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hansvogel.substack.com/p/the-eussr-the-worlds-biggest-prison
By Hans Vogel(歷史學家、《真理報》〔Pravda〕固定撰稿人)
歐洲蘇維埃聯盟,也就是歐盟及其成員國,總是喜歡自詡為自由與“民主”的堡壘。歐盟境內的居民和世界各國的人民一直以來都在接受這套說辭的洗腦,儘管有許多人是真心相信這些廉價(實則代價高昂)的宣傳,但令人欣喜的是,對此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卻正在日益增加。
然而,大多數人尚未意識到,歐盟的統治精英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一套運作縝密、規模龐大且極為有效的鎮壓機制。只要人們的批評與不滿缺乏明確的焦點,仍處於一盤散沙、毫無組織的狀態,他們就可以自由就任何議題表達自己的意見。然而,一旦涉及具體的細節或對象,鎮壓機制就會迅速啟動。
這套鎮壓機制並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此外,為了讓整個機制變得堅若磐石,首先要做的就是打下牢固的基礎。於是,輿論環境必須被徹底重塑,使“政治正確”變得無孔不入。如今有越來越多的開始發現,一旦他們抱持著與政治正確相左的觀點,就會在社交場合遭到孤立。就連政治正確這個框架本身也在不斷擴張與細化,最終其所涵蓋的範圍將不再只是某些觀點,而是還包括哪些詞彙和表達方式將不再被允許使用。幾乎每一種歐洲的主要語言都已經受到荼毒,並產生了許多荒謬的新語。正是學術界(尤其是大學中的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系)和媒體(包括國營媒體及由少數大企業掌控的媒體)為這套鎮壓機制奠定了基礎,並在它的構建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在這套鎮壓機制剛形成時,它的作用、目標,甚至是其存在本身都還不是那麼明顯。舉例來說,當我本人在1999−2002年那段時間成為被鎮壓的目標時,我也是過了好久才意識到不對勁。當時,身為普萊頓大學的拉丁美洲史(我專攻阿根廷歷史)教授,我無可避免地被捲入了那場圍繞著阿根廷近代史的全國大辯論。一切要從1999年開始說起,荷蘭王儲威廉−亞歷山大(Willem-Alexander)被曝出有一位名叫麥克西瑪・索雷吉耶塔(Máxima Zorreguieta)的阿根廷籍女友,這旋即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激烈爭論。那時,有一群高舉著政治正確大旗的人們對此感到相當憤慨,原因是這位新娘子的父親曾是20世紀70−80年代初的阿根廷魏德拉(Videla)獨裁政權中的一名部長。因此,這群人試圖透過抗議活動來阻止他出席原定於2002年舉行的婚禮。我對此的看法很簡單,如果連新娘的父親都不准出席婚禮,那麼荷蘭各大企業的CEO也都不該獲邀。畢竟,大多數人並不知道,除了美國之外,荷蘭的政府與各大企業在當年也是阿根廷獨裁政權的支持者。我本不該指出這一點,更不應該披露荷阿關係中的其它許多勁爆細節。自那之後,我便開始收到各種明示或暗示的死亡威脅,成為媒體的人格謀殺目標,甚至還因此丟了大學的飯碗。那時根本沒有人會意識到,我其實只是政府審查制度下的受害者。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了官方的說法,認定我是一個“右派極端分子”。
說起來,我其實已經算是很幸運了,因為如果同樣的事情是發生今天,恐怕我現在早已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抓進監獄,就像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和羅素・布蘭德(Russell Brand)的遭遇一樣。
在過去三十年裡,大致上是從冷戰結束後算起,歐盟及其成員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威權體制,它的鎮壓手段往往殘酷無情、迅速果斷且卓有成效。這一切都是以“民主價值”作為藉口進行的,而歐盟也一直自詡為這些價值的捍衛者。
自從世貿中心的三棟大樓在9/11事件中倒塌後,任何人只要敢於在這件事上質疑官方的說法,就會被貼上“陰謀論者”這個充滿負面色彩的標籤。當然,除了“法西斯主義者”、“極右派分子”和“種族主義者”這些常見的標籤之外,針對異議人士最致命的指控莫過於“反猶主義者”,雖然它通常是最後萬不得已的手段。不過,我們必須要牢記這個詞彙真正的含義:它指的是那些被猶太人憎恨的人。
歐盟的審查制度與言論箝制下的受害者在過去三十年裡有了顯著上升的趨勢,輕易地就達到了數萬人之多。這些受害者大多默默無聞,但其中仍有一些人成為了宣傳範例,以展示歐盟的鐵腕有多麼毫不留情。這些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包括:德國律師萊納・福爾米契(Reiner Fuellmich),他因為在新冠疫情期間挺身反對政府的高壓政策而被投入大牢、荷蘭記者米查・卡特(Micha Kat),他因為揭發了荷蘭境內龐大的精英戀童癖網路而遭受長達二十年的迫害、奧地利社運人士馬丁・塞爾納(Martin Sellner),他本來領導著一場日益壯大的運動(“重置移民”〔Remigration〕),其主張應該要將那些導致歐洲城市治安持續惡化的第三世界移民驅逐出境、荷蘭律師阿諾・范・凱塞爾(Arno van Kessel),他曾對比爾・蓋茲、馬克・呂特和艾伯樂等人提起訴訟,控訴他們在疫情期間犯下了種種罪行,結果卻被以明顯不實的證據抓進監獄,罪名是密謀顛覆國家、生活在布魯塞爾的瑞士軍事與安全專家雅克・波德(Jacques Baud),他因為就烏克蘭局勢發表了一些不受歡迎的言論,而被歐盟執委會凍結銀行帳戶,然後是擁有非洲血統、表演風格幽默辛辣的法國單口喜劇演員狄厄多內・姆巴拉・姆巴拉(Dieudonné M’bala M’bala),他現在在法國境內處處受限,甚至無法進行任何公開演出。
至於那些冥頑不靈的強硬派異議人士,尤其是政治人物,對付他們最極端的手段就是物理清除。他們如果有人敢提出與官方認可的敘事相抵觸的觀點,接著往往就會成為“孤狼槍手”的槍下亡魂,或是突然死於某種“意外”。
荷蘭政治家皮姆・弗杜恩(Pim Fortuyn)就是一個例子,他主張歐洲各國應該從歐盟手中奪回自己的主權,結果卻在2002年於國家電視台附近的一處停車場遭到一名典型的孤狼槍手刺殺。弗杜恩生前從不避諱直言批評伊斯蘭教,並一直主張要嚴格限制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同時他還是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這讓他很難被設套勒索。最糟的是,他所屬的政黨本來已將要贏得即將到來的大選。他在選舉前兩天被刺殺,但他的政黨仍然贏得了六分之一的選票。2004年,荷蘭知名電影製作人兼記者西奧・梵谷(Theo van Gogh)遇刺身亡,而他同樣也是伊斯蘭教及其對公共生活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的強烈批評者。這兩起定點清除事件徹底粉碎了荷蘭擺脫歐盟控制的最後一絲希望。歐盟無論如何絕不能允許這件事發生,因為一旦荷蘭脫歐,很可能就會引發其它成員國紛紛效仿,最終導致歐盟解體。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奧地利的民族主義“右派”政黨−自由黨(FPO)黨魁約爾格・海德爾(Jörg Haider)成為了該國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他的政黨強烈反對移民,特別是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移民。自由黨在當時已經贏下了四分之一的選票,他成為下一任總理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任何人都知道,一旦海德爾上台,他就會立刻開始採取行動讓奧地利退出歐盟。2008年10月11日,就在他創立並領導的新政黨剛在大選中贏得10%選票的兩個星期後,海德爾便在一場車禍中喪生。2010年,波蘭總統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在搭機前往參加陣亡將士紀念儀式途中,因飛機失事而罹難。由於這位廣受歡迎的總統向來反對各種形式的性別瘋狂(gender lunacy),他因此被視為對“歐洲價值”的一大威脅,這或許就是那起疑雲重重的空難事故背後的真相。
然而,針對這些眼中釘的清除行動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斯洛伐克的反歐盟領導人羅伯特・菲佐(Robert Fico)就是一例,他在遭遇槍手刺殺未遂後,僥倖保住了一命。
就在不久前的11月4日,德國政治人物休伯特・艾萬格(Hubert Aiwanger)被發現陳屍於柏林的一家廉價旅館內,身為“右派民粹主義者”的他是巴伐利亞州的自由選民黨黨魁,以及該州政府的經濟部長,但他一向對移民與歐盟政策持批評態度。關於他的確切死因至今仍眾說紛紜,不過種種證據都顯示這是一場由更高層的勢力在幕後下令進行的定點清除行動。
回顧過去的三十年,可以發現這些針對異議觀點的鎮壓似乎分成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違反社群守則”為由剝奪當事人在社群媒體上發聲的機會,特別是Facebook、TikTok和X。這需要政府機構與掌握這些社群媒體的私人企業的高度合作。隱形封鎖(shadow banning,即“限流”)也是屬於這一階段的鎮壓手段。
第二階段是將抱持異議觀點的人貼上“仇恨言論”、“反猶主義”及其它同樣荒謬且任意的標籤。如今,整個歐盟乃至英國的司法體系都已經被馴服得服服貼貼,它們往往會異常認真地看待這些指控。
第三階段可以被稱之為法律戰,即透過間接或莫須有的指控來打擊目標,最好的是讓對方面臨可能被判處長期監禁的風險,這樣他或許就會願意選擇保持沉默。
第四階段是實質行動。這是開始採取暴力行動的階段,但這些暴力總是會被拿捏得恰到好處,也就是僅止於達成特定目標或剷除特定對象的程度。在這個階段,不聽話的政治家會被清除,還有那些礙事的記者、科學家以及擁有龐大追隨者的異議人士也別想好過。不過,並不是每次都一定要訴諸暴力。歐盟曾在2024年介入羅馬尼亞的大選,當時被盯上的目標是最有可能勝選的卡林・喬吉斯古(Călin Georgescu)。他因為過於特立獨行且不願服從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僚的指令,而被認定是一個麻煩。於是,喬吉斯古成為了一場大規模的法律戰與人格謀殺行動的目標,其目的就是為了將他徹底逐出政壇。當然,值得慶幸的是,他至少還保住了性命,看來這群歐盟官僚還是有一絲僅存的人性!
最近波蘭又發生了一起歐盟介入干預的事件,眾所周知這個國家與歐盟一直不是完全對頭。比方說,波蘭至今仍保留著自己的貨幣。當波蘭總統卡羅爾・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因公出國訪問時,總理唐納・圖斯克(Donald Tusk)趁機發動了一場政變,試圖強行接管憲法法庭。為了協助圖斯克發動政變,歐盟已經派遣德國軍警部隊進入華沙。當這場政變最終因其拙劣的手法和民眾的抗議而宣告失敗後,歐盟的官僚們又在克拉科夫策劃了一場恐怖攻擊,讓一名跨性別的左派覺醒(woke)分子大開殺戒。官方宣稱這名殺害了六人的瘋狂槍手是受普京指使的極右派恐怖分子,但幾乎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
波蘭的事態發展著實令人不安,它證明了歐盟執委會中的那群未經民選產生的領導人,為了保住他們的權力並推行其議程,究竟能有多麼不擇手段。反過來說,波蘭的動盪卻也有令人寬慰的一面,因為它恰恰凸顯了這幫人正在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德國的哈雷市在最近舉辦了一場非主流書展,AUF1(極右派電視台)的主持人斯特凡・馬格內特(Stefan Magnet)在現場發表了一場慷慨激昂、令人忍不住鼓掌叫好的演說,他指出這套體制如今正在卸下它的面具,這將會帶來全新的可能性,所以是一個令人雀躍的信號。另外,我們還可以回顧一下彼得・克魯澤教授(Peter Kruse)在2010年的德國聯邦議院上提出的觀點,他表示政府永遠不可能徹底控制網際網路,更無法阻止網路繼續成為人民互相集結與謀劃反抗的空間。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歐盟似乎正在越來越急躁地想要推行各種政策。
歐盟這座監獄正在變得一天比一天還要令人窒息,不幸身處其中的四億五千萬名囚犯彷彿永無翻身之日,只能繼續忍受日益增多的限制和束縛。然而,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結構、制度或大廈是永恆的。監獄的高牆與鐵絲網終有一天會被打破,但在那之前,它們會先被築得更高、拉得更長,並經過層層加固。
我們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蘇聯從1917年一直勉強維持到了1991年,結果也只是不到四分之一個世紀。歐洲蘇維埃聯盟是在1993年成立,到現在才過了三分之一個世紀就已經積重難反,它的解體已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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