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宗教改革領導人就是約翰・加爾文。加爾文在路德與天主教會公開撕破臉的時候只有十歲，但他在日後卻成為了最堅定不移的新教擁護者之一。
1536年，加爾文在瑞士巴塞爾——這座位於瑞士-德國邊界的城市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宗教短論。後來加爾文幾乎把自己的成年生活完全奉獻在了為他獨樹一幟的新教學說寫作或講道上。最終他更以自己的名字在日內瓦正式創立“加爾文派”這個新教教派。
一如馬丁・路德，加爾文也承襲著神秘思想。我們都還記得路德曾說過靈性救贖不是人類憑一己之力就能成就，與此相反，救贖實際上是取決於信仰與否。加爾文亦抱持著同樣的想法，只是他又在這方面繼續足尺加二。根據加爾文的教義，一個人是否能獲得救恩現在甚至已經無關是否懷有信仰，因為加爾文宣稱，每個人最後能不能得到救贖其實早在他們出生前就已被上帝決定。
除了上帝能預先揀選有誰能獲救又有誰不能之外，人類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費力氣。這種令人沮喪的教義被稱為“預定論”，不過加爾文的預定論還是為人們提供了一絲慰藉，因為他們都被告知說大多數人在靈性上都ㄧ樣墮落不堪。但在出生之前就已得到上帝鍾愛的人就會被稱作“選民”。
夠格成為選民的人寥寥無幾，而且他們只能選擇獨善其身。選民在這世上只有一項真正的使命，按加爾文的說法，那就是竭盡所能遏止他人的罪惡，這就是對“上帝”的侍奉。當然，加爾文自己也是選民之一。不過有人可能會疑惑說：為什麼上帝要預先責難幾乎每一個根本都還未降生的靈魂，然後又在降生後繼續懲罰他們呢？這看起來可真不可謂不殘酷。但據加爾文說，這是因為人類得承受自亞當和夏娃的“原罪”以來的懲罰。我們也還記得，“原罪”實際上就是早期人類企圖追求道德和靈性不朽的知識的嘗試。
儘管顯然很不公平，但加爾文也沒有打算為他的預定論辯解。他在傳道中強調，由於誰能被揀選是如此地不可知，因此所有人都應該保持謙卑。他還說，許多關於“上帝”的事情本來就非常人所能理解。
不過，加爾文主義可不只是什麼週日才上教堂的宗教而已，它其實更應該被當作是一套生活方式。該學說的每一個追隨者都會被要求得過上務實且簡樸的生活，而且個人的最高義務就是透過他或她的日常行為來榮耀上帝。人們被教導說，無論他們在生活中屬於什麼地位，這都是來自他們的上帝的“感召”。因此每一個人都必須尊存至高存有的意志安於現狀，加爾文主義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封建制度哲學。
在宗教層面上，加爾文禁止人們醉酒、賭博、跳舞和歌唱糜糜之音，因為它們都是選民奉命來到這世上要掃除的罪行。毫不令人訝異的是，加爾文派很快就得到了行峻言厲和鐵心石腸的名聲，而且他們還變得愈來愈暴戾。加爾文並不是一個能海納百川的人，所以他採納了猶如一些東羅馬皇帝般的惡毒行徑。舉例來說，加爾文就曾在他的新教義中鼓吹處死異端，包括要把“女巫”綁在木樁上活活燒死。
加爾文派隨後便從瑞士的據點朝著其它國家啟程。在荷蘭，加爾文教徒在八十年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激勵與帶動作用，然後在這場戰爭結束後，阿姆斯特丹銀行也跟著誕生了。至於在英國，加爾文派則構成了清教徒宗教的基礎。
與荷蘭的加爾文派如出一撤，一些英國清教徒也決定通過暴力革命來擁護自己的陰沈信仰與物質利益。於是一群富有且顯赫的英國清教徒便在1642年向國王查理一世挑起全面內戰。在清教徒眼裡，查理與天主教徒聯姻並寬容天主教是對上帝的大不敬。在贏得內戰並將查理斬首後，得勝回朝的清教徒軍隊即為英國推舉了一位獨裁者：奧利弗・克倫威爾。
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清教徒開始把他們的宗教信仰也納入外交政策的考量上。英國的清教徒強烈地信奉哈米吉多頓之役，亦即所謂世界末日的觀念。他們深信偉大的末日決戰已經降臨，而且將在17世紀末達到高潮，清教徒與查理一世的內戰就是這場大戰役的一部分。
教宗被貼上了敵基督的標籤，所以天主教也被認為是撒旦手下的傀儡。克倫威爾曾試圖藉由鞏固各國新教徒的團結，還有與歐洲各地的天主教徒進行戰爭來利用這些信仰塑造英國的外交政策。克倫威爾相信，英國清教徒是上帝的“第二選民”*，所以他的作為亦都是在實現《聖經》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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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人常被稱為上帝的“第一選民”，但他們已經失去青睞。
加爾文主義的宇宙學對清教徒的戰爭觀有很大影響，例如他們堅信參與戰爭是一種榮耀。清教徒相信，由於上帝與撒旦的勢不兩立，因此矛盾與鬥爭在這個宇宙永遠也不會止息。邁克爾・沃爾澤教授（Michael Walzer）在他那本富饒趣味的著作《聖徒革命：激進政治的起源研究》（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中曾如此解釋過他們的信仰：
“由於宇宙存在著永恆的對立與衝突，所以在地球上亦應該充斥著永無止盡地戰爭。這種拉鋸本身就代表著救恩的兩個面向：被救贖的人和被捨棄的人。”（註1）
了解清教徒的這個觀念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據此確信戰爭是獲得靈性救贖的必要手段。此外，這個觀念還為我們播下了啟迪日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種子之一。（註2）清教徒的這種信仰毫無疑問是監護者宗教所造就的其中一個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想法。
畢竟這麼一來，和平在清教徒看來就無異於是對上帝的羞辱，因為這意味著與“撒旦”的鬥爭已經結束！
所以，像托瑪斯・泰勒就在1630年如此寫道，“世界和平實則是對上帝的最大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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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證唯物主義是一種主張不同社會階級存在無可避免地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是最終將為地球迎來一個無階級烏托邦的第一步的哲學。
清教徒的最高感召便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戰。如果實在沒有仗可打（當然這是違背天意的），那麼人們也還是會被鼓勵去參加軍事演習作為消遣：
“在宗教這方面，令每個人都能享有娛樂消遣就是從罪惡中的解脫出來的最佳方式，而且這還可以強健體魄...如此一來人們便不會在那些紙牌、擲摋子、管弦、放蕩、嬉戲、粗鄙的演說還有徒勞的糾纏上徒費時間，因為他們都要忙於這些鍛鍊（軍事演習）。”（註3）
清教徒的狂熱戰爭觀以及他們的嚴謹實用主義都對戰爭的進行方式帶來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歐洲在更早以前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戰爭方式其實遠比我們所想像得還要更為有趣。當時的戰爭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了一種“紳士”活動——充滿繁禮多儀和虛張聲勢。那時的歐洲統治者樂於花大錢打造一支美輪美奐又五顏六色的軍隊，穿著鮮艷的制服，揮舞旗幟並穿戴花俏的鎧甲才是那個時代的正道。最重要的是，華麗的排場是真的取代了戰場上的廝殺。
在通常情況下，令人眼花繚亂的文藝復興軍隊會你來我往地展開一場漫長的示威軍爭，但幾乎不會有實際交鋒。在連篇的炫耀和表演落幕後，隨之而來的通常就是軍事僵局，接著優雅的騎兵就會上來表演一陣戰馬半旋轉。之後，對陣的每一方都可以回去宣稱自己是幾乎沒有或毫無傷亡的勝利者，然後大張旗鼓地凱旋歸國接受人民的夾道歡迎。年輕的男性士兵因此得以不必糟蹋寶貴的生命，而且還能利用英勇的高尚故事和戰場上的榮耀來贏得愛人的芳心。
在今天這個令人厭倦且超級講求實用主義的世界中，上述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捧腹大笑，因為那簡直就像是只會出現在《綠野仙蹤》裡的場景。然而，它們其實是一個著實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現象，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戰爭風範實際上是揭示了人類真正的靈魂本質。這說明了只要有機會選擇，絕大多數人都會決定放棄戰爭。他們會更樂於把衝突的舞台改造成劇院，他們將選擇生命，顏色還有藝術而不是死亡，蒼白以及凋零。文藝復興這段歷史雖短，但它卻透露了一旦壓迫緩解，當那些不容異己且鼓吹戰爭的哲學漸漸為人所唾棄，當人們能夠更自由地去思考與行動後，人類就會自然而然地放下戰爭。
清教徒對待戰爭的嚴厲與讚揚只會令歐洲徒流許多鮮血而已。畢竟清教徒軍隊建軍的目的就是要殺個你死我活，而非大肆鋪張。出於這點，清教徒軍隊透過嚴格地操練根除了虛張聲勢，並有效提升起作戰實力。當其它國家赫然發現一支刺繡精美的旗幟在大砲面前是多麼不堪一擊時，這種務實的作戰方式自然也就迅速傳開。雖然今天的軍事組織仍然會設計一些排場，但很顯然它們對實際的戰爭來說已不再有什麼意義。
現在我們有的只是簡樸地戰鬥制服，效率至上以及冷酷地計算核戰爭會造成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大概率發生的軍事戰略家。這一切都是清教徒及其他新教徒重新把戰爭帶回實用主義後造就的結果。但當我們意識到這樣的戰爭只不過是讓我們的人類同胞被更有效率也更踏實地殺害時，我們似乎也很難一口咬定文藝復興時期的華麗排場真是那麼愚蠢。
僅管曾一度取得成功，可是克倫威爾的新清教徒政府卻沒能長久。藉著查理二世（他是被斬首的查理一世的兒子）的復辟，斯圖亞特王朝旋即從1660年開始再次統治英國。在膝下無子的查理二世逝世於25年後的1685年時，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便接替了王位。詹姆斯總計只統治三年，之後英國在1688年再次爆發革命，是為“光榮革命”。
雖然新教和天主教仍然針鋒相對，但領導光榮革命的並不是清教徒。事實上，有許多清教徒在查理二世繼位後就已逃離英國，並前往北美大陸建立殖民地。領導光榮革命的，至少就部分來說，其實是奧蘭治-拿騷家族。奧蘭治家族在光榮革命發生時已經在荷蘭佔有了牢不可破的王位。為何奧蘭治家族現在又要來聲討英國王位而且決定要一次統馭三個國家，就又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政治陰謀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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