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煥然一新的伊甸園現在正逐漸成型，也或許它其實只是舊伊甸的故技重施。當今的伊甸園最醒目的特色就是其貧脊不堪的建築物與風格上的高度同質性。現代伊甸園的居民也為自己找出了許多方法來應付生活在園裡的壓力；其中包括號稱可以改變或控制幾乎所有負面情緒（事實上就連正面情緒也不例外）的藥物。這座身處在一片靈性荒原內的新伊甸園高舉著宣揚唯物主義烏托邦的哲學，儘管擁有凡此種種的“進步”，但伊甸園居民的自殺率卻仍舊高居不下。
可悲的是，有很多自殺者甚至還是年輕人。這些受害者的際遇告訴了我們什麼？也許今天的伊甸園仍舊是當年那個伊甸：一座鍍金的籠子，一座被豢養的監獄。許許多多年輕人都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選擇通過改變自己的穿著或髮型來表達反抗，但到頭來他們仍然對所有這一切深感彷徨迷茫。就像亞當與夏娃，有非常多人發現無論他們的生活是如何成功或受寵，但在他們心中卻依然隱隱帶有一絲想要逃出去的念頭。
今日的伊甸園仍然深受兄弟會網絡及其支系的強烈影響，然而，要討論當今的兄弟會卻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我們所議論的已不再是過去那些篤定泰山的人們和團體，因為我們現在必須面對的人與組織實際上是構成今天這個世界的重要部分。
所以，請容我再次重申這兩件非常重要的事：
1. 參加各種運動和組織的大多數人其實都是抱持著非常良好的初衷，包括那些加入兄弟會分支和監護者宗教的人。他們通常是認識到了一些真相，又或是他們認為找到了解決真正問題的辦法，於是他們起而在那些組織中竭力宣導真相或解答。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比比皆是，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哪怕是那些高層領導人都不是真的有意要玩弄馬基維利權術。
但他們只知道自己是為了追求正義的事業而去對抗其他人類團體，卻渾然不知在其它地方也有類似組織中的其他人被賦予了完全相同的目標。兄弟會網絡中的腐敗以及隨之而生的暴力對他們而言也同樣令人苦惱。
2. 我的用意是要糾正，而非譴責。就這點來說，地球上從來都就沒有聖人。沒錯，確實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應該得到幫助，但地球上也許真沒有多少人能對本書所討論的這些內容做些什麼。
在遊戲已經進行到這一步時仍執迷於去譴責，懲罰或非議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我希望人們能明白無論我們在過去都做了什麼，真正重要的仍然是當下還有未來。我寫下這本書的目的純粹就是懇求我們能夠暫時停下腳步，回頭好好瞧瞧我們究竟都被捲進了什麼情況。
或許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靜下心來好好確定自己到底能做什麼（或不再做什麼）來致使改變成真，同時也不至於會傷害我們的生活或珍愛的典章。現在我們每個人需要的是同心協力，而不是互相推諉。
隨著我們逐一調查起脫胎自兄弟會網絡的組織和宗教，我們不免可以在其中發現一絲諷刺。由於這個世界已經在唯物主義之途上走火入魔，兄弟會組織跟監護者宗教反而成了為數不多的精神實體觀的擁護者。於是乎，很多兄弟會組織和監護者宗教便藉此吸納了不少靈性火花尚未熄滅的有志之士。所以要在耶穌會士、美國共濟會員、長老會牧師或是猶太拉比中找到一個無賴之徒確實不是一件易事。
他們絕大多數都熱衷於推廣其神學裡真正有益且令人振奮的方面。同理，要不在聖誕節前夕被天主教徒的歡快氣氛沾染，或是因為與玫瑰十字會員探討生命意義的哲理而深受感動也是很困難的。綻放在一個溫暖的希伯來家庭裡的童顏笑容怎能不教人窩心，還有品味優雅的印度教藝術品亦是一大樂事。
共濟會員、獨立會員、阿拉伯聖殿騎士團圓每天都在慷慨地幫助孩子與老人，即使是公然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進行迷人的政治討論，道道地地的“右派份子”亦可以慧眼獨到地指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實。然而，大部份誕生自兄弟會網絡的機構仍然得為持續困擾著今日世界的嚴重問題負起責任。
我們在本書中已經深入剖析了所謂的通膨紙幣制度，僅僅在今天的美國就有超過75%的貨幣供應是由商業銀行所創造。當你在一家銀行裡存入一美元時，這一美元實際上就變成了銀行放貸的本金，接著銀行又會在炮製出一美元來充當你的存款。可是，存放在你銀行賬戶裡的美元早已不是有擔保保證的貨幣，而不過是銀行欠你的債。但這筆債務很快就又會化為金錢，因為你可以立刻把它花掉，結果銀行卻仍擁有你原來的美元。銀行就是這樣“無中生有”的創造金錢。
銀行被允許通過這種方式創造金錢來賺取利潤。銀行針對貸款收取的利息只佔據了行政開銷的一小部份，更重要的是這麼做就補償了因銀行創造金錢所無可避免引發的通貨膨脹。當然，法律規範了銀行在濫發美元時必須謹守的底線。
依照規定，商業銀行必須為每筆存款保留最低的現金基數（央行票據），但這依然只是小小一部分。只要人們繼續使用他們的帳戶交易，而不去要求太多實際的現金，那麼銀行就可以安全無虞。但是只要貸款數目過多或是擠兌發生，銀行那微不足道的資產基數隨時可以令其“破產”。
整個體系造就的苦果就是今天每個社會階層都背負著大量債務。銀行負債於存款人，存款人的存款接著再被貸出從而給銀行創造更多債務。讓整個系統更加瘋狂的是，銀行就像其他貸款人一樣，可以在紙幣沒有償清的情況下抵押有形財產。
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國際層面，我們都可以看見第三世界國家在巨額債務下步履蹣跚。大部份這些債務其實都是“憑空而生”，因為它們幾乎都來自於“無中生有”創造金錢的銀行發出的貸款。其中還有一些銀行，例如那些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代表的銀行甚至有權決定經濟政策，並要求負債國家採取緊縮政策好償還貸款。在1980年代初迫於IMF的壓力實施緊縮政策的巴西就是一個例子。
這些政策包括巴西工人必須接受大規模減薪、所有商品價格飆漲、貨幣貶值同時擴大出口——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償還一筆幾乎是憑空而生的債務。最終這只為巴西人民換來了大不如前的生活水準以及無休無止地暴動。巴西熱帶雨林在眾目睽睽之下遭到濫伐的主要原因也是巴西不得不出此下策來償還無中生有的債務。世界銀行的研究只顧著指責巴西人口增長導致雨林資源枯竭，絲毫不顧它自己到底在增加巴西負債這方面發揮了多大的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多明尼加共和國，該國截至1980年代中總計背負著30億美元的債務。顯然，這個國家會更願意將其微薄的收入用於給人民提供更好的住房，但到了1985年時它卻只能把僅有的一切都拿來還債，根本無法累積外匯。IMF又趁這個時候要求該國實施嚴格的緊縮政策，包括基本商品價格的大幅調漲，騷亂也因此一觸即發。IMF甚至還迫脅多明尼加貨幣進一步貶值；雖說這有利出口，但進口貨也因而變得更加要價不斐。
真正的輸家是誰呢？用膝蓋想就知道肯定是多明尼加人。
美國的國債在最近的隆納・雷根主政期間也驟增了一倍之多，當然其中絕大部份的債務都可以追溯到大銀行“無中生有”出來的錢。儘管如此，這筆錢衍生出的利息還是必須被償清。為了償還債務，聯邦政府的社會服務在雷根時代被迫一砍在坎，這波及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那這些債務到底是因為什麼才出現的？答案就是軍事需求。
從較小的尺度來看，失去農場的農民也是通膨紙幣系統下的一大受害者。大多數農民都不會因為他們工作不勤奮或沒有生產出有價值的東西而變得一無所有，真正淘汰他們的其實是無法滿足紙幣系統的需要。這對大型農業公司而言可謂是個從中介入和買斷農田的大好時機，食品生產領域就是這麼日趨壟斷。
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現代貨幣體系反倒令諸多有利於大規模生產和科學與技術進步的益處都變得止步不前。在當今的世界，一切僅僅是為了下一餐有著落的體力勞動需求理應早已絕跡；可是通膨紙幣系統卻通過創造大量債務，長期通貨膨脹與總體經濟的不穩定來繼續保持這些需求。如此一來，當今世界的芸芸眾生便依舊要折騰大量的時間在維持溫飽。《聖經》曾藉亞當與夏娃故事表述過的要將人類從出生到死亡都受困於勞作的監護者意圖無疑仍在繼續。
現代貨幣體系的另一個副產物則是稅收。大多數美國人都相信是政府在發行金錢，但如果確實如此，那政府為什麼還需要徵稅呢？為什麼政府不乾脆把需要的錢分配給自己呢？這麼做顯然要比樹立巨大的徵稅官僚機構要更加明智，這些機構只會使人們失望和挫傷生產力而已。
事實上美國政府並不能自己印錢——負責這麼做的是美聯儲和商業銀行，而且它們都不是國有的機構。為了獲得那些銀行機構創造出的金源，政府要不是徵稅就是只能選擇借錢，但這兩者最終都是交由公民買單。在所有稅收中又以累進所得稅更難令人們積攢財富，因此絕大多數人依舊只能把大部份的時間徒費在溫飽上。
儘管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正在展開令人雀躍的政治改革，但其它仍由共產主義掌權的國家在近幾十年來卻仍充斥著恐怖的壓迫，伊索比亞人和柬埔寨人遭遇的殘酷已足以充分說明這點：
1974年9月12月，伊索比亞君主因軍事政變遭到推翻。僅僅在六個月後，君主制便被革命政府徹底罷黜，伊索比亞由此正式成為一個設有集體農場和國營工業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新的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很快就發現他們招致了厄利垂亞與蒂格雷這兩個省份的獨立運動的反對，至今仍在支持這兩個獨立運動的恰恰又是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人民解放陣線。接下來爆發在馬克思主義政權與馬克思主義解放派之間的鬥爭造成了極大的生靈塗炭。
我們在今天時有所聞的伊索比亞飢荒的主因就是該國政府在百般努撓運往乾旱地區的救濟物資，好藉以打壓厄利垂亞獨立運動。這實際上是相當於在進行種族滅絕，被夾雜在兩個同樣殘暴的派別之間的人們只能無助地慘死。我們依然能在這一切背後發現兄弟會網絡的蹤影：因為這個馬克思主義政權的徽記就是一個明擺著的兄弟會符號，“全視之眼”。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正式落入共產主義革命勢力之手。嚴密的新聞封鎖背後隱瞞的卻是無法描述的恐怖，在共產主義領導人波布於1976年4月當選總理後，柬埔寨便遭遇了被一些專家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令人髮指的種族滅絕。少說有100萬人，多則有300萬人柬埔寨人遇難於此劫。從750萬總人口的角度來看，這真是非常大比例。
這場種族滅絕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柬埔寨領導人制定的總體經濟計畫的一環，那些領袖幾乎都擁有法國大學的資深經濟學和社會學學位，而且他們...幾乎是立即地決定了他們的國家應該實施農村經濟。
先是柬埔寨首都金邊被強制撤離，所有居民都被迫下鄉去面對在那裡等著他們的農村“生產合作社”。私有財產在這時已經成為過去，至於但凡只要是因為他們的職業或教育背景，要不就是不願淪為奴隸的會阻礙新柬埔寨烏托邦的公民就只有死路一條。由於兒童經常被政府招募來擔任劊子手，所以柬埔寨年輕一代的精神異常率更是高於平均。
波布制定的這個周全柬埔寨計劃實際上就是在仿照曾被18世紀的法國革命委員會、史達林的俄羅斯政權、毛澤東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實施過的殘酷暴政。後來由於同樣也稱不上是什麼仁義之師的北越共產黨的侵略，波布政權終於在1979年1月土崩瓦解。但波布和紅色高棉仍曾企圖在1990年東山再起，屆時的他們正隸屬於一個意欲發動武力重新奪權的聯盟。這個聯盟其實還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據一些目擊者指證，CIA曾提供武器給殘酷依舊的紅色高棉部隊。
在蘇聯解體之前，世界上有許多共產主義運動都得到了蘇聯KGB和其它東方集團的情報單位的支持，這些都是這些國家志在實踐全球“解放”事業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西方情報機構也協助奠定了幾個共產政權，就像德國軍方在1917年所做過的一樣。
古巴的卡斯楚和越南的胡志明最初都曾獲得美國支持，後來他們都在各自的國家建立了共產政權。在我振筆疾書至此時，這兩個國家都仍舊屬於共產勢力。而且美國起初亦曾力挺過波布，幫助他在柬埔寨獨攬大權。總而言之，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共產主義都是西方精心操作下的產物。
即使是在時下的政治黨派背後，我們也仍然能夠發現兄弟會網絡涉入其中的證據。抱持強烈反共主張，並致力於將這種思想灌輸給所有徒子徒孫的馬耳他騎士團（SMOM）即是一例，這麼做本身並沒有什麼錯，除非它反而成為了造成更多暴力，壓迫還有衝突的理由。其中一位美國籍的馬耳他騎士，已故的威廉・凱西（William Casey）曾在1981年1月28日-1987年1月29日的這段時光負責指揮CIA，他在擔任CIA局長期間讓這個機構進行了大量秘密活動，中美洲更是這些活動的熱點。
在中美洲各地，由CIA幕後支持的“反政府”叛軍與右派“敢死隊”以反共之名對平民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其他在國家情報機構裡任職的馬耳他騎士還包括自由歐洲電台的詹姆斯・巴克利，約翰・麥科恩（James Buckley，甘迺迪時代的前CIA情報總監）還有亞歷山大・德・馬雷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季斯卡・德斯坦時代的法國情報局長）。
美國的CIA同樣也深受摩門教，共濟會以及其它較不為人知的兄弟會組織影響，許多摩門教徒因為他們在傳教時的海外見識經歷所以特別容易得到CIA青睞，有些教徒也的確在情報部門中攀升到了高職。另外有些共濟會組織甚至會為能夠就讀華盛頓特區的外交學院的會員提供獎學金，這所學院為美國出了多位國務院人員，外交官還有間諜。種種這些兄弟會影響交織在一起，為美國的外交政策締造了相應的意識形態溫床。其結果就是美國身為一個使世界持續紛爭不斷的管用政治派系的地位得以繼續穩固。
“獨行刺客”這個角色在今天也依舊重要。我們在本書前面曾一瞥過作為政治工具的獨行刺客這種現象的淵源，圍繞現代暗殺事件的大量“陰謀論”證據表明，這樣的殺戮暴行直到今天依然是堪用的政治利器。不過今天的做法還是與過去有一點區別，那就是現在有些“獨行刺客”似乎其實是在為其他刺客作掩護，並藉此假裝自己確實是一位單獨行動的“獨行刺客”。至於其它所有重要的方面，現代的“獨行刺客”則幾乎與數個世紀以前中東的兄弟會伊斯瑪儀組織沒有什麼不同。
為了闡明這點，現在就讓我們來回顧隱藏在近代暗殺事件身後的證據。
關於1963年11月22日的約翰・F・甘迺迪總統遇刺事件已經有許多專述，所以我在這裡僅需做些總結。我們都知道，甘迺迪總統是在乘坐車隊奔馳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時遇刺，刺殺事件一發生後就即刻引起了一陣陰謀論猜疑。據稱犯下此案的“獨行刺客”李・哈維・奧斯華也曾公開宣稱他只是一個“替死鬼”而已。
彈道學和物理證據皆強烈表明，擊中甘迺迪的子彈是從他的前方來襲而不是來自奧斯華所在的後方。但奧斯華從未有機會去申辯自己到底是不是被利用或接受審判，因為就在被捕兩天後，他便在被警方拘留期間遭到一位夜店老闆傑克・魯比——這個與黑手黨關係匪淺的人槍殺。後來魯比也旋即入監，並在不到四年內逝世於獄內。
接著一個政府官方小組也趕緊成立來調查甘迺迪暗殺事件，由大法官厄爾・華倫領導的這個“華倫委員會”最終得出結論認為，整起事件全部都是奧斯華一人所為。但美國眾議院小組仍在多年之後又花費了26個月的時間重新調查甘迺迪與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他在1968年遭到一位“獨行刺客”槍殺）的謀殺案，眾議院小組最後卻主張那些“獨行刺客”並非真的是一人犯案，在甘迺迪和金背後實際上還隱藏著更深的陰謀。這個小組同時也主張警方應該對此進行進一步調查。儘管有傳聞與證據表示CIA與黑手黨也和甘迺迪遇刺脫不了關係，但始終沒有任何共謀者遭到定罪。
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F・甘迺迪則在差不多五年後的1968年6月5日也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大使飯店慘遭毒手。當時羅伯特正準備要競選總統，而且幾乎肯定會贏得民主黨提名。
當時他剛結束向熱心的競選工作人員的演說，並轉身要走過被一大群好事者和記者圍繞的廚房區。後來被定罪的刺客索罕・索罕（Sirhan Sirhan）便手持一把0.22口徑的手槍在近距離朝他開火。有些人也不幸遭到波及，而甘迺迪則立即帶著頭部和身體的傷摔倒在地。索罕也在接下來馬上遭到逮捕。
第二天甘迺迪便宣告不治身亡，然後索罕也被定罪是唯一的兇手。儘管調查已經定調，但仍然有許多聲音對這樣的結果感到不平。不過研究人員西奧多・查拉赫（Theodore Charach）卻在他令人信服地調查中彙集了大量證據證明，事實上是另一個秘密的第二位槍手開槍殺死了甘迺迪，換言之真兇並非索罕。
查拉赫先生利用他搜羅的證據拍攝了一部讓人印象深刻的長篇紀錄片《第二槍》（The Second Gun）。這部紀錄片曾在1970年代短暫發行過，錄影帶也已經在最近開始上市。*查拉赫先生的研究後來也ㄧ再被其他人引述，這最終促成了洛杉磯郡委員會不得不召開聽證會。
＿＿＿＿＿＿＿
* 《第二槍》的錄影帶是由Video Cassette Sales公司出版，詳細請參閱後面的參考書目。
有充實的讓人嘆為觀止的彈道學證據與目擊者證詞可以支持所謂的“第二槍”說。打個比方，洛杉磯的驗屍官就曾分析過殘留在甘迺迪的頭部和衣服上的火藥灼傷情形。根據燒傷的傷口，槍口在對著甘迺迪的腦袋開槍時應當距離他有不超過ㄧ至三英寸的距離，也就是說槍口應該是位於平射程裡。然而，所有目擊者皆指證說索罕的武器從未靠近到十二英寸之內；火藥灼傷的情形充分說明了這樣的矛盾。
對此，《第二槍》則指出開出那致命一槍的更可能是在槍擊發生時用右臂抓住甘迺迪的警衛。雖然警衛的確承認他有在混戰中掏槍，但他仍堅決否認自己有開火。儘管如此，確實有一名目擊者證實他親眼目睹警衛開槍，但沒有任何記錄顯示警方曾調查過警衛的手槍。
爾後在索罕的公寓裡發現的一本據稱是他寫的奇怪的日記又更加重了陰謀疑雲。在那本日記裡，索罕多次提到羅伯特・甘迺迪必須死，否則他就無法掙得大錢，其中有一次提到的數目是10萬美元。最耐人尋味的是，那個堅信自己將收到巨額支票的索罕似乎一直被灌輸著一道重複的命令，即他必須在1968年6月5日那一天幹掉甘迺迪才有可能拿到錢——那一天就是加州遇刺事件發生的時候。
索罕的日記是這麼明載的：
“羅伯特・F・甘迺迪必須死，羅伯特・F・甘迺迪必須在68年6月5日結束前斃命。甘迺迪必須死，否則我就不可能拿到錢。”（註1）
洛杉磯警局（LAPD）一口咬定這本日記不過是這位精神錯亂的獨行刺客的胡言亂語，但如果日記確實屬於索罕，那麼他提到的報酬肯定又提供了另一個為什麼他要行刺甘迺迪的原因，不管怎麼說，他也的確一直都相當討厭甘迺迪。問題是：究竟是誰要向索罕支付報酬，而且還讓索罕相信他會在出獄時拿到這筆錢？直至今天，索罕都仍堅持自己是獨自犯案，FBI和LAPD也都很滿意他的這套說辭。
即使警衛真的開槍射殺了甘迺迪，那麼他也有可能是無意的。警衛很有可能是在為了保護甘迺迪的已經掏槍的情況下無意識地失了手。可是警方從來都沒有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儘管強而有力的證據都表明索罕的子彈絕不是致命關鍵。LAPD顯然相當醉心於“獨行刺客”理論，所以正如《洛杉磯時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們甚至還嚴重糟蹋了一些重要的物理證據。*
＿＿＿＿＿＿＿
* 被不當處理的證據包括可能殘留能證實第二把槍存在的彈孔的廚房區天花板，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警方竟然銷毀了天花板。LAPD局長戴露・蓋茨（Daryl Gates）還聲稱這樣的行為非常常見。據蓋茨先生表示，這麼做並不算是破壞證據，因為天花板本來就沒有被納入索罕受審時要用上的證據。但他仍補充說：
“...我認為這（銷毀天花板）大概只是判斷失當造成的。這當然是缺乏常識且無法原諒的行為，因為此案已經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但更重要的是，索罕已經被定罪，而且幾乎沒有可能再上訴。雖說直到結案前的所有潛在證據都應該被保留，但這些東西到底又有什麼用處？這真是令人左右為難，他們這麼做說到底就是打開了外界批評與懷疑的大門，好似這實在難以解釋一樣。”（註2）
儘管關於黑手黨和/或CIA涉入了羅伯特・甘迺迪遇刺事件的謠言再次四起，不過仍然始終未有任何共謀者遭到逮捕。
1981年3月30日下午，隆納・雷根總統正在華盛頓的希爾頓飯店發表講話。在隨行人員與特勤的重重圍繞下，雷根正闊步走向已在車道上就緒的豪華轎車。一切就宛若羅伯特・甘迺迪的遭遇，一名瘋狂的年輕人就在這時從人群中衝出並掏出手槍開火。雷根接著便馬上被特勤護送入轎車，然後趕緊駛往醫院接受手術，並且成功取出了一顆擊中左肋骨進而刺穿左肺的子彈，非常幸運的不是致命傷。
這回的“獨行刺客”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 Jr.）也在不久之後隨即被判定有罪。據一位報紙專欄作家指出，FBI可說是卯足全力在證明欣克利就是唯一的兇手。然而，FBI得出的結論卻招致了許多質疑。在他於康復的一個月後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雷根先生回答了一些問題，他在其中還提到他在起初其實並未感受到子彈射入的衝擊，反而是到他進入轎車上路後才開始感覺到有些異樣：
Q：當你意識到自己被槍擊後，你的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A：其實我已經記得不多，但我知道自己受傷了，不過我卻以為是自己是被車上的特勤誤傷了。而且我必須坦誠，這才是最使人痲痹的痛楚所在。要我形容的話，這就好像是有人用錘子擊中了你。
但說實話，這種感覺是在我進入車裡後才出現，所以我還以為這可能是他（特勤）在過來我身邊時不小心用槍或什麼東西撞斷了我的肋骨。
但當我坐上座位的時候，這種疼痛感卻依然沒有消失，突然間我發現我居然在咳血，我們倆都認為我的肋骨可能斷了，所以連肺部都被刺傷。（註3）
雷根先生的妻子南希夫人在稍後的採訪中也證實了總統的印象。
所以雷根先生究竟是對欣克利的子彈產生了延遲反應，還是他其實真的是被一名特勤給誤傷了，正如上面的證詞所表述的那樣？據FBI表示，擊中雷根先生的子彈在他被推入車內時剛好撞到了車門。如果FBI的解釋為真，那為什麼子彈在撞擊上車門時沒有爆炸，明明它的確是一顆爆裂彈？也或許這剛好是一顆“啞彈”？
所以雷根的遇刺出現了兩重巧合：首先是造成延遲疼痛反應的啞彈，再來就是雷根被自己的特勤在車內擊傷了，當然這可能是不小心的：起碼這可以解釋爆裂彈的失靈（沒有撞擊到金屬車門）和雷根先生自己的回憶。
FBI從來沒有考慮過“第二槍”存在的可能性，這著實很難令人接受，因為據稱犯下此案的槍手約翰・欣克利曾聲稱這場槍擊案並不單純。1981年10月21日的《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一位來自司法部的消息人士在今天稍晚證實，人在牢房裡的約翰・W・欣克利在寫於7月份的日記裡明確提到他不是整場陰謀的全部，他在3月30日那天是與另外三名男子一起行刺雷根。”（註4）
欣克利的供詞照道理應該要引起縝密的調查才是，因為約翰・欣克利這個人可不是個尋常的老百姓而已。事實上他是時任副總統的一位富有密友兼政治支持者的兒子，如果雷根不幸蒙難，那副總統就會順理成章地接手這個位置。這並不是說其中肯定有陰謀，但對此進行深入調查卻是應該的。
據《紐約時報》指出，FBI扣查了欣克利的供詞，並在綜合各種線索後最終斷定欣克利的陰謀論自白是一派胡言。而且審理此案的法官還責令律師與證人不得將欣克利的自白書洩露給公眾，即便是負責查閱供詞的獄警也必須秘密彙報給法官。正因如此，在整場欣克利的審理期間無論是辯護還是起訴律師都沒有提出關於“陰謀”的問題，更遑論是猜測第二槍存在的可能性。相反地，整場審判基本上都是在圍繞著欣克利先生非常明顯的精神狀況打轉。
也許前面討論的這三起槍擊事件其實真的都是由獨行刺客所為，而且其中有兩起還涉及維安人員意外走火。然而，發生在菲律賓的刺殺事件卻清清楚楚地證明了諸如此類的事件有時反而可能是情報機構在遮人耳目。
接下來要討論的這起案件發生在1983年。班尼格諾・艾奎諾是菲律賓的反對派領袖，當時這個國家正處在費迪南德・馬可仕的鐵腕專制之下。馬可仕從1960年代開始宣布戒嚴，而且從來沒有收回這道命令。艾奎諾在經過三年的主動流亡後決心重返祖國，儘管他在六年前就已因為政治活動遭到死刑判處。
艾奎諾搭乘的飛機是在1983年8月21日降落於馬尼拉機場，在菲律賓維安人員的包圍下，一道槍聲就在阿奎諾從飛機上的樓梯走下時響徹了雲霄。一顆子彈就這麼擊中他的頭部，令他當場斃命。這回的“獨行刺客”羅蘭多・加爾曼（Rolando Galman Dawang）當時正站立在柏油路（飛機跑道）上，並馬上被一名就在旁邊的維安人員擊斃。政府接著便宣布加爾曼是為本案全盤負責的“獨行刺客”，並企圖就此結案。
不過懷疑的聲音也很快就出現了。
馬可仕總統自然有下手殺害阿奎諾的動機，畢竟阿奎諾在早前就已被判處死刑。為了杜絕悠悠之口，馬可仕特意召集了一個官員小組來調查這起案件，就像二十多年前華倫委員會被成立來調查甘迺迪遇刺案。批評者抨擊馬可仕調查小組的成員相當清一色，且明顯都是親馬可仕，因此許多人都毫不懷疑這個調查小組最後鐵定會一事無成。但跌破眾人眼鏡的是，這個專家小組最後卻進行了一場公正不阿的調查。小組採納了阿奎諾頭部留殘的燃燒粉末證據，並據此發現致命的子彈其實是從12-18英寸外發射的。
即使政府宣稱加爾曼的確曾靠得如此之近，但並沒有任何目擊者可以證實這點。反而有一位人就在飛機上的記者證實，事發時站在阿奎諾身旁的維安人員在槍響之前就已拔出左輪手槍，指向阿奎諾的後腦。最後，所有壓倒性的法庭證據與目擊者證詞皆表明阿奎諾是被奉命來“保護”他的一位維安人員所殺。所謂的“獨行刺客”只不過是粗糙的聲東擊西之計。這就是馬可仕調查小組陳述的結論。
專家小組的調查結果最終促使幾名高級軍官遭到刑事起訴，可是所有人到頭來都還是獲判無罪。捉摸不定的菲律賓司法機關根本沒有讓重要的證詞亮相，很多證人也沒能出庭，甚至有幾人還遭到恐嚇。後來在馬可仕被迫下台，並因為阿奎諾的妻子柯拉蓉・阿奎諾的壓力流亡去夏威夷後也有證人出面作證稱，馬可士的確操縱了整場審判。另外其他槍擊事件的目擊者也都有提出證據證明，阿奎諾確實是被維安人員刺殺。
阿奎諾遇刺案有一點相當引人深思的意義在於這場槍擊的過程幾乎與其他“獨行刺客”案毫無二致，換句話說，如果甘迺迪或雷根的遇刺事件背後也存在陰謀，那麼同樣的模式也能完全套用！而且這幾起槍擊案的套路也幾乎與阿奎諾一案中出現的手法相同：一個精神不穩或政治狂熱的“獨行刺客”被利用來充當真正刺客的煙幕彈，而後者其實就在現場喬裝成受害者的保鏢人員。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有一票菲律賓軍官都因為這場阿奎諾槍擊案遭到起訴，包括費比安・維爾及其手下的那些人馬。
維爾不僅指揮著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還有情報網絡也是置之在他的領導之下。如此說來，阿奎諾的“獨行刺客”槍擊案說到底就是一樁精心設計的軍事/情報行動。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因為槍擊事件發生時的菲律賓共和國仍是美國的得力盟友，美國也在該國設有大量海軍跟空軍基地。菲律賓從美國那裡獲得了很多援助，例如美國的軍事與情報顧問的協助。因此，菲律賓的情報機構得以完善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美國的CIA與軍事情報單位。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並然涉入了阿奎諾槍擊案。
這只是說明了西方情報機構能夠如何熟練地運動“獨行刺客”這張牌，但如果太過粗糙地使出這招殺手鐧也會被人們馬上看穿，以至於連那些對發生在本土的“獨行刺客”案判決全盤接收的美國報章雜誌也無不嚴厲譴責菲律賓軍人被無罪開釋。我們的公務員真應該學學那些勇敢的調查小組成員，他們氣逾霄漢地願意去回頭審視隱藏在“獨行刺客”背後的真相，同樣值得學習的還有那些不畏出面作證的目擊證人。這樣的廉正氣節真是無價至寶。
當代的“獨行刺客”當然也不是僅為美國所獨有的現象；這樣的怪象同樣也在國際各地橫行。1981年5月13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聖彼得廣場公開露面的時候遭到了槍擊，但他僥倖保住一命，然後繼續掌握教權至今。在這起事件中被定罪的“獨行刺客”是莫梅特・阿里・阿加（Mehmet Ali Acga），他從包圍教宗座駕的人群中衝出開火。有意思的是，義大利警方後來還逮捕了第二名涉嫌重大的槍手，而且還指控保加利亞情報人員陰謀刺殺教宗。
彼時的保加利亞還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俄羅斯之後也指責是美國CIA別有居心地捏造了這所謂的“保加利亞聯繫”；然而，西方報紙卻曝光說CIA確實已經介入此案，並向義大利警方施壓要求其收回“保加利亞聯繫”與“第二槍”說。爾後由於莫梅特・阿加因為他的說詞反覆與反常舉止摧毀了自己被採信的可能，所以義大利警方終究還是屈從了CIA的要求。
另一樁發生在瑞典，造成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af Palme）遇害的“獨行刺客”案則事發在1986年2月28日。帕爾梅在槍手開始湊近時原本正與妻子一起從電影院走出來散步，接著槍手就朝他開了兩槍，隨即隱遁入黑夜。即使陰謀論猜想迅速出現，但聲稱這場謀殺是一名“瘋子”所為的傳言仍不經而走。最後雖有一位嫌犯被捕，可是他也仍在始終堅持自己清白的情況下獲判無罪，瑞典政府甚至還在1990年為他在獄中度過的那段日子支付了償金。待我寫到這裡的時候仍然沒有任何嫌疑人有望受到提審。
最後一起值得關注的案件是發生在1990年4月25日的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遇襲案。拉方丹先生是薩爾蘭邦的州長，同時也是社會民主黨推舉的德國總理候選人。在事發的當下他正與另一位倍受歡迎的社民黨人約翰尼斯・勞同台較勁。這時，一名疑似是保安的人突然帶領一位女子上台；而且那位女子還手捧著一束鮮花。就在她挨近拉方丹先生的時候，她冷靜地掏出了一把小刀並惡狠狠的朝前者的喉嚨劃了過去。
不幸中的大幸是儘管拉方丹先生嚴重失血，但他最後還是保住一命並繼續走完了他功敗垂成的競選之路。至於行兇的兇手阿德萊德・斯特勞德（Adelheid Streidel）則立即被捕，並被宣判是一個精神失常的“獨行刺客”。然而，這場襲擊實際上充滿著我們剛剛才介紹過的幾起“獨行刺客”案中所俱備的元素：維安人員的明顯涉案、很可能遭受過精神篡改的所謂“獨行刺客”、公開的報酬保證。不過由於使用的是刀而不是槍，所以斯特勞德反倒更像是中世紀時的波斯刺客。
這次暗殺企圖恰好正逢一個關鍵的政治時刻：拉方丹先生這時正在和赫爾穆特・科爾總理分庭抗禮。科爾先生是兩德統一與歐盟統合的主要倡導者，如此的統整必將促使世界經濟，政治以及軍事領域發生譁變。可是拉方丹先生和社民黨卻主張應該暫緩兩德統一的進程。
與此案的主角阿德萊德・斯特勞德如出一撤，幾乎所有近來的“獨行刺客”案都夾帶著一個重要的元素便是“刺客”在行兇時的精神狀態。有很多兇手表現出來的“精神失常”其實非常有可能恰恰是遭遇精神篡改的證據，比如索罕・索罕據說就曾被一位警方並未對其深入調查的“朋友”進行過反覆催眠。據目擊者報告說，在羅伯特・甘迺迪遇刺的那天晚上，索罕似乎正處在極為嚴重的恍惚狀態。約翰・欣克利也有在行兇前遭受嚴重精神篡改的跡象，只是我們至今仍然無法得知確切的情況究竟為何。
欣克利是否曾被誘導過與希特勒在帕塞瓦爾克醫院裡的經歷相似的異象？或許就像古代的波斯刺客，欣克利其實是受到一種荒唐無比的觀念所驅動，亦即他渴望能藉由殺死雷根來得到前往天堂的門票，不過那個天堂裡恐怕不會有他高攀不起的某位女明星。起碼欣克利倒是確信自己將會經由做掉總統來贏得美人歸。莫梅特・阿里・阿加和其他現代刺客（譬如曾在1975年企圖行刺加拉德・福特總統的利內特・弗羅梅）的異常精神狀態無不透露出精神篡改很可能與絕大多數當代“獨行刺客”案都有重大關聯，如同中世紀時的波斯。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能夠發現兄弟會網絡直接或間接涉入現代暗殺事件的證據，那也絲毫不會令人感到訝異。舉例來說，約翰・欣克利就曾經加入過美國納粹組織。當代的美國新納粹，諸如雅利安民族黨等團體都像過去的德國納粹一樣深受兄弟會式神秘主義影響。利內特・弗羅梅則是查爾斯・曼森的追隨者，後者在加州開創了一個宣揚奇怪的末日神秘主義的小公社。曼森和他的“家族”還在1969年犯下了駭人聽聞的拉比安卡謀殺案。有趣的是，曼森曾經是警方的線人。
只要“獨行刺客”這門絕活仍不止息，那些受害的國家就永遠只能繼續淪為香蕉共和國。美國和歐洲國家也不能在這方面自身事外，人們只需要看看這些暗殺活動是如何影響美國總統的繼任就足可知道這對民主有多具破壞性。美國的領導層在今天面臨的問題並不是由來自選舉過程或憲法的缺陷，真正的問題在於因為領導人和候選人相繼遇刺而對選舉與憲法造成了嚴重傷害。當警察組織選擇無視和打壓證據，或是以其它方式阻礙調查時，那些警察機關實際上就已無異於是共犯。這就是民主的末日。
我們在本書裡已經認識到了兄弟會網絡在推進革命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革命和武裝抵抗都是一門昂貴活，所以我們亦能發現其中絕大部份的活動都曾受過情報機構資助。恐怖主義就是從中產生出的一個不幸的副產物。
恐怖主義團體往往是讓衝突火上加油的最佳良方。在《恐怖網絡》（The Terror Network）這本迷人之作中，克萊爾・斯特林（Claire Sterling）已經揭示了遍佈各地，看似毫無關聯的各個恐怖主義組織之間是如何暗藏著深入的聯繫。分布各地的恐怖主義組織及矛盾的意識形態其實都有共有的“安全屋”與資助者在背後予以援助，據《恐怖網絡》指出，有許多這些共有的支持來源都與KGB有關，不過這本書並未提及西方情報機構在支持各式恐怖主義時發揮的作用。
有些恐怖主義團體的宗旨就是要持續進行所謂的“永久革命”，亦即永無止盡地暴力革命。這個目標就是奠基於馬克思所云的階級鬥爭無可避免且必須貫徹到底，唯有如此才能迎來一個烏托邦的觀念。我們都知道這樣的觀念更可以追溯到加爾文派的教義，也就是這個世界只有在戰爭不斷的時候才最為接近上帝。因此，“永久革命”的本質就是要讓人們永不停歇地戰鬥，如此一來未來的烏托邦才會降臨於世。這聽起來實在非常荒誕不經不是嗎？恐怕沒有人會不同意。受各式情報機構資助，而且也是受啟發自兄弟會網絡的這“永久革命”思想無非又是另一種使人類彼此攻伐且無法團結一致的方式。
在地球上煽動起持續衝突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於那些爭端至今已愈演愈烈到了足以消滅大部份人類的地步。例如威力空前的原子武器就是遲早會在“善良”與“邪惡”勢力終將爆發的“最終決戰”上派上用場的兵器。至於那些一心以為核戰爭絕對不會發生的人：我只能建議你們再想想看。要知道，在這場了無寧日的對抗氛圍下可很少有什麼武器沒有在戰場上被亮相過。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就扔了兩顆原子彈，如果我們願意採信一些證據，那古代的人類文明也很有可能正是覆滅於這種武器。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如果監護者社會仍要執意在幕後操弄種種動亂，那監護者大概很快便會發現這對他們手上的這塊地產絕對是百害無一益。儘管核武器本身的確非常不穩定，使得很多原子彈頭在發射出去後可能也不會爆炸，但那些足夠的“過度武力”仍完全可以確保造成難以想像的傷亡。令人振奮的是，冷戰的結束帶來了美國與俄羅斯共同的核武庫削減承諾。說來也有些諷刺，因為各種派系與敵對之爭現在又再接替冷戰了。但一旦核武庫削減得夠多，大規模的戰爭就又會有再度爆發的可能，不過最起碼這就不會威脅到監護者所握有的地球。
從剩餘的核武器及其進一步擴散衍生而來的揮之不去的陰霾並不會在不穩定的飛行導彈上實現，因為真正的威脅是被裝置在目標位置的定點炸彈。五角大樓早在1945年發佈的機密軍事報告中就表露了對這種可能性的擔憂，同樣的憂慮還體現在近年來致力於開發激光反導彈作戰的“星球大戰”計劃身上。*
＿＿＿＿＿＿＿
* 星球大戰計劃也可以被應用於攻擊性武器方面，例如使用激光來迅速夷平敵方城市。這種激光武器將會比核武器更加致命，如果它確實被研發出來那甚至可以直接取代我們的原子彈儲備。新俄羅斯共和國的總統還曾在1992年主動提議要與美國合力建造這樣的武器系統。
有些戰略家則擔憂，假如“星球大戰計劃”確實成功，那麼意識到導彈已經毫無用武之處的外國敵對勢力可能會試圖直接在美國本土走私或動用原子彈。畢竟這樣的彈頭本來就可以很輕易地儲藏起來，然後被卡車或貨車趕忙運走。
被媒體一再強調，恐嚇著整個1970年代的“核恐怖主義”似乎也的確表明在美國真有這麼一些定點炸彈。同樣應該知道的是，這種炸彈的設置並非一定是敵對政府或組織所為。作為戰爭應急計劃的“焦土策略”，每個政府總會暗地在城市裡的秘密地點裝設炸彈，一如瑞士就在自家的各座橋梁上設置了炸藥來應對入侵者。這種內在的核威脅在特別仇外的國家裡通常可能變得更為迫切，因此每個身處擁核國家的人民都應該保持警惕。
彌漫於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冷戰在很多方面仍然影響我們至今。沉重的稅賦、侵略性的軍事行動、諜報活動以及其它各種麻煩都依舊在被以防範敵人的名義強加於人。當然，還有另一些比較不那麼為人所知但卻同樣重要的影響。
在1970年代後半，美國軍方和CIA的細菌戰實驗終於被曝光給了公眾媒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許多實驗都是直接在美國的城市裡針對公民進行。例如在1950年就有一艘位於舊金山的海軍船艦在秘密噴撒“細菌霧”。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
“根據美國軍方的文件，在一項旨在確定生物武器的攻擊與防禦情況的實驗中，一艘海軍軍艦曾在1950年向舊金山及其鄰近區域進行為期六天的細菌霧噴灑行動。
文件最後還提到了後來的結果，那就幾乎全部80萬名舊金山居民都被迫暴露在由位於金門的海軍軍艦所散播出來的霧雲之中。
軍艦釋放出的氣溶膠物質含有一種被稱為沙雷氏菌的細菌，當時的軍方相信這是無害菌，但近來已經發現此種細菌有可能會導致致命的肺炎。”（註5）
《洛杉磯時報》還繼續提到，那時至少有十二人因為沙雷氏菌肺炎入院治療，但這還只是個開始。據軍方透露，在1949-1969年間進行的對外實驗總計有239次！而且裡面有80起是確實投入了細菌。這些實驗針對的範圍包括華盛頓特區、紐約、基韋斯特、巴拿馬城（佛羅里達）還有舊金山。如果我們接受美國軍方給出的80起活體疾病實驗的數據，那我們就會發現近二十年來平均每年都會有四種“細菌毒害”在衝著美國城市而來！
其它政府文件亦披露了CIA也曾以相同的方式進行細菌戰實驗，這意味著幾個最主要的美國人口密集區都成了自己的軍方和情報機構長達二十年的細菌實驗的白老鼠！
據報導，這些實驗最後都在1969年畫下了句點。然而，在近期突然爆發的那些特別是不符合我們流行病學之理解的疾病，卻使我們有理由懷疑這點。近來最讓人猝不及防的疾病就是愛滋病（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而且蘇聯就曾在該疫情開始爆發後於官方報紙上指責是美國軍方研製了這款生物武器。這樣的指控通常會被視作胡猜亂道，所以蘇聯後來也迫於美國壓力公開撤回這些言論。儘管如此，仍有ㄧ些美國研究人員相信有證據支持原來的說法。
但朝著美國公民持續轟炸的並非只有細菌。據NBC新聞的大衛・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在1981年7月16日播出的一段耐人尋味的節目中指出，美國的西北部其實也一直在受到蘇聯的低頻無線電波轟炸。這種無線電波已被設置到與生物的電子頻率相近的水平。
照布林克利先生指出說：
“正如我所說，雖然這實在令人很難相信，因為這真的太過瘋狂且讓我們摸不著頭緒了：俄羅斯政府嘗試利用外部的電子影響來改變人類行為這一點早就人盡皆知。但現在我們還知道俄羅斯的某種發射機正試圖用極低頻率的無線電波來轟炸這個國家。”（註6）
美國政府的發言人聲稱這種無線電波屬於低頻雷達的系統，但他也坦言無法解釋這種“雷達系統”是如何運作。這種低頻波實際上會影響神經和心理功能，通常是折損心智能力並讓人們變得更容易受到誘導，而這顯然就是意圖所在。另一篇由《美聯社》刊登於1983年5月20日的文章還宣稱，蘇聯至少從1960年便已開始透過一台名叫利達（Lida）的機器來產生出40兆赫的無線電波進而影響人類行為。利達在俄羅斯被當作是鎮定劑在使用，因為它可以製造出恍惚狀態。
俄羅斯的“專利手冊”稱利達是用於治療心理問題，高血壓以及精神官能症的“遠端脈衝治療儀”，因此該機器也被認定是精神科藥物的可能替代品。在《美聯社》的文章刊登後，利達系列的機器又通過醫療交換計劃被出借給了美國的傑瑞・佩蒂斯退伍軍人醫院。據醫院的研究主任說，這部機器最終甚至有機會能被美國的教室採用來控制問題或遲緩兒童的行為。利達顯然是大衛・布林克利在節目中所描述過的同一類型機器的微縮版本，正如《美聯社》的文章寫道：
“（研究主任）還說，有些人推測蘇聯可能會利用這部機器的高端版本來藉由美國這邊的信號進行傳播，進而影響美國人的行為。”（註7）
看來美國人似乎正在接受來自蘇聯政府的電子鎮靜治療，但令人深感不可思議的是，美國政府卻沒有出面要求立刻停止這種行為。更為諷刺的還有，美國在這樣的“治療”期間反倒卻開始變得愈來愈尚武。隨著反蘇情緒的持續高漲，軍事方面的動作自然也日益頻繁。不過持平的說，美國變得愈加窮兵黷武也不能全都歸咎給俄羅斯的機器，但蘇聯提供的治療也確實完全沒有讓美國平靜下來。事實上，電子鎮靜似乎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刺激，而且最終將會加劇侵略性衝動。總的來說，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其他任何還在操作這種機器的人都應該即刻懸崖勒馬。
正如證據所展示，當今的主要軍事與情報機構已經接起了曾被過去的UFO和“揚升大師”肩負的職責：散播致命的細菌，還有透過電子輻射來改變人類行為。一旦我們認識到這點，那麼至少就美國而言，軍事和情報機構現在開始致力於駁斥所謂的UFO現象的這個趨勢就有了更為重要的意義。
美國空軍在1948年1月22日首度公開了美國政府對UFO現象的官方調查計劃。這個項目的正式名稱叫做“信號計劃”（Project Sign），後來該計劃得出的驚人結論則在《形勢估計》（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這份報告中被表述了出來，那就是UFO確實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飛行器。不過這個結論很快就被參謀長霍伊・S・范登堡將軍（Hoy S. Vandenberg）以證據“不足”為由給否決了。
一個名為“怨恨計劃”（Project Grudge）的新研究團隊於是就在1949年2月11日接續成立。基本上，“怨恨計劃”的主旨就是要根據外星飛行器根本不存在的前提來研究UFO現象。怨恨計劃隨之持續了一連數年，並最終在1952年改組為大名鼎鼎的“藍皮書計劃”——另外UFO目擊案例也是在同年大幅增加。藍皮書計劃最後則得出結論（這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畢竟它的前身可是怨恨計劃）認定，所有UFO事件追根究底都是可解釋的自然現象。
在“藍皮書計劃”正式成立的後一年，CIA也接著對UFO現象這個備受爭議的議題展開了自己的調查。CIA在1953年建立了“羅伯遜小組”（Roberston Panel）這個由一群傑出科學家組成的團隊，爾後這個屬於CIA的官方小組便又迅速鸚鵡學舌了官方觀點，重申UFO與天外來客斷然無關。而且這個調查小組還補充說，UFO並不對國家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因此大可除之不論。可是關於UFO的目擊報告卻有可能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這個小組就在下面這段話中暗示了為了國家利益而取締UFO報告純屬合情合理：
“...在這些有害（危險）時刻還繼續渲染這些現象，只會威脅到政治機器的有序運作。”（註8）
CIA和FBI於是便根據這個原則搜查了許多聲稱目擊UFO的人，而美國空軍也在1958年發佈條例指示空軍調查人員應向FBI提供自稱曾以任何方式接觸過UFO的人的姓名，理由是這樣的人“要不是想造謠生事，就是想藉胡說八道來引起公眾注意。”（註9）儘管這些規章在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嚴格，而且FBI據信也已經不在調查UFO事件，但美國政府在1950-1960年代初明確企圖壓制公眾對UFO現象的報告與討論卻是不爭的事實。
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經淡出了UFO的相關調查活動。現在負責揭穿真相的是懷疑調查委員會（CSICOP）這個私人組織，CSICOP擁有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眾多科學與技術顧問成員，其中有許多人還在知名大學裡擔任教授。此外，CSICOP也啟發了通常被稱為“懷疑論社團”的那些地方分支團體，《懷疑探究》（Skeptical Inquirer）期刊也是CSICOP旗下的出品物。
CSICOP所奉行的前提就是UFO絕不是天外來客的飛行器，而且CSICOP還竭力於在打假被認為是造假或“偽科學”的現象，例如遙視、通靈、大腳怪、雪怪、尼斯湖水怪以及所有靈異現象。它把任何認真研究UFO或精神現象的努力都歸結為“偽科學”——這真是一個有夠自由奔放的術語。自然地，CSICOP只專注在實踐所謂“真實”的科學。很多CSICOP的人員和各地的懷疑論者成元都非常積極，經常現身於各式廣播電台與電視節目。
CSICOP的影響力直到今天都仍非常強盛。
除了通過旗下的教職成員在大學施展拳腳之外，CSICOP也在媒體上握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譬如聲名遠播的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就是CSICOP的一員。其他CSICOP的成員還包括：
・《奧祕》（Omni）雜誌的歐洲主編伯納德・迪克遜（Bernard Dixon）
・《哲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編輯保羅・愛德華（Paul Edwards）
・《發現》（Discover）雜誌的管理編輯列昂・杰羅夫（Leon Jaroff）
・《航空周刊》與《航天科技》（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雜誌的資深航空電子學編輯菲利普・克拉斯（Phillip Klass）
・已故的B.F・斯金納（B. F. Skinner），他是作家兼著名的行為主義者，刺激-反應制約學說在這一代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該歸功於他。
CSICOP能夠如此興盛就主要來說也是得益於其成功推廣了自己的客觀形象。例如，我們在CSICOP的宗旨聲明中就可以看見如下的字眼：
“懷疑調查委員會的宗旨是要根據負責任的科學觀點來對超自然和邊緣科學作出批判性調查，並藉以向科學界與公眾傳播調查結果的真相。本委員會是一個非盈利的科學與教育組織。”（註10）
這樣看下來不免會覺得這個委員會真是一個挺不錯的組織。對UFO和超自然現象進行客觀研究理當是一件好事，尤其對於認真投入的研究人員來說去抽絲剝繭出真相更是至為重要，雖然這並不總是能容易做到。可悲的是，CSICOP其實並沒有真的拿出這一任務所需要的客觀精神。據我所知，CSICOP的調查向來都是一面倒的以騙局結案，這常常讓許多無法解裡為什麼那些明明是很公正的證據卻被駁斥的人感到一頭霧水。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來認識究竟是誰又是出於為什麼而創立了CSICOP。
CSICOP是在美國人文協會（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的贊助下於1976年成立，當然，美國人文協會的目標就是要促進“人文主義”哲學。“人文主義”本身是一個很難定義的概念，因為它對不同的人總有不同的含義。就本質上而言，人文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與人類利益和價值密切相關，而不是與宗教利益與價值掛鉤的思想主張。這種思想更傾向於從人類作為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實體的角度來看待道德與存在問題，所以“宗教人文主義者”儘管也抱持著對靈性和神學的關切，但亦會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審度它們，不同於大多數宗教是以上帝或精神為本。
在當今的美國最知名的有組織人文主義形式就是所謂的“世俗（非宗教）人文主義”，其只認可物質現實的存在，但卻拒不承認靈性與神學。這幾乎就是嚴格地唯物主義哲學，而且有很多世俗人文主義者都還在盲信那套刺激-反應制約學說。
CSICOP的創始人兼現任主席是保羅・庫茲（Paul Kurtz），他是紐約州立水牛城大學的哲學教授。庫茲先生多年來也一直都是《人文》（The Humanist）雜誌的編輯，而且他還是《人文主義宣言》（Humanist Manifesto，II）的共同作者之一，並著有《捍衛世俗人文主義》（Defense of Secular Humanism）一書。他的這本書相當有趣，因為其中表述了一些世俗人文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目標。鑒於庫茲教授和其他人文主義者對CSICOP的重要性，所以這些理論和目標非常值得瞭解。
在論及精神存有這個問題時，庫茲教授寫道：
“人文主義者拒絕這樣一種論點，即靈魂與肉體是分離的或生命在肉體死亡後還能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
至於《人文主義宣言》則是這麼提到：
“相反地，科學肯定了人類種族是自然演化法則下的結果。就我們所知，所謂的人格也是在生物有機體自社會與文化背景下作用產生而來。”（註12）
對於那些選擇相信他們的人來說，這當然是一句金科玉律。但我要指出的是：對於積極宣揚這些觀念的個人和組織，要在調查與其既定觀點截然相反的證據時仍維持客觀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們已經明明白白地宣布了他們願意相信什麼，又決定駁斥什麼。
當同樣的那些人還以決定要把傳播他們的思想主張作為社會目標時，要在這種情況下秉持公正不阿無疑更是難上加難。所以《人文主義宣言》就清楚地寫道：
“我們認可了一套共通原則，可以作為所有協同行動的基礎——這是一項與眼下的人類處境有關的積極原則。它們都是為了全世界範圍內的世俗社會所精心構建而來。”（註13）
我們可以從這段話中看到，許多世俗人文主義者的共同藍圖就是要締造一個世界性的世俗社會。CSICOP的創始主席庫茲教授也幫助起草了宣揚這一目標的文告。想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本身並不是一件錯事，激進的宗教信徒與哲學家試圖用自己的觀點形塑世界本來就很稀鬆平常。問題是，這樣的激進主義自然亦有其代價：CSICOP及其附屬組織就是因此失去了公信力。他們已經擺明自己只不過是在申張某種觀點，而不是大公無私地調查者。所以他們實際上應該是調查法庭上的檢察官，但卻不應該被認為是法官或陪審團。
我們可以在諸如CSICOP這樣的團體裡看到一個已經存在了好幾個世紀之久的老問題，那就是大部份意識形態之爭其實都是源自於極端主義者的好鬥。例如，世俗人文主義者代表了唯物主義的極致，且經常和代表極端“宗教”的現代“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吵得不可開交。這兩方無一例外都是極端主義者，因為他們奉行的觀點都只能通過繼續無視大量證據才能為繼。而且他們也很容易犯錯，因為他們自己就充滿了缺陷；儘管如此人們卻還是被鼓勵去與其中一方攜手，因為兩邊中必有其一是錯的，然後另一邊則會把錯的說成是對的。
這可能是一種頗為危險的邏輯，經常會體現在兩個自以為是的人在熱烈爭論著一個事實，但最終都發現自己都是大錯特錯的時候。這兩個神經病可以繼續無休無止地爭執誰才是真正的拿破崙，但任何人如果想要選擇支持無論哪一方都不會是好事！
由於極端份子的爭執，真相往往會被完全不同的方向所忽略。
儘管世俗人文主義者和其他擁有相似意識形態的人傾向於否定宗教和神學，不過宗教仍然在人類社會裡司掌著強大的力量。可是即使是把所有歷史悠久的宗教和神秘體系所保有的些許真相匯集在一起，也完全還不足以讓一個人跨過阻擋在靈性恢復之路前的強大阻礙。這些點點滴滴的真相充其量只是提供了有助於全新研究的線索，但我這麼說並不是為了貶低那些認真遵循各種宗教道路的人所獲得的回報。大多數的神學確實能夠提供一些有價值的事物來豐富人的生活。
就如同所有歷史過去，各式各樣的新興宗教也在今天如雨後春筍般蜂擁而出。不過它們中只有很少能夠長時間存續下去，所以更不用說是化為主流宗教。即使如此，新興宗教也還是像過去一樣經常遭到攻擊。現代形式的攻擊同樣也與幾個世紀前沒有什麼分別：新出現的宗教總是會被視為破壞一切美好的罪惡。“邪教”這個稱呼在今天已被過份濫用來形容新興宗教，儘管很多時候都是名實不符。事實上，“邪教”這種說法反而其實對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這些龐大的宗教更為貼切。任何煥然一新或自成一格的宗教更應當被稱作是“教派”，要不就只是被簡單地定義為一門新宗教。“邪教”一詞僅僅是因為它簡單明確的特點才會變成如此流行，而且也很適合充當報紙的頭條。
但新興宗教面臨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們代表著任何有別以往或涇渭分明的東西，而是它們可以將人們分化為各種對立的派系，這也是宗教在過去的所為。即使宗教本身沒有錯，這種事情也還是能夠發生。只要開始出現並招致攻擊，一個現代宗教便會發現它僅是身處在一個充滿“邪教歇斯底里”的社會裡的無力教派。這種社會氛圍在今天隨處可見，因為大部份受過教育的人都喜歡根據他們對人類心理學的知識來胡思亂想。
透過這種虛華的旖旎，心理方面的宗教歧見很容易會導致人們對新興宗教產生敵意。諷刺的是，今日絕大部份的反邪教激進主義都是來自於為了消滅“撒旦的作品”的俗稱的基督教“右派”，但這其實還包括了各種不遵循原教旨基督教信仰的宗教。基督教書店也是當今美國最主要的反邪教讀物出版社，那些基督徒在這方面倒是與CSICOP和其他嚴格的唯物主義者（如有些精神病學家）有志一同，因為他們相信其它所有宗教都令人厭惡，新興宗教則最容易淪為被針對的對象。
因此，分析新興宗教的關鍵絕不是去把它們全都混為“邪教”這個如此不明確的範疇然後再對其泛泛而談。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仔細認識每一個新宗教，去瞭解它們的獨特之處，並根據各自的具體特徵來鑒別優劣。有些人會在那些宗教中發現我們在本書中所看過的一切不幸的延續，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也可能是精神啟蒙的珍貴嘗試。持續保持對新興宗教的客觀公正非常重要，因為真正的靈性知識也有可能會在有一天被一個嶄新的宗教給實踐。畢竟古板的神學只會固守於那些既有的教條，大多數現代科學也甚至不會考慮精神現實存在的證據。
近來還有一個相當值得矚目的宗教運動，那就是鬆散的“新紀元”運動。新紀元運動這個名字是得名於它的展望，亦即一個將會實現靈性自由，生理健康還有世界和平的新時代。有些與新紀元運動有關的獨特音樂著實相當動聽，而且這個運動還推廣茹素，健康飲食是整個運動中經常被強調的元素。ㄧ些新紀元學說還涵蓋了探討精神實體之本質的反者思想，但就如同印度教，大部份的新紀元體系仍因為胡亂地揉合了神秘主義、監護者教條（例如宣揚應該追求心智，肉體還有靈魂的結合而非分離的學說）以及包括催眠與潛意識編程（這兩者都不應該被貿然推薦）等自助方法，從而一舉摧毀了那些反者思想的精髓。
但最令我們感興趣的其實是新紀元運動對UFO的一些觀點。現在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已經聽說過主張古代的宗教事件實際上都是太空時代的外星社會為之的“古代宇航員理論”，曾一度包裹著UFO的神話面紗似乎已有逐漸滑落之勢。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新紀元運動反而致力於重建舊有的宗教信仰，並強調飛馳過我們的天空的天外來客都是一群宛如上帝一般的存有，應該受到虔誠地尊敬，而且他們將是拯救人類的希望。
這種崇敬的態度顯然該賴於一些新紀元文學和近期的美國電影，像是《第三類接觸》（Third Kind）跟《魔繭》（Cocoon）。許多其它監護者教條，包括世界末日的觀念也正在被新紀元運動中的那些聲稱自己接觸過UFO（或許確實有些人是真的）的人給以現代化的方式繼續傳播。然而，新紀元運動並不說“天使”，而是改用“宇宙兄弟”。如果能從歷史學到任何教訓，那我們就應該知道這班“宇宙兄弟”除了帶來壓迫與滅絕之外似乎根本給不了我們什麼，除非他們願意放下屠刀。這麼看起來應該是人類需要去教導外星人何謂同理心，而不是反過來。
會偶爾造訪地球並且幫助人類目擊者和被綁架者的監護人道主義者似乎總是少數，但他們也沒能真正為人類做些什麼。就像進入監獄裡安慰囚犯的醫生，社會工作者和牧師一樣，這群監護人道主義者從來就沒有打算拆毀這座監獄的圍牆。所謂的“天使”和“宇宙兄弟”就是這班貨色。
隨著本書的付梓出版，這個世界也在持續歷經許多變化的發生。其中有一些非常令人歡迎，例如共產主義終於在各個國家先後垮台，還有南非政府正為了緩解種族對立所努力以及民主選舉在世界各地的普及。種種這些跡象都證明處境是可以被改善的，或許這最終還有機會能夠扭轉這本書所提出的人類困境。
遺憾的是，逐漸開始改變歐洲的種族衝突和通膨紙幣系統的擴延也表明有些錯誤的東西還沒有消失。隨著這個世界開始進入1990年代，我們似乎可以發現自己正身處在與兩百年前非常相似的時代（見p.294-295），當時共和制政府也在各地四處林立。
就像在過去，根源於兄弟會的各個派系也仍然在積極參與戰爭和困擾至今的社會痼疾：
在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援助下，彈道武器現已在伊斯蘭和第三世界國家迅速流傳；與此同時，伊斯蘭激進主義也持續在中東及其它地方掀起波瀾。在1990年時，甚至還有一個名叫穆斯林兄弟會的激進伊斯蘭教派在扎爾卡和亞喀巴這兩座約旦城市的選舉中大獲全勝。
在我落筆到這裡的時候，馬克思主義革命者也還在秘魯和菲律賓繼續燒殺擄掠。在秘魯，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毛派游擊隊皆屬於秘魯共產黨，這個秘密組織的名字如果照字面上來理解那就是“光明之路”。
毒品卡特爾現在亦開始掌握起了權力；例如古柯鹼卡特爾集團就向哥倫比亞政府挑起了戰爭。兄弟會涉及全球毒品交易也相當顯而易見，譬如秘魯共產黨就在種植古柯鹼作物，形成於17世紀的秘密社團則依然透過強大的亞洲黑社會把持著海洛因交易。
儘管普遍不受世人歡迎，但右傾的民族主義組織仍然能夠得到政府的支持，如俄羅斯東正教運動這個在俄羅斯竄起的聯盟，其所用的黃底色十字符號不禁令人聯想起卍。這個聯盟的人在1990年更受美國新聞局之邀來訪美國，儘管聯盟發言人的反猶主義引起了一陣抗議。
1990年5月，在以色列海法發生的猶太墓園破壞事件終於被發現其實是一個默默無聞的猶太千禧年教派所作。這個教派的其中一名成員承認他們這麼做是企圖透過馬基維利手法來加劇猶太和反猶勢力彼此的衝突。
世界銀行認為遲早還會再出現一種就像愛滋病一般的全新免疫破壞性病毒，而一群美國醫生也在1990年3月被派赴非洲進行為期五年的查訪，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尋找新病毒的蹤跡及完成其它活動。
為這項任務提供資金的是直屬美國政府的愛滋病研究機構：過敏症及傳染病研究所。1990年3月15日的《舊金山紀事報》便在A8頁引述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尼古拉斯・萊爾什（Nicholas Lerche）的話寫道：
“這就是在我們開始瞭解新興病毒後所意識到的問題，而且很可能還有其它動物病毒正在等著大舉入侵人類，這最終會再變異出截然不同的病毒。”
基於已經有說法和證據指出愛滋病是被故意感染到群眾身上，因此抱持對醫生們發現的新疾病會如何被贊助那些研究的人給利用的擔憂是非常合理的。
就在你閱讀到這一段的時候，這個世界也繼續在歷經著許多新的變化。領導者，政治人物還有各種機構在世界舞台上來來去去；彼此交戰的派別也是這裡興又那裡亡。我只希望我在本書中所建構的宏觀歷史模式能夠為我們在研究未來將發生的衝突時提供一個有趣，也或許是有用的工具。
當然，我們也可以期待這本書也許能夠成為一記警鐘，敲響這個我們都拚命地想要從中醒來的噩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