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和共產主義已經完成了它們作為世界公敵的使命，所以現在是它們功成身退的時候了。與俄羅斯敵對的西方國家被迫組成聯盟，令聯合國和北約的法律駕凌於國家法律之上。每一件事都在順利進行。現在輪到美國（U.S）和蘇聯（S.U.）必須結成同盟，儘管它們的首都或武器出口都抱持著針鋒相對的態度，但這兩個國家其實從未真正敵對過。
U.S - S.U.：不覺得很像嗎？這是巧合？也許同樣巧合的是，不只是蘇聯和美國的所有武器、坦克和飛機，在它們的國家象徵上面也能看見這些符號（紅星，五角星），而且光明會的全視之眼居然還是美國國徽和這個馬克思主義政權的標誌？
老大哥現在又要進行另一場表演。畢竟，一支世界軍隊已經在聯合國計劃下就位。
1986年的油價暴跌令蘇聯的計劃經濟開始難以為繼。自70年代以來，石油出口就一直是克里姆林宮的重要外匯來源。
石油收入開始越來越不理想，而戈巴契夫愈來愈難兌現他的改革承諾。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是莫斯科之所以放棄對東歐衛星國的合作的原因之一。許多蘇聯人認為，統一的德國將成為挽救俄羅斯經濟的理想夥伴。
1989年11月，蘇聯這張地毯終於被從東德的腳下抽了出去。匈牙利不再遣返德國避難者，自由運動充斥著東德的街頭，原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宣告終結。當外界還在慶祝共產主義暴政的戲劇性垮台時，光明會已經對東歐人民的成功革命產生了嚴重的疑慮。他們對於德國發展出有異於美國的經濟路線感到非常吃驚。
因此，英美媒體很快就發明了第四帝國（Fourth Reich）這麼一個說法。倫敦和華盛頓的政治家預見了德國統一和復興後會帶來的長遠影響，那就是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德國會就此誕生。他們還意識到，由於那八千五百萬人的力量與信仰能夠團結一致，德國很可能會動搖光明會的意志——難保其它國家不會因此受到鼓噪。
在1990年的夏天，柴契爾政府——根據來自倫敦的消息來源說——大大擴大了英國特勤局在德國的活動，並且建立了一個新的秘密情報部門。布希政府也對德國採取了類似的手段。德國的獨立與積極發展不是光明會樂見的事情。
正因如此，德意志銀行董事長，也是畢德堡俱樂部成員的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才會遭到僱傭殺手的暗殺（非西德赤軍所為！）。赫爾豪森是科爾的重要顧問。就在幾天之前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採訪中，他曾透露出關於重建東德的構想。不出十年，它就會成為歐洲最先進的工業國家。另外，他還談到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資助計劃。
毫無疑問，赫爾豪森的立場與光明會格格不入，這在他於1988年的畢德堡會議和“美國商會”上所表露的態度中就已可見一斑。他的後繼者特雷罕德（Treuhand）、德克利夫・羅韋德（Detlev Rohwedder）也接連遭到暗殺，就連沃爾夫岡・蕭伯樂（Wolfgang Schauble）也險些遇刺。所有這些陰謀都與他們的東德重建計劃脫不了關係。
赫爾豪森之死的罪責全被推倒赤軍身上，真是個可悲的笑話。赫爾豪森可是全德國最受保護的人之一，他身邊的維安都不是鬧著玩的。德意志銀行的安全部分有他的守衛，警察會在他的居住周邊巡邏，而且還有受過特殊培訓和裝備的黑森州機動工隊（MEK）在注意他的安危。
儘管如此，刺客還是設法在巴特洪堡的街道上鑿了一個洞，鋪設電纜後再重新翻修路面，讓任何人都沒有注意到。據首席聯邦檢察官馮・斯塔爾（VON STAHL）告訴聯邦參議員說，這起刺殺是在一個星期以前就已計劃好，刺客把炸彈陷阱安排得非常完備，包括那條後來被鑑定出是作為引信的的電纜。
在行刺的那一天，刺客安裝了一個光電屏障，然後將炸彈架好在一輛腳踏車上，使赫爾豪森的座車沒有辦法直接駛過。警察在半個小時以前才巡邏過刺客進行準備的這些地方，但他們卻沒有察覺到任何異樣。
不尋常的是，附近的游泳池警衛——在暗殺事件開始的半小時前——曾看到一位形跡可疑的年輕人。除此之外，陷阱只有在是赫爾豪森的座車先經過光電屏障，而非被其它輛車捷足先登的情況下才能奏效。
前德國特勤局（Bundeverfassungsschutz）局長理查德・梅爾博士（DR. RICHARD MEIER）在暗殺事件的一星期後向德國議會報告說，原本預計要行駛在赫爾豪森的座車前面的三輛車突然都被調走了（難道是有人從赤軍那打電話來說，第一輛車會妨礙暗殺？）。
刺客所表現出的另一個特徵是他在處理軍用炸彈上經驗老道，因為這顆炸彈竟然是被設計成空心裝藥炸彈。這種炸彈的衝擊效果是定向的，而不是均勻地向周圍散開。這個炸彈的設計明顯是針對了梅賽德斯裝甲車的弱點，開門處的窗口，只有一小部份看見測試結果的安全專家知道：說赤軍或是其他任何菜鳥是整起事件的罪魁禍首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特勤局在現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線索，這就給了他們憑空捏造的空間。一張畫有五角星的紙，還有一張鑲有赤軍印和“沃爾夫岡突擊隊”字樣的的通用衝鋒槍的照片被遺留在那，但這卻無法說明什麼。與其它據稱是由赤軍主導的攻擊事件一樣，自圍繞著克里斯蒂安・克拉爾（Christian Klar）和現在眾所週知的在1984年後失蹤的前東德恐怖份子的第二代赤軍被逮捕以來，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存在著一個實際的，可以被稱作赤軍的左翼恐怖組織。
沒有任何指紋，連煙條上都找不到一點唾液，也沒有頭髮或其它有用的東西可以說明凶手是誰，於是凶手九年來就一直繼續到處引爆、開槍，最近還很專業的炸毀了一座監獄。在赫爾豪森事件中有一封據稱是嫌犯的自白信，但連前聯邦內政部長施卜勒（Schauble）都批評這封信的出現極為奇怪，與這場極為嚴謹且技術上完美無缺的暗殺行動非常不搭。儘管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和線索可以指向赤軍，但德國的安全部分仍堅持將這些罪行怪到赤軍頭上。
1992年7月1日，一群作家在德國《焦點》（Brennpunkt）電視台題為《赤軍傳說的終焉》（The End of the RAF Legend）的專題報導中公佈了他們的研究。他們的假設是，官方指控這些攻擊事件的元兇是所謂第三代赤軍完全是子虛烏有。作家沃爾夫岡・蘭登雷伯（Wolfgang Landgraeberlag）、埃卡赫德・希克（Ekkehard Sieker）還有杰哈德・威斯曼斯基（Gerhard Wisnewski）在他們合著的《赤軍的鬼魅》（RAF Phantom，瑙爾出版社〔Knaur Ver〕出版）中提出了他們的理論。他們的主要論點如下：
不同於第一代（梅諾夫、巴德、恩斯林）和第二代（蘇珊・阿爾布雷希特，克里斯蒂安・克拉爾）的所謂第三代赤軍，根本就沒有在案發現場留下“任何足以作為提示的線索”。
第三代赤軍的成員（如克里斯蒂安・塞德勒〔Christian Seidler〕）在80年代中期後就已經完全消失無蹤，生死未卜。
說是人在監獄裡的恐怖份子指揮了整起事件實在太過天方夜譚。下令者必定是在其它地方。
唯一能把兇嫌指向赤軍的線索就是那封聯邦特勤局認為確鑿無誤的自白信。但這一點也說不通。
一個主要的問題是，赫爾豪森事件的主要證人希格弗里德・諾納（Siegried Nonne）現在推翻了他1992年1月的證詞。據他透露，他當時被黑森州的憲法辦公室以監禁和性命安全作為威脅，要他做出偽證宣稱主嫌躲在巴特洪堡的公寓，並且幫助他們完成對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的暗殺。
電視團隊最後得出結論認為，第三代赤軍只是一個為了誤導人們的幌子。而且還有人懷疑，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時代的政治勢力不僅沒有消失，而且還直接涉入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發生的大量赤軍成員失蹤案件。
不僅是同盟國的秘密單位知情，德國當局其實也知道這些赤軍成員已經被民主共和國牢牢控制在地下。然而，公眾卻依舊以為這些被畫入海報的“通緝犯”與那些攻擊事件有關。甚至就連最近赤軍又宣稱他們引爆了維特施塔特的監獄，一切都一如往常：除了赤軍的標誌和突擊隊的名字留在現場之外，沒有任何線索、失誤、證人。
義大利記者契普里尼（Cipriani）曾經採訪過前美國空軍上校弗萊撤・普勞蒂（Fletcher Prouty），普勞蒂在赫爾豪森遇刺的四天後發現了赫爾豪森原本要到美國發表的演講稿，講稿中的前十一頁就是他被暗殺的關鍵。裡面包括了赫爾豪森對東西歐局勢的願景，而這將會改變這個世界的命運。
普勞蒂上校在接受採訪時強調，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約翰・F・甘迺迪、阿爾多・莫羅、恩里科・馬伊韋還有奧羅夫・帕爾梅都是因為相同的原因才遭到暗殺——因為他們都不願意接受由雅爾達會議所決定好的世界。無論如何，這一小撮精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動他們建立在所謂“世界和平”（pax mondiale）願景上的權力被動搖。
對當今局勢的備註：
湧入德國的難民潮是精英為了成就新世界秩序的有意主導。這麼做是為了鼓舞德國人對外國人的仇視，仇外心理。如此一來，右翼政黨的聲勢將日漸高漲，右翼人士對難民和殘疾人士的暴力行為也將不減反增，成為了英美媒體所宣揚的“第四帝國”的最佳證明。
自從兩德統一以及凡爾賽和雅爾達體系先後消亡後，德國的統治階級開始拒絕公開反對關於第四帝國崛起的地緣政治宣傳。與此相反：
例如歐洲三邊委員會主席奧托・格拉夫・拉姆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無論是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依循著同樣的地緣政治家——對IMF的失敗政治唯命是從，對德國的未來置若罔聞。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之一的彼得・格洛茨先生（Mr. Peter Glotz）在接受《法蘭克福彙報》採訪時就出言反對譴責塞爾維亞的侵略，這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德國境內流行的地緣政治觀點。地緣政治上同一陣線的國家（英國，法國以及美國）希望塑造出第二個近東，在歐洲南部的側翼撕開一道傷口（南斯拉夫戰爭）好阻止最終的歐亞改革，這次改革將形成一個以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為中心的密切聯盟。如果說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影響東歐的定局，那個國家便非德國莫屬。
在這些政治指導下，所有努力都旨在破壞這個構想，例如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破壞德國經濟向東發展的傾向。沒有什麼能比德意志銀行主席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居然會變成恐怖襲擊的受害者，而且恐怖襲擊的唆使者和執行者至今依舊身分不明，還能大搖大擺的在街上蹓躂而不用擔心被捕更能展現出科爾總理和他的政府究竟有多麼不堪一擊且無能為力。
從戰略角度而言，赫爾豪森一直在提倡要減輕發展中國國家的負債，尤其是在1987年的崩潰之年。但在他的敵人看法，這種建議著實令人難以忍受，因為除了削減債務之外，他還呼籲要協助發展東歐國家的計劃，例如赫爾豪森曾經提過繼復興信貸銀行之後的波蘭開發銀行的模版。赫爾豪森已經做得太過火——不僅在普勞蒂上校眼裡是如此——在倫敦和紐約的權力集團的不成文規則裡更是如此，因此他才會落入敵人編織的網子裡。
在共產主義制度在東方相繼倒塌的重要時刻，科爾總理沒能成功帶動全球實現真正的東方復興計劃。這個計劃需要國內外的主要金融圈子願意拿出麵包，並從根本上影響舊有力量的傳統權力結構。根據《明鏡周刊》，科爾曾說過，在赫爾豪森死後他就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戰略思維顧問，而現在統治德國的幾乎都是些鼠目寸光的人兒。
在這恐怖的事件發生後，科爾和他的政府既不敢向公眾揭開真兇的真面目，也不敢鼓舞警察和調查人員去逮捕那位殺人犯和他背後的首腦。相反的，公眾只知道一些被偽證支持的“第三代赤軍”的瑣碎故事而已。
在赫爾豪森遇刺四年後，他的離開所造成的真空已經在明顯不過。經濟，科學以及研究領域的企業家和領導者都承認，即使巴黎－柏林－維也納這個“生產三角”確實需要拉羅奇提倡的那種發展計劃，在能源、交通和供水方面營建廣泛的基礎設施，這是歐亞聯盟崛起的主要動力，但在赫爾豪森死後，沒有人會願意冒著丟腦袋的風險來做對的事，因為這違背了那金錢強權的意識形態。
赫爾豪森和羅韋德的死決定了德國的政治潮流，注定了一個最糟糕的自由貿易主義下的“出走”經濟政策。現在，六十年來的第一場罷工浪潮席捲新德國，已經有些人開始意識到經濟破壞政策造就的變故和毀滅性影響。現在的德國有將近四百萬名失業者，其中有四十萬是年輕人。經濟研究機構趨勢研究所（Prognos）預測，失業率將繼續攀升17%，增加到七百五十萬人。
針對外國人、殘疾人士還有無家可歸者的暴力行為一發不可收拾，在1992年更造成十七人死亡，其中七人是外國人，新聞媒體普遍將之視為是第四帝國的威脅，仿佛又更加確證了他們的新納粹主義理論。
聯邦政府不斷嘗試用不同的報告來糾正這種扭曲的情景。自1992年的秋天以來，超過三百萬德國人和外國人走上街頭抗議、點燃蠟燭、團結一致反對仇外心理的蔓延。
那些犯罪者又是什麼人？超過70%的被告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在西方世界長大，接受威利・勃蘭特的教育改革熏陶，而且撫養他們的父母也仍然從廣播或電視上，深受那些“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極端主義罪行最活躍的地方是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這裡的比率最高（超過五百人），其次是巴登－符騰堡州（超過兩百五十人）還有勃蘭登堡（兩百二十九人）。
國內外都充斥著扭曲的宣傳，其中的地緣政治算盤（削弱重建東方的構想）及其虛偽盡顯無遺。
透過官方文件和對美國新納粹與三K黨成員的採訪可以得知，早在許多年以前，事實上是自70年代以來，德國就一直是一座繁忙不堪的遊樂場，讓這些來自美國的種族主義者和光頭黨大行其道。
令人震驚的是，參與NSDAP/AO（新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外國行動組織）活動的美國人格雷・雷克斯・勞克（GARY REX LAUCK）和他死於艾滋病的德國摯友米歇爾・庫內（MICHAEL KUHNEN）——他是勞克的政黨活動死忠支持者——直到今天都可以繼續頂著美國當局的庇護或幫助和國境管制，來回於海洋兩端，儘管已經有許多跡象表明，有一些秘密單位正在協助在德國和美國製造暴力的新納粹活動。
這種發展，以及與之截然相反的反法西斯運動（ANTIFA）——自治訴求會（Potential der Autocomen）可以說都是針對德國的內外和平的戰略工具。納粹迫害受害者協會（Vereinigung der Verfolgten des naziregimes，VVN）是由史塔西和舊東德所直接資助起來，其現在與反法西斯聯盟（Bund dero Antifaschisten，BdA）屬同一陣線，作為反法西斯戰鬥的急先鋒。
如你所見，光明會又一次打出了兩邊都資助的戲法，可謂馬基維利主義的最佳證明，而光明會也因此得以兩邊都控制。一邊是由蘇格蘭禮共濟會這一方所主導的（摩薩德、三K黨、聖約之子、反毀謗聯盟——ADL、NSDAP/AO）還有德國新納粹與光頭黨，另一邊則是由共產主義體制所控制的史塔西網絡，還有Antifa以及左翼極端主義。
新前線聯盟（GdnF's Interest Group of the New Front）是在1977年由四百多名成員一同成立，它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與NSDAP/AO有關的專業團體之一。自由德國工人黨（Freie Deutsch Arbeiterpartei）的宣傳材料近來屢屢遭到取締的，就是因為那些材料幾乎都來自於NSDAP/AO。
還有更多有趣的關聯在過去一直不為人所知。像是英國搖滾樂團SCREWDRIVER的主唱，如伊恩・斯圖爾特（Ian Sturat），就曾經是英國民族陣線黨的支持者。直到1985年他們都還屬於民族陣線的白噪音俱樂部（WHITE NOISE CLUB），其中懷抱種族主義思想的英國光頭黨樂團後來才開始自成一格。伊恩・斯圖爾特在1985年發起了鐵血＆榮耀運動（BLOOD & HONOUR）來藉此宣揚三K黨的“白色力量”理念。不過涉入這些活動的可不是只有這個搖滾樂團而已。
撒旦主義樂團，接吻合唱團曾公開宣稱奉行撒旦主義，而且還發明了以兩個S組成的SS狀符文，這個樂團還與安東・拉維的撒旦教會，即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官方撒旦教組織有著直接聯繫。拉維的撒旦教會與與英國和美國的撒旦搖滾樂團建起了深厚的聯繫，英國樂團黑沙巴蒂（BLACK SABBATH）及其歌手奧齊・奧斯本（Ozzie Osbourne）就是一例，他獲得了許多撒旦教徒的擁戴。滾石樂團同樣也與撒旦教有著關係。
新納粹兼撒旦主義者的米歇爾・艾奎諾（MICHAEL AQUINO）是從拉維撒旦教會分裂出來的賽特神殿（Temple of Seth）領導人。在60至70年代這段期間，他既是美軍的心理戰官員也是身兼拉維撒旦教會的作家、學家以及歷史學家數職。
艾奎諾中校在1981年時是美國參謀總部的歐洲顧問。他還在德國的維威爾斯堡主持了一場撒旦教儀式，黨衛軍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曾在座城堡有一間用來進行黑彌撒的房間。
為了在美軍中更好的實踐他作為撒旦主義者以及右翼激進份子的使命，他必須創立一個比拉維撒旦教會更好控制的團體。
這個團體就是賽特神殿。艾奎諾也經常參與撒旦教的性活動和兒童虐待，新納粹份子格雷・雷克斯・盧克和右翼激進份子安東・桑頓・拉維還有米歇爾・庫納也都和三K黨的大龍頭丹尼斯・馬洪（Sennis Mahon）有著緊密的聯繫（順道一提，他們所有人都是同性戀者）。因為艾奎諾的關係，他們每個人都與英國蘇塞克斯的塔維斯托克研究所有交集。
蒙塔古・諾曼是1920－1944年間的英格蘭銀行行長，他幫助過亞爾馬・沙赫特的仕途，從而幫到了希特勒，根據他的自述——他也是希特勒的一位摯友。諾曼同樣是一名神秘主義者，以及一名精神病頻發的精神病患者。就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諾曼辭去了英格蘭銀行的職務，轉而投身於世界精神病治療協會。另外，諾曼任命了約翰・羅林斯・黎斯准將作為繼任行長。
諾曼的妻子是一位狂熱的種族主義者，而且還在英國健康委員會任職。里斯准將也是英軍的心理戰部門以及塔維斯托克的領導。多虧這些支持者，噩夢般的納粹種族觀和世界觀才能繼續苟且於西方。許多塞爾維亞指揮官這些天都在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裡指揮種族清洗和大規模強姦，這些都是他們從塔維斯托克研究所的精神病學培訓，以及其它別的那學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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