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威斯豪普特最初在耶穌會的修道院接受教育，最後成為了教士。多年來的經歷令他對天主教越來越失望，而且在他成為猶太哲學家孟德爾頌（Mendelssohn）的學生之後，他在後者的諄諄善誘下漸漸變成了一名諾斯底主義者。
1770年，威斯豪普特被剛發跡不久的放貸者們（羅斯柴爾德家族）發掘並且逐漸熟絡，並在他們的授意下於因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成立了“巴伐利亞光明會”。
讓我們簡單整理一下：
不要把威斯豪普特的巴伐利亞光明會與我們之前曾提過的“光明會”相混淆。真正的光明會——如前所述——是滲透了美索不達米亞的“蛇之兄弟會”，並且從來沒有在公眾面前透露過它們的名字或現出真身的那個團體。在本書中我們使用光明會這個名字，是因為它已經是內部人士公認的，對由這群人在背地所組成的團體的代稱而已。
亞當・威斯豪普特為他的秘密社團選擇了這個一模一樣的名字，透露出它們有著相似的意圖（也許是為了讓一旦這個名字有朝一日出現在公眾眼前時，可以混淆研究者）。為了避免搞混，我會以“巴伐利亞光明會”來稱呼威斯豪普特的這個團體。
巴伐利亞光明會有著一圈又一圈（洋蔥狀）的組織架構。當新人已經證明自己夠格保守秘密，他們就會被獲准進入更內部的圈子，知悉更進一步的秘密。只有那些在圈內最深處的人可以知道巴伐利亞光明會的真實意圖。低等級的成員會被告訴說已經沒有更上一層的等級，而大師的身份會被嚴格保密，與“嚴規禮儀”如出一撤。巴伐利亞光明會被劃分為十三個階級，與此對應的是一美元鈔票上的十三階光明會金字塔。
這個體系照搬了耶穌會用來打探已經獲得了“族長”（Patriarch）頭銜的成員的短板的間諜與偵查制度。有這樣一套的政治制度，才能確保組織可以將這些族長安排到最合適的位置上去發揮所長。揭人之短也是它們的慣用策略，這可以保證族長唯命是從。威斯豪普特帶領巴伐利亞光明會贏得了對金融、工業、教育以及文學方面的牢牢主宰。他利用金錢與性賄賂，進而取得對那些位居高職之人的控制。
一旦事情照著他的預期進行，威斯豪普特便開始對這些不幸落入掌控的領導人士大肆敲詐。巴伐利亞光明會就這樣徹底掌握了政府的重要職位，當然，這些都是在幕後進行。這些傢伙非常精通在透過政治設局來實現他們的想法，好打動政治家採納他們精心炮製的巧妙建議。
巴伐利亞光明會抱持的理想是要帶領社會上貧病交迫的人們重新回到最原始且幸福的狀態。要想實現理想，勢必得克服君主制與天主教這兩道障礙，它們可以說是為自己創造了最危險的對手。這也再一次證明了對一個秘密社團來說，最為要緊的就是保密。
有一份被稱為《撒旦新約》（THE NEW TESTAMENT OF SATAN）的文件可以說明威斯豪普特的光明會信奉的究竟是怎樣的意識形態。這份文件一直都被巴伐利亞光明會嚴加看守，我之所以要提起它，是出於還是有很多人會懷疑《錫安長老會紀要》的真實性。或許這些讀者會更容易接受這份計劃與行動方針，只要“猶太人”一詞沒有出現的話。這份文件能夠廣為人知要追溯到1875年，當時有一位正在前往巴黎路上信使的不慎遭到閃電劈死，他身上帶著的這份概述了一個全球陰謀計劃的文件在他死後隨之被政府查獲，並且公諸於眾。
裡面是這麼說的：
“引導人們的第一個祕訣是通過散播異議、不信任與矛盾的意見來取得對輿論的控制，直到人們再也無法忍受混亂不堪的現狀，他們就會相信最好不要再對國家法律有任何意見。利用激情煽動人們，任由那些空洞下賤又令人厭惡的垃圾讀物充斥。進一步的任務是操控新聞媒體展示出國家與宗教對於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究竟是多麼無能為力。
第二個祕訣是挑起人們的軟弱、一切惡習以及激情與失控，直到他們再也無法互相理解。
個人的力量必須被粉碎，再沒有什麼比這更危險的了。如果人們擁有了富有創造性的靈性力量，這股影響力將會擴及數以百萬計的眾人。所有人都應該深陷嫉妒、仇恨、爭論跟戰爭，還有掠奪與飢餓以及傳染病肆虐（像是愛滋病）的泥淖，直到他們再也別無他法，只能屈服於光明會的統治。
如果一個國家因為自己人互相殘殺而天翻地覆，或是因為內戰元氣大傷所以不得不屈從於外敵統治，那麼毫無疑問它也注定會落入我們的掌握。人們習慣沉溺於表象，沉浸在膚淺的事物身上，他們滿腦子只有該如何追逐快樂，在對新事物的永恆迷戀中竭盡全力，最後跟著光明會翩翩起舞，這都是人們以自己的順從和冷漠所換來的結果。藉著敗壞社會道德，人們將喪失對上帝的信仰。利用口頭與書面宣傳從中作梗，光明會就可以牽著人們的鼻子走。
在直觀的引導下，人們必然會放棄獨立思考，淪為對空洞的花言巧語瞎打太極。各黨派的自由思想家將被光明會的演說家鞭撻至死，直到疲憊不堪的人們終於開始痛恨起不分任何運動的每一位演說家。另一方面，光明會的政治學應該源源不絕地灌輸給人們，這樣他們便根本不會有時間去思考。
大眾盲目、不理性又缺乏遠見，因此不可能參與政治，而必須被以恰到好處的嚴酷與絕對強權統治。統治世界只能透過迂迴的方式體現，這就是要針對自由的真正基石進行有目的的破壞——破壞司法、選舉制度、新聞媒體、個人自由、教育還有文化——而且所有這些行動都要處在徹底的保密之下。
摧毀國家權力的目的是為了讓各國政府受盡煎熬，直到它們願意放下自己的所有權力以換取和平。在歐洲，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必須被攪起成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痕，屆時每一個基督教國家都將發現自己的孤立無援，因為其它所有國家都害怕與光明會作對的後果。
務必要向所有大陸散播異議、動盪與仇恨，以此嚇阻ㄧ切國家和打破阻力。
所有國家都必須完成一個再重要不過的使命，那就是使國家機器自身逐漸變得難以為繼。
國家領導人應該從那些會盲目追隨光明會的人中選出，握有一個他們人生過去中的汙點就足以令他們對光明會不敢有半點怨言。至此，光明會將重新詮釋法律、改寫憲章。透過賦予領導人權力去宣布戰爭，整支軍隊都被光明會操之在手。
至於“外行人的統治者”則應該被以禮遇之流的東西來轉移對國家事務的注重。
由於上層公務人員的貪污腐敗，各國政府都揹上了光明會的貸款，於是政府債務將一發不可收拾。突然從市場上撤回所有可用資金就會導致經濟危機發生，因而使‘不屬於光明會’的經濟體系垮台。金融權力必須同時取得對商業與貿易的絕對控制，如此一來實業家才可以透過金錢來攫取政治權力
除了光明會與賴它們為生的百萬富翁、警察還有軍隊以外，剩下的只會是一群一無所有的人們。投票權的推廣會促成多數人統治的誕生。通過灌輸自決的理念，家庭的意義和教育的價值都會被ㄧㄧ摧毀。受錯誤的信條和捏造的教導教育的年輕人會被愚弄、魅惑然後墮落。
現已存在和將來會存在的共濟會會館都有可用之處，它們都會是很好用來實現目標的遮掩。沒有人可以真的瞭解它們或是它們的意圖，至少那些不屬光明會的初生之犢會被說服去親自去參觀看看公開的共濟會會館，為他們開開眼界。
所有這一切手段都是為了讓人民把世界統治權拱手讓給光明會。新世界政府必須讓自己顯得像是那些自願獻出權利者的捍衛者與恩人（好比聯合國）。如果有一個國家膽敢對此表示反對，而且它的鄰國願意與其並肩作戰的話，世界大戰就會一觸即發。”（克爾夫〔Coralf〕《彌勒，即將到來的世界導師》〔Maitreya, The Coming World Teacher〕，柯尼出版社〔Konny-Verlag〕，1991）。
不難發現，這份《撒旦新約》幾乎就是《錫安長老會紀要》的換湯不換藥，差別只在於猶太人的角色被換成了光明會。
不過正如我們都已經知道是誰授意亞當・威斯豪普特去建立巴伐利亞光明會，想必《撒旦新約》也是如此。
這些陰謀家現在盯上了那些富有實力與影響力的共濟會會館——一切都按照計劃——他們對這些會館進行了滲透，並成功取得掌控權（參見《紀要》第十一章）。
那些被滲透的會館在當時被稱為“大東方會館”（THE LODGES OF THE GRAND ORIENT）。
著名的法國演說家德・米拉波侯爵（Marquis de Mirabeau）因為他奢侈成性的生活欠下巨債，他隨後透過猶太放貸者接觸到了威斯豪普特的組織。摩西・孟德爾頌之後將米拉波介紹了猶太人赫茲（Herz）的妻子，後來她對米拉波的興趣可要比對自己的丈夫要多得多。
米拉波現在完全是手無縛雞之力，他的負債讓他得對巴伐利亞光明會言聽計從。後來，他接獲任務去說服法國共濟會的總大師奧爾良公爵（Duc D’ORLEANS）將藍堂改制為“大東方會館”。
1773年，米拉波介紹奧爾良公爵和德塔列朗（Talleyrand）認識了威斯豪普特，這幾個人都是“大東方”共濟會的成員。
1776年5月，隨著《美國獨立宣言》正式起草，亞當・威斯豪普特苦思良久的計劃終於得以付諸實行，巴伐利亞光明會也正式宣告誕生。這個日子從此以後就一直被錯誤地以為是它們的成立日。但真正重要的那段時間卻是這個組織正式成立的前六個年頭。
巴伐利亞光明會的成員包括了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達爾・奧古斯特・馮・魏瑪公爵（Duke Darl August von Weimar）、費迪南德・馮・布朗維格公爵（Duke Ferdinand von Braunchweig）、馮・達爾伯格男爵（Baron von Dahlberg）、馮・尼基男爵（Baron von Knigge）以及其他許多人。
1777年，威斯豪普特加入了慕尼黑的共濟會會館－“西奧多大會”（THEODORE OF GOOD COUNCIL），這個會館很快地便遭到了滲透。
1782年7月16日，共濟會與巴伐利亞光明會在威斯巴登成立了一個聯盟。這個聯盟造就了一個擁有三百萬成員的秘密社團。在威斯巴登會議上達成的決議也決定准許當時原本只有有限權利的猶太人加入會館。於是，掌控巴伐利亞光明會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現在對其它重要的秘密社團也有了影響力。
這場會議達成的決議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為公眾所知，因為所有出席會議的人都發誓要堅決保密。曾出席會議的共濟會員德・維里約伯爵（Comte de Virieu）在被問起能不能透露一些決議的內容時，他這麼說道：
“我不會向你吐實他們的事。我只能告訴你，這一切遠比你所能想像得都還要嚴峻。這個陰謀已經被編織得如此深謀遠慮，可以說，將使得君主與教會都難以置身事外。”
另一位出席者，聖日耳曼伯爵（Comte de Saint Germanin），後來曾警告他的朋友瑪麗・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說，有一場企圖推翻法國君主制的陰謀就要上演。遺憾的是，他的告誡被當成了耳邊風。
天底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一些顛覆性的秘密仍然流露了出去，1785年10月11日，巴伐利亞的侯選王決定搜查威斯豪普特的第一助理，馮・茨瓦克（Herr von Zwack）的住宅。在那裡，許許多多文件被發現，裡頭詳實地記錄了巴伐利亞光明會的新世界秩序計劃。
巴伐利亞的候選王決定把這些文件逐字不改地公諸於世。這些文件後來被廣泛流傳藉以警告所有歐洲君主。威斯豪普特被褫奪了他的教職，和薩克森・哥達公爵（Duke of Saxe-Gotha），另一位巴伐利亞光明會成員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
由於他們讓外人相信光明會已經解散，現在他們可以繼續在暗地中行動，然後以改頭換面的新模樣重新現身。僅僅就在一年內，就又蹦出了一個叫做“日耳曼聯盟”（German Union）的團體，繼續在當時活躍的各個讀書會社團中散播光明會的思想。
至此，一句最歷久不衰的戰鬥口號就此誕生：
“自由，平等，博愛”
然而，歐洲的君主們卻依舊沒有意識到，這個催生了法國大革命——包括由此產生的恐怖政權——的危機其實都是老早被蓄意設計好的結果。
“我們組織的絕妙之處在於保密性；這讓我們永遠也不會以自己的真名，而是利用不同的名字與不同的身份來在任何地方露面。共濟會最低下的三個等級就是最好的偽裝。除此之外，文學讀書會也是最符合我們意圖的形式。藉由成立讀書會和圖書館，並且按照我們的意圖對它們下達指示，我們便能夠將公眾的思想塑造成如我們所願的模樣。”
——亞當・威斯豪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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