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出生於大約公元570年，就像耶穌一樣，他的一生事蹟中有很多空白，特別是在他的童年和成年初期。為了填補這些缺失，有些歷史學家便假設穆罕默德可能是一個在幼時被親戚收養的孤兒。
眾所週知，他在25歲時迎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婦，ㄧ些傳記作家認為他在日後的二十五年裡一直是作為一名商人為他妻子的商業事業工作，不過這並不能完全確定。最後，穆罕默德就在40歲時搖身一變成為了宗教先知和勢如破竹的新宗教運動領袖。
根據穆罕默德自述，他的宗教使命乃是始於一道幻象。這次異象發生在一座靜僻的洞穴裡面，穆罕默德經常到這裡來進行禱告和沉思。在這次異象中現身的是一位“天使”，他是特別帶著僅向穆罕默德透露的信息而來。不過，這次並不僅僅是一個天使這麼簡單，因為他自稱自己是加百列——基督教最重要的其中一位天使。
穆罕默德自己曾這麼描述過這場會面：
“《古蘭經》（伊斯蘭教的聖書）是獨獨授予他的啟示*
一個令人顫抖的力量教給了他智慧。他甚至能夠屹立不搖地挺身在地平線的頂端。
然後他一步步走近，到了只剩兩把弓箭長，甚至是再近一些——
接著他便向他的僕人透露了他的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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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用第三人稱的“他”來代稱自己。
《古蘭經》也復述了這個故事：
“這是一個有權柄的信使的話，他被賜予了大能，擁有主之王座的神通，天使皆順服，忠實於他的真誠，你們的同胞絕不是著了鎮尼（精靈）的魔；他能清楚看見自己就在地平線上。”
當天使加百列命令他“誦讀！”時，穆罕默德已經處在了一種半夢半醒或者說是恍惚的狀態，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字一句記錄天使曉諭的信息。天使對穆罕默德發號施令，就好像過往監護者向《舊約》裡的以西結和寫下《啟示錄》的“約翰”所做的一般。當穆罕默德清醒過來時，他可以感覺到天使的話語已經“銘刻在了他（穆罕默德）的心裡。”這句話非常重要，因為它表明了一如以西結，約翰甚至可能還包括君士坦丁，穆罕默德也被下了藥和遭到精神篡改，以便使信息能更刻骨銘心的植入在他腦海中。
穆罕默德所接到的神諭內容是關於一個被稱為“伊斯蘭教”的嶄新宗教，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順服”，亦即這個宗教的追隨者都必須順服真主。正因如此，穆罕默德的信徒又被稱作“穆斯林教徒”（Moslems），這是派生自“穆斯林”（muslim，順從者）。毫無疑問，伊斯蘭教也是一個旨在奴化人類的監護者宗教。
在伊斯蘭信仰中，至高存有被稱為“阿拉”，穆罕默德相信其與猶太人和基督徒的耶和華是同一位上帝。《古蘭經》有兩個格外重要的主題分別是對於審判日的預言以及對充滿“烈火硫磺”的地獄的描繪。穆罕默德尊奉摩西與耶穌是阿拉譴來的前兩位使者，同時他也宣稱伊斯蘭教是真主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啟示。所以，所有猶太人和基督徒都有責任改信伊斯蘭教。但希伯來人和基督徒往往不屑於與穆罕默德攜手合作，畢竟他們已經在各自的啟示文學中被警告過了危險的“假先知”會出現。於是，堪稱史上數一數二慘無人道的鬥爭就開始了。
與過去的眾多監護者宗教沒有絲毫區別，伊斯蘭教同樣不允許人們自行選擇是否皈依。穆罕默德為此制定出了一個征服大計，他將向人們證明究竟該走哪條路比較明智。透過充分發揮猶如大元帥般的權謀，受“真主啟發”的穆罕默德建立了一支軍隊，並據此來讓那些不信者（“異教徒”）紛紛皈依。穆罕默德的天啟大軍血刃了中東大部份地區，包括基督教最重要的中心。這個窮兵黷武的穆斯林帝國最終更打到了印度東部，後來印度教也經此吸收了一些伊斯蘭元素。伊斯蘭教的大肆征服造成了無數生靈塗炭，因為伊斯蘭軍隊樂於犯下駭人聽聞的屠殺，這對他們來說是為人類建立烏托邦的必經之路。
對於大多數被算作是“異教徒”的基督教而言，穆斯林完全就只是一群茹毛飲血的“野蠻人”（“非信徒”）。如此必然爆發的衝突又犧牲了數百萬條生命。在穆罕默德過世五百年後，基督教世界團結一致發動了一場軍事行動，迫使穆斯林讓出聖地，這就是俗稱的十字軍東征。企圖將巴勒斯坦從穆斯林手中解放出來的基督徒十字軍東征是發生在公元1099-1270年那段期間。
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小規模衝突和零星戰鬥在此之前早已屢屢發生，但是1095年這回卻是教宗烏爾巴諾二世親自號召，於是那些小規模衝突最終就變成了把幾乎每一個歐洲基督教統治者都牽涉進來的有組織戰爭。成千上萬名基督徒在聽完教宗承諾的賜福，封地還有征服戰利品後都自告奮勇地加入了十字軍，以至幾乎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有志願者。對於許多農奴和農民來說，教宗的武裝號召代表著他們逃離封建領主壓迫的一線生機，何況也許還能以暴發戶英雄的身份衣錦還鄉。
儘管十字軍東征可謂旗開得勝，但這場勝利也是伴隨著腥風血雨。這群基督徒在1099年的夏天攻克耶路撒冷，雖然騎士和農民現在可以在基督教旗幟下昂首闊步，並因為他們的美德與氣概接受讚譽，但他們卻經常自甘墮落地犯下諸如屠殺等各種暴行。隨著十字軍在1099年佔領耶路撒冷，他們屠戮了據說超過1萬名非基督徒倖存者。
命喪在十字軍屠刀之下的並不只有穆斯林，因為猶太人也難逃一劫，他們被許多基督徒認為是與穆斯林無異的異教徒。而且對猶太人的屠殺甚至可以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開始前數起。發生在德國萊茵河的屠殺就是一例；引發這場慘劇的是毫無根據地指控猶太人拿基督徒的孩子進行宗教獻祭的謠言。因此，消滅猶太人也成了十字軍掛心的事情，甚至在東征結束後屠殺活動都仍在持續。
十字軍東征對歐洲還起到了另一層面的影響。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出兵前，教宗額我略七世便層試圖要統一起羅馬天主教會，因為在此之前整個歐洲的天主教會都是一盤散沙，甚至主要都是由非神職人員來維持組織運作；當然，這也才是基督教最早的創始人理想中的組織模式。在烏爾巴諾二世獲選為教宗並號召所有基督徒與邪惡的穆斯林一戰後，那些基督教國王和支持者都開始直接向教宗表達了效忠，這無疑助益了額我略七世曾嘗試過的中央化努力。羅馬教宗的權力正隨著聖戰的膠著與日俱增，有越來越多人都宣誓要忠於教宗。
在十字軍背後自然也有兄弟會的身影。負責領導基督教十字軍的主要就是兩個與兄弟會有著緊密聯繫的威風騎士團：醫院騎士與聖堂武士（“聖殿騎士”）。
“醫院騎士團”是得名於他們在耶路撒冷經營醫院來替朝聖者提供協助，該慈善騎士團是成立於1048年。這個騎士團的宗旨就是守望相助和樂善好施。當第一次十字軍成功奪下聖城後，醫院騎士團也從一夕致富的十字軍那獲得了更豐沛的財政支持。隨著時間過去了七十年，醫院騎士團的領導與宗旨亦在1118年出現了一些改變。
現在他們逐漸改頭換面成了與力圖重奪耶路撒冷的穆斯林作戰的軍事騎士團。為此他們需要一個新名字；所以醫院騎士們後來便被稱為“聖約翰的醫院騎士”，“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騎士”或是更簡潔的“聖約翰騎士”。這個名字源於塞浦路斯國王之子約翰，此人也親身來到了耶路撒冷協助基督徒朝聖者和騎士。
有些人會懷疑醫院騎士團會否是兄弟會組織中的一員，但據說起初確實不是如此。不過，通過採納兄弟會的傳統和頭銜，騎士團後來還是很快就被吸收入了兄弟會網絡。騎士團由一名總大師負責領導，同時也有一系列秘密禮儀與儀式。
緊接著，就在醫院騎士團轉為軍事組織之後的隔年，聖殿騎士團也正式在1119年成立了。聖殿騎士團原名為“基督的貧苦騎士團”，因為他們都發誓要過著安貧樂道的生活。在他們開始駐紮於所羅門聖殿的遺址附近後，他們的名字就被改為了“聖殿騎士團”。儘管聖殿騎士與醫院騎士都有穆斯林這個共同敵人，但這兩個基督教組織彼此的關係卻一直是勢如水火。
聖殿騎士團打從開始就是兄弟會的分支之一，他們既實踐深奧的神秘傳統也沿用許多兄弟會的頭銜，特別是所謂的“總大師”。就像醫院騎士團一樣，聖殿騎士團也從十字軍那裡獲得了豐沃的財富。這份大禮讓聖殿騎士團自此走上了發財致富之道，令其得已在12-13世紀時脫胎換骨成為一棟國際銀行大廈。聖殿騎士向歐洲國王、王子、商人甚至包括一位穆斯林統治者借出了多筆巨款，不過騎士團大部份的財富都是存放於他們在巴黎和倫敦的聖殿，這些城市也是因此才能夠擠身成領頭的金融中心。
在耶路撒冷最終失陷，也就是穆斯林在1291年扳回一城後，這兩個騎士團的命運也就此大為改變了。聖約翰騎士團（醫院騎士）被迫逃出聖地，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一直生活在幾座島嶼上。隨著落腳處變了，現在名字也要跟著易撤，所以他們才遷移到羅得島後便自稱為“羅得騎士團”，再次轉戰陣地後又變成了“馬耳他騎士團”。後來，馬耳他騎士成為了地中海一帶的主要軍事和海軍勢力，直到他們在1789年被拿破侖打得丟盔棄甲。
經過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的臨時庇護後，馬耳他騎士團的總部在1834年透過教宗利奧十三世的幫助改遷往了羅馬。今天他們正式的名稱是“馬耳他主權騎士團”（SMOM），而且還自成了一個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位於羅馬市中心的圍牆飛地的SMOM仍然保留著主權國家的地位，雖然新任總大師的任命得經過教宗批准。SMOM至今仍在全球各地經營醫院，診所還有痲瘋病收容營，而且它還積極協助反共事業，並在政治，商業以及情報圈中發揮著驚人影響力，真是麻雀雖小但一點也不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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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M最近的美國成員包括了已故的威廉・凱西（CIA主任）、李・艾科卡（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亞歷山大・海格（前美國國務卿）和威廉・A・施賴爾（美林證券總裁）。
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征服結束後的際遇甚至還不如醫院騎士團。他們先是被迫同醫院騎士團一起逃往塞浦路斯，然後聖殿騎士團就自個兒回到了他們在歐洲的聖殿據點（“聖殿騎士團的地方支部”）。由於沒能在聖地力挽狂瀾，聖殿騎士團遭遇了排山倒海的批評，甚至還有傳聞指控他們正在從事異端與違背道德的行為，例如有人就指證稱聖殿騎士會在入團儀式上朝十字架吐口水，還有強迫成員進行同性戀行為。就在圍繞著聖殿騎士團的爭議正鬧得沸沸揚揚之際，法國國王腓力四世更在1307年下令逮捕所有王國境內的聖殿騎士，並對他們施以嚴刑逼供。
五年後，教宗也發佈了解散聖殿騎士團的詔令，有許多聖殿騎士紛紛遭到處決，包括總大師雅克・德・莫萊，他在1314年3月11日被拖到巴黎聖母大教堂前施以火刑。聖殿騎士團的財產幾乎全被掠奪並轉交給了醫院騎士團，醫院騎士與聖殿騎士長久以來的恩恩怨怨至此終於劃下句點，醫院騎士團成了最後的贏家。不過，醫院騎士團的勝利也絕非僥倖，因為教宗那方人馬在當時就已經鄭重地討論過要合併這兩個騎士團——雖然這在那時看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儘管如此，聖殿騎士團卻猶如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據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指出，聖殿騎士被從天主教歐洲逐出後在葡萄牙得到了迪尼什國王的庇護，他們在那裡得已享有一如往昔的權利與特權，穿著同樣的裝束以及服從和從前相同的律令。准許重建聖殿騎士團的詔令讓他們在葡萄牙成功東山再起，教宗克雷芒五世批准了重建計劃，同時他還發佈了一道教宗詔書（即官方公告）指示聖殿騎士改組“基督騎士團”。之後，那群聖殿騎士或“基督騎士”也將他們制服上的十字架從馬耳他八角形十字改成了官方的拉丁十字。
聖殿騎士很快地就在他們的新家再次變得權傾一時。在1420年，國王約翰一世甚至授權基督騎士去管理葡萄牙在東印度的資產。後來的葡萄牙君主又進一步擴大了騎士們的所有權，使得幾乎任何只要是被騎士們發現的新國家都可以歸他們來管。由於基督騎士團變得如此樹大根深，據艾伯特・麥基說，這甚至讓幾位葡萄牙國王不得不透過直接接任總大師的職位來抗衡騎士們的影響力。基督騎士團就是這樣在葡萄牙的幫助下僥倖生還直到18世紀，這時聖殿騎士這個名字又再次出現在了世人面前，而且還在風風雨雨的歐洲政治事務中又一次扮演起要角，這我們在後面就會看到。
在十字軍東征中還有第三個也很有必要一提的基督教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條頓騎士團最初的全名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弟兄聖母騎士團”。如同醫院騎士團，條頓騎士團也是出於慈善目的成立，他們在耶路撒冷經營幫助向聖地朝聖的基督徒的醫院。後來條頓騎士團在1198年3月被賦予了騎士組織的職階，他們的軍事生涯便是從這時展開。條頓騎士也和聖殿騎士一樣過著半修道士式的生活，他們自有一套入團儀式，並有負責統馭的總大師。而且條頓騎士團只允許條頓人（日耳曼人）加入其中。同樣的，他們亦總是與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相煎何急。
在十字軍東征時期，當兄弟會的軍事組織正英勇地帶領基督教軍隊與穆斯林作戰時，兄弟會網絡中的其它團體其實卻也暗地在另一頭號召穆斯林前去與基督徒廝殺！在數個投身於伊斯蘭教的大業的兄弟會分支裡，毫無疑問其中有一個最能引起我們的興趣：阿薩辛派。
繼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撒手塵寰，圍繞著他的繼承人資格屬誰的鬥爭很快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最終這造成伊斯蘭教分裂成了幾個互相角逐的派別，每一派都自恃是穆罕默德真正的繼承者。其中一個這樣的伊斯蘭教派就是堅信“世界末日”傳統的“什葉”派。另外什葉派也信奉著千禧年學說：亦即在審判日結束後將會出現一千年的和平與靈性救贖。然而，什葉派後來又繼續進一步四分五裂，其中一個分裂出來的陣營就是伊斯瑪儀派，而它之後又孕育了阿薩辛派。
伊斯瑪儀派是在8世紀時與什葉派分道揚鑣。基本上，伊斯瑪儀派就是兄弟會旗下的一個秘密社團，有著與共濟會及其它兄弟會組織相仿的會館制度。伊斯瑪儀派的總會館位於開羅，它在那裡實施著一套循序漸進的，伴隨符號與奧祕的啟蒙體系。在總大師的領導下，伊斯瑪儀派詔告了非常堅定的啟示信息，並發下了彌賽亞就要再臨的承諾。
其中有一個隸屬伊斯瑪儀派的成員名叫哈桑・沙巴（Hasan-iSabbah）。據說，沙巴先生是在經歷過一場“嚴重且幾乎致命的大病”後才轉而皈依，他相信真主已經藉此洗滌並給予了他精神上的重生。後來到了1078年的時候，人在開羅總會館的沙巴便向伊斯瑪儀派的哈里發*請求能去波斯宣講伊斯瑪儀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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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里發”的意思是穆罕默德的繼承者。所以“哈里發”這個頭銜通常都被用來尊稱那些自封為穆罕默德後繼者的穆斯林一國之君。
哈里發批准了沙巴的請求，條件是沙巴必須支持他的長子尼扎爾（Nizar）繼任下一任（第九任）哈里發。沙巴接受了這筆交易，並在哈里發的兒子繼位後也把自己的新伊斯瑪儀派命名叫了“尼扎爾派”。不過，沙巴的分支在此之前其實早已有了一個更加聞名於世的名字：“阿薩辛派”。
阿薩辛派通常會被視為是一個宗教教派。但更確切地說，他們應該算是一個秘密社團。據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所說，阿薩辛派採用了伊斯瑪儀派的組織結構。阿薩辛派同樣實踐著循序漸進的階級制度，並擁有一套秘密的神秘學說。按照麥基先生的說法，阿薩辛派似乎也採納了亦可見於今天的共濟會身上的兄弟會三級制：學徒，技工以及大師。而且阿薩辛派還有一套類似於醫院騎士團與條頓騎士團的宗教密碼，另外它也是兄弟會網絡中的一份子。
阿薩辛組織有一個最著名的事蹟就是他們精通藥物，尤其是大麻，多是用於一些神秘或其它目的。事實上，“assassin”這個單詞就是衍生自“hashshishin”，意為“大麻癮君子”。作為一種體驗神秘啟蒙的方式，阿薩辛派及其它幾個兄弟會團體對致幻藥物都是視如珍寶。
當然，阿薩辛派也是一個握有重兵的軍事組織。總大師沙巴挑選了一座位在伊朗山脈北部的堡壘來作為他的新團體根據地，這座阿薩辛堡壘又被稱為“阿剌模忒堡”，意思是“老鷹的教誨”或“鷹巢”。阿薩辛派在不久後旋即成為了這一地區最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勢力，最終波斯與敘利亞的其它堡壘也儘落入他們之手。阿薩辛派既與其它穆斯林組織鬥爭，也一邊與十字軍東征時期的聖殿騎士及其它基督教軍隊作戰。為了戰勝敵人並贏取戰爭，阿薩辛派設計出了他們最臭名昭彰也最令人聞風喪膽的致命利器：“獨行刺客”。
所謂的“獨行刺客”直到今天依舊還會令大多數人心有餘悸。這些刺客往往都是二十至三十歲的年輕狂熱份子，這種人通常絲毫不關心自己的安危，所以非常敢於光天化日之下刺殺重要的領導人。刺殺事件經常會對人們引發很大的衝擊，而且還能夠大大扭轉一個國家的政治方針。
有很多人會以為“獨行刺客”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產物，為此早已有了一堆冗長的精神病學讀物可供參考。但說實在的，“獨行刺客”實際上是一個擁有超過七百年歷史的政治手段。然而，在七百年前可沒有人會找一堆藉口來解釋“獨行刺客”的成因，不像今天那樣。在當時，“獨行刺客”被明確認為是有效且恐怖的政治與社會控制工具。這就是阿薩辛組織用來在戰爭中求勝、擴展政治影響力、殺戮敵人還有透過勒索謀取厚利的方式。
那麼，阿薩辛組織是如何教唆年輕人去動手殺人的呢？要指使別人殺人絕不是一件易事，特別是兇手還可能會被逮捕並處死。不過阿薩辛組織有方法能夠克服這種人的本能抗拒，然後再編程年輕人前去行刺。其中一位最詳盡描述阿薩辛派的編程手法的先驅就是馬可・波羅，這位著名的13世紀歐洲旅行家曾把自己的旅遊見聞寫成一本暢銷書。儘管有些人批評波羅先生是在胡說八道，但後來的研究卻核實了他在那本名著中描述的幾乎所有東西。
據波羅先生說，阿剌模忒堡的一部分被特意改建為了繁花似錦的秘密花園，是仿照穆罕默德曾描述過的天堂模樣設計。這座花園種植了幾乎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水果，而且還被用葡萄酒，牛奶以及蜂蜜澆灌。整座宮殿裝飾得猶如神霄絳闕，而且還有一班歌手，舞者和音樂家在那載歌載舞。如果這一地區的有年輕人顯露出了想要成為刺客的意願，那麼他們就會被施以藥物，通常是鴉片或大麻，然後再被帶去秘密花園。他們可以在那裡夜夜笙歌數日，想做什麼都可以，包括與女人同歡。
之後他們就會被再次下藥並送回家裡，這些年輕人都會以為阿薩辛領袖帶著他們遊歷了天堂。如此一來，渴望能夠再次回到天堂的年輕人就會對阿薩辛領袖言聽計從，這些對天堂印象深刻的下屬會被告知說只要他們願意放膽去行刺敵方領導人，那麼他們便能如願以償地回到天堂。年輕的刺客會被指示要在公共場所埋伏，等待受害者經過時用一把匕首了結其性命。因為年輕的刺客經常會被當場擊殺或處死，所以他們都被教導相信這樣的死狀可以幫助他們回到那片記憶中的樂土。
阿薩辛派很快就變得惡名遠播，據傳有一些歐洲國王甚至會向阿薩辛派進貢，以期能免於成為目標。雖然阿薩辛派在歐洲的活躍程度至今仍有待商榷（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阿薩辛派的狂熱活動幾乎都集中在中東的衝突地區），但阿薩辛派變得愈來愈令人聞風喪膽卻是不爭的事實。也因為如此，所有企圖刺殺政治領袖的人才都會被通稱為“刺客”或“大麻癮君子”。雖說如此，許多現代的“刺客”其實並不沉溺於大麻，但他們中有很多人卻都表面出了被進行過精神篡改的蛛絲馬跡，關於這點這會在本書尾末時討論。
當時間來到13世紀末，這時蒙古人的鐵蹄已經踏足中東，他們摧毀了阿薩辛派的主要據點。有趣的是，蒙古人也有屬於他們的神秘信仰。阿薩辛派設法在困境中倖存了下來，而且直至今日他們都還存在。據說，現代的阿薩辛派改以和平地方式生活在印度，伊朗還有敘利亞。他們現在的掛名領導人是“阿迦汗”，亦即全世界所有伊斯瑪儀派的精神領袖。據估計，伊斯瑪儀派在今天大概有2000萬名信眾。
由於在1838年對波斯沙阿的叛亂失敗，阿迦汗一世及其人馬被迫在1840年流亡印度。英國在叛亂失敗後向阿迦汗集團提供了印度方面的庇護，那時印度正處在英國的殖民治下。此後，阿迦汗集團便一直在西方社團的精英圈子間遊走。近來的阿迦汗甚至還去過牛津，哈佛還有瑞士接受教育，另外他們也透過在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安排成立中央銀行，從而在國際銀行界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說來有些巧合的是，就在阿迦汗一世在19世紀初與英國建立關係的時候，“獨行刺客”也是在此時開始作為一個重要的現象出現在了美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獨行刺客”曾試圖在1835年行刺美國總統，非常耐人尋味的是，險些遇害的安德魯・傑克遜還是美國聖殿騎士組織的一員。自此以後，幾乎每十至二十年就會有美國總統成為“獨行刺客”的目標，還有許多西方領袖以及公眾人物也是受害者。雖然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是阿薩辛派潛藏在現代“獨行刺客”的背後，但很顯然他們的手法已經被西方世界中那些與兄弟會互通有無的強力政治勢力給汲取並利用了，我在後面的章節會對此進行更深入地討論。
誠如我們所見，十字軍東征時代實際上可以說是見證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的組織的誕生。不過，我們還可以在這份列表裡再加上兩個人人皆知的基督教團體：方濟會與道明會。
・方濟會沿用了阿瑪納的埃及兄弟會祭司的細繩繫腰裝束和禿頂髮型，而且方濟會看起來似乎更為人道些。
・另一方面，道明會卻負責執掌著十字軍最罄竹難書的副產物：宗教裁判所。
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向來都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泯滅人性的機構之一，而它也因熱衷於嚴刑拷打和過分狂熱聞名。宗教裁判所的誕生可以追溯到教宗依諾增爵二世為了打擊法國南部最大宗的異端“阿爾比派”所做的努力。處心積慮地想要消滅該教派的依諾增爵二世甚至還在1208年調動了一支特別十字軍來到法國，隨後為時五年的戰爭也徹底摧毀了這整個地區。十年過後，新繼任的教宗額我略九世仍繼續採取相同的方針，他讓道明會負責來調查阿爾比派。額我略賦予了道明會去揪出並問罪所有倖存異端的全權權力。
在這場聖戰中逐漸壯大的宗教裁判所是一部試圖趕盡殺絕所有異端的反人類機器。在接下來的六百年裡，宗教裁判所在歐洲塑造出的不僅是一層駭人的智識氛圍，同時也是對人倫精神的全面壓迫。各種流言蜚語，含沙射影以及勾心鬥角讓許多人無故被抓去嚴刑折磨和接受信仰審判（即火刑）。這一切造成的社會傷疤直到今天都還清晰可見，以至於不少人對於不同的聲音仍會有種出於本能的恐懼。宗教裁判所煽動社會以最暴力的方式來回應那些不同的聲音，這個世界至今也還沒能完全擺脫那股遺毒。
毋庸置疑，基督教會在十字軍東征結束後歷經了許多改變，使得現在的教會已經完全不是耶穌心目中的人道鬆散宗教。總部設在羅馬的新興天主教（意為“普世的”）已徹底屈服於東羅馬皇帝的“改革”，淪為了只會被耶穌唾棄的對象。
值得高興的是，在宗教裁判所步入歷史後，天主教會終於出現了一些改進，使得它在今天仍然保有許多良好的品性。
也許十字軍東征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既不是大動干戈或刺客現身，也不是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而是對於締造和平的努力。
時為1228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正領導著十字軍朝著耶路撒冷疾行。當時，腓特烈與教宗的關係已經來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至於腓特烈本人則是被描述成是這麼樣一個人，
“他是個一反常態地世俗派，是受過高教育的王子，他在政治上與教宗可謂誰也不讓誰，但他也透過聯姻獲得了對耶路撒冷王國的統治權。”（註1）
腓特烈與教宗額我略九世之間的爭端爆發僅僅是他率軍前往耶路撒冷的一年前的事。令腓特烈與額我略爭執不下的癥結始終在於教宗的權力集權問題，腓特烈並不樂見於此，但教宗卻反倒希望加速這一過程。這場爭端最終導致腓特烈被處以破門律——這個判決在1245年被正式實行。
在破門律雖被宣判但還未實行的時候，頑強不屈的腓特烈仍堅持己見，帶著他的十字軍朝著自己的耶路撒冷王國而去。儘管與條頓騎士團關係匪淺，但腓特烈二世卻證明了他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腓特烈並沒有選擇繼續與穆斯林打得至死方休，反而是決定與他們締結和平條約。顯然他認為結束宗教衝突才是對大家都好的做法，而他也確實這麼做了。透過與穆斯林統治者蘇丹卡米爾進行和談，腓特烈成功完成了這個壯舉。在與蘇丹展開談判的那年，腓特烈在沒有教宗的許可下於1229年簽署了一份條約，條約允許耶路撒冷回歸基督徒手裡為期十年，前提是基督徒不得在那部署重兵。這份條約後來順利地生效了。
藉著談判和訴諸理性，腓特烈在一趟短途旅行中就完成了一百三十年來教宗們塗炭無數生靈也沒能做到的偉業。在腓特烈簽署的條約保障下，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在耶路撒冷生活並進行朝聖，與此同時穆斯林也終於得以擺脫基督教軍隊的威脅。
然而，腓特烈的做法卻令許多基督徒和穆斯林領袖都感到難以接受，
“雙方人馬都對這樣的和平方案感到憤恨不平。所以當停戰協議在1239年到期時，聖戰馬上便又再次爆發了...”（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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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有趣的題外話。腓特烈在簽署完條約後曾試圖讓自己被加冕為耶路撒冷的君主，因為他已被施以破門律，所以天主教當局不會為他舉辦這樣的儀式。然而，腓特烈並沒有被這個技術性困難掐住。他輕而易舉地為自己舉行加冕，然後就回去了神聖羅馬帝國。
我們一定都會很自然而然地想知道，為什麼腓特烈的條約不能再繼續延長或是重新締結類似的協議呢？在多延續長達七十多年的血腥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何況基督徒最後還因此徹底失去了聖地。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所謂戰爭是人之天性的說法，但我們卻也看見了有人能夠通過努力訴諸理性並與他人攜手合作，藉著有期限的和平條約結束了一百三十年來的混亂衝突。人們確實有追求和平的可能，而且幾乎與他們對戰爭的渴望一樣強大，如果不是更強的話。
既然如此，為什麼穆斯林與基督徒一定要為了那片不值一提的土地鬥得你死我活呢？
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答案其實就藏在穆斯林和基督徒自認他們所為之奮鬥的理想：靈性救贖與自由。他們相信，為了信仰上陣殺敵甚至是光榮赴死就是他們將獲得永恆救贖的保證。歷史已經清楚地向我們表明，靈性自由的吸引力遠勝過其它任何什麼，包括身體的自我保護本能。
在有些時候，人們還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甚至是摯愛的性命，因為他們深信這麼做將確保他們的靈性圓滿或為他們帶來靈性救贖。對靈性救贖的渴求並沒有隨著真正的靈性知識被歪曲而稍減半分，這也導致了許多人總是願意犯下愚不可及的事情。所以，要想確實解決戰爭禍亂這個痼疾的其中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必須先真正地理解靈性以及確實的康復方式。
當我們看向基督教騎士和穆斯林伊斯瑪儀派的靈性實踐時，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中參與戰爭往往會被推崇是一種靈性追求。兩邊人馬的戰士都受到了墮落兄弟會的神秘主義誤導，令他們以為手刃自己的人類同胞就可以獲得靈性獎賞。這就是戰爭被編造得非常“靈性高尚”的神話，這個花言巧語向英勇的士兵許諾了永恆的救贖和天國的一席之地。
那麼，如果戰爭的本質根本就不是什麼高尚的獻身的話，那它到底什麼？
依照從其最基本的構件成分的角度來看，戰爭實際上不過就是使固體與其它固體發生地破壞性碰撞罷了。有時這麼做可能相當好玩，但它真正能產生的靈性益處卻是微乎其微。雖然戰爭是許多遊戲中的必備元素，但戰爭本身的破壞性本質已經昭明了它毫無疑問就是一連串的犯罪行為：縱火，毆打還有謀殺。這為我們揭示了一些非常重大的啟示：
“戰爭其實就是制度化的犯罪。戰爭永遠也不會帶來靈性上的改善，因為它才是造就心智與靈性持續困頓的一大主因。”
如若一個社會將犯罪行為視為高尚行為，那麼其人民的心智與靈性狀態必會迅速墮化。高舉鬥爭大旗的“靈性”教義對人類來說實在是百害無一益。
可是，戰爭難道不是一種追求正義的方式嗎？
使用暴力來追求理想最大的問題是拳頭大小可以與事情的對錯與否毫無瓜葛。秉持強權就是公理的勝利者並不是得勝於他是否有理，而是他有多麼孔武有力。能夠最快開出六發子彈的人，並不往往就是有志之士。
最為我們津津樂道的往往都是能輕易擊退或直接壓倒壞傢伙的英雄，他們這麼做並沒有什麼問題，但這顯然不是我們的所有英雄都可以。因此，那些抱持著合理主張的人在暴力舞台上都應該更加謹慎地面對對於其信念正確與否的誘惑，以免迷失了一切。追求正確的事情明明有很多方式，但在這個人人都知道動用暴力會讓人上法院的世界裡，這些方式卻鮮少被真正實踐。
十字軍東征和其它宗教衝突幾乎都是聚焦在誰才是真正的“彌賽亞”然後誰又不是這個問題上。面對這個主題，我們不能少了熱情的激勵。至此，我們是時候該來討論“彌賽亞”究竟是何方神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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