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官路易斯・布蘭德斯（Louis D. Brandeis）的引領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主要根據地已經從柏林轉移到了紐約。
羅斯柴爾德銀行有兩個很重要的代理人，分別是愛德華・豪斯上校（Edward M. House）和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
記住這些名字，他們將來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巴魯克助了伍德羅・威爾遜成功競選總統一臂之力。豪斯上校是威爾遜最親近的顧問，他被挑選入內閣是為了合乎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利益，其幾乎掌控了整座國務院。很明顯的是，在豪斯上校的影響下，威爾遜已經成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完美傀儡。這一點在他對“美聯儲”議案做出表態並且要求國會同意對德國宣戰時便已昭然若揭。
出於“龐大的公眾壓力”，國會最後也屈服了。公眾被由與RIIA的威靈頓・豪斯所發明、曾在英國運做得完美無缺的“社會工程”相同的方式被當做蜜蜂一樣操縱（“洗腦機器”這個主題在托馬斯・比爾登〔Thomas E. Bearden〕和普雷斯頓・B・尼古拉斯〔Preston B. Nichol〕的著作《蒙托克計劃》〔The Montauk Project〕中有過很好的解釋，特別是蒙托克椅子（Montauk chair），這是由ITT研發出來的技術。）
這場宣傳也獲得了豪斯上校的鼎力相助。他在1916年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與美聯儲股東沆瀣一氣——在宣傳策略和威爾遜總統，這位羅斯柴爾德的傀儡幫助下說服美國公眾相信宏揚民主去保護世界安全是神聖的使命。不久後，美國終於陷入了戰爭泥淖。光明會把伍德羅・威爾遜包裝成了“新自由派”的代表人，將他兜售給美國公眾。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銀行家而言是很好的生意，伯納德・巴魯克成為了軍事工業委員會主席，他的財富也從一百萬美元攀升到兩億美元。
遵從豪斯上校的命令，伍德羅・威爾遜的下一個動作就是說服成立“國際聯盟”，這是聯合國的前身。
光明會步上世界強權的決定性ㄧ步已經水到渠成。
德・格里芬曾如下描寫過光明會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運籌帷幄：
“1. 喬治・華盛頓在他的臨別之言中曾慷慨激昂的闡述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中立政策，門羅主義就是它的正式表態，但現在全都付諸一炬。先河已經首開——儘管是藉由彌天大謊促成的——美國已經淪為了國際銀行家手中的軍事工具。
2. 沙皇俄羅斯，貨幣壟斷者長年的眼中釘，現在已經被徹底從這個世上抹去。這早在四十七年前就被光明會的大師艾伯特・派克在他寫給馬志尼的信中預言了。
3.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參戰國創造了天文數字的國債。這些債務都由國際銀行家把持，誠如我們所見，整場表演從開始到結束的組織和舞台管理都是它們準備的。“戰爭劇場”一直都被證明是對它們的經理和資助者來說最有利可圖的事業！
想當然爾《凡爾賽條約》也是出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計劃。在美國方面，是由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傀儡伍德羅・威爾遜和他的顧問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豪斯上校和伯納德・巴魯克負責，在英國方面，更確切的說是金融城，是由三百人委員會的勞合・喬治和他的顧問，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的直系後裔兼英國樞密院成員的菲利普・沙遜爵士（Sir Philip Sassoon）負責。法國則有總理克列孟梭和喬治・曼德爾（Geroge Mandel）組成的代表團。
曼德爾，原名耶羅波安・羅斯柴爾德（Jerobeam Rothschild），更常被稱為法國的迪斯雷利，是他讓事情得以圓滿落幕。豪斯上校站在了他的權力巔峰，是和平會議裡的核心人物。有一回克列孟梭抵達時，威爾遜正和豪斯在一起。威爾遜隨後被要求離開房間，讓豪斯和克列孟梭能夠進行私人會談。
菲利普・斯諾登曾這麼介紹了這些條約：
“條約滿足了這幫土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這對那些希望結束戰爭並帶來和平的人而言是致命一擊。這絕非和平條約，而是另一種宣戰。這是對民主的背叛以及向戰爭的墮落。這份條約暴露了協約國的真實意圖。”
勞合・喬治曾說過：
“我們已經簽下了一份保證戰爭會在二十年內降臨的條約。當你把人們（德國人）置於這樣的條件之下，他們根本無能為力，要嗎你強迫他們撕毀協議，要嗎就是大動干戈。”
現在我們知道了在《凡爾賽條約》背後是怎樣的一群人，還有他們又懷著什麼目的。有些無知的人可能會繼續否認《錫安長老會紀要》的真實性，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代理人的確出席了凡爾賽和平會議，這卻不能僅僅被用偶然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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