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守護者（7）思考的終點

在上個世紀初來乍到的時候，“人是什麼？”這個問題呈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令人困惑的複雜性。科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及其它各種學科無不在以驚人的速度日新月異，同時帶來了大量新奇而深邃的發現，使我們似乎越來越難以用舊有的方式來看待人。理性的動物、上帝的造物或某些天賦權利的擁有者這些從前用來定義人的概念現在似乎已經過時，對於我們到底是誰或是什麼這個問題好像很難再有明確的答案。人在馬克思眼中是經濟人、在尼采眼中是權力意志的追求者、在達爾文眼中是“穿褲子的猿人”、在佛洛伊德眼中是被壓抑的精神官能症患者，然後還有其它各種版本。但這些答案卻又互相矛盾，雖然它們每個都能為我們認識自己提供有一定道理的看法，但一個人只需要轉向下一個，就會發現上一個馬上就被推翻掉了。如果說西方哲學的基礎“認識你自己”本來就已經非常困難，那麼到了20世紀初它似乎已變得完全不可能。正是在這樣充滿自我困惑的氛圍中，卡西勒、舍勒、別爾佳耶夫及其他哲學家提出了所謂的“哲學人類學”以試圖探究我們的存在。

諷刺的是，導致我們如今陷入什麼也無法知道的恰恰是因為我們有了太多知識。在《人論》的〈人的自我認識危機〉一章中，卡西勒寫道：“對於人的本質的研究，今天的我們擁有放眼過往任何時代都無法相比的知識優勢。心理學、民族學、人類學和歷史學提供了無比豐富且仍在持續增加的資料，我們用來進行觀察與實驗的儀器有了長足的改進，我們的分析方法也變得更加犀利且縝密。”“與我們現在擁有的豐富資源相比，”卡西勒寫說：“過去的時代實在是不值一提。”然而，卡西勒接著指出：“可是，擁有豐富的知識卻不代表我們的思想就會因此獲得昇華。”然後他警告我們：“除非我們成功找到亞莉阿德妮（Ariadne）留下的繩索好逃離迷宮，否則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看見人類文化的本質。”希臘英雄忒修斯正是靠著亞莉阿德妮的繩索，才得以逃出怪物米諾陶諾斯的迷宮。卡西勒相信，要是沒有這樣一條繩索，“我們將只會迷失在互不連貫又支離破碎的龐雜資料中，而無法發現任何概念上的統一性。”（註1）

卡西勒的這番言論其實呼應了舍勒在更早幾年前就表達過的擔憂。舍勒曾在《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中寫道：“縱觀整個人類的知識史，還沒有哪個時期曾我們現在這樣對自己有這麼多的疑惑。”“我們有，”舍勒表示：“科學的、哲學的和神學的人類學，卻偏偏沒有一種能夠包容它們的人類學。因此我們不再擁有任何清晰明確的人的概念。研究人的科學越來越多，我們對人的理解也就越來越迷茫且徬徨。”（註2）

舍勒的同事、曾與卡西勒有過一番脣槍舌戰的馬丁・海德格在他的《存在與時間》（1927）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學人類學，但他的基本信念與他們是相同的。“沒有任何時代，”海德格寫說：“像我們今天這般擁有如此豐富的關於人的知識。沒有任何時代曾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且奪人眼球的方式闡述對人的理解。沒有任何時代能夠如此迅速且輕鬆地提供這些知識。但反過來說，也從來沒有任何時代比我們今天更不理解人是什麼。人是什麼在過去從未變得如此值得疑惑。”（註3）

伴隨這種對人和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的困惑和迷茫而產生的危機感，影響了上個世紀前半葉的大部分思想。懷海德在《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中坦然承認了這一點，甚至連試圖為哲學確立一個不可動搖的根基的胡塞爾最後也還是屈服於普遍的懷疑氛圍，這從他晚年還未完成的著作《歐洲科學的危機》（1936）中就可以看出。如果皮科・德拉・米蘭多拉在他的《論人的尊嚴》裡還可以說世界上最值得驚奇的事物就是人，那麼到了卡西勒這時，人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值得懷疑的事物了。

卡西勒認為，這些五花八門卻又互不相干的關於人的知識正在導致人們陷入“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在現代，探究人的理論已經失去了智識上的中心，”它們沒有任何“大方向”，反而陷入了一種概念上的癱瘓（註4）。但卡西勒認為，這些互不相干的知識的爆炸性成長並不僅僅是哲學或科學的問題。它同時也對我們的道德和文化生活產生了威脅。假如我們不再了解自己是誰，我們又該怎麼過上有德性的生活？我們該如何才能繼續創造並保有我們獨一無二的符號宇宙？我們還能夠繼續堅持與實現多少價值觀？假如我們連人是什麼都說不明白，我們又怎麼能知道什麼是非人（inhuman）？卡西勒在寫完他的書後就立刻從德國移民到了美國，以逃離一個正試圖利用我們對人是什麼的不確定性的殘暴政權，在這個政權底下有無數的人正在源源不絕地被變成非人。希特勒的德國並不是唯一一個發生過像這樣企圖改寫人類定義的地方。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羅斯，人的本質也被改寫得面目全非，直到今天這樣的事情依然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繼續上演著。

末人

在歷經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危機後，今天的我們仍然遠遠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想這一點應該無需再費口舌。這不是說我們仍在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如今關於我們自己及其它幾乎所有事情的破碎資訊已又增加了百倍之多，我們幾乎每天都會受到有關我們是誰——或不是誰——的最新發現衝擊。卡西勒或舍勒會如何看待網際網路、維基百科、Google跟其它我們推動我們的“資訊財富”持續增長的來源這不得而知，但我猜這些發展只會讓他們更加用力地警告我們被海量資訊淹沒的危險，這些資訊既無助於我們認識自己，甚至還會讓它變得越來越困難。現在每一個新的“發現”都只是把我們與所謂自私的基因、我們的動物過去、我們大腦神經細胞中的分子或一個空洞而無意義的宇宙捆綁得越來越緊，而這個宇宙的秘密就藏在無窮小的粒子——或是某種弦的振動中——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在今天似乎已略顯過時，就像在我們這個世俗世界中，原罪早已是個老掉牙的想法。卡西勒認為人是“一個不斷在探索自我的生物——他無時無刻都在審視與思索自己的存在境況。”（註5）可是在今天這個後現代世界，如果要相信被寄予厚望的“科學”，似乎我們已經可以回答自己是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們什麼也不是。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對人的重新定義必將導致一些人類的生活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光怪陸離的怪象。

這個結論或許能使我們擺脫我們的祖先從前背負的那種充滿神秘色彩的負擔，使我們不再執著於僅僅半個世紀前還深深困擾著存在主義者的恐懼和焦慮。對於我們自己的不確定性曾讓過去的好幾代人焦慮不已、徹夜難眠，而在大部分的後現代思想看來這簡直是個笑話，並且和現代的許多宇宙學一樣，它們反而只會納悶以前的人為什麼要如此大驚小怪。我們已經直接承認自己的存在沒有任何理由，宇宙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它根本不會注意到我們，如果它有能力注意的話。萬事萬物皆令人厭煩，唯有及時行樂才是正道。後現代思想帶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們從追求偉大事物的重負中解脫出來，同時也捨棄了成為比現在的我們更好的人的義務。現在我們可以大方擁抱自己的平庸，然後心安理得地呼呼大睡。畢竟，我們還能要求哲學什麼呢？

尼古拉・別爾佳耶夫用了一個術語來形容這種容易自我滿足的心態。在《人類的命運》（The Destiny of Man，1937）中，他談到了所謂的“自甘墮落”（smugness）。我們都知道“自甘墮落”的意思，但別爾佳耶夫是在一種更廣泛、更形而的意義上使用它。“自甘墮落，”別爾佳耶夫寫道：“意味著一個人不是透過提升自己到更高的層次，而是甘願沉淪在更低的層次來擺脫恐懼。”（註6）這是一種我們說服自己安於現狀的方式，一種形而上的酸葡萄心理，屈服於平庸的生活，這就是海德格所說的“日常的膚淺性”。這種心態讓我們活在了一個沒有意義、沒有份量也沒有任何戲劇性的宇宙事件的世界。它讓我們在平庸中找到了一個舒適的窩，只要在那裡就可以忘卻“另一面”的任何事情，忘卻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世界，然後還反過來為此感到心安理得。我們或許已經走出了上一代人的生存危機，但這種解放“帶來的卻是使生活變得庸俗化，變得平淡、膚淺又平庸的危險。”（註7）這就是我們今天身處的後現代世界。所有對意義的探問都是後現代主義“挖苦”的對象。它用“去過、玩過、T恤也買過”的心態將一切變得空虛無比，然後把整個世界濃縮成了一句可以印在T恤上面的話。它看似使我們擺脫迷茫，現在我們不再需要變得優秀，而只需要馬馬虎虎即可。它降低了存在的標準，又把形上學的門檻拉得更近，甚至完全捨棄了它們。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83−85）中，尼采談到了一群他稱之為“末人”的人（也有的譯本翻譯成“最後的人”）。“‘愛是什麼？創造是什麼？渴望是什麼？星空是什麼？’末人問道，兩眼一睜一閉著。地球變得如此渺小，只剩下末人在上面蹦跳，他眼中的一切都是渺小的...‘我們發現了幸福，’末人說道，兩眼一睜一閉著...‘再也沒有牧羊人，而只有一群的羊。每個人都想著一樣的東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誰要是覺得自己與別人不一樣，就會自覺地進去瘋人院...他們很聰明，知道過去一切的事情；他們常沒完沒了地互相嘲諷，偶有口角也很快就會和好如初...’”（註8）

查拉圖斯特拉曾試圖向人們宣揚他口中的Übermensch，即不斷超越自己、提升自己的“超人”。但人們對此一點也不感興趣。他們反而更好奇查拉圖斯特拉所說的“末人”，甚至希望他將他們變成那樣。因為末人的生活安逸又舒適，而不像“超人”必須歷經千辛萬苦。最後，查拉圖斯特拉終於氣餒地離人們而去。

我們已經成為末人了嗎？我們是否更喜歡安逸與舒適，而不願承擔成為“完全的人”的責任，也就是成為“超人”呢？諷刺的是，尼采在今天反倒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但他與布萊克、卡山扎基、別爾佳耶夫、聖馬丁以及本書討論過的其他人的共通點遠比不願成為創造者、接受帶給生命意義的挑戰的“末人”還要多。類似的發生在尼采身上的情況還不少；我們知道他的思想被納粹濫用，而且他其實早已預見了這樣的結局。告誡我們不要成為末人的先知，最後卻被他警告的末人所篡逆，沒有什麼比這更諷刺的了。

萬物的終結

今天的我們確實生活在“末日”中，無論它是否真的是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就像幾十年來一直有人信誓旦旦地宣揚的那樣。米歇爾・傅柯和法蘭西斯・福山兩位思想家雖然觀點大相徑庭，但他們都討論過“人的終結”與“歷史的終結”（註9）。解構主義者宣告了哲學的終結，其中有些人甚至繼續宣告了科學的終結（註10）。即便是西方文化的堡壘現在似乎也不得不接受一切都在衰敗的事實。在《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2001）這部涵蓋從文藝復興到今天的西方文化史中，幾乎完整見證了上個世紀的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1907–2012）談到了“大毀滅”（the Great Undoing），即西方文化正在脫口秀、幫派饒舌和後現代主義的手中慢慢走向自我毀滅，在他看來過去五個世紀以來的進步已經終結，變成了一團充斥著一堆價值衝突的爛泥。喬治・施泰納在《創造的語法學》（Grammars of Creation，2001）裡也認為“在20世紀末的文化氛圍中，瀰漫著一種根本的疲倦。”“我們都是來晚的客人，”他告訴我們，在這場西方思想的盛宴上，現在“已經是洗刷碗盤的時候了。”（註11）甚至連流行音樂亦受到同樣的氛圍感染。1987年，REM樂團發表了他們的新歌《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末日（然後我感覺很好）》（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nd I Feel Fine)），一首後龐克意識流風格的饒舌歌曲，整首歌曲就像是在說一切都在燒起來了，但無所謂啦。當性手槍樂團在十年前發表《英倫無政府》（Anarchy in the UK）時，宣揚社會崩潰的意象還會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但在今天它卻成為了人人琅琅上口的舞曲。

但這些畢竟都是地方性的事件，只是西方文化自己關起門來的問題。那麼宇宙本身呢？世界末日的觀念從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就一直存在，但它傳統的宗教或神話色彩在19世紀後便已逐漸被科學設想取而代之。德國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Rudolf Clausius）在1865年提出了熵的概念，他觀察到在任何封閉的系統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本來有序的能量——例如熱量——都會慢慢趨向於更無序、更均勻的狀態（這便是為什麼一杯咖啡會漸漸冷卻至室溫）。這個“熱力學第二定律”表明宇宙中有序的能量總有一天會消耗殆盡，直到最後整個宇宙將變成一灘不溫不火的死水，再也沒有任何生命。這個無法逆轉的過程又被稱為“熱寂”。經過工業革命以及19世紀以來的各種進步，現在萬事萬物彷彿都瀰漫著一種虛無的感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名詩《多佛海灘》（Dover Beach）正是在表達這種感受，所以詩中充滿了諸如“無知的大軍在夜裡廝殺”、“一片黑暗的平原”這樣的字句。

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對宇宙終將無可避免走向“熱寂”有著最為雄辯的描述，但同時也十分令人沮喪。羅素告訴我們：“從古至今的一切辛勞、奉獻、靈感，人類才華的耀眼光輝，都注定會隨著太陽系一起滅亡，人類的所有豐功偉業都只會被掩埋在這片宇宙廢墟之下——所有的一切，即使這不是完全無可爭議，也是幾乎可以肯定的，任何不願承認這一點的哲學都是在自欺欺人。”幾年後，羅素又以更強硬的態度闡述了這一信念。“熱力學第二定律，”他說：“使宇宙正在步向死亡的可能性變得幾乎無法懷疑...光憑科學證據來說，宇宙先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過程直到了現在這個有點可憐的今天，然後它又要經過一段更可憐的漫漫長路直至陷入徹底的死亡。”（註13）宇宙可能是從一場大爆炸中誕生——當然在羅素演講時，大爆炸這個概念還未出現——但是，套T.S・艾略特說的，它最終將在一聲嗚呼中死去（註14）。

如果這還不足以證明一切毫無意義，那麼關於宇宙命運的最新研究應該足以為此蓋棺定論。其中之一是一個被稱作大擠壓的理論。根據這種設想，在從現在算起的數十億年後，宇宙將自行反彈，就像被拉伸到極限的橡皮筋突然被鬆開。從大爆炸開始的宇宙膨脹最終將會漸漸放緩，並且在重力的作用下開始一個相反的過程，其中一種可能性便是宇宙中的所有物體都自行坍縮形成一個黑洞——或“奇點”——儘管目前還不清楚這個黑洞具體究竟會形成在哪個地方。有些科學家認為，這其實有可能是另一次循環的開端，也就是接下來會發生另一場大爆炸孕育出另一個宇宙，只是等到那時我們，或任何類似於我們的生命，均已無緣得見了。

不過，近來興起的另一個理論卻傾向於大擠壓不會是宇宙的最終宿命。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無盡的星系未來將不會在茫茫宇宙中緊緊簇擁在一起，而是會變得距離彼此越來越遠，直到最終每個星系老死不相往來，徒留下一片巨大的黑暗虛空。這是“暗能量”有可能導致的一個結局，而暗能量是一種目前科學界仍在懷疑其存在且不甚了解的“東西”。暗能量是現在還只能存在於科學家頭腦中的假想能量，它的好處是可以解釋不少宇宙中尚無法解釋的現象。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會加速宇宙的膨脹速度。按照這種設想，宇宙不僅僅是正在膨脹，而且還是加速膨脹，這就是暗能量導致的結果。這意味著最終我們所謂的“超級星團”（相較於本地星系而言）之外的天體將以驚人的速度遠離我們，以至於最後再也無法觀察到它們。我們的“可觀察宇宙”將變得空無一物，屆時我們將真的只剩下一片空空如也的虛空。

雖然這種大流散對我們的銀河系本身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對暗能量更陰暗的解釋卻主張，這股能量接著會繼續發力，最終支配宇宙中的所有力，甚至包括重力。這意味著無論是星系還是太陽最後都會分崩離析，它們的聚合力將被無所不在的暗能量給撕碎，但後者並不會就這麼善罷甘休。甚至連將原子結合在一起的電力與核力也會被暗能量吞噬，最終所有的一切都會在所謂的“大撕裂”中毀滅，就好像整個現實有一根脫落出來的細線被拉開，然後就導致整個時空結構全部解體。

多重世界

不可否認，上述這些可能的世界末日都離我們太過遙遠，而且我們恐怕也不會有機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目睹它們的發生。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人口過剩、自然資源流失甚至是流氓國家反而還更有可能在宇宙消失之前就先開啟我們的物種滅絕過程。但是，如果大收縮、大流散、大撕裂的概念讓你夜不能寐的話，科學倒也不是不能提供一些安慰。我在本書中曾不止一次提到人擇宇宙學原理，其簡單來說就是認為我們的宇宙本來就是為了讓像我們這樣的智慧生命——例如寫下這本書的我、閱讀這本書的你——誕生而設計的。一個更強硬一點的版本更主張智慧生命在我們這個宇宙中的出現是必然的事情。因為要讓像我們這樣的生物誕生需要有太多“宇宙巧合”，即使雅克・莫諾的蒙特卡羅遊戲觀堅持生命的出現完全只是“湊巧”。總之我們似乎是生活在一個“金髮姑娘”宇宙中，所有的條件都是那麼“恰到好處”，剛好足以使我們出現。

許多年前，我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科普作家，我採訪了一位正在研究這個問題的天文學家。他告訴我，其中一個“恰到好處”的地方是像木星和土星這樣的巨型氣態行星，它們在我們的太陽系中很普通，可是在其它星系卻是十分罕見的存在。他解釋說，木星和土星的存在對於地球上是否能產生生命至關重要，因為它們保護了我們的星球免遭頻繁來襲的流星撞擊。他說木星是“太陽系的拾荒者，保護我們免於任何本來可能飛來的物體侵擾。”（註15）類似這樣“恰到好處”的巧合還有很多。宇宙本身的膨脹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宇宙最初的重力稍微強一點，大收縮就會成為現在進行式，我們和其它任何東西將不復存在。但如果重力稍微弱一點，恆星與星系又難以形成，同理，我們也就不會在這裡。我們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是另一個“恰到好處”的巧合。離太陽近一點，生命就會直接被火烤，離遠一點，就又太過寒冷。但一切就像金髮姑娘的那碗粥一樣都是那麼的“恰到好處”。現在有很多本書都在探討這些“恰到好處”的巧合，比如約翰・格里賓（John Gribbin）的《宇宙的巧合》（Cosmic Coincidences，1989）就是很好的入門——這本書的基本思想是，正如丹納・佐哈爾（Danah Zohar）指出：“在宇宙的物理常數可能產生的所有的值中，有利於碳基生命產生的恰恰是從概率上來說非常小的範圍。”（註16）這裡說的碳基生命就是我們。

可以理解，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喜歡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天生就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宇宙這種想法。首先，這意味著我們的出現並不像過去的科學所認為的僅僅是偶然——不是宇宙蒙特卡羅遊戲的幸運開獎，也不是洛夫克拉夫特的意外“原子碰撞”；而是真正屬於這個世界的居民：你可以直接稱呼我們為本地人。其次，如果這些宇宙巧合並不只是巧合，隨之而來的就是肯定有某種智慧在背後安排它們這個令人不快的想法。是否有某個人或某種事物想要讓我們出現，所以才確保一切都那麼的恰到好處？（也許，我們自己就是某種偶意義的巧合？）史威登堡相信我們存在的原因就是要成為天國的居民。他聲稱天使本來都是人類，如果沒有我們和像我們這樣的存在——他說其它星球也有居民——天國就會空無一人。按照史威登堡的說法，整個宇宙被創造出來的目的就是要讓來自地球及其它星球的居民成為天使，進入天國以實現他們肩負的宇宙使命。沒有什麼比這更符合人擇人宇宙學原理的了。根據他的同胞、諾貝爾獎得主斯萬特・阿瑞尼斯（Svante Arrhenius），史威登堡不只是一個宗教思想家，更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註17）。因此，即使我們對他的人擇宇宙學思想持保留態度，也不該輕易否定它。

為了反駁人擇宇宙學原理，科學家們想出的其中一個方法是用與量子力學有關的多重世界理論來解釋宇宙的巧合。簡單來說，這個想法主張我們的宇宙只是遍佈各個維度的無數宇宙之一，每一個宇宙都代表一種可能性，而我們的宇宙湊巧匯聚了那些使我們得以存在的巧合。力、能量以及構成宇宙的其它物質可能組合出千百萬種結果，它們只是在我們的宇宙中恰好以這樣一種方式組合，最終形成這個允許我們存在的宇宙。我們確實出現在這裡的事實也反過來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我們只能誕生在一個“有利於碳基生命產生的恰恰是從概率上來說非常小的範圍”的宇宙。我們的宇宙湊巧成為了那樣的宇宙，所以我們會出現在這裡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的宇宙是唯一可能讓我們誕生的宇宙。在其它所有宇宙中，都沒有我們的一席之地。

當我們思及科學所說的宇宙無可避免的最終命運時，我們的宇宙只是無數宇宙之一的想法或許會安慰一些人，但我必須老實說，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覺得它有什麼意義。除了反駁我們是被“故意”安排好出現在這裡而不得不採取循環論證之外，這種“多重世界”理論最大的問題在於它還是有著與弗朗西斯・克里克的分子說或約翰・格雷的漂變說相同的毛病。正如克里克的分子只是“碰巧”擊中了真理——因為我們的分子才是我們思想背後“真正實在”的東西，包括我們正在思考分子時所產生的思想——所以“多重世界理論”也說，我們的宇宙只是碰巧變成這個可以讓像我們這樣的存在提出一個多重世界理論、好否定我們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宇宙。

一個世界

誠然，就像弦理論或超弦理論一樣，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無法檢驗這個理論。因為沒有人見過另一個沒有我們存在的宇宙。但真正使我感到懊惱的不是我不能實驗或觀察到另一個宇宙，而是我們的科學又再次找到了一種投機取巧的方式來迴避這個有我們存在的世界，會不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世界的可能性。如果我所奮鬥、負責與做出各種決定的這個宇宙只是眾多甚至是無限多宇宙中的滄海一粟，那麼我的行動和選擇似乎也就不是那麼重要了。如果還有其它許多世界，或許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之間的差異其實並沒有到能不能允許人類的生命存在這麼大。鑒於多重世界的可能性，沒理由不存在其它同樣也有人類，只是有些許不同的世界。正如丹納・佐哈爾寫道：“量子多世界理論相信，存在著每一種可能的宇宙。”（註18）所以也許我在一個世界是大聖人，在另一個世界是大壞蛋。也許我在一個世界懸壺濟世，在另一個世界卻無惡不作。也許我在一個世界選擇清心寡慾，專心追求靈性之路，在另一個世界卻沉迷於世俗享樂與虛度人生。

有些人或許會覺得這其實不錯，它允許每個人享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可能性與多樣性，而如果只有一個世界的話就不能有這麼多選擇了。但我不這麼認為。在這樣的多重世界宇宙中，我在這裡所做的任何善舉都可能會被我在另一個世界所做的壞事抵銷，就像物質被反物質抵銷，或神聖之光的火花被黑暗碎片抵銷。如果我在這裡為了修復宇宙所做的任何努力最後都會被我在另一個宇宙造成的破壞抵銷，這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在這個宇宙是守護者，在另一個宇宙卻是破壞者，那麼我的行為到底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可以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宇宙中做出所有可能的選擇，我為什麼還要在這裡費心做任何特別的事情？就算我在這裡一事無成，在另一個世界也可能有豐功偉業，所以沒什麼好難過的（當然，也有可能我在每個世界都抱持著同樣的想法，於是通通一事無成）。所以我不如直接省省力氣，輕鬆就好。反正有無限多個世界，總有那麼一個是我成功的世界，就這樣吧。

在我看來，這樣的想法無異於貶損了我們生在這個世上的重要性——甚至是使它變得毫無意義。這會產生的其中一個最危險的想法就是我們的選擇並不重要。與“反正其他人會做”的想法一結合，就會導致本書試圖反駁的“無足輕重謬誤”。這就是“生命無法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曾為此寫過一本小說。我真正渴望的是恰恰相反的東西。我所渴望的，以及我相信任何追求自我實現的宇宙守護者所渴望的都應該是有重量、有挑戰的生命，如果我的任何行為最終都會被它們的對立面所抵消，那麼一切就會失去意義。只有在一個可能性有限的世界裡，我的選擇才會有意義，因為只有在這樣的世界才會有風險，才會必須去跨越的挑戰。

隱形的大地

詩人里爾克對這一點有深刻的理解。在他恢宏的《杜伊諾哀歌》（1923）的第九首詩中——恢宏（tremendous）的原意是指令我們顫抖的東西——里爾克寫道：

“只有一次，僅僅一次。一次而已，再沒有了。我們也 

只有一次。永不再有。但像這樣 

曾經有過一次，即使只有一次：

曾經來過塵世，似乎是無可挽回的。”（註19）

在這首詩的前面，里爾克寫道：“而是因為身在此時此地就很了不起，因為此時此地，這倏忽即逝的一切，奇怪地與我相關的一切，似乎需要我們。”這個世界需要我們，因為只有藉著我們它才能夠得救。事實上，里爾克的〈第九哀歌〉以如此密集且強烈的方式概括了整個“宇宙守護者”哲學，以至於光是閱讀和理解這首詩想表達什麼就可能使人暈頭轉向。里爾克告訴我們，世界上倏忽即逝的一切都等待著我們的拯救，而拯救的方法就是要把它們轉化成為我們。“我們也許在此時此地，是為了說：房屋、橋、井、門、罐、果樹、窗戶...但要知道：是為了說...猶如事物本身從沒有熱切希望存在一樣。”里爾克這裡的“說”與海德格、聖馬丁的“言說”之間的相似性是顯而易見的。里爾克的意思是，通過言說，我們將世界“內化”並帶入自己的內心，使它變得“隱形”。“大地，這不就是你想要的麼？”他問道。這種“內化”就是里爾克所說的Herzwerk−“心之工作”的本質，他曾在寫給他的波蘭語翻譯維托爾德・馮・胡萊維茨（Witold von Hulewicz）的信中解釋過它的含義（讀過《追尋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一書的讀者應該已經知道了，還請忍耐一下）。

與20世紀初的許多人一樣，里爾克認為理性主義的化約論式生命觀正在掏空世界的意義。看著那些正在從裝配線上滾落下來的大規模生產商品就會知道，事實的確如此。如今生活中的日常事物正越來越被里爾克口中的“偽事物”和“偽生命”取代。從前的日常事物，不管它們是否有生命，都多少還是會被賦予一些靈魂的特質，但現在它們卻是徹底的死物。“在我們的祖父母輩眼中，”里爾克寫說：“哪怕一棟房子、一口井、一座鐘樓，乃至他們身上穿的衣服...都要比現在更有人味。”（註20）為了避免這些事物被完全遺忘，里爾克說我們必須將它們帶入我們自身，將它們轉化成我們內在世界中的擺設。透過這麼做，里爾克告訴馮・胡萊維茨，我們就會成為所謂的“無形的蜜蜂”。“我們的使命是要將這個倏忽即逝、行將入木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熱烈地烙印在我們自己身上，好讓它可以在我們之中‘隱形’地重新顯現出來。”（註21，我們還記得里爾克曾說過“原來在自己的心中還有一個世界”）里爾克說，我們這麼做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或那些事物，而是為了他所說的“萬事萬物”。

這種存在主義式的拯救行動所能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里爾克告訴我們，通過“將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轉化成我們本質中的無形振動”我們將會“為宇宙的振動層（vibrationspheres）引入全新的振動”——還記得，弦理論就是在談論這些振動或振盪。而且“由於宇宙中的各種物質實際上都只是不同振動的結果”——這也符合科學的發現——“我們的這些行動不僅會影響到精神的世界，甚至還會——誰知道呢？——促使新的物質、金屬、星雲乃至星辰誕生。”（註22）

里爾克說，通過將世界帶入我們自身之內並使其變得無形，我們實際上就是在太空中的深處創造出全新的世界。魯道夫・史代納說人們今日的思想會決定地球未來的面貌。里爾克似乎同意這個看法——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萌生出了相同的想法——只不過他想得更遠。透過拯救我們周圍的世界——藉由實現心之工作與將世界“內化”——我們就創造了新的世界。這不是那種新紀元運動或後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創造實相，畢竟對於它們而言根本就沒有客觀的現實。現實不會任由我們予取予求，而是會反過來向我們提出要求。通過將現實吸納到我們的意識黑洞中——用“黑洞”來形容它很貼切，因為它就像黑洞一樣是看不見的——我們就有可能在太空中的某個地方創造出一個“白色噴泉”，它就是黑洞的另一端，所有先前被吸收入其中的物質都將被以新的形式噴發出來——成為星雲和恆星。假如真的像科學告訴我們的，在我們的“可觀測”宇宙之外還存在著更大的“不可觀測”宇宙，那麼在我們可觀測的內在世界之外是否也存在著更大的“不可觀測的心靈”呢？

我可以審視自己的內在，直到抵達一個極限。我無法直接觀察到超出在極限之外的部分，但我確實知道那裡有一些東西。“我”彷彿就像噴泉般從在我之內的某個“無處”中噴出。這就好像我置身在一個地平線，卻看不見地平線之後有什麼。但我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事物”——思想、想法、感覺、圖像——從地平線之下，或許該說是內在世界的地底下冉冉升起。我無法直接感受到這些浮上表面的東西是什麼，但我確實相信它們在那裡，因為我們觀察到它們造成的影響。或許在那個內在世界的“事件視界”中，其實有一個不可觀測的心靈與不可觀測的宇宙邂逅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可能，但如果有的話，它將幫助我們理解里爾克想表達的意思。

創造的第八天

所以，我們或許不需要這麼擔心宇宙最後是會陷入“熱寂”、大擠壓、大流散還是大撕裂。因為我們現在通過自己的意識所做出的決定就可以改變這一切。與這些想法作鬥爭的的你與我實際上就是在拯救宇宙免於可能的毀滅，或至少是為它補充足夠的因為熵或暗能量而耗盡的燃料。雖然羅素及其他許多人堅信熱力學第二定律是不可動搖的——亞瑟・愛丁頓甚至說，如果你一定要質疑它，最後只會自取其辱”——但這並不代表人人都同意他們的觀點，並且不是只有孤獨的詩人才這麼想（註23）。在《什麼是生命？》（What is Life?，1944）中，物理學家薛定諤——別名虐貓狂人——提出了“負熵”或“反熵”的概念，以描述生命對這一號稱不可動搖的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否定（註24）。近來關於“複雜性”與“自組織”的研究似乎也印證了這一觀點（註25）。生命是一種有序的能量、有序的物質，其似乎總是朝著與一般的物質相反的方向流動；我們可以說，生命總是在向上流動。這就是柏格森說的“創造性演化”，這股力量一直在利用物質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柏格森相信，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對物質取得越來越多的掌控，進而實現更多的自由。我懷疑科學家一定會說我誤解了熵，但我確實相信生命本身就是反熵的。即使是最渺小的變形蟲也會逆流而行，自從成功開始了對物質的微弱控制後，生命便一直沒有停下追求更多控制與自由的腳步，直到今天它已經獲得了一個最強大的武器可以來對抗這個注定要被遺忘的宇宙：人類的心靈。這就是為什麼懷海德會說生命的本質是“一場對宇宙的重複性機制發起的進攻”。

對於懷海德和海德格而言，生命最基本的特徵就在於它的創造性。別爾佳耶夫、卡西勒和舍勒亦抱持著相同的看法。當我們成功“修補”世界，將“隱象”變成“表象”，賦予死氣沉沉的物質全新的意義，運用想像力來填滿現實的空洞形式時，我們就是在逆流而行，對抗那股不斷要將這個墮落的物質世界推向虛無的力量。每一次想像力的實踐，每一個創造性生活的時刻，都是在對抗整個物質宇宙與確認意義的實在性，以反抗熵、暗物質或其它可能令物質世界陷入遺忘的腐蝕劑。我們仍然且將繼續參與別爾佳耶夫所說的“創造的第八天”，也就是修復的工作，我們要照顧並協助宇宙的創造，將它從一個淒涼、無意義的存在轉變成充滿朝氣的世界。這意味著要賦予宇宙更多的人性，這不是指要在狹義的意義上將這個巨大又神秘的他者降格成人類的層次，而是藉由承認我們自己就是這個謎語的答案來釋放沉睡在其中的生命與被隱藏的意義。

有些人擇宇宙學原理的支持者相信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扮演將人類的種子散播到整個星系的技工。弗蘭克・蒂普勒（Frank Tipler）的《奧米茄點》（Omega Point）似乎就抱持這種觀點，他是《人擇宇宙學原理》（The Anthropic Cosmological Principle，1986）的合著者（註26）。我無意反駁蒂普勒的科學理論，我只知道這個宇宙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人擇的了，無論是史威登堡、布萊克、赫耳墨斯主義、卡巴拉還是其它靈性教誨都秉持著相同的看法。我們並不需要一台星際電腦來向宇宙傳播人類的智慧，因為這樣的智慧早已存在。它向前進發的灘頭陣地與前線戰場就在我們的四周。我們不需要前往遙遠的太空尋找它們，因為它們就在我們每天早晨都會經過的街巷。我們真正需要改變的就是我們的意識，以及我們對自己是誰又屬於何處的理解。 

第一批宇宙公民

馬克斯・舍勒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裡提出了一個與本書的主旨非常接近的想法。與尼可斯・卡山扎基一樣，舍勒漸漸開始相信統治著這個宇宙的其實不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真正的上帝或精神本身反而是脆弱的（註27）。就像大衛・林賽說的，即使是穆斯貝爾之火也必須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戰。對於舍勒來說，上帝、宇宙和人類仍然是一種現在進行式。他們沒有一個是已經完成、固定或完美的。舍勒也跟古斯塔夫・費希納一樣相信精神需要通過物質才能將自己變成現實，進而實現自己的價值與意義。但精神是脆弱的，反而物質是頑強的，因此精神必須不斷努力實現自身，就跟馬斯洛口中的自我實現者一樣。精神本身雖然自由，卻什麼也做不了。物質本身雖然被奴役，卻具有實在性。唯有透過二者的結合，才有可能實現任何發展與進化。生命就是它們的結合，且至少就我們目前所知，我們是生命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我們是不是辜負了這個現實要另當別論。這無疑是一項重大的任務，但我們未能好好完成任務不代表它並不值得去完成。

“為了實現...它內在的豐富思想與價值，”舍勒寫道：“存在的始基（即無限界）必須釋放出世界的創造力，它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以便在時間的歷程中實現其本質。”（註28）換句話說，為了讓上帝不僅僅是一個美好的主意，他（她或它）必須主動投身於艱難、沉重又錯亂的物質叢林中，然後慢慢征服它。任何創造者要想開始創造，首先就需要放棄幻想中的自由，直面充滿阻力的現實，同樣的上帝或精神也不得不放棄自己在更高層次的自由，克服這個層次的挑戰。更準確地說，精神只有親自化身為某種生命形態，才有辦法實際感受這個世界。活著對於一塊石頭而言並不困難，如果我能這麼說的話。一朵雲也不會有煩惱。只有我們和像我們的生命才會覺得活在世上真是辛苦，這是因為我們總在與它角力，試圖為它注入更多生命。就好像我們初來乍到這顆星球，不得不穿上太緊的衣服，結果無時無刻都想把它撐破。精神就是我們內心中的那個想要撐破束縛的東西，只有精神才會覺得自己受到桎梏。但是，這樣的精神並不會因為我們平時“自我感覺良好”的自我而出現。把一切當成理所當然、只用“自然態度”去看事情是什麼也無法實現的。唯有通過質疑和追問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與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們正是通過這樣的發現而開始認識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固然身在宇宙卻並不屬於宇宙。事實上，我們就像舍勒說的是身處在宇宙“之外”，這是在形上學而非物理學意義上的。前面我曾引用過舍勒的觀點，即動物永遠只能對宇宙、生命和自然說“是”這是因為牠們無法從事物面前後退一步，無法將其“客體化”變成沉思的對象，這是只有人類才具有的能力。舍勒說我們“向世界敞開”，人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精神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體現了自己的超越性。”（註29）只有藉著這種分離、這種超越，我們才能夠認識自己。隨著我們將自己與自然分離並開始將後者視為客體，我們接著就會反過來懷疑自己。“我在這一切中究竟處於什麼位置？”，我們每個人都想知道“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麼？”。然而，允許我們提出這種疑惑，並且將世界上的事物甚至世界本身變成客體的那個東西，它自己卻永遠也無法被當成客體。精神永遠不可能變成客體。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就在於它始終扮演著“我”，從這個角度而言，它始終是一個“人”，並且正如別爾佳耶夫等人指出的，人是所有受造物中最神秘的一個。我們憑著直覺就能理解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把他人當成客體來看待是一種不應該的想法。我們甚至連對動物也產生了這種感覺，在牠們身上看見了一種使我們不由得心生同情的內在性——使我們“感同身受”。當然，幾個世紀以來總有許多“原始人”或“土著”會在石頭、樹木、動物中感受到生命，這就是克里夫・貝克斯特所說的“原始感知”。

將現實“客體化”的能力使我們得以讓自己從自然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個體，進而實現我們的自由。現在我們當然也知道，它同樣也導致了我們對周遭世界以及其他人的疏離。可是我們已經無法回頭了。無論如何，宇宙不會希望我們這麼做，因為它盼望我們去拯救它。只有首先從整體中分離出來，我們才能詢問自己是誰，進而去發現自己與整體之間的關係。本書一直想要釐清的就是這種關係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試著去了解自己蘊含的力量，試著去負責任地使用它，同時不忘激發它的潛力，好讓我們能夠順利邁出演化的下一步。正如舍勒所言，就在這麼做的過程中，我們將躍升為“芸芸眾生中的第一批宇宙公民，而不是它的領主和主人。”（註30）到那時，我們就成為了宇宙的守護者。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