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多數的君主都被拉下馬了。光明會的議程已經實現了一部分。那麼，現在是不是該輪到羅馬天主教了呢？
乍看之下，這個歷經十七個世紀依舊穩如泰山的機構似乎不可能被輕易動搖，但如果仔細一看，就會發現事情根本不是這樣。
梵蒂岡內部一直存在著一個秘密單位，也就是耶穌會，它的成員又被稱為耶穌會士。我想請那些相信耶穌會不過是一個無害宗教組織的人睜開雙眼看清楚，他們的二級入會誓言甚至揚言要殺盡所有新教徒與共濟會員。他們還是胡格諾教徒大屠殺的幕後黑手，而且得為英國在16和17世紀被斬首的無數新教徒負責。耶穌會最初是在伊納爵・羅耀拉的主導下成立於1534年，他是一名猶太後裔，同時還是這個團體的前三屆領袖。
由於耶穌會的勢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的領袖甚至還被稱為黑教宗。在二戰期間，天主教會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它秘密結社的滲透，包括OSS（CIA的前身）、MI6、義大利黑貴族、共濟會以及P2會館（Propaganda Due），而它們又全部都處在三百人委員會的袒護之下。P2是義大利最不可一世的共濟會會館。
在P2轄下還有一間大梵蒂岡會館（Great Vatican Lodge），這是1976年從P2曝出的醜聞，一份記載了一百二十一名包括樞機主教、大主教、主教和俗人在內的高階教會政要的名字與入會日期的名單被從梵蒂岡曝光。相比起讓這些人出面解釋，他們竟然說在這份名單上的人都是受到了有意為之的政治迫害！真是欲蓋彌彰不是嗎？
在這份名單上的名字還包括紅衣主教書記讓・韋洛（Jean Villot）、梵蒂岡外交部長阿戈斯蒂諾・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紅衣主教塞巴斯・巴喬（Sebastiano Baggio）、紅衣主教烏戈・波蔡蒂（Ugo Poletti）還有梵蒂岡銀行行長、主教馬辛庫斯（Marcinkus）。
如前所述，光明會從來都是對戰爭中的兩方人馬都予以支持。二戰結束後這個手法變得更加明顯，CIA頭子艾倫・杜勒斯曾與黨衛軍領袖蓋倫進行秘密會面就是一例。
他們甚至利用天主教會的掩護，幫助許多黨衛軍軍官逃去了瑞士。
一些黨衛軍軍官就這麼遠走高飛到其他國家生活，其中以阿根廷，巴拉圭和美國為主。蓋倫在戰爭結束後獲命組編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黨衛軍在戰後的很多單位都也是直接被CIA接管。
另外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三百人委員會成員是約瑟夫・瑞廷格（Joseph Retinger）。戰爭結束後，他在CIA支持下與梵蒂岡進行了交易。例如，他爭取到了庇護七世的醫療顧問兼天主教活動領導者的路易吉・蓋達醫生（Dr. Luigi Gedda）的認可。在蓋達的幫助下，他成功鞏固了與OSS密切合作的教宗保羅六世之間的紐帶。瑞廷格還會見了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義大利總理格拉比爵士、SOE（英國特勤局的特別行動部門）主任，CIA主任沃爾特・比德爾（Walter Bedell）。
伯恩哈德親王在戰前就是一名黨衛軍成員，而且還為I.G・法本做事。他迎娶了朱莉安娜，（Juliana），後者在1948年登基為荷蘭女王，後來他更進入殻牌石油公司任職。1945年5月，一個核心小組在荷蘭烏斯特畢克的彼德伯格飯店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後來這就成為了著名的彼德伯格俱樂部。身為三百人委員會成員的伯恩哈德親王當之無愧的成為了彼德伯格的第一任主席（見後詳述）。
其中一位在梵蒂岡內極具影響力的CIA成員就是紅衣主教斯佩爾曼（Cardinal Spellman）。他幫助CIA在1954年推翻了瓜地馬拉的民主政府，斯佩爾曼還將來自芝加哥的神父保羅・馬辛庫斯（Paul Marcinkus）引薦給了教宗。馬辛庫斯在1971年成為了大主教以及梵蒂岡銀行的行長，他與P2會館成員米歇爾・西多納（Michele Sindona）和羅伯托・卡爾維（Roberto Calvi）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P2會館的總大師是利西奧・蓋利（Licio Gelli）。卡爾維曾指示安布羅夏諾銀行（Banco Ambrosiano）為梵蒂岡轉移了超過ㄧ億美元給波蘭的團結工聯運動（Solidarnose）。後來他也被捲入了安布羅夏諾醜聞案。1982年，他的屍體被發現懸掛在倫敦的黑修士橋上。他身上左邊與右邊的口袋都被放了一塊磚頭，而且他的腿還被綁成了直角狀。這是典型的共濟會儀式謀殺，但這些疑點卻從來都不曾見於報紙上。與此相比，西多納則是當上了梵蒂岡銀行的顧問。P2會館與梵蒂岡、主業會以及CIA有許多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它有很多成員都出任了義大利政府的高階職位。
1966年1月的《看見》（Look）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猶太人如何改變天主教會的思維〉（How Jews Change the Thinking of the Catholic Church）的文章。其中提到梵蒂岡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機構，它的萬貫家財很大一部分是為羅斯柴爾德銀行所把持。不用多說，梵蒂岡已經被三百人委員會給架空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布希、戈巴契夫以及其他領導人經常與教宗會面。
當然，這還不過是梵蒂岡的“冰山”一角罷了。若望保祿的謀殺案又是另一個實例，當時墨西哥的《每日新聞報》（El Informador）居然提前發佈了訃告，因為墨西哥共濟會總會館太早洩露此事了！（發佈的時間是1963年6月3日，而教宗是在1963年6月3日的7點49分逝世）
有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就是側重在這個主題：那就是大衛・亞洛普（David A. Yallop）的《奉上帝之名》（In the Name of God）。當今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一段很有意思也很值得一提的過去，據有十二年海軍情報部工作經歷的威廉・庫柏在他的著作《瞧那白馬》中所說，卡羅爾・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在戰時曾與I.G・法本公司共事，並且向納粹銷售毒氣瓦斯。在戰爭結束後，出於擔心會因為因為這段過往被判刑，他於是決定逃往波蘭尋求天主教會的庇護。他在那裡歷經了一段與艾森豪威爾類似的經歷，只不過慢了些，後來他當選了教宗。
他在1983年12月27日解除了《教會法》中宣布教會與全球共濟會勢不兩立的宣言，以表達他對那些朋友們的感謝。當今的教宗深知共濟會的秘密語言就是那“顯而易見”的握手禮，而且他還在1982年9月5日面向大眾的演說當場表演過。黎巴嫩總統杰馬耶勒（Gemayel）在過世之前曾經就耶路撒冷這座上帝之城說過：“耶路撒冷可以同時成為一座人子之城”。這個“人子之城”就是光明會的世界獨裁統治的關鍵之地。1983年4月8日，教宗更直接接見了三邊委員會。
這個秘密組織是由大衛・洛克菲勒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成立於1973年6月，它被定調為一個秘密組織的原因很明顯，因為光靠聯合國的辦事效率要成就一個單一世界政府簡直比登天還難。這個精英組織旨在團結美國、日本以及西歐三方的工商業巨頭高層——讓他們能夠合伙為新世界秩序效力。
對於來自不同的共濟會派別的精英，三邊委員會為他們在世界各地提供了用於秘密合作的會議設施，而且它還想為彼德伯格俱樂部塑造一個更廣泛的政治基礎，好令其能夠更好發揮影響力。三邊委員會大多數的歐洲成員也幾乎都與洛克菲勒家族維持著長期合作。與彼德伯格俱樂部的常任會員相比，他們大約有兩百名成員。你能想像若望保祿二世沒有與他們一起共飲過咖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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