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寓樂於惡的衝突操縱辯證法
“...丹・布羅斯（Dan Burros）...他曾經是美國納粹黨的內部刊物《衝鋒報》（Stormtrooper）的編輯。布羅斯後來退出該組織是因為他覺得（喬治・林肯）洛克威爾太過溫和。據一位前美國納粹黨的黨員透露，布羅斯很喜歡虐狗，他甚至連自己的寵物狗‘毒氣室’也不放過。奇怪的是，後來人們在據稱刺殺了約翰・甘迺迪的李・哈維・奧斯華的私人筆記本中發現了布羅斯（與洛克威爾）的名字和住址。”
——馬丁・李（Martin A. Lee）《野獸的覺醒：法西斯主義的復興——從希特勒的間諜頭子到今天的新納粹團體與極右派分子》（The Beast Reawakens: Fascism’s Resurgence from Hitler’s Spymasters to Today’s Neo-Nazi Groups and Right-Wing Extremists），p.163
“激進伊斯蘭主義與極右派勢力的合作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國初期。”
——喬治・邁克爾（George Michael，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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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國漢莎航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遭遇劫機時，幾乎沒有人真正注意到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更沒有人明白這意味著什麼。
1977年10月，漢莎航空181號航班從帕爾馬起飛飛往法蘭克福，隨即遭到四名穆斯林恐怖分子的劫持，他們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成員。在迂迴地從羅馬轉往巴林、杜拜等地後，劫機者們最終讓飛機降落在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Mogadishu）。劫機者們的訴求是釋放另一群正被關押在西德監獄中的恐怖組織−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的成員，他們還獅子大開口索要了一千五百萬美元。他們當著八十六名乘客的面，對著機長的腦門開了槍，並威脅說如果他們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會炸毀整架飛機，而事情也正在開始變得不妙...對這群劫機者來說。
他們不知道的是，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已經授權西德的特種部隊GSG-9與英國SAS合作向停靠在摩加迪休的飛機發起突襲，並成功擊斃了劫機者。他們以德國人一貫的高效完成了任務，四名劫機者中有三人被擊斃、一人被逮補，只有一名乘客和一名機組人員受傷。德國透過這次行動傳遞的訊息很明確：趕犯強德者，雖遠必誅。施密特總理及其政府的果斷行動，也獲得了德國乃至各國媒體的一致讚揚。
但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件事所帶來的影響：
德國在接獲警報後，迅速派遣了一支精銳特種部隊，橫跨千里之外與英國聯合執行了一項近乎完美的軍事行動，甚至連劫機者們都完全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動向。這是德國自二戰後首次主動在境外發起軍事行動。這也是德國首次，但絕非最後一次，透過GSG-9這支精銳而神秘的部隊來挽救危急的局勢。此次行動充分展現了德國向遙遠的外國投射其武力的能力與意願。
- A. 納粹德國對穆斯林世界的滲透
- 1. 伊拉克
- 2. 伊朗
- 3. 阿富汗
- B. 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侯賽尼與納粹主義
- 1. 希特勒與侯賽尼的下午茶
- 2. 第一支敢死隊和穆斯林武裝黨衛軍
- 3. 亞西爾・阿拉法特
- C. “第三位置”與埃及冒險：斯科爾茲內、沙赫特、沃斯和納賽爾
- 1. 威廉・沃斯、奧托・斯科爾茲內和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
- 2. 沙赫特的小交易：《吉達協議》
- 3. 終極地緣政治目標：再次重申“第三位置”
- a. 國際恐怖分子高峰會
- b. 新納粹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遇刺案的關聯
- c. 穆安瑪爾・格達費的“裴隆主義”
- d. “第三位置”的歷史借鏡及其地緣政治含義
- （1）拉帕洛：賤民之約
- （2）腓特烈大帝與瓜分波蘭
A. 納粹德國對穆斯林世界的滲透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其實也很諷刺，因為當初正是同一個德國幫助孕育並訓練了這些新興的穆斯林恐怖組織：
“激進伊斯蘭主義與極右派勢力的合作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國初期。在二戰期間，伊斯蘭世界普遍對軸心國抱持同情態度。穆斯林兄弟會經常在公開集會上為軸心國的勝利禱告。此外，一些穆斯林甚至會幻想法西斯領導人私底下也心向伊斯蘭教。例如，當時就有傳言說墨索里尼其實是一位埃及穆斯林，他的真名是穆薩・尼利爾（意思是尼羅河的摩西），還有希特勒也秘密皈依了伊斯蘭教並改名為海德爾，意思是‘勇敢者’。”（註2）
儘管穆斯林有這些一廂情願的幻想，但納粹德國最初對阿拉伯世界的反應卻相當不溫不火。
1936年，《紐倫堡種族法案》的頒布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納粹德國也因此收到了來自整個穆斯林世界的賀電。不過，第三帝國要直到1937年才會開始對穆斯林世界產生興趣，當時“英國皇家委員會發布的一份報告首次明確提出應該將巴勒斯坦劃分為一個猶太國家與一個阿拉伯國家”（註3）。這不禁讓德國外交部擔心，這個猶太國家可能會成為類似梵蒂岡那樣的“國際猶太人”的行動中心，於是德國人便開始研究如何支持穆斯林世界，以“平衡猶太人可能會因此在世界上增強的影響力”（註4）。這些方法包括公開的外交表態，以及暗地扶持激進的伊斯蘭組織。他們特別關注了三個位於大英帝國邊陲的國家，它們具有對英國而言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
1. 伊拉克
從某些角度來看，伊拉克似乎是一個例外，正如我在拙作《宇宙戰爭》（The Cosmic War）中指出，德國對伊拉克的興趣早在納粹掌權前就已經出現了。為了了解納粹對阿拉伯世界的地緣政治影響，這裡有必要重新回顧一下我在那本書中的觀點：
“納粹對這個當時深受英國影響的國家的興趣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這時納粹黨仍處於草創階段。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在這裡發現了德特勒夫・施穆德（Detlef Schmude）的身影——他是在幕後默默支持納粹黨的秘密社團−圖勒會的核心人物，也是馮・利本弗爾斯（Von Liebenfels）創立的新聖殿騎士團（ONT）的成員，並曾擔任圖勒會發行的雜誌《奧斯塔拉》（Ostara）的編輯——他本人就定居在波斯的大布里士（Tabriz）。他在那裡花了幾年的時間尋找‘秘密大師’。施穆德在這些團體中的重要性和地位表明了，他是負責蒐集情報、掌握消息的尖兵。
1939年，海軍上將威廉・卡納里斯（Wilhelm Canaris）領導的阿勃維爾（Abwehrabteilung），即德國軍事情報局派遣保羅・萊韋屈恩博士（Dr. Paul Leverkühn）前往中東，試圖在那些受英國統治或影響的穆斯林國家中培養盟友。他的行動總部也在大布里士。但最有趣的是，他成功拉攏的其中一位大人物不是別人，正是親納粹的伊拉克總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兩年後英國入侵伊拉克推翻了他。
卡納里斯後來參與了1944年7月針對希特勒的炸彈陰謀，於是他在伊拉克的阿勃維爾特工網路便被希姆萊接管了。奇怪的是，希姆萊居然選擇讓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男爵來統領這群特工，而他正是圖勒會的創始人之一，並且也與施穆德一樣是馮・利本弗爾斯的新聖殿騎士團成員！這意味著納粹在伊拉克的特工網路實際上完全是奠基於該地區早已有之的秘密社團網路，而施穆德可能就是這個網路的奠定者。
另一個必須提及的聯繫是素有‘希姆萊的拉斯普京’之稱的卡爾・瑪麗亞・威利古特（Karl Maria Willigut），別名韋斯托爾（Weisthor）。威利古特在1940年帶來了幾項考古發現，顯示伊拉克的艾比爾省（Irbil）早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就已經有了人類活動。
伊拉克的圖勒會−黨衛軍網路在1945年後究竟何去何從是一個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結束後，馮・塞波騰道夫的屍體卻在1945年被人發現漂浮在伊斯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中。”（註5）
如上所述，納粹對伊拉克的興趣有部分是源自於秘密社團在背後的影響，正是這些社團促成了納粹黨的成立，後來這些影響也進一步延伸到了希姆萊的黨衛軍高層。
但德國決定介入伊拉克同樣也有政治層面的考量，拉希德・阿里就是在德國的支持下發動政變，這場政變直接威脅到了英國的石油生命線。於是英國不得不做出回應，其悍然出兵摧毀了阿里的政權。然而，英國的入侵卻未能剷除納粹的間諜網路，因為後者實際上是以伊朗作為根據地。
伊拉克政變獲得了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Grand Mufti）的支持，他在1939年於巴格達親自接見了自由阿拉伯人委員會（Committee of Free Arabs）。在那裡，他與領導該委員會的一群將官們討論了政變計劃。1940年，穆夫提又再次動作，他來到柏林簽署了《軸心國−阿拉伯解放宣言》，兩位法西斯獨裁者均在宣言中表達了對“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的強烈支持”（註6）。由此可以看見，納粹和德國支持阿拉伯世界與穆斯林背後的意圖實際上是想要藉由他們來反制“石油帝國主義”，也就是英國和美國。
這一點值得仔細注意，因為它不僅在戰後納粹國際的政策和議程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深深影像著西德的地緣政治決策。
2. 伊朗
伊朗在納粹與穆斯林的接觸過程中扮演著十分特殊的角色。在波斯，民族主義強人沙阿・里薩・巴列維（Shah Reza Pahlavi）“在1925年發動兵變奪取了政權，他非常崇拜阿道夫・希特勒的種族政策，甚至將自己的國家改名為伊朗，其在波斯語中就是雅利安人的意思。”（註7）在沙阿統治期間，直到1941年被英美軍隊推翻為止（註8），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曾短暫流亡該國，詳見下述。
3. 阿富汗
阿富汗是納粹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積極拉攏的另一個國家。就像穆斯林世界的其它地方，這些努力也取得了成功，德國與阿富汗政府建立了非常緊密的關係。兩國的關係是如此友好，以至於納粹“還嘗試過與毛拉・米爾扎・阿里・汗（Mullah Mirza Ali Khan）建立政治聯盟，後者與他的瓦濟里聖戰分子曾在1937-1947年間積極反抗英國在阿富汗西北省的統治。”（註9）納粹的特使成功與在英國控制的薩哈德（Sarhad）地區活動的伊斯蘭游擊隊建立了聯繫，並將“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信”交給了他們（註10）。然而，這次他們卻遭到了英國和阿富汗的邊境警察的伏擊。無論阿富汗國王本人是否同情納粹，他都很清楚在伊拉克和伊朗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決定將所有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官驅逐出境（註11）。
B. 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阿明・侯賽尼與納粹主義
前面已經提到，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賽尼（Haj Amin Al-Husseini）在納粹對中東地區的計劃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出色。在1940年於柏林簽署了《軸心國−阿拉伯解放宣言》後，大穆夫提再次回到中東，他先是定居在巴格達，直到英國策動的政變推翻了該國的親納粹政府，迫使侯賽尼不得不逃往親納粹的伊朗，沒想到英美的軍隊卻又再次迫近，並在德黑蘭扶植了一個親同盟國的政府，於是他只好繼續踏上流亡之旅。侯賽尼回到了唯一一個他知道自己會受到善待的國家，並在一座城市安頓下來，直到戰爭結束：納粹德國與柏林。在柏林，除了繼續投身那些支持納粹與穆斯林合作的“活動”之外，他還在1944年協助成立了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註12）。但他參與的這些“活動”本身也很值得一提。
據研究人員喬治・邁克爾指出，大穆夫提本人的雙手其實也沾滿了大屠殺的鮮血，因為他在阻止納粹政權以及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親納粹政府允許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註13）。更重要的是，1937年當侯賽尼還在耶路撒冷的時候，他接待了來自德國的使團，使團中的其中一名成員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使團拜訪侯賽尼的目的是為了討論開放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可能性。當然，侯賽尼對此堅決反對（註14）。
1. 希特勒與侯賽尼的下午茶
不過，根據邁克爾的說法，侯賽尼在客居柏林期間一直在積極接觸納粹政權，他甚至與希特勒有著不錯的私交。邁克爾與艾哈邁德・胡貝爾（Ahmed Huber）交流過，他是“一名瑞士人，並普遍被認為是當代極右派與激進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橋樑。”（註15）胡貝爾聲稱大穆夫提和希特勒確實有過會面。據胡貝爾表示，大穆夫提曾親口向他分享自己與希特勒的談話經過：
“他向我講述了一個奇妙的故事。那是1941年12月的一個晚上，就在德蘇前線再度傳來捷報後，他與希特勒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兩人暢談了關於建築、文化、理查・瓦格納的音樂等各式各樣的話題。接著希特勒開始闡述他的種族理論與反猶主義，大穆夫提卻對希特勒說：‘總理先生，您可曾想過，您的種族理論實際上正是源自於猶太教？它源自於《舊約》。’希特勒對此感到非常驚訝。大穆夫提本人對《聖經》十分熟捻。他說：‘您的所有想法、納粹黨的學說，其實早已寫在了《聖經》裡面。上帝的選民並非隨隨便便的一群人，而是一個被揀選的種族，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血統。這個被揀選的種族必須努力確保自身血統的純正。與非猶太人混血是大忌；非猶太人被稱作外邦人（goyim），他們是低等的野獸，注定要接受猶太人的統治。上帝在《摩西五經》和〈約書亞記〉中下達了種族滅絕的命令。還有以斯拉和以實瑪利的種族律法。這一切都早已寫在《舊約》裡了。’希特勒顯然對此一無所知，於是穆夫提又繼續告訴他：‘您厭惡非洲人、黑人。這同樣也是在《舊約》的第一卷書中就已經出現過的想法，黑人是一個注定要滅絕的種族，上帝說他們將永世為奴。這是上帝對先知諾亞的三個兒子之一的含的著名詛咒。’”（註16）
除了為希特勒講解《聖經》、穆夫提也為納粹的事業提供了不少實質上的幫助。
2. 第一支敢死隊和穆斯林武裝黨衛軍
大穆夫提帶給希特勒的實質援助之一，就是他積極在波士尼亞穆斯林中招募志願者加入穆斯林版的武裝黨衛軍−彎刀師（Handschar，註17）。侯賽尼還在納粹德國主持了面向阿拉伯世界的親軸心國廣播電台，並撰寫了《伊斯蘭教與猶太人》（Islam and the Jews），這是一本極具“煽動性”的書，它試圖喚起穆斯林對猶太人——後來也包括了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的仇恨，並鼓勵穆斯林主動協助納粹正在進行的屠殺（註18）。為了表彰他的貢獻，納粹政權將他敕封為最高謝赫−伊斯蘭（Sheikh-ul Islam），也就是穆斯林武裝黨衛軍的首席“軍牧”（註19）。如果說納粹政權的敕封代表什麼的話，那就是侯賽尼無疑這是這項“事業”所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正是大穆夫提為軸心國引入了源源不絕的穆斯林士兵，直到1945年仍有大批的穆斯林志願者從車臣及其它遠離蘇聯前線的地區前來參軍，他們隨後也被“整編為隸屬國防軍的十九個獨立的伊斯蘭作戰贏和二十四個步兵連”。另外，土耳其穆斯林和韃靼人也被納入編制，組成了“Osturkisches Waffenverband（東土耳其武裝聯盟）和SS-Waffengruppe ‘Turkestan’（黨衛軍土耳其斯坦武裝集團）。”（註20）其中一些部隊以反共游擊隊的形式在蘇聯前線的後方作戰，另一些穆斯林部隊則參與了對華沙猶太人起義的鎮壓（註21）。
大穆夫提帶來的不僅僅是人力，而是還包括了經驗，因為他早在戰前就協助建立過“現代最早的敢死突擊隊...他們專門負責刺殺那些持反對意見的溫和派阿拉伯人。”（註22）
3. 亞西爾・阿拉法特
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大穆夫提似乎也在納粹的戰後規劃中佔據著一席之地。他一直待在德國直到希特勒據稱自殺的三天前，黨衛軍主動找上了穆夫提，並提議可以安排飛機讓他逃往瑞士。侯賽尼婉拒了這個提議，因為他早就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一輛汽車要開往瑞士了。黨衛軍希望侯賽尼“最終能前往北非，因為那裡仍有他之前建立的間諜網路在運作。”（註23）大穆夫提最後確實去了埃及，並對不少阿拉伯領導人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他毫無疑問也幫助成立了各種激進的伊斯蘭游擊隊和自殺攻擊組織，因為其中一位深受他影響的人就是他的遠房親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創始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此外，有證據顯示穆夫提本人也參與促成了巴解組織的武裝與恐怖主義分支−法塔赫（Fatah）的誕生（註24）。
究竟侯賽尼是如何在缺乏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做到這一切至今仍是一個謎，可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恰恰掌握著非常雄厚且龐大的資金。就在納粹德國大廈將傾之際，侯賽尼竟然還能獲得黨衛軍的直接支援——此時其他納粹分子們正在瘋搶本已緊缺的汽車和飛機，好逃出德國——這充分說明了他在納粹設想的戰後世界中的地位之高。當然，穆夫提也不忘反過來為協助納粹分子們逃往中東，我們稍後就會看見，這將在戰後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註25）。
C. “第三位置”與埃及冒險：斯科爾茲內、沙赫特、沃斯和納賽爾
所有這些無不有力地表明了，在戰後世界的激進伊斯蘭勢力的新月背後，或許其實還隱藏著一個更為可怕且殘酷的符號——卍。但這並非僅僅是基於納粹國際和侯賽尼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所做出的臆測。戰後世界的阿拉伯領導人們與納粹分子的結盟可以說是出於各取所需，而這一切往往還得到了西德政府默不作聲卻非常直接地支持。
埃及的戰後領導人與知名納粹戰犯的合作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從中看見納粹國際在戰後的規劃和政治考慮。事實上，埃及可能是受納粹政權影響深的國家（註26），因為當隆美爾元帥率領的非洲軍團在1942年初一度距離亞歷山卓和開羅只剩下咫尺之遙時，當時生活在英國統治下的埃及阿拉伯人們經常公開表達他們對軸心國的支持。就連法魯克一世（King Farouk）本人也支持納粹，儘管他背後的靠山是英國人。
即使到了戰爭結束後，反對法魯克統治的“民粹主義”反西方情緒在埃及也依然高漲，以至於“美國和英國政府都同意必須讓法魯克下台”（註27）。就在這時，事情卻又發生了奇怪的轉折：
“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主導下，CIA決定讓埃及將軍穆罕默德・納吉布（Muhammad Naguib）來領導新的埃及政府。於是在CIA的幫助下，納吉布在1952年7月22日率領軍隊接管了開羅和亞歷山卓，並自立為最高總司令。儘管納吉布名義上是國家元首，但CIA不知道的是，真正的實權其實是被掌握在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中校手中，而他也很快就成為了總統。這場政變的意義十分重大，因為它為許多納粹分子打開了在埃及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大門。”（註28）
這裡有一些東西需要補充。
眾所周知，CIA當時的“蘇聯事務處”實際上是由一群人在東歐的納粹分子負責運作，而他們聽從的也仍然是戰時德國東線軍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萊茵哈德・蓋倫將軍的指揮。這是蓋倫與約翰・杜勒斯的弟弟艾倫・杜勒斯私下達成的協議。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在美國支持的那場推翻法魯克一世的政變背後，或許也存在著杜勒斯兄弟——那時約翰・杜勒斯是艾森豪的國務卿，艾倫・杜勒斯則是CIA局長——之間就誰才應該領導這場政變的商議。
但人們經常指出，蓋倫為美國提供的情報服務的價值說實話只能說是馬馬虎虎，因為他常常過分高估了蘇聯的軍事實力和意圖，這對造成冷戰初期的緊張局勢惡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然而，卻很少有人仔細去思考有沒有可能蓋倫其實是故意的，他就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影響美國戰後的軍事和地緣政治決策。考慮到納粹意圖在戰後加劇東西方的緊張情勢，一邊挑撥離間、一邊在這個過程中幫助德國重新崛起，這一切就說得通了，而這也就意味著要挑起其它國家之間的衝突。下一章將對這一點進行更詳細地闡述。
就在納賽爾於CIA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後不久，忽然間，美國的利益似乎從納賽爾的雷達螢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人的利益。據喬治・邁克爾指出：“戰後不久，很多德國軍官和納粹黨官員就在中東獲得了庇護，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埃及和敘利亞，而他們也在那裡幫忙訓練這些國家的軍隊和情報機構。”（註29）其中一位前往埃及尋求庇護的軍官，正是怙惡不悛的納粹將軍奧托・雷默（Otto Remer，註30）。雷默這個人非常重要，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戰後的西德創立了毫不掩飾其新納粹傾向的社會主義帝國黨，而且當初也是他在1944年7月當機立斷率兵控制住柏林，從而粉碎了一場企圖刺殺阿道夫・希特勒的政變陰謀。
在雷默將軍——還有前黨衛軍突擊隊指揮官奧托・斯科爾茲內——的輔佐下，納賽爾在埃及建立了一個後勤基地，以支援突尼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的反西方游擊隊，以及亞丁和肯亞的叛軍（註31）。換句話說，納粹國際在戰後的其中一項策略與議程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利用發生在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叛亂，以削弱法國和英國的實力。雷默將軍是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與這些游擊隊之間的聯絡人，負責為他們輸送武器與協助訓練——還有不少前穆斯林和德國黨衛軍老兵也參與其中（註32）。
1. 威廉・沃斯、奧托・斯科爾茲內和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
斯科爾茲內本人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抵達埃及，並成為了埃及軍隊、穆斯林和其他“反帝國主義”游擊隊的軍事顧問。由於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他與納賽爾、大穆夫提組成很快就組成了一個三人同盟（註33）。毫不奇怪的是，年輕的亞西爾・阿拉法特就是在接受黨衛軍的“非常規戰爭”訓練時結識了這位著名的黨衛軍突擊隊上校，兩人也由此發展出了一段“持續多年”的友誼（註34）。
如果只有斯科爾茲內和雷默向納賽爾提供了資金、武器和訓練的話，那麼我們當然就沒有必要再去假設這背後是否有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在運籌帷幄。但一旦考慮到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還有其他納粹要員的存在，那麼事情似乎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反之這一切是納粹國際在幕後策劃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這裡的關鍵在於斯科爾茲內本人：
“斯科爾茲內的主要職責是訓練數千名埃及突擊隊員熟悉游擊戰和沙漠作戰。此外，他還組織並策劃了1953−1954年間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對以色列和加薩走廊的攻擊。一支阿拉伯外籍軍團也正是在此時成立的，其核心成員包括了四百名前納粹老兵，他們都是被潛伏在德國的阿拉伯聯盟特工招募的。最後，斯科爾茲內還招攬了一批德國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讓他們為埃及的特殊軍事計劃工作。”（註35）
斯科爾茲內的這些軍事活動也受到了另一位納賽爾的德國顧問，黨衛軍中將威廉・法姆巴赫（Wilhelm Farmbacher）的協助（註36）。但是，這些德國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到底都在埃及做些什麼呢？
這個問題的線索其實就在奉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的命令前往埃及的威廉・沃斯博士（Dr. Wilhelm Voss）身上。讀過《黑太陽帝國》的讀者應該不會對沃斯博士感到陌生，因為他曾以文職聯絡員的身份在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斯的斯柯達軍火工廠的工程部門中工作過，後來也正是因為沃斯向英國記者湯姆・阿戈斯頓的揭露，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設立在斯柯達軍火工廠內部的秘密武器智庫才首次被曝光（註37）。沃斯前往埃及是為了代表西德與納賽爾洽談私下提供技術援助的事情，以研發能夠瞄準以色列及其它中東鄰國的飛彈，同時他也負責協調西德與納賽爾政權之間的經濟援助和貿易往來。事實上，他對納賽爾統治埃及初期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甚至有人形容他是“戰後初期埃及經濟的總設計師。”（註38）但還不只如此，根據喬治・邁克爾及其他研究人員，正是在沃斯“與萊茵哈德・蓋倫、斯科爾茲內和亞爾馬・沙赫特的合作下，西德與埃及的貿易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註39）而且還不只是沙赫特，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過去的助手約翰・馮・萊斯（Johann Von Leers）也在這裡！（註40）在埃及，馮・萊斯協助將《我的奮鬥》翻譯成阿拉伯語——各位只需要知道，就連薩達姆・海珊都收藏了這本書——還有其它納粹“經典”，例如惡名昭彰的《錫安長老會紀要》。另外，馮・萊斯還幫助納賽爾政權設計了各種反西方、反以色列的煽動性宣傳。
面對如此多身居要職、人脈廣泛的納粹分子忽然通通出現在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這只有兩種解釋，一是“純屬巧合”，二是這都是精心安排好的。顯而易見的是，這一切是精心安排的可能性更高，現在讓我們來仔細思考一下這意味著什麼：在二戰結束後才過了七年，同時也是西方盟國——法國、英國和美國——交還了西德的主權僅僅三年後，下面這些人物就來到了埃及：
- 挫敗了1944年7月企圖刺殺希特勒的政變陰謀的國防軍將軍、戰後西德的新納粹政黨社會主義帝國黨創始人奧托・雷默；
- 黨衛軍上校、深得希特勒信任的突擊隊指揮官奧托・斯科爾茲內；
- 希特勒的前帝國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博士；
- 黨衛軍將軍漢斯・卡姆勒的斯柯達軍火工廠秘密武器智庫中的文職聯絡員威廉・沃斯博士；
- 前納粹宣傳部部員、戈培爾的私人助理約翰・馮・萊斯！
沙赫特・萊因哈德・蓋倫和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等等這些人士全都齊聚在了埃及，這絕對不是偶然。
2. 沙赫特的小交易：《吉達協議》
沙赫特在中東的行動同樣值得關注，因為他——或是他的幕後主人——的眼光顯然並不僅侷限於埃及，而沙赫特本人也在1954年居中斡旋、協助德國工業界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了所謂的《吉達協議》（Jeddah Agreement）。根據這項協議，沙烏地阿拉伯“同意斥資建造一支超級油輪艦隊——德國的造船廠將拿下這筆大訂單——以將該國產出的石油運往世界各地。”（註41）彷彿這還不夠讓最頑固的懷疑論者相信，所有這些聯繫絕非巧合，“被選中來負責牽頭成立航運公司的人，正是希臘船王亞里斯多德・歐納西斯（Aristotle Onassis）。”（註42）
當然，這筆交易直接威脅到了英美在該地區的石油利益，因為這極有可能會打破它們對大宗商品和中東油田的壟斷。在CIA的幫助下，英美兩國最終成功阻止了該協議（註43）。CIA的介入本身就說明了，其早年所支持的那場幫助納賽爾入主埃及的政變，肯定遭遇了某種非常嚴重的“挫折”。
3. 終極地緣政治目標：再次重申“第三位置”
但所有這些謀劃的終極目標究竟是什麼？研究人員喬治・邁克爾對此進行了簡明扼要的闡述，而這同時也引申出了它與納粹意識形態及其全球議程之間的另一個聯繫：
“納粹餘孽們認為，如今正在阿拉伯與第三世界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是他們可以加以利用、以建立一個從歐洲腹地延伸至南海的德國−伊斯蘭中立聯盟的大好機會。這一理念正好與已故的卡爾・豪瑟夫曾提出的應該與‘有色人種世界’結盟的想法相符。豪瑟夫普遍被認為是‘地緣政治學’的普及者。這種新的極右派外交思維的理想是在與大穆夫提和阿拉伯聯盟的合作下，建立一個由德國與埃及共同主導的權力集團，以與美國和蘇聯分庭抗禮。”（註44）
換句話說，納粹與埃及的合作其實是延續了德國自普魯士時代以來的外交方針。在美國和蘇聯之間建立“第三集團”是納粹國際在戰後的首要目標之一，這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集團必然將以歐洲為中心，而以歐洲為中心就意味著德國將成為其中的主導力量。至於卡爾・豪瑟夫，當然，作為希特勒的地緣政治導師，他極大地影響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出的地緣政治觀點。
誠然，納粹在戰後對埃及的計劃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在蘇聯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下，納賽爾漸漸疏遠了他的西德盟友，並承認了東德政府。作為反擊，西德也果斷地斷絕與埃及的往來，撤回了所有技術和經濟援助（註45）。
但即使在這些事件中，我們仍然能看見納粹的影響力。正如我在上一本書《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指出，萊因哈德・蓋倫的間諜網路遍佈東歐，這意味著該組織——它是唯一已知與東西方陣營都有來往的情報機關——很可能在私底下影響了俄羅斯和美國的太空計劃（註46）。一旦將這一點放在前述的政治背景下來看待，這種可能性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因為一直以來德國的外交政策就是要挑撥東西方之間的對立，假如戰後的納粹國際想要繼續延續這樣的方針，那麼它就必須在這兩個陣營中都具有影響力。因此，一些納粹分子在戰後主動選擇向東方陣營示好，這是可以理解的。
其中一個這樣的人就是奧托・斯科爾茲內——他自己則是選擇了“西進”的路線——的老朋友兼同事弗里茨・格羅巴博士（Dr. Fritz Grobba），早在巴格達的英國傀儡政府被納粹支持的那場政變推翻之前，他就已經是柏林當局的駐伊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大使了！事實上，他和大穆夫提都參與了這場政變（註47）。
但在戰後，這位“前”納粹駐中東大使卻皈依了伊斯蘭教（註48），後來更變成了“莫斯科蘇聯外交部的阿拉伯事務主管”（註49），而這使他成為了促成蘇聯與納賽爾的埃及達成雙方的第一筆軍火交易的關鍵人物！不僅如此，有證據表明就在斯科爾茲內一邊扮演著納粹國際、波昂的艾德諾政府和埃及之間的聯絡人的同時，他似乎也在另一邊“推動了納賽爾與蘇聯的結盟”（註50）。
簡而言之，納粹是推翻法魯克一世、幫助納賽爾上台的幕後黑手，然後又幫助納賽爾打造了他的情報機構與軍隊，納粹不僅指導了埃及的經濟發展，甚至還是納賽爾和蘇聯結盟背後的推手。這當然也帶來了直接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因為眾所周知，納賽爾接著正是憑著其經過納粹訓練的軍隊、蘇聯提供的武器，以及納粹推動的這個與莫斯科的新聯盟，一舉奪回了蘇伊士運河，進而徹地掃除法國和英國在埃及最後的殘餘勢力與影響力。因此，納賽爾後面又翻臉將蘇聯人逐出埃及或許其實沒有那麼單純，因為既然當初是納粹在暗中促成雙方的合作，那麼現在的決裂也很有可能是納粹的指示。
a. 國際恐怖分子高峰會
除了直接介入戰後的中東各國之外，納粹也試圖滲透與掌控戰後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
“對外以歐洲新秩序（European New Order）之名活動的黑色國際（The Black International）在巴塞隆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召開了一場大會。這個組織是由來自納粹德國、維琪法國、佛朗哥的西班牙、薩拉查的葡萄牙、墨索里尼的義大利以及希臘軍政府的納粹分子和法西斯主義者所組成的。據說，這次大會是在佛朗哥的親自批准下召開的。有兩名法塔赫的代表，即巴解組織的軍事派系，也出席了會議。眾人們在會議上討論了籌措資金、軍火交易以及派遣前納粹軍官來訓練游擊隊等各種事宜。他們的其中一項決議是要從高加索地區招募更多人來擴充法塔赫在中東的勢力，並協助其在歐洲進行顛覆和恐怖主義活動。後來，類似的會議又舉行了好幾次。其中一次是在1972年9月16日，也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在慕尼黑奧運會上殺害了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的僅僅十天後。”（註51）
換言之，我們現在已經相當熟悉的、以德國為核心將納粹主義國際化的模式又再次出現了，而這次是為了協調歐洲和中東的恐怖攻擊活動。
b. 新納粹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遇刺案的關聯
這些發生在檯面下的行動可謂是盤根錯節。眾所周知，里西奧・傑利（Licio Gelli）在義大利聲名狼藉的P2共濟會的許多成員都與法西斯主義者和納粹分子有聯繫，至於傑利本人則為了躲避牢獄之災而逃離了義大利，簡直就像納粹在戰後的鼠線的翻版。當然，他逃去了阿根廷。其中一位最臭名昭彰的戰後恐怖分子是穆罕默德・阿里・阿賈（Mehmet Ali Agca），他與一個受納粹支持的秘密社團有關，並企圖刺殺才剛上任不久、正在梵蒂岡接見群眾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阿賈本人是土耳其秘密社團“灰狼”（The Gray Wolves）的成員，這個組織是由前土耳其黨衛軍成員、納粹志願兵穆罕默德・肯格爾勒（Mehmet Kengerle）創立（註52）。
c. 穆安瑪爾・格達費的“裴隆主義”
納粹在戰前與戰後所下注的對象也並非只有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而已。格達費統治下的利比亞在20世紀70−80年代曾普遍被認為是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資助者，而它也同樣在納粹的計劃中有著一席之地。儘管格達費和戰後的新納粹主義之間並無任何已知的聯繫，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一邊資助國際恐怖主義的同時，格達費卻也試圖拉攏那些不想在西方或東方陣營之間選邊站的國家和團體，以另組一個全新的聯盟。格達費在他的《綠皮書》（The Green Book）一書中概述了自己的思想，從本質上來說，他是想要將“民族主義、反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通通融入一種民粹主義意識形態。”（註53）
他將自己的想法稱之為“第三位置主義”（Third Positionism）。
這簡直就是胡安・裴隆的翻版！
d. “第三位置”的歷史借鏡及其地緣政治含義
如同本章及前幾章所指出的，“第三位置”在納粹國際對戰後世界的規劃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事實本身似乎表明了，在戰後的國際地緣政治舞台背後確實隱藏著一隻名為德國的手，因為這一立場正是從普魯士到德國一直以來的基本國策，從腓特烈大帝、俾斯麥，乃至日後的威瑪共和國，以及最後是與史達林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共同瓜分波蘭從而導致二次大戰爆發的希特勒莫不遵循著這一原則。
（1）拉帕洛：賤民之約
事實上，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這種時而對抗、時而合作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戰。1922年，威瑪共和國和蘇聯這兩個在一戰中損失最鉅、經濟最凋敝的國家，在西方列強壓倒性的軍事和經濟優勢面前根本沒有半點話語權，徹底淪為了賤民（pariah）之國。毫不令人意外地，它們決定攜手合作。於是，這兩個國家在1992年於拉帕洛（Rapallo）簽署了一項協議，同意開展雙邊貿易關係。但在德國將軍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kt）的堅持下，雙方又私下簽署了另一項秘密協議，剛經歷過一戰與慘烈內戰的蘇維埃政權也欣然接受了這個條件。
身為德國的陸軍大將，馮・塞克特受制於《凡爾賽條約》的規定，只被允許維持一支規模十分有限的常備軍，空軍更是根本沒有，海軍則只夠勉強保衛德國微薄的海岸線的程度。對於一個被強敵環伺的大國的陸軍統帥而言，這當然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威瑪共和國與蘇聯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允許德軍在俄羅斯的領土上與紅軍一同進行訓練、操作那些德國因為《凡爾賽條約》而被禁止使用的武器——坦克、飛機和重型火炮。透過這種方式，馮・塞克特將規模不大的威瑪防衛軍（Reichsheer）打造成了一支高度專業化的軍隊，一旦時機成熟，這些士兵們便能迅速切換編制、組成一支兵多將廣、實力強大的德軍——也就是國防軍——他們只需要等待全面重整軍備的時候到來。許多曾在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一起受訓的德國和俄羅斯軍官都與彼此有私交，例如海因茨・古里安（Heinz Guderian）——閃電戰的發明者、1941年就是他率領第二裝甲集團軍差點打下莫斯科——以及蘇聯元帥鐵木辛哥（Timoshenko）。
（2）腓特烈大帝與瓜分波蘭
但德國的外交與東方政策其實有著更加淵源流長的歷史，如同其他人所指出的，這甚至可以追溯到條頓騎士團以及普魯士人——或者用古名來說是貝魯士人（Berussians）——與俄羅斯人自古以來的交流。誠實地說，雙方的關係並不總是十分融洽。但德俄合作最廣為人知的典範——這是歷史學家最常提起的例子——便是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對波蘭的三次瓜分，這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與另一位德裔君主葉卡捷琳娜大帝共同達成的決定。隨著日漸衰頹的波蘭再也難以抵擋普魯士和俄羅斯的經濟滲透，兩位君主最終在奧地利的默許下，乾脆俐落地併吞了各自想要的領土。
腓特烈的東方政策幫助普魯士一舉成為了列強的一員，他的軍事改革也大大增強了普魯士的實力，使其得以在七年戰爭中與兵力佔據優勢的奧地利和俄羅斯僵持不下，之後普魯士更在他的統治晚年成為了當之無愧的中歐霸主。正是腓特烈將條頓騎士團的許多傳統，以及如今我們所熟悉的關於德國軍事傳統的各種現代形象——閱兵式、“踢正步”、軍階制、裝飾性的“樹鈴”，等等——引進了普魯士軍隊。
當柏林圍牆倒塌，東德與西德終於統一之時，德國政府也以最傳統的方式向這位普魯士國王表達了敬意，只是德國以外的世界主流媒體卻幾乎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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