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根時代，人們對蘇聯這個“邪惡帝國”的恐懼與厭惡來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通靈間諜部隊與SRI也在這時經歷了飛速發展，各種技術不斷推陳出新，以提升遙視的效率與準確性。
其中一個必須克服的最大挑戰是將具體的心靈“訊號”從被稱為“噪音”的無關雜念中抽離出來。簡單來說，噪音就是大腦正常運作的意識——其中包含了各種五花八門、轉瞬即逝的思緒。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候，大腦可能會一下想著家和家人、一下想著肚子餓或口渴、一下想著某個遙遠的地方，或星期五晚上的約會。
“說得直白點，這就是一個信噪比問題，”亞歷山大中校解釋說。“（遙視觀察）自然與其它事物有時可以帶來十分顯著的結果。問題在於為什麼有時結果準確，有時卻不準確，而且似乎沒有很好的過濾機制。”
使遙視過程中的心靈雜訊問題變得更加棘手的是分析疊加（AOL）的干擾，也就是人們往往會對心靈訊號進行主觀的詮釋。AOL通常是錯誤的，尤其當一個人才剛開始學習遙視，雖然它確實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命中目標。例如，燈塔就可能會因為其高大且呈圓柱形的形狀，而在AOL的影響下被解讀成“工廠的煙囪”。
AOL在遙視測試中通常比較容易被察覺，因為在觀察過程中經常進行概念上的比較。據萊利表示，遙視者習慣用像“它看起來像...”或“它讓我想起...”這樣的方式來描述目標。
據說，當遙視者獲得關於某個地點的清楚、明確且靜止的畫面時——某種意義上的心理圖像——就可以肯定它是AOL。
通靈間諜的監督人員會設法通過一些小細節來確定AOL的影響程度。他們會注意語氣中的轉折或以疑問句的形式傳達的資訊。語句結構中的差異之處是他們特別注意的一點。
“在我進入部隊的最初幾年，我曾堅信只要我們能夠找到解決AOL的方法，圍繞CRV（遙視觀察）的種種疑難雜症便會迎刃而解。”林恩・布坎南回憶說。“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但到頭來還是別無良策。”
他繼續說：
“不過在有一次實驗中（使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磁腦電圖儀，來紀錄受試者在觀察螢幕上的水平與垂直線條時的腦部活動），水平與垂直的線條在我腦海中卻變成了柵欄、樺樹林、鐵軌（水平線）、一棟古老且門廊上有柱子排列的莊園，等等。這讓我意識到，有某種AOL發生在潛意識層面，並且它根本不是分析性的。每當一個感知忽然從不知道哪裡冒出來，且它在進入有意識的心智前就與記憶、恐懼或慾望互相混合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經過大約一年的研究，我決定將這種AOL稱之為‘回憶、焦慮與渴望的潛意識−表意識傳遞’（縮寫後的簡稱是‘流浪貓’）。它純粹是發生在潛意識層面，你根本來不及意識到它，而且它無法在遙視的過程中被控制或消除。認識到AOL與流浪貓的之間的差異就是我們最大的進步，而且我們確實已發展出不少辨識與區分它們的方法。”
監督人員都接受過訓練，一旦確認有AOL出現，就要立即暫停遙視。同樣地，當遙視者因為周圍的環境而陷入困惑或使心靈訊號充滿雜訊時，也必須暫停。
梳理或平靜思緒是進行遙視的前提之一。瑪麗・辛克萊（Mary Sinclair）是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妻子與有名的靈媒，她曾說：“首先你需要對自己下達‘放鬆’的暗示，讓身體變得麻木、頭腦變得空白。”（註1）
這麼做的用意是，如果一個人能夠讓頭腦平靜下來——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是減少或消除噪音——那麼那些飄飄然的心靈“訊號”就可以更容易地傳遞給意識。
為了將遙視從時靈時不靈的心靈奇蹟轉變成具有可重複性的可靠工具，結構（structure）是或不可缺的。
通靈間諜們發現結構是使遙視變得可用的關鍵。透過適當的結構或紀律，就可以抑止心靈噪音，然後讓承載資訊的訊號線清晰地呈現出來。只要維持適當的結構，獲得的資訊基本上就會是可信的。如果遙視者開始產生疑惑——像是“這是什麼”——他就會因此偏離結構，然後AOL就會無可避免地出現。
監督員和遙視者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確保進行遙視的人持續保持在正確的結構上，這樣才能以正確地順序、正確地步驟、正確地方式來獲取資訊。亞歷山大中校聲稱，遙視還有一個難題是負責評估該現象的官員總是會希望它有100%的準確率。
“與你可能使用的其它任何系統不同，這個系統被要求必須100%準確。”亞歷山大表示。“他們的態度就是要嘛全對要嘛全錯。問題是這玩意就是無法100%準確。”
20世紀80年代繼續在SRI參與開發遙視技術的英戈・斯旺就說：
“自發性（或自然通靈）遙視的平均準確率頂多只有20%左右。帕特・普萊斯偶爾會有95%的準確率。但要再次達到這樣的成績，卻往往是在又過了一百次測試之後，所以平均來說，準確率只有20%。
僅有20%的準確率，這實在很難競爭得過其它情報搜集方法。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投資股市只有20%的準確率，你肯定會賠到脫褲。
所以至少必須達到51%。我說：‘好啊，既然要達到51%，那麼我們不如就直接做到100%吧。’這其實是同樣的要求。所以我得到了資金來想辦法提升遙視的效率。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得先搞清楚它究竟是如何運作的。
我依照資訊類型的不同將其分成七個階段，它們會依照固定的順序從心理上浮現。”
下面是斯旺對遙視的七個階段的描述：
- 開始寫出某種表意的字符，用鋼筆或鉛筆自發性地寫下代表目標的標記。
- 如果遙視者正確找到了目標地點，就可能會獲得一些感官印象，例如氣味、聲音、感覺、顏色等等。
- 尺寸印象，目標地點的高度和長度，通常會畫下草圖。
- 更細緻的描述，一些具體的細節，例如周遭的環境（樹木、建築、桌子、椅子等）。還有對這個地方被用來做什麼描述（政府機關、醫院、宗教場所、博物館等）。
- 將前四個階段整合在遙視者本人的思維中。就是在這個時候，遙視者會反思自己的記憶，並試著了解目標地點的更多細節。
- 對目標地點進行更精確地描述或繪畫，甚至是塑模。有的遙視者可以使用黏土來製作立體模型，其效果比畫下草圖更好。
- 這是一個比較少出現的階段，涉及直接從口頭上描述人物、街道、城鎮的名字。例如，如果有一條街的名字是阿拉伯語，遙視者就會嘗試模仿其發言，直到語言學家能夠辨識這個名字。
斯旺解釋說：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試圖理解它是如何運作。我想知道這些資訊是如何表述自己。你瞧，當這些人寫下某種字符時，接下來就會產生一連串的解讀。有一條訊號線會進入遙視者的心智或類似的東西。接受過充分訓練的他們懂得區分噪音與訊號。但訊號線會在不同的階段以其各自的方式表現出來，只要掌握這一點，你就可以得到幾乎沒有噪音的資訊。前提是他們要完全遵循這個格式與結構。但難就難在這一點，因為人們總是想要提出自己的見解，你懂的。
這不是應該表達見解的時候。遙視者必須是被動而不是主動的，他的職責就是接收自己看到的內容。”
“很多通靈方法的目的都是要讓有意識的心靈放空。也就是說，它們是要讓它進入一種催眠或‘改變狀態’，”布坎南解釋道。他繼續說：
“常有人說心靈能力只有在‘你進入θ波後’才會啟動之類的。事實是，就算在進入意識改變狀態後，有意識的心靈仍會每隔幾秒鐘就回頭過來查看這裡發生了什麼。人們一般不會察覺到這一點，但其實一部分的他們仍始終保持著清醒，並在這個過程中允許或阻止潛意識的行為。
當然，你肯定聽說過一個人即使陷入催眠也無法被強迫做出他或她不想做的事。這就是原因。儘管表面上看似處於催眠狀態，有意識的心靈仍時時刻刻保持著警惕。訓練有素的CRV監督員可以觀察一個正在成為‘通靈渠道’的靈媒，並發現後者的意識會像霓虹燈一樣不斷‘閃現’。這一點在所有催眠狀態下的行為中皆屢見不鮮。
有鑒於此，受控的遙視通常會採取另一種方式。這會讓有意識的心靈有大量的工作要做。CRV的規則和步驟非常複雜，這是出於兩個原因：其一，要盡可能地深入潛意識；其二，要讓表意識保持忙碌，以免它妨礙潛意識。
每當有人自稱成功改良了英戈・斯旺的方法，你會發現他們所做的無非就是簡化它，讓人們能夠更輕鬆、快速地學會。他們以為自己這麼做是在造福大眾——順便在過程中賺點錢——但事實是，這種簡化的方法等於是給了表意識更多的空閒來礙事，結果就是遙視的準確率變得慘不忍睹。可悲的是，這些‘大眾化’的方法不僅不準確，而且它們實際上只會讓人們永遠無法學會如何控制表意識。因此，它們的效果無異於揠苗助長——有時甚至會永久地摧毀人們實現自身最大潛力的機會。”
就像一位自豪的父親，斯旺找出了一批20世紀80年代中旬的實驗文件。他非常興奮地談論著其他人利用他發明的技巧所取得的斐然成就。斯旺提到了一個名叫“湯姆”的學生，他直到今天依然在政府中的一個非常敏感的職位工作。
“那時是1984年5月，湯姆是我的最後一批學生之一。他是第一個完成全部七個階段的人。他比我還要優秀，”斯旺回憶說。湯姆能夠準確地識別阿肯色州拉塞爾維爾（Russellville）的兩座核反應堆，並動手製作模型。接著，他又正確地辨識了位於肯塔基州邱吉爾園（Churchill Downs）的“賽馬場”。再來是邦克山紀念碑，他甚至直接寫下了它的名字邦克。
湯姆以完美的命中率通過了十七項測試。
遙視訓練課程的最後是一項測試，內容為觀察總共十九個地點。每個人必須要全部命中才算通過。對目標地點的描述要十分準確。斯旺回憶說：
“現在來到第十七個目標，奧羅爾羅伯茨大學，那裡有許多風格迥異的建築。我以為這次他一定會失敗。
湯姆開始寫下他接收到的印象。他寫道：‘高聳、光滑、灰色、稜角、彎曲。’然後他進入第六階段，繼續寫道：‘建築物，學校，一排排建築物，教會學校。’最後，湯姆有了結論：‘這是奧羅爾羅伯茨大學。’我真的非常吃驚。
於是，我在第十七項測驗結束後就宣布他合格了。他表現得實在太完美了，根本沒有必要再繼續剩下的兩項測驗。”
到了1986年，斯旺已經訓練出新一代的遙視者。“接受過這些訓練的人就能夠繼續指導其他人，所以我不必再擔任培訓師了。”
斯旺聲稱，截至1986年底他已經訓練了二十八位遙視者。他們被分成兩組，且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莫爾豪斯是第二代遙視者，他的導師就是斯旺當年教出來的學生。
這兩組遙視者都會進出SRI，但不會在相同的時間。斯旺說：
“對於第二組遙視者，我真的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們與（通靈間諜）完全不是同一掛。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後來去了哪裡。他們更加‘黑暗’也更隱蔽。我想我恐怕連他們的真名都不知道。但他們是一群絕頂聰明的人。
戴夫・莫爾豪斯所在的那一組其實嚴格來說並不算是一個團隊。他們只是被臨時湊合在一起，你懂的。
倒是第二組才更像一個真正的團隊。他們比第一組人更兇悍、強硬。他們可能是工程師，因為他們知道該如何設計三維模型，而且他們當初還帶著各種小工具、建模工具及其它東西來到這裡。如果他們手上沒有製作模型所需的材料，他們就會透過SRI的工程師部門去取得像管線、岩屑及其它任何他們需要的東西。整個儲藏箱幾乎都被他們翻了個遍。他們搭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三維模型。模型上的高壓電線是他們用牙籤和類似的材料製作的。每當只要我一經過，他們就會迅速把模型拆除。後來當他們離開時，他們什麼也沒有留下。”
一個秘密計畫背後還有一個備份的秘密計畫，這種情形對軍方來說並不罕見，通靈間諜對還有另一個與他們類似的團隊同樣並不感到訝異。只是如今那些人身在何處，就無從得知了。
一些遙視者猜測，第二組人很可能已經返回海豹部隊或三角洲部隊等頂尖特戰單位。斯旺推測說：
“對任何有時需要進行人質營救任務的團體而言，有遙視者在無疑會大有幫助，因為這些任務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事先掌握的情報充不充分。你需要知道人質在哪裡、守衛在哪裡、哪裡有入口及出口，等等。這時遙視者就會大大派上用場。”
斯旺聲稱20世紀80年代中旬是通靈間諜訓練的高峰期，那時光是知道這支部隊及其成果的少說就有六百人。他回憶道：
“我們的監督委員會有時至少會有五十多人，其中有些是真正的科學家。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委員會，然後還有檢查組。
相信我，客戶們這麼做完全是為了確保他們的投資不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在剛開始的時候，客戶（起初是CIA，後來變成DIA〔國防情報局〕）經常懷疑我是否其實有私下透過其它方式才取得這些資料。所以，我不得不接受一連串的心理測驗和身體檢查。甚至連我的大腦都接受了CAT掃描，以確定這一切有沒有可能是腦中的腫瘤造成的。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結束。這裡有很多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實驗人員、顧問、監督委員會和安全人員。參與其中的人太多了。”
麥克莫尼格爾也支持斯旺的說法，他寫道：
“與普遍的看法相反，卻與幾乎所有實驗項目一樣的是，（軍方遙視計畫）從未達到100%的成功率。然而，在那段日子中，我知道我們確實曾在數百個非常具體的案例中，提供了具有關鍵情報價值的資訊。很多時候，就連政府文件也承認這些資訊無法從其它來源取得。
同樣與普遍的看法相反的是，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是在眾多科學與政府監督委員會的密切注視下進行的。在整整十七年半的時間裡，美國的幾乎所有情報機構都曾受過它提供的資訊幫助。這個項目的存續每年都需要得到這些委員會和機構的批准，評判與資金審核的標準並不僅僅取決於它是否成功，而是還包括其是否有在這些機構和監督委員會制定的規則與科學框架內運作。任何宣稱這個項目十分鬆散或缺乏控制的說法，均屬無稽之談。”（註2）
根據通靈間諜的說法，裝有與該部隊有關的文件的箱子有超過一百二十個，這些文件絕大多數迄今仍未向公眾公開。
當被問到為什麼沒有更早出來披露通靈間諜的故事時，莫爾豪斯解釋說：“大多數人本來就不會隨便跟別人談論起自己正在參與的計畫，尤其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情報界。很少有人會打破常規，站出來說‘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這裡大部分的人都會將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帶進墳墓，或只在小圈子中分享故事。”
正是因為這樣的保密性，才讓重新拼湊通靈間諜的故事變得困難重重。以前的成員發表的聲明和文章往往不完整，甚至互相矛盾。事實證明，要從被隱瞞的故事、混淆的記憶以及仍然被許多人認為是軍事機密而不願透露的資訊中梳理出真相，著實很不容易。政府為了讓遙視在公眾心目中失去可信度，而主動散播虛假訊息，更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
斯旺很快指出，他手上的檔案中都不涉及機密資料。他還表示，任何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資料都會被遙視研究的金主們迅速清除。“每當客戶過來開完會後，他們就會取走我們用過的每一張紙，甚至是鉛筆和鋼筆。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留下任何機密資料，”他表示。
但斯旺確實擁有他的遙視技術。“這些技術是我的專利，我擁有它們，”他說。這是白紙黑字寫在我的合約裡面，而且這樣的合約有不止一份。我對這一點很堅持。這就是為什麼我始終不願成為SRI的僱員，因為那樣的話SRI就可以擁有我發明的東西。所以我才一直以顧問的身份活動，並盡可能替自己爭取權益。”
1988年，哈爾・普索夫離開了SRI，斯旺則開始全心投入在研究遙視的細節，他已經厭倦了持續不斷的實驗，因為它們的內容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一直大同小異。“我在1988年做出了決定，我想要休息一年，所以我告辭了，”斯旺說。“然後我休息了一年，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從此斯旺再也沒有與軍方的通靈間諜合作過。
斯旺同樣也簽署了保密協議。“我簽了保密協議，所以我不能透露我參與過的項目，我必須信守承諾，”他表示。“但我當然可以談論我擁有專利的東西。”
另一種被證實可以提升遙視準確率的技術是安排多位遙視者觀察同一目標。我們可以用汽車事故的目擊者來理解這一點。假如有十個目擊者，調查人員一般會聽見十種不同的事故描述。但只要對目擊者的證詞加以整理或綜合，就能得出一個接近100%準確率的事故描述。
因此在進行遙視的時候，如果安排六至八位遙視者同時觀察，並將他們的描述綜合起來，準確率就會大大提升。
莫爾豪斯表示，每位遙視者都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以便充當對照組。對照組必須被蒙在鼓裡，因為一旦你事先知道目標，你就有可能會因此錯失其它很多東西，他解釋說。“例如，假設你的任務是要找出潛伏的狙擊手。你會看見樹木、小鳥、草地，卻沒有狙擊手。但如果你找到了狙擊手，現在你的注意力就會完全集中在對方身上，結果可能就會錯失其他目標——像是第二個狙擊手。”
在20世紀80年代中旬，通靈間諜已經習慣於先進入意識改變狀態，以更好地進行遙視。
在那些天生就擁有心靈天賦的士兵身上，從時靈時不靈的遙視結果不斷試錯到終於找出可行的團隊作業方式，花了大約六年的時間。
一個典型的早期作業流程是這樣的：一開始會有一名監督員——通常是部隊中的另一名成員——坐在遙視者前面的桌子旁邊，後者則躺在又小又黑的房間中的一張床上。當遙視者進入意識改變狀態時，會有一盞昏暗的紅燈以供監督員繼續紀錄。接著，遙視者會被貼上與電壓計相連的電極。部隊的指揮官與作戰軍官一般會在現場監督。遙視者和實驗負責人會戴上耳機和麥克風。負責人要仔細注意電壓計，以確認身體的電壓變化。當電壓的極性從頭到腳出現180度的轉移時，這就表示遙視者進入了意識改變狀態。這時，負責人就要向遙視者下達“前往目標地點”或“你需要找到某個人”之類的指示。作為對照條件，遙視者從來不會被事先告知有關於目標的具體資訊。
他們嘗試了各種意識改變技術，例如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莫爾豪斯聲稱他甚至試過出體旅行，但無法穩定地按要求重現它。麥克莫尼格爾放棄了控制自己的出體體驗的嘗試，轉而專注於更容易操作的遙視。
進入意識改變狀態的一個主要問題是，遙視者無法清楚判斷自己與目標之間的相對距離。比方說，遙視者會描述“隔壁的房間”，結果用衛星圖像一看才知道這個“隔壁的房間”其實是在位於街道盡頭的一棟大樓內。更糟的是，遙視者甚至可能無法意識到自己的方向——有時，如果一個人真的出體到了目標地點，他會用上下顛倒的視角來描述現場的情況。
然後還有一個麻煩：遙視是一種非常酷炫的體驗，它會讓人忘記自己正在工作。萊利說，軍方砸錢可不是為了讓這些士兵體驗這種感覺。他們花錢是為了讓這些人蒐集資訊、提供情報。他們要的是結果。
“當你出體的時候，這是一種極為震撼人心的體驗，遙視者經常會因此忘記他們本來的任務，”他說。“我的意思是，一旦你能夠穿梭在星際之間或前往其它維度，這時蘇聯的火箭發射器就顯得無趣至極了。你很快就根本不想再看它一眼。”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旬，遙視行動又發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似乎有人在偷偷監視這些正在進行遙視的通靈間諜。
通靈間諜部隊最初是從羅伯特・門羅那裡得知了這一情況，他本來是一名廣告商人，後來開始研究出體，並在維吉尼亞州的費伯創立了門羅應用科學研究所。根據通靈間諜的說法，他們會透過門羅研究所來尋找有潛力的遙視者，同時也能讓他們早點熟悉這些心靈體驗。
事情發生的當時，門羅正在進行出體與其它意識改變狀態的實驗，然後他突然察覺到有三個人正在盯著他。他感到很害怕，因為他不知道他們是誰。三個人裡面有一人是女性，她的力量似乎特別強大。他們正在試圖窺探他的心靈。由於以前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門羅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因此，他決定向通靈間諜求助。
在得知有一群外國遙視者的存在後，通靈間諜與對方展開了一場發生在心靈世界中的貓捉老鼠遊戲。“我們會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我們，”莫爾豪斯表示。“漸漸地，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開始油然而生。他們似乎像我們一樣正在實驗與學習。我們覺得他們更像是一個正在與我們競爭的隊伍，而不是敵人。”
通靈間諜起初很難找到那些人。但在建立了初步的接觸後，這些來自蘇聯的遙視者——他們被稱為“超感知者”——就主動找上了門來。
在這場心靈諜對諜中，美國的遙視者了解到了許多有關於這群蘇聯遙視者的事情。
蘇聯人也懂得利用意識改變狀態來提升遙視的成功率。但為了進入意識改變狀態，GRU（蘇聯軍情局）卻不惜使用各種手段，包括下藥、電擊甚至是感覺剝奪。這種殘酷的做法最終為蘇聯製造出了一批冷酷無情卻效率低下的遙視者。
“這就是他們失敗的原因，”萊利說。“我聽說他們因此害死了好幾個年輕人，並且這也傷害了他們的遙視能力，因為進行遙視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服用藥物只會弱化他們的能力。”
不同於GRU，蘇聯的KGB大費周章地篩選了超過一百萬人，試圖在裡面找到“超自然人”，也就是擁有強大精神力量的人。這些超級通靈者就是蘇聯的通靈間諜，有時他們會被派去監視他們的西方同行。
萊利聲稱，即使對通靈間諜部隊而言，這也是一個很奇怪的局面。所以他們沒有對外聲張此事。“我們的指揮官知道，但監督委員會完全不知情，”萊利回憶道。他補充說：
“至於蘇聯人，他們很害怕被上級發現他們的行動已經曝光。他們擔心整個項目可能會因此被終止。我想我們雙方在這一點上沒什麼不同。所以，我們與他們達成了一種君子協議——我們會偶爾去拜訪彼此，但不會告訴我們的上級。”
有一回，莫爾豪斯想要主動去觀察蘇聯的超感知者，結果卻發現蘇聯已經開發了針對通靈間諜的對策。他這樣描述了自己的經歷：
“我進入一間遙視室，戴上耳機開始聆聽老鷹合唱團的《亡命之徒》，這是我讓自己放鬆的方式。然後我記下任務座標，閉上眼睛，幾秒鐘後，我人就蹲在屋頂上了。這裡的天氣非常寒冷，四周全是一片白雪。寒風不停吹拂，刺骨地令人難受。我當時人在一棟三層建築的屋頂，它是俄羅斯境內某個建築群的一部分。周遭有森林與農田。厚重的白雪覆蓋了一切直立的物體。我閉上雙眼，試著感知任何能夠引起我的心靈注意的事物。不久後，我就被大院附近的一棟小小的附屬建築給吸引了。由於寒冷，我整個人都變得十分僵直。後來我才知道，當我回到米德堡時，我的身上還留下了雞皮疙瘩。
我努力穿過這棟建築物的牆壁，並立刻因為裡頭的溫暖而放鬆了下來。稍稍取暖完後，我便開始探索建築的內部，並發現它有六個房間，以及一個主廳在最中心。那裡有一個寬敞、無人的入口與石砌的壁爐。主廳顯然是休息室或會議室。儘管整棟建築空無一人，但我確實感覺到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我告訴我的監督員這裡一個人也沒有，他建議我把時間往回撥一、兩天。‘我還沒學過該怎麼做，’我抗議道。他說：‘戴夫，這就跟從一個房間穿梭到另一個房間一樣簡單。照著同樣的方式去做——只需要集中注意力，想著昨天的這裡發生過什麼。’
於是我試著集中注意力，起初什麼也沒發生，這讓我覺得自己很蠢。但後來我卻看到一名男子坐在靠近前門的走廊上的一張桌子旁，他在一盞小燈下閱讀著破舊的報紙。當我將自己無形的手放在那個人的背上時，我感受到了一個孤獨且被遺忘的靈魂，他的生命正在走向盡頭，以及被歲月和伏特加所封塵的陳年回憶。我安靜地離開了那個男人，沿著走廊繼續走下去。那個男人的身影消失了，所以我知道時間又發生改變了。我再次集中注意力，想著要倒轉時光。整個世界開始倒轉，一開始很慢，然後越來越快。它的速度變得好快，現在一切都變成宛如萬花筒般不斷移動的色彩。我的頭好暈，不得不跪倒下來。‘放慢速度你就沒事了，’我聽見監督員說。我照做了，然後果然就不再頭暈了。
我看到人們在辦公桌前工作。有的人在打電話，有的人在處理文書，有的人在交頭接耳。這似乎是一間行政辦公室，而不是用來進行遙視的地方。但我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熱氣。這讓我感到十分好奇，並開始畫下我所看到的景象。但我的雙腿突然變得很難彎曲，也沒辦法轉動我的部。當我靠近一個安裝在高處的、小而扁平的盒狀裝置時，這種感覺變得更加強烈。這個盒子正在發出一道明亮的光芒。就好似盯著汽車的前燈。我越靠近它越覺得全身無力。就像超人碰到了氪石。
我越想越害怕，於是便回到了我的身體。我之後將畫下的草圖與梅爾・萊利在他自己進行遙視的時候畫下的圖畫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兩者幾乎一模一樣。他和其他人都看到了牆上的盒子。在我離開後，他們認真地研究了這個盒子。原來，這是蘇聯人多年來一直在研究的某種能量防護罩或能量屏障。這個裝置可以識別所有我們熟悉的能量形式——超低頻、無線電、電視，等等。但當它碰見無法辨識的能量形式時，就會發出警報並發射用來破壞與混淆心靈訊號的低頻波。蘇聯人會在舉行高度機密會議的房間，或進行遙視任務的時候設置類似這樣的防護罩。”
在一開始努力尋找他們的對手卻一再碰壁後，通靈間諜意識到這些超感知者似乎並不僅僅在俄羅斯活動，而且還潛伏在美國。他們開始擔憂蘇聯人或許不只是想要遙視他們的外國對手——而是還有更黑暗的目的。
萊利說，部隊成員們確信蘇聯正在實驗各種精神電子技術，特別是遠距離造成殺傷或致殘的能力。據他回憶，1984年的有一天，美國特勤局的一名代表曾找上通靈間諜部隊，表示他們非常擔心蘇聯人可能會對雷根總統進行心靈攻擊，使其心臟病發作甚至是更糟的後果。
出於這樣的擔憂，這支部隊進行了一連串的遙視活動，但卻始終找不到能夠證明這個心靈心臟病攻擊傳言的證據。於是他們告知特勤局，蘇聯的超感知者的確可以隨時監視雷根總統。他們知道他在哪裡、在做什麼，但絕不會有能力直接傷害他。特勤局的特工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鬆了一口氣，後來他們就再也沒有來過了。
不過，通靈間諜卻對他們的對手發起了進攻。
根據幾名成員的說法，通靈間諜先對當初那批不請自來的訪客進行遙視。他們遙視了羅伯特・門羅的那次出體經歷，以了解當時的情況。果然，他們很快就發現確實有三個人在場觀察他。其中一人是女性。
通靈間諜在精神上一路跟蹤這三人回到他們的肉身。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跟蹤，而更像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身體所在的位置。通靈間諜發現這三人都在莫斯科。他們每個人都待在一棟偏遠的建築中的單人房，每一間房皆為五英尺長、五英尺寬。
萊利回憶說：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不太擅長應付成群結隊的對手。這只是一種直覺，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注意到他們似乎總是各行其是。他們甚至沒有監督員。他們是天生的心靈能力者，所以我猜他們覺得自己不需要任何監督。我們認為，要是我們能同時將四、五個人傳送到他們面前，那肯定會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結果真的奏效了。”
部隊成員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這名女性身上，她似乎是他們三人中最強大的遙視者。門羅得到的印象是，她的名字叫做英嘉・阿尼特（Inga Arnyet）。這一點得到了通靈間諜的證實。
通靈間諜的全部六個人集中全力來對付這位蘇聯女靈媒。擔任監督員的是部隊指揮官。受過軍事訓練的遙視者們都興奮不已——他們就像一隊準備踏上戰場的步兵。大家都做好了最後的熱身：有的人喝咖啡，有的人聽音樂放鬆，不過所有人都確保自己的神智是清醒的。
等時間一到，眾人便在遙視室各就各位，指揮官透過廣播喇叭開始倒數計時。通靈間諜們一個接一個地開始發功，進入了以太層的世界。
他們每個人都按照座標來到了那棟蘇聯建築。先有第一個人抵達，然後是第二個人，直到六名成員全部到齊，他們只能通過出現在身旁的半透明身影來確認彼此的存在。儘管現在的他們對彼此來說都是像幽靈般的存在，但大家在一起還是很令人感到放心。
他們沿著一條走廊進去，發現了一間辦公室，裡面有兩名男子。其中一名男子坐在大桌子旁，正埋頭寫著什麼。每當他寫完一張紙，另一個人就會將它收走，整齊地疊放在一旁的紙堆上。這裡似乎沒有任何超感知者。
通靈間諜分頭檢查了其它辦公室。忽然，有人發現那名女性超感知者了。據萊利說，這個女人在看見他們直接殺上門來時顯得極度驚恐，因為她完全沒料到會發生這種事。由於他們每個人都死死盯著她，她根本無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她的遙視力因此受到了重創。
任務結束後，通靈間諜們紛紛你看我、我看你。是時候回家了。他們就像被放飛的氣球，一個接一個飛到了空中。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因為過去的每次遙視都是單獨行動。
凱旋歸來後，眾人無不充滿了自豪和成就感。回想起這次任務，莫爾豪斯說：“那真是一群勇敢的人。我知道有很多成年男人——那些遊騎兵——如果讓他們來做的話，肯定會嚇尿褲子。可是對這些人來說，這就跟喝杯咖啡一樣簡單。”
林恩・布坎南分享了他與一名來自中國的通靈間諜交手的經歷：
“有一次我在進行練習。目標是某個地方的博物館——我現在已經記不太得那個地方了。但在那次遙視中，我不停觀察四周，描述箱子裡面有什麼、有誰在那裡，等等。這是一次很普通的座標遙視，你會以一種靜態的方式觀察目標，過程中時間是完全靜止的。你必須下達指令才能讓遙視者繼續移動。但我們沒有這麼做。我只是在隨意觀察並描述每件事、每個人。我注意到有人在盯著我。她是一個年輕的中國女孩。她一動也不動，但卻給人一種有些不同的感覺。我將目光移開，但卻感覺到她確實在注視我。我立刻回頭一看，她意識到我發現了她，於是迅速轉身逃走了。照理說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因為震驚而暫時結束遙視，並將剛才發生的事告訴了監督員。他說：‘回去跟蹤她，看看她去了哪裡。’我照做了，然後我們來到了一座偏僻的山中，那裡有一群小孩子，正在進行某種遙視（不是我所熟悉的任何一種座標遙視或普通遙視）並描述他們的所見。他們是中國的‘通靈間諜。’
找到這個地方後，我就‘記住了位置’，這樣以後就可以再過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與那個一直在監視我的女孩逐漸熟悉了彼此，我們開始了一段奇怪的心靈友誼。她已經十三歲，因為年齡原因即將從通靈間諜部隊退役。我當時並不理解這一點，因為她的能力顯然十分出色。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中國的通靈間諜在進入青春期後就會被安排退役。
她離開那個單位後我還是經常關注她，有一天，我發現她正從家裡出門要去上班，她要乘坐一班非常擁擠的電車，那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她認出了我，並讓我明白那一切已不再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她只想忘記這些事情。從此之後我就再也沒有打擾過她。
她從來沒有向她的單位提到我，在最初那次邂逅之後，我也同樣再也沒有向我的單位提到她。這是一種單純的友誼，我們既不會監視彼此的國家，也不會向彼此洩露任何秘密。在我們的交流過程中，我們會聊到她在中國的童年和我在美國的日常生活。我很早就明白她不想和我談論她的工作，我也決定尊重她的意願。至於我們部隊中的其他人，我想他們應該多少曾遙視過中國的通靈間諜活動。”
在發生過這些事後，通靈間諜們就該如何阻擋或迷惑外國遙視者展開了很多討論。有人提議建造能量護盾，造個像法拉第籠的東西。但大家都知道，這些東西雖然確實有一定的效用，但仍無法徹底阻絕遙視，所以他們很快就轉向了其它選擇。布坎南解釋說：
“CRV之所以如此好用的原因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妨礙它。你可以在工作場所設置‘吸引物’和‘干擾物’，但這只對缺乏經驗的遙視者有效。蘇聯人也清楚這一點，所以有時他們會在妓院和／或嘉年華會的附近舉行機密會議，或刻意安排一個足夠吸引人但機密程度較低的目標，等等。
有一次，我正在監督一名遙視者，他突然抬起頭來看著我說：‘這個目標被上了保護措施。我無法突破它來取得我們需要的資訊。’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但我脫口而出說：‘那麼，想像一下如果沒有保護措施的話，你會看見什麼？’這名遙視者再試了一次，他說：‘呃，我看見...’然後他就開始描述目標了，儘管有保護措施。不管你信不信，有好幾次當目標身上有‘針對通靈間諜的保護措施’時，我們就是這麼簡單地跨了過去。
事實上，我們發現如果有某人得到了另一個人從心靈上設下的防護罩保護，如果他或她本人並不相信這種精神保護力場的話，它是不會產生效果的。他們是否相信會影響力場的保護力，甚至反而可能使其變得更容易被窺伺。每當一些外國政治或軍事領袖身上有精神保護力場時，我們就會特別高興。因為這讓他們直接成為了我們最好的目標。這時我們就不必花費幾個鐘頭的時間去獲取資訊，而只需要二十分鐘就夠了，然後就可以開始享用咖啡。”
萊利回憶說，他們有人甚至提出了戴著雷根的人臉面具進行遙視的主意。“我們覺得俄羅斯人肯定會驚慌失措，他們會想著：‘老天！美國總統本人在遙視我們！’”萊利笑著說。
即便遙視技術在20世紀80年代歷經了長足的進步，但要說服五角大樓的官員接受如此前衛的情報收集方式仍十分困難，雖然英戈・斯旺曾說過幾乎所有情報機構都曾資助過通靈間諜部隊：
“事實上，我根本不清楚這些錢是打哪來的，我認為它們主要應該是來自兩、三個單位。所有部門最終都會獲得這些資料，只是它們不會被告知資料是怎麼來的。
我想大概只有海軍沒有參與，而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計畫。”
斯旺回憶了他在這段期間做過的眾多演講中的其中一次：
“我本來應該在五角大樓內部深處的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做一場十分鐘的演講。演講的內容非常制式化。實際的演講有六分鐘，剩下四分鐘是提問環節。工作人員只給我們十分鐘，因為他們不想讓我們‘浪費’這些將軍的時間。因此，我加快了演講速度，在五分鐘內就結束了。整個房間擠滿了達官顯貴和他們的助理、國會議員，當然還有荷槍實彈的維安人員。
好吧，當我講完後，大家都將目光投向了一位大人物，他是一位將軍。然後他十分平靜地問道：‘斯旺先生，你接下來有什麼安排？’我告訴他：‘我隨時能為您效勞。’他轉頭對旁邊的一名助理說：‘取消我接下來的所有行程。’其他人也紛紛附和。於是我們又花了兩個鐘頭進行討論。然後，就像你知道的，之後預算也有了。”
當斯圖拜恩少將在1984年末退役後，接替他在INSCOM職位的是哈里・索伊斯特少將（Harry E. Soyster）。索伊斯特對通靈間諜的興趣顯然不如斯圖拜恩來得熱烈。
根據通靈間諜的說法，在1985年時，該部隊是由傑克・維諾納博士（Dr. Jack Verona）負責掌控，他是DIA的科學與技術情報部主管。從那時起，通靈間諜就成為了DIA的一部分。這個部隊的代號也經歷了幾次變化：“炙燒火焰”變成了“中央車道”（CENTER LANE），又是一個電腦隨機生成的名字，然後是“艷陽光紋”（SUN STREAK），最後是“星門”（STAR GATE）。
儘管他們確實執行過許多任務，可是從官方角度來說，通靈間諜部隊嚴格上從來沒有被投入實戰過。從書面上來看，這只是一項研究計畫。這意味著通靈間諜們都是人體白老鼠，因此必須受到相關公約的規範。在過去的不當行為被曝光後，尤其是讓士兵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LSD，五角大樓對於直接在人類身上進行的研究變得非常謹慎。
於是，通靈間諜成為了軍中僅有的兩個直接使用人類進行的實驗計畫之一。
人體研究委員會是通靈間諜計劃的監督小組，該委員會的其中一名成員是海軍上校保羅・泰勒，他同時也是一名醫生。泰勒博士曾經是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武裝部隊放射生物學研究實驗室（Armed Forces Radiobi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的主任。
“我參加過（CIA）關於炙燒火焰計畫的內部簡報會議，”泰勒博士回憶說（註4）。
泰勒博士聲稱，對LSD的濫用情形是促使該委員會成立的原因之一。他提到了臭名昭彰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其以大量貧窮的南方黑人男性作為實驗對象，試圖了解梅毒的長期影響，即使青黴素在當時早就已被證明可以治癒梅毒。他說：“這些人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這個研究計畫本身是公共衛生服務部出於善意進行的。他們想知道梅毒到底會造成什麼長期影響，所以決定找出答案。但它給人的觀感實在太糟了。”
隨著塔斯基吉實驗與其它藥物實驗被接連曝光，現在這類研究都被要求必須做好相關配套，以確保對人類受試者的實驗本身符合道德規範。
“他們通過了一系列法案，”泰勒博士說：“所有聯邦機構都制定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守則和規範。”
泰勒博士解釋說，如果要對人類進行實驗，法律要求必須成立一個人體研究委員會，通常要由五名成員組成，分別代表當地社區、科學界、法律界，以及一名與該計畫本身無關的人士。
在了解通靈間諜後，泰勒博士說他被遙視給深深吸引了。
“這實在太吸引人了。它真的有用，”他平靜地表示，並繼續說道：
“這真是有意思。我一直很想坐下來好好分析自己，看看為什麼我會有一顆如此開放的心靈。我有著非常傳統的科學背景與求學經歷，但我卻一直對奇怪的事情感興趣。我總是對為什麼人們不會生病，而不是為什麼他們會生病更感興趣。醫學界只知道研究病人，卻從來沒想過去研究健康的人。他們不想知道為什麼人們可以保持或變得健康，而這恰恰是我想弄清楚的問題，從很多方面來說，聽起來可能很怪...可是我認為對疾病影響最大的其實是患者本人的心理與信仰體系。如果你覺得自己不會生病，那麼你可能就真的不會生病，即使你確實接觸到了結核菌。你的基因和你的信念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會產生強大的力量。因此，當有人突然告訴我他們可以透過自己的心靈前往遙遠的地方時，我並不排斥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世界上沒有比科學家更固執己見的人了。他們總是充滿了恐懼。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在我看來，科學方法就是‘證明給我看。’如果我說我會飛，你不應該直接指責我是在騙人，而是應該說：‘證明給我看。’若這個人真的會飛，你就應該改變自己的信仰體系。若他們不會飛，那就說明你的信仰體系是正確的。我不認為人類可以飛起來，但直接斷言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顯然是不科學的。然而，你會發現大多數的科學家確實就是這樣。”
當被問到根據他對通靈間諜的了解，他是否願意相信他們的遙視成果時，泰勒博士十分肯定地回答說：“這是當然的！”
對於遙視的原理究竟是什麼，他陷入了沉思。他說：
“這是一個價值六萬四千美元的問題。它可能涉及了好幾個因素。想像一個經典的物理學實驗。假如你發射兩顆光子，成對的光子，讓它們一個往這裡、一個往那裡走，有充分的實驗證據表明，無論這些光子走得多遠，它們的自旋總是相反的。你可以透過讓光子穿過磁鐵來改變它的自旋。比方說，我把這顆光子發射到磁鐵那裡，讓它變成左旋。這時你再去測量另一顆光子，它就變成右旋。屢試不爽。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實驗，可是願意接受它的人卻不多，甚至連物理學家也不太接受，因為它違反了局域性原理。每個人都認為因果效應應該是局域性的，而不該出現這種超距作用。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光子之間具有某種聯繫，即超距的即時通訊。
它們可能相隔數英里，但只要你測量其中一顆的自旋，你就可以知道另一顆的自旋。如果你改變其中一顆的自旋，另一顆也會跟著改變。那麼，光子是怎麼瞬間知道它的夥伴發生了改變呢？我們不知道，但這就是事實。儘管很多物理學家不願承認，但這的確是已被證實的物理學發現。”
泰勒博士認為，類似愛因斯坦的統一場理論或許可以解釋遙視：“假設我們身處在一個單一的存在層面，然後我們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層面，這時當我們回頭往下看，想知道我們身後發生了什麼時，就可以看見更遠一點的距離。”
他將留聲機的唱針比作我們在現實中所身處的位置。如果你將唱針稍微抬高一點，你就可以看見凹槽之外的其它部分。你可以看見整張唱片，無論是向前還是向後看。他指出：“你可能會因此獲得一種宇宙意識，很多人都談論過這一點，不僅僅是新紀元人士，還有神秘主義者。他們都談到了一種能夠洞悉森羅萬象的宇宙意識，我們有時確實可以取用這樣的宇宙知識。”
泰勒博士表示，人類仍在不斷了解自己與其周遭的環境。“沒有理由認為我們已經解答了所有一切，”他說。他繼續解釋說：
“我們至今仍然將大腦視為一台電腦。我們會觀察、研究它的結構。我們會研究生理學、電子流。我們會觀察它的電路。我們刺激這裡，然後看到信號從那裡發出來。我們自以為已經對大腦有了不少了解。但到頭來我們對大腦的內容還是一無所知。
我們以前總以為大腦細胞只會不斷衰亡，一旦你失去某項功能，你就會永遠失去它。現在我們卻知道大腦具有可塑性，受損區域的功能可以被其它區域填補。你可以拿一台電腦過來，研究它的結構、接線、設定和電路板，但它們永遠不會告訴你到底什麼是程式。我覺得人類的大腦就像這樣。我認為我們根本還沒有發揮心靈哪怕是最低程度的潛力，而它其實有著足以影響身體內外的巨大力量。”
泰勒博士表示，即使是在軍方內部，也只有很少的人知道通靈間諜。他說：
“我沒有跟很多人討論過這個問題，畢竟我是新來的，並且當時有不少事情屬於機密。大多數與我共事的人即便想知道，也沒有權限去了解它。我在海軍的大部分同事的思想都相當保守，其它地方思想開放的人就又更少了。我認為最糟的應該是空軍。我想，陸軍可能是思想最開明的一群人了。他們一般十分實事求是。他們會說：‘嗯，我不確定這是否有效，但如果是的話，我們就需要來仔細研究它。’
從‘這根本是胡扯’到‘這太驚人了’，我們聽過各式各樣的意見。但事實是，只有屈指可數的人會願意承認這很‘驚人’。大部分的人仍然保持著懷疑態度。
老實話我自己對很多事情也保持懷疑態度，問題是大多數自稱懷疑論者的人實際上只是心懷偏見而已。他們不是真正的懷疑論者。真正的懷疑論者會說：‘我不確定，但我願意看看。’”
如何解釋遙視的原理同樣難倒了英戈・斯旺。“我從未對此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因為我的職責只是提供有用的工具，而不是解釋它，”他表示。當被問到他是否有想過什麼理論時，他回答說：“很顯然，我們在潛意識層面上其實與宇宙中的一切是相連的。但我們不需要解釋這是怎麼可能的，我們的任務只是證明它確實可行，只要它能帶來好處就會有人支持，我們只需要知道這一點。”
儘管遙視現象顯然是“可信的”，但通靈間諜的處境卻依然十分尷尬。這不是說其它情報部門沒有好好利用他們提供的情報——而是沒有人願意承認這些資訊究竟是透過什麼方式取得的。
通靈間諜彷彿就像是軍中的情婦：每個人都想討好他們以換取需要的資訊，但卻沒有人願意與他們扯上關係。顯而易見的是，無論遙視為軍方提供了多少情報，他們的存在永遠不會被正式承認。在這一點上，萊利和莫爾豪斯皆表示，有幾名通靈間諜同意這麼做或許才是最好的。
通靈間諜的指揮官希望將與這支部隊有關的一切保密，因為他們認為它會成為一顆政治上的燙手山芋。他們害怕受到譴責或排斥。因此，透過遙視獲得的大部分情報並沒有被提供給其它部門。
為了繞過這個障礙，一些成員甚至會私下打電話給他們認識的在其它部門的人，然後直接將情報告訴他們。莫爾豪斯說，他們多少對通靈間諜有些了解，所以會認真考慮這些情報，有時甚至會利用它們來執行自己的任務。
1988年是通靈間諜的重要分水嶺：就在通靈間諜們聯合出擊對付蘇聯的超感知者的同一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對遙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甚至驚動國防部長弗蘭克・卡魯奇（Frank Carlucci）對該部隊進行了調查。
1984年，陸軍研究所（ARI）要求國家科學院（NAS）通過國家研究委員會（NRC）成立一個委員會，以研究各種據說能提升人類行為的技術。這些技術有各種各樣，包括睡眠輔助教學、生物反饋、壓力管理、神經語言程式學以及超心理學。
委員會花了三年的時間進行研究，據稱總計花費為五十萬美元，亞歷山大中校說這個數字大致相當於每年心靈研究透過各個管道取得的預算。
1985年6月，NRC的人體性能增強技術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主席是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BBN科技公司的約翰・斯韋茨（John A. Swets），這家公司最著名的事蹟就是其在當年協助眾議院暗殺事件特別委員會進行的一項備受爭議的聲學研究，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約翰・甘迺迪遇刺的現場其實有第二名槍手。
對於超心理學，他們在198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得出了如下結論：
“本委員會認為，近一百三十年來的研究並沒有發現任何足以證明超心理學現象真實性的科學證據。因此，委員會的結論是，陸軍完全沒有參與這些研究的必要。然而，我們確實建議應該持續追蹤某些領域的研究，包括蘇聯人的和美國國內在這方面最頂尖的研究。”（註5）
俄勒岡大學心理學系的雷・海曼致力於駁斥超心理學，他同時也是超自然現象科學調查委員會（CSICOP）的編輯委員之一，另兼該組織的超心理學小組委員會主席。海曼對SRI的遙視研究提出了特別尖銳的批評。
在這份關於“超自然現象”的調查報告的引言中，委員會就已經毫不掩飾他們的輕蔑與不屑，並刻意將矛頭聚焦在了那些看似最天馬行空的心靈能力上：
“這些號稱真實的現象及其應用範圍已不只是難以置信，而是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例如，‘反飛彈時間扭曲力場’據說可以將核彈傳送到遙遠的過去，讓它在遠古的恐龍時代引爆，這樣我們就能平安無事，只不過這麼做得犧牲許多恐龍（或許還有我們還在演化中的祖先）。其它心靈武器，如‘超空間核榴彈砲’也具有無法想像的超強破壞力。許多消息人士信誓旦旦地表示，蘇聯的精神電子武器才是導致1976年費城軍團菌爆發以及1963年長尾鯊號核潛艇沉沒的罪魁禍首。”（註6）
報告特意強調自己在這次有限的調查中的“公正性”，它指出：“這些現象的支持者對它們深信不移，因此我們嘗試公正地評估它們的真實性。”（註7）
報告確實談到了長久以來圍繞著超自然現象的爭論，並承認有一些包括科學家在內的支持者相信，心靈能力的存在已經被證實過“不止一次”。“與此同時，大部分的科學家仍並不相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報告繼續說道。
在回顧這場“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時，報告引用了J・帕默（J. Palmer）在1985年發表的一篇題為《超心理學現狀評估分析》（An Evaluative Repor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Parapsychology）的論文，文中指出：“除非我們能提出理論來解釋超自然現象，否則我們不應將某些現象歸咎於超自然的原因。”（註9）
不過，帕默卻也承認有些異常現象——其按定義是“在統計學上明顯不符合偶然，且無法用現有的科學理論解釋”（註10）——確實已被證明是存在的。
帕默堅持這些已被證實的心靈能力應該被理解為某種科學異常現象，而不該被當成超自然現象存在的證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傾向於贊同帕默的觀點...”委員會在報告中表示（註11）。
但其他對這個委員會有所了解的可靠人士，卻對這樣的結論提出了質疑。
保羅・泰勒博士說道：
“根據我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經驗，只要你先告訴我你想聽見怎樣的答案，我就可以找來一群人組成委員會來為這個答案辯護。我可以按照任何你希望的方式組建委員會，取決於你想要有哪些人在裡面。
這個委員會裡的大多數成員早在去那裡之前就已經在心裡有了答案。他們從一開始就認定‘這東西是騙人的，所以我會先聽他們胡扯，但我早就決定好答案了。’”
泰勒博士認為國家科學院的這份報告就像是1969年關於UFO的《康登報告》（Condon Report）。當年愛德華・康登博士（Dr. Edward Condon）在美國空軍的要求下撰寫了他對UFO現象的研究成果。康登一邊塑造自己看似在進行公正嚴明地調查的形象，另一邊卻在系統性地詆毀這整個現象的真實性。泰勒博士聲稱NRC的報告也經過了類似的“過濾”，以至於它根本無法對心靈現象進行全面、公正的評估。他解釋說：
“這些過濾與我們的認知和語言有關。我們在互相溝通的時候經常使用的不是同一種語言。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假如你問我：‘你都做什麼來放鬆？’然後我回答說：‘這個嘛，我會回家坐在我的椅子上。’
如果你過去只坐過堅硬的直背木椅，你肯定會覺得我瘋了；因為你從來沒有坐過塞滿填充物的柔軟躺椅。諷刺的是，那些自稱科學的傢伙往往也是受這種過濾思維影響最深的人。”
國際超心理學協會的前主席理查德・布勞頓博士（Richard S. Broughton）同意這個委員會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並批評任命雷・海曼為超心理學小組委員會主席的決定。布勞頓寫道：“（國家研究委員會）拒絕接受超心理學家的任何幫助，可是卻任命海曼為超心理學小組的主席。委員會中沒有一個有超心理學研究背景的人...海曼是（CSICOP）的創始成員之一，而該組織就是因為反對超心理學而聞名。”（註12）
“陸軍有沒有得到它花大錢後應該得到的東西——客觀公正的評估？”布萊頓問道。“如果是在超心理學的真偽這件事上，那當然是沒有。”（註13）
當時是陸軍物資司令部的技術整合辦公室主任的亞歷山大中校，與斯圖拜恩少將一起向委員會做了一場簡報：
“當NRC委員會在聆聽EHP（人類行為增幅）報告的成果時，我就是現場的簡報員。我曾在1982−84年的陸軍情報與安全司令部擔任先進人體技術研究處的負責人，而在撰寫EHP報告的時候，我是陸軍實驗室司令部的先進系統概念辦公室的主任。我認為我完全有資格對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提出異議。”（註14）
亞歷山大在1989年3／4月號的《新現實》（New Realities）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調查報告的挑戰〉（A Challenge to the Report），他在文中對委員會做出了嚴厲的批評。
他同樣也將NRC的報告與康登的報告進行比較，並指出：“不出所料，美國國家科學院在（康登）報告發表後就立刻召集了一個小組，以表達對該報告的調查結果及其方法的認可...自從那份報告被發表的二十年來，任何希望終止UFO研究的人都會方便地直接引述《康登報告》中的內容來作為論據...”（註15）
據亞歷山大指出，NRC的報告本身就十分自相矛盾：
“一方面，他們直接一竿子打翻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心靈研究；另一方面，他們的結論卻是應該持續追蹤對這些已經被駁斥的現象的研究。所以他們到底支不支持進一步研究超心理學？
顯然，NRC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與最終報告對我們這些致力於挖掘人類潛能的人而言，是完全無法接受的。”（註16）
而且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這麼想。他繼續指出：
“...委員會的結論亦受到了超心理學協會（PA）理事會的批評...PA是美國科學促進會的附屬機構，只有經過其理事會批准的人才能成為會員。PA的成員們對他們認為報告中歪曲事實與徹頭徹尾錯誤的部分感到非常憤怒，因此他們決定反擊，並委託了一個小組來檢視報告是如何曲解PA成員們的研究，然後撰寫一份詳細的反駁。”（註17）
下面是這群超心理學家的反駁：
“該委員會關於超心理學的結論不僅無法在報告中獲得證實，甚至也與委員會承認無法提出其它合理解釋的說法自相矛盾。委員會中的超心理學評估者從調查一開始就曾公開表示他們的目的是為了駁斥這一現象，而這恰恰證明了超心理學所發現的科學異常現象並非空穴來風。”（註18）
亞歷山大與布勞頓等人一樣，對委員會任命曾公開批評心靈研究的雷・海曼擔任超心理學小組委員會的負責人感到難以苟同。他指出，海曼與另一位公認的懷疑論者、陸軍研究所的心理學家喬治・勞倫斯博士（Dr. George Lawrence）曾在1972年成功阻止才剛開始進行遙視研究的SRI獲得政府資金。幸運的是，後來CIA注意到了這項研究（註19）。
亞歷山大總結說：“很顯然，勞倫斯（他也向委員會做了簡報）、海曼以及詹姆斯・阿爾科克（James Alcock）...是故意想要詆毀超心理學研究。這只需要從這些人的背景和他們的‘發現’就可以知道。”（註20）
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的說法，即NRC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對超心理學抱持反對態度，亞歷山大指出該委員會的主席斯韋茨曾要求撤回一份本來是委員會要引用的報告，理由是它的“品質”不夠好，而這份報告的內容剛好對超心理學有利。亞歷山大質疑說：“...我實在看不出這樣的要求有什麼根據可言。”（註21）
對於這個委員會的偏見有多麼濃厚，亞歷山大分享了下面這件軼事：
“那時我才剛與克里夫・巴克斯特簽了一份研究合約，後來當NRC開始做那些事情時...我們就想到‘為什麼不直接在他們面前進行演示呢？’結果非常有趣。我提前到了那裡以確保設備順利運作。在這個實驗中，我們要將白血球放入一根小試管，再將其貼上電極以與一台附有訊號放大器的EEG（腦電圖）機器連接起來。這樣你就可以獲得細胞的監測曲線圖。我們發現，提供細胞的當事人的情緒狀態與曲線圖的變化存在著高度的關聯性，即使當事人是待在另一個房間。
所以，我在那一天提供了一些自己的白血球，我們將它們連接上EEG，確保一切都沒問題。我們所在的那棟建築分別有兩側，一側是巴克斯特的實驗室，另一側是教室。我們先帶著大部分的訪客來到教室，向他們說明背景情況，然後有兩人前往實驗室提供他們的細胞。我與克里夫待在一起，他的演講比我的長多了。我說：‘克里夫，趕緊進入正題吧，免得大家都開始不耐煩。’我當下肯定是有點激動，因為就在我站起來發言時，克里夫在實驗室的助手突然衝進來問說：‘剛才發生什麼事了？’我回答說我剛才講了一些話。他說：‘哦，曲線圖完全亂掉了。你不會相信這個訊號的！’
所以我們都跑進實驗室，你可以看見曲線圖正好就在我發言的時候開始變化，而在我進入實驗室時，訊號就消失了。這再次證明了，即使相隔很遠，細胞依然還是能感應到其主人的情緒狀態。現在，由雷・海曼帶領的一群科學家正在實驗室裡檢查曲線圖。你不需要是專業的訊號分析師也能看出上面的明顯變化。非常清楚。
你當然可以堅持世界上沒有白色的烏鴉。我的觀點是，只要有一隻白色的烏鴉，就可以證明並非所有的烏鴉都是黑色的。現在這就是一隻白色的烏鴉。這隻白色烏鴉從他們面前飛過，但他們在後來的報告中卻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
這個國家的最高科學法庭的運作方式竟是如此偏頗、專橫，而且似乎沒有什麼能夠對其提出申訴或要求重審的管道，這一點實在令人憂心。我們不禁要問，他們到底在害怕什麼？捍衛正統的科學觀點真的有這麼重要，以至於他們必須矢口否認證據、打壓相反的意見嗎？
現在看來，即便EHP的報告有許多缺陷，可是它就像《康登報告》一樣已經獲得了不容置疑的地位，這一點已深深烙印在眾多科學家的意識中。”
NRC的人類行為增幅研究委員會的另一位簡報員是國防情報局的戴爾・格拉夫（Dale E. Graff）。儘管幾名通靈間諜皆表示格拉夫非常了解這支部隊的情形，但他卻沒有向委員會提到通靈間諜。在遙視研究被公諸於世的僅僅一年後，格拉夫就頂著通靈部隊前負責人的光環展開了他的“心靈巡迴”，開始以講師的身份四處演講（註22）。
根據萊利、莫爾豪斯及其他人的說法，DIA的科學與技術部主管傑克・維諾納博士在1988年任命格拉夫成為通靈間諜的負責人。據他們說，格拉夫是一個典型的文職官僚，他不喜歡軍人，因為軍人往往不屑於配合那些政治上的爾虞我詐。
同樣是在1988年，隨著伊朗門醜聞的曝光，國防部長卡魯奇決定徹查國防部正在進行的所有邊緣計畫。最後他只找到了兩個——據莫爾豪斯和萊利指出，其中一個就是通靈間諜。
國防部派出了一個監察小組來了解該部隊的情況。由於該部隊理論上只屬於研究性質，莫爾豪斯和其他人聲稱，弗恩・高文只好將所有看起來不像是純粹研究的文件都銷毀了。
林恩・布坎南解釋說：
“他正在毀滅我們的歷史。我跑去辦公室，撥打DIA的電話，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與我們有固定聯絡的人...我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並請求他們趕快打電話和弗恩溝通。大約一分鐘後，電話鈴響了，我把弗恩從碎紙機那裡叫了出來。他要我繼續碎紙，等到他走去辦公室接通話後，我就把一疊白紙放進碎紙機，接著再把螺絲起子塞進它的插槽，讓這台機器故障了。”
莫爾豪斯聲稱，大部分被碎紙機吃掉的都是“操作性的文件”，他說：
“萬幸的是，我們有幾個人偷偷保住了一些文件的副本，尤其是我們才剛起步時累積起來的‘恩格尼瑪檔案’。我得承認，我們刻意捏造了一些‘研究數據’好應付監察小組。他們很滿意地以為我們真的只是一個研究項目，然後就離開了。從那之後，這支部隊便被置於在了文職官員的控制之下。”
根據資深的通靈間諜的說法，後來這支部隊的處境就開始每況愈下。莫爾豪斯說：“你知道，軍人永遠是以任務為優先，”他解釋說。“但一旦文職官員掛帥後，一切就必須以政治為優先。沒有人願意冒險，大家都想討好上司，而他們的上司後來有很多成為了國會議員。”
他回憶說，在被交給文職官員之前，這支部隊的氣氛曾經是非常融洽的。部隊的最後一位軍人指揮官是比爾・澤納基斯中校（Bill Xenakis），他曾被大家評為“陸軍中最好的老爹”。
據莫爾豪斯和其他人表示，澤納基斯一直在努力保護這支部隊免受各種狗屁倒灶的事情影響。這使得部隊的成員都能夠心無旁騖地工作。正是在他擔任指揮官的那段期間，通靈間諜進行了他們迄今為止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協助CIA揪出“內奸”，即潛伏在該機構內的反情報特工。“如果沒有絕對的軍事團隊合作，我們絕不可能完成這次任務，”莫爾豪斯說。“我們是一支軍事團隊，就像正規的陸軍部隊一樣，團結才是力量。”據資深的通靈間諜說，自從這支部隊被從INSCOM調離並改由DIA掌管後，事情就變得越來越糟。
DIA的主要職責是分析與彙報情報，而不是收集情報或展開情報活動。章程也不允許DIA擅自進行情報活動；這就讓通靈間諜很難被合法地歸在DIA的帳下。由於DIA有資助心靈研究，於是這支部隊成為了傑克・維諾納博士領導的科學與技術情報部的私生子。
與奧杜姆將軍不同的是，維諾納非常看重這支部隊，他對自己的新玩具早已垂涎已久。據莫爾豪斯和其他人說，維諾納採取了一條微妙的路線，他一方面對外堅稱通靈間諜部隊純屬研究性質，另一方面卻又允許他們繼續私下執行任務。
據成員們表示，在華盛頓這座資訊與知識就等於權力的城市，維諾納不斷在拓展能夠幫上他和這支部隊的人脈。“維諾納翻遍了所有可以幫上他的人的資料，包括不少政客，”莫爾豪斯表示。“他偏偏不去讀那些有可能會用上我們提供的情報的人的資料。他已經成為了一個精明的政治家。”
通靈間諜們表示，維諾納採取了一系列手段來確保自己對這支部隊的全面掌控，包括用文職人員取代部隊中的軍人，以及任命一名對他唯命是從的文職行政管理人員。部隊成員解釋說，在軍中任務是最優先的，可是對於政府裡的文職官員而言，取悅上司、獲得升遷才是最重要的。維諾納至今仍在政府中任職，他拒絕接受採訪。
至少有一個例子顯示，有些人顯然不想讓通靈間諜的有效性被別人知道。有一次該部隊被要求提交一份報告給國會，以說明其工作狀況與成果。布坎南回憶道：
“所以我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準備，我們安排遙視者們進行實驗，然後再根據反饋驗證其準確性。結果顯示，我們的平均準確率為72.8%。弗恩在看到數據後，就要求我將數據庫中的‘成功’改成‘失敗’，直到平均準確率只剩下24%。我事先複製了數據庫並更改了它的名字，好留下原始數據的備份。我不知道那個備份的數據後來怎麼了，不過我相信它肯定還在某間倉庫的箱子裡，從未被人碰過。”
20世紀80年代末可以說是通靈間諜最低潮的時候。就在這時，女巫們來了。
據莫爾豪斯及其他人表示，差不多就在部隊被文職官員控制不久後，來了兩名女性新學員：安潔拉（Angela）和羅賓（Robin）。
羅賓是DIA的初級職員，她的母親是一名“靈媒”。另一方面，安潔拉的母親則只是一個普通的單人樂團表演者。安潔拉本人不僅是“靈媒”，還是塔羅牌大師與“自動書寫”實踐者，然後她也很擅長使用通靈板（Ouija board）。安潔拉將這些“技能”帶進了部隊。根據幾位通靈間諜的說法，安潔拉每週末會去華盛頓的某個“研究所”，為那裡的人提供“靈訊”解讀服務，每次五十美元。其中有一半的收益會返還給研究所。
很快地，維諾納博士就開始經常來到通靈部隊，向兩位女士尋求“靈訊”，資深的通靈間諜開始戲稱她們為“女巫”。
據幾名通靈間諜表示，兩位“女巫”從未接受過專業的遙視訓練。莫爾豪斯解釋說：
“她們從未接受過任何有紀律的訓練。安潔拉習慣使用她的‘自動書寫’，她說她這樣能更好地獲取訊息。
作為文職人員，她們不能被命令去做納稅人付錢給她們去做的工作。所以她們總是把時間花在做自己的小事情上——都是些不重要的事。現在就連文職秘書也突然變成了‘遙視者’。我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事。”
“她們有自己的任務，”梅爾・萊利回憶說。“這是她們的事情。安潔拉熱衷於通靈，羅賓則喜歡玩塔羅牌。她們嘗試過遙視。事實上，我記得，只要安潔拉願意認真的話，她的表現其實很不錯。但我覺得這對她來說似乎有些強人所難。”
莫爾豪斯和其他人表示，兩位“女巫”總是十分謹慎，不留下任何有關於她們的通靈或塔羅牌活動有關的文書資料。他們聲稱，每次只要實驗一結束後，她們就會將資料全部扔進碎紙機。“這麼一來就省事多了，”莫爾豪斯說。“如果你想查詢與她們的實驗有關的資料，結果只會發現根本沒有任何紀錄可查閱。”萊利說，就算她們的實驗有收到任何反饋，“我們也從來沒有被告知過。”
莫爾豪斯聲稱，如果不是因為有國會議員被帶去接受“靈訊”服務的話，通靈間諜計畫或許早就被DIA終止了。“多虧有國會議員施壓，它才沒有被取消掉，”他說。
莫爾豪斯、萊利和其他人皆表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座標遙視技術經過多年的科學發展，它已被證明是切實可行的，這與後來掌控這支部隊的那些文人們所熱衷的通靈與“靈訊”完全是兩回事。
儘管通靈部隊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旬，但它早已不是80年代時的那支部隊了。“情況變得很糟，”萊利說。“唯一的問題是：我們仍在繼續執行任務。”
通靈間諜確實是一群令人既欽佩又敬畏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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