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詭譎的18世紀時的歐洲曾有一個極具爭議,不可思議又多彩多姿的人物,那就是聖日耳曼伯爵。*聖日耳曼伯爵的一生向來是許多文章側重的主題,至少還有一本書也是以此為題。自從他據稱逝世於1784年後,就一直有要不是將他神化就是抨擊他不過是一介江湖騙子的觀點存在,但這兩種看法似乎無法如實反映出他最真實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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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他與法國的同名將軍,即18世紀時的另一位神秘主義者克勞德・路易斯・聖日耳曼伯爵搞混。
聖日耳曼伯爵的事蹟絕不可被等閒視之,因為他的活躍勾勒出了一道牽繫著歐洲戰爭,兄弟會的秘密體系以及德國王侯集團——特別是黑森家族的迷人聯繫。
圍繞著聖日耳曼伯爵的諸多神秘中的第一個就是他的出生背景。有很多研究人員相信他是特蘭西瓦尼亞的強盛公國統治者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的後代。特蘭西瓦尼亞這個地方也因為在電影裡是難以捉摸的人形吸血鬼德古拉的故鄉,以及屢屢被各式奇幻文學提及而聞名於世,此外這片土地亦與黑森家族有些淵源。因為弗朗西斯二世正是於1694年9月25日在德國的科隆大教堂完成了與年方16歲的黑森-萊茵費爾斯的夏洛特・阿瑪麗亞的婚禮。
這段聯姻孕育出了兩個孩子。然而,於1737年詔告於世的弗朗西斯二世的遺囑卻還提到了也位在繼承人之列的第三個名字不詳的孩子。這第三個孩子最終被證明就是利奧波德・喬治(Leopold-Gerogle),國王的長子與特蘭西瓦尼亞王國的繼承者。利奧波德・喬治出生於1691或1969年,這取決於你要相信哪一種關於他的身世的理論。由於他的出生日期無法確定,所以我們也無從得知他究竟是黑森的夏洛特的還是弗朗西斯二世的前妻的兒子。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利奧波德・喬治在1700年“早夭”倒也使得他免於被捲入即將摧毀特蘭西瓦尼亞王朝,並從此終結這一地區之獨立的致命陰謀所害。
據說,利奧波德・喬治的真實身份就是聖日耳曼伯爵。
聖日耳曼伯爵首次現蹤於歐洲社會是在1743年,那時他已是40歲的成人。不過他在那之前的生平一直鮮為人知。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1852-1870)曾下令匯編有關這位神眉鬼道的伯爵的檔案,可是非常遺憾的是,所有這些文件最後盡在一場吞噬檔案館的大火中付之一炬。因此,關於聖日耳曼伯爵的最彌足珍貴的資料就這麼火滅煙消了。而且聖日耳曼伯爵本人的隱秘作風更只會加深籠罩著他其人的晦澀。不過根據留存下來的信息所示,聖日耳曼伯爵應該是兄弟會在18世紀時最活躍,搶眼且出色的政治特工。
嚴規禮儀的領袖,黑森家族的卡爾王子在論及聖日耳曼伯爵的早期生活時曾寫道,聖日耳曼伯爵是受義大利最有權有勢的美第奇家族扶養長大。就像其他家族成員一樣,美第奇公爵熱衷於當時在義大利相當盛行的神秘哲學,這可能也就是聖日耳曼伯爵在成年後加入兄弟會網絡的前因。在美第奇家族的照顧下,聖日耳曼伯爵據說還曾就讀過錫耶納大學。
聖日耳曼伯爵第一次有記載的出現在歐洲社會是在1743年的英國。那時詹姆斯黨人仍屹立不搖,他們在兩年後的1745年就對蘇格蘭發動了入侵。聖日耳曼伯爵在入侵發生的關鍵前兩年就住在倫敦,關於他在這段期間的活動僅有隻言片語。聖日耳曼伯爵是一位傑出的音樂家,他有幾部音樂作品曾於1745年2月初在乾草劇院公演。倫敦的沃爾什公司亦出版過聖日耳曼伯爵的三重奏作品。
然而,英國當局並不相信聖日耳曼伯爵是真的一心一意要追求音樂事業才留在倫敦。在詹姆斯黨人大舉入侵後,聖日耳曼伯爵在1745年12月因為被英國人懷疑是詹姆斯黨的間諜所以遭到逮捕。但當在他身上根本搜不出那封傳聞中是來自斯圖亞特入侵者的領導人,查爾斯・愛德華的信件後,他才終於獲釋出獄。
霍勒斯・渥波爾(Horace Walpole)曾在逮捕發生後就這個人記述道:
“...那天他們逮捕了一個怪人,他自稱叫聖日耳曼伯爵。他這兩年來一直住在這裡,但卻從未告訴他人自己是何許人也或來自何處,但有兩件非常奇妙的事是可以篤定的,其一為他並沒有以真名示人,其二是他從沒與任何女人有過交往甚至是交往的意願——或是任何諸如此類的想法。他能唱歌和精彩地表演小提琴,而且他的作曲總是瘋狂又超乎情理。”(註1)
聖日耳曼伯爵在獲釋後離開英國,並有一年多的時間都在奧地利皇帝的第一大臣,費迪南德・馮・洛布科維茨親王那裡做客。奧地利繼位戰爭在當時仍打得不可開交,彼時的奧地利正與英國結盟對抗法國和普魯士。在他走訪奧地利那段期間,聖日耳曼伯爵也被引薦認識了法國的戰爭部長馬歇爾・德・貝勒・伊勒,此人接著又再將他介紹給法國皇室。
事情的發生順序似乎有些耐人尋味。這個人先是在戰爭期間被英國人懷疑是敵人而遭逮捕,不久後他又被與英國結盟的國家(奧地利)的首席大臣慰留,而且他還在那時會見了與奧地利為敵的國家(法國)的戰爭部長!聖日耳曼伯爵與每一個交戰方的政治聯繫實在很令人印象深刻。
至於聖日耳曼伯爵在離開奧地利後的那三年究竟都在做什麼則是一個謎。
聖日耳曼伯爵在1749年再度現身於歐洲社會,這回他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客人。法國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其非常積極地支持詹姆斯黨對抗英國的漢諾威家族。法國也涉入了不少國外的陰謀,一位法國皇室的女士曾在她後來的回憶錄裡就聖日耳曼伯爵如此寫道:
“國王(路易十五)從1749年開始授命他(聖日耳曼伯爵)擔任外交使節,爾後他也確實為使團做到鞠躬盡瘁。”(註2)
國王路易同樣也因為身為18世紀的祕密外交建築師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聖日耳曼伯爵之所以能得到法國皇室青睞,並作為政治特工為法國國王效命也是出於幾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首先,放眼歷史,兄弟會成員往往都在一個國家或國際性的情報網絡中發揮著包括創建與運作的吃重作用;這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更進一步說明。
其次,身為天主教徒的路易十五始終嚴苛地堅守著教宗的諭令,而且教宗一方對共濟會素來抱持敵意。事實上,羅馬天主教會與共濟會就是起源於兄弟會的兩個向來水火不容的派系。路易十五在1737年更發佈了一道法令,禁止所有法國臣民與共濟會有所攪和。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法國政府開始嚴加打壓法國共濟會活動,包括警方的突擊和坐牢。路易十五的1737年禁令是緊接著教宗克勉於一年前發出的教宗詔令,該詔令嚴禁所有天主教徒加入或支持共濟會,否則就會被逐出教會;但是在日後終將證明他與兄弟會是多麼密切相連的聖日耳曼伯爵卻始終是國王身邊的常客。從聖日耳曼伯爵一生的一些已知事實來看,他似乎不太像是共濟會員,而是兄弟會的一名高級特工。
法國國王應該也對聖日耳曼伯爵在兄弟會網絡中的角色心知肚明。
聖日耳曼伯爵在1749-1755年間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含糊不明。他在1755年第二次訪問印度,這次他是與英國指揮官羅伯特・克萊武同行,一同去與法國人作戰!印度是那時的一個主要戰場,是個很利益攸關的重地。克萊武就是當時英國一方的指揮官。
這次旅程再次凸顯了聖日耳曼伯爵令人難忘的政治手腕以及他能在交戰雙方的重要領導人之間來回自如的本事。有位傳記作家曾指出,伯爵在與克萊武一起前往印度時可能是在擔當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秘密代理人,因為聖日耳曼伯爵他在1758年返回法國後即被賞賜了一座位於法國宮殿香波爾城堡那裡的宅邸。另外他還被獎賞了能讓他進行化學與煉金術實驗的實驗室,路易十五有時也會參加這些實驗。
聖日耳曼伯爵顯然是一個華麗超凡且多才多藝的人物。令他變得聲名遠播的其中一個成就就是他對煉金術的淵博造詣。(煉金術是一種神秘主義與化學的結合,也是玫瑰十字會的主要修研內容)聖日耳曼伯爵在法國宮廷間成為話題人物亦是因為他宣稱自己已經掌握了淬煉生命靈藥的煉金方法。相傳生命靈藥是一種能讓人長生不老的秘密配方,有很多歐洲玫瑰十字會員皆聲稱自己手上握有靈藥。然而,聖日耳曼伯爵的這番話倒很可能其實是在開玩笑,畢竟他就曾這麼對路易十五說過:
“陛下,有時我甚至不是讓自己,而是讓別人相信我真的曾在古代生活過。”(註3)
聖日耳曼伯爵在1760年離開法國前往荷蘭海牙,這次旅程是發生在七十年戰爭的高潮。荷蘭在這場衝突中選擇中立。聖日耳曼伯爵究竟想要在荷蘭實現什麼企圖至今都還充滿爭論。再宣稱自己是路易十五的秘密特工後,聖日耳曼伯爵曾嘗試與在海牙的英國代表接觸。後來聖日耳曼伯爵聲稱自己是在嘗試為英國與法國締結和平。
問題是,法國的外交大臣喬瓦瑟爾公爵和駐荷蘭大使德弗里卻沒有從國王那裡接獲關於聖日耳曼伯爵的使命的指示。因此,喬瓦瑟爾公爵便認為聖日耳曼伯爵是在胡說八道,並下令將他逮捕。為避免被荷蘭當局關押,聖日耳曼伯爵於是在同年逃往倫敦。他那富有影響力的好友,荷蘭代表委員會的主席本廷克公爵可為這樁逃跑出了不少力。
由於這場失敗加上路易十五斷然否認聖日耳曼伯爵是奉他之命前去,所以聖日耳曼伯爵遲遲無法光明正大地回到法國皇室那裡,直到1770年——他的對手喬瓦瑟爾公爵在這一年失勢,淡然離去。
聖日耳曼伯爵為什麼要展開這趟命運多舛的荷蘭之行實際上還有另一個也許更加緊迫的理由。俄羅斯駐英國大使德・葛拉辛親王(Prince de Galitzin)在他的一封信裡點出了他對聖日耳曼伯爵的這趟荷蘭之旅的看法:
“我知道聖日耳曼伯爵這號無人不知的傢伙。這個怪人在這國家駐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喜歡這裡。這裡似乎有人一直與他維持著書信往來,而且這個人聲稱伯爵其實是為了搞定一些金融業務才前去荷蘭。”(註4)
德・葛拉辛在這裡提到的金融業務實在非常神秘,而且這似乎才是聖日耳曼伯爵啟程的原因。聖日耳曼伯爵此去荷蘭其實是為了撮合卡羅琳公主與拿騷-迪倫堡的德國王子的婚姻,如此一來就可以為法國建立需要的“基金”。聖日耳曼伯爵希望能與荷蘭銀行家商討與基金相關的事宜,據法國大使德弗里(D'Affrey)記述說:
“他的目的就是確保我們能獲得那幾位銀行家的信貸。”(註5)
在另一封信中,德弗里繼續就聖日耳曼伯爵寫道,
“他前來荷蘭的用意便是籌辦一間負責這筆基金的公司...。”(註6)
成立基金很可能就是聖日耳曼伯爵(也或許是國王路易)要如此保密到家的原因。要知道,當時的法國已經有了舉足輕重的御用銀行家:富可敵國的帕里斯・杜威內兄弟(Paris-Duverney Brothers)。帕里斯兄弟在約翰・羅的法蘭西銀行通膨浩劫一發不可收拾後出手挽救了法國財政,但聖日耳曼伯爵卻很敵視帕里斯兄弟。因此他並不希望這筆基金落入他們之手,海牙的撒克遜宮廷的大臣德・卡德爾巴赫先生(Monsieur de Kauderbach)就曾引述過聖日耳曼伯爵的想法說道:
“...他(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身邊淨是那對害法國深陷無數麻煩的帕里斯兄弟的人馬。他們正在腐蝕一切,又總是阻撓法國最高尚的公民馬歇爾・德・貝勒・伊勒的計劃。因此,大臣們現在只剩下分裂與憤恨。帕里斯兄弟搞砸了所有事情;他們可以為了區區八億元就讓法國淪為草中枯骨。”(註7)
聖日耳曼伯爵確實可能有理由去與胡作非為的帕里斯兄弟作對。不過,聖日耳曼伯爵前往荷蘭的使命其實不過就是要搗毀帕里斯兄弟的金融控制,並將控制權重新交到同一個金融家集團手上罷了,這個集團的先人就是安排通膨紙幣制度化的那班人——正是這個制度令法國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並使得帕里斯兄弟開始出手干預。由於聖日耳曼伯爵後來被迫離開荷蘭,所以他的金融任務終究也已失敗收場。
在逃出荷蘭並抵達倫敦後,聖日耳曼伯爵又一次被捕並獲釋。他在逗留倫敦的那段短暫期間還出版了七本小提琴獨奏譜。
聖日耳曼伯爵在離開倫敦後仍在繼續從事秘密政治活動。他在1760年悄悄回到巴黎,並據信是與他的好友安爾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Princess of Anhalt-Zerbst)同住。安爾哈特・采爾布斯特是另一個向英國出租僱傭兵的德國公國,儘管它不如其它德國鄰居那般富有。安爾哈特・采爾布斯特公主後來育有一個女兒,是為凱瑟琳二世。凱瑟琳二世在1744年8月21日與俄羅斯的彼得三世成婚,促成這場婚姻的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他亦與安爾哈特-采布爾斯家族關係甚好,而且至少也和聖日耳曼伯爵曾有一段交情。
彼得三世在聖日耳曼伯爵回到巴黎的兩年後,即1762年正式繼承俄羅斯王位。聖日耳曼伯爵聞訊後又立刻前往俄羅斯首都聖彼得堡,他在那裡幫助凱瑟琳推翻彼得並從此一舉成為俄羅斯女王。協助這場政變的是奧爾洛夫家族,據說他們是藉著一場不實的爭執謀殺了彼得。為了助政變一臂之力,聖日耳曼伯爵還當上了俄羅斯軍隊的將軍,同時他也一直是奧爾洛夫家族的密友。又被稱為“凱瑟琳大帝”的凱瑟琳就這樣繼續統治俄羅斯有二十九年之久。
經過這場大膽地政變,聖日耳曼伯爵後來也繼續協助奪得俄羅斯的德國王侯小集團對其它歐洲國家故技重施。這一切全是同樣手法的一再照搬:先是讓德國皇室與受害王朝聯姻,進而再透過革命或政變將後者推翻。我們在這裡同樣可以發現兄弟會與聖日耳曼伯爵互通有無的直接證據。
自離開俄羅斯後,聖日耳曼伯爵在1763-1769年間的行蹤始終成謎。目前只能知道他可能在柏林待過一年,並短暫地在不倫瑞克的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那裡做客過。接著,聖日耳曼伯爵又從不倫瑞克啟程繼續在歐洲各地遊走。他在1770年返回法國,並在1772年再度以路易十五的代理人身份去與維也納商談波蘭劃分議題。
對聖日耳曼伯爵來說相當不幸的是,在路易十五於1774年5月10日過世後繼位的是他19歲的孫子,路易十六。這位新國王讓敵視聖日耳曼伯爵的喬瓦瑟爾公爵再次回到政壇,因此伯爵又被迫離開法國。
聖日耳曼伯爵在路易十五逝世十一天後就前去了德國,他在那裡成為黑森的威廉九世的座上賓——前者就是繼承了黑森-卡瑟爾公國的資產的王子。
據J.J・布喬恩斯塔爾(J. J. Bjornstahl)在他的旅遊見聞錄中記載道:
“我們是王儲威廉・馮・黑森-卡瑟爾(卡爾・馮・黑森之弟)的客人,當時我們都在鄰近法蘭克福的哈瑙。當我們在1774年5月21日返回哈瑙城堡時,我們見到了卡文迪什閣下與聖日耳曼伯爵;他們是從洛桑前來,並準備要前往卡瑟爾與柏林。”(註8)
在拜訪完黑森王子的故鄉後,聖日耳曼伯爵便繼續踏上他的歐洲巡遊之旅。無論是勃蘭登堡侯爵還是其他人無不對他大加款待,最後他在1779年開始跟著黑森的卡爾王子同行,後者是嚴規禮儀的最高領導人。聖日耳曼伯爵就在卡爾那邊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五年。
據信,聖日耳曼伯爵最終在1784年與世長辭。埃克爾恩弗爾德教會的名簿就記錄了如下的信息:
“歸西於1784年2月27日並入土安葬於3月2日,此人又名聖日耳曼伯爵或韋爾登先生*——除此之外並沒有再多相關信息——這些就是教會紀錄的資料。”(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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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日耳曼伯爵用過很多假名,韋爾登就是其中之一。
在他據稱過世之後,聖日耳曼伯爵在兄弟會中的真實地位才開始顯露出來。聖日耳曼伯爵不僅被認為是兄弟會的最高領袖之一,而且他還被宣稱是一位不死之人,既不會衰老也不會死亡。他的有些當代崇拜者更聲稱他們親眼見過伯爵,但按照常理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
舉例來說,E.H・格萊亨男爵(E. H. Gleichen)就在他出版於1868年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這段往事:
“我曾從拉莫和法國駐維也納大使的一位老親戚那聽說,那個名叫聖日耳曼伯爵的男人在1710年時仍然健在,他那時大概已有五十歲。”(註10)
如果聖日耳曼伯爵在1710年時已是杖家之年,那麼按此推算,他在逝世時將會是124歲高齡。然而,又有一些人聲稱聖日耳曼伯爵並沒有在1784年魂歸西天,例如出版於1857年的德國神秘學雜誌《共濟會的靈光》(Magazin der Beweisfuhrer fur Verurtheilung des Freimaurer-Ordens)便斷言聖日耳曼伯爵曾作為其中一位法國代表出席1785年的巴黎共濟會大會,這是在他據說過世的後一年。另一位作家,坎圖・切薩雷(Cantu Cesare)也在他的著作《義大利異端》(Gli Eretici d’Italia)中提到聖日耳曼伯爵在1785年的著名維爾赫姆斯巴德共濟會會議上現身過。
有些人相信,這些記載是證明聖日耳曼伯爵之死其實是為了讓他能夠淡出公眾視野,安靜地安享晚年所蓄意胡謅出來的證據(也許這還不是第一次)。
然而,聖日耳曼伯爵傳聞中的現身並未在1785年後絕跡。法國宮廷的德・艾德蒙伯爵夫人(Countess D’Adhemar)在逝世於1822年前曾著述過回憶錄,她在其中提到自己多次見到明明應該已經過世的聖日耳曼伯爵,而且通常都是在動亂時期見到他。據她所說,聖日耳曼伯爵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前就事先警告過法國國王和王后(即他的敵人路易十六與瑪麗・安東妮)。而且她還自稱自己在1793、1804、1813與1820年見過伯爵。
據玫瑰十字會作家弗朗茨・格拉德(Franz Graeffer)說,應該已經去世的聖日耳曼伯爵曾在奧地利現身,而且還被兄弟會尊崇為高階成員。1800年末,神智學會的共同創始人海倫娜・布拉瓦茨基夫人更聲稱聖日耳曼伯爵是秘密控制世界的西藏隱秘大師之一。在1919年時還有人宣稱聖日耳曼伯爵人在匈牙利,當時共產主義革命正在那個國家高歌猛進。最後,一位名叫居伊・巴拉德的男子也在1930年自述他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沙斯塔山見到伯爵,而且後者還幫助他建立了一個名喚“永有運動”的新兄弟會分支。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再來仔細討論“永有運動”。
所有這些證人都是在說謊嗎?那倒未必。蛇之兄弟會偶爾會蓄意編造“復活”的傳說來神化特定的成員,一如耶穌的情況。事實上,那些兄弟會(但並非全部)對聖日耳曼伯爵的神化幾乎與耶穌旗鼓相當,不過為什麼聖日耳曼伯爵值得被如此崇敬的原因可能始終都是一個謎。也許他對兄弟會的貢獻遠比我們所以為得還要更多。無論如何,聖日耳曼伯爵顯然也是血肉之軀。即使他不是在他據稱逝世的那一年離世,那也肯定是在那幾十年內。
不管是在他在世時還是之後,總有許多人視聖日耳曼伯爵是一個騙子或使詐者。有些評論家還相信,聖日耳曼伯爵只不過是一位靠著花言巧語與多彩多姿的個性才得已擠身到皇室旁的能說善道之流。但我們見到的證據無疑不會支持這些說法。說一個局外人能如此深入這些皇室圈子並一直與他們維持著緊密關係實在是天方夜譚。
聖日耳曼伯爵親身涉入的俄羅斯政變並不是一場小小的胡鬧;因為這場政變實際上是牽動著歐洲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動。確實,聖日耳曼伯爵在某些方面或許真的是一個假道學術之輩,但最重要的仍是他在政治方面的活躍與牽連。聖日耳曼伯爵一生中的豐富與輝煌早已蓋過了那些不那麼美好的一面。他的周遊與活動與兄弟會、黑森王子、法國陰謀、歐洲戰爭還有鼓吹紙幣的銀行家都脫不了關係。
另外,聖日耳曼伯爵的個人特質也向我們闡明了一點,那就是我們所討論的那些“身居幕後”的影響人士不盡然都是一群在陰影中策劃著不可告人之事的陰森角色。與此相反,他們大多更有可能就是像我們一樣的活潑又耀眼的人物。他們或許成功,或許失敗,但他們的魅力與怪癖皆與常人無異。他們會對其他人造成影響,可是這不是像操縱木偶那樣,畢竟他們同樣也會深受那些影響大眾的事物擺動。
於是,這又讓我們得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當一些作家在討論兄弟會網絡在過去的影響,還有當有些讀者在閱讀那些內容的時候,浮現在他們腦海裡的可能會是某種奇怪的地下“神秘”力量正在運籌帷幄的情景。但這其實是兄弟會本身的神秘主義與隱秘性造就的假象。無論是好是壞,社會的變革追根究底都是人們自己推動的。兄弟會網絡所做得只是提供了人們展開行動的渠道,然後不讓這個過程被外人所知而已。兄弟會網絡的影響力看起來會這麼神秘且“玄幻”,純粹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既沒有被一字一句記載下來,也向來不曾為外界所知。墮落的兄弟會網絡不只在今天,而且是從來都沒有掌握什麼“神秘”權力。這個世界完全可以被透過簡單的行動和改變來變得更好,這一切需要的不是魔杖,而是挺身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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