國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他歸國後成為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聖人。雖然被保加利亞的神職人員指控是在腐蝕大眾，但他在去世時仍擁有超過四萬名追隨者。目前在全球至少有二十六個國家還在尊奉德羅夫的教導。
德羅夫的學生奧拉姆・艾凡豪（1900-1986）在1938年離開保加利亞並定居法國，但他終其一生都對其信仰相當堅毅。據作家喬治・費斯坦（Georg Feuerstein）說：“通過復甦了他祖國的古老諾斯底遺產的彼得・德羅夫，艾凡豪找回了那條聯繫往10世紀的波各米勒派與早期諾斯底學校的強大世系。”（註22）
艾凡豪擁有與波各米勒派相似的詮釋風格，也就是都是以更深刻、神秘的感覺來看待《聖經》。他談及諸多失傳已久的古代真理，這些都被他認為表達在了《聖經》裡。費斯坦曾誇讚他是“一位致力為他的那些早已忘記自己的智慧傳統的同時代人解釋古代秘儀傳說的大師。”（註23）
波各米勒派在今天早已了無蹤跡。它們的成就在西方向來不為人知，但卻仍舊是諾斯底教和宗教歷史中的重要段落，這段歷史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正有決心的團體是如何負嵎求生，並且在迫害下維繫長達數百年的繁榮。
____________________
Footnotes：
1. Dmitri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Eastern Europe, 500-1453 (New York: Praeger, 1971), pp. 125-6.
2. Will Durant, The Age of Faith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0), p. 769.
3. James Hastings, 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8), p. 784.
4. Donald M. Nicol, Church and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01-02.
5. Dmitri Obolensky, The Bogomil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15.
6. Obolensky, The Byzantine Commonwealth, p. 122.
7. Quoted in Obolensky, The Bogomils, p. 203.
8. Ibid., p. 205.
9. H.C. Darby, R.W. Seton-Watson, et al., A Short History of Yugoslav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59.
10. Obolensky, The Bogomils, p. 234.
11. Ioan P. Couliano, The Tree of Gnosi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p. 41.
12. Ibid.
13. C.G. Jung, Aion: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 trans.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45-48.
14. Obolensky, The Bogomils, p. 227.
15. Steven Runciman, The Medieval Maniche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7), p. 108.
16. The Bogomils, p. 264.
17. Pal, Engel, The Realm of St. Stephen: A History of Medieval Hungary, 895-1526, trans. by Tamas Palosfalvi, (I.B. Tauris, Hungary, 2001), p. 234.
18. Phyllis Auty, Yugoslavia (New York: Walker and Co., 1965), p. 50.
19. Ibid.
20. Darby, Seton-Watson, et al., p. 64.
21. Rebecca West, 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 A Journey through Yugoslavia (MacMillan & Co., London, 1942), p. 301.
22. Georg Feuerstein, The Mystery of Light: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Omraam Mikhael Aivanhov (Sandy, Utah: Passage Press, 1994), ms. p. 318.
23. Ibid, p. 334.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