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類主義：一部危險思想史－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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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humanism: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超人類主義：一部危險思想史》

 

David Livingstone

大衛・李文斯頓

 

“（主說）‘阿丹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樂園吧，你們可以隨意吃園裡的食物。但不要臨近這棵樹；否則，就要變成不義者。’但惡魔教唆他倆，以致為他倆顯出他倆的被遮蓋的陰部。他說：‘你倆的主禁你們倆吃這棵樹的果實，只為不願你倆變成天神，或永生不滅。’”

——《古蘭經》，〈高處〉7:19-20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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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症

發達國家的所謂民主社會最大的成功就在於，它們一勞永逸地擺脫了曾使蘇聯這種失敗的實驗瓦解的異議與批判聲浪，並一直將自己的政治體系標榜為不受國家擺佈的獨立元件。問題是，這些社會的人民幾乎都完全依賴於傳統的消息渠道，例如教育系統和“自由媒體”，但他們卻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全都是在一個從未被大白於天下的中央控制元的幕後操縱之下。然而，事實總是遠比小說還要來得光怪陸離。奇怪的是，那些有話想說的人往往會被貼上“陰謀論者”的標籤，然後被拿來與充滿偏執妄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提並論。

精神分裂症這個術語源自於希臘文的schizo和phren，它們的含義是“分裂的神智”，經常被和“多重人格障礙”弄混。精神分裂症是一種精神障礙，常見的症狀包括出現錯誤的偏見、錯亂的思維、幻聽、社交能力和情緒表達大不如前。換言之，精神分裂症是“反常”社會行為的表現，分不清楚“現實”也算在內。儘管某些形式的質疑確實已經有點病態地走火入魔，但當掌權者能夠一邊談論政治真理一邊界定何者為“真”的時候，潛藏的危險其實就已經如影隨形，因為這隨時都有可能會化成打壓批判性思考的藉口。

 

比方說，世界衛生組織就在《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ICD-10）中列出了“偏執型人格障礙”的特徵，包括：“熱衷於以沒有事實根據的‘陰謀論’來解釋事件，無論是發生在患者身上甚至是以至整個世界。”（註1）這個標籤證實了英國醫學協會的擔憂，那就是精神病學受濫用的可能要遠遠高於其它醫學領域：“對精神疾病的診斷允許國家可以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扣押對象，然後以該對象與社會的福祉為名對他或她施以強制治療。”（註2）

 

這種濫權的情形曾在1969年真實發生過，當時蘇聯被曝光正在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來懲罰和虐待異議人士。然而，正如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在《發瘋的美國：不良科學、惡劣醫學與對精神病患者的漫長虐待》（Mad in America: 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中指出，這回美國可不能馬上扔石頭。那時的美國與蘇聯同樣在有多少國民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患者這方面遙遙領先其它發達國家，而且這種標籤實際上也有政治用途。有許多診斷很可能都受到偏見影響。1958年，第一位申請就讀密西西比大學的非裔美國人就躲不過被關進國家精神病院的下場。除此之外，在1970年代初，美國的各個機構也經常濫用抗精神病藥來鎮靜智能障礙人士、老人和少年犯。馬薩諸塞州、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俄亥俄州以及其他地方也紛紛傳出各種訴訟，都是由那些因為強迫性精神治療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的病人提出的。（註3）

 

在1970年代，美國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John Mitchell）的妻子瑪莎・比爾・米切爾（Martha Beall Mitchell）甚至因為宣稱理查・尼克森總統的政府在從事非法活動而被認定患有偏執型精神障礙。她的許多指控後來都被證實為真，從此以後，當真的是在說實話的指控被駁斥為妄想後，這種精神健康誤診便被稱為“瑪莎・米切爾效應”（Martha Mitchell effect）。

 

瘋狂

 

在發表於《精神健康》網站上的〈偏執症與陰謀論〉（Paranoia and Conspiracy Theories）一文中，艾倫・施瓦茨博士（Dr. Allan Schwartz）則無意地提出了一個修辭性的問題：“這些陰謀信念到底是其來何處，又為什麼它們都堅信政府掩蓋了什麼？”接下來是一段免責聲明，“首先，曝光陰謀的發生的確非常重要。”但問題仍然沒有懸而未決，究竟陰謀研究在什麼時候可以算是合法詢問，又在什麼時候該被歸類於偏執妄想？雖然陰謀這種東西究其本質是秘密的，而且往往錯綜複雜甚至匪夷所思，但是它們可能很難卻並不一定沒辦法獲得證實。相反地，把陰謀論一概而論當作“偏執症”卻是媒體用來誣衊辯論的懦弱地訴諸人身式謬論。在《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這本書中，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注意到：“‘陰謀論’這個術語總是不斷被提了又提，我認為這只是為了阻止對現有體制的分析。”（註4）

 

反過來說，隨時對當權者的所作所為抱持警惕才是心理健康的唯一真實表現。任何群眾都與統治他們的人相差無幾，所有世俗權力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所以必須要有警惕的公民來監督。一旦忘記了我們對社會與政治活動負有個人責任，那麼我們集體的末日便不遠矣。可是，由於媒體與學術界對那些被譏笑是“陰謀論”的例子完全置之不理，所以那些懷疑有某種隱秘議程在運作的人就只能孤軍奮戰，而且他們業餘地研究技巧常常導致他們落入天馬行空的妄想，結果更為陰謀論增添壞名聲。雖說如此，即便不像他們的許多主張所說的那麼牽強，但哪怕是最淺嘗輒止的調查也可以證明有大量證據支持滲透當前權力體系的很多邪惡活動確實存在，還有流行文化究竟已經淪落成了什麼樣的迪士尼糖衣幻想。

 

這一切背後的真相是一段深受秘密社團影響的怪異歷史，這些社團全都信奉著古怪的迷信，並且致力於通過秘密手段來獲得統治全球的力量。矛盾的是，被用來駁斥對這些秘密社團的有害影響的批評的那同一個標籤，即源自於精神病學傳統的術語精神分裂症其實也有著它們的神秘學意識形態根源，這就是時下所云的“超人類主義”。精神分裂症實際上也是在描述古代的神秘主義者達到的意識狀態，譬如中亞的薩滿或古代神秘學派的實踐者。

 

以弗里德里希・尼采為榜樣，瘋狂現在已經被看作是哲學家的標誌，他們在面對明顯無意義的生活時敢於直面令人困混的思想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可能性，因此在他最後終於發瘋前，他有幸短暫瞥見了更高的智慧。這樣的經歷也恰如其分地被繪畫在了愛德華・蒙克繪製於1893年的《吶喊》身上，據蒙克的傳記作家蘇・普里多（Sue Prideaux）說，《吶喊》就是“尼采哭喊的形象化，‘上帝已死，而我們又無物可取而代之。’”（註5）

 

對於他無數時代的追隨者而言，尼采就是一個典型的瘋狂的神秘力量的化身。在他的《瘋人的寓言》中，尼采提出了他大名鼎鼎的“上帝已死”宣言，他也是在暗示當社會裡的其它成員已經一個比一個瘋癲的時候，那些仍然敢於理解真相的人真的是十足的瘋狂。如同尼采寫道：“對於所有不由自主地掙脫任何道德枷鎖，並意欲重新起草新律法的優越在上者，他們要不是真的發瘋，要不然就只能別無選擇假裝自己瘋了。”（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