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靈間諜（3）科學的前沿

成功遙視富士山後，莫爾豪斯感到非常興奮。儘管如此，他的心中仍有一些疑慮。這會不會只是初學者的好運？只是僥倖矇到的？

無論如何，現在他對遙視有了更多好奇，並且已經準備好要回去惡補心靈研究的漫長歷史。

他了解到原來超心理學研究的腳步從未停下，只是大眾對這方面的認知嚴重滯後。這是因為在科學界和醫學界中，心靈現象的證據與懷疑論者之間存在著綿延不斷的爭論。由於這樣的爭議性，新聞工作者往往傾向於從一個極端或另一個極端來進行報導——要嘛是不加批判地講述不可思議的通靈故事，要嘛是以不屑一顧的態度來否定所有故事。

即便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紀錄和日益豐富的科學證據無不證明了心靈現象的存在，可是信奉者和懷疑者之間的爭論卻依然沒完沒了。不過，超心理學領域的兩項最新進展或許能為心靈能力的真實性提供足以蓋棺定論的解答。它們分別是甘茲菲爾德技術（Ganzfeld Technique）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

Ganzfeld在德語中的意思是“全域”，其指的是在ESP實驗中，受試者將置身於輕度感覺剝奪狀態，以為心靈測試排除任何可能的外界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光、聲音與顏色會被利用來遮斷受試者的正常感官，進而創造出一個沒有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物的環境。

這類型的實驗最早是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邁蒙尼德夢境實驗室，其為紐約布魯克林邁蒙尼德醫療中心（Maimonides Dream Laboratory）的附屬機構，其對夢境的研究產生了十分有趣的成果。在1970年的一次實驗中，一位名叫馬爾科姆・貝森特（Malcolm Bessent）的年輕英國靈媒預知到自己將會被要求描述各種不同的鳥類。“我有預感，下一個研究素材將與鳥類有關，”貝森特告訴實驗者說。

隔天，一名沒有與貝森特接觸過的實驗室人員隨機挑選了下一個做夢的素材：一部播放各種鳥類照片的幻燈片。作為實驗，貝森特被要求夢見這些鳥，但牠們最終並未出現在他的夢裡（註1）。

邁蒙尼德夢境實驗室後來因為缺乏資金而在1978年關閉，但其實驗結果至今仍在被持續研究。理查德・布勞頓描述了其中一項研究：

“1988年，夢境計畫的其中一位參與者艾倫・沃恩（Alan Vaughan）和加州大學的統計學家傑西卡・烏茨對整個計畫進行了統計分析。基於邁蒙尼德實驗室對正確命中的定義，也就是平均指標較為突出的部分，沃恩和烏茨發現三百七十九次實驗中總共命中了兩百三十三次命，準確率為83.5%（正常機率為50%）。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是一百萬分之一。心靈感應夢境——不管是關於現在還是未來的——在已經成為實驗室中的研究課題。”（註2）

正是在邁蒙尼德的實驗中，團隊成員查爾斯・霍頓諾（Charles Honorton），他是J.B・萊茵的學生，不僅對夢境，而且還對意識改變狀態產生了興趣。霍諾頓推測，ESP訊號平時可能一直被我們的傳統感官訊號所遮蔽。在翻閱了歷史紀錄後，他相信一個人必須在進入“心如止水”，也就是類似於冥想狀態時，才能激發心靈能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後，霍諾頓發明了甘茲菲爾德技術，其具體方法是用被切成兩半的乒乓球遮住受試者的眼睛，讓其戴上耳機，並坐在柔軟的躺椅上，消除任何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噪音（註3）。

就在霍諾頓正在鑽研他的甘茲菲爾德技術的同時，也有人在發展另一項方法，它將讓超心理學變得更加符合科學。

整合分析是科羅拉多大學的心理學家吉恩・格拉斯（Gene Glass）發明的術語，這是一種將個別的實驗整合起來以對特定的主題形成概覽的方法。

哈佛大學的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就出色地運用整合分析來進行他的人際預期效應研究，其指的是心理學研究者往往會不自覺地引導受試者的反應。換句話說，研究者提問的方式可能會因為他或她想要獲得的答案而受到影響。

整合分析如今已經被用於歷史上留下的紀錄與近年來的許多心靈實驗（註4）。儘管大部分這些實驗的結果看似都很薄弱——還記得研究人員早就指出，心靈訊號很容易被我們的感官訊號遮斷——話雖如此，整合分析仍然證實了心靈體驗的真實性。布勞頓寫道：“超心理學研究的幾條不同的路線都產生了一致、可靠的成果，而這無法被歸因於偶然、不合格的方法或不按牌理出牌的少數研究者與實驗。”（註5）

霍諾頓正是依靠整合分析而在1985年反駁了他的主要批評者、心理學家雷・海曼的批評。《超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在那一年舉辦了一場辯論，海曼對霍諾頓用來證明ESP研究成功率的數據庫提出了否定。海曼聲稱霍諾頓的數據嚴重高估了成功率，並拿出了自己的整合分析結果，試圖證明存在最多缺陷的甘茲菲爾德實驗反而經常被當成是ESP的有力證據。

作為反擊，霍諾頓舉出了二十八項研究，其中包括十個不同實驗室進行的八百三十五次甘茲菲爾德實驗。其中有43%取得了正面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偶然發生的機率只比十億分之一大一點，”布勞頓表示。

隨著海曼和霍諾頓及其同行們在整合分析的戰場上不斷你來我往，雙方的分歧似乎正在逐漸縮小。在一份出乎眾人意料的“聯合公報”中，海曼和霍諾頓共同表示甘茲菲爾德數據庫中顯示的結果“無法被以選擇性報告或重複分析來解釋。”（註7）換言之，這些研究確實取得了無可否認的成果。但是，當然，海曼與霍諾頓無法就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取得共識。有趣的是，海曼曾在1995年接受CIA的委託撰寫了一份全盤否定遙視的報告。

英國數學家、超能力懷疑論者克里斯托弗・斯科特（Christopher Scott）曾說霍諾頓的演講是“我所聽過關於ESP最令人信服的論證”，就連整合分析的先驅羅森塔爾亦表示，他認為甘茲菲爾德研究已經證明了一些事情（註8）。

身為國際超心理學協會（International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主席，布勞頓在回顧完圍繞著甘茲菲爾德技術的爭論後寫道：

“整合分析表明，這些令人驚豔的ESP結果在不同的實驗和實驗者中都是一致的。這不僅僅是統計上的偶然——或可疑的結果——並非只是一名實驗者或幾個系列的僥倖。固然說任何人都可以進行甘茲菲爾德實驗會顯得過於草率，但毫無疑問，只要在有能力的實驗者手中，甘茲菲爾德−ESP就是一個具有可重複性的實驗。”

哈羅德・普索夫是遙視研究的先驅之一，他也同意，隨著整合分析等更現代的方法出現，這一領域已正在逐漸受到科學界的認可。他說：

“在過去，除了那些相信這可能行得通的人以外，人們基本上不怎麼願意接受這些東西。自從我開始投入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實驗開始成功重複先前的結果。我想說的是，如今一切已大不相同。科學家終於願意用更客觀地態度看待這個問題。現在終於出現了一種更廣泛的正面氛圍。”（註10）

正是在這樣的“正面氛圍”中，遙視這個名字首次出現了。

但要追溯遙視的來龍去脈，我們首先得提起一個人，他對有關於這一現象的研究與應用有著堪稱無人能出其右的貢獻：英戈・斯旺。

斯旺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他說話輕聲細語，喜歡待在他位於紐約市的一棟19世紀磚造辦公室／工作室／住家中，手拿著雪茄和酒杯，憑著他在繪畫、科學與歷史方面的知識以及他對心靈旅行的描述，讓前來光顧的訪客聽得如癡如醉。

他的家裡非常多文件櫃和抽屜，裡面塞滿了幾十年來的科學文獻。“我其實並不喜歡被稱作‘靈媒’，”斯旺抱怨說。“我接受過生物學方面的教育，我首先自認是一名科學家。”因此，斯旺總是在最嚴格的實驗室條件下進行他的ESP研究。

“我一生中最大的興趣就是研究創造力，以及各種與之相關的過程和能力，我覺得超能力就是它的衍生物。所以，我對超能力的看法經常與超心理學有所出入，我認為其不應該將超能力現象與整體的人類現象及其功能性的創造力分開來看待，”他表示（註11）。

斯旺憑著自己關於超心理學的實驗室研究而在1990年獲得了蒙特利爾國際精神與心靈科學學院（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piritual and Psychic Sciences）的人文碩士學位，接著又在1991年取得博士學位。斯旺或許是一位科學家，但他的超自然經歷卻是早從童年時期就已經出現。

原名英戈・道格拉斯・斯旺（Ingo Douglas Swan）的他出生於1933年9月14日的科羅拉多州特柳賴德（Telluride），斯旺是一個生性自由的年輕人，大部分時間都在戶外度過。他有著純正的瑞典血統。他的父母當初在移民來到美國時，也一併帶來了節儉、勤奮與服從權威的美德。

就像洛磯山脈培養了他的冒險精神，他的智慧則是從閱讀中獲得的。斯旺聲稱，他在三歲時就能從頭到尾讀完一本字典，更在四歲到七歲的過程中讀完了全套《大英百科全書》。

斯旺在兩歲時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其影響了他的一生。當時他被送到醫院接受扁桃腺切除手術。年幼的斯旺自然感到害怕不已，他完全不願意配合醫生與護士。

這時，一名護士突然拿來了一個只充了一半氣的氣球。“我敢打賭你一定沒有辦法把它吹滿，”她說。斯旺接受了挑戰，他開始為氣球吹氣，然後很快就意識到自己上當了。氣球裡面充滿了乙醇，他每吸入一口氣就會變得越來越神智不清。

最終他被戴上了乙醇面罩，但這個憤怒的孩子卻發現自己的思緒正在進入一種完全不同的視野。他突然能夠以旁觀者的角度俯視整個手術，他看著醫生將切割工具插入他的喉嚨，接著咕噥了一聲“媽的！”，原來他不小心割傷了斯旺的舌頭。他看見醫生從自己的嘴裡摘出兩個小扁桃腺，放進一個瓶子中，然後它被一名護士放在櫃台上的幾卷紙巾後面。

當醫生正在縫合他舌頭上的切口時，他全程都非常清醒，隨著他的知覺完全恢復後，他說：“我要我的扁桃腺”。

護士告訴他，他的扁桃腺已經被丟掉了。小斯旺卻斬釘截鐵地表示：“不，妳沒有丟掉。”他指著前面的紙巾說：“妳把它放在那後面了。把它們給我。媽媽，醫生在切到我的舌頭的時候說了‘媽的’！”（註12）

斯旺的心靈體驗甚至包括了前世記憶。但隨著他逐漸長大，這一切便被拋諸了腦後。

在他十四歲那年，他們一家人搬到了猶他州，他後來在西敏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學習生物學與藝術。1955年，他獲得了生物學學士學位。

進入美國陸軍後，斯旺曾以太平洋司令部秘書與助理的身份被派駐韓國和日本。

斯旺在1958年離開軍隊，加入國際公務員體系，為紐約的聯合國總部工作。“在聯合國的工作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經歷，”他回億說。在聯合國工作的十一年裡，斯旺曾與果爾達・梅厄和英迪拉・甘地等世界領袖有過交流。

但斯旺表示，聯合國內部的官場鬥爭使他心灰意冷，他最終決定在1969年辭職走人。他為自己的姓氏添加了一個“n”，並開始從事繪畫事業。“然後我差點就餓死了，”他笑著說。“沒有人想買我的畫，因為我不畫大家想看的那些東西。”

1970年春天一個寒冷的下午，斯旺經過格林威治大道上的一家寵物店，然後他看見了“一個我以從前未見過的小傢伙”。吸引住他目光的是一隻絨鼠，於是他在兩個星期內就決定買下這隻寵物，將牠帶回自己的家裡。

斯旺為他的寵物取名叫“傭兵”，並任由牠在自己的公寓裡盡情奔跑，直到他發現自己的“書本、鉛筆、打字機色帶、家具、木雕和電話線”都被這隻絨鼠啃過了一遍。

於是，斯旺只好每到晚上就將這隻夜行性動物鎖在籠子裡。不久後，他注意到了一件事，它將會再次將他捲入心靈現象的世界。

傭兵很快就開始將進入籠子裡的時間變成就寢時間，每天晚上牠都會盡可能地讓自己晚一點被關進去。這幾乎變成了一種夜間儀式：花費至少三十分鐘的時間找到並捉住傭兵。然而，有一天晚上，當斯旺坐著看電視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當時傭兵蜷縮在他的膝蓋上，斯旺則懶洋洋地搔著牠的耳朵。看膩了電視的斯旺心想是時候讓傭兵進籠子裡睡覺了。沒想到傭兵卻立刻跑出了房間。“我才剛想著要把牠關進籠子裡，我根本連動都還沒有動，”斯旺說。“當我意識到牠顯然是感應到我的想法時，我陷入了深深的震驚。”（註13）

接下來斯旺花了幾天測試這一現象。他會故意在其它時候就將傭兵關進籠子。“效果非常好，”斯旺說。“經過一段短暫的適應期後，牠開始不再有所反應，而只是坐在後腿上，閃爍著眼睛，來回擺動尾巴，牠試圖刺探我的想法，看看我究竟是認真的，還是只是在測試牠。”（註14）不久後傭兵就從斯旺的公寓逃走了，消失在紐約市更廣闊的世界中。

但對斯旺來說，失去寵物固然難過，但他滿腦子卻想著另一件事：“傭兵能夠感知並讀懂我的想法，”斯旺總結說。“除非在我身上也存在類似的潛能，否則牠不可能感應到我的想法，因為這顯然是一種互動，一種心靈上的相遇，而不是因果反應。”（註15）

斯旺的興趣和科學好奇心被激起了，他就這樣踏入了研究心靈現象的圈子。

他首先聯繫了紐約的測量儀操作員克里夫・巴克斯特（Cleve Backster），後者曾在1966年有過一個驚人的發現，即連接上測謊儀的植物會像人類一樣對外界的刺激做出反應。

他的發現現在被稱為“巴克斯特效應”（Backster Effect），其成為了他1973年大受歡迎的著作《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的主題，這本書的精裝本賣出了超過十萬冊。

巴克斯特發現任何活體組織，甚至是優格中的桿菌，都會在他的圖表中呈現出反應，他總結說：“感知行為似乎不只存在於細胞層面。它也存在於分子、原子乃至亞原子層面。看來所有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無生命的事物，現在可能都需要被重新審視。”（註16）

斯旺在巴克斯特的實驗室工作了大約一年。巴克斯特的研究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科學家的驗證與拓展，這讓斯旺愈發相信他與傭兵的經歷並非巧合。顯然有某種非常真實的事情在心靈層面上發生了。

1971年末，斯旺開始與卡利斯・奧西斯博士（Dr. Karlis Osis）及其助手珍妮特・米契爾（Janet Mitchell）一起在紐約的美國心靈研究學會（ASPR）從事心靈實驗。這項工作是在紐約市立大學城市學院心理學系、ASPR董事會成員格特魯德・施邁德勒博士（Dr. Gertrude Schmeidler）的支持下進行的。

時代−生活書屋（Time-Life Books）描述了這些實驗：

“在奧西斯的實驗中，斯旺坐在燈光柔和的房間裡的一張安樂椅上，他被用電線接上了一台測謊儀，它會監測他的腦波、呼吸和血壓。他抽著雪茄，用他的話說，它會‘解放他的心智’；接著它會被要求描述或畫出天花板上的吊台的盒子裡裝著什麼東西。”（註17）

這次實驗的結果從總體而言相當不錯，“命中”的次數要多於“未命中”。不過，至少有兩次實驗產生了非常驚奇的結果。

1972年3月3日，目標的紙箱內部有包裝紙，斯旺報告說部分的紙張上面印有文字。實驗人員認定這次測試“失敗”，因為紙上並無印字。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當盒子被打開檢查時，大家才發現紙上真的印有文字，就跟我看到的一樣，”斯旺說（註18）。負責準備盒子的人根本沒有發現紙上的文字。

在另一個例子中，斯旺嘗試觀察一個被燈光照亮的盒子的內部，但他卻只看見一片黑暗。

“目標上方的燈光沒有亮，”他向研究人員喊道，對方回答說：“不可能！”然而，其中一名員工爬上梯子進行檢查後才發現，燈光確實沒有亮，斯旺是對的。

取得這些成果後，斯旺的心靈能力開始逐漸綻放，遙視的概念也正在慢慢成型。

“一連幾個月，我每星期都要去ASPR報到至少兩、三天，然後嘗試觀察各式各樣的目標——我總是被綁在椅子上，珍妮特・米契爾則操作著腦電圖機來監測我的腦波。起初我對這種‘感知’不太在行，但隨著時間的過去，我開始越來越熟能生巧，”斯旺後來解釋說（註20）。

正是在施邁德勒博士和奧西斯博士主持的實驗中，斯旺和米契爾首次使用了遙視一詞。“它最初其實是為了描述一種特定類型的實驗，而不是心靈能力，”斯旺寫道（註21）。

這些實驗均涉及出體，其在更早以前曾被稱為千里眼、出竅經驗（ecsomatic experiences）、雙重位移（bi-location）或星體投射（astral projection）。

斯旺回憶說：

“珍妮特・米契爾和我設計了一個實驗遊戲，我會試著去‘觀察’遠方城市的天氣狀況。由於需要有某種反饋以確定‘觀察’結果的真偽，在我說出遠方的天氣狀況後，珍妮特或其他人就會立刻撥打該城市的天氣預報專線。我們‘觀察’哪一座城市是由第三方決定的。因此，若非我以某種方式把這些城市的天氣全都背了下來，否則如果反饋正確的話，就只能合理地得出‘遙視’確實發生了的結論。”（註22）

斯旺講述了有一次他感覺到某座城市正下著滂沱大雨的經驗。“這不可能，”研究人員反駁說。“這座城市是鳳凰城，那裡炎熱又乾燥。”然而，對鳳凰城氣象局的查核卻證實了這座城市在當天遭遇了強烈的大雷雨（註23）。

“我曾提議將（這些實驗）稱之為‘遙感’，”斯旺說。“可是，很快地我就意識到，我並不僅僅是在感知，而是以某種可視化的方式清楚看見了這些地點的心理圖像。所以不需要經過多少討論，我們在1971年底之前就決定將這類遠距離實驗稱作遙視，它似乎是最適合的稱呼。”（註24）

同樣是在這段期間，斯旺偶然在巴克斯特的實驗室裡得知了物理學家哈羅德・普索夫博士的提案。

“那時，我向負責為我處理雷射專利的科學進步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提交了一份提案，以爭取一些量子生物學基礎研究的資金，”普索夫回憶說。“這份提案被廣泛傳播，紐約的克里夫・巴克斯特也收到了一份副本。”（註25）

斯旺說是巴克斯特鼓勵他寫信給普索夫。他在1972年3月30日這麼做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書信與電話往返。

普索夫是一個和藹可親、篤志好學的人，有著一副柔和而克制的嗓音，他說自己一開始其實對超感官知覺或其它心靈現象一點興趣也沒有。

普索夫年輕時曾在獲得碩士學位後當過三年的海軍軍官。他回憶道：

“我算得上是特別幸運。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就加入了預備役，並進入軍官候補學校。本來我將在1958年獲得委任。但1957年夏天，隨著人造衛星成功發射，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技術領域的人可以一邊服役、一邊保留研究生資格。因此，我讀了一年半的研究生，並獲得了初級中尉軍銜。三年後，我正式晉升為中尉。”

普索夫說，他服役的時候是在NSA的一個研究實驗室工作，他在入伍前從未聽說過這個機構。普索夫大概就是在這裡建立了他的軍方人脈，這在他後來的心靈研究中派上了不少用場。

離開軍隊後，普索夫取得了史丹佛大學的電機工程與物理學博士學位。“我從事雷射、量子電子學及其它方面的研究，”他說。“我有著非常標準的工程學和物理學背景。”

有一天，普索夫正在閱讀暢銷書《鐵幕背後的心靈探索》（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他在書中讀到了“巴克斯特效應”，即植物能夠溝通並在測謊儀上顯示出它們交流時的電流變化。他說：

“我立即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實驗，將一些藻類培養物分開幾英里，然後向其中一株發出雷射信號，看看其它株在信號到達之前是否會有反應。如果雷射信號對藻類造成了干擾，且由於快子（理論上比光速還快的粒子）比雷射跑得更快，因此這可以證明是否存在快子連結。所以這是一個純粹的物理實驗。我將這個提案發送給了不同的人，他們的答覆是：‘你聽起來像是在談論心靈效應。’他們建議我乾脆直接去進行心靈研究。”

在兩人的交流過程中，斯旺曾一度猶豫要否要參與實驗，直到普索夫向他保證實驗會遵照最嚴格的科學規範。“於是，出於一時興起，我邀請他一起來做些實驗，”普索夫說，他當時正在加州門洛帕克的著名“智庫”史丹佛研究所（SRI）工作。他的提案在1972年4月得到了德州聖安東尼奧科學無限研究基金會（Science Unlimited Research Foundation）的贊助，雖然這筆錢不全是撥給超心理學研究的。

對斯旺而言，與SRI的合作將讓他的生活走向一個全新的方向。“我從未想到這會帶來長達十九年的合作，”他在多年後表示。

普索夫回憶說，當他在SRI的同事得知斯旺要來訪時，他們警告他“這些人不是騙子就是江湖郎中。”他們叮囑普索夫，“最好設計一些你確信他們不可能從中作梗的實驗。”

普索夫接受了他多疑的同事們的建議，於是他看了看四周，發現了一個超導磁力計，它就像是一種超靈敏的磁羅盤針，可以偵測到低至地球磁場百萬分之一的磁場。這種特殊的磁力計是與其它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設備一起使用的，其目的是要測量夸克，即所有物質理論上的基本組成元素。穩定性與可靠性是進行這項工作的絕對必要條件。

普索夫發現斯旺是一個深思熟慮且博學多聞的人——且他十分樂於成為實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當我收到來自實驗室的報告時，斯旺往往是第一個潑冷水的人，他總會指出實驗中可能存在的漏洞或對數據的誤解，”普索夫回憶道（註26）。

1972年6月6日，斯旺被帶到史丹佛大學的瓦里安物理大樓的一間裝有磁力計的地下室。現場的見證人包括同意普索夫借用磁力計的亞瑟・赫巴德博士（Dr. Arthur Hebard）、史丹佛國家加速器實驗室的馬丁・李博士（Dr. Martin Lee）以及一群物理系學生。

斯旺一開始就很驚訝。他本來以為這裡會有一連串的電極、裝著目標物的盒子之類的。令他大吃一驚的是，他被要求影響地下室地板下的保險庫裡的磁力計上的一根小針，而保險庫本身被磁、鋁、銅製的防護層遮蔽著，甚至還有一層超導屏蔽——這是人類已知效果最好的屏蔽物之一。

據普索夫解釋說，磁力計內部有一個衰減磁場，它可以提供穩定的背景校正信號，其會在記錄儀上以震盪線的形式呈現。斯旺被要求用他的心靈能力影響磁場，使記錄儀的線條產生變化。

“這讓我很生氣，”斯旺說。“如果不先讓我知道實驗的內容，我又怎麼知道該怎麼做？”

斯旺表示，在最初的震驚過去後，他成功從心靈上進入了磁力計內部，甚至能夠“看見”它的模樣。

“我畫出了它的模樣，然後問：‘是這個東西嗎？’”他說。

“沒錯，就是它，”他被告知。“所以現在我們搞清楚了實驗的目標，”斯旺說：“讓我來會會這東西。”

不出幾秒鐘，記錄儀的震動突然增加了一倍，並持續了整整三十秒。

“現場的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斯旺回憶說。

根據普索夫的說法，出借磁力計的物理學家赫巴德博士“看上去非常震驚”，因為他自己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該設備的穩定性。

儘管磁力計在斯旺透過心靈能力操控它之前一直很正常，赫巴德仍當場表示一定是機器出了問題。他聲稱，假如斯旺能夠完全停下磁力計，那麼他才會完全信服。斯旺同意試試看。

普索夫描述了結果：“斯旺在大約五秒內就開始發功...並持續了四十五秒鐘。最後，他說他‘撐不住了’，現在要‘放手’，就在這時讀數立刻又恢復了正常...我完全看呆了。”（註27）

更讓他驚訝的是斯旺後來表示他親眼看見了磁力計的內部。顯然，僅僅是這樣的觀察行為就會對機器產生影響，如同記錄儀的圖表所呈現的。

“在出去的時候，我請求赫巴德博士繼續監測與紀錄，好讓我們確定設備到底有沒有故障，”普索夫寫道。“他同意了，結果設備正常運作了一個多小時，完全沒有噪音或失常。”（註28）

但就在隔天，赫巴德博士卻錯愕地發現，磁力計“變得極不穩定”，以至於根本無法繼續進行測試（註29）。

斯旺回憶說，研究人員無法再使用這個磁力計，因為它被拆掉了，以找出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他們後來重新組裝了機器，”斯旺笑著說。“然後他們再也不讓我踏進那棟大樓了。”

普索夫事後責怪自己居然沒有安排更仔細的測錄，好客觀地確認機器的停擺是從內部發生的。他說，SRI實驗室花了兩年的時間才讓另一名受試者重複了斯旺的磁力計實驗。“這次我們做了更萬全的準備，”普索夫表示。“斯旺的那次是試點，後來我們進行了另一次對照實驗，但結果如出一徹。”

斯旺的心靈與機器之戰令普索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SRI自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研究，極大地促進了遙視的發展。

但是，並不是只有SRI成功進行了將人的心靈投射到遠處的實驗。差不多就在SRI實驗進行的同時，北卡羅萊納州德罕市的心靈研究基金會（Psychical Research Foundation）的研究主任羅伯特・莫里斯博士（Dr. Robert Morris）正在對一位名叫基思・哈拉瑞（Keith Harary）的杜克大學學生進行實驗。就像斯旺一樣，哈拉瑞也自稱他從小就有出體的經歷。

研究人員讓哈拉瑞進入一棟大樓，讓他猜測遠處另一棟大樓中的大型紙板上的字母。結果十分一言難盡，有時準確命中，有時卻錯得離譜。有一次，雖然哈拉瑞未能正確讀出字母，但他仍報告說房間裡有第二名助手拿著紙板。這是真的。因為有第二名志願者在研究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進入了房間（註30）。

莫里斯的結論是，靈媒，至少是哈拉瑞，或許對人的反應會比對物品要更好。於是他設計了一項實驗，讓哈拉瑞單獨待著，並要求他將心靈投射到另一個棟大樓的房間。

他的第一次嘗試就取得了驚人的成果。他不但正確識別房間裡的四名工作人員，還準確地指出了每個人的座位位置。哈拉瑞之後將會成為SRI實驗中最年輕的遙視者。

與此同時，普索夫則致力於探究斯旺透過磁力計所證明的現象。在讓斯旺回到他在紐約的家前，他又設計了一連串簡單的實驗，斯旺要試著觀察被放置在厚重且上了鎖的木箱內的物品。

這些實驗非常成功，以至於普索夫直接邀請潛在的贊助方來現場見證斯旺的本事。普索夫回憶說：

“代表潛在贊助方的兩位訪客讓斯旺猜了十個盒子裡所裝的東西。那天他表現得非常好——相當積極——不過特別令我驚訝的是，斯旺在其中一次實驗中說：‘我看到某種小小的、棕色的、不規則的物體，有點像一片葉子或類似的東西，不過它似乎很活潑，好像在移動。’原來其中一位訪客挑選的物品是他自己捉來的一隻小飛蛾，它看起來的確很像樹葉。”（註31）

潛在的贊助方跟普索夫一樣對SRI的實驗感到折服，因為來自德州的雞肉餐廳大亨小喬治・丘奇（George W. “Bill” Church, Jr）很快就送來了他的大筆資金。後來斯旺又回到加州進行了為期八個月的密集實驗。

雖然利用了一些高科技進行改進，斯旺和SRI的研究人員基本上仍在繼續進行標準的超心理學實驗（識別被藏起的物品、描述信封或盒子中的東西等等）。

統計的結果相當令人鼓舞。但斯旺漸漸地感到了厭倦。他渴望嘗試一些更令人興奮的東西。

他想起了他曾在紐約與ASPR進行過的遠距離實驗，但他也記得這個實驗最大的問題：批評者總是堅稱他事先以某種方式記住了答案，或實驗者無意間向他提供了線索。現在的問題是該如何在不透露名字的情況下談論目標的位置。斯旺說：

“我們不得不設計三盲試驗，以盡力避免心靈感應可能會涉及的任何暗示或其它漏洞。所以，我們將目標分別放入兩個不同的信封，再將其放進保險箱。然後他們會選一個號碼，再拿出對應號碼的信封，沒人知道裡面裝著什麼。它在被交到實驗人員手上前會被檢查過兩、三次，然後實驗人員會問：‘好的，這是一個密封的信封，請說出裡面有什麼？’”

但這類型的實驗終究還是受到了批評者的刁難，他們認為遙視者和實驗人員之間存在某種默契。另一個問題是，當遙視者被提供觀察目標的名字時——例如艾菲爾鐵塔——他可能會不自覺地利用自己的記憶與想像力來產生目標的圖像。

斯旺回憶說，有一天當他在自己離SRI不遠的公寓游泳池中休息時，他突然聽見自己的腦海中傳來了一個微小的聲音說：“你為什麼不試試座標呢？”

“座標！”斯旺恍然大悟地說。“我怎麼沒有想到呢？”

“只要使用座標，我們甚至不需要知道目標地點是什麼。我們可以在不知道它是什麼的情況下指出目標。而且這有數十億種可能性。”

斯旺急忙回到SRI實驗室，向普索夫和羅素・塔格提出他的想法。他告訴他們：

“我在ASPR做過一些實驗，我會觀察某個偏僻的遠方然後描述那裡的情況。這是很有趣的實驗，並且具有統計學上的價值。我想如果你們提供我一些座標，像是經緯度，我應該可以看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讓我們試試看這樣的實驗吧！”（註32）

於是按照這個提議，座標遙視計畫（Coordinate Remote Viewing）就這樣在SRI實驗中開始了。

普索夫表示，他和塔格起初其實對這個想法並不感冒，因為他們都知道經緯度“完全是人為的發明，這根本是在一種不可能上疊加另一種不可能。”（註33）

“事實上，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聽過最愚蠢的想法，”斯旺在後來回想說。“直到他們開始收穫反饋。”

斯旺聲稱研究人員進行了一百次座標實驗。“前五十次的結果不是很理想，”斯旺說。“但後五十次卻非常成功。”在最後的十次實驗中，獨立的評審方認為斯旺有七次“命中”，且只有一次“未命中”（註34）。

他表示，就像他在ASPR時一樣，他的能力正在隨著自己的進步而不斷提升。

現在只需要告訴斯旺一組座標，他就會描述自己在該座標“看到”的畫面。然後研究人員就可以立即查閱世界地圖來獲得反饋。澳洲沙漠、馬達加斯加、香港、婆羅洲、大鹽湖、沙斯塔山、育空地區和印度洋都是斯旺成功命中的座標。

在1993年的一次採訪中，斯旺很高興能夠展示他成功命中的座標名單。“我樂意展示它們，是因為這些成功為我們帶來了很多預算，”他說。“這最終令我們的研究計畫得以實現。”斯旺還提到，使他徹底相信這一現象真實性的是一次特別的遙視經歷：

“他們用掛在牆上的地圖來選擇座標。地圖上有非洲的維多利亞湖的圖片，所以他們就選了湖中央的座標。我描述了陸地與湖面、一座島從哪裡開始變窄等等。我說：‘這一定是正確的，我確實看到了。’我告訴他們這張地圖的比例太小了，最好去找一張更大的維多利亞湖地圖來。

所以我們跳上車。我們去了一家書店，哈爾不得不付了一百一十美元來購買一本巨大的地圖集。我們立刻就在書店裡打開它，然後在這張較大比例的地圖上，維多利亞湖中有一座小島，它有一個特別狹窄的角。賓果！座標成功命中。

他們事先都不知道這一點——沒有人知道。我說：‘好啦，哈爾，這就是我能用來向客戶證明的可重複性實驗。相信我，這是可以重複的。’這就是一切的開端。”

所以一切就這麼步上了軌道。SRI團隊正在取得越來越多亮眼的成果——同時他們的客戶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他們的下一個大客戶是美國政府，更確切地說是CIA，現在距離通靈間諜的誕生已經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