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人類歷史已經邁入18世紀，變革在這時已漸漸開始。宗教裁判所至此終於氣數已盡，就連鼠疫也只剩下一息尚存。
研究共濟會歷史的人都知道，17世紀對共濟會來說是一個至為重要的時期。英國的共濟會會館在這時開始吸納起許多不是石匠或建築師的人成為會員，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共濟會也正在慢慢從原先的貿易行會展開轉型。現在它正逐漸變成擁有秘密神秘學傳統的兄弟會社團。很多會館已經悄悄地開始向那些非石匠人士敞開大門，特別是當地貴族和富有影響力的人。到1700年時，據估計有70%的共濟會員都是來自其它行業。這些人都被稱為“可以接受的石匠”，因為即使他們不是真的行會石匠，但還是可以被接納入會。
1717年6月24日，四座英國會館的代表在倫敦的鵝與烤架酒館（Goose and Gridiron Alehouse）舉辦了一次會議，他們在這場會面中萌生了共組一座總會館的想法。這座新的倫敦總會館又被有些人稱作“世界之母總會館”（The Mother Grand Lodge of the World），而且共濟會也是在這時正式放棄公會業務（即俗稱的“行動共濟會”），並轉而簇擁嚴格地神秘與兄弟會活動（“思辨共濟會”）。行會石匠的頭銜，工具和製品現在已不再是成員用於維持生計的所需，與此相反，這些東西都被轉變成了神秘的兄弟會符號。不過這些變化並非突如其來，而是從1717年之前就開始逐漸醞釀的趨勢的結果。
有很多史料都誤以為成立於1717年的母總會館才標誌著共濟會的誕生。但誠如我們所見，共濟會的根基其實更加淵源流長，即使是在英國亦復如是。例如有一個共濟會傳說就提到，英格蘭的埃德溫王子早在公元926年便曾邀請自由石匠行會來到他的國家協助建造幾座大教堂和石材建築。據記載，共濟會的手稿也可以上溯到1390-1410年，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裡亦提及過一場舉辦於1599年的共濟會會議留下的手寫備忘錄。此外，共濟會在16世紀於英格蘭正式拋頭露面實際上也與一次被詳實記載地發生在1567年的分裂有關。英國共濟會經過這場分裂後從此一分為兩大派系：“約克”和“倫敦”體系。
在1717年的鵝與烤架酒館建立的新總會館制度起初只設有一個入會等級（階級）。接著在成立不到五年內，會館又再增設兩級，如此一來便確立了所謂的三級制：學徒，技工還有大師。這個等級制度通常又被稱為“藍堂”，因為藍色對它們而言皆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自那以後，幾乎所有共濟會系統的頭三個位階都會沿用藍堂三級制。
母總會館這時也向英格蘭，歐洲還有大英帝國的成員們授予特許，允許他們各自成立以藍堂為本的會館。那些會館多彩多姿地兄弟會活動很快就蔚為風尚，共濟會也因此變得風靡一時。許多會館的會議都是挑選在酒館舉行，所以杯酒言歡也成了它們的一大特色。當然，有很多成員都是因為會館宣揚的博愛與啟蒙精神才慕名而來。
新興的母總會館同時還嚴格禁止任何會館涉入政治議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共濟會應該要選擇與世無爭。然而，事實上就連剛成立僅僅三年的母總會館也曾在第一位漢諾威國王加冕後表態支持新的德國君主，儘管當時有非常多英國人反對。其中一位最早也最具影響力的母總會館總大師是約翰・T・德薩吉利埃修士（Rev. John T. Desaguliers），他在1719年獲封為總大師。
德薩吉利埃曾經寫過一篇短論論述漢諾威家族才是符合“自然法”的唯一英國合法統治者。他在1737年11月5日甚至還向威爾斯王子弗雷德里克——這名漢諾威人授予了共濟會的前兩個等級。在隨後幾代人間，漢諾威皇室的成員更出現了成為總大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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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都・弗雷德里克（1773-1843）是喬治三世的第九個兒子，他在逝世前擔任過長達三十年的總大師。他的哥哥，即之後的國王喬治四世亦曾就任過總大師。後來的皇室總大師是維多利亞女王之子愛德華七世；愛德華在還是威爾斯王子時就擔任過二十七年的總大師。最近在後來當上國王的皇室總大師是約克公爵，亦即喬治六世（1936-1952）。
英國總會館是明擺著的親漢諾威派，而且其祭出的反對涉入政治爭議禁令實則就是在維護漢諾威家族的統治現狀。
鑒於蛇之兄弟會對馬基維利權術是多麼瞭若指掌，如果我們假設母總會館其實是一個旨在維護有爭議的政治事業（即漢諾威家族在英國的統治）的兄弟會派系，那麼我們完全也可以預期兄弟會網絡又會在另一頭扶植起一個反對派。而且事情確實如此，在母總會館成立不久後，果不其然就又出現了一個反對漢諾威派的共濟會體系！
當詹姆斯二世因為1688年的光榮革命失勢逃出英國後，他的追隨者迅速組織起來試圖幫助他重登王位，其中尤以詹姆斯黨這個團體最為活躍且好戰。由於總部設在蘇格蘭和天主教愛爾蘭，詹姆斯黨能夠不留餘力地支持斯圖亞特王朝。他們對漢諾威家族發起過多次起義與軍事行動，雖說最終都是徒勞無功。當詹姆斯二世在1701年撒手人寰，他那自封為詹姆斯三世的兒子便繼續接替著重奪王位的家族奮鬥。這時一個新的共濟會分支也被扶植起來與他並肩作戰，而且這個分支乃是在模仿古老的聖殿騎士團。
創立聖殿騎士共濟會的人是詹姆斯三世的皇室支持者邁克爾・拉姆齊（Michael Ramsey）。拉姆齊是一介蘇格蘭神秘主義者，他曾被詹姆斯三世娉請來教導後者在法國的兩個兒子。
拉姆齊意圖在歐洲重建一度蒙羞的聖殿騎士團。為了實現宏願，拉姆齊採納了與倫敦母總會館相同的方法：重生的聖殿騎士團被改造成了一個向各行各樣的人士開放的神秘/兄弟會社團。舊有的騎士頭銜，制服以及“行會工具”都被象徵化，兄弟會化還有儀式化好適用於共濟會的背景。正因如此，拉姆齊甚至還自封為騎士。
不過拉姆齊並非是憑一己之力在努力，因為他也得到了其他斯圖亞特支持者的傾囊相助。英國貴族查爾斯・瑞克里芙（Charles Radcliff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熱心的詹姆斯黨人，後來他與其兄德文特伯爵一同在1715年爆發的企圖讓詹姆斯三世重登王位的叛亂失敗後被捕。這兩位兄弟都被判處死刑，雖然伯爵確實被斬首，但瑞克里芙卻成功逃往法國。
瑞克里芙在法國仍繼續保有德文特伯爵這個頭銜。他在1725年主持了一場會議，並在會議上正式成立了以拉姆齊的聖殿騎士為本的新共濟會會館。這座德文特會館的出現也有助於新興的聖殿騎士共濟會在歐洲繼續傳播。德文特伯爵甚至聲稱，他開闢新會館的權力是直接來自於蘇格蘭的基爾溫寧會館——即蘇格蘭最古老也最著名的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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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德文特伯爵究竟有沒有收到英格蘭母總會館的許可去在法國建立新會館一直備受爭議。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確實有得到授權，但另一些共濟會學者則主張根本沒有這樣的授權，德文特伯爵的會館完全是非官方（“私下的”）的。
有些人相信英格蘭母總會館絕不會向德文特授予許可，因為他的親斯圖亞特傾向眾所週知。
作為補充，德文特伯爵後來仍繼續熱衷於政治活動，而且還曾試圖在1745年的詹姆斯黨叛亂中加入查爾斯・愛德華（Charles Edward）的行列。後來德文特搭乘的船隻被英國巡邏船攔截，最終他被押往倫敦並於1746年12月斬首。
聖殿騎士共濟會便因其據稱的蘇格蘭起源而又經常被稱作蘇格蘭共濟會。藉由宣稱聖殿騎士其實才是母總會館體系的秘密創始人，拉姆齊的蘇格蘭共濟會成功吸引了很多人加入。據拉姆齊說，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於聖地發現了早在數個世紀以前就已“失落”的共濟會教誨。隨後他們把教誨帶回歐洲，並在經國一連串羞辱與流亡後把這些學說帶往法國，英國還有蘇格蘭秘密保存了數百年。歷經長達幾百年的銷聲匿跡，聖殿騎士現在已開始透過母總會館的藍堂體系謹慎地東山再起。
依照拉姆齊所言，藍堂的三個等級純粹只是用於測試共濟會員是否忠心。一旦共濟會員通過三個等級證明自己確實懷有赤膽忠心，那麼他就可以晉升入“真正”的等級：由拉姆齊一手規劃的第四，第五及其後的更高等級。而且拉姆齊自稱他是得到了蘇格蘭的秘密聖殿騎士總部指派來安排更高階的等級。
根據他的故事，蘇格蘭聖殿騎士也是透過基爾溫寧會館一直在暗地活躍。
為了實踐他們的親斯圖亞特政治宗旨，蘇格蘭會館改變了藍堂三級制的《聖經》象徵主義，並以代表斯圖亞特家族的政治寓意取而代之。拉姆齊的“更高”等級包含了一系列為什麼共濟會員都應該要責無旁貸地幫助斯圖亞特家族重奪大位的額外象徵“啟示”，正因如此，有許多人都認為蘇格蘭共濟會確實是誘使共濟會員叛離支持漢諾威君主的母總會館，並改以支持斯圖亞特家族的一招奇招。
斯圖亞特家族自己也有加入拉姆齊的組織。就連詹姆斯三世本人亦採用了聖殿騎士的頭銜“聖喬治騎士”，他的兒子查爾斯・愛德華也在1745年9月24日獲准加入這個聖殿騎士團，他還在同一年帶頭領導過詹姆斯黨的蘇格蘭入侵作戰。就在兩年後的1747年4月15日，查爾斯・愛德華便在法國的阿拉斯市頒佈了共濟會“蘇格蘭詹姆斯黨憲章”。
查爾斯・愛德華後來曾堅決否認自己是共濟會員，因為當時關於蘇格蘭共濟會不過是斯圖亞特家族的棋子（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的謠言四起，儘管他是毋庸置疑的蘇格蘭體系總大師。證明他確實是總大師的證據就是一份1853年的憲章，其中明確提及查爾斯・愛德華建立了上述的阿拉斯會館。據這份憲章寫道：
“我們，英格蘭、法國、蘇格蘭以及愛爾蘭的國王查爾斯・愛德華，以及H分會的其他所有替補總大師，都享有老鷹和鵜鶘騎士之頭銜。（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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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分會”據信是位於亨頓的一座蘇格蘭會館。查爾斯・愛德華被稱為“替補”總大師是因為其父，亦即蘇格蘭國王乃是“世襲”總大師。
方才我們討論到了兩個不同的共濟會體系的來龍去脈，這兩者都在英國的重大政治衝突中扮演著互相對立的一方——而且這樣的衝突自然也會牽連到其它歐洲國家。總之，這兩個共濟會體系都會在彼此誰有一動作的五年內跟著翩翩起舞。拉姆齊的關於那兩個體系是如何誕生的故事其實包含了一些非常驚人的含義，因為他的故事意味著實際上是屬於兄弟會網絡的一小撮蘇格蘭秘密分子蓄意創造了兩種針鋒相對的共濟會組織，同時那一小群人還在不斷鼓噪它們持續進行暴力政治衝突。這又是一個典型的馬基維利主義。可是，拉姆齊的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實成分？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得先來簡短地回顧一下共濟會在蘇格蘭的歷史。
蘇格蘭向來都是共濟會活動的重要中心。最早的蘇格蘭共濟會公會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120年的基爾溫寧，不過到1670年時，基爾溫寧會館已經轉變成了思辨共濟會（雖然在名義上它仍是一個行動性會館）。
蘇格蘭的會館無不相當獨立自主，因為它們從來都不屬於英國總會館，更遑論是得到授權，即使它們後來也有沿用英國總會館體系的藍堂制度。基爾溫寧會館自15世紀初以來原本都是經過授權認可，但隨著該會館在1736年與其它蘇格蘭會館一同提議將愛丁堡會館認定為蘇格蘭總會館後，原來的授權從此就淪為一紙空文。新的蘇格蘭愛丁堡總會館仍採用英國總會館的思辨制，但它依舊是獨立於英國總會館並還有發行自己的憲章。
約莫過了七年後，基爾溫寧會館最終在1743年因為一些芝麻小事與蘇格蘭總會館分道揚鑣。於是基爾溫寧會館便將自己改制為獨立的共濟會機構（“基爾溫寧母總會館”）並再度發行屬於自己的憲章。不過基爾溫寧會館在1807年時卻又收回憲章，並重新加入蘇格蘭總會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基爾溫寧會館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自主於其它會館，所以它也很有可能是在這段期間向聖殿騎士共濟會派發授權。該會館在拉姆齊和德文特宣稱他們已從基爾溫寧那裡獲得許可，來在歐洲建立聖殿騎士體系時確實是自成一家沒有錯。
有一些共濟會歷史學家主張，基爾溫寧會館和其它蘇格蘭會館根本就沒有發明所謂的“蘇格蘭”等級制。他們認為蘇格蘭等級制是拉姆齊和他的詹姆斯黨同夥在法國的傑作。另一些共濟會作家則認為，聖殿騎士體系在1798年之前壓根就沒有觸及到蘇格蘭——而且在那數十年後其在歐洲的活動也幾乎陷入僵局。那些作家進一步聲稱基爾溫寧會館從未採納過除藍堂制以外的什麼。還有其他人相信，拉姆齊因為自己出生於蘇格蘭，所以刻意透過他的會館是源於該地來煽動民族情緒，藉以幫助斯圖亞特家族在蘇格蘭建立政治根據地。儘管這些說法都很有說服力，但歷史文獻足以證明它們都不真實。
首先，我們可以看見蘇格蘭為這個時代提供了不少重要歷史人物，他們都為由蛇之兄弟會的革命家所發出的變革作出過不少貢獻。邁克爾・拉姆齊是至今我們所見過的第三個來歷充滿神秘，但卻在歐洲掀起大風大浪的蘇格蘭人。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另外兩個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他協助德國統治者建立英格蘭銀行，還有約翰・羅（John Law），亦即法蘭西銀行的設計者。其次，蘇格蘭共濟會會館也是親斯圖亞特家族的聖殿騎士體系的發源地。蘇格蘭一地素有強烈地親斯圖亞特傳統，所以那裡亦是詹姆斯黨的大本營。
在英國總會館成立的數十年之前，有許多蘇格蘭共濟會員就已因為對斯圖亞特家族的支持而聞名。這些忠誠的蘇格蘭人會在他們的會館舉辦秘密會議，以防他們的政治陰謀曝光。親斯圖亞特的共濟會活動起碼可以追溯到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之年（斯圖亞特家族在該年從清教徒手中重奪王位）。根據一些早期的共濟會員，復辟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都該歸功於共濟會。在復辟中發揮極大作用的蒙克將軍（Gerneral Monk）據說就是一名共濟會員。
最後，還有一些不容爭辯地證據表明蘇格蘭會館，包括基爾溫寧會館在1798年的數十年之前就曾參與過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務。共濟會歷史學家艾伯特・麥基在他的《共濟會的歷史》中便指出，基爾溫寧會館曾在1798年向一些愛爾蘭共濟會員頒佈憲章，並在其中自稱是“高級聖殿騎士會館”。另外在十多年前的1762年，波士頓的聖安德魯會館就曾向蘇格蘭總會館申請授權（後來也確實收到），有了授權後，波士頓會館便可以在其舉辦於1769年8月28日的會議上向人授予“皇家拱門”和聖殿騎士體系的等級。最重要的是，聖安德魯會館是向蘇格蘭總會申請是否可以派發聖殿騎士等級，而非其它任何法國會館。
至此，我們終於可以確認拉姆齊的故事裡的兩個元素：
（1）蘇格蘭會館實施聖殿騎士共濟會制度
（2）蘇格蘭總會館早在1762年就開始頒發聖殿騎士憲章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地認定蘇格蘭總會館是在這一年之前就已經參與了聖殿騎士體系的事宜，因為顯然聖殿騎士等級制必須在有會所開始申請前就已先存在才行。遺憾的是，在聖殿騎士體系興起於蘇格蘭會館時並沒有任何這方面的明確紀錄留存下來。當然，拉姆齊和德文特都宣稱聖殿騎士體系在1720年初時已經出現。
確實，蘇格蘭會館是有可能在當時就以某種形式涉入了聖殿騎士體系。
可以想見，蘇格蘭會館對他們的聖殿騎士活動肯定是非常保密。目前我們所能知道的也就只有波士頓方面的那份在1762年致聖喬治會館的憲章史料。不過我們只需要想想兩位德文特伯爵的下場就可以知道那些人是在冒著多大的危險，包括從事親斯圖亞特政治活動的共濟會員。
然而，拉姆齊的聖殿騎士故事也並非全部都能獲得證據支持。打個比方，共濟會當然不是像拉姆齊所說得那樣始於聖殿騎士團。畢竟造就日後共濟會的石匠行會早在聖殿騎士團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證據表明確實是聖殿騎士將藍堂制引入英國。
正如第15章所述，據說波斯的阿薩辛派早在數個世紀以前亦曾採用過藍堂這樣的三級制。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東征期間與阿薩辛有過頻繁接觸，在無需兵戎相見的時期，阿薩辛派與聖殿騎士團就會簽訂條約並維持友好關係。其中有一份條約甚至還允許聖殿騎士在阿薩辛派的領土上建立保壘，所以也有些歷史學家相信，聖殿騎士在那段和平時期中多少瞭解到了一些阿薩辛派的神秘教義，並將其納為己用。因此，聖殿騎士的確有可能在英國母總會館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實踐藍堂制。
進一步的間接證據則是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時代的歐洲正處於如日中天的地位。他們在整個大陸都有置產，其中又尤以在蘇格蘭最為突出。當聖殿騎士在十字軍東征結束並放棄聖地後，他們最後就回到了自己位於世界各地的地方支部，蘇格蘭無疑也是其中之一。有許多聖殿騎士在騎士團遭取締後仍堅持要遵循既有傳統，所以他們紛紛轉入地下，ㄧ些在暗地活躍的騎士於是就加入了共濟會會館，包括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那些。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藍堂三級制可能就是這麼從阿薩辛派經過聖殿騎士與蘇格蘭，最終傳入了1717年的母總會館。
有些共濟會員可能會覺得任何宣稱藍堂與阿薩辛派有關聯的說法都是對共濟會的詆毀，即使提出這個說法的人其實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共濟會歷史學家。在討論到這裡時，我們應該切記阿薩辛派所使用的刺殺手法從未在藍堂的教導裡出現過。不過阿薩辛派擁有的廣泛神秘傳統其實遠比他們的爭議政治手段還要重要。除此之外，阿薩辛派也從早期的兄弟會體系裡汲取過許多神秘教義。如此看來，藍堂制的存在其實應該早於阿薩辛。
無論藍堂制與蘇格蘭制的確切起源究竟為何，這兩個體系後來都受到了廣泛歡迎。蘇格蘭制後來更幾乎主宰了所有共濟會。在歐洲大陸，蘇格蘭共濟會的中心就是德國，就連我們一直密切注意的德國王侯小集團也很快就會以新聖殿騎士共濟會的領導人身份再次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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