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20世紀40年代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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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雖然近年來我對他的觀感越來越差，但在他於《紐約時報》任職的頭十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裡，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一直是我心目中唯一值得花時間閱讀的全國專欄作家。當然，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克魯曼經常被認為是這個國家最具影響力的自由派之一，而這得要歸功於他一直堅定不移地反對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不過在2007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才是他聲望的頂峰。

但很少有人記得，在他剛開設專欄的那幾年裡，《紐約時報》曾一度面臨龐大的、要求將他解僱的呼聲，而帶頭的人是部落格作家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是小布希的忠實支持者。考慮到這股呼聲是如此強大以及當時的氣氛，我曾經十分擔心它會成功。現在讓我們來做個假設，想像如果克魯曼真的在2002年被所有媒體封殺，然後小布希在伊拉克的豪賭又大獲成功，而不是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的話會怎麼樣。試問如此一來過了幾十年後，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歷史註腳會提到我們英明神武的小布希總統很幸運地沒有被反對者蒙蔽之外，還有誰會記得克魯曼呢？

也許到了2040年，人們在聽見克魯曼的名字的時候不是一臉茫然，就是會以為他是哪個惡名昭彰的激進活動分子，可能還有親伊斯蘭傾向，說不定還會有人說他參與了9/11事件。自古以來歷史就是由勝利者書寫，尤其是在網路的興起打破我們傳統媒體的壟斷之前的日子更是如此。

這些是我在2000年代中旬逐漸產生的想法，當時我在建立一個數位檔案資料庫的時候注意到了一些不對勁的事情，這個資料庫的目的是要方便地彙整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上的數百篇文章。由於我以前從未認真下功夫研究美國歷史，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只是盲目相信主流的觀點，相信我過去接受的歷史教育與這些年來從報紙和雜誌上隨意讀到的內容。

我在過去的這些知名美國出版物中看見了許多常見的名字，其中有些我很熟，卻也有些則不然。奇怪的是，有非常多的作家在今天要不是默默無聞，就是一直被我以為是不入流的激進邊緣分子，應該在街角發送他們充滿憤怒的宣傳小冊子，而不是經常登上《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和《國家》（The Nation）這些受人尊敬的雜誌。顯然我對過去的理解錯得離譜。

就以約翰・弗林（John T. Flynn）為例，今天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的美國人聽過他。隨著我開始研究他的意識形態背景，我發現他有時會被評論為老右派中的重要人物，同時他還是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創始人，並與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和約翰・伯奇學會（John Birch Society）有著良好的關係，儘管他經常被自己的敵人錯誤地抹黑成親法西斯或納粹同情者。這些描述在我的腦海裡漸漸地形成了一幅一致的畫面，只不過它充滿了爭議。

因此，想像一下，當我發現他是整個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中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之一時有多麼吃驚，這位經濟與政治作家在當時的地位就像是今天的保羅・克魯曼，只不過他比後者更善於針砭時弊。他在《新共和國》上的每週專欄使他成為了美國進步派精英的指路明燈，而他在深受美國大眾歡迎的插圖週刊《高力報》（Colliers）上的定期撰稿更是奠定了他的地位，絲毫不下於那些活躍於電視聯播網黃金時代的電視名人。

在某種程度上，弗林的聲望是可以被客觀量化的。幾年前，我偶然向一位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博覽群書且立場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提起了他的名字，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她完全沒聽過這個人是誰，還問我他是不是有點像那個時代的另一位非常有名的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後來我發現在我收錄了上百家期刊的檔案庫裡，李普曼在30年代發表過的文章僅有二十三篇，而弗林卻有足足四百八十九篇。

弗林的聲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於1932年他在參議院佩科拉委員會（Pecora Commission）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該委員會曾因1929年的股市崩盤而嚴厲抨擊華爾街的大亨，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其它重要的金融改革正是因為他們的提議才產生。在報紙新聞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後，他在1930年跳槽到《新共和國》成為其每週專欄作家。儘管起初他對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政見抱持樂見其成的態度，但他很快就對後者的政見產生了懷疑，並注意到公共建設項目的進展十分緩慢，他甚至覺得全國步槍協會（NRA）的存在實際上反而是利好大企業主，而非普通工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羅斯福政府在經濟與外交方面的批評開始變得越來越強烈，而他也因此為自己招惹了巨大的敵意。羅斯福開始向各家編輯發送密函，要求他們拒收弗林在任何著名的美國報刊雜誌上的投稿，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在1940年羅斯福成功連任後，弗林便失去了他一直在《新共和國》上定期連載的專欄，然後他的名字就這樣逐漸從主流出版物中消失了。不過，他在那些年裡仍然寫了幾本尖銳抨擊羅斯福的暢銷書，他的名字在戰後也偶爾會出現在一些比較沒那麼主流、影響力不大的刊物上。自由主義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在十年前重新出版了弗林的幾本書，拉爾夫・萊科教授（Ralph Raico）還為它們寫了一篇冗長的序言，對當時的時代背景進行了介紹。

在我住的地方，帕洛奧托圖書館的義工每個月會舉辦一次圖書義賣活動，它會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販售人們捐來的書籍，我經常會去那裡逛逛，看看可以撿到什麼好東西。幾年前，我在那裡發現了一本弗林在1948年出版的關於羅斯福的書，於是我以二十五美分的價格買下了它。雖然這本《羅斯福神話》（The Roosevelt Myth）的書頁雖然已經泛黃，但它的內容卻讓我大開眼界。

任何人都可以寫書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如果有某個默默無聞的右派分子對一位自由派總統提出聳人聽聞的指控，我可能也不會太放在心上。但如果保羅・克魯曼經過這些年來突然開始與歐巴馬的政策唱反調，甚至最終寫了一本暢銷書來譴責後者的政府，這時他的意見就很有聆聽的必要了。弗林對羅斯福的譴責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本人對新政並沒有太多研究，但弗林的書寫得很客觀且有說服力，雖然採用的是新聞報導風格，但他卻提到了很多我以前從未聽過的事實。我的數位資料庫也收錄了一些互相引用的書評，所以我花時間讀了其中幾篇。這本書在剛出版的時候引起了一些人的激烈批評，他們譴責它完全只是一個臭名昭彰的瘋狂“羅斯福仇恨者”的胡言亂語。但這些書評都沒有提出什麼實質的反駁意見，以至於它們給人的感覺就像2000年代中旬被刊登在《華爾街日報》上的那些專欄文章，只要是被認定為“瘋狂的小布希仇恨者”的人所寫的書，就會它們受到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事實上，其中一篇1949年的書評總結起來其實只有一句話：“這是來自一位羅斯福仇恨者的、原汁原味的毒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來自自由主義陣營的書評卻都給予了這本書壓倒性的好評。由於我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實在很難做出公允地判斷。

但弗林提出的論述卻非常切實、詳細且具體，並包含了大量的名字、日期和參考文獻。最令人驚訝的是，他指控羅斯福家族有著嚴重的徇私舞弊，甚至在美國歷史上也堪稱空前絕後。的確，羅斯福的長子埃利奧特（Elliott）含著金湯匙出生，可是他從未上過大學，也沒有任何專業資格。但在羅斯福成為總統後不久，埃利奧特就從一票富商那裡獲得了大筆金錢與“贊助”，而這些商人恰好都得到了正在變得越來越臃腫的聯邦政府給予的好處，這一切似乎也有羅斯福本人的知情與默許。這聽起來跟20世紀70年代末比利・卡特（Billy Carter）的貪腐醜聞很類似，但若以那時的平均家庭收入來換算，埃利奧特至少收了五千萬美元的錢。可是我卻從未聽說過這件事。

更令人震驚的是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醜聞，她也沒有上過大學，甚至沒有接受過任何正規教育。羅斯福上台後不久，她就接了一堆日常消費品企業，例如肥皂公司的高薪代言廣告，然後在接下來幾年又收了好多家企業的錢，尤其是那些非常仰賴政府補助的企業。試想一下，這就像是蜜雪兒・歐巴馬或勞拉・布希這些第一夫人拍了一堆賣車、賣尿布、賣快餐的電視廣告。據說，埃莉諾在羅斯福執政的幾十年裡以個人名義收的錢達到了驚人的一億五千萬美元，這同樣是相對於那個時代的平均家庭收入而言。當然，這件事我也從來沒聽過。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大蕭條最嚴重的那段日子，當時全國上下有好多人還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或許胡安和伊娃・庇隆夫婦只是沒有娉請到合適的公關人員，要不然就是他們出的價碼太低了。

顯然，聯邦政府的支出與權力在新政期間的大幅擴張更是大大增加了中飽私囊的機會。但據弗林指出，羅斯福本來從其家族繼承的財富就已經讓他成為了現代最富有的總統之一，因此他為什麼還要貪圖這些利益著實令人不解。而且據我所知，他的繼任者哈里斯・杜魯門在離開白宮時就和他剛入主時一樣囊中羞澀。

弗林的其它聳人聽聞的指控則更容易求證。他認為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敗的，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指出1933年羅斯福上任時有一千一百萬人失業，可是在經過整整六年的政府大力支出、赤字飆升以及新政計畫的一個又一個大工程後，1938年的失業人數卻仍然是...一千一百萬人。這一說法似乎與事實相符。

事實上，按照弗林的說法，到了1937年底羅斯福已經開始轉向激進的外交政策，目的就是要誘使美國捲入一場重大的對外戰爭，主要是因為他相信這是唯一能夠擺脫眼下令人絕望的經濟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在歷史上國家領導人採取這種做法並非沒有先例。他在1938年1月5日投書於《新共和國》的文章中提醒那些不相信的讀者，羅斯福的一位高級顧問曾私下向他吹噓說，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凱因斯主義”和一場重大的戰爭將解決國家目前看似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在當時，與日本開戰，可能是為了爭奪拉丁美洲的利益，似乎是我們預期的目標，不過歐洲的事態發展很快就讓羅斯福確信，煽動對德國的全面戰爭是更好的方向。後來的研究人員從回憶錄和其它歷史文獻中發現的證據皆證實了弗林的指控，即羅斯福曾命令他的外交官向英國和波蘭施壓，力阻它們與德國談和，最終導致二次大戰在1939年爆發。

這種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當然意味著羅斯福違背了自己的競選承諾。我的歷史教科書總是說，孤立主義傾向強烈的國會不顧羅斯福的反對，堅持在20世紀30年代中旬通過各項中立法案，這些法案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羅斯福戴上手銬。但根據弗林的說法，其實最初就是羅斯福本人向他在國會的盟友提出要通過這些法案，後來他就是靠著對中立法的支持才得以在1936年連任，贏下中西部的票倉、戰勝堪薩斯州州長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弗林對這段歷史提供了非常具體且詳細的描述。毫不意外的是，《維基百科》上面則只有完全相反的、符合傳統觀點的敘述。

撇開有關於徇私舞弊的指控不談，相比起其他任何近代總統，羅斯福在弗林的描述中還真的與小布希沒什麼兩樣。我們要記住，小布希當初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曾拍胸脯掛保證他會採取“謙卑”的外交政策，與那些穆斯林國家重新修好，但是當9/11事件讓他有機會能夠以“戰爭總統”的身份載入史冊時，他就立刻改變了自己的立場。

《羅斯福神話》一波三折的出版過程更顯示出當時批評政府的人得要面臨多少刁難。即便弗林本人是個名人，而且過去還寫過不少暢銷書，可是幾乎每一家出版商都拒絕了他的手稿。無奈之下，他最終只能轉向一家沒什麼名氣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出版社。然而，縱使出版過程再辛苦，而且他還幾乎完全被排除在主流媒體之外，他的書卻還是很快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二名。畢竟就在十年前，他還是美國數一數二的記者，主流媒體的封殺顯然尚未完全抹除他在公眾心中的記憶。

儘管弗林可能是當時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但他其實並不孤單。隨著我開始重新回顧那些自19世紀以來對社會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出版物，我發現圍繞著特定的時期存在著明顯的割裂。有相當多的名人——他們有左派、右派也有中間派——在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大清洗發生後就突然從此消失了，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永久消失。

有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一位生活在20世紀70年代的認真而年輕的蘇聯研究員，正在翻閱一堆被遺忘在克里姆林宮檔案館裡的早已發霉的文件，並從中有了一些驚人的發現。托洛茨基不像教科書上描述得那樣是一個可惡的納粹間諜和叛徒，反而他在偉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那段光輝的日子中是聖人列寧身邊最得力的助手，並且在後來的幾年裡一直是黨最高層的精英。還有其他人——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也曾經都是共產黨的精英，他們到底去了哪裡呢？歷史課本幾乎不會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因為他們是資本主義的爪牙，並很快因為自己的叛行而得到了報應。偉大的革命之父列寧怎麼會如此愚蠢，以至於他身邊的親信幾乎全是叛徒和間諜？

但與發生在更早幾年前的史達林大清洗不同，在1940年左右一個接一個消失的美國受害者既沒有被槍決，也沒有被監禁，他們只是被排除在塑造我們社會的主流媒體之外，進而被從我們的記憶中抹去，使後人逐漸忘記歷史上曾經有過這麼一群人。

有時，他們曾經存在過的痕跡反而會出現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例如，在2000年代初，當我隨意地瀏覽一些極右派網站時，我偶爾會看見上面有人提到一個我從來沒聽過的傢伙，他叫“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看起來他似乎是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老早被遺忘的本土法西斯主義者。

想想看我有多麼震驚吧，我後來才發現巴恩斯居然是為《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貢獻最多文章的早期撰稿人之一，自從該刊物在1922年創刊以來他就一直是它的主要書評人，而那十年間他在《國家》和《新共和國》等刊物上的頻繁露面也再次說明了他就是當時美國最首屈一指的自由派學者之一。事實上，他還是一位非常積極的一次大戰戰史“修正主義者”，他致力於推翻英美政府在戰時透過宣傳策略塑造並深入人心的德國十惡不赦的臉譜化形象。他的三十五本甚至更多的著作已足以證明他的專業地位，其中許多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學術作品，而且他還在《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科學期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及其它知名刊物上發表過大量文章。 

數年前，我碰巧與一位著名的美國學者聊到了巴恩斯，他們兩人的政治與外交政策立場都非常相似，但這個人卻完全沒聽過巴恩斯。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巴恩斯由於堅決反對美國參與二次大戰而“被消失”，他被所有主流媒體封殺，就連一家大型報社也迫於壓力在1940年5月突然收掉了他長期連載的全國專欄。

從很多方面來說，巴恩斯就像是那些在大清洗中倒下的人們的縮影。雖然羅斯福的許多強力批評者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受盡了政府與國稅局的騷擾刁難，可是真正導致這群知識分子及其他政治異議者必須被清洗的原因，似乎其實是因為他們是阻礙美國介入二戰的障礙。親英的東海岸建制派人士與強大的猶太團體試圖聯合起來清除這些媒體上的反對者，而在1941年6月德國人出兵蘇聯、撕毀《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後，共產黨人和其他左派分子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動。民調顯示，當時有多達80%的美國公眾反對介入戰爭，因此任何在這一點上為大多數民眾發聲的政治家或媒體人士都必須被設法處理掉。

在他從我們的主流媒體上消聲匿跡十多年後，巴恩斯出版了《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戰爭》（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這是一本收錄許多學者和專家探討美國參與二次大戰背後的種種問題的論文集，由愛達荷州的一家小印刷廠印製並發行。他自己貢獻了一篇三萬字的文章，題為《修正主義與歷史之殤》（Revisionism and the Historical Blackout），其中討論了那個年代持不同意見的思想家所面臨的艱難處境。 

這本書是為了紀念他的好友、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比爾德是20世紀初地位最崇高且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是紐約新學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的聯合創辦人以及美國政治學協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主席。作為新政經濟政策的大力支持者，他的名聲曾經非常如日中天。

然而，隨著他開始反對羅斯福的好戰外交政策，出版商就對他關上了大門，幸虧他與耶魯大學出版社的負責人有個人友誼，才讓他的重要著作《羅斯福總統與戰爭的到來》（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得以在1948年順利出版。從那時起，比爾德的名聲就迅速一落千丈，乃至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8年寫道：“今天，比爾德在美國史學界中的名聲就像是一座巍峨的廢墟。曾經是全省最為宏偉的宅邸，如今只留下一片殘磚斷瓦。”的確，比爾德過去深具影響力的“歷史的經濟學解釋”放在今天大概會被斥為“危險的陰謀論”，我懷疑現在除了歷史學家以外恐怕根本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巴恩斯的那本論文集中的另一位貢獻者是威廉・亨利・張伯倫（William Henry Chamberlin），數十年來他一直被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記者之一，並著有超過十五本書，其中絕大多數都深受好評。然而，他試圖在1950年出版的、對美國參戰進行批判性分析的《美國的第二次十字軍東征》（America’s Second Crusade）卻遲遲找不到願意發行的出版商，等到總算出版之後也遭到了評論家的全面忽視。直到出版這本書之前，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我們最有影響力的全國性刊物上，例如《大西洋月刊》和《哈珀雜誌》。但後來他的文章幾乎只能發表在小量發行的期刊和雜誌上，它們的受眾都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保守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

在網路發達的今天，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建立一個網站來暢所欲言，世界上的任何人也都可以立刻看見這些觀點。只需要在Facebook或Twitter等社群媒體上點擊幾下滑鼠，有趣或有爭議的資料就會被呈現在數百萬人眼前，而無需經過建制派的中介機構審查。所以我們很容易忘記在那個還屬於印刷機、白紙與墨水的時代，要分享不同的意見是多麼困難，一個被剝奪正常發聲管道的人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才能重新找到出版自己作品的機會。

弗林、巴恩斯及其他類似的作家所面臨的艱難處境被嚴重低估了，就連他們自己在那時恐怕也沒有完全體認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記住，要到了20世紀50年代初，電視與電影的影響力才逐漸超越其它形式的媒體，但很快地三大電視台和少數幾家好萊塢公司就又幾乎完全把持了關於歷史故事及其它資訊的話語權。因此，儘管我們提到的許多這些傑出人物仍透過他們的著作、小量發行的雜誌，甚至是廣播節目而保有一定的容身之處，但他們已經完全被排除在電視和電影領域之外，這實際上已經讓他們等於變得不存在了。

20世紀50年代是一段歲月靜好的日子，大多數的普通美國人都對他們的生活相當滿意，根本不會覺得有必要質疑他們在魔法螢幕上聽到和看到的內容的真實性，無論是大螢幕還是小螢幕。假使曾經家喻戶曉、現如今卻已被遺忘的知識分子試圖重提十五或二十年前的政治決策，會對此感興趣的人肯定也寥寥無幾。

1940年似乎是這個國家的媒體界中一些最重要的異議聲音要不被清除、要不被迫保持沉默的關鍵一年。在這一切發生後，整個戰略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現在要進行政治操弄將變得容易得多，因為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強力媒體能夠監督了。

由於民意壓倒性的反對戰爭，羅斯福要史無前例地前任三屆看起來似乎困難重重，因為他要嘛被迫繼續維持中立，要嘛就得冒著被共和黨對手擊敗的風險，而反對參戰就是共和黨的基本共識。但1940年6月的芝加哥共和黨代表大會卻提名了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這個無名小卒來擔任總統候選人，這堪稱是美國政治史上最不可思議的轉折之一，威爾基本人強烈支持介入戰爭，也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甚至他還是幾個月前才從民主黨轉投到共和黨。歷史學家托馬斯・馬爾（Thomas E. Mahl）曾在二十年前詳細披露了英國情報人員在這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選擇背後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們甚至很可能為此採取了一些非法的手段。於是，面對羅斯福與威爾基兩位候選人，選民在外交政策上等於是根本沒有了選擇的餘地，結果羅斯福就以壓倒性的優勢再次連任，現在他終於可以開始大展拳腳，推行更加激進的外交政策。

當時耶魯大學法學院有一群學生非常憂心美國的選民可能會在他們根本不願意的情況下被迫捲入另一場世界大戰，所以他們成立了一個反干涉主義政治組織−“美國優先委員會”，很快地它的成員就迅速增長到了八十萬人，使其成為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草根政治組織。許多知名公眾人物都有加入或表態支持它，這個組織的主席是西爾斯百貨集團的負責人羅巴克（Roebuck），未來的總統約翰・甘迺迪和傑拉德・福特都是它的成員，還有戈爾・維達爾 （Gore Vidal）、波特・斯圖爾特（Potter Stewart）和薩金特・施賴弗（Sargent Schriver）這些名人。弗林是紐約市分會的主席，該組織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人則是著名飛行員查爾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他在那段日子裡曾一度被譽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在整個1941年，林白和其他領導人的反戰集會演講在全國各地都受到了大批群眾響應，還有數百萬人通過廣播收聽了這些活動。據馬爾指出，英國特工及其在美國的盟友則一直默默在暗地裡行動，他們組織了許多主張美國應該參戰的政治團體，並不惜使用各種手段來對付他們的政治對手，無論這些手段是否合法。猶太人和猶太團體似乎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羅斯福政府亦對德國潛艇及其它國家在大西洋上的海軍做出了越來越多挑釁，試圖挑起任何可能將這個國家推向戰爭的事件，卻始終沒有成功。為了嚇唬天真的美國人，羅斯福編造了很多荒謬的宣傳謊言，例如他聲稱有證據顯示德國人——他們根本沒有大型艦隊，更跨不過英吉利海峽這道天險——已經制定了一項具體的計劃要橫跨兩千英里的大西洋，大舉進攻拉丁美洲。為此他還特地引用了英國特工提供的一些粗濫製造的“證據”。

這些事實如今已基本上被幾十年來的學術研究確認，它們為1941年9月林白在美國優先集會上發表的爭議性演說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在那場集會上，林白指責有三股勢力“正在將這個國家一步步推向戰爭：英國、猶太人與羅斯福政府，”此話一出便立刻引起了媒體的群情激憤，它們紛紛痛斥他是在宣揚反猶主義、他是納粹同路人。從政治現實的角度來看，林白可以說是完美詮釋了邁克爾・金斯利（Michael Kinsley）的名言：“失言就是政客說了實話”。但最終的結果是，林白這位昔日英雄的聲譽遭受了巨大且永久的傷害，對他的詆毀在接下來的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始終持續不絕。雖然他並沒有被徹底趕出公眾視線，但他的地位卻已一落千丈。

同一時間，羅斯福仍在想方設法將美國推向戰爭。經過多年來的研究，外交歷史學家已經清楚證明了，由於國內的民意依然頑強反對出兵干預歐洲，羅斯福政府於是採取了一連串的動作企圖挑釁日本發起攻擊，這就是查爾斯・譚希爾教授（Charles C. Tansill）在其1952年的同名歷史著作中所說的“通往戰爭的後門”。這些挑釁包括徹底凍結日本資產、對日軍賴以維生的石油實施禁運，還有拒絕日本首相提出的雙邊高層會談。早在1940年5月，羅斯福就下令將太平洋艦隊從聖地牙哥轉移至夏威夷珍珠港，這項決定受到了海軍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James Richardson）的強烈反對，他認為這麼做既不必要又危險，結果他卻因此被解職。

所以，日本在1942年12月7日發動的偷襲實際上標誌著羅斯福佈局已久的、將美國捲入戰爭的戰略大獲成功。事實上，一些學者甚至發現有大量證據表明，美國政府高層早已獲悉這場奇襲即將發生，可是他們卻無所作為，為的就是要確保到時會有足夠多的美國官兵傷亡，如此一來才能讓民眾轉而支持戰爭。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國內還發生了其它奇怪的事件，但它們似乎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在那個時代，電影是最受歡迎的大眾媒體，儘管外邦人佔了美國人口的97%，但卻只有一家電影工作室是由外邦人所有；巧合的是，華特・迪士尼是唯一一位持反戰立場的好萊塢高層人物。就在日本發動偷襲後的隔天，數百名美軍士兵迅速進駐了迪士尼影城，對外的理由是要保衛加州免受遠在千里之外的日軍威脅，這樣的軍事佔領持續了整整八個月。想想看，如果小布希在2001年9月12日命令軍隊佔領CBS新聞台，並宣稱這麼做對於保護紐約市不被伊斯蘭激進分子攻擊是必要的，這樣的理由有人會相信嗎？

我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個舒適的框架裡面，這個框架就是我們一直以來所接受的教育，所以我們總相信它是真的，要衝破這個厚繭往往需要經過極大的心理調適。這就是十多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情況，因為我越來越注意到教科書上的說法與我掃瞄的那些舊出版物上面的內容有著巨大的落差。

過去曾經發生過一次針對媒體異議人士的大清洗，這對我來說並不十分難以接受，因為我自己在幾年前就目睹了類似的事情，而這次它同樣也是為了清除美國對外用兵的阻礙。

在9/11發生後的愛國氛圍中，很少有知名的媒體人敢於公然質疑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只有保羅・克魯曼在《泰唔士報》上的專欄是罕見的例外；在這種時候如果要堅持表達“不愛國觀點”，後果很有可能就是會賠上自己的前程。這一點對於電子媒體而言尤其如此，由於其影響力往往更大，因此受到的壓力更是難以想像。在2002−2003年這段期間，在電視新聞台上幾乎看不見任何伊拉克戰爭的反對者，甚至連MSNBC這家最不受歡迎、最自由派的電視台也跟著展開了嚴厲的意識形態鎮壓。

近幾十年來，菲爾・唐納修（Phil Donahue）一直是晨間電視脫口秀節目的紅牌，正是他在2002年重振了MSNBC低迷的收視率，但他的節目卻在2003年初被喊停，一份曝光的備忘錄顯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反對伊拉克戰爭。保守派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和自由派的比爾・普雷斯（Bill Press）皆是伊拉克戰爭的批評者，他們本來在同一家電視台上有一檔收視率很高的辯論節目，他們會在節目上與其他支持小布希的名嘴進行辯論，結果它也因為類似的理由而被停掉。如果連最受歡迎的主持人、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都必須被停播的話，那麼更小牌的人物就不得不更謹慎權衡跨越意識形態紅線的風險了。

我的老朋友比爾・奧多姆（Bill Odom）是一位三星將軍，曾為雷根主掌NSA，在華盛頓特區擁有最高等級安全許可的他卻同樣因為反對伊拉克戰爭而被媒體列入黑名單。大約在同一時間，其他許多知名的媒體人也接連開始“消失”，哪怕在人們終於認清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之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卻從未回到昔日的輝煌。

此時已經有了早期的網際網路，因此這些媒體的消失總會被憤怒的評論家注意到，這多少產生了一些作用。布坎南或許無法繼續在電視上露臉，但他犀利的評論卻仍然可以在網路上看見，當然還有其他人。問題是，若論起政治影響力，區區數千個小網站的受眾，終究還是比不上數百萬定時收看全國主流電視節目的觀眾。每當我們試圖了解過去，就一定要牢記兼聽則明的道理，特別是如果當初是其中一方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並完全壟斷了包括書籍出版在內的話語空間的話。直到網路誕生之前，這一直是十分困難的問題，所以需要投入相當大的時間來做研究，即便只是重新翻閱過去膾炙人口的雜誌的合訂本。然而，如果不這樣認真下功夫，我們就很有可能會一直被謊言耍得團團轉。

伊拉克戰爭及其後果毫無疑問是美國歷史在200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假設在遙遠的未來，人們要了解那段歷史只能透過《標準週刊》、《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的專欄文章和Fox新聞的文字紀錄，也許還有這些媒體撰稿人所寫的書，我十分懷疑除了連篇的謊話之外，他們最後到底能收穫什麼。但這些嚴重顛倒黑白的、刻意避重就輕的報導肯定會讓他們對那段重要的時期所發生的事情，產生與事實完全背道而馳的看法。

過去十五年來的經歷現在使我逐漸相信，一直以來我自以為了解的很多美國歷史其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